2008/12/27
南國之水
隔了一個多月再去游泳，明顯感到體力衰退。大概前陣子咳得厲害，肺部有受損的感覺，有時呼吸不順暢，走路時也容易氣喘噓噓。這些症狀在水中尤其嚴重，一趟五十公尺的距離都有難以支撐的困窘。
還是勉力為之。學校的游泳池很舒服(只要人不擁擠)，沁涼柔滑的水，周圍椰影婆娑，很有度假的悠閒情調。
自從去過組屋區的公共游泳池，不敢恭維缺乏自覺的「游人」，在新加坡，我只去學校的游泳池。儘管泳技不怎麼樣，速度也很慢，至少磨練出能換氣，能持續前進。(不怕人笑話，以前我還曾經原地踢水，雙手亂划，白費力氣呢！)這樣，已經心滿意足了。
從小學五年級開始，斷斷續續練習游泳，卻始終在肢體和心理上有障礙。年齡漸長，愈認識運動之必要。不擅於團體活動，獨自跑步固然不錯，多次騎機車摔倒，傷及膝蓋，大學時代唯一得過的獎狀──四百公尺賽跑季軍，也不過是「當年勇」了。
於是想，游泳最好，運動傷害的情形少，在水中不必與人交談，身體有「與世隔絕」的疏離感，適合我想安靜的孤僻形態。
可惜下了水，才曉得自己多僵硬，一位教練甚至問我：「妳是不是經常穿裙子？」
穿裙子和游泳有關係嗎？
「妳的腿，不習慣打開嗎？」她問。
我不知如何回答。
她又說：「穿高跟鞋，讓妳的腿緊繃，妳應該練習放鬆。」
真冤枉，我是「拼命」想「放鬆」啊！
後來為了陪孩子學游泳，我也一起報名上課。
配合工作的時間，游泳課從晚上六點半開始。
經常在案牘勞形一整天後，上游泳課時，我早就累癱了。
抱著浮板只想睡覺，努力地打水，還是原地打轉。孩子已經趴趴趴游到對岸了。
盡職的教練不肯放棄不成材的我，一直鼓勵。我說：「沒力氣了…」
他反而說：「沒力氣更好，妳太用力了，漂都漂不起來。」
想像自己是條死魚，翻肚皮，順水而流…
那時的我，有時身心狀況都很糟，只想躲在不必說話，不必理人的地方，游泳池真不錯，不會游也可以。
雖然是室內溫水游泳池，水溫卻不穩定。冬日的下午，水溫二十一度，比戶外的十二度氣溫高得多，我還是冷得打哆嗦。
因為不會換氣，不敢到腳踏不到底的區域。教練曾經說：「這怎麼行，萬一掉到海裡，妳死定的。」
我完全自暴自棄：「萬一真的掉到海裡，我也不掙扎，死就死吧！」
他真有「濟世救人」的熱忱，說：「這就對了！不掙扎，妳就浮得起來了！」
總之，那課程結束，我還是沒學會游泳。
教練也是游泳池的輪班救生員，看到我去練習游泳，他誇讚：「不錯喲！今天有寒流呢！」
我不是勤於鍛鍊，實在是活得煩到不行，無處可藏呵。
不想讓他看到我的醜態，故意到離救生員位置最遠的水道。先以水中步行的方式，走到心理可以接受的深度，然後朝池邊游回去。
來來回回，這種游法根本不能讓身體溫暖。糗的是，我發現整個水池裡只有我一個人。
剛才進場時和教練打招呼，沒注意到今天游泳池生意清淡，即使故意到最遠的水道，這種小心翼翼的游法，看在教過我的教練眼裡，一定又可笑，又失望吧。
(什麼叫做「想找著地洞鑽進去」，這下子明白了。不過，抱歉，我們這裡是游泳池。)
如果有「自己很差勁」的自知之明，就要懂得混水摸魚，我是說，混在人群裡別被認出來。
比如，改在下班後的熱門時段去，認識妳的教練不會注意妳怎麼亂游。
可惜，妳會成為妨礙別的高手的麻煩。
那天晚上，妳繼續妳的「自力救濟」式游法。妳能感覺到，在妳身後，一隻海象緊追過來。
妳來不及在腦海播放「大白鯊」電影的背景音樂，海象朝你的腿用力撞擊。
本能的，妳立即站起來(腳一定能踩到池底的安全深度)。
「操妳媽！」
妳站起來，耳朵沒有進水，清清楚楚，妳聽見海象的吼罵。
妳頓時愣住了。
這是學術研究單位的附屬游泳池，雖然也向社區居民開放，非假日期間，外人鮮少。
也就是說，辱罵妳的，應該就是妳的同僚，他的體態，不會是年輕的助理人員。
也就是說，辱罵妳的，應該就是差不多和妳一樣，擁有博士學位，在此單位工作的同僚。
很怪啊，是他「追撞」我的呢！如果是開車，錯在他，沒有「保持距離」，怎麼還罵我呢？
而且，很難聽的三字經呢。
我回神看他，他已經繞過池邊返游向對岸。
「神經病！」我也回敬以「三字經」，不過是在心裡罵。
當時我並沒有非常生氣，一來可能真的我妨礙了他的水道；再者，想到不久前，一位研究人員在開車駛出單位，在馬路上與人擦撞，憤而以喇叭鎖打傷對方的新聞，這隻海象的語言暴力，也和游泳一樣，被水掩護著發洩罷了。
發洩罷了。
電影「海角七號」一開演，男主角阿嘉擊碎吉他時罵的三字經，不也是為了發洩嗎？
阿嘉和原住民警察勞馬的「不打不相識」，動不動幹來幹去自稱國寶的茂伯，連不甘心當助手，強調自己也是模特兒的女主角友子，「海角七號」裡的人物，幾乎都有一肚子的怨氣，要靠行動、靠語言、靠音樂、靠抽煙，或是搞不明白的上床來「發洩」。
這是很寫實的台灣哪！
暴戾之氣，怨懟、不滿、憤恨、哀傷，通通透過角色人物的暴戾之氣來宣洩。
連搞笑的馬拉桑，也有難言之隱，有不得不嘻皮笑臉的無奈。
已經很「後現代」的台灣，還擔心「海角七號」電影裡的「親日」、「皇民化」，是不是想太多？還是想不夠啊？
深愛款款的情書旁白，說的是六十年前一段黯然銷魂的師生戀，充滿了遺憾與懺悔。網上的影評有人說和主線格格不入，氣氛相差太遠，而且電影最後也沒有很恰當地把兩段劇情融會，除了顯示當前角色和過去人物的親屬關係，師生戀和阿嘉友子的對比不夠鮮明等等，這些討論都很有意思的。
聽到「野玫瑰」的中日版歌詞，我才真的受感動了，歷史或政治，能永遠操縱人們的情感和思想嗎？那些檯面上的小丑和獨裁者，能理解他們手中握有大權，精神卻是多麼空虛嗎？
「海角七號」，在台灣最需要鼓舞的時候浮出水面，讓所有不擅游泳和願意助人的識水者都享用同一塊浮板。
「海角七號」其實並不成熟，太過於偶像劇。我在南國之水中漂流，不慎被碰撞時，總能聽見禮貌的致意，excuse me。
如果再有人罵三字經，我不曉得有沒有勇氣追游上他理論。
這裡是新加坡啊，海角，不曉得多遠多遠的世界一角了。
2008/12/25
雨天的平安夜
台北101
很難得的，從昨夜的傾盆而落，到今晚的淅淅瀝瀝，除了偶有停歇，新加坡竟然下了整天的雨。
平安夜。濕涼的平安夜。
一頓家常的咖哩飯，印度咖哩加上日本咖哩，辛香裡有軟甜，勝過動輒價位驚人的外食餐點。
(順便提醒一下不熟悉新加坡餐飲的讀者，菜單上的價錢是不包含百分之十的服務費，以及百分之七的消費稅的。即使像台灣百貨公司的地下室美食街，攤位似的店舖，吃個拉麵或包子，也要收服務費和消費稅。還有，濕紙巾、茶葉梗煮出來的「中國茶」，甚至白開水，也都要按人數計費。)
收到一位署名「非常困擾的媽咪」給我的部落格留言，以寫作者自居的我，寧可隱身在文字之後，文章登出了，讀者自可閱覽品評，如果有意見或是留言，都會呈現在部落格，那是屬於讀者們的空間，我盡量不參與(請讀者們體諒)。
由於這位「非常困擾的媽咪」沒有郵件地址，因此，在平安夜，曾經也是「非常困擾的媽咪」的我，破例來說點話。
她的留言如下：
您好我是一位嫁給新加坡老公的台灣女生,但是十多年也沒回去長住過,現在有些問題想請教:
1.新加坡教育真的好嗎?好在那?
2.我的孩子目前在台灣讀小六,回去新加坡讀書容易嗎?聽說他們的成度都很好.我家孩子並沒有很好的程度.
3.有什麼學校能選擇呢?
如果您願意幫忙我將萬分感謝!
先聲明，我不是對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了解得夠多，沒有資格幫忙解答問題，您的先生是新加坡人，一定更清楚。我有限的經驗，寫在「Dr. I：新加坡教會我的事」裡的情形，也很可能只是特例。我不是對孩子的學業非常關注的媽媽，因緣際會來到新加坡，也只是抱著「給孩子多彩多姿的體驗」的態度。所以，可以說是一路「摸著石頭過河」走來的。
談談經驗和感想，權充對讀者的回覆吧。
在三個國家、四所小學，經過了六年半，今年十一月，孩子終於小學畢業了！如果有小學畢業典禮，我一定會在現場喜極而泣！(孩子的畢業典禮屬於校內活動，沒有邀請家長參加。)我參加的是他的頒獎典禮，他的學期成績名列全班第二，頒獎典禮只有全校各年級各班的前三名和學生的家長參加。
總之，在孩子拿回小學畢業證書，我捧著那張紙，心情還是很激動，得來不易啊！
兩年半前剛到新加坡，為了把孩子送進學校而四處碰壁，在短短的一星期之內，讓我見識到新加坡的現實。那種被學校拒絕的沮喪是始料未及的，嚴重一點說，是毫無心理準備的打擊。
同樣是外籍孩子的身份，在台灣讀小學一點困難也沒有，學費也和台灣孩子一樣。但是在新加坡，不但學費有等級(公民、永久居民、外籍)，外籍小孩在愈高年級愈難進入一般的國民學校。因為小學六年級畢業時，要通過全國的會考(簡稱PSLE)，依會考成績選填志願，再依志願分發中學(和台灣的大學聯考一樣)。為了顧及學生的會考成績，免得「一仗定終身」，大部分的外籍孩子都會被要求降級入學；此外，小六會考的結果也是校長的業績，不願意被拖累整體成果，也使得小學校長對於程度不及的外籍學生避而遠之。
吃閉門羹、領教小學校長的架子，如果不是後來決定轉換工作，我大可不必在新加坡受這種罪。其中一次的經歷是：經人介紹聯絡一位小學校長，說明「求見」的理由，請對方撥冗面談。
在約定時間之前十分鐘到達校長室外，祕書打電話報告校長，我和孩子在校長室門口等了二十分鐘，才被「召見」。在我們之前，並無別的訪客，那位看來可能比我還年輕的女士，一句「抱歉讓您久候」的話也沒說，接過我的名片就放在桌上，(她到底看了沒有？)先問孩子是不是永久居民、目前讀幾年級(貴人多忘事，聯絡的電話裡已經回答過)，然後說：「我們學校很受歡迎，學生普遍成績很好，小六會考出過全國狀元。」
說實話，當時我一點也不明白「小六會考」是怎麼回事，也不在乎這所學校學生的功課如何，只祈求有一所小學能夠「收容」我的孩子，讓他平平安安小學畢業。
那時孩子在國際學校讀書，學費極為昂貴，尤其學校裡沒有中文課，孩子讀了一年下來，中文顯著退步，英語的聽力增強了，口語還是不大靈光，為了長久在新加坡受教育打算，我們勢必要融入體制內的系統，才能繼續升學。於是，恭恭敬敬請那位校長給孩子筆試的機會。
校長請副校長安排考試時間，就在第二天下午。副校長還不知如何稱呼我，校長從桌上拿起我的名片，叫我某某「講師」，我立即糾正她：「對不起，校長，我是副教授！」
先前在「Dr.I」那篇文章裡，我被新加坡教會了要「表明身份」，以獲得對方的尊重，況且，名片上明明寫著的。一位小學校長，無法分辨大學講師和副教授的不同嗎？
走出校長室，和更年輕的副校長約第二天下午筆試的時間。接過我的名片，他說名字眼熟。
是因為我每一個月左右會在報上寫文章嗎？
不是，他說。
追究起來，原來是我在台灣大學的後輩。學級差得遠，「聽說過學姐的大名。」他的態度有所轉變。
第二天的筆試在下班後的辦公室裡，考英文和數學，是五年級的試卷。
副校長「學弟」在試卷上圈選了幾個該做的大題，告訴我們，考兩個小時，又很善意地說，如果時間不夠，再看情況。
孩子從來沒有坐在桌前寫字超過一個小時，撐到一個半小時左右，交卷。
「寫完了嗎？」走出辦公室，我問。
「會寫的寫了。」他說。
過了幾天，副校長來電話。孩子徵求的是就讀六年級，但是他的程度勉強只能在五年級。而且，五年級也未必有名額。
「那天校長說，五年級還有名額的。」我說。
「那麼我再問看看。」他說。
現在想想，那位副校長還是挺關照的，在「Dr.I」那篇文章裡的小學，筆試要收費的，好像是四十五新元。這所出狀元的小學沒向我們收費，已經很仁慈了。
更仁慈的是，我們幸運地遇到被其他校長說「好膽」，願意收留我們的H校長，在我幾乎絕望，打算收拾行李回台灣的時候。
H學校在東邊，我們住在西邊，校車沒有到這麼遠的地方，來回巴士加上MRT(捷運)要一個半小時。小學生必須在七點十五分之前到學校，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在清晨五點多出門。
問題是，第一班抵達我們住處附近的巴士是六點半左右，根本不可能來得及。搭出租車的車資是二十多新元，一個月下來，光出租車就要花四百多元。我們改以搭出租車，轉MRT的方式，這樣，可以節省半個小時。
凡是在新加坡有等出租車等到氣極敗壞遭遇的人都知道，即使打了電話也未必叫得到車，接線生的新加坡英語未必聽得懂。每天清晨電話叫車前，我都要暗自禱告，希望孩子順利坐上車，上學別遲到。
住在校園裡的宿舍，六點天還沒亮，視線不清，出租車司機有時會找不到路，一直沒來。眼看時間一分分過去，我打電話給出租車公司，只得到「就在路上，就要到了」的回答，接線生不讓我直接和司機通話，我真的火大了，破口大罵，說孩子今天要考試，司機再不來，誰負責？
終於，接線生要司機打電話給我，我急忙問他在哪裡？附近有什麼？
司機老大說：「在校園，附近都是樹。」
……
瘋子似的我，在孩子終於坐上出租車離去時，獨自在陽台喘息落淚，寧靜的大樓，彷彿還有我方才嘶吼的回聲。
也許有讀者會說：「既然天天要搭出租車，何不向一位可靠的司機約定，按時來接呢？」
在一開始打算這種交通方式時，我就想到過了。問出租車公司，說沒有這種服務。問認識出租車司機的朋友，司機都不願意定時來接。有的說不想受約束；有的說怕萬一早上起不來……林林總總的理由。
後來問打電話叫來車的司機，明天同一時間，可以再來嗎？
被多次拒絕後，才明白，司機覺得固定載乘客會吃虧。
打電話叫車，要多付兩塊多車資，司機可賺一元，為了不想少賺那一元，他寧願空著車在街上晃。
當我為每天早上的「格鬥」精疲力竭，心疼孩子為了我的轉換工作而受累，我又打算收拾行李了。
孩子說了許多次：「為什麼妳換工作要改變我的一生？」
是啊，我們在台北，有車，有房子，上學讀書只要走十分鐘的路，下大雨的話，媽媽會開車載我去上學。上學路上，早餐有好多種選擇，同一家便利商店，也賣很多不一樣的餐點。(可以想像嗎？孩子回台北最喜歡逛便利商店，新加坡的便利商店很少，而且餐點極難吃)。
不怕讀者笑我迷信，這是親身的經驗。一天清晨，我和孩子一起出門，「走投無路」了，我要去觀音堂請示神明，究竟我們何去何從。接近MRT站時，司機突然開口了，問是不是天天要坐出租車到MRT站。
我點頭說是。
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臉，他說一個月之前曾經載過孩子。據說新加坡有三萬輛出租車，我們電話叫車了兩個多月，每天登記車號，竟然重覆的機率這麼少！
不擔心每天少賺一元錢，那位好心的吳先生自願天天來接孩子。後來我們多付他一點錢表示感謝，這樣，至少每天早上是安心多了！
新加坡從小學四年級能力分班，我的孩子並不在好班，小六會考成績只能說差強人意，畢竟他只讀了十個月不到的國民小學，拼命請家庭教師補習，也就是填灌罷了。
「非常困擾的媽咪」，我的孩子的求學經過說到這裡，當我回憶這些往事，充滿了感恩的心情。
我無法斷言在新加坡受教育好，還是台灣好？請您隨便走進台灣的任何一間便利商店，聽聽店員隨著開門聲喊的「歡迎光臨！」，看看架上琳瑯滿目的貨物，想想每隔一段時間變換花樣的促銷活動，小小的吸引購買慾的贈品，什麼是創意？什麼是台灣的活力？
在台灣，孩子學會自由發表意見，向老師挑戰「標準答案」；在新加坡，孩子學會服從，在規範裡發發牢騷和不服氣。
孩子的未來人生不是我們能全部決定，只要身心健康，平安，無論在地球哪一個角落，都是幸福。
2008/12/20
俄羅斯娃娃
如果要給我的2008年找個「關鍵詞」，我不假思索，是「俄羅斯娃娃」。
今年的所有旅行，都能看到她，類似的造型，不同的圖樣，總之很容易在旅遊紀念品商店或景點的攤位上，到處到處，不知道為什麼，彷彿全世界都在賣俄羅斯娃娃。
六月間去俄羅斯之前，問孩子帶什麼禮物回來？孩子說：「俄羅斯娃娃。」
是啊！去俄羅斯就要買俄羅斯娃娃，而且要穿民族服飾的。
同行的C去過哈爾濱，說那裡也賣俄羅斯娃娃，而且Made in China。
那當然，哈爾濱不是也帶著點俄羅斯情調？現在全世界的產品，有多少不是Made in China？
即使這樣，我還是要帶俄羅斯娃娃回家。
可是我不能理解，南京的夫子廟、安徽的屯溪老街，為什麼也賣俄羅斯娃娃？
直到在越南河內，再看到俄羅斯娃娃，哎呀！
我討厭全球化(?)，它讓我精心挑選，從俄羅斯捧回的娃娃，宛如變成木渣。
賭氣
去過河內的朋友幾乎都稱讚那裡的景致獨特，食物美味價廉，民風淳樸，是適合自助旅行的好地方。
所以，要說河內的壞話有點心虛，畢竟我待的時間不長，倒楣的遭遇只能歸咎於不太佳的旅行運，和自己的懶惰和粗心。
在河內機場提取行李時，又看到和俄羅斯一樣用塑膠布裹得紮紮實實的行李箱──難不成這裡也有機場的竊賊，旅客必須以嚴密的打包來自保？
幸而這種謹防宵小的旅行箱並不多，而且我發現，是同一個人的行李，一個越南人。
這「自知之明」的越南人並沒有讓我學會提高警覺，我和其他遊客仍然好整以暇(奇怪剛好他們都說法語)，在安靜的機場(奇怪大家都不大說話，或是輕聲交談)，只聽得清行李轉盤的聲響。
從機場到河內市區的旅店，連出租車上的收音機都節制著音量，民謠似的歌聲，午后的陽光像一床絲被，令我昏昏欲睡。
雖然疲憊，還是趕緊在入住後乘車前往文廟，和北京孔廟一樣，祭拜孔子的「香火」和「香油錢」挺興旺。
本來就算術極差，加上越南盾實在太小，一美金大約16000多越南盾，鈔票上好多個零，真難弄清楚。索性就拿一張大鈔，讓司機找零錢吧。
結果從文廟回到旅店，出租車資是往程的三倍。莫非也和新加坡一樣，有尖峰時段加成計費？相差三倍，這加成也未免太厲害了吧？
第二天，在旅店櫃台再換了錢，去越南美術館。
包括塞車時間在內，十五分鐘左右的車程，司機要了四十八萬越南盾。當時覺得不對，但和對方無法用英語溝通，他車停在路上，沒有靠邊，摩托車從旁急速駛過，後面的汽車一直按喇叭催促，他叫我快點，我只好匆匆付錢下車。
買美術館的入場券時，赫然覺悟，被騙了十倍的車資！
而且，已經沒有足夠的越南盾可以坐出租車回去。
在美術館的商店用信用卡買了漆畫，順便向店家換錢。是美金貶值得太快嗎？店家竟然不肯收美金。
不好意思說被騙十倍車資的蠢事，只能再三央求，說不收大鈔，小額的總可以吧？否則我沒法回旅店。
終於換了錢，比較心安，走到美術館外，經過剛才下車的附近，先前的惡劣經驗像一道閃電劈頭打來。
如果再被出租車司機強索十倍的車資？(只換了小額的錢，不夠被騙)。
如果不是十倍，像昨晚動過手腳的計費表，三倍？五倍？怎麼和語言不通的司機說？
想著想著，突然對自己生起氣來。
漫不經心，又懶得動腦筋，天生數學白痴，活該被騙。
既然是活該，就要自我懲處一番，記取教訓。
罰你走路回去。(反正不曉得怎麼搭公共汽車；街角坐在摩托車上頻頻向你打招呼的男子，你在廣東羅浮山上過一次當)。
拿出地圖，找到方向，走吧！
管他日正當中，灰塵和汽機車廢氣把你包圍，不像越南婦女頭戴斗笠，臉蒙口罩，我勇往直前。
方才一晃而過的街景，原來也挺有趣味，許多似乎無所事事的男男女女，群聚坐在人行道上的塑膠凳椅，有的面前再擺一張凳椅，放著茶水或咖啡、香菸；有的嗑著瓜子閒聊，他們是在享受下午茶？還是等著被僱傭？
向站崗哨的員警問路，有的一聽到英語就搖手躲開；有的很熱心地比劃方位；有的連地圖都不會看，還得先教他們，結果自己比他們還懂得識路。
但無論如何，在混亂的交通和汙濁的空氣交攻之下，對自己生的氣和懲處變成了更嚴重的健康危害，兩年來不曾生病，禁不起河內一個多小時的步行，沿途開始咳嗽，繼而綿延了半個多月。
尤其是夜晚躺平了，喉嚨像是有調皮搗蛋的小精怪在搔癢，咳得我上氣不接下氣，枇杷膏、喉糖、止咳藥水、感冒藥丸、薄荷錠、龍角散……什麼正方偏方都試過，徹夜難以安眠。
「喉嚨過敏。」醫生只簡單地說：「不要接觸髒空氣。」
我咳著咳著，聽得見胸腔的共鳴，在河內賭的氣，仍藥石難消。
2008/11/28
筆談
「玉蓮祠建造一八四十五年」，他寫著。
「八」字寫得不清楚，又像「六」。我在「八」的旁邊寫了「八」，打了一個問號。
他點點頭，指指周圍。
「Since 1845。」我用英語說。
他沒有反應。
我指著他寫的「一八四十五年」，再說了一遍。
他還是不置可否。
「佛教？」換成我寫。我在廳堂外的楹聯上看到「高臺」兩個字，立即聯想到二十世紀初，越南自創的新興宗教，雖然寺院陳設和高臺教的廟宇很不同。
他接過筆，寫了：「信奉佛和傘圓最靈。」
我不懂什麼是「傘圓最靈」，在這個字旁邊畫了線，寫了「人名？神名？」
他搖搖頭，指向窗外。
(後來明白河內西方有傘圓山，「傘圓最靈」可能是山神或越南道教的神。)
如果不是偶爾和一旁安靜喝奶茶的老婆婆說兩句，他的沈默或許會被誤以為是啞巴。
前一晚才向來自胡志明市的安女士問起，現在還有多少越南人懂得漢喃或是漢字，她說非常少，大部分是老人家。
老人家從小就學習過嗎？所以能解？
安女士說不知道。
我再問她：「老人家為什麼要學寫漢喃或是漢字？為了研究古代典籍？個人興趣？」
安女士也說不知道。
任教於越南國立大學的安女士原來主修英語，嫁給在越南工作的韓國籍丈夫，轉而從事越南與韓國文化交流的研究。在韓國，有超過兩萬的越南太太，僅次於台灣的十萬多越南太太。有別於那些離鄉背井的「外籍新娘」，安女士說自己幸運得多，同樣受到儒教文化影響，越南人和韓國人有許多思想上的共通處。
近年來，大量的韓國公司在越南設置廠辦，經營貿易，使得越南成為韓國向東南亞擴張發展的根據地。街上的汽車大部分是「現代」、「大宇」等韓國廠牌。針對韓國人銷售的樓房廣告高高懸掛，有的教會和醫院也寫著韓語的看板。
繼中國、法國和美國之後，韓國成為越南輸入外國文化產業的重要來源。「韓流」之潮如今尚未衰退，「大長今」、「明成皇后」等連續劇配上了越南語重覆播放。我住的河內旅店可以收看到KBS電視台，和韓國同步的節目和新聞，讓人幾乎忘了身在何處。
比中國於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還晚，越南直到1919年才廢除科舉制度。也就是說，直到二十世紀初，漢字以及越南自創的漢喃字還是讀書人必須學習的書寫表記方式，和同屬「漢字文化圈」的韓國人溝通時，漢字是共同的工具。後來，越南改寫拼音式的「國語字」，不再使用漢喃或漢字了。像安女士這般在新式教育系統成長的越南人，能用英語和韓語過著異國婚姻生活，我所好奇的古代越南，對她而言，並無深刻的意義，反而對於我的興趣感到奇怪。
她直接表示：年輕一輩的越南人，早就不關心古代的東西，歷史、文化、藝術，假使不能顯示實際的存在價值，根本乏人問津。
「那麼，」我還想追究：「對於你們古代的文案或典籍，在沒什麼人看得懂的情形下，如何知道自己國家民族的過去呢？」
「過去？重要的是未來啊！」她說：「許多資料已經翻譯為現代語文，沒必要再學古代的文字嘛！」
言猶在耳，隔日清晨，我信步走到座落於旅店外斜對面的玉蓮祠。寺門半開，我探頭望見庭院假山上供奉著滴水觀音瓷像。主殿廳堂裡，一位老婆婆坐在磁磚鋪面的水泥臺區，向我招手。
大概是歡迎我入內的意思。我頷首致敬，入得門內，才發現廳堂口供桌上擺的是胡志明的半身塑像，塑像前有祭祀的香爐燭火。
參拜過寺內的神佛，注意到老婆婆旁邊，還有一位老先生盤腿而坐，戴著眼鏡，正在寫字，用的是小楷毛筆。
几案上攤開的紙，是印刷好的漢文，老先生把越南文名單和地址翻譯過，填進紙上的空格。他仔仔細細一筆一劃慢慢寫著，不因為我在觀看而停止。
當我聒噪地問東問西，他終於朝我微笑了一下。
我拿出原子筆，在他坐著的紙箱板上寫著：「你如何會寫漢字？」「漢」字寫成簡體，他好像看不懂，我改為正體，他也好像看不懂。
我猜，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正在寫的，就是我說的「漢字」，我比手劃腳，他找出一張白紙，接過筆，在白紙上寫：「自學。」
「何時？從小？」我寫。
「大。」他寫。
「多大？」我寫。
「五十歲。」他寫。
我一邊寫，一邊說英語，他則一言不發。
是啊！何必語言呢？既然是筆談。
我也沈默了。
「幾年生？」他寫。
我寫了阿拉伯數字，他馬上寫出那年的干支。
「一九四二」，「阮文四」，他指自己。
「為何自學？」我寫。
他搖搖頭。
在裊裊的香煙中，我和阮文四先生無聲的筆談，他可能是安女士說的，碩果僅存，能寫漢字的老人家之一吧。
他身旁有一疊粉紅色的紙，他指著那些紙，寫：「除夕」。
打開其中一張，上頭印好了：「伏以 上承 帝命萬方聀任賢知下保生民一歲權當冊譴年終禮送元旦恭迎……」
好一篇對仗工整，簡練雅致的「年終送神謝恩疏文」，不知出於何人手筆。
我想請他給我一張，他搖頭。
拿出隨身帶的觀世音菩薩聖像，我示意和他交換，他端詳了佛像許久，終於給了我一張。
我謝過他，把紙放進皮包，正要起身，被他叫住。
他找來一張舊報紙，恭恭敬敬地把那張「疏文」包好給我。
「願消無忘〔妄〕之災殃，留福人間。常賜有餘之吉慶，俾臣等家門興旺，財祿增隆，一切所求，萬般稱意。」
越南的過去已然過去，無論使用何種文字，未來的越南人，依舊會堅持著恆久不變的祈願。
祝福他們。
(部分內容刊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年12月21日)
2008/11/19
2008/11/16
換季
親愛的K
第三個秋天，在南洋之島。
最喜愛的季節，在此地已經沒有意義。秋高氣爽，曾經那麼清朗，高高的無雲藍天，彷彿是另一個宇宙，你在那裡，在愈來愈遠的星球。
身體對於季節的記憶仍未消褪，頑固地，以搔癢的疹子，比鄉愁發作還劇烈的，無處可散的熱。
綠豆湯、薏米水、菊花茶，霜降已過，不應該再喝涼寒的飲品。可是這熱氣，儘管喝了什麼都不管用地鬱積，鬱積到想發怒，卻連發怒的對象和理由都懶得找。
虛脫，被陽光照得虛脫的空洞靈魂，薄如紙，帶著濕度，飄飄搖搖。思想無法集中，總覺得放心不下，是休息？是奮起？秩序與節奏都還等著我調整，我竟然連自己都失落了。
今年的生日在新安江畔度過，新安江、富春江、千島湖、錢塘江，一路向海，流盡亂時盛世。旅店窗外，大橋下江水脈脈，任它吹東南西北風，時間，就這麼過；季節，就這麼轉。
回到新加坡，驚見街上的華麗裝飾預告一年的終了。百貨大樓外巨型聖誕樹綴滿銀色的雪花；路燈裹成紅白相間的拐杖糖，鈴鐺、星星、彩燈、蝴蝶結……我的秋天，被鬧烘烘的聖誕歌聲擠壓得蒸發了。
這季節換得太快，還是太慢呢？
敏感的皮膚，遲鈍的腦筋。
新加坡記錄到的最低氣溫為攝氏19.4度。1934年。
近年12月平均氣溫：
2007年：26.4度
2008年：26.9度
2009年：27.1度
2011年：26.8度
2008/11/13
台勞
親愛的K
你提起媒體報導，新加坡公司到台灣徵才挖角，薪資可觀。
我說：是啊！新加坡的國民平均所得是台灣的兩倍。你要不要跳槽？
「我幹嘛去當台勞呢？」你說。
我垂下了眼睛。
你馬上改口：「我不是說你，你不算。」
親愛的K，你說的沒錯的。
我是台勞。
勞力勞心都是勞。
在新加坡的藍空下，也有活得很累的時候。
滿心滿身的疲勞。
像失去巢窠的燕子，無法辨識究竟可以在哪一棵樹上棲息。稍稍記住了棲息的姿態，半空中回頭，停靠的枝椏卻不見了。
都是經濟難民，如果我不能在這個島國找到慰藉自己的理由，我連思想和精神都是徹徹底底的赤貧。
到現在，南洋還是「討生活」的地方。和一百年前不同的是，一百年前捷足先登的「新客」成了「地主」，繁衍了三五代，有的人以深深國家認同感的架勢，懷疑想來「效忠」的新移民。
2008年奧運會的新加坡選手多半是「(原)中國兵」，為新加坡奪得建國以來第一面銀牌的女子桌球選手也是三年前引進的人才。曾經有輿論指出，這種為求「速效」而不從「本土」培養的情形，造成部分百姓對於奧運成績給國家帶來的榮譽感打上折扣。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就像幾乎所有食物都仰賴進口，四十多年歷史的國家要積極站在世界的舞台，與國際競爭，引進現成的人才當然是最好的捷徑。
我不懂經濟，這一次的金融風暴提醒我的是冰島漁夫。漁夫背向大海，成了外匯投資的操作者，結果被捲進金融海嘯。
沒有基礎的生產製造業的國家，人人都是消費者：消費輸入的食物，也消費輸入的文化。這些吞食下肚的泥沙金石，會被吸收轉化？還是供養生理呼吸的機器？
台勞、泰勞、越勞，無論是勞心還是勞力的市場，我們都在為生存堅持著。雖然生存的目標和堅持的理由不一，我們都不敢把握，眼前的狀態是暫時，還是長遠。
魯迅的遺囑有一條：「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初讀時覺得奇特，若不是有切身的經驗，怎會明列在遺言裡對孩子諄諄告誡？
疲累喘噓的夾縫中，我近日常常想起魯迅的遺囑，當真了就是傻子。得之，我倖；不得，我命。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又有人直言：「人在屋簷下，幹嘛不低頭。」
雖信美而非吾土，昂首低頭都是活。
我的朋友，在極度煩悶時會去小印度區，看看那些同樣是離鄉背井的「外籍勞工」，同樣無根的飄萍，依靠家鄉口味的食品，撫慰思念與不安。那濃烈的香料氣息，總讓我異想其中混有法術，與神廟天花板圖繪的藍臉靈祇，正午熱昏昏時分敲打彈奏的宗教音樂交融，告訴我東坡說的──「此心安處是吾鄉」。
親愛的K，你不必再三致歉的，你說的沒錯，我是台勞。
你提起媒體報導，新加坡公司到台灣徵才挖角，薪資可觀。
我說：是啊！新加坡的國民平均所得是台灣的兩倍。你要不要跳槽？
「我幹嘛去當台勞呢？」你說。
我垂下了眼睛。
你馬上改口：「我不是說你，你不算。」
親愛的K，你說的沒錯的。
我是台勞。
勞力勞心都是勞。
在新加坡的藍空下，也有活得很累的時候。
滿心滿身的疲勞。
像失去巢窠的燕子，無法辨識究竟可以在哪一棵樹上棲息。稍稍記住了棲息的姿態，半空中回頭，停靠的枝椏卻不見了。
都是經濟難民，如果我不能在這個島國找到慰藉自己的理由，我連思想和精神都是徹徹底底的赤貧。
到現在，南洋還是「討生活」的地方。和一百年前不同的是，一百年前捷足先登的「新客」成了「地主」，繁衍了三五代，有的人以深深國家認同感的架勢，懷疑想來「效忠」的新移民。
2008年奧運會的新加坡選手多半是「(原)中國兵」，為新加坡奪得建國以來第一面銀牌的女子桌球選手也是三年前引進的人才。曾經有輿論指出，這種為求「速效」而不從「本土」培養的情形，造成部分百姓對於奧運成績給國家帶來的榮譽感打上折扣。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就像幾乎所有食物都仰賴進口，四十多年歷史的國家要積極站在世界的舞台，與國際競爭，引進現成的人才當然是最好的捷徑。
我不懂經濟，這一次的金融風暴提醒我的是冰島漁夫。漁夫背向大海，成了外匯投資的操作者，結果被捲進金融海嘯。
沒有基礎的生產製造業的國家，人人都是消費者：消費輸入的食物，也消費輸入的文化。這些吞食下肚的泥沙金石，會被吸收轉化？還是供養生理呼吸的機器？
台勞、泰勞、越勞，無論是勞心還是勞力的市場，我們都在為生存堅持著。雖然生存的目標和堅持的理由不一，我們都不敢把握，眼前的狀態是暫時，還是長遠。
魯迅的遺囑有一條：「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初讀時覺得奇特，若不是有切身的經驗，怎會明列在遺言裡對孩子諄諄告誡？
疲累喘噓的夾縫中，我近日常常想起魯迅的遺囑，當真了就是傻子。得之，我倖；不得，我命。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又有人直言：「人在屋簷下，幹嘛不低頭。」
雖信美而非吾土，昂首低頭都是活。
我的朋友，在極度煩悶時會去小印度區，看看那些同樣是離鄉背井的「外籍勞工」，同樣無根的飄萍，依靠家鄉口味的食品，撫慰思念與不安。那濃烈的香料氣息，總讓我異想其中混有法術，與神廟天花板圖繪的藍臉靈祇，正午熱昏昏時分敲打彈奏的宗教音樂交融，告訴我東坡說的──「此心安處是吾鄉」。
親愛的K，你不必再三致歉的，你說的沒錯，我是台勞。
2008/11/06
煙雨墩訪畫裡人
得知第十四屆中國唐代文學研討會在安徽蕪湖召開，我立即回函願意參加。
不是為了在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我從未參加過唐代文學會議，不曉得有沒有舊朋故友。
我想去蕪湖看看。
那是王瑩的家鄉。
今年七月四日，我應邀在新加坡美術館演講，談的是徐悲鴻的油畫「放下你的鞭子」。畫中人，正是王瑩。
王瑩在抗日戰爭期間巡演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風靡南洋，贏得「馬來亞情人」的美譽。
徐悲鴻為她畫像，並題寫「人人敬慕的女傑」尊之。
那次演講，我以「畫中戲，戲中人」為題，分析了徐悲鴻的作品精到之處，也介紹肖像主人王瑩傳奇的一生。
準備演講的材料時，我發現關於她的記載和研究非常少，她的兩本小說《寶姑》和《兩種美國人》也很難找到。
從蕪湖逃離繼母的掌控，到武漢投奔舅舅，「喻志華」變成了「王克勤」。受到謝冰瑩的啟發和鼓勵，「王克勤」又改為了「王瑩」。她在上海加入共產黨，參與左翼戲劇活動，後來赴日本留學。歸國後繼續從事電影演出，抗戰期間在香港和南洋巡演，籌募救國捐款。1942年與夫婿謝和賡前往美國，在白宮演出，寫作小說。1954年回中國。文化革命期間被打入獄，受到曾經與她爭取演出「賽金花」失利而懷恨在心的江青迫害，1974年卒於獄中。
作家、藝人、黨員，無論怎麼排列這些身份的順序，這位堅毅固執的安徽女子，即使在身後不為世人熟知，我猜想，在她家鄉，在強調推崇文化名人，黨國功臣，以獲取經濟效益的當前，去一趟蕪湖，多多少少也會有所收穫，覓得一些關於她的資訊吧。
去蕪湖之前，由於抱持著這樣的期待，無功而返的失望感也就更深了。
原來，在蕪湖，沒有多少人知道王瑩。
在網上查到鏡湖的煙雨墩有王瑩的塑像和資料陳列室(http://news.xinmin.cn/domestic/special/zjwh_hdzg2008/xmsp/2008/07/17/1244406.html)，收藏了王瑩的手稿、書信和劇照、戲服，我很嚮往親眼一顧。
可惜關於資料陳列室沒有進一步的資訊，比如，非常重要的，陳列室開放的時間和聯絡詢問方式。
在蕪湖開了一天的會議，會場改到黃山。從黃山再回到蕪湖，已是星期五晚上。
會議主辦單位安徽師範大學的老師很體貼周到地照顧與會的學者們，會議期間我想盡量不打擾，等大會工作告一段落再說。而且，我把資料陳列室想像成博物館，既然知道陳列室的地點，自己坐出租車前往即可，無須央人關照或陪同。
晚宴中，和安徽師大的老師提及想去王瑩資料陳列室，才曉得陳列室屬於蕪湖圖書館，周末假日陳列室不開放。
大為意外！
而我星期日便必須返回新加坡，竟然與王瑩的資料緣慳一面。
我有些懊悔在黃山虛度時光，只要早一日回蕪湖，就不至於如此。
千里迢迢輾轉前往蕪湖的最大目的，變成徹底的落空。
安徽師大的老師見我失望不已，在晚宴後陪我散步到安徽師大的鳳凰山宿舍區，那裡有王瑩的故居。
那是一幢紅磚樓房，樓下現在是雜貨店，店裡的燈光在漆黑的夜裡分外明亮。
王瑩的母親過世之後，父親續弦，搬到南京，這樓房是她小時候的住家？還是長大後返回故里待過的地方？我毫無所知。
整夜難眠。
我向來旅遊的運氣就不好，經常遇上特殊或惡劣的天氣，這次在黃山，蹣跚行走於雨霧，傳聞中的美景一片模糊，同行的友人大呼可惜，我則默不作聲，這種「倒楣」事早司空見慣。旅遊時吃閉門羹，不湊巧的經驗也「磬竹難書」，卻不曾像這一次萌生深深的憾意。
我能找到的王瑩資料不多，複製了安徽師大圖書館的兩部她的小說，距離研究她還差得遠。我的研究專業不在近現代文學，大可不必鑽研她，然而，既然把「去蕪湖一探王瑩」當成此行的動機，怎不嗟嘆天不助我？
沒有必要再待在蕪湖，如果無法獲得王瑩的資料。我應該隨友人乘坐安徽師大安排的巴士去南京機場，否則隻身於星期日上午從蕪湖前往，很不方便，又很不保險。
那麼，我應該找星期六晚上住宿的旅店。不想住在南京市區，市區因為興建地下鐵，交通非常混亂，最好直接住機場的旅店。打了電話給南京空港賓館，客滿。
睡了三個小時，我再也閤不上眼睛。六點半，天終於濛濛初光。
我走到鳳凰山王瑩故居，拍了幾張外觀，才看清楚樓窗破損，磚牆殘舊。樓下雜貨店主人說，樓上現在還有人住。我問知不知道以前住過一位名叫王瑩的演員？她搖搖頭。
走出宿舍區，在街上漫步，心底湧現一個念頭，我對王瑩說：「如果妳想讓我多知道妳，就幫助我吧！」
我蹲身繫好了鞋帶，剛站穩，一輛出租車從後方駛來，我立即招手，坐上女司機開的車。
「去煙雨墩。」我說。
她一臉茫然看著我，用很濃的鄉音問：「妳曉得在哪嗎？」
我說就在鏡湖邊上。
「鏡湖的哪邊？」她又問。
我以為這是個當地有名的區域。她說她來自合肥，對蕪湖還不熟。
換車？我探頭看看街景，沒有別的出租車。
我想，到了鏡湖附近再問本地人，總是找得著的。
「煙雨墩」，繞了鏡湖兩圈，問過七、八個人，好像「煙雨墩」改了名，沒聽過這地方，搖頭的占多數。能指出方向的，又南轅北轍，讓我無法確知。一位老先生說：「總之，繞著湖就找得到了。」
我不死心，再問：「有一尊白色塑像和紀念館的，叫做王瑩。還有阿英的藏書也在那裡…」
什麼「王瑩」、「阿英」，連「煙雨墩」都不曉得，這些清晨在湖邊聚集健身和聊天的「老幹部」(合肥女司機稱的話)，對於我的好奇，遠勝於我想找的地方和物件。
終於，在第兩圈半的繞湖過程，我看見金屬掛牌上書寫著「煙雨墩」三個字。
石橋盡處鐵柵欄門深鎖，我央求司機等待，橫越馬路，衝到門前。
守衛室有位老先生。
「爺爺！爺爺！」我厚起臉皮大喊大叫。
老先生打開守衛室的窗戶，我說明來意。
他說：「還沒到時間，今天陳列室不開。」
我懇求他讓我進去，看一看王瑩的塑像和陳列室的外面。
「外面沒什麼好看！」他斬釘截鐵地拒絕。
我告訴他是從海外專程而來，請他通融。
「妳昨天幹嘛不來？今天沒得看！」
我們隔著鐵柵門和守衛室的窗戶互相「喊話」。
鐵柵門終於開了。
王瑩的大理石塑像在綠樹細草中，她怡然而坐，手執書卷。我方才焦急倉促唐突的心情，頓時緩和下來。
陳列室外的告示寫著：除了王瑩的資料，還有阿英、洪鎔的藏書。我繞到建築物後面，有別於人聲喧嚷和音樂敲擊，這一角落的鏡湖才真的是平靜無波。
畫裡人，我向王瑩的塑像行了三鞠躬，即使不得其門而入，心裡踏實一點了。我不是王瑩的崇拜者，也還連研究者都說不上，但是尊敬她，有著徽州女子的勇氣和韌性。
「看到了嗎？」合肥女司機問。
我點點頭。
我必須在十分鐘之內趕回旅店，辦理退房，前往南京機場。
「好看嗎？」她又問。
「嗯，好看…」
剛才問路時大開的車窗，吹進了鏡湖飄來的清涼晨風，我把頭稍微伸出去，再看了一眼，再見，鏡湖。
再見，煙雨墩。
再見，王瑩。
不是為了在學術會議上發表論文。我從未參加過唐代文學會議，不曉得有沒有舊朋故友。
我想去蕪湖看看。
那是王瑩的家鄉。
今年七月四日，我應邀在新加坡美術館演講，談的是徐悲鴻的油畫「放下你的鞭子」。畫中人，正是王瑩。
王瑩在抗日戰爭期間巡演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風靡南洋，贏得「馬來亞情人」的美譽。
徐悲鴻為她畫像，並題寫「人人敬慕的女傑」尊之。
那次演講，我以「畫中戲，戲中人」為題，分析了徐悲鴻的作品精到之處，也介紹肖像主人王瑩傳奇的一生。
準備演講的材料時，我發現關於她的記載和研究非常少，她的兩本小說《寶姑》和《兩種美國人》也很難找到。
從蕪湖逃離繼母的掌控，到武漢投奔舅舅，「喻志華」變成了「王克勤」。受到謝冰瑩的啟發和鼓勵，「王克勤」又改為了「王瑩」。她在上海加入共產黨，參與左翼戲劇活動，後來赴日本留學。歸國後繼續從事電影演出，抗戰期間在香港和南洋巡演，籌募救國捐款。1942年與夫婿謝和賡前往美國，在白宮演出，寫作小說。1954年回中國。文化革命期間被打入獄，受到曾經與她爭取演出「賽金花」失利而懷恨在心的江青迫害，1974年卒於獄中。
作家、藝人、黨員，無論怎麼排列這些身份的順序，這位堅毅固執的安徽女子，即使在身後不為世人熟知，我猜想，在她家鄉，在強調推崇文化名人，黨國功臣，以獲取經濟效益的當前，去一趟蕪湖，多多少少也會有所收穫，覓得一些關於她的資訊吧。
去蕪湖之前，由於抱持著這樣的期待，無功而返的失望感也就更深了。
原來，在蕪湖，沒有多少人知道王瑩。
在網上查到鏡湖的煙雨墩有王瑩的塑像和資料陳列室(http://news.xinmin.cn/domestic/special/zjwh_hdzg2008/xmsp/2008/07/17/1244406.html)，收藏了王瑩的手稿、書信和劇照、戲服，我很嚮往親眼一顧。
可惜關於資料陳列室沒有進一步的資訊，比如，非常重要的，陳列室開放的時間和聯絡詢問方式。
在蕪湖開了一天的會議，會場改到黃山。從黃山再回到蕪湖，已是星期五晚上。
會議主辦單位安徽師範大學的老師很體貼周到地照顧與會的學者們，會議期間我想盡量不打擾，等大會工作告一段落再說。而且，我把資料陳列室想像成博物館，既然知道陳列室的地點，自己坐出租車前往即可，無須央人關照或陪同。
晚宴中，和安徽師大的老師提及想去王瑩資料陳列室，才曉得陳列室屬於蕪湖圖書館，周末假日陳列室不開放。
大為意外！
而我星期日便必須返回新加坡，竟然與王瑩的資料緣慳一面。
我有些懊悔在黃山虛度時光，只要早一日回蕪湖，就不至於如此。
千里迢迢輾轉前往蕪湖的最大目的，變成徹底的落空。
安徽師大的老師見我失望不已，在晚宴後陪我散步到安徽師大的鳳凰山宿舍區，那裡有王瑩的故居。
那是一幢紅磚樓房，樓下現在是雜貨店，店裡的燈光在漆黑的夜裡分外明亮。
王瑩的母親過世之後，父親續弦，搬到南京，這樓房是她小時候的住家？還是長大後返回故里待過的地方？我毫無所知。
整夜難眠。
我向來旅遊的運氣就不好，經常遇上特殊或惡劣的天氣，這次在黃山，蹣跚行走於雨霧，傳聞中的美景一片模糊，同行的友人大呼可惜，我則默不作聲，這種「倒楣」事早司空見慣。旅遊時吃閉門羹，不湊巧的經驗也「磬竹難書」，卻不曾像這一次萌生深深的憾意。
我能找到的王瑩資料不多，複製了安徽師大圖書館的兩部她的小說，距離研究她還差得遠。我的研究專業不在近現代文學，大可不必鑽研她，然而，既然把「去蕪湖一探王瑩」當成此行的動機，怎不嗟嘆天不助我？
沒有必要再待在蕪湖，如果無法獲得王瑩的資料。我應該隨友人乘坐安徽師大安排的巴士去南京機場，否則隻身於星期日上午從蕪湖前往，很不方便，又很不保險。
那麼，我應該找星期六晚上住宿的旅店。不想住在南京市區，市區因為興建地下鐵，交通非常混亂，最好直接住機場的旅店。打了電話給南京空港賓館，客滿。
睡了三個小時，我再也閤不上眼睛。六點半，天終於濛濛初光。
我走到鳳凰山王瑩故居，拍了幾張外觀，才看清楚樓窗破損，磚牆殘舊。樓下雜貨店主人說，樓上現在還有人住。我問知不知道以前住過一位名叫王瑩的演員？她搖搖頭。
走出宿舍區，在街上漫步，心底湧現一個念頭，我對王瑩說：「如果妳想讓我多知道妳，就幫助我吧！」
我蹲身繫好了鞋帶，剛站穩，一輛出租車從後方駛來，我立即招手，坐上女司機開的車。
「去煙雨墩。」我說。
她一臉茫然看著我，用很濃的鄉音問：「妳曉得在哪嗎？」
我說就在鏡湖邊上。
「鏡湖的哪邊？」她又問。
我以為這是個當地有名的區域。她說她來自合肥，對蕪湖還不熟。
換車？我探頭看看街景，沒有別的出租車。
我想，到了鏡湖附近再問本地人，總是找得著的。
「煙雨墩」，繞了鏡湖兩圈，問過七、八個人，好像「煙雨墩」改了名，沒聽過這地方，搖頭的占多數。能指出方向的，又南轅北轍，讓我無法確知。一位老先生說：「總之，繞著湖就找得到了。」
我不死心，再問：「有一尊白色塑像和紀念館的，叫做王瑩。還有阿英的藏書也在那裡…」
什麼「王瑩」、「阿英」，連「煙雨墩」都不曉得，這些清晨在湖邊聚集健身和聊天的「老幹部」(合肥女司機稱的話)，對於我的好奇，遠勝於我想找的地方和物件。
終於，在第兩圈半的繞湖過程，我看見金屬掛牌上書寫著「煙雨墩」三個字。
石橋盡處鐵柵欄門深鎖，我央求司機等待，橫越馬路，衝到門前。
守衛室有位老先生。
「爺爺！爺爺！」我厚起臉皮大喊大叫。
老先生打開守衛室的窗戶，我說明來意。
他說：「還沒到時間，今天陳列室不開。」
我懇求他讓我進去，看一看王瑩的塑像和陳列室的外面。
「外面沒什麼好看！」他斬釘截鐵地拒絕。
我告訴他是從海外專程而來，請他通融。
「妳昨天幹嘛不來？今天沒得看！」
我們隔著鐵柵門和守衛室的窗戶互相「喊話」。
鐵柵門終於開了。
王瑩的大理石塑像在綠樹細草中，她怡然而坐，手執書卷。我方才焦急倉促唐突的心情，頓時緩和下來。
陳列室外的告示寫著：除了王瑩的資料，還有阿英、洪鎔的藏書。我繞到建築物後面，有別於人聲喧嚷和音樂敲擊，這一角落的鏡湖才真的是平靜無波。
畫裡人，我向王瑩的塑像行了三鞠躬，即使不得其門而入，心裡踏實一點了。我不是王瑩的崇拜者，也還連研究者都說不上，但是尊敬她，有著徽州女子的勇氣和韌性。
「看到了嗎？」合肥女司機問。
我點點頭。
我必須在十分鐘之內趕回旅店，辦理退房，前往南京機場。
「好看嗎？」她又問。
「嗯，好看…」
剛才問路時大開的車窗，吹進了鏡湖飄來的清涼晨風，我把頭稍微伸出去，再看了一眼，再見，鏡湖。
再見，煙雨墩。
再見，王瑩。
2008/11/05
霧裡看松
黃山 始信峰霧裡看松，黃山在虛無縹緲間。
李白詩中「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峰。丹崖夾石柱，菡萏金芙蓉」的景致，只有徒然想像。
腳下的花崗岩石階，已經修整得相當便捷，遊客絡繹不絕的步履，也讓主幹道不生青苔。
視線所及，如虬龍，如雨蓋，奇松映於霧前，黛綠蒼秀，一幅渲染淋漓的寫意水墨。
墨色愈來愈濃，留白逐漸擴散，縱目山谷間，霧海浮泛，連綿的黃山畫卷，終於被天公的濡濕妙筆，完全抹暈。
松梢上的水氣聚成雨滴，點點墜落。時而一陣風起，漫散波濤，淅淅瀝瀝，這黃山的秋雨微涼，空翠流進了衣襟。
雨帽遮掩不住貪戀風景的眼睛，松枝伸手可觸，松葉刺在掌心，與我千百年的問候。
我轉身回望同行的友人，她直立原地躊躇不進。
是在照相嗎？相機緊握胸前。
我喊她，沒聽見反應，是雨聲蓋地鋪天？
走下她旁邊，她滿臉灰白，嘴唇嚴閉，兩眼發直。
怎麼了？不舒服？
是懼高症。
我牽起她的手，要她別看左右。
抓著我的手微微顫抖。我說：「這前面就是始信峰哪！人說不信黃山奇美，到了始信峰才恍惚所言不虛。」
她說不出話。我又說：「那麼，你依著我的腳步，看我的鞋跟就好。」
走了幾分鐘，見她逐漸能放心，我引導她看落差比較小的地方，松針似氊，小草叢生。
谷深本不見底，如今雨霧迷濛，更是難以測知。
我問友人：「是看不見高度落差可怕，還是看得見可怕？」
她戰戰兢兢地步步為營，彷彿囁嚅著說：「都恐怖…」
小時候家裡開碾米廠，住在閣樓裡，下樓是垂直的梯架，幾回滾墜的驚嚇，讓她從此害怕高處。
坐飛機、乘索道，友人這次的黃山之行，真要下極大的決心，鼓起勇氣。
我想起自己懷孕生產的經驗。戲劇和電影裡的生產過程總是表演聲嘶力竭的痛苦煎熬，甚至是哀號似的折磨。嚮往當新娘的小女孩，還曾經直言：「我要當新娘，不要做媽媽。」
主治大夫為了安撫我的疑懼，讓我看了生產過程的記錄片，我才曉得自己的害怕是由於無知。明白了，心裡有了底，就像看得見山谷的底端，極限在那裡，那裡是恐懼的盡頭。
但是，人又常說：「初生之犢不畏虎」，「傻人有傻福」。天真無知，或許連恐懼為何物都渾然不覺吧？
友人倚靠在接引松前的石壁，說不再前去。
我說：「你留在這裡別動，我去拍照回來給你看。」
風雨交加，峭嶺滑濕，為了讓友人看看我的照片，我硬著頭皮，手腳併用爬上去。
雨霧之外，峰頂只見一株松。
霧裡看松，我想起「存乎一心」這句話。人生晴晦，憂懼安樂，豈不都是「存乎一心」。
難的是，那一心自己也存不住。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年11月9日
2008/10/13
國學，漢學，中國學，華學
面對他者，我們才知道自己是什麼。
研究學術的人，喜歡高舉「必也正名乎」的大纛，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反覆「正名」的結果，往往把看似單純的事物弄得複雜不堪。
「定義」一個名詞或一個概念，就可以寫一部書，一部學術發展史。
「國學」、「漢學」、「中國學」、「華學」，對大眾而言，都是指中國的學問。
學者會追究：「中國」指什麼？「古來」的時間限度？怎樣才算「學問」？
晚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已經區分了「自我」與「他者」，從固守自我，「師夷長技」來從事改革建設。
就像日本把日語稱為「國語」一樣，「國學」這個語詞，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東亞，受日本的影響，(例如梁啟超想辦的《國學報》)，轉變了它「朝廷太學」的教育機構及制度性質，成為國家意識之下的新產物。
由「一國的學術文化」而相應出「國故」、「國粹」、「國渣」等等褒貶不一的詞彙。對「國學」一詞的質疑或擁護，顯示了學者的知識立場與學術態度，殊途同歸的是，關心國學、討論國學、參與國學，形成「一國學術之興亡即國力之盛衰」的集體思維。甚至認為：「國可亡而學不可亡」。宋儒「為往聖繼絕學」的主張，是惟恐學之斷滅；而二十世紀風雨飄搖的中國，「學」則更有「救亡圖存」的寄託。
也如同「國學」的意思偏離其本義，原來指稱漢代的學術與治學方法(與「宋學」相對)的「漢學」，在十九世紀末(1882年)成為Sinology的中文譯名。Sinology的語源，又與日本把中國稱為「支那」有關。
漢字的「中國」或「清國」，換成音譯的「支那」，是日本從語義屬性轉向語音屬性的實例之一。從字面圖象式的認知，轉為聲音式的符號。使用漢字的「中華」或朝代名稱如「唐國」、「清國」，是站在漢字的系統裡思考；而「支那」則帶有他者對中國注視的目光。
1907年京都大學狩野直喜等人成立的「支那學社」，以及其後1920年的刊物《支那學》，確立了「支那」與中國在學術上的關係。原來屬於日本古典文化教養的廣義「漢學」(指漢字書寫的典籍及學問)中有關中國的部分，以及針對中國的研究被獨立出來。
二十世紀中葉，「支那」被染上軍國主義色彩，1945年日本戰敗後，日本禁止使用「支那」一詞。
比「支那學」還適用的「漢學」，用以指稱中國以外的學者對於中國的研究，進而把研究的範圍從古代擴展到現當代，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學」(Chinese Studies)比「漢學」還能包容新的學科，例如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海外華人等等。
從「支那學」、「漢學」到「中國學」(或「中國研究」)也儼然揭示了學術重鎮的地盤移動，從日本、法國到二次大戰以後的美國。比如以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為代表的中國研究風潮。
那麼，「華學」又是什麼呢？
有的學者認為「漢學」的「漢」字太過種族取向，或拘限於漢字典籍；「中國學」又有政權國家意味以及地理區域性，不如用「華夏」的概念統攝一切。「華學」包括蒙學、滿學、藏學，源於俄羅斯，受到饒宗頤先生的支持，有《華學》學刊倡導之。
近日讀劉正先生《圖說漢學史》一書，收穫與迷惑兼之，遂有感而作本文。
若要問我歸根結底，我想說：
玫瑰無論叫什麼名字，不能減損她的美麗。
(2009年4月19日 新加坡《聯合早報》)
2008/10/10
申潤福與東亞春畫
把金弘道和申潤福的關係虛構成師生戀，如果(硬要說)有什麼有意思的地方，他們都是「朝鮮江湖上」傳說的春宮畫家。
我並非對戲劇要求「實事求是」，作家本來就有天馬行空的想像權力，要創造女扮男裝的角色，透過繪畫，從愛其天才到愛其個人的情節，大可以不必附會歷史上確有的人物。要知道韓國的影視已經成為觀眾認識該國歷史文化的「幾乎唯一」管道，「看韓劇學韓語」的強度還不如「看韓劇了解古今韓國」。這一點是我到新加坡以後，從新加坡的影視認識這個島國的經驗過程，後來發現其中有不少誤差。雖然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真實」與「虛幻」的界線已經愈來愈模糊，什麼才是「真實」，對許多人早就不重要了。
總之，我不想批評「風之畫員」的作者，這裡要說的，是畫作如何顯露畫家的性別意識。
作品裡的性別意識不一定就是畫家(或作家)本人的生理性別，但是我以為再怎麼模擬，圖繪或描寫男女性事的部分，作者本人的生理性別還是會呈現差異。除非作者能任意游走於雙性之間，即使對同性產生慾念，性興奮的身體狀態仍然取決於他的器官。
也就是說，什麼能夠讓異性興起慾念，多半是從自身的想像出發，這就有了「雞蛋與雞」的邏輯悖論現象：為吸引男性的注意而打扮得性感的女人，究竟真的是出於理解男性的慾求，還是自以為是呢？相對的，男性知道怎樣才是讓女人覺得性感的條件嗎？
最膚淺的做法，是突顯身體的性特徵，色情畫報琳琅滿目豐乳肥臀的視覺刺激，固然能夠引起讀者的本能反應，發洩原始的性慾，久而久之，難道不會感官麻痺嗎？看過大島渚的電影「感官世界」的人，如果不能體會阿部定對情人吉藏那種極端的占有慾，把毀滅當成保存永恆性高潮的手段，終至割下吉藏的生殖器，整部電影裡不停的寫實性場面，會不會讓人厭倦作嘔呢？阿部定的特異行為，假使能夠簡單地說成是性變態，為什麼日本警方沒有將她處以死刑？拘禁她幾年之後又釋放了她？
只憑藉本能，無法造就性文化，性文化如果不隱晦私密，就失去了性的樂趣，所以「妾不如偷」。隱晦私密的性文化，(即使不能全面代表)，蘊含著一個民族的潛意識，什麼是色情？怎樣才性感？在春畫裡有跡可尋。
阿部定對男性生殖器的耽溺，早在江戶時代的浮世繪裡大量顯現。無論做愛的男女以什麼姿勢，總是有超出人體畫面比例的兩性器官，濕淋淋，毛茸茸，或是筋肉暴凸，強調結合的動態。
中國晚明的情色詩畫集《花營錦陣》則不然，形容性愛的詩詞倘使不看「圖解」，有時不得要領。而且，不但男性器官不壯大威武，白面書生的長辮外貌竟偶爾不辨雌雄，反倒是女性裹襪的小腳流露她的性別。
偷窺性事是中國人認為的性刺激嗎？寫《祕戲圖考》的高羅佩注意到中國春畫裡偷窺的「第三者」，或是「妖精打群架」的「第四者」、「第五者」經常「觀戰」。那是中國人對性事被發現的恐懼，還是快感的來源呢？
和江戶時代相當，被認為受浮世繪和晚明春畫影響的朝鮮作品，被冠以金弘道和申潤福的名字。
就像中國春畫動輒稱「仇英(十洲)」、「唐寅(伯虎)」真蹟一樣，我們也無法確認傳世的金弘道「雲雨圖帖」，申潤福「乾坤一會圖」就是出自他們之手。
比較申潤福被肯定的真蹟「蕙園傳神帖」裡「端午風情」、「月下密會」等作品，「乾坤一會圖」題名為申潤福是有理由的。「端午風情」裡偷看婦女在溪邊洗浴的場景，我想女畫家很難下筆的。好奇、戲謔、賞玩，是一般男性窺視女性的態度。
「雲雨圖帖」和「乾坤一會圖」裡也有偷窺性事的畫面，但數量很少，倒是野合和暗示男性身份，乃至於禁忌的性事具有特色。性愛的空間延伸到戶外，樹下、庭院、草叢。在室內的話，常在士大夫的書房，以文房四寶和書架暗示。男性一絲不掛，但頭戴儒冠，這是不是博取士大夫讀者的「認同感」呢？還有僧侶破戒、老年人「採陰補陽」，是不是大膽超越社會禮教的約制，就能激發性欲呢？
這些東亞三國的春畫，讀者不必只是男性，作者的出發點卻還是為男性服務的。男性做為性事的「點火者」和「指導者」，充沛的活力和慾望需要春畫來勾引，申潤福的名字，便是那男性權威之一。
2008/10/09
申潤福變性了
申潤福「端午風情」
申潤福「美人圖」「風の絵師」。
即使沒有學過日語，「望文(字)生義」，也能夠猜想，「風の絵師」，大概是「風的畫家」的意思吧？
為什麼呢？
日語裡用的漢字雖然不一定和中文使用的習慣和意義一致，有些時候相去無幾，所以給人日語很容易學的錯覺。傳說梁啟超在駛向日本的船上學會日文，可能就是這種情形。
「繪」=「繪畫」，「師」=「師父」、「老師」，於是「繪師」就等於「畫家」，不是很簡單嗎？
其實日語裡靠中文「想當然爾」卻「其實不然」者大有例在，現在姑且不談，要說的是韓國SBS電視台最近的連續劇「바람의 화원」，讓我不得不對過度抵制漢字的韓國感到可惜、可笑和可悲。
「바람」是「風」的意思，「의」即「的」，困難的是，「화원」是什麼？
這部電視劇取材自同名的小說，描述朝鮮時代後期兩位畫家申潤福(신윤복，約1758-1831)和金弘道(1745-?)的故事。他們任職於朝廷負責繪畫的「圖畫署」，申潤福後來被革職，以摹寫民間風俗、士人與妓女冶遊的景致而著名。
「화원」（音hwa won）可能是漢字的「花園」、「畫院」和「畫員」。「圖畫署」即「畫院」；畫院裡的職人即「畫員」，但一般連續劇為了給予觀眾浪漫的遐想，叫做「花園」的戲也不少。
到底是哪一個呢？
我不是哈韓族，也不耐煩看連續劇，這齣戲引起我關心的，不是劇名，而是小說家(編劇)的編派本事。
把歷史上有姓有名有作品的兩位畫家寫成師生戀的關係。申潤福比金弘道小13歲，按照韓國女性的「哥哥」意識，申潤福變成了女性。師生戀，在春色洋溢的花園，挺標準的肥皂劇模式。
我看了這齣戲的介紹，立即寫信問韓國友人，假如「申潤福原來是女畫家」的事情屬實，比方說是韓國美術史界的新發現，這可不容小覷！不但推翻我以前的認識，我的研究工作也應該有新的設想。
友人也是大學老師，一樣沒時間看連續劇，對此事一無所知，查了網路回答說：「作家本人也認為申潤福是男性，劇情是虛構的。」「hwa won」好像是「畫員」。
今天偶然看到「賽倫之歌」的blog(http://blog.xuite.net/yym216/drama/19533297)，解答了我所有的疑惑！
原來連電視台也沒弄清楚，起初把「hwa won」翻譯成「flower garden」，後來才改為「The painter of the wind」，也就是日文的「風の絵師」。
追求韓流的網民早已經迫不及待要先睹為快，結果中文戲名就有了「風之花園」、「風之畫院」和「風之畫員」的參差。
戲名參差還不打緊，要命的是連續劇的普及力量，傳播了「朝鮮女畫家申潤福」的偽知識。
無獨有偶，打鐵趁熱的韓國電影「美人圖」，以申潤福的同名畫作為題，大搞申潤福和「老師」金弘道與妓女的多角情愛。
雖然電影劇的片頭出現「本節目可能部分不合乎歷史」的說明，提醒的功能恐怕不大。相信不只是中國的觀眾，韓國乃至於觀看此戲劇的人，倘若沒有韓國美術史的常識，都要把申潤福變性了。
申潤福可能是女性嗎？不看畫家的身份，只從作品可以判斷畫家的性別嗎？別的畫家不說，我認為申潤福的畫作呈現的是男性的眼光，對女性的窺看，好奇、憐愛與慾念。此容他日再敘。
2008/10/08
大雅之堂
前一陣子去濱海藝術中心看了明華園的歌仔戲「蓬萊大仙」。這是我第一次在劇院裡看歌仔戲。
我的閩南語一部分是在歌仔戲和布袋戲之類的民間表演裡學來的，再現學現賣和外公外婆溝通，說不「輪轉」的，就把國語變個聲調，自認是台灣北部的閩南語。結果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有時說出很不得體的話語，有時又過於文謅謅，像是唸白，很不生活化。
因為是一知半解，什麼「死道友不是死貧道」、「日頭赤焰焰，隨人顧性命」、「摸蛤仔兼洗褲」之類的俗話諺語琅琅上口，其實並不明究理。尤其童稚年齡，許多涉及性暗示的語詞毫不知忌諱地大剌剌而出。
後來才曉得，那時恐怕嚇壞了母親的「鄉下親戚」。我以為「客兄」就是乾哥哥，在隨母親返鄉度暑假的一天晚上，竟然對一位表哥說希望他當我的「客兄」！(「客兄」是姦夫姘頭的意思)
平時很少說閩南語，看了歌仔戲和布袋戲學著亂說，不免流裡流氣。學校裡說方言的都是混太妹的不良女孩(我唸了六年的女校)，方言既是我童年的「母親鄉音」，親切而溫馨(即使說錯了，被人家尊為都市裡的讀書人，也容易被包容)；還是我和不愛上學的同學們溝通的渠道。(你說方言，有一種被視為「上道」的認同感) 。
上了大學，才突然被男性友人指出我的閩南語的「不雅」，原來有那麼多女性不宜的話語。我不再輕易說方言，從前為了長輩而說的閩南語，隨著外公外婆相繼離世，派不上用場了。
我還發現身邊竟然有極端「愛台」和「惡台」的友人，更弔詭的是，他們與自己的出身格格不入，都想要藉著語言來「換血」。「外省第二代」的朋友，不想被「大陸人」的刻板印象約束，努力說方言；父母都是「本省人」的朋友，不願意因為口音曝光，拼命「糾正」，要說一口漂亮的國語。我的一位朋友甚至說，她的父母從小不讓她說方言，免得被人看輕，被「大陸人」欺負。
而我，被歸為「芋頭蕃薯」，國語說得普普通通，方言說得零零落落，總之是個半調子。
因為不再輕易說方言，更加生疏了。
台灣前幾年開始的「本土化」，像是報復過去的推行國語運動似的，把方言當成了檢測忠心的標準。
孩子在學校一星期必須上一小時的「鄉土語言課」，學習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語。因為二年級時才從國外回到台灣，「鄉土語言」成為最銜接不上的課程。學期成績單上，表現得不理想的「鄉土語言」固然並無大礙，但非常引起他的排斥心理。
母親知道了，說：「閩南語有什麼難？來和外婆講閩南語就好了！」
其實，聽了孩子學校發的教學錄音帶，才曉得學校教的和外婆說的閩南語並不相同。本來方言的區域差異就很大，規範性又很小，放在需要統一制式教學的系統裡，難免有所扞格。
在新加坡，可能是出於對說英語的壓力反彈，不愛說閩南語的孩子有時竟然說起閩南語來！
奇怪的是，他說的閩南語，發音方式反而像英語。
最近流行的歌曲「一百萬」，歌詞裡「若是我有一百萬」的「若是」，台灣說成「na shi」，孩子唱成「na si」，「nasi」是馬來語「米飯」的意思。
帶孩子去看明華園歌仔戲，他看得津津有味。明華園的金光特效果然很讓小孩子開心。
以前看過明華園戶外演出的「蓬萊大仙」，這次在空間有限的室內舞台，震耳欲聾的鑼鼓讓一位朋友的母親覺得「吵得受不了」，上半場休息時間就打道回府。已經屆五十歲的主角孫翠鳳還是魅力十足，一亮相就架勢不凡。起初以為她身手不如以往，後來覺得室內的空間也可能使她有施展不開的拘束。
吊鋼索、噴乾冰，熱熱鬧鬧的一齣戲。以前楊麗花在台灣國家戲劇院表演時，還很激動地感慨，終於可以登上「大雅之堂」。明華園也是。
登上「大雅之堂」，就表示藝術身份和地位的提昇嗎？
也許我的想法太固執，歌仔戲的觀眾大概也有和我一樣的「讀書人」，寧可在風飄月影之下，或站或蹲，或是搬一把小板凳，有的交談、有的吃東西、有的追著亂跑的小孩，毫不正經地隨意看戲。高興起來，和香腸伯賭一盤「十八啦」；買關東煮甜不辣，貪小便宜地多討一點湯汁。
就算曉得可能說得「不登大雅之堂」，管他呢！「你爸歡喜就好」。
我的閩南語一部分是在歌仔戲和布袋戲之類的民間表演裡學來的，再現學現賣和外公外婆溝通，說不「輪轉」的，就把國語變個聲調，自認是台灣北部的閩南語。結果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有時說出很不得體的話語，有時又過於文謅謅，像是唸白，很不生活化。
因為是一知半解，什麼「死道友不是死貧道」、「日頭赤焰焰，隨人顧性命」、「摸蛤仔兼洗褲」之類的俗話諺語琅琅上口，其實並不明究理。尤其童稚年齡，許多涉及性暗示的語詞毫不知忌諱地大剌剌而出。
後來才曉得，那時恐怕嚇壞了母親的「鄉下親戚」。我以為「客兄」就是乾哥哥，在隨母親返鄉度暑假的一天晚上，竟然對一位表哥說希望他當我的「客兄」！(「客兄」是姦夫姘頭的意思)
平時很少說閩南語，看了歌仔戲和布袋戲學著亂說，不免流裡流氣。學校裡說方言的都是混太妹的不良女孩(我唸了六年的女校)，方言既是我童年的「母親鄉音」，親切而溫馨(即使說錯了，被人家尊為都市裡的讀書人，也容易被包容)；還是我和不愛上學的同學們溝通的渠道。(你說方言，有一種被視為「上道」的認同感) 。
上了大學，才突然被男性友人指出我的閩南語的「不雅」，原來有那麼多女性不宜的話語。我不再輕易說方言，從前為了長輩而說的閩南語，隨著外公外婆相繼離世，派不上用場了。
我還發現身邊竟然有極端「愛台」和「惡台」的友人，更弔詭的是，他們與自己的出身格格不入，都想要藉著語言來「換血」。「外省第二代」的朋友，不想被「大陸人」的刻板印象約束，努力說方言；父母都是「本省人」的朋友，不願意因為口音曝光，拼命「糾正」，要說一口漂亮的國語。我的一位朋友甚至說，她的父母從小不讓她說方言，免得被人看輕，被「大陸人」欺負。
而我，被歸為「芋頭蕃薯」，國語說得普普通通，方言說得零零落落，總之是個半調子。
因為不再輕易說方言，更加生疏了。
台灣前幾年開始的「本土化」，像是報復過去的推行國語運動似的，把方言當成了檢測忠心的標準。
孩子在學校一星期必須上一小時的「鄉土語言課」，學習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語。因為二年級時才從國外回到台灣，「鄉土語言」成為最銜接不上的課程。學期成績單上，表現得不理想的「鄉土語言」固然並無大礙，但非常引起他的排斥心理。
母親知道了，說：「閩南語有什麼難？來和外婆講閩南語就好了！」
其實，聽了孩子學校發的教學錄音帶，才曉得學校教的和外婆說的閩南語並不相同。本來方言的區域差異就很大，規範性又很小，放在需要統一制式教學的系統裡，難免有所扞格。
在新加坡，可能是出於對說英語的壓力反彈，不愛說閩南語的孩子有時竟然說起閩南語來！
奇怪的是，他說的閩南語，發音方式反而像英語。
最近流行的歌曲「一百萬」，歌詞裡「若是我有一百萬」的「若是」，台灣說成「na shi」，孩子唱成「na si」，「nasi」是馬來語「米飯」的意思。
帶孩子去看明華園歌仔戲，他看得津津有味。明華園的金光特效果然很讓小孩子開心。
以前看過明華園戶外演出的「蓬萊大仙」，這次在空間有限的室內舞台，震耳欲聾的鑼鼓讓一位朋友的母親覺得「吵得受不了」，上半場休息時間就打道回府。已經屆五十歲的主角孫翠鳳還是魅力十足，一亮相就架勢不凡。起初以為她身手不如以往，後來覺得室內的空間也可能使她有施展不開的拘束。
吊鋼索、噴乾冰，熱熱鬧鬧的一齣戲。以前楊麗花在台灣國家戲劇院表演時，還很激動地感慨，終於可以登上「大雅之堂」。明華園也是。
登上「大雅之堂」，就表示藝術身份和地位的提昇嗎？
也許我的想法太固執，歌仔戲的觀眾大概也有和我一樣的「讀書人」，寧可在風飄月影之下，或站或蹲，或是搬一把小板凳，有的交談、有的吃東西、有的追著亂跑的小孩，毫不正經地隨意看戲。高興起來，和香腸伯賭一盤「十八啦」；買關東煮甜不辣，貪小便宜地多討一點湯汁。
就算曉得可能說得「不登大雅之堂」，管他呢！「你爸歡喜就好」。
俗擱有力
自從看過陳子謙導演的電影「881」之後，再得知有續集的「十二蓮花」，開始為陳子謙擔心。
「881」應了「新加坡本土」的號召，被媒體吹捧得天花亂墜，類似的電影，1965年有「舞台姐妹」，1983年有台灣的「台上台下」(張小燕、張艾嘉主演)，「881」的劇本不但沒有推陳出新，比肥皂劇還鬆散，我也自始至終不能理解過去陳子謙的敏感細膩何以蕩然無存？
難道只要貼上「新加坡製造」的標籤就夠了嗎？
「881」在台灣金馬獎影展中放映，也不過滿足了台灣觀眾的好奇心；此番的「十二蓮花」，主打的是看孫燕姿扮觀音。
一個執導過「十五」、「凌晨4:30」的導演，就不能演一齣大眾看得懂的商業片嗎？
同樣的期待，我不會放在梁智強的電影裡。梁智強的通俗有他的娛樂效果，陳子謙假使要和梁智強分享市場，拼命要讓自己的作品普羅大眾化，那就是媚俗。
陳子謙和梁智強有不同的風格和深度，這是「881」之前我對他們的理解，二者各有千秋，各有令人喜愛之處。
這就像法國文化社會學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在《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裡指出的，我以為陳子謙和梁智強擁有的是不同的文化資本。雖然不必刻意將他們區分為「菁英階層」和「大眾階層」，「881」之前的陳子謙的確是有菁英階層的味道。即使他用心關懷「誤入歧途」的青少年，用鏡頭讓他們說出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對生命的失望和自殘，電影「十五」裡的冷靜凝視，解剖出血淋淋的景況，如果換成梁智強來處理同樣的題材，會不會變成嘲弄調笑，要求學校和社會給這些「壞仔」一絲喘息存活的空間呢？
階層之間可能互相離動或靠攏，我不是極力推崇陳子謙要保有他的菁英色彩，高高在上的地位，而是藝術家有沒有自知之明(如果「藝術家」不是冠冕)。並不是歌台的世俗趣味破壞了導演的「神聖性」，反而是導演的天才能不能透過影像，將世俗趣味展示出來。
階級差異在有些人的眼光裡彷彿是十惡不赦的罪過，尤其本身具有文化資本的知識份子，往往還要強調個人的「親民」形象。把群眾視為判斷自己是否「政治正確」的社會主義式假平等，有時倒成了矯揉造作的民粹主義。
如果以為「俗擱有力」的通俗力量要靠知識份子來提昇，那就未免太低估草根的存活能力了。
通俗的文化有其源自生活土壤的適應能力，和菁英的文化最好是相互衝突又彼此滋潤的關係，吃飽了人間煙火，做做風花雪月的白日夢，沈浸於歌台或是陶醉於貝多芬，都有各自的快樂。
「881」應了「新加坡本土」的號召，被媒體吹捧得天花亂墜，類似的電影，1965年有「舞台姐妹」，1983年有台灣的「台上台下」(張小燕、張艾嘉主演)，「881」的劇本不但沒有推陳出新，比肥皂劇還鬆散，我也自始至終不能理解過去陳子謙的敏感細膩何以蕩然無存？
難道只要貼上「新加坡製造」的標籤就夠了嗎？
「881」在台灣金馬獎影展中放映，也不過滿足了台灣觀眾的好奇心；此番的「十二蓮花」，主打的是看孫燕姿扮觀音。
一個執導過「十五」、「凌晨4:30」的導演，就不能演一齣大眾看得懂的商業片嗎？
同樣的期待，我不會放在梁智強的電影裡。梁智強的通俗有他的娛樂效果，陳子謙假使要和梁智強分享市場，拼命要讓自己的作品普羅大眾化，那就是媚俗。
陳子謙和梁智強有不同的風格和深度，這是「881」之前我對他們的理解，二者各有千秋，各有令人喜愛之處。
這就像法國文化社會學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在《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裡指出的，我以為陳子謙和梁智強擁有的是不同的文化資本。雖然不必刻意將他們區分為「菁英階層」和「大眾階層」，「881」之前的陳子謙的確是有菁英階層的味道。即使他用心關懷「誤入歧途」的青少年，用鏡頭讓他們說出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對生命的失望和自殘，電影「十五」裡的冷靜凝視，解剖出血淋淋的景況，如果換成梁智強來處理同樣的題材，會不會變成嘲弄調笑，要求學校和社會給這些「壞仔」一絲喘息存活的空間呢？
階層之間可能互相離動或靠攏，我不是極力推崇陳子謙要保有他的菁英色彩，高高在上的地位，而是藝術家有沒有自知之明(如果「藝術家」不是冠冕)。並不是歌台的世俗趣味破壞了導演的「神聖性」，反而是導演的天才能不能透過影像，將世俗趣味展示出來。
階級差異在有些人的眼光裡彷彿是十惡不赦的罪過，尤其本身具有文化資本的知識份子，往往還要強調個人的「親民」形象。把群眾視為判斷自己是否「政治正確」的社會主義式假平等，有時倒成了矯揉造作的民粹主義。
如果以為「俗擱有力」的通俗力量要靠知識份子來提昇，那就未免太低估草根的存活能力了。
通俗的文化有其源自生活土壤的適應能力，和菁英的文化最好是相互衝突又彼此滋潤的關係，吃飽了人間煙火，做做風花雪月的白日夢，沈浸於歌台或是陶醉於貝多芬，都有各自的快樂。
2008/10/06
好人做到底
孩子從小大而化之，丟三落四，遺失東西是家常便飯。
舉凡外套、雨傘、水壺、MP3、球、飯盒，出了門沒帶回家的東西數不勝數。最嚴重的一次，是兩年前到新加坡當天就不翼而飛的護照。幸好幾番周折之後，去機場領回，化解一場虛驚。
這一次，孩子把錢夾遺落在計程車上。
失錢事小，麻煩的是證件和車票。
唸了一年半的國際學校，新加坡公共交通單位很令人不解，說只有本地學校的學生才算學生，可以辦學生票卡；六歲以下的外國小孩可以用護照買兒童票，我家孩子一年半間就和成人無異，用成人票卡。
轉到本地小學之後，終於可以「名副其實」申請辦理學生票卡，對那張有點「得來不易」，掃瞄了自己大頭照片的學生票卡有些珍惜。
小學讀了六年半，在三個國家，換了四所學校，想來孩子的求學之路，由於我工作的遷徙，也真是坎坷。
在小學生涯的最後兩個多月，把放在錢夾裡的學生票卡弄丟了，又回到成人的付費方式。
住在遠離市區的偏僻校園裡，每次出門總免不了以超級市場為最後一站。大包小包提著生活補給品排隊等計程車，是當天最要緊的祈禱，微笑或者是惡夢，端看計程車來臨得順不順利。
住的地方很可能讓計程車空車而回，打了電話也不一定招得到計程車。有時好不容易等到車，一句「不順路」，著實潑我們全身冷水。更有時被計程車司機拒載之後，憤憤然「掙扎」著去搭乘地鐵。
是一天中圓滿的句號，還是疑惑的問號，或者不滿的驚嘆號，要靠計程車司機來決定。
那天運氣挺好，躲過計費加成時段(我至今仍沒搞清楚，付車資時才曉得)，等不到十分鐘便坐上車。
等車時就已經告訴孩子，用不著票卡，把錢夾收進背包裡。進入叛逆階段的孩子，總是反抗父母的要求。提袋夠多夠累贅的了，錢夾抓在手裡不嫌麻煩嗎？
家有如此年紀的孩子，家長要不經常為小事爭執或動怒，只有隨他。
每天睡前叮嚀檢查書包，第二天出門時都還是會出現手忙腳亂，遍尋物品的緊張。不以禪家之道由他而去，唯有肝火攻心，不知此人為何方神聖，憑什麼日日來考驗我的耐性？
好吧，這一天是臨睡前，宣告錢夾放在剛才的計程車上。
「上車前我不是說了，叫你把錢夾收起來嗎？」真是難以相信。
不驗收已發出的命令，結果就是此般下場。若是想要即時驗收，則會遭來「妳已經說三遍了」的回答。
總之，面對現實，錢夾不在了。
「裡面有什麼？」我從來不翻看孩子的書包和錢夾。
「車票、錢，還有一些會員卡和證件。」
不記得有多少錢，至少四五十到八九十多塊吧。(這差距真大)
沒有拿計程車收據的習慣，即使第一天到新加坡遺失了護照，被友人勸告要記得拿計程車的收據，萬一東西忘在車上，也好按圖索驥。曾經乖乖拿了幾次收據，回到家隨手一扔進垃圾桶，反而覺得浪費紙張資源。況且，我想，就算確鑿車輛，其他乘客拾走，或是司機說沒找到，能奈他何？
運氣是要運氣到了才算運氣。(廢話)
無論如何，重新申請學生票卡麻煩，還是打電話給計程車公司。
什麼顏色的車？幾點從哪裡上車？幾點在哪裡下車？車資多少？什麼樣的錢夾？裡面有什麼東西？
一一按照記憶所及回覆稟報。
得了一個報案的代號，留下聯絡電話號碼，靜候佳音。
心想，石沈大海還是失而復得，就在這幾天。
第二天晚上，再打電話回去計程車公司查詢，報上代號。
「因為你不能提供確實的車號，我們無法替你聯絡司機。有結果的話，我們會通知你。」
「謝謝。」等於可以不用期待。
第四天，孩子說學校接到消息，錢夾拾獲了！即日到計程車公司領回。
錢夾裡有校名和姓名的學生票卡，果然發揮功效。
計程車公司在遙遠的北邊，如果搭乘地鐵到那附近，還要換計程車，單程前後大約一個半小時。
節省時間為上，隔日坐計程車到計程車公司。
新加坡的計程車司機很少沈默寡言，聽我要去他公司，問：「妳在我們那做工？我怎麼沒見過妳？」
只好據實以告，對方又饒富興趣地打探：怎麼弄丟的？幾時？在哪裡？司機是華人嗎？有多少錢在裡面？
「還是我們新加坡好哇！東西丟了經常找得回來的！」他說。
我想到孩子遺忘過的護照，無力地點了點頭。
糊里糊塗的毛病，還是不宜外揚，計程車公司真遠，我實在沒精神和他老兄討論下去。
報了學校給的領件代號，遞交我的證件，取回了髒兮兮的錢夾。
錢夾最外層，是孩子的學生票卡。
裡面有十二元。
這來回的計程車錢，三十元都不止。
孩子晚上回家後，把錢夾給他。
「怎麼才十二塊？至少有四十多呢！」孩子馬上表示失望。
我說：「不管怎樣，找回來了，你該感謝那位還給你的司機是個好人。」
「好人？好人要做到底啊！拿走我三十元的，也算好人嗎？」
「那三十元是你的學費。」我在心裡說。
舉凡外套、雨傘、水壺、MP3、球、飯盒，出了門沒帶回家的東西數不勝數。最嚴重的一次，是兩年前到新加坡當天就不翼而飛的護照。幸好幾番周折之後，去機場領回，化解一場虛驚。
這一次，孩子把錢夾遺落在計程車上。
失錢事小，麻煩的是證件和車票。
唸了一年半的國際學校，新加坡公共交通單位很令人不解，說只有本地學校的學生才算學生，可以辦學生票卡；六歲以下的外國小孩可以用護照買兒童票，我家孩子一年半間就和成人無異，用成人票卡。
轉到本地小學之後，終於可以「名副其實」申請辦理學生票卡，對那張有點「得來不易」，掃瞄了自己大頭照片的學生票卡有些珍惜。
小學讀了六年半，在三個國家，換了四所學校，想來孩子的求學之路，由於我工作的遷徙，也真是坎坷。
在小學生涯的最後兩個多月，把放在錢夾裡的學生票卡弄丟了，又回到成人的付費方式。
住在遠離市區的偏僻校園裡，每次出門總免不了以超級市場為最後一站。大包小包提著生活補給品排隊等計程車，是當天最要緊的祈禱，微笑或者是惡夢，端看計程車來臨得順不順利。
住的地方很可能讓計程車空車而回，打了電話也不一定招得到計程車。有時好不容易等到車，一句「不順路」，著實潑我們全身冷水。更有時被計程車司機拒載之後，憤憤然「掙扎」著去搭乘地鐵。
是一天中圓滿的句號，還是疑惑的問號，或者不滿的驚嘆號，要靠計程車司機來決定。
那天運氣挺好，躲過計費加成時段(我至今仍沒搞清楚，付車資時才曉得)，等不到十分鐘便坐上車。
等車時就已經告訴孩子，用不著票卡，把錢夾收進背包裡。進入叛逆階段的孩子，總是反抗父母的要求。提袋夠多夠累贅的了，錢夾抓在手裡不嫌麻煩嗎？
家有如此年紀的孩子，家長要不經常為小事爭執或動怒，只有隨他。
每天睡前叮嚀檢查書包，第二天出門時都還是會出現手忙腳亂，遍尋物品的緊張。不以禪家之道由他而去，唯有肝火攻心，不知此人為何方神聖，憑什麼日日來考驗我的耐性？
好吧，這一天是臨睡前，宣告錢夾放在剛才的計程車上。
「上車前我不是說了，叫你把錢夾收起來嗎？」真是難以相信。
不驗收已發出的命令，結果就是此般下場。若是想要即時驗收，則會遭來「妳已經說三遍了」的回答。
總之，面對現實，錢夾不在了。
「裡面有什麼？」我從來不翻看孩子的書包和錢夾。
「車票、錢，還有一些會員卡和證件。」
不記得有多少錢，至少四五十到八九十多塊吧。(這差距真大)
沒有拿計程車收據的習慣，即使第一天到新加坡遺失了護照，被友人勸告要記得拿計程車的收據，萬一東西忘在車上，也好按圖索驥。曾經乖乖拿了幾次收據，回到家隨手一扔進垃圾桶，反而覺得浪費紙張資源。況且，我想，就算確鑿車輛，其他乘客拾走，或是司機說沒找到，能奈他何？
運氣是要運氣到了才算運氣。(廢話)
無論如何，重新申請學生票卡麻煩，還是打電話給計程車公司。
什麼顏色的車？幾點從哪裡上車？幾點在哪裡下車？車資多少？什麼樣的錢夾？裡面有什麼東西？
一一按照記憶所及回覆稟報。
得了一個報案的代號，留下聯絡電話號碼，靜候佳音。
心想，石沈大海還是失而復得，就在這幾天。
第二天晚上，再打電話回去計程車公司查詢，報上代號。
「因為你不能提供確實的車號，我們無法替你聯絡司機。有結果的話，我們會通知你。」
「謝謝。」等於可以不用期待。
第四天，孩子說學校接到消息，錢夾拾獲了！即日到計程車公司領回。
錢夾裡有校名和姓名的學生票卡，果然發揮功效。
計程車公司在遙遠的北邊，如果搭乘地鐵到那附近，還要換計程車，單程前後大約一個半小時。
節省時間為上，隔日坐計程車到計程車公司。
新加坡的計程車司機很少沈默寡言，聽我要去他公司，問：「妳在我們那做工？我怎麼沒見過妳？」
只好據實以告，對方又饒富興趣地打探：怎麼弄丟的？幾時？在哪裡？司機是華人嗎？有多少錢在裡面？
「還是我們新加坡好哇！東西丟了經常找得回來的！」他說。
我想到孩子遺忘過的護照，無力地點了點頭。
糊里糊塗的毛病，還是不宜外揚，計程車公司真遠，我實在沒精神和他老兄討論下去。
報了學校給的領件代號，遞交我的證件，取回了髒兮兮的錢夾。
錢夾最外層，是孩子的學生票卡。
裡面有十二元。
這來回的計程車錢，三十元都不止。
孩子晚上回家後，把錢夾給他。
「怎麼才十二塊？至少有四十多呢！」孩子馬上表示失望。
我說：「不管怎樣，找回來了，你該感謝那位還給你的司機是個好人。」
「好人？好人要做到底啊！拿走我三十元的，也算好人嗎？」
「那三十元是你的學費。」我在心裡說。
「新漢文化圈」的預言
選自衣若芬《感觀東亞》
濟州官員問他們來自何方，語言不通，其中有一位懂得簡單的漢字，代表應付偵訊，以漢字筆談。原來，他們是從琉球那霸前往宮古島收取年貢物，返程途中遭遇風害，偏離航道，因而誤闖異國的災民。
出發前祈求的「順風」並沒有如願以償，還好筆錄答問並無疑義，這些琉球人在濟州得到了衣食的照顧，修復船隻，數日後再度揚起歸帆。
這一則案件記錄在韓國的史書《朝鮮王朝實錄》和《日省錄》中，類似這樣的漂流事例，在古代的公私文書裡屢見不鮮，有從日本漂流到中國舟山、從韓國漂流到台灣澎湖、從中國漂流到日本長崎……。
不幸的海上歷險，僥倖的收押遣返，二十世紀初之前數百年間的東亞海域，如果沒有共同溝通的文字，漂流民的生命恐怕深受威脅。
我想到1874年，同樣從宮古島返航那霸上繳年貢物，卻被颱風颳到台灣東南，和原住民發生衝突的「牡丹社事件」。
漢字，不僅僅是文化交流、傳播宗教與思想的工具，漢字，是流亡異境的存活護身符。
看看1790年那艘琉球船上裝載的書籍，都是貿易的商品。朝鮮的史官說，《論語》和《中庸》有夾註句點，應該是該國之書，也就是並非中國出版，而是琉球的印刷品。另外，《實語敎童子訓》是日本編訂，五個漢字一句的童蒙教化書，像「幼時不勤學，老後雖恨悔」兩句，不正如《三字經》的「幼不學，老何為」嗎？
1986年，法國漢學家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 1928-2021)出版了Le Nouveau Monde Sinisé一書，第二年便被日本學者福鎌忠恕翻譯為《亞洲文化圈的時代》；其後中國學者陳彥翻譯為《新漢文化圈》。
「新漢文化圈」顯然得自「漢字文化圈」的概念，自1980年代以來，尤其為日本學術界所重視。「漢字文化圈」含蓋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二十世紀初以前，使用漢字為官方表記符號的地區，由於這些地區大體都尊崇儒家，也被視為「儒教文化圈」，或是從地理位置上稱之為「東亞文化圈」。
汪德邁「新漢文化圈」的見解其實並不特別新穎，他把使用漢字和使用筷子作為定義「漢文化圈」的標準，從政治、經濟與文化多方面指出「漢文化圈」的特色與潛力。他認為堅實的儒家思想是社會安定的後盾，保留較完整的漢字使用比例是經濟發展的利器──日語中大量的「當用漢字」，以及徹底拉丁化、摒棄漢字的越南，是兩個顯著的對照；介於二者之間的，是徘徊於漢字與本國拼音字的韓國。
姑且不論汪德邁的分析是否令人信服，他強調「西化」絕非「現代化」唯一的道路，主張重新審視亞洲的未來前景，還是值得深思的。
談到漢字對於周邊國家產生的巨大作用與影響，一般中國人都很受用，覺得與有榮焉，何況是出自洋人之口，更感到臉上增光。正由於如此，「漢字文化圈」的提法也被蒙上「漢沙文本位主義」的色彩，流於狹隘與自大，反而遭受批判。東亞諸國，是否因為使用漢字而成為「(儒家)文化共同體」？有沒有什麼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在和亞洲其他非使用漢字的文化範圍接觸時，能不能展現自身的普世意義？
如果重視「新漢文化圈」是一種回歸，或是二十多年前汪德邁對東亞新世界的預言，放眼全球「漢語熱」的現狀，或許能夠讓我們冷靜地繼續觀察。在各國的主體意識和結盟需求的考量下，兩百年前救命的漢字，日本學者子安宣邦教授形容的「不可避的他者」，正考驗著原來「漢字文化圈」領導人的遠見與智慧，被汪德邁劃入「新漢文化圈」的新加坡，也是其中之一。
(2008年10月1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2008/09/20
從NTU到NTU
我的第一本小說集《踏花歸去》，封底有一張作者照片，學生看見了，問我：「怎麼有那件NTU的T恤？」
那是大學時朋友送給我，台大溜冰社的T恤，雖然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溜冰社。
那是大學時朋友送給我，台大溜冰社的T恤，雖然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溜冰社。
我想我的學生們想問的是，怎麼我的T恤上剛好寫了他們學校的縮寫。
是的，台灣大學和我現在任教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一樣，都是簡稱NTU。
只是巧合。
人生的機緣巧合，讓我在離開台大NTU十一年後，走入了另一個異國的NTU。
我喜歡NTU。在新加坡坐上計程車，說聲「NTU」，司機就會知道，如果遇到的是華人，年少時又讀的是華校(而非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英校生)，往往可以聽一段新加坡的教育歷史。
好幾次我糊里糊塗只報了「去台大」，被計程車司機載到了台大醫院。
可能我無精打采，像個病人吧。
在台大讀了十二年書，好像和青梅竹馬的情人一起成長，以為彼此永遠不會分開。
直到確定必須分手，在杜鵑花城的最後一個春天，昔日俗豔的繽紛突然對我投以陌生的眼光。文學院的流蘇失去了細雪飄風的浪漫，欖仁樹也蒼老了許多。我漫步到醉月湖，大學聯考過後，我帶了課本和參考書到湖邊摺紙船，那時的我，又以為暗戀的台大絕不會對我展開懷抱。
無心插柳，卻綠柳成蔭。聽著傅鐘的聲響，離開傅斯年先生的墓園，我的活動場域，轉到了南港的傅斯年圖書館，然後又從南港漂遊到了南洋。
日前在課堂上向學生們談起王叔岷老師，聯想到傅斯年；讀著台靜農老師的書，說著海峽兩岸的學術傳承。剎時腦海閃過台大文學院二樓的窗景。我曾經坐在窗台上聽方瑜老師講唐詩，看著林文月老師從樓下走過。
什麼是大學的宇宙精神？如何要「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呢？
從NTU，到NTU，我才明白我始終啜飲著文化的甘露，並自期湧泉以報。
(為台大中文系而寫)
2008/09/05
茶涼
2004年王老師壽宴為了寫哀悼王叔岷老師的唁文，上網想多查一些有關王老師的資料，同時，更想知道網路媒介如何報導王老師逝世的消息。
結果，意外地，王老師晚年長期執教的台灣大學中文系、擔任學術諮詢委員的中研院文哲所的網頁上，一點訊息也沒有。王老師任職的中研院史語所，在首頁刊出了消息，不過內容有誤，把王老師的詩集《南園雜詠》寫成了《南園雜誌》。台灣中國時報在8月26日登的新聞，大概是從史語所得來，也寫成《南園雜誌》。我是8月27日收到國科會寄來，台大中文系請國科會代發的電郵，公告訂於9月2日於台大文學院舉行追思會。
王老師雖然一生作育英才，著作等身，但不是學術界的明星，更非社會要聞之主角，哲人其萎，媒體反應冷淡不足為奇。一位大陸的網友不知在哪裡得到了王老師逝世的消息，在部落格發布，語末又帶著保留的口氣表示：沒有在台灣的媒體看到消息，不能證明真偽。這種實事求是的精神，我是很尊敬的。
我們已經活在被媒體操控的時代，平面或電子的新聞，尤其是網路，是資訊的來源，也是謠言的淵藪。好像是在「百度」上，看到寫著王老師1973年退休，其實應該是1983年。1973年時，王老師還在南洋大學教書。網路上所有關於王老師生平或小傳的文字，幾乎都抄襲複製這一資料。更可笑的，竟然有「王叔岷，複姓王叔，名岷」的說法，簡直荒唐離譜極了。
一生研治訓詁校勘的王老師，在天有知，恐怕只有搖頭嘆息。身後的世界，即使曾經任職的單位，連他的著作書名都會寫錯，何況小輩們信筆胡謅，廣為流布。訓詁校勘，果然是「絕學」啊！
人走了，茶就涼了。
日後，也許連那茶杯也杳如黃鶴。
2008/09/04
從容
北京奧運閉幕那天，讀到台北媒體訪問英國駐台代表，對於四年之後倫敦奧運的期許。
受訪者回答：「倫敦不需要向世界證明什麼。」
一派從容與自信。
言下之意，似乎反襯了此次北京奧運的刻意與著急──急著向世界證明自己有能力擔當重任。
都說是「盼了百年」，爭取到主辦權時，那欣喜若狂像是打了世界大戰的勝仗。
所以要辦個「有史以來最好」的奧運。
我也為北京高興的。不是為能夠「與國際接軌」、「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央」，我相信，奧運會造成的改變，能夠為蓄勢待發，蠢蠢欲往大國行列崛起的中國，帶來炫耀其自身榮光，以及暴露其卑微空虛的反思。
這對一個幾番浮沈興衰的古國是正面的刺激。
看開幕和閉幕式，動輒爆裂夜空的煙火，已經麻木。像是性興奮過度卻無法射精，只有焦慮。
五十一面金牌，壯盛的體育強國。在看到超過二十面金牌時，我已經厭倦奧運的消息。
那裡面只有奪金的壓力。我同情那些宛如機器的運動員，並且深深佩服他們的努力，可惜我絲毫沒有欣賞比賽的愉快感覺。
絕非我對中國存有偏見。也許我對國際各種運動比賽關心得太少，競技場上本來不是為了觀眾的視覺享受，而是現實的選手的職業生命。
但是能不能容得下一點「即使輸了，也很好看，很了不起」的餘裕呢？以成敗論英雄，果真是千古不移之理嗎？
是否因此，許多從小學習各種「才藝」──音樂、舞蹈、跆拳道等等的孩子們，在比賽或「晉級」失利後，就放棄了原本的「興趣」？「興趣」那麼不堪一擊哪？
這不算是風涼話吧。我的職業，也存在著「成敗論英雄」的危機感。
要求一定的期限，發表一定數量的學術論文，如果達不到「指標」，飯碗便不保。
於是，自己也進入了「生產線」。當學術研究工作和教育職責在時間分配上衝突時，「識時務者為俊傑」？還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經常有人拿張愛玲的話「出名要趁早」來做口號，雖不是重視青春貌美的演藝事業，出名與否也變為成功與否的判斷條件。
《論語》裡不是說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嗎？
人家不知你有多大本事，有多響亮的名聲，就要想方設法露臉和證明。露了臉，證了明，這就揚眉吐氣了嗎？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有的人離開了江湖，就是死魚一條；有的人明明已經是死魚，還賴在江湖，都說是「身不由己」啊！
我真羨慕自信與從容的人，無論在不在江湖、在哪一道上的江湖，都可以不必拼命去證明什麼，時而放射煙火般的光采，像與契合的人，相知相惜，輕鬆喜悅地相愛。
受訪者回答：「倫敦不需要向世界證明什麼。」
一派從容與自信。
言下之意，似乎反襯了此次北京奧運的刻意與著急──急著向世界證明自己有能力擔當重任。
都說是「盼了百年」，爭取到主辦權時，那欣喜若狂像是打了世界大戰的勝仗。
所以要辦個「有史以來最好」的奧運。
我也為北京高興的。不是為能夠「與國際接軌」、「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央」，我相信，奧運會造成的改變，能夠為蓄勢待發，蠢蠢欲往大國行列崛起的中國，帶來炫耀其自身榮光，以及暴露其卑微空虛的反思。
這對一個幾番浮沈興衰的古國是正面的刺激。
看開幕和閉幕式，動輒爆裂夜空的煙火，已經麻木。像是性興奮過度卻無法射精，只有焦慮。
五十一面金牌，壯盛的體育強國。在看到超過二十面金牌時，我已經厭倦奧運的消息。
那裡面只有奪金的壓力。我同情那些宛如機器的運動員，並且深深佩服他們的努力，可惜我絲毫沒有欣賞比賽的愉快感覺。
絕非我對中國存有偏見。也許我對國際各種運動比賽關心得太少，競技場上本來不是為了觀眾的視覺享受，而是現實的選手的職業生命。
但是能不能容得下一點「即使輸了，也很好看，很了不起」的餘裕呢？以成敗論英雄，果真是千古不移之理嗎？
是否因此，許多從小學習各種「才藝」──音樂、舞蹈、跆拳道等等的孩子們，在比賽或「晉級」失利後，就放棄了原本的「興趣」？「興趣」那麼不堪一擊哪？
這不算是風涼話吧。我的職業，也存在著「成敗論英雄」的危機感。
要求一定的期限，發表一定數量的學術論文，如果達不到「指標」，飯碗便不保。
於是，自己也進入了「生產線」。當學術研究工作和教育職責在時間分配上衝突時，「識時務者為俊傑」？還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經常有人拿張愛玲的話「出名要趁早」來做口號，雖不是重視青春貌美的演藝事業，出名與否也變為成功與否的判斷條件。
《論語》裡不是說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嗎？
人家不知你有多大本事，有多響亮的名聲，就要想方設法露臉和證明。露了臉，證了明，這就揚眉吐氣了嗎？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有的人離開了江湖，就是死魚一條；有的人明明已經是死魚，還賴在江湖，都說是「身不由己」啊！
我真羨慕自信與從容的人，無論在不在江湖、在哪一道上的江湖，都可以不必拼命去證明什麼，時而放射煙火般的光采，像與契合的人，相知相惜，輕鬆喜悅地相愛。
2008/09/03
蓮盡人已去──敬悼王叔岷老師
我對王叔岷老師的最深刻印象，是在2004年的春天。
發生過驚人的「三一九槍擊案」的台灣，乍暖還寒的氣候裡湧動著民眾渴望真相大白的熱情，九十歲高齡的王老師囑咐女兒王國瓔教授推著輪椅，帶著旗幟，陪同他走進街頭的人群。
國事怔忡，即使身體日益虛弱，記憶力大不如前，在王老師家聽國瓔教授說起父親的堅持，突然頓悟了什麼是「慷慨悲涼」。王老師畢生研治莊子與陶淵明，豁達大度，不忮不求，看似超然塵俗，有如清風明月，竟也有「天下興亡」的義憤。
我對王老師知道的太有限，只旁聽過老師在台灣大學開設的「斠讎學」和「詩品」課，還記得老師說《詩品》的作者「鍾嶸」的「嶸」，應該讀同「紅」音。老師的皇皇巨著《莊子校詮》、五冊的《史記斠證》等等，令人望而生畏。即使硬著頭皮翻閱，還是尊敬瞻仰的成份多，絲毫不敢奢想「有為者亦若是」。因此，我不是和老師十分親近的學生。然而，機緣巧合，王老師是我所任職研究所的學術諮詢委員，偶有拜會老師，或是賀壽的聚餐，我也就「混」在人間湊熱鬧。
去見王老師，我總是故意穿著大紅衣衫，我想老人家也許喜歡鮮亮活潑的色彩，有吉祥如意的兆頭。即使憂慮時局，在老師面前還是開開心心，談笑無際。那時，王老師已經不大能記得所有的人，可能正由於如此，本來在師門之外的我，才斗膽放肆的吧。
聽說王老師不吃圓形的食物，又聽說老師退休後愛穿牛仔褲、吃漢堡，我問老師：「漢堡不是圓的嗎？」
老師說：「壓扁了就不算圓的了！」眾人大笑。
後來捧讀王老師的回憶錄《慕廬憶往》，裡面也寫著老師幼年逃難，拒吃玉米和豆類，寧可挨餓和挨罵；老年卻不願違女學生勸食的美意，把湯圓壓扁了吃，真是一絕。
《慕廬憶往》裡讓我見到了孜孜矻矻專注於校勘考據學問之外，流露真性情的王老師。其中談到在南洋的經歷，以及尊師重道，令老師感動的星洲學生們。
1963年至1981年間，王叔岷老師在新加坡大學、馬來亞大學、南洋大學，以及合併後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任教，並擔任南洋大學中文系最後一屆，也是與新加坡大學合併後的第一屆中文系系主任。前後近十七年中，在南洋大學就過了九年多，時間最長，對南大情意也最深。
在王老師的詩集《四餘齋詩草》、《南園雜詠》、《舊莊新詠》中，時時浮現星洲時光的履痕，尤其1981年出版的《南園雜詠》，更是篇篇作於南大。王老師自號「慕廬」，正是在南大期間。他年屆五十，台海兩岸阻絕，未能孝養高堂，後來得知雙親已經離世，取《孟子．萬章》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之意，當時南大中文系的蔡寰青老師為王老師刻「慕廬」印，一直鈐於王老師的墨寶上。
新加坡是王老師作育英才之地，也是1977年王師母驟逝，長眠毘盧寺的傷懷島。
1984年，任教於國立大學的國瓔教授赴故鄉成都與長兄國簡先生會面。第二年，因新加坡的地利之便，1949年之後留在四川，38年未見父親的王國簡先生在新加坡與王老師相聚。此後父子及孫子女又兩度於新加坡團圓。
1992年，王老師回到闊別四十餘年的大陸。晚年過著半年居台北，半年居成都的生活。
因緣際會，昔時在王老師詩作中經常吟詠的南大校園，成為我現在每日生活的場景。
走在南大湖畔，老師曾有詩詠湖中並蒂白蓮：「舉世滔滔悲混濁，在山泉水亦難清。南湖並蒂花如雪，一夜蓮開別有情。」
如今，蓮花早已絕跡，曾經坐待蓮花綻放的王老師，也已永遠離去。
2008年8月21日，王叔岷先生逝世於四川家中，享年九十四歲。
(2008年9月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發生過驚人的「三一九槍擊案」的台灣，乍暖還寒的氣候裡湧動著民眾渴望真相大白的熱情，九十歲高齡的王老師囑咐女兒王國瓔教授推著輪椅，帶著旗幟，陪同他走進街頭的人群。
國事怔忡，即使身體日益虛弱，記憶力大不如前，在王老師家聽國瓔教授說起父親的堅持，突然頓悟了什麼是「慷慨悲涼」。王老師畢生研治莊子與陶淵明，豁達大度，不忮不求，看似超然塵俗，有如清風明月，竟也有「天下興亡」的義憤。
我對王老師知道的太有限，只旁聽過老師在台灣大學開設的「斠讎學」和「詩品」課，還記得老師說《詩品》的作者「鍾嶸」的「嶸」，應該讀同「紅」音。老師的皇皇巨著《莊子校詮》、五冊的《史記斠證》等等，令人望而生畏。即使硬著頭皮翻閱，還是尊敬瞻仰的成份多，絲毫不敢奢想「有為者亦若是」。因此，我不是和老師十分親近的學生。然而，機緣巧合，王老師是我所任職研究所的學術諮詢委員，偶有拜會老師，或是賀壽的聚餐，我也就「混」在人間湊熱鬧。
去見王老師，我總是故意穿著大紅衣衫，我想老人家也許喜歡鮮亮活潑的色彩，有吉祥如意的兆頭。即使憂慮時局，在老師面前還是開開心心，談笑無際。那時，王老師已經不大能記得所有的人，可能正由於如此，本來在師門之外的我，才斗膽放肆的吧。
聽說王老師不吃圓形的食物，又聽說老師退休後愛穿牛仔褲、吃漢堡，我問老師：「漢堡不是圓的嗎？」
老師說：「壓扁了就不算圓的了！」眾人大笑。
後來捧讀王老師的回憶錄《慕廬憶往》，裡面也寫著老師幼年逃難，拒吃玉米和豆類，寧可挨餓和挨罵；老年卻不願違女學生勸食的美意，把湯圓壓扁了吃，真是一絕。
《慕廬憶往》裡讓我見到了孜孜矻矻專注於校勘考據學問之外，流露真性情的王老師。其中談到在南洋的經歷，以及尊師重道，令老師感動的星洲學生們。
1963年至1981年間，王叔岷老師在新加坡大學、馬來亞大學、南洋大學，以及合併後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任教，並擔任南洋大學中文系最後一屆，也是與新加坡大學合併後的第一屆中文系系主任。前後近十七年中，在南洋大學就過了九年多，時間最長，對南大情意也最深。
在王老師的詩集《四餘齋詩草》、《南園雜詠》、《舊莊新詠》中，時時浮現星洲時光的履痕，尤其1981年出版的《南園雜詠》，更是篇篇作於南大。王老師自號「慕廬」，正是在南大期間。他年屆五十，台海兩岸阻絕，未能孝養高堂，後來得知雙親已經離世，取《孟子．萬章》所謂「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之意，當時南大中文系的蔡寰青老師為王老師刻「慕廬」印，一直鈐於王老師的墨寶上。
新加坡是王老師作育英才之地，也是1977年王師母驟逝，長眠毘盧寺的傷懷島。
1984年，任教於國立大學的國瓔教授赴故鄉成都與長兄國簡先生會面。第二年，因新加坡的地利之便，1949年之後留在四川，38年未見父親的王國簡先生在新加坡與王老師相聚。此後父子及孫子女又兩度於新加坡團圓。
1992年，王老師回到闊別四十餘年的大陸。晚年過著半年居台北，半年居成都的生活。
因緣際會，昔時在王老師詩作中經常吟詠的南大校園，成為我現在每日生活的場景。
走在南大湖畔，老師曾有詩詠湖中並蒂白蓮：「舉世滔滔悲混濁，在山泉水亦難清。南湖並蒂花如雪，一夜蓮開別有情。」
如今，蓮花早已絕跡，曾經坐待蓮花綻放的王老師，也已永遠離去。
2008年8月21日，王叔岷先生逝世於四川家中，享年九十四歲。
(2008年9月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2008/08/25
廢人
眼巴巴看完奧運閉幕式的表演，孩子沒看到周杰倫，終於破口大罵！
一直被電影廣告打斷，英國國旗快升到頂了，螢幕上才播出來。那時，已經開始不爽。
「如果還是一大堆人在那裡扭來扭去，我寧可不看！」開幕表演顯然沒給這個十二歲的男孩任何「視覺震撼」。「中國人多，動不動成千上萬的人表演，穿古裝、跳民族舞，煩死了！」
我也覺得很像給觀光客看的民俗村歌舞秀，大陣仗挺唬人就是了。
人多，眼花潦亂，掌控畫面的導播也很為難吧？哪裡是焦點呢？
真像傳統中國畫的「散點透視」，視線得不停地移動，幸虧繪畫是靜止的。
說是「數大便是美」，但是大到人人面目模糊，只顯現了操縱和指揮這些人的極端權力，甚至，一股凌駕於個人意志的暴力。那些，哪裡是人呢？是導演手裡排列形狀的砂粒石子，是組合色彩的區塊積木，是編織圖案的線蕊草頭。
看到在堆疊成塔的鋼架上蠕動的人群，他們身上吊著可以飛簷走壁的鋼絲，我想到的是一九五０年代，中國的「土法煉鋼」。明明可以用電腦動畫製作的視覺效果，偏偏用活生生，一不小心可能出意外的人體。開幕舞群中，就有獨舞「飛天」的舞者在彩排時不慎從高處摔落，結果造成癱瘓。
又是一段電視廣告，鋼架下搭出的舞台，瞥見王力宏和Rain，以及來不及看清楚的歌手。畫面被舞台前方搖擺著拉胡琴的女子群占據，孩子想欣賞的明星，想聽的歌曲，全部被混雜成一團。
「廢人！拍那些廢人幹嘛！笨蛋！」他衝到電視機前。
我稍微弄懂，他說的「廢人」是明星歌手以外的樂隊和舞者。
他們，那麼一大團熱熱鬧鬧，賣力地表演，被看成不重要，甚至有礙鏡頭對準明星歌手的「廢人」，真是情何以堪哪？
而我，在中學生時代，也被學校派去運動比賽的開幕典禮，當過「廢人」。
比演奏樂器、大合唱、大會舞更「低智能」「零技術」的事。坐在觀眾席的我們，手裡拿著木板，上面釘了一層層各色的塑膠布，聽從指示的號碼，把塑膠布翻到對應號碼的那一層。從司令台望去，塑膠布排列組成的不同色彩，會呈現文字或圖案，配合各國運動選手入場，做為一種集體的「表演」。
曬著大太陽排練，被淹沒於群體的我，很想看看到底我們排出來的，是怎麼樣的畫面？
不在總指揮的司令台，無法欣賞。
「一將功成萬骨枯」，這句話現在說當然不合適，北京奧運開幕和閉幕表演的功臣名將張藝謀，口口聲聲在競標時說不要「整齊畫一」的大堆頭，終於還是重蹈了在「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等人海戰術片的覆轍，沒出人意料。
可憐的是媒體爭相追逐報導的「看點」歌手，也被掩蓋如「萬骨」。這樣想來，周杰倫沒露臉，沒被炒在大雜燴裡，就沒啥好生氣，好遺憾的了。
一直被電影廣告打斷，英國國旗快升到頂了，螢幕上才播出來。那時，已經開始不爽。
「如果還是一大堆人在那裡扭來扭去，我寧可不看！」開幕表演顯然沒給這個十二歲的男孩任何「視覺震撼」。「中國人多，動不動成千上萬的人表演，穿古裝、跳民族舞，煩死了！」
我也覺得很像給觀光客看的民俗村歌舞秀，大陣仗挺唬人就是了。
人多，眼花潦亂，掌控畫面的導播也很為難吧？哪裡是焦點呢？
真像傳統中國畫的「散點透視」，視線得不停地移動，幸虧繪畫是靜止的。
說是「數大便是美」，但是大到人人面目模糊，只顯現了操縱和指揮這些人的極端權力，甚至，一股凌駕於個人意志的暴力。那些，哪裡是人呢？是導演手裡排列形狀的砂粒石子，是組合色彩的區塊積木，是編織圖案的線蕊草頭。
看到在堆疊成塔的鋼架上蠕動的人群，他們身上吊著可以飛簷走壁的鋼絲，我想到的是一九五０年代，中國的「土法煉鋼」。明明可以用電腦動畫製作的視覺效果，偏偏用活生生，一不小心可能出意外的人體。開幕舞群中，就有獨舞「飛天」的舞者在彩排時不慎從高處摔落，結果造成癱瘓。
又是一段電視廣告，鋼架下搭出的舞台，瞥見王力宏和Rain，以及來不及看清楚的歌手。畫面被舞台前方搖擺著拉胡琴的女子群占據，孩子想欣賞的明星，想聽的歌曲，全部被混雜成一團。
「廢人！拍那些廢人幹嘛！笨蛋！」他衝到電視機前。
我稍微弄懂，他說的「廢人」是明星歌手以外的樂隊和舞者。
他們，那麼一大團熱熱鬧鬧，賣力地表演，被看成不重要，甚至有礙鏡頭對準明星歌手的「廢人」，真是情何以堪哪？
而我，在中學生時代，也被學校派去運動比賽的開幕典禮，當過「廢人」。
比演奏樂器、大合唱、大會舞更「低智能」「零技術」的事。坐在觀眾席的我們，手裡拿著木板，上面釘了一層層各色的塑膠布，聽從指示的號碼，把塑膠布翻到對應號碼的那一層。從司令台望去，塑膠布排列組成的不同色彩，會呈現文字或圖案，配合各國運動選手入場，做為一種集體的「表演」。
曬著大太陽排練，被淹沒於群體的我，很想看看到底我們排出來的，是怎麼樣的畫面？
不在總指揮的司令台，無法欣賞。
「一將功成萬骨枯」，這句話現在說當然不合適，北京奧運開幕和閉幕表演的功臣名將張藝謀，口口聲聲在競標時說不要「整齊畫一」的大堆頭，終於還是重蹈了在「英雄」、「滿城盡帶黃金甲」等人海戰術片的覆轍，沒出人意料。
可憐的是媒體爭相追逐報導的「看點」歌手，也被掩蓋如「萬骨」。這樣想來，周杰倫沒露臉，沒被炒在大雜燴裡，就沒啥好生氣，好遺憾的了。
2008/08/22
2008/08/16
在俄羅斯遇見的幾位女子(三)：水果
水果的名字比D更長，即使她給了我名片，並且用中文註明了她名字的漢譯，我還是喜歡叫她「水果」。
她喜歡吃水果，綽號叫水果，來自水果產量豐盛的烏克蘭。
她說著幾月吃櫻桃、幾月吃草莓、幾月吃杏子，一年到頭差不多都能吃到蘋果，沒有當令水果的時候，就吃蘋果吧。
我聽了直嚥口水，怎麼有人不但愛吃水果，還能把水果說得那麼好吃？
認識水果那時，會議已經結束，一行人走在聖彼得堡的街上，前往閉幕晚宴的「哈爾濱餐廳」。
我對「哈爾濱餐廳」一點也沒有期待，離開亞洲一星期，不吃中國菜也無所謂的。何況，異鄉的中國菜多半因應當地人的口味而「改良」得乏善可陳，領教過不少。
好想吃水果，喉頭乾涸，喝水也不解渴的燥。
去過超級市場，蕃茄的價值幾乎是新加坡的三倍。
還是買了，一晚上啃完三個，覺得不夠過癮。我怎麼此時不在烏克蘭？
水果沒注意到我一邊點頭一邊把早喝完的水瓶頻頻送往唇間。
我對蘇聯和俄羅斯周圍國家的無知一下子曝了光。水果發現我還不清楚烏克蘭共和國1991年蘇聯解體時，烏克蘭百姓的歡欣鼓舞。
「比起說俄語，我寧可說漢語！」水果說。這句中文不太簡單，她倒是很流利。
父母親都是數學家，教育出一個熱愛中國的女兒。
水果戴著鴨舌帽，身穿運動服和球鞋，像是慢跑回來，纖細而高窕。白皙的皮膚透著紅通通的雙頰，果然是維生素C的美顏效果。
其實她今天開會時一直坐在我旁邊。但我太以貌取人，以為她是來旁聽的研究生。
她解釋，前幾天她參加俄語組的討論，今天中文組有古代文學的論文發表，特地參加。
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年輕學者不多，口語白話文已經夠折騰，何況是文言文？
水果笑了，說：「對我來說，現代中國和古代中國都是外國啊！」
九歲那年，水果在學校回答老師「我是哪裡人」的問題時，不假思索地說：「我是烏克蘭人。」
「烏克蘭不是一個國家。」老師說。
「我是烏克蘭人。」水果堅持。
老師大吃一驚，後來聯絡水果的父母，那時蘇聯尚未解體，「思想不正確」的代價難以預想。
「是妳的父母教育你的吧？」我問。
「不，我自己知道的，這不用我父母教。」
在聖彼得堡英語不大管用，我想她會說俄語肯定方便得多。
她搖搖頭：「我一開口，人們就聽得出我不是俄羅斯人。而且，聖彼得堡的俄語和莫斯科也不大一樣。」
28歲的水果剛剛結婚半年多：「結了婚以後很忙，要教書，要讀書，還有很多有趣的事兒要做…」她朝我眨了眨眼，笑得雙頰更紅了。
明天，水果的先生會到聖彼得堡來，度過他們的蜜月假期。
「他是研究烏克蘭文學的。」水果說。
「假期過後，我應該用功讀書了。」說得像個孩子似的。
我問她讀什麼書？
「我好喜歡李清照，想研究她的詞。」
我本來想說：李清照的詞好多學者研究過了呀！
可是，說出口的卻是：「我也喜歡李清照呢。」
易安居士地下有知，當會含笑欣慰吧？
以後，會有一本李清照詞的研究書籍誕世，用烏克蘭語。
她喜歡吃水果，綽號叫水果，來自水果產量豐盛的烏克蘭。
她說著幾月吃櫻桃、幾月吃草莓、幾月吃杏子，一年到頭差不多都能吃到蘋果，沒有當令水果的時候，就吃蘋果吧。
我聽了直嚥口水，怎麼有人不但愛吃水果，還能把水果說得那麼好吃？
認識水果那時，會議已經結束，一行人走在聖彼得堡的街上，前往閉幕晚宴的「哈爾濱餐廳」。
我對「哈爾濱餐廳」一點也沒有期待，離開亞洲一星期，不吃中國菜也無所謂的。何況，異鄉的中國菜多半因應當地人的口味而「改良」得乏善可陳，領教過不少。
好想吃水果，喉頭乾涸，喝水也不解渴的燥。
去過超級市場，蕃茄的價值幾乎是新加坡的三倍。
還是買了，一晚上啃完三個，覺得不夠過癮。我怎麼此時不在烏克蘭？
水果沒注意到我一邊點頭一邊把早喝完的水瓶頻頻送往唇間。
我對蘇聯和俄羅斯周圍國家的無知一下子曝了光。水果發現我還不清楚烏克蘭共和國1991年蘇聯解體時，烏克蘭百姓的歡欣鼓舞。
「比起說俄語，我寧可說漢語！」水果說。這句中文不太簡單，她倒是很流利。
父母親都是數學家，教育出一個熱愛中國的女兒。
水果戴著鴨舌帽，身穿運動服和球鞋，像是慢跑回來，纖細而高窕。白皙的皮膚透著紅通通的雙頰，果然是維生素C的美顏效果。
其實她今天開會時一直坐在我旁邊。但我太以貌取人，以為她是來旁聽的研究生。
她解釋，前幾天她參加俄語組的討論，今天中文組有古代文學的論文發表，特地參加。
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年輕學者不多，口語白話文已經夠折騰，何況是文言文？
水果笑了，說：「對我來說，現代中國和古代中國都是外國啊！」
九歲那年，水果在學校回答老師「我是哪裡人」的問題時，不假思索地說：「我是烏克蘭人。」
「烏克蘭不是一個國家。」老師說。
「我是烏克蘭人。」水果堅持。
老師大吃一驚，後來聯絡水果的父母，那時蘇聯尚未解體，「思想不正確」的代價難以預想。
「是妳的父母教育你的吧？」我問。
「不，我自己知道的，這不用我父母教。」
在聖彼得堡英語不大管用，我想她會說俄語肯定方便得多。
她搖搖頭：「我一開口，人們就聽得出我不是俄羅斯人。而且，聖彼得堡的俄語和莫斯科也不大一樣。」
28歲的水果剛剛結婚半年多：「結了婚以後很忙，要教書，要讀書，還有很多有趣的事兒要做…」她朝我眨了眨眼，笑得雙頰更紅了。
明天，水果的先生會到聖彼得堡來，度過他們的蜜月假期。
「他是研究烏克蘭文學的。」水果說。
「假期過後，我應該用功讀書了。」說得像個孩子似的。
我問她讀什麼書？
「我好喜歡李清照，想研究她的詞。」
我本來想說：李清照的詞好多學者研究過了呀！
可是，說出口的卻是：「我也喜歡李清照呢。」
易安居士地下有知，當會含笑欣慰吧？
以後，會有一本李清照詞的研究書籍誕世，用烏克蘭語。
2008/08/12
在俄羅斯遇見的幾位女子(二)：D
D的名字是Deliash，不長，但我總是發不出標準的讀音，她的姓更別提了，一串字母讓我不曉得重音應該擺在哪裡。幸好人與人共處用不著天天指名道姓，我和她在聖彼得堡大學的宿舍倆人同屋，說起話來不必弄懂到底在對誰說話，除非是自言自語。
我後來發現她有時真的會自言自語，不過仔細聽，辨別出不是英語，那麼就不是對我說，便不理會了。
剛到聖彼得堡大學宿舍安頓好，恍恍惚惚熬過一個不肯日落的夜晚。第二天，向好心的櫃台服務員葉琳娜借了電茶壺和臉盆，解決了基本的清潔問題以後，壯起膽子上街去。
去的是俄羅斯博物館。
語言不通，雖然在櫃台遇到一位會說英語的學生，告訴我如何搭車，順著指示前去，還是不得要領，連哪裡是公共汽車站的標誌都弄不清。問了路人，有的說在馬路這邊，有的說相反方向。尋得一個加油站，一位出租車司機正在加油，把在宿舍櫃台寫的「俄羅斯博物館」的俄文字條遞上去。
「700盧布。」司機是個毛髮濃密的彪形大漢。
他以為有生意可做，我想了想，對盧布的幣值儘管沒概念，也能覺察這是敲竹槓。
算了。走到馬路對面，一座看似公車站的亭子。
一個中年男子想要協助，打了電話找他的朋友來。
一輛幾乎快拆殻的破車，男子催促上車，然後說：「500盧布。」
後來曉得一趟巴士頂多20盧布。在國外當冤大頭很有經驗的我，緊守保命第一的原則，上了破車。
俄羅斯博物館果然精采，可惜我睡眠不足，對俄羅斯的歷史文化瞭解極為淺薄，只有看熱鬧的份兒。
晚上回到宿舍，發現房裡有人，我問她：「你幾時到的？」D看著我，說了一兩句俄語，原來不是中國人。
但長相怎麼看都是黑頭髮黃皮膚，俄國的人種真複雜。
於是改用英語溝通。
是蒙古族裔，俄羅斯聯邦的卡爾梅克共和國(Kalmyk)人。
其實我從來沒聽過那個國家，即使D在紙上畫了地圖：裡海，伏爾加河…
他們的祖先，從元朝之後，從蒙古一路向西遷徙。
元朝滅亡之後，我讀過的歷史書裡，就只記得有明代土木堡之變的瓦剌是蒙古人，此後，「蒙古」便從我的概念裡消失，僅留下「外蒙古」(學校教我們那是「國土」的一部分，不承認她是獨立的國家)，還有「內蒙古自治區」。
內外蒙古，緊挨著，哪能曉得，在俄羅斯會有信奉佛教的蒙古人？而且，大部分的人已經只會說俄語？
(回新加坡後查了資料，卡爾梅克的蒙古人就是明代的瓦剌。)
D很有耐心回答我許多的好奇，包括很愚蠢的問題：「你們現在還住在帳篷裡嗎？還騎馬嗎？」
她研究的是古代蒙文和藏文對於佛經翻譯的比較，我只聽得懂這個題目表象的層面，至於內容的複雜與困難，想當然爾，但也一無所知。
「妳去過蒙古嗎？」我問她。
「那是我的一個夢。」D說她去過烏蘭巴托。
「那麼，妳的夢想實現了啊！」我說。
她說：「蒙古是我的夢，我在烏蘭巴托是在夢鄉，回到卡爾梅克，仍然不想醒來。」
我望著她，很想再問：「如今，你是醒了？還是繼續做著夢呢？」
我後來發現她有時真的會自言自語，不過仔細聽，辨別出不是英語，那麼就不是對我說，便不理會了。
剛到聖彼得堡大學宿舍安頓好，恍恍惚惚熬過一個不肯日落的夜晚。第二天，向好心的櫃台服務員葉琳娜借了電茶壺和臉盆，解決了基本的清潔問題以後，壯起膽子上街去。
去的是俄羅斯博物館。
語言不通，雖然在櫃台遇到一位會說英語的學生，告訴我如何搭車，順著指示前去，還是不得要領，連哪裡是公共汽車站的標誌都弄不清。問了路人，有的說在馬路這邊，有的說相反方向。尋得一個加油站，一位出租車司機正在加油，把在宿舍櫃台寫的「俄羅斯博物館」的俄文字條遞上去。
「700盧布。」司機是個毛髮濃密的彪形大漢。
他以為有生意可做，我想了想，對盧布的幣值儘管沒概念，也能覺察這是敲竹槓。
算了。走到馬路對面，一座看似公車站的亭子。
一個中年男子想要協助，打了電話找他的朋友來。
一輛幾乎快拆殻的破車，男子催促上車，然後說：「500盧布。」
後來曉得一趟巴士頂多20盧布。在國外當冤大頭很有經驗的我，緊守保命第一的原則，上了破車。
俄羅斯博物館果然精采，可惜我睡眠不足，對俄羅斯的歷史文化瞭解極為淺薄，只有看熱鬧的份兒。
晚上回到宿舍，發現房裡有人，我問她：「你幾時到的？」D看著我，說了一兩句俄語，原來不是中國人。
但長相怎麼看都是黑頭髮黃皮膚，俄國的人種真複雜。
於是改用英語溝通。
是蒙古族裔，俄羅斯聯邦的卡爾梅克共和國(Kalmyk)人。
其實我從來沒聽過那個國家，即使D在紙上畫了地圖：裡海，伏爾加河…
他們的祖先，從元朝之後，從蒙古一路向西遷徙。
元朝滅亡之後，我讀過的歷史書裡，就只記得有明代土木堡之變的瓦剌是蒙古人，此後，「蒙古」便從我的概念裡消失，僅留下「外蒙古」(學校教我們那是「國土」的一部分，不承認她是獨立的國家)，還有「內蒙古自治區」。
內外蒙古，緊挨著，哪能曉得，在俄羅斯會有信奉佛教的蒙古人？而且，大部分的人已經只會說俄語？
(回新加坡後查了資料，卡爾梅克的蒙古人就是明代的瓦剌。)
D很有耐心回答我許多的好奇，包括很愚蠢的問題：「你們現在還住在帳篷裡嗎？還騎馬嗎？」
她研究的是古代蒙文和藏文對於佛經翻譯的比較，我只聽得懂這個題目表象的層面，至於內容的複雜與困難，想當然爾，但也一無所知。
「妳去過蒙古嗎？」我問她。
「那是我的一個夢。」D說她去過烏蘭巴托。
「那麼，妳的夢想實現了啊！」我說。
她說：「蒙古是我的夢，我在烏蘭巴托是在夢鄉，回到卡爾梅克，仍然不想醒來。」
我望著她，很想再問：「如今，你是醒了？還是繼續做著夢呢？」
2008/07/21
在俄羅斯遇見的幾位女子(一)：葉琳娜
午夜兩點
上午八點到達聖彼得堡時是午夜十一點，從機場到大學的招待所還一路塞車。
分不清日頭是即將西落，還是剛剛開始翻出魚肚白。亮晃晃的，時間和作息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天空總是晴朗無雲，街上總是車水馬龍。像一個明明不想再愛他的情人，卻死心塌地守候在你窗口。
這白夜，搞得我無法入眠。
窗前只是一張蛋殼灰白的羅馬簾，聊勝於無。儘管陽光並不熾烈，室內還是悶不透氣。
沒有熱水可以洗澡。
我猜過了供應熱水的時間。第一晚將就著睡吧。
幾乎每三、四十分鐘就被照著睜開眼，我輾轉面向牆，牆面也是亮的。
真是敗給他了！盡忠職守不肯下班的太陽。
熱水還是流不出來。水龍頭發出被掐住的乾涸低吼。
熬到九點鐘，想招待所的工作人員應該上班了吧，下樓交涉去。
櫃台裡只有一位瘦白的褐髮女子。
她聽到我說的話，眼神底閃著惶恐，淺咖啡色的眼珠子四下轉，口裡喃喃自語。
我再問了一次，她說：「No English…」
聽她猶豫地吐出，我曉得問題來了，我一個俄語單詞也不會說──如果「vodka」不算的話。
我比手劃腳，「洗澡」(上下搓身的動作)、「洗頭髮」(低頭抹髮)，這好理解。「熱水」，啊，「水」是有的，「熱」怎麼表演呢？
不是身體熱，水熱，那個水的熱嘛…
她明白了，在我還沒想到「熱水」的「熱」怎麼形容之前，她說了一大串的話。當然，我一個字也沒聽懂。不過我意識到，沒有熱水，這裡沒有。
好吧，可能必須去公共澡堂。我住過韓國的學生宿舍，夏天學校不供應熱水，不敢洗冷水澡的人，就自費去公共澡堂，以此類推。
「錢」(money，這個字應該懂吧？)花錢去外面(指指建築物外)，有可以洗熱水澡的地方嗎？
她搖搖頭。這下有點麻煩，是「沒有」，還是「沒搞懂妳要做什麼」？
她打開電腦，上網。
我怕她要不理睬我了，自顧自一直重覆用不同的肢體語言發問。
拿出隨身的便條紙，這在語言不通的地方特別重要──用圖畫表達。
她查了電腦網路，在我的便條紙上，寫下一個單字：「teakettle」。
茶壺？
用茶壺燒熱水？可是我房間裡沒有茶壺哇？
沒有。(這裡的「no」必須很明確，不能表示「拒絕」，而是「沒有」)。
「啊…no…」她說：「English…」
她又重覆著「no…」
拿我的房間鑰匙看了看，她走出櫃台，向我招招手，大概要我尾隨她去取茶壺。
我跟著她進了電梯，上樓，出了電梯。
走著走著──咦，這不是我房門前嗎？
由於是從不同的通道進入，沒料到她是要我回房裡。
對了！她是要來檢查我房裡是不是真的沒有茶壺。
我打開門，讓她進來。
「妳看，」我說：「No teakettle。」
順便打開水龍頭讓她知道：「No hot water。」
她點頭表示明白，說了一串俄語。
然後就走了。
我來不及阻止她，她逕自走了。
這可怎麼辦呢？
我倒在床上大大嘆了一口氣。
手機在這裡沒法接通，聯絡不上主辦學術會議的老師。別的與會學者要到今天下午以後才會陸續進住。
我突然想到：是我的房間沒有熱水，還是所有房間都沒有？
這離電梯挺遠的角落邊間，會不會因為管線的緣故，熱水輸送不過來？
正當我翻身坐定，敲門聲響起。
她帶著電茶壺和粉紅色的塑膠臉盆來了。
遞給我。我接下，說：「Thank you!」
「You are welcome.」
乍聽到這麼完整而清楚的英語，難道是她說英語的「開關」一下子打開了？
我再問她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葉琳娜。」
葉琳娜，那不是屠格涅夫小說中的女主角嗎？
「葉琳娜，謝謝妳的幫忙。」
「You are welcome.」葉琳娜說。
此後，我沒有再見過葉琳娜。
聖彼得堡的瓦西里島正在進行管線維護工程，為期半個月，其中有一個星期我住在那島上的大學招待所裡。在資源匱乏與不便的時候，特別感到渴望，儘管靠著葉琳娜借給我的電茶壺和臉盆，我克難地燒水清洗，每天都覺得渾身不對勁。
後來也曉得果然有付費的公共澡堂，區分男女隔日開放，可惜行程緊湊，沒有空暇去一探「俄羅斯浴」的究竟。
有時到招待所的櫃台洽事，裡頭塞著兩位巨大的婦人，還沒等我說完話，就大聲吼著：「No English!」
我只好摸摸鼻子走人──葉琳娜呢？
退房時，與我同屋的室友想晚點離開，我把電茶壺和臉盆留給她用，請她歸還。
到櫃台交回鑰匙，我解釋先前借的東西必須晚點歸還。
「No English!」兩位巨大的婦人同時又咆哮起來。
「那是葉琳娜借我的。」我說。
希望她們至少聽懂了「葉琳娜」的名字。
《联合早报》(2008年8月10日)
2008/07/02
再也不去俄羅斯
莫斯科機場的行李打包生意
從來沒有一次旅行如此令我身心俱疲，對腳下的異國充滿厭惡，只想早點結束行程，回到安全的地區。
是的，俄羅斯非常不安全，出發之前早有耳聞，海關故意刁難，即使證件齊全，也未必能順利入境，為的是索賄。又講警匪一家，街上遇到臨檢，沒有護照及入出境證明就得挨罰款；而就算該隨身攜帶以示清白的文件都準備了，被「請」去警察局「坐坐」的人，還是免不了花點銀子消災。
這就是災，自從上海來的老師被偷了護照；日本來的老師被扒了電子辭典；韓國來的老師被扯開皮包，錢夾不翼而飛，我更加提心吊膽，慶幸那些倒霉事情都發生在地鐵站，我不搭地鐵。
聽說擁擠雜亂的地鐵站有一告示牌，提醒乘客小心竊賊。看了告示牌，人們難免下意識地隨手確認一下自己的重要財物，等於向竊賊指出了下手的地方。混水摸魚，趁勢圍攻，地鐵站宛如虎口，一隻隻待宰的肥羊來自世界各國，衝著聖彼得堡日不沈落的白夜，興高采烈享受晚上十點半的陽光。出租車很少，巴士路線不明，街道名稱只有俄文，對於自由行動的遊人，唯有依賴地鐵，誰料危機四伏。
還有人在召開國際會議的大學裡，遺失行動電話；或是由於看不懂門上「推」與「拉」的文字，進出大門時反向操作，得罪了俄羅斯老太太，加上語言不通，對方伸手便是打，令人不明究理，一時嚇壞。
美麗端莊的聖彼得堡，靜靜流淌的涅瓦河，「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一邊馳目遊觀，一邊陸續聽聞各種「災情」，我還想：怎麼那麼不巧？「命中率」在同一會場的成員裡怎麼那麼高？
偏偏學校的招待所只有一間小餐廳，販售的食物必須佐以蕃茄醬才有味道，領教過後，每天晚上會議結束，我都反覆思索著：是要「冒險」赴鬧區吃晚飯？還是繼續啃早餐的麵包？又或者，去附近的超級市場買方便麵果腹？
離開聖彼得堡，我其實對此地已經「審美疲勞」。必須到莫斯科轉機，才能飛回新加坡，這一趟聖彼得堡到莫斯科的俄羅斯航空，讓我不客氣地指出：這是個流氓的國家。
我們在莫斯科機場等待提領行李時，便覺得異樣，一批批行李斷斷續續運出，花了一個多小時才取齊，當時只有我們搭乘的一班飛機降落，全部旅客頂多百人，而且飛機就停在航廈門外，竟然輸送速度如此緩慢，不可思議。
晚上入住酒店，打開行李箱，赫然發現鎖頭的位置不對，衣物都被翻亂了。詢問他人，遭殃者不少。
同行的十多位，幾乎都被撬開了行李箱，我放在行李箱的新加坡幣被洗劫一空。損失不在金錢，而是對人的信任，以及隨之產生的憤怒與恐懼。
這叫「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街道上、地鐵裡，大家曉得應該保護好個人的財物，怎知道把行李交付航空公司運送，也會被公然打搶呢？
我才恍然大悟，為何機場有專門替人打包行李的生意。那真叫做「打包」，行李箱被塑膠袋層層圍裹，密密實實，只剩下提把和滾輪，乍看之下，以為推車上擺的是垃圾包，就是為了預防被襲擊啊！
也怪我孤陋寡聞，上海來的老師說，在浦東機場出發時就聽聞貴重物品不可放在托運的行李箱，為此，她還考慮要不要為行李上鎖，不上鎖，等於門戶大開，任人奪取；上了鎖，唯恐鎖被毀損，甚至於惹怒賊仔，把行李箱都破壞了。
返程前往機場的途中陷在車陣裡，我焦慮而煩躁，雖然離起飛時間還有六個小時，我迫不及待想要逃出莫斯科，逃出這個流氓之國。
2008/06/17
遺物
整理研究室的東西，我考慮著，什麼是「身外之物」。
如果身都沒有了，任何東西，都是「身外之物」。
像是幽魂歸返舊地，我坐在滿室的書籍和雜物中，不能存有眷戀地不斷丟棄。
書籍最好安排，有些交給圖書館，與更多的讀者分享。難的是與我的成長相繫，那些獨一無二的「雜物」。
高行健幾次在文章裡寫到他銷毀母親的相片的事。對過去的自己與親人斷然的割裂，一時或許痛快，日久天長，卻被記憶占去了更大的心理空間。
放置在研究室櫥櫃裡的，竟然是我此生至今所有的回憶，而我，視它們為遺物了。
婚後搬離娘家，進入研究所工作後，有一段期間幾乎半年就得搬一次家。直到有了自己的房子，孩子有天突然問：「我們什麼時候再搬家？我們怎麼不搬家了呢？」
每一次遷移，就要清理出許多人生的廢棄物，有些實在不忍分離的紀念品，就這麼一袋袋、一箱箱地屯積在研究室。當時曾經想：下次它們「重見天日」，是我退休離開，或是亡故之後吧。
閒置在某個角落，即使沒有取出觀看回味，反正「它在那裡」，就覺得心安，覺得隨時任由聽候「召見」，擁有滿足感。
如今，在人生的轉折處告別蝸居十年的研究室，好像提前面對了他年的遺物。為我處理這些東西的人，會是誰呢？我的孩子？我的家人？他們會怎樣對待這些東西？
在我生命途中加入的丈夫和孩子，不會明白為何有那麼多其貌不揚的大小石子，有的裝在肥皂紙盒；有的盛在蓋子幾乎斷裂，難以覆上的塑膠盒裡。不會認識留下那些稚拙的筆跡，說「這個暑假你再不來找我玩，我就再也不理你了」的寄件人。不會注意原來許多課堂的筆記本，零星塗鴉著男男女女的側臉，在詩經的歌詠裡，發洩著我無端的惆悵；在文字學的疑惑裡，暗藏著我的小說節要。
忘了地點的風景照片，記不清名字的「影中人」。連我也不明白，高中三年的課本，除了我熱愛的「國文」，我還保存了「家政」做什麼？
來不及細想與緬懷，朝陽射進研究室的百葉窗時，我就在大肆「清倉」，向紀念、向回憶、向過去的自己，以丟棄做為告別的儀式。
從細胞皮屑到血肉軀幹，我一點一點地在遺物前消解，也想把自己放入垃圾袋，掩埋或是火焚。這世界，非但沒有我的「身外之物」，之於我，也空無一物了。
《联合報》(2008年7月3日)
心流
我知道我會離開，遲早。
按下電動車窗，刷卡感應，閘門升起，駛向第一個強制減速突坡，我故意扭開了音響的聲量，任憑車窗大敞。
高高隆出的水泥突坡，曾被譏為「落胎坡」，有必要築得那麼高，讓坐在車裡的孕婦被彈震得險些流產嗎？我沒有減速，繞過那條狹長的突坡，從強制勢力所不及覆蓋的尾端穿行。
這次我回來，是為了離開。
有人說，在研究院區裡要特別小心開車，隨便一擦撞，都是國際級的大學者。賠不起，他們寶貴的玉體和生命。
而我卻從不願意屈從在限定的時速下，在這個人自覺應該高於禮儀規範的環境，小小的使壞輕而易舉，反正也沒多少人理睬你。
頭腦脹痛，我騰出左手揉著太陽穴，一晚沒睡好，掛念著要向提拔我，力促我進研究單位的老師報告，謝謝老師的栽培，很抱歉，我要離開了。
聽過了許多次，入選那天激烈的競爭，有人阻攔，說我個性活潑，不適合待在研究室。我的老師辯駁，說我內向文靜，能潛沈做學問。有人說我喜愛文藝，(我能嗅出「文藝」二字的酸味)，老師說我很用功讀書。
和老師其他能言善道，在餐席上談笑風生的女弟子比起來，我大概真的是屬於內向文靜一類的，經常心不在焉，飯局中一點也不夠投入的「狀況外」姿態，讓其他同桌的老師懷疑我是否冷眼旁觀，準備把眾生群相寫進我的小說。我笑了笑，趕緊舉起酒杯陪罪，覺得自己真有風月氣。
我並非輕視那樣的聚會場合，只是應酬不來，算是沒見過識面吧。一旦要社會化，就顯得太過努力交際。也可能是懶散，很想逃避無心處理的人際關係。
那種人際關係裡，存在著階級與權力的抗衡，我以為接受老師的善意安排是最簡單的方式。直到我年過四十，才敢在老師面前頂撞，對於老師指出我研究方向的調整，表達了寧可堅持走別人不認同的路。
我說：當年老師不願意進研究院，不投注別人認為值得研究的經學，而選擇了被歸為「旁門左道」的範疇，數十年累積的成果，不也開疆闢土，獨樹一幟了嗎？
老師的表情有點驚訝，在眾多女弟子群邊緣的我，向來不大愛爭論，老師在研究所裡開刊物的編輯會議，聽了他人對我研究的批評，特意前來告訴我，提醒我，而我卻不大受教。
兩人座的沙發塞滿老師龐大的身軀，我直言對自己研究工作的興趣和信心，研究室的冷氣機呼呼作響。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雖然我懷著對老師感恩的心，但實在無法抹去那巨大的陰影。
明明不是乖孩子，只因為擔心違反長輩的期望，而多半沈默以對。我不經意流露的違抗本性，是讓我解脫了？還是加緊了約束？
旁人看來，把我推舉進研究單位是老師對我的抬愛，也是我的福氣。率爾離職是我辜負，於是我道歉。
整晚惡夢連連，天明後終於鼓起勇氣，打了電話。
老師起初說：「妳到那裡能做什麼研究？」在我解釋之後，給予了祝福。
「謝謝妳掛電話告訴我。」老師說。
這次我回來，是為了離開。
離開之前，為了那一通稟報的電話，輾轉反側的惡夢令我墜入了最底層的心流，我不曉得怎樣泅泳上了岸，渾身濕透。
「別說我應該放棄 應該睜開眼
我用我的心 去看去感覺
你並不是我 又怎能了解
就算是執迷 就讓我執迷不悔
我不是你們想的如此完美
我承認有時也會辨不清真偽
並非我不願意走出迷堆
只是這一次 這次是自己而不是誰。」
車內放縱著王菲的歌聲，不管是不是「執迷不悔」，這一次，是我自己了。
按下電動車窗，刷卡感應，閘門升起，駛向第一個強制減速突坡，我故意扭開了音響的聲量，任憑車窗大敞。
高高隆出的水泥突坡，曾被譏為「落胎坡」，有必要築得那麼高，讓坐在車裡的孕婦被彈震得險些流產嗎？我沒有減速，繞過那條狹長的突坡，從強制勢力所不及覆蓋的尾端穿行。
這次我回來，是為了離開。
有人說，在研究院區裡要特別小心開車，隨便一擦撞，都是國際級的大學者。賠不起，他們寶貴的玉體和生命。
而我卻從不願意屈從在限定的時速下，在這個人自覺應該高於禮儀規範的環境，小小的使壞輕而易舉，反正也沒多少人理睬你。
頭腦脹痛，我騰出左手揉著太陽穴，一晚沒睡好，掛念著要向提拔我，力促我進研究單位的老師報告，謝謝老師的栽培，很抱歉，我要離開了。
聽過了許多次，入選那天激烈的競爭，有人阻攔，說我個性活潑，不適合待在研究室。我的老師辯駁，說我內向文靜，能潛沈做學問。有人說我喜愛文藝，(我能嗅出「文藝」二字的酸味)，老師說我很用功讀書。
和老師其他能言善道，在餐席上談笑風生的女弟子比起來，我大概真的是屬於內向文靜一類的，經常心不在焉，飯局中一點也不夠投入的「狀況外」姿態，讓其他同桌的老師懷疑我是否冷眼旁觀，準備把眾生群相寫進我的小說。我笑了笑，趕緊舉起酒杯陪罪，覺得自己真有風月氣。
我並非輕視那樣的聚會場合，只是應酬不來，算是沒見過識面吧。一旦要社會化，就顯得太過努力交際。也可能是懶散，很想逃避無心處理的人際關係。
那種人際關係裡，存在著階級與權力的抗衡，我以為接受老師的善意安排是最簡單的方式。直到我年過四十，才敢在老師面前頂撞，對於老師指出我研究方向的調整，表達了寧可堅持走別人不認同的路。
我說：當年老師不願意進研究院，不投注別人認為值得研究的經學，而選擇了被歸為「旁門左道」的範疇，數十年累積的成果，不也開疆闢土，獨樹一幟了嗎？
老師的表情有點驚訝，在眾多女弟子群邊緣的我，向來不大愛爭論，老師在研究所裡開刊物的編輯會議，聽了他人對我研究的批評，特意前來告訴我，提醒我，而我卻不大受教。
兩人座的沙發塞滿老師龐大的身軀，我直言對自己研究工作的興趣和信心，研究室的冷氣機呼呼作響。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雖然我懷著對老師感恩的心，但實在無法抹去那巨大的陰影。
明明不是乖孩子，只因為擔心違反長輩的期望，而多半沈默以對。我不經意流露的違抗本性，是讓我解脫了？還是加緊了約束？
旁人看來，把我推舉進研究單位是老師對我的抬愛，也是我的福氣。率爾離職是我辜負，於是我道歉。
整晚惡夢連連，天明後終於鼓起勇氣，打了電話。
老師起初說：「妳到那裡能做什麼研究？」在我解釋之後，給予了祝福。
「謝謝妳掛電話告訴我。」老師說。
這次我回來，是為了離開。
離開之前，為了那一通稟報的電話，輾轉反側的惡夢令我墜入了最底層的心流，我不曉得怎樣泅泳上了岸，渾身濕透。
「別說我應該放棄 應該睜開眼
我用我的心 去看去感覺
你並不是我 又怎能了解
就算是執迷 就讓我執迷不悔
我不是你們想的如此完美
我承認有時也會辨不清真偽
並非我不願意走出迷堆
只是這一次 這次是自己而不是誰。」
車內放縱著王菲的歌聲，不管是不是「執迷不悔」，這一次，是我自己了。
2008/06/13
奧地裡的博物館
魚躍龍門圖
梧桐鳳凰圖
朝鮮民畫博物館不曉得中文有沒有「奧地」這個詞，韓語裡，「奧地」指的是交通不便，遙遠的窮鄉僻壤。聽說我想去位於江原道寧越郡的「朝鮮民畫博物館」，我的韓國友人都說：「奧地！奧地！那裡是大韓民國的奧地啊！」
等到我真的花了十個小時，輾轉換了三趟車，在漆黑蜿蜒的山道上摸索，我的出租車司機，一路嚼著口香糖，快意奔馳的長髮大姐，再也哼不出輕鬆的曲調，我終於領教了「奧地」的滋味。
本以為找當地的司機容易識得路，在距離寧越郡一個多小時車程的提川租了車，黃昏的夕陽還灑著金光。
「朝鮮民畫博物館哪……寧越郡我是去過啦……」她猛踩油門。
世界上大部分的美術館和博物館幾乎都有類似的命運，受到外地遊客的青睞比本地人多一些。為了尋查畫作，我探訪過不少美術館和博物館，在幽深的巷弄裡問路，明明就是「近在眼前」，路人卻搖頭不知，司機大姐的反應，我一點也不擔心。
然而，山裡的夜卻比預想的降臨得迅急，坡度陡峭而綿延，幾回請她放慢車速，看一看告示牌，直到三叉路口，前途茫茫，攔車相問，果然駛過了頭，錯過了一處曲折的轉彎。
「哇！哇！」她費力地把車開上博物館前的坡道，還沒停妥，樹林裡傳來狂烈的狗吠，我一時還猶豫著要不要下車。
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見車聲狗吠，步下石梯來，我下車表明來意，詢問了明天開館的時間。
司機大姐載我到一間民宿，民宿主人大嬸從睡夢中醒來，替我開了門。深山野地，附近什麼餐飲店也沒有，向大嬸買了「辛」拉麵，在房裡煮了吃，配著大嬸給的泡菜，寒氣漸消。
這是從事學術工作以來，最為疲憊的一次研究旅行，韓國友人勸過我不必去，類似的作品首爾的博物館也有收藏；美術館的同行也說，那裡太不方便，他也沒去過。我還是千里迢迢來了，不只是為了看畫，還想見識傾全力建立一座私人民間繪畫博物館的意志與力量。
「朝鮮民畫」，顧名思義，是指韓國朝鮮時代的民間繪畫。和文人士大夫抒情寫志的作品相比，民畫簡率質樸，色彩鮮艷，經常用以裝飾屏風和櫥櫃，內容包括山水、花鳥、神話傳說、宗教題材和文字圖象等等，表達百姓祈求趨吉避凶，消災遠禍的心理，充滿了通俗的趣味。
正由於民畫的世俗功能和商品化性質，加上畫家都是名不見經傳，甚至於不詳作者，即使受到提倡欣賞民間藝術的日本美學家柳宗悅(1889-1961)的推崇，促使韓國人在二次大戰後開始關心自己的民間藝術特色，不過受到重視的程度仍然不高──值得為這種沒有「學術市場」，「商業市場」也不廣的畫作，興建一座博物館嗎？
見到文質彬彬的「朝鮮民畫博物館」吳錫煥館長時，我不禁提出了許多好奇的問題，「民畫」固然很俗氣，這位退休公務員的「個人興趣」卻呈現了高雅的品味。
吳館長說，他起初收藏的是奇石，喜愛盆栽和蘭花，不知不覺轉移到民畫，二十多年來，累積了三千多幅畫作、三百多幀冊頁。「將個人藏品展示於大眾」，是吳館長基本的想法，花了三年的時間興建，「朝鮮民畫博物館」於2000年7月29日開館，每年參觀人次大約四萬人。
近八年來，博物館的規模愈來愈大，除了一樓展示十九世紀的民畫，二樓和三樓展出的是現代民畫家的作品，許多都是民畫創作比賽的得獎之作。從一樓依序參觀到三樓，彷彿是一條朝鮮民畫的薪傳長廊。
最為辛苦的，還是經營的問題，一張成人參觀券三千韓圜（將近四新元），一年大約八千萬韓圜的收入，要支付五位工作人員的薪資，以及維護作品與博物館的費用，其實有些吃力。
不過吳館長仍然樂在其中，他提到藏品到海外展覽的經驗，例如和紐約的韓人會合作、和中國河北武強年畫博物館合辦展示會，向世人呈獻韓國的民族美感。韓國籍的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也收藏了一幅民畫「十長生」屏風，擺設在辦公大樓裡，象徵了韓國的幸福嚮往。
未來，「朝鮮民畫博物館」還打算把收藏及展覽範圍擴展到越南，營造以韓國、中國、越南為主的民間繪畫天地，這間博物館雖然於韓國的「奧地」，卻有著環抱亞洲、面向世界的雄心。
五月的寧越郡山青水綠，鳥鳴花香，如洗的藍天下，回望韓式古宅的「朝鮮民畫博物館」，我真慶幸自己堅持前來。回去首爾的路程雖然很長，行囊裡的畫冊能夠陪伴我，繼續徜徉在奧地裡的博物館。
《联合早報》(2008年6月22日)
2008/05/22
零言碎語
善哉斯言：
聽說四川地震，喜瑪拉雅山因而長高了一公分。永光法師說：那一公分是人骨堆起來的。
事在人為：
一個人要對抗整個體制，那是自不量力。一個人要敢說出和多數人不同的意見，那需要勇氣。
領導：
沒有打敗的士兵，只有打敗的將軍。「一將功成萬骨枯」，將軍的勝利，也是人骨堆起來的。
權力的滋味：
展現權力的方式之一，就是不讓別人好過。
如此這般：
我聽過的一場演講，聽眾問主講人：「今日講題某名詞似有典故原由？」主講人答不出。主持人為他解危，要聽眾回家上網查，學者是不用記得這種小事的。
自主：
敢不聽話，就要有挨罵的心理準備。大人也會挨罵的，小孩如果知道了，也許會開心。
文化奶嘴：
再怎麼努力的吸吮，沒有後繼泉源的話，你那文化奶嘴，畢竟是自欺欺人。
寫著：
當我寫著這些，時間從指端溜走，一朵花開了又謝，我不知自身是開是謝。
比較：
有一位朋友很愛比較。偶爾我拿LV提包，她就說：「我家有更大的。」一群婦人談起孩子，她插不上話，就說起以前養過，死去多年的狗。
最近心情變好的原因：
「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實踐中…
留下：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有的人留下的是珠璣；有的人留下的是垃圾。
因為你需要一首詩：
讓你的淚眼看花從花心裡流出。
藝術可以什麼都不是：
只要敢裝腔作勢。
友情：
你不必向我鞠躬道謝，我也滿心歡喜，感激你讓我的人生，有了重新選擇的餘地。
聽說四川地震，喜瑪拉雅山因而長高了一公分。永光法師說：那一公分是人骨堆起來的。
事在人為：
一個人要對抗整個體制，那是自不量力。一個人要敢說出和多數人不同的意見，那需要勇氣。
領導：
沒有打敗的士兵，只有打敗的將軍。「一將功成萬骨枯」，將軍的勝利，也是人骨堆起來的。
權力的滋味：
展現權力的方式之一，就是不讓別人好過。
如此這般：
我聽過的一場演講，聽眾問主講人：「今日講題某名詞似有典故原由？」主講人答不出。主持人為他解危，要聽眾回家上網查，學者是不用記得這種小事的。
自主：
敢不聽話，就要有挨罵的心理準備。大人也會挨罵的，小孩如果知道了，也許會開心。
文化奶嘴：
再怎麼努力的吸吮，沒有後繼泉源的話，你那文化奶嘴，畢竟是自欺欺人。
寫著：
當我寫著這些，時間從指端溜走，一朵花開了又謝，我不知自身是開是謝。
比較：
有一位朋友很愛比較。偶爾我拿LV提包，她就說：「我家有更大的。」一群婦人談起孩子，她插不上話，就說起以前養過，死去多年的狗。
最近心情變好的原因：
「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實踐中…
留下：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有的人留下的是珠璣；有的人留下的是垃圾。
因為你需要一首詩：
讓你的淚眼看花從花心裡流出。
藝術可以什麼都不是：
只要敢裝腔作勢。
友情：
你不必向我鞠躬道謝，我也滿心歡喜，感激你讓我的人生，有了重新選擇的餘地。
值得
2008衛塞節和友人聊到新加坡對知識份子的對待態度。
具體地說，是我所接觸過的媒體、博物館，以及學校，對於學者發表言論和公開演講的對待態度。
有人好奇我應邀在2008年5月2日於新傳媒電視台「早安你好」節目中，談論柏楊的一生成就，拿到了多少車馬費？
這是我第一次在新加坡的電視台露面，先前看舞台劇「天冷就回來」以後，在散場時隨機被採訪的不算，當時有學生為劇團服務，見到老師很興奮，剛好有電視台在採訪，就慫恿我接受訪問。
這次是事先安排過，而且我也老老實實做了準備和「功課」，並且事前和編導溝通過訪問內容，我也提供了以前我在綠島旅行時，拍攝的綠島人權紀念碑上，柏楊作詩的兩張照片。
車馬費是零，出租車來回將近35新元全部是我自付。
事前請教過曾經上過電視台節目的朋友，他的經驗是：不會給出席費，出租車錢由於在電視台時只有去程的收據，所以回程要自己付。電視台在山坡上，要省錢搭公共交通工具很難。
新聞節目是上午七點開始直播，我的訪談片段在新聞節目裡。凌晨五點半起來準備，梳洗出門，依約於七點十分之前到達電視台，天還未明。陰暗中，電視台的燈光特別耀眼。
接待我的助理小姐被通知前來帶領我進入攝影棚，一邊說：「節目已經開始。」
大概是新聞節目，不像我在台灣曾經上過的讀書談話型節目，有造型師打理容貌，我在攝影棚的角落等候，坐上訪談的位置，和男主持人稍做溝通，直播節目就開始了。
大致按照預先設計的問題講述，整個訪談大約十二分鐘。起初我談得比較多，後來看見攝影機上「最後兩分鐘」的字幕，於是關於柏楊1981年訪問新加坡造成的轟動與影響，便草草帶過。所以後來我寫了專文，我想這才是對新加坡民眾和柏楊的讀者有意義的事情。
助理小姐非常客氣而有禮，她一直代和我接洽而因為當天擔任導播，未能親自與我見面的L小姐致意。指示我如何出門等出租車。
我把去程的出租車收據交給她，便道謝離去。
過了幾天，L小姐來email致謝，詢問如何把車資交給我。
我對新加坡的「規矩」並不了解，反問她：一般是如何處理？
我很少看新加坡的電視節目。在新加坡過了一年多，我才買電視。因為迎接婆婆來小住，年歲已高，行動又不便利的婆婆，在我家徒四壁的居所，我和孩子都出去工作和上學之後，一定悶得發慌。在婆婆光臨的那天下午，我買的電視機送來了，客廳本來「荒涼」的景象，才有所改觀。
受到種種限制，我住的學校房子不能安裝有線電視頻道，我跑了兩家提供有線電視節目的公司，得知「本公司在新加坡的覆蓋率是85巴仙(百分比)，可惜你住的地方，是我們服務不到的15巴仙。」後來打聽到一家選擇性的有線電視措施，不過節目都是CNN、HBO、ESPN等英語頻道，而且收費奇貴，不符我們所需，結果還是只能看無線電視節目。
不是我批評，我的新加坡友人也說，新加坡的電視台的「競爭力」和「進取心」有待改進。例如中文電視台只有一家，除了少數的自製新聞、綜藝、連續劇節目，全部仰仗台灣和韓國等地區輸入。新加坡是亞洲的「輸入國」，飲水和食物由鄰國輸入供給，眾所周知。四面環海，卻沒有漁業；土地平坦，也只有少量的自種蔬菜。以前有養豬畜牧業，現在只有養羊，以羊奶及其乳製品為主，那牧羊場的看板做得挺大，我和孩子坐了出租車前去尋訪，覺得很像木柵動物園的「可愛動物區」。
總之，新加坡住民的物質食糧和精神食糧都是被別人餵養的。這是政府的政策，外來者不必置一詞。但我有時實在難受，比如5月19日「衛塞節」的空度。來到新加坡兩年，今年才弄懂，「衛塞節」不是以前我曉得的4月8日「浴佛節」，而是南傳佛教的系統，以五月的月圓日為釋迦牟尼佛出生、成道和涅槃的日子，是東南亞一帶國家的佛教節日。
衛塞節是公共假期，平時我假期經常「出沒」的圖書館和游泳池都不開放。室溫三十四度，百無聊賴，打開電視，竟然又是「嗚啦啦嗚啦啦」的「大長今」，不知重播了幾次！我也納悶，以我稀罕的「開機率」，為什麼幾乎每回一開機，都有「嗚啦啦嗚啦啦」的「大長今」呢？更別說我看過2001年的台灣製旅遊節目了，不但不是旅遊新知，更是「明日黃花」。
所以，今年過了個鬱悶的衛塞節，看了三十分鐘「嗚啦啦嗚啦啦」的「大長今」，終於向新加坡的電視節目宣告投降。
回到我上電視節目的出租車資，為了搞清楚這裡的電視節目方式，很少開機的我看了兩三天的「早安你好」，每天都有一兩段現場訪談，有的是本地的股票分析師；也有應邀到新加坡開會，被請上節目談視力矯正的香港學者。這些人，都是自掏腰包坐車，大清早摸黑趕著上節目的嗎？
先前我提過去國家級的博物館演講，演講費不清楚的事情，台灣的朋友聽了，說：「他們不懂事。」
「不懂事」，說得真妙。電視台和博物館不是第一天開張，我不是第一位客人，這「不懂事」是怎麼回事呢？
「不懂事」，要說新加坡的文化水平太低，辦事者不曉得如何處理嗎？
這不能一味怪罪這裡西化的程度，我相信即使西方強權國家，比如美國，一定也有一套規矩，應對學者對於公眾的「知識貢獻」。資本主義本來強調的就是「使用者付費」，金錢可以購買一切，包括學問和他人的時間。
我有一種不被尊重的不愉快感覺。
金錢可以衡量一個人的價值，別人付多少錢給你，購買你的學問知識和時間，顯示你在他們心目中的份量和地位。這是在新加坡待久了，被資本主義環境馴養出的觀念。也可能，在台灣被「寵壞」了，把演講和出席電視節目而得到實質的金錢報酬，視為理所當然，以為新加坡只是「行情」和「規矩」不同──沒料到是沒「行情」也沒「規矩」。
我的新加坡朋友告訴我，此地的媒體和公共機關可不是這麼想，他們認為是提供你曝光，讓你有知名度的機會。你應該求之不得，哪裡還想伸手向他們索費呢？
怪不得我早就聽聞有些在新加坡的外來華人練得一身「商談」的功夫，對方有所要求，先談價碼再說，一分錢，一分貨。我起初不解，孔老夫子不是早有明訓：「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嗎？孟子老先生也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一五一十地談利益，怎麼是「君子之道」？
不過，我也聽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現今華人知識份子的生財之道各顯乾坤，要說「利用」知識份子恥於談利的「高尚」態度，來獲取免費的饗宴，也未免太揩油了。
我在此公開說出自己的經驗，不怕讀者恥笑，而是深有所感，而且在新加坡幾度被「無厘頭」對待，頗有目睹南洋怪現狀之態，和盤托出，以與讀者「奇景共欣賞」。
比如今年三月應邀在一所初級學院(相當於台灣的高中二到三年級)的亞洲青年團體活動演講，主辦學校承辦老師先說明了演講費，我也得知出資單位包括新加坡的教育部。哪知在演講的前幾天，忽然來email說，由於經費不足，請求演講者把演講費「捐出」，口氣是很委婉，不過我看了email，只有傻眼，無言以對。後來是連繫此事的朋友提醒承辦者，沒有人如此辦活動的，對方才說照舊進行。
話再旁說一枝，在新加坡才領教了email的威力。此地經常一發送，或是一回覆，便是洋洋灑灑一拖拉庫的人，我每每收到與我無干的郵件，看了半天英文信，推敲酌磨，才確定此乃與我無干之垃圾，此類騷擾，令人不勝其煩。
故而我那連繫我去學校演講的友人才會受到波及，可不是我去告狀的！總之，一切照舊。演講過後幾天，送來一張表格，填妥送回。過了一個月，又來一張表格，要我去銀行辦理認證，帶身份證件，證明此轉帳戶頭為我所有。啊，算來又過了一個月，那筆演講費仍然下落不明。
想來，我特別懷念在台灣上節目、開會或演講過後，直接簽收領到的白花花現金，可以從信封袋裡大搖大擺抽出鈔票，吆喝周圍，呼朋引伴去吃喝一頓，以慰解工作的付出。
再往前說，認為我「提供你曝光，讓你有知名度的機會」的想法，我也曾經揣度過。別說我區區十二分鐘的訪談，我聽說有台灣來的學者上新加坡的電視台節目，從總統大選的開票過程到分析選情、預測台灣的政治前途，幾個小時下來，也是分文未得，自嘲「愛新加坡」，「為新加坡服務」去了！
的確有人在媒體打出了知名度，逐漸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具有公信力和說服力，後來經營直銷和保險事業一帆風順的。所以，結論就是：假如以後想在新加坡從事直銷和保險業，可千萬要把握在公眾環境曝光的機會。
以前在大學時請作家和學者來演講，曾經遇過直接詢問演講費，還被告知不要再送那些沒用的杯盤之類東西。不曉得為什麼，那時代辦活動的大學生總愛去「三商百貨」，買些看似典雅又實用的咖啡杯組來做為謝禮，時常受邀的作家和學者，一定家中「杯滿為患」了吧？況且，拿著一大盒易碎的陶瓷器，真的很不方便，如今回顧，也算是自己年輕時的不懂事啊！
今年5月5日，我在學校主動進行了一場演講，談的是徐悲鴻的「愚公移山」和「放下你的鞭子」兩幅名作。我想：如果可以透過教育傳遞文化和審美的訊息，推廣大家去美術館的興趣，我是樂於貢獻棉力的。朋友說：「美術館也會來找你給講座吧？」我直接表示：電視台和美術館都是營利事業，不是慈善機關，我自認不是唯利是圖的人，但我不想再被不尊重地對待，什麼事情值得我當「義工」，志願去做而樂此不疲，我心裡有數。
2008/05/21
走進江夏堂
可能是當年徐悲鴻的畫室
江夏堂祠堂
江夏堂外觀
1939年1月到1942年1月，徐悲鴻在南洋舉行抗戰賑災義賣畫展，期間還應泰戈爾之邀，去過印度展畫及演說。在新加坡時，徐悲鴻住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經理黃曼士(1887-1963)的宅邸「江夏堂」，位於芽籠35巷(Lorong 35, Geylang)。黃曼士的兄長黃孟圭（1885-1965）在巴黎接濟過徐悲鴻，並且介紹徐悲鴻前往新加坡，黃曼士與徐悲鴻遂於1925年訂交。
2008年5月17日，託廣洽法師紀念館館長永光法師之福，現在居住在江夏堂的黃水發先生之夫人王女士，允許我們進入參觀。
王女士說，近日新加坡美術館展出的「徐悲鴻在南洋」畫展，為江夏堂帶來了好奇的遊人，甚至有人入內看到今日江夏堂的景況，在報端批評了一番，使她和家人都很不平。永光法師之前曾經在江夏堂隔鄰的新加坡淨宗學會修法，經常在江夏堂附近散步，是舊識，後來擔任廣洽法師紀念館的工作，雖然也在芽籠一帶，不過很少見面了。見到法師，王女士虔誠地雙手合十，法師說，沒想到大名鼎鼎的徐悲鴻在新加坡住過的地方就近在咫尺。
江夏堂外的招牌，是「南洋黃氏總會」，王女士說他們從馬來西亞太平地區來到新加坡，因黃氏宗親的關係住進江夏堂，負責南洋黃氏總會的工作，一年三至四次，接待來自各地的黃氏後人舉行祭祖的儀式。
這一棟結合西式造型和南洋木格窗的獨立兩層樓建築，四周是廣場空地，如今它的左鄰右舍都是水泥大廈，更顯得與眾不同。入得廳房，大堂正中懸掛著黃孟圭之父黃培松書於1924年（落款「民國十三年」）述其黃姓郡望的匾額「江夏堂」三字，左側則有入閩黃姓祖先宋朝峭山公及其夫人畫像。四壁牆面的照片，都是南洋一帶各地黃氏宗親會的團體合影。
大堂的中式家具有些看來年代久遠，但木質光潤，鑲嵌螺鈿的茶几與座椅精緻華麗，是江夏堂舊物。此外有綠皮沙發及大圓桌、大鏡面等。
穿堂有通往樓上的階梯，穿堂過後是祭祖的祠堂，供桌前是黃姓祖先雲公、歇公和峭山公畫像，兩旁則有牌位。祠堂牆上掛著一排排黃氏名人的遺照，黃曼士以及俗姓黃，也是福建籍的廣洽法師的照片都在其中。黃曼士身著唐裝，手執摺扇，果然是喜好收藏扇面畫，號「百扇齋」主人的風采。
樓下和階梯的地面以彩色磁磚拼貼，顯示當年設計之細巧。樓上則鋪紅漆木板，常年累月行於其上，紅漆大多已經剝落。陳家毅在其〈徐悲鴻與江夏堂〉文中推想，江夏堂二樓突出的部分，即樓下門前車道的上方，有如加蓋的露台部分，便是當年徐悲鴻作畫的畫室。不過王女士及其兩位女兒說，面對那個空間（如今改鋪大片地磚，木板窗戶也換成玻璃和鋁框，是個小客廳）左手邊的房間，才是徐悲鴻的畫室。
王女士還拿出家中的舊相片，她1960年代搬來江夏堂，屋外有四株大樹，樹根腐爛，於是砍掉，改種椰子樹，至今椰影婆婆。永光法師說他們還採食過江夏堂的椰子。現存約攝於1939年，徐悲鴻和黃孟圭、黃曼士及其外孫女在江夏堂外的照片，可以看出建築物外觀變化不大。
我從房間的窗戶望出去，對面正在興建佛教大樓的工地轟轟隆隆，明滅運轉的紅燈映照在窗板上，難以想像近七十年前徐悲鴻會在這個窗角，看到怎樣的南洋風光。
王女士說新加坡政府有意將江夏堂開放民眾參觀，一人收費十五新元。我首先擔心他們全家人的生活必定受到干擾。其實永光法師帶我們去江夏堂時，我也只抱著在門外張望，欣賞建築物的想法，沒料到有緣入內，當然也打攪了他們。幸而他們對出家人很敬重，對我們也很和善。他們住在江夏堂，為南洋黃氏總會工作，等於也是照顧了房子。
本來我和其他談到過江夏堂的人一樣，都認為江夏堂是黃曼士的家產，後來讀到亞洲糖業大亨，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創辦人郭鶴年（1923-）談他收藏徐悲鴻的畫作，以及老舍的文章，才曉得其實不然。
江夏堂是黃氏宗親會物業，黃曼士本來住在牛車水的武吉巴梳路(Bukit Pasoh)，老舍於1929年底到新加坡時，曾經由人介紹認識黃曼士，想請黃曼士安排工作，不過那時沒有合適的工作機會。在〈還想著它〉一文中，老舍提到了這件事，當時黃曼士便是住在武吉巴梳路。
根據郭鶴年的回憶，黃曼士大約於1937年遷居芽籠。1963年黃曼士病危，唯恐寡居的獨生女兒黃奕超和她的四個子女必須搬出宗親會館，提出以家藏的徐悲鴻書畫為交換代價，請求郭鶴年讓他的後人住在黃仲涵園（Oei Tiong Ham Park）郭的舊宅。黃仲涵園位於荷蘭路(Holland Road)，正如王女士所述，黃曼士的女兒有時還從荷蘭路回到江夏堂取走一些東西。郭鶴年則接收了當年黃曼士擁有的多數徐悲鴻作品。
如今，江夏堂除了一幅徐悲鴻為黃曼士繪的畫像，沒有遺留徐悲鴻住過的痕跡。那幅畫像，還是歐陽興義等研究徐悲鴻的學者在江夏堂大廳角落發掘出的，王女士說，那些人不說，誰也不曉得畫像有多麼珍貴重要，任其廢置。
回家後，找出了王女士談到，對他們很不公平的文章，是2008年5月12日《聯合早報》上，新加坡作家何華寫的〈徐悲鴻的女人和麻雀〉，內容有一段說：「在星洲的日子，徐悲鴻住在至交黃曼士的家——江夏堂，老房子還在，位於芽籠35巷，我去尋過，整幢建築徒有其表，十分敗落，除了『江夏堂』的匾額還掛在大廳，其他蕩然無存。二樓住了一戶人家，走道昏暗，室內雜亂，氣象慘澹。」
王女士說，那塊「江夏堂」的匾額還是她從屋後棄物裡找到，覺得應該不是普通垃圾，特別整理後掛上的。說他們「十分敗落」、「氣象慘澹」，的確令他們氣憤不滿。然而，我也注意到，作家在文末說到「和江夏堂一箭之遙的芽籠31巷」，那裡有現今新加坡重量級的畫家藝術館，與江夏堂風貌迥然，「兩相對照，不必多言」，頗有盡在不言中的感慨。
那不僅是對江夏堂，也是對被遺忘於蒙塵角落的歷史的感慨。
2008/05/14
扒糞的文史研究
大概是我讀書太少，最近五六年來，才發覺文史學界暗自蠢動著一股「扒糞」之臭風。
文史研究者以資料為寶物，獲得第一手的日記和書信固然重要，但是大張旗鼓地掀人底，揭人謎，津津樂道的做法，直逼八卦刊物報導，我實在不敢恭維。
尤其似乎是「有志一同」，扒糞的對象近年集中於胡適。據我所知，日本、美國、台灣都有嚴謹的學術論著或是業餘的「素人」作品，陸續「出土」胡適「不可告人」的祕密資料。基於我對他們的不欣賞，這裡我不想談他們的名字和出版物。
胡適寫《四十自述》，公開自己的日記，以史學家的姿態減免後來研究者挖掘他的資料之苦，事實證明，用處不大，人們還是認為言外有意，弦外有音，仍有見不得天日的胡適值得一探。
說穿了，不只是針對胡適，這些美其名為「還原歷史真相」的文章，不過都在男女關係上打轉。
胡適一生只有一位妻子江冬秀女士，兩人性格與愛好迥異其趣是眾所周知的事。掀底揭謎的「歷史真相」說胡適也會「搞曖昧」，也會「生邪念」，而且中外女性通吃，在他「守身律己」的形象上大灑「汙點」，這能證明什麼呢？
證明他也是個有血性的男人，他不是聖人，他有心動的妄念，沒有行動的膽量。
So what?
我的意思不是非得為前人避諱，而是認為學者也應該有寬厚為懷的職業道德，「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倘使研究對象的「風月情事」與學術無關，發表出來，是不是只為了滿足個人的偷窺慾呢？
話又說回來，什麼是與「學術」有關，在「學術」掛帥，卻又影響力薄弱的今日，真有點講不清楚了。
也許可以這麼想：「學術」就是那池「春水」吧。有的人眼前是一汪澄碧；有的人喜歡攪和爛泥。
文史研究者以資料為寶物，獲得第一手的日記和書信固然重要，但是大張旗鼓地掀人底，揭人謎，津津樂道的做法，直逼八卦刊物報導，我實在不敢恭維。
尤其似乎是「有志一同」，扒糞的對象近年集中於胡適。據我所知，日本、美國、台灣都有嚴謹的學術論著或是業餘的「素人」作品，陸續「出土」胡適「不可告人」的祕密資料。基於我對他們的不欣賞，這裡我不想談他們的名字和出版物。
胡適寫《四十自述》，公開自己的日記，以史學家的姿態減免後來研究者挖掘他的資料之苦，事實證明，用處不大，人們還是認為言外有意，弦外有音，仍有見不得天日的胡適值得一探。
說穿了，不只是針對胡適，這些美其名為「還原歷史真相」的文章，不過都在男女關係上打轉。
胡適一生只有一位妻子江冬秀女士，兩人性格與愛好迥異其趣是眾所周知的事。掀底揭謎的「歷史真相」說胡適也會「搞曖昧」，也會「生邪念」，而且中外女性通吃，在他「守身律己」的形象上大灑「汙點」，這能證明什麼呢？
證明他也是個有血性的男人，他不是聖人，他有心動的妄念，沒有行動的膽量。
So what?
我的意思不是非得為前人避諱，而是認為學者也應該有寬厚為懷的職業道德，「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倘使研究對象的「風月情事」與學術無關，發表出來，是不是只為了滿足個人的偷窺慾呢？
話又說回來，什麼是與「學術」有關，在「學術」掛帥，卻又影響力薄弱的今日，真有點講不清楚了。
也許可以這麼想：「學術」就是那池「春水」吧。有的人眼前是一汪澄碧；有的人喜歡攪和爛泥。
打電話到成都
新加坡的賑救四川地震義賣麵包打電話到成都。
很快就接上了。Z老師說一切平安。
住在三樓，強震過後倉皇跑到戶外。
餘震不斷，左鄰右舍有人至今還不敢回家。
「擔心的是汶川和臥龍那裡，消息和道路還是中斷。」
成都下著雨。救災工作遇上泥濘，更加險峻。
那個被撼動搖晃的盆地，不知要壓毀多少家庭，平添多少亡魂。
天府之國四川。
因著我所敬愛的東坡，十一年前初進四川。濃烈的川菜，激盪的方言，在杜甫草堂前颳起一陣狂風，我連忙回頭望向仿製的茅屋，杜老也許奔走出破房，一心期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感慨「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瓦礫堆下還有掙扎的生命，透過螢幕，聽見小女孩微弱的呼救：「叔叔，我口渴…」
明皇幸蜀，抗戰遷都，政治危亡時聊以避難的西南一隅，如今，從地底竄出火辣的重擊。
創痕歷歷，2008年的中國，在世界的中心歡欣憤怒痛哭與揚眉吐氣，熱鬧紛擾。
而我，只能為我在四川的朋友們祝禱。
雨中的四川，天空替你們落下了更多的眼淚。
2008年5月17日，聯合報
2008/05/09
卜派國的英雄
談了兩次柏楊，讓人以為我是柏楊的專家，非也！以為我是柏楊的「粉絲」，那更是不可能。
「我的偶像」、「影響我最大的一部書」，這一類的作文題目從來就是我所畏懼的。我尊敬柏楊，尊敬他是一位作家，但我絕不崇拜他，不捧他做「人權鬥士」、「知識份子的良心」，在我的標準裡，柏楊連「知識份子」的資格都很難說。尊敬而不崇拜，我對柏楊如此，對徐悲鴻亦然。
大家都太高估柏楊涉及白色恐怖的冤屈，我在電視台的訪談節目中，說他遭受「政治迫害」，心態和立場用的是中國古代「文字獄」的想法。「文字獄」的作者，有些的確是隱喻假託治世之心；有些則不明不白，「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還有的，是「偷雞不著蝕把米」，「陪了夫人又折兵」，「聰明反被聰明誤」。看看所謂的「大力水手漫畫翻譯事件」，就曉得柏楊是屬於哪一種。
那篇「誤譯」而惹禍的「大力水手」漫畫，始終被視為羅織柏楊下獄的導火線，李敖曾經在文章和訪談中，講過那不是柏楊親自翻譯的。沒錯，是柏楊僱用的一位菲律賓僑生所作。以柏楊的求學背景和英語水平，我不曉得他是否有能力獨立完成譯稿。
一般我們說柏楊本名「郭衣洞」，其實「郭衣洞」不是他自小的名字。在他口述，周碧瑟撰寫的《柏楊回憶錄》裡，他坦承在1944年，把同學「郭大同」的證件改造成「郭衣洞」，申請報讀東北大學。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偽造文書和謊報學歷，這種「素行不良」，懂得動歪腦筋，鑽漏洞的人，晚年被期待「為民喉舌」、「社會的良心」，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啊！
柏楊沒有完整的高等教育歷程，他有的是求生存之道和膽量，憑著假證件還敢在大學授課，在黨務機關工作，三番兩次見異思遷，另結新歡。如果我們蓋棺論定，審視柏楊早年的做人處事原則，我想是很可議的。他後來任職報章媒體，言論動見觀瞻，比寫小說還能立即發揮影響力，這種工作性質和站在講台教書一樣，都很迷人，也很容易讓人迷失，以為自己無所不能，什麼都懂，人之好為人師，往往會不知不覺忘了分寸，更難免會自我膨脹，產生啟人蒙昧，解人倒懸的幻想。
「大力水手」漫畫，就是他自作聰明的下場。
漫畫講到大力水手卜派（Popeye）和他的兒子在一個小島上，卜派為這個兩人的小島命名為「卜派國」(Popalania)，並且說要舉行選舉，擔任總統，發表「競選」演說。原文如下：
Popeye: It's great to own yer own country. I kin be king president or anything I wants. I yam absolutely the absolute ruler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Popalania.
Junior: That's me.
Popeye: Popalania is goner be the most peaceful nation on earth.
Junior: How is ya goner manage that?
Popeye: It will be simple for a smart ruler like me to build a peaceful country. I will only let the swabs I knows I can lick become citizens.
Junior: Now that ya owns yer own country, how is ya goner rule it?
Popeye: We is goin to have free elections and I yam running for presidink.
Junior: How kin yer have an election when they is only two of us and one of us is running for office?
Popeye: And one of us is going to vote! I bought this country, I named it Popalania and I has th' right to run for presidink if I wants to.
Junior: Phooey! What an election! Yer the only candidate and I yam the
Only voter. They's one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ask! Is write-in vote
okay?
Popeye: As a candidate for presidink of this new country, I would like to
make a speech.
Junior: Okay!
Popeye: Fellow Popalanians. If ya votes for me, I promises to give ya peace, happiness and spinach in yer pots!
Junior: Hooray.
Popeye: And if ya don't vote for yer adoptid pappy, ya just might git
spanked.
Junior: Gulp!
我們看後來《中華日報》刊登的譯文：
父：我是國王，我是總統，我想幹啥就幹啥！
子：我哩？
父：你算皇太子吧。
子：我要幹就幹總統。
父：你這小娃子口氣可不小。
子：老頭，你要寫文章投稿呀？
父：我要寫一篇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子：全國只有我們兩個人，你知道吧。
父：但我還是要講演，敝國乃民主國家，人人有選舉權。
子：人人？只有兩個啦！等我想想……嗯，我要跟你競選。
父：我先發表競選演說：全國軍民同胞們……
子：開頭不錯。
父：千萬不要投小娃票。
子：這算幹啥。
這顯然是不忠於原著的譯文。我們只關注柏楊把「Fellow Popalanians」翻譯成具有當時語境意涵的「全國軍民同胞們」，以為是對「fellow」一詞解釋的問題，沒想到兩相比對，才發現原文中，小卜派並沒有要和父親一爭長短，柏楊完全更動了原文的趣味點。他在給營救他出獄的孫觀漢的文章裡，表示為了增添趣味，他會把助手翻譯過的內容加以改編，卜派國的競選事件也是一樣。
柏楊可能不認為「不投你老爸一票，就打你屁股」有什麼好笑，這種「美式幽默」可能太過輕描淡寫，不能形成衝突，造就緊張關係。小卜派的「我要跟你競選」，卜派搶著說「我先發表競選演說」，促使父子兩人幾乎起爭執，「全國軍民同胞們……」的開場白，令讀者有貼近時事的親切感，所以小卜派也說：「開頭不錯。」
等到卜派以「千萬不要投小娃票」做為演說內容時，讀者的期待突然落空，有一種「啞然失笑」的餘味，這是小說家的筆法，是成為柏楊以前的郭衣洞鍛鍊出來的功力。
所以，「fellow」能不能翻譯成「全國軍民同胞們」，即使翻譯成「各位父老鄉親」，也不能讓柏楊洗脫他的「罪名」。
李敖也指出過，柏楊無心，也不敢「汙辱國家元首」。我們看柏楊寫的雜文，即便有批判諷刺意味的作品，涉及的仍是社會民生，而非政治問題。這位「人權鬥士」，是被時代環境和歷史潮流推向了前線。
高行健在《聯合報》2008年4月27日〈作家的位置〉一文中，提醒我們：「作家不是救世主，不必標榜為人民代言」。
我尊敬柏楊，他縱使口舌便捷，仍保有「哀矜勿喜」之心，不至於苛刻。嘩眾取寵的作家，固然能得到一時的掌聲和光環，相信歷史會給予他們合理的評價。
凡是自以為是，自認要為人民代言的作家，都不過是卜派國的英雄，那個被他「代言」的小卜派，只是他自己的影子。
「我的偶像」、「影響我最大的一部書」，這一類的作文題目從來就是我所畏懼的。我尊敬柏楊，尊敬他是一位作家，但我絕不崇拜他，不捧他做「人權鬥士」、「知識份子的良心」，在我的標準裡，柏楊連「知識份子」的資格都很難說。尊敬而不崇拜，我對柏楊如此，對徐悲鴻亦然。
大家都太高估柏楊涉及白色恐怖的冤屈，我在電視台的訪談節目中，說他遭受「政治迫害」，心態和立場用的是中國古代「文字獄」的想法。「文字獄」的作者，有些的確是隱喻假託治世之心；有些則不明不白，「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還有的，是「偷雞不著蝕把米」，「陪了夫人又折兵」，「聰明反被聰明誤」。看看所謂的「大力水手漫畫翻譯事件」，就曉得柏楊是屬於哪一種。
那篇「誤譯」而惹禍的「大力水手」漫畫，始終被視為羅織柏楊下獄的導火線，李敖曾經在文章和訪談中，講過那不是柏楊親自翻譯的。沒錯，是柏楊僱用的一位菲律賓僑生所作。以柏楊的求學背景和英語水平，我不曉得他是否有能力獨立完成譯稿。
一般我們說柏楊本名「郭衣洞」，其實「郭衣洞」不是他自小的名字。在他口述，周碧瑟撰寫的《柏楊回憶錄》裡，他坦承在1944年，把同學「郭大同」的證件改造成「郭衣洞」，申請報讀東北大學。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偽造文書和謊報學歷，這種「素行不良」，懂得動歪腦筋，鑽漏洞的人，晚年被期待「為民喉舌」、「社會的良心」，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啊！
柏楊沒有完整的高等教育歷程，他有的是求生存之道和膽量，憑著假證件還敢在大學授課，在黨務機關工作，三番兩次見異思遷，另結新歡。如果我們蓋棺論定，審視柏楊早年的做人處事原則，我想是很可議的。他後來任職報章媒體，言論動見觀瞻，比寫小說還能立即發揮影響力，這種工作性質和站在講台教書一樣，都很迷人，也很容易讓人迷失，以為自己無所不能，什麼都懂，人之好為人師，往往會不知不覺忘了分寸，更難免會自我膨脹，產生啟人蒙昧，解人倒懸的幻想。
「大力水手」漫畫，就是他自作聰明的下場。
漫畫講到大力水手卜派（Popeye）和他的兒子在一個小島上，卜派為這個兩人的小島命名為「卜派國」(Popalania)，並且說要舉行選舉，擔任總統，發表「競選」演說。原文如下：
Popeye: It's great to own yer own country. I kin be king president or anything I wants. I yam absolutely the absolute ruler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Popalania.
Junior: That's me.
Popeye: Popalania is goner be the most peaceful nation on earth.
Junior: How is ya goner manage that?
Popeye: It will be simple for a smart ruler like me to build a peaceful country. I will only let the swabs I knows I can lick become citizens.
Junior: Now that ya owns yer own country, how is ya goner rule it?
Popeye: We is goin to have free elections and I yam running for presidink.
Junior: How kin yer have an election when they is only two of us and one of us is running for office?
Popeye: And one of us is going to vote! I bought this country, I named it Popalania and I has th' right to run for presidink if I wants to.
Junior: Phooey! What an election! Yer the only candidate and I yam the
Only voter. They's one question I would like to ask! Is write-in vote
okay?
Popeye: As a candidate for presidink of this new country, I would like to
make a speech.
Junior: Okay!
Popeye: Fellow Popalanians. If ya votes for me, I promises to give ya peace, happiness and spinach in yer pots!
Junior: Hooray.
Popeye: And if ya don't vote for yer adoptid pappy, ya just might git
spanked.
Junior: Gulp!
我們看後來《中華日報》刊登的譯文：
父：我是國王，我是總統，我想幹啥就幹啥！
子：我哩？
父：你算皇太子吧。
子：我要幹就幹總統。
父：你這小娃子口氣可不小。
子：老頭，你要寫文章投稿呀？
父：我要寫一篇告全國軍民同胞書。
子：全國只有我們兩個人，你知道吧。
父：但我還是要講演，敝國乃民主國家，人人有選舉權。
子：人人？只有兩個啦！等我想想……嗯，我要跟你競選。
父：我先發表競選演說：全國軍民同胞們……
子：開頭不錯。
父：千萬不要投小娃票。
子：這算幹啥。
這顯然是不忠於原著的譯文。我們只關注柏楊把「Fellow Popalanians」翻譯成具有當時語境意涵的「全國軍民同胞們」，以為是對「fellow」一詞解釋的問題，沒想到兩相比對，才發現原文中，小卜派並沒有要和父親一爭長短，柏楊完全更動了原文的趣味點。他在給營救他出獄的孫觀漢的文章裡，表示為了增添趣味，他會把助手翻譯過的內容加以改編，卜派國的競選事件也是一樣。
柏楊可能不認為「不投你老爸一票，就打你屁股」有什麼好笑，這種「美式幽默」可能太過輕描淡寫，不能形成衝突，造就緊張關係。小卜派的「我要跟你競選」，卜派搶著說「我先發表競選演說」，促使父子兩人幾乎起爭執，「全國軍民同胞們……」的開場白，令讀者有貼近時事的親切感，所以小卜派也說：「開頭不錯。」
等到卜派以「千萬不要投小娃票」做為演說內容時，讀者的期待突然落空，有一種「啞然失笑」的餘味，這是小說家的筆法，是成為柏楊以前的郭衣洞鍛鍊出來的功力。
所以，「fellow」能不能翻譯成「全國軍民同胞們」，即使翻譯成「各位父老鄉親」，也不能讓柏楊洗脫他的「罪名」。
李敖也指出過，柏楊無心，也不敢「汙辱國家元首」。我們看柏楊寫的雜文，即便有批判諷刺意味的作品，涉及的仍是社會民生，而非政治問題。這位「人權鬥士」，是被時代環境和歷史潮流推向了前線。
高行健在《聯合報》2008年4月27日〈作家的位置〉一文中，提醒我們：「作家不是救世主，不必標榜為人民代言」。
我尊敬柏楊，他縱使口舌便捷，仍保有「哀矜勿喜」之心，不至於苛刻。嘩眾取寵的作家，固然能得到一時的掌聲和光環，相信歷史會給予他們合理的評價。
凡是自以為是，自認要為人民代言的作家，都不過是卜派國的英雄，那個被他「代言」的小卜派，只是他自己的影子。
2008/05/04
綠島垂淚
柏楊被判刑十二年，後特赦，共九年二十六天
牢房
綠島人權紀念碑大陸可戀
台灣可愛
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園
──柏楊《家園》（1989）
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柏楊題綠島人權紀念碑(1999)
我擺脫傳統文化的包袱，不為君王唱讚美歌，而只為蒼生說人話。
──《柏楊曰：讀通鑒論歷史》序(2006)
2008年5月2日，應邀到新傳媒電視台「早安您好」節目談柏楊。
準備訪談的資料，找出三年前去綠島玩的照片，那個陰森淒涼的「綠洲山莊」畫面，在翻看時仍透著抑鬱。
充滿揮之不去的怨氣，儘管外頭是晴朗無雲的藍空，波濤無際的碧海，走入綠洲山莊，像穿行於墳場，只覺得寒。心寒，心跳加速，手腳冰冷。就是這裡了，讀過許多報導，原來是這樣的地方。
電視台的主持人微笑問我，我提供他們兩張綠島人權紀念碑的照片，「您去過那裡，說說看，那裡給您什麼印象？」
我說不出，至少我當下無法判斷，如何在新加坡說白色恐怖，如何解釋柏楊說的「那個時代」，逝者已矣。
那個時代，應該已經過去了吧？
小學的時候，蔣中正去世，學校裡設了悼念的靈堂。我們在左臂袖子上別了黑紗，那成為服裝儀容檢查的一部分，有時清洗制服後，忘了把「配套」的那塊黑紗別回去，輕則遭叱，重則被罰。
老師規定大家要去國父紀念館瞻仰遺容，我不耐煩排著長龍的隊伍，便和同學偷偷溜走，更要緊的理由是：我沒見過死人，我害怕。
我害怕，死亡的恐怖陰影在每一次政治事件中是一片隨時捲來的烏雲。不用大人教我，我曉得大人的世界裡有一種禁忌，那種禁忌裡有默契，搞不清楚狀況和不肯屈服的人就會遭殃。
初中時，台灣和美國斷交。訓導主任要大家在川堂牆面貼的白布上簽名，表示抗議。我不知道簽名抗議能起什麼作用，美國人會管我們是誰嗎？
簽名中，出現了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林青霞」。玉女明星，怎麼會在一所女校的愛國簽名裡呢？
全校五千多位學生中，沒有和巨星同名同姓的。校方要徹查嚴辦把愛國當兒戲的「老鼠屎」。
大難臨頭的預感讓我們既緊張又興奮。訓導主任要惡作劇的人出來自首，否則他會查我們的筆跡，追出「兇手」。
「林青霞」的簽名後來被接二連三的別的事件掩沒了。
高中三年級我擔任畢業生聯合會的主席，負責統籌畢業紀念冊。我被三令五申注意，只要各班編輯的內容有涉及「共匪」，就要加以勸導，或者乾脆幫她們塗改。於是少女的夢幻中不能有星星，「五芒星星」要改成「五瓣梅花」。
大學有明顯政治傾向的社團都從學長學姐那裡繼承三招兩式「打太極拳」的辦法。接到「想請你喝咖啡聊聊」的電話，父親比我還著急，那絕非追求者，不過是「約談」的委婉說法。
父親說：「妳太招搖了！」「妳穿牛仔褲上學，哪裡像大學生？是個太妹！」其實父親也曉得，約談我的並不是警察局，一旦往某一方面多想，恐怕連上學都不安全。
寫完半真實的小說〈五月暗潮〉之後，學生社團和學生運動好像準備從我的人生褪色了。十多年後我再和小說中的女主角相見，不敢問她有沒有看過那篇作品。我不喜歡真實成份太多的小說，然而那樣的時代，不以小說包裝，我簡直不知如何下筆。
李文忠在校園絕食抗議的時候，有同學問教杜甫詩的老師怎麼可以視而不見？
他就在教室窗外不遠的傅鐘下，穿著雨衣，戴著斗笠。有人說他被政治迫害；有人說他是職業學生。
教杜甫詩的老師說：「難道要我們陪他一起絕食嗎？」
蔣經國去世的時候，我和好友電話長談，為什麼沒有人採訪中文系的學者？只有學政治和法律的人懂政治嗎？
學問何用？
是啊，學問，那就是文天祥質疑的，「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嗎？
中文系的人讀聖賢書，落得個「百無一用是書生」的下場。象牙塔裡最穩當，即使我從沒想為了穩當窩居象牙塔。
平凡如我，也在政治的洪潮親身體驗暴力與醜惡、可笑與操控。
1990年，第一次離開台灣，出國的地方是「祖國」。
離開「祖國」的前一夜，坐在上海街邊的欄杆上，唱著「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Yesterday，是那個時代，至今我無法確知是否與它告別。
報載柏楊遺願將骨灰灑在綠島海面。
願海水將他的骨灰漂送到天際，化為彩雲。
(不知不覺，寫到了五四的凌晨)
附：
「綠島人權紀念碑」本取名「垂淚碑」，後因綠島居民認為不祥而反對，於是改名。
「綠島人權紀念碑」本取名「垂淚碑」，後因綠島居民認為不祥而反對，於是改名。
柏楊在199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綠島人權紀念碑落成典禮上，以人權教育基金會董事長的身份致詞，表達他對人「人權」的看法：
人權，不單純的只是政治上的爭取、法律上的訴訟，而是一種思想的獨立，和人格的尊重，必需把人權觀念內化為我們作為一個人的基本的素質，落實在平常的生活之中。也就是說，人，要自己有尊嚴之外，還要學習如何公平的尊重別人的尊嚴，和包容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在人與我之間，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一切「強凌弱、眾暴寡」的強權野蠻行為，都用理性、公道、溝通、協調來取代，成就一個健康的社會。
人權，不單純的只是政治上的爭取、法律上的訴訟，而是一種思想的獨立，和人格的尊重，必需把人權觀念內化為我們作為一個人的基本的素質，落實在平常的生活之中。也就是說，人，要自己有尊嚴之外，還要學習如何公平的尊重別人的尊嚴，和包容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在人與我之間，找到一個恰當的位置，一切「強凌弱、眾暴寡」的強權野蠻行為，都用理性、公道、溝通、協調來取代，成就一個健康的社會。
2008/05/01
柏楊給新加坡的獻禮
柏楊在新馬造成旋風
柏楊主編《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2008年4月29日，柏楊先生逝世於臺北，享年89歲。
雖然早在2006年9月柏楊先生就宣布封筆，不再寫作和接受採訪，專心調養身體，這位一生「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五年專欄、十年通鑑」，發表作品近兩千萬字的作家，終於在他與世長辭後，讓我相信他捍衛人權與民主自由的筆桿，已經真正放下。
柏楊的成就，在1999年6月10日至11日，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行的「柏楊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已經有學者發表過高論。我想談一談的，是大家稍微忽略，柏楊與新加坡華文文學的關係。
柏楊正式訪問過新加坡兩次，一次是1981年初，另一次在1990年底，他出席「儒家文化的特質」會議。我以為對新華文學影響較大者，是他第一次的新加坡之行。
1981年2月10日到15日，柏楊接受南洋商報和新加坡作家協會的邀請，由香港作家倪匡陪同訪問新加坡。這是他1977年從綠島出獄後第一次出國，他後來在文章中說，他已是「歷盡滄桑一老頭」(時年62歲)，受到新加坡藝文界和讀者們的熱烈歡迎，盛情款待，「使我有一種好像是當了匈牙利親王的感覺。」新加坡之後，他受邀訪問馬來西亞和香港，也都颳起了「柏楊旋風」。
和其他台灣的資深作家比起來，柏楊較早注意新馬華文文學。早在一九五○年代，他就給吉隆坡的《蕉風月刊》寫過稿。後來主編《一九六六年中國文藝年鑑》，還特別另闢一章〈馬來西亞聯邦及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概況〉，加以報導。
那次新加坡之行的收穫，可分兩方面來看。一是在文化交流上，柏楊親身感受了島國的社會與文化，他在〈中國人、中華人——新馬港之行，我見我聞我思我寫〉一文中，強調尊重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主體性，他請讀者不要把新加坡華人和中國人混為一談，新加坡華人是血統和文化上的「中華人」，不是屬性意義上的「華僑」。
另一方面，在文學互動上，柏楊希望編輯一套新加坡和一套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作品集。他說：「新馬的作品，迄今還沒有引起強烈的共鳴。對新馬文壇而言，這是不公平的，在中華文化大傳統的洪流中，新馬作家們辛苦耕耘的成果，沒有得到應得到的尊敬。對中國文壇而言，這是不利的，台灣對新馬知道的太少，對真正同文同種的著作，竟沒有引進中國，這是一種損失，一種過失，和一種恥辱。」並且期待：「一旦新馬華文文學作品，在中國及世界發行，『製造』出來的，將是千千萬萬傾心新馬文學的的讀者。」
柏楊到新加坡的第二天，拜訪《南洋商報》時，就提出編輯華文文學作品集的建議。《南洋商報》的發行人黃錦西、總策劃鍾文苓、總編輯莫理光、主編張道昉等諸位先生，都十分贊同。第三天晚上，方修先生等人到柏楊下榻的美崙酒店聚會，初步決定以作家為單位，內容分為小說、雜文、散文、詩、史料五大部份，大概二百萬字之間，出版二十五開本五巨冊。
沒想到，新加坡的輿論界卻對柏楊的構想發出了質疑和反對的聲音，引起軒然大波。
關鍵在於，柏楊想主編的，是一套「文學選集」，還是「文學大系」？
對柏楊而言，「選集」和「大系」沒多大差別。
然而，在應鳳凰編輯，收錄柏楊此次新馬港之行的媒體資料一書《另一個角度看柏楊》裡，我們看到指出柏楊是外國人、對新加坡不了解、批評他沒有資格主編「文學大系」，甚至說他牽制新加坡的文化主權，主張抵制柏楊的呼籲。
柏楊的反應是：這些抨擊殺氣騰騰，對他如五雷轟頂，他最終決定以「文學選集」的形式出版。
或許柏楊有所不知，如今重新審視，原來，在新加坡的概念裡，「文學大系」的編纂是一項文史工作，不只是介紹作者和作品而已。也就是說，這是在為新加坡華文文學寫史，建國十多年的新加坡，由得了外人來寫華文文學史嗎？
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和方修1970到1972年編纂出版《馬華新文學大系》，以及1971年李廷輝、孟毅、苗秀等合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為「文學大系」的性質定位有關。
這些「文學大系」其實承襲了1935到1936年間，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國新文學大系》包括文學理論、史料，以及各文類作品等，總共十冊，各冊的主編如魯迅、茅盾等人，都是一方名家。作為總結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1917-1927）的重量級選集，各冊的導言便儼然一篇文學小史。以如此的「文學大系」標準責求柏楊，顯然他是自不量力了。
《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在新加坡和台灣的幾位編輯共同合作之下，於1982年完成，由時報出版事業公司出版。這是一項創舉，它肯定新加坡華文文學和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一樣，具有自己的精神面貌，擴大了讀者群和研究者。
至於「文學大系」和「文學選集」名稱和意涵上的爭論，也讓新加坡藝文界反思了本國文學史，加深了創作的自覺意識。
如同柏楊在這套書的總序中所說的，這是給新加坡的獻禮。
2008年6月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2008/04/28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
徐悲鴻畫廖靜文有開車找停車位經驗的人都曉得，「來得早，不如來得巧」的道理。
愛情和姻緣何嘗不是？
情場上，只有「先下手為強」，沒有先來後到。先下手者未必勝出，更不保證青梅竹馬就能廝守一生。
徐悲鴻的夫人廖靜文，就是在他的人生路程「來得巧」，終於成為畫家最後一個女人。
男人想當女人的第一個男人；女人想做男人的最後一個女人。
是不是這樣呢？
徐悲鴻把蔣棠珍的名字改為蔣碧微，讓她成為自己的女人。為愛走天涯的蔣碧微，跟著徐悲鴻私奔到日本，回到中國，然後又伴讀法國和德國，陪著丈夫渡過留學生的窮苦日子。後來不堪畫家丈夫冷落而出軌，和張道藩相戀，1949年之後拋下一子一女，隨張到台灣，到了六十歲還不能從情婦的位子「扶正」。她寫了《蔣碧微回憶錄》，我已經忘了是何時看的，只記得她的文筆挺好（有人說是代筆），把自己一生兩段轟轟烈烈的感情寫得入木三分。
老年的蔣碧微終於孤單而終，她的愛情也許降溫，她得不到的名份恐怕才是更令她憂傷的。
也因為唯恐沒有名份，被徐悲鴻改名為孫多慈的孫韻君，遵循著父母之命，儘管徐悲鴻在報上刊登了離婚啟事，她還是無法信任，無法坦然面對自己感情的依歸。或許，她連自己究竟是否真愛徐老師也不清楚吧？等到徐悲鴻遠走南洋，她才企圖挽回，又想萬里投奔；又想倆人避居溫州，三心二意，讓徐悲鴻不耐煩，最後拒絕再看信，作書決絕。
孫多慈選擇了當時看來穩當的路，嫁給了聲名狼藉但位高權重的許紹棣，做了現成的三個孩子的母親。所以徐悲鴻說她懂得現實，天真很少。徐悲鴻還是喜歡一鼓腦兒地熱戀的單純女孩吧。
很多人同情孫多慈。因為她始終對徐悲鴻念念不忘，婚姻不幸福。孫多慈的悲劇，不是她和徐悲鴻未能結成連理，而是她的顛倒錯置：婚前很明現實，婚後很想浪漫，這不是「放不下」，而是「看不清」。
她夾在徐悲鴻和蔣碧微摩擦裂痕益深的婚姻之間，徐悲鴻本想拿她當暫時的避風港，沒料到她自己自身難保，反倒想借老師的肩膀靠一靠。
蔣碧微回憶錄裡把孫多慈寫成破壞她家庭，加速她丈夫任性的第三者。廖靜文則寫孫多慈其貌不揚，徐悲鴻對孫只有師長的關愛。認識孫多慈的安徽同鄉蘇雪林，則形容孫恬美可人，還拜孫為繪畫老師。
這就是文字掌控的話語權在不同時空情境下的競爭。
近日重看廖靜文寫的《徐悲鴻一生》，感覺更像言情小說。這位「來得巧」的湖南女子，把徐悲鴻當偶像崇拜。從南洋回到中國後的徐悲鴻，享受了國際知名度，獨獨在情海身心俱疲。他仍然渴望為他痛愛一場的女人，即使不必驚世駭俗，也要對方奮不顧身。
廖靜文符合了他的理想，徐悲鴻沒有替她改名字（好像），因為他不必藉著改名字，把她改頭換面，變成另一個聽從他的女人。他們的年齡差距，地位成就高低，讓廖靜文順理成章做學生形態的妻子。
徐悲鴻一生創作，與其考慮他的個人情懷、審美興趣，他的創作更富有濃厚的教育目的，他要做中國美術的導師。
難怪曾今可為1932年10月上海市政府舉辦「劉海粟歐遊作品展覽會」寫的文章中，說到「劉海粟和徐悲鴻這對師生都因在走向藝術道路的初期，遇上了蔡元培這樣愛才惜才的師長，他們的藝術道路才會如此輝煌。」徐悲鴻大為光火，一再登報啟事，不承認劉是他的老師（他比劉年長一歲），也譏評他曾經學習，劉參與興辦的上海美專是「野雞學校」。
這樣的性格和「使命感」，徐悲鴻後來在許多幅自己滿意的作品上，落款「愛妻靜文存念」，似乎不願意作品流入市面。一些早期以及在南洋時的繪畫，上頭都有這樣的落款，不仔細看，還以為當時徐悲鴻的「愛妻」就是「靜文」。
嫁給老師型的男人，一輩子何時下課？蔣碧微和孫多慈都「來得早」，也都提早「退學」了。她們後半生都在台灣，據說徐悲鴻的死訊，還是蔣告訴孫的。
只有廖靜文，痴心守護著徐悲鴻的書畫，捨不得畢業。
2008/04/25
幽靈餐館
有時午後一陣雷雨，掃卻熾焰的暑氣，驟然而至，翩翩而停。不想晴空騰躍，三兩下把地面的積水和濕痕吸乾，還擔心花樹澆灌得不足。
那一日，難得的下了整天的細雨。一葉知秋，竟也帶有絲絲的涼意。
聽說學校新開設幾間餐館和食攤，迎著晚風，和孩子浸潤在濛濛煙雨中，推開其中一間餐館的門。
「歡迎光臨！」聲音挺洪亮，連成一串模糊含混的日語，充數是日本料理店。
新開張，門口的踏腳墊還捲在牆角，客人三三兩兩，都彷彿在暈黃的燈影下竊竊私語。
服務生送來菜單，看了菜單上的圖案，才曉得是一家連鎖店，大概連店招都還來不及裝上吧，怎麼從外觀一點兒也認不出來。
此間的日本料理店，縱使食材和烹調普普通通，但價位絕對讓人自詡為高級。
服務生建議來份晚間套餐，最適合不懂品味又貪多樣的懶人，那價格可以在台北吃一頓牛排。這時候不能多想，否則鄉愁和吝惜交相攻錯，可能心如刀割。
其他人都吃些什麼呢？
隔間的座位看不到鄰座的桌面，只圖便利的我，猜想人人皆然，晚間套餐。
「吃吧！」你說。
心靈空虛，精神寂寥，再不能虧待自己的口腹之慾。
這也不是唯一的一次，你對吞嚼下肚的食物完全沒有印象，只在櫃台結帳時被比菜單上貴百分之十七的金額震了一下。百分之七消費稅，貢獻政府；百分之十服務費，有時你寧可一切自助，不要他們的「服務」。比如今晚，招喚了兩三位服務生添水，遲遲不來，而水瓶近在咫尺。我阻止不耐煩的孩子自己去取，覺得不該。
好吧。
拿出信用卡，結帳會計喃喃唸著你們吃的餐點，你以為她說的是日語，其實是英語。你以為她只是在自己核對帳單，原來她在對你說話。
你聽到比預期還貴一倍多的金額。
從來不認真對帳的你，對數字加法和乘以百分之十七，始終一頭霧水的你，注意看了她臉上的雀斑。
是雀斑，還是痣？
你想著這皮膚太白，所以黑點一覽無遺。
抱歉算錯了！
她微笑著。
你真不習慣，那笑容裡完全沒有歉意，好像責怪印表機墨水不足，是工具的疏失。
你現在一邊回想，才真正後悔不該再去那裡第二次。
除了進門櫃台的雀斑會計，你和孩子一眼望去，沒有一位見過的服務生。反正如你連上回吃的食物都不知所以，何況人物呢？
鬧哄哄的，你們被招呼到靠近鐵板燒檯面的位子。鐵板燒上頭沒有抽油煙機，兩位廚師也沒有戴口罩，你們和他們一起負責吸進油煙。
好想快點走人。
孩子又在熱帶受寒感冒，真不曉得應該怎麼適應室內室外的溫度變化。明明帶上了外套，還流鼻涕。
後來是老師的緊急電話召你把他領回。
診所裡開的藥都一樣，孩子說：「這些藥家裡都還有。」替你心疼醫藥費。
聽說最近流行腸病毒，請醫生檢查過才能安心。
孩子沒有胃口，也不想在學校宿舍食攤排隊買飯。
你提議，去上次那家吃午間套餐好了。
「我們從來不賣套餐。」服務生說。
「有啊！我們上星期才來過…」你說，還說吃了什麼（這時突然記得）。
「不會吧？我們沒賣的。」她斬釘截鐵地說。
孩子不舒服，只想快點吃完東西回家。
點了牛肉飯和日式義大利麵。
半個小時之久，比吉野家還淺的碗，裝著孩子說剛去屠宰場殺好的牛肉端上桌。日式義大利麵是幾塊碎鮭魚、魚子和海苔絲。盛在平盤裡，稀稀薄薄，好像被人吃過了似的。
要價未稅前11.6新幣和10.6新幣的兩份午餐，孩子說：「用搶的比較快。」說是黑店。
我仍不解，那麼我們上次…
「那是間幽靈餐館。」他說。
這次雀斑會計沒有算錯帳，我瞄了一眼她身後的店招圖案。
青蛙變成了癩蛤蟆。
那一日，難得的下了整天的細雨。一葉知秋，竟也帶有絲絲的涼意。
聽說學校新開設幾間餐館和食攤，迎著晚風，和孩子浸潤在濛濛煙雨中，推開其中一間餐館的門。
「歡迎光臨！」聲音挺洪亮，連成一串模糊含混的日語，充數是日本料理店。
新開張，門口的踏腳墊還捲在牆角，客人三三兩兩，都彷彿在暈黃的燈影下竊竊私語。
服務生送來菜單，看了菜單上的圖案，才曉得是一家連鎖店，大概連店招都還來不及裝上吧，怎麼從外觀一點兒也認不出來。
此間的日本料理店，縱使食材和烹調普普通通，但價位絕對讓人自詡為高級。
服務生建議來份晚間套餐，最適合不懂品味又貪多樣的懶人，那價格可以在台北吃一頓牛排。這時候不能多想，否則鄉愁和吝惜交相攻錯，可能心如刀割。
其他人都吃些什麼呢？
隔間的座位看不到鄰座的桌面，只圖便利的我，猜想人人皆然，晚間套餐。
「吃吧！」你說。
心靈空虛，精神寂寥，再不能虧待自己的口腹之慾。
這也不是唯一的一次，你對吞嚼下肚的食物完全沒有印象，只在櫃台結帳時被比菜單上貴百分之十七的金額震了一下。百分之七消費稅，貢獻政府；百分之十服務費，有時你寧可一切自助，不要他們的「服務」。比如今晚，招喚了兩三位服務生添水，遲遲不來，而水瓶近在咫尺。我阻止不耐煩的孩子自己去取，覺得不該。
好吧。
拿出信用卡，結帳會計喃喃唸著你們吃的餐點，你以為她說的是日語，其實是英語。你以為她只是在自己核對帳單，原來她在對你說話。
你聽到比預期還貴一倍多的金額。
從來不認真對帳的你，對數字加法和乘以百分之十七，始終一頭霧水的你，注意看了她臉上的雀斑。
是雀斑，還是痣？
你想著這皮膚太白，所以黑點一覽無遺。
抱歉算錯了！
她微笑著。
你真不習慣，那笑容裡完全沒有歉意，好像責怪印表機墨水不足，是工具的疏失。
你現在一邊回想，才真正後悔不該再去那裡第二次。
除了進門櫃台的雀斑會計，你和孩子一眼望去，沒有一位見過的服務生。反正如你連上回吃的食物都不知所以，何況人物呢？
鬧哄哄的，你們被招呼到靠近鐵板燒檯面的位子。鐵板燒上頭沒有抽油煙機，兩位廚師也沒有戴口罩，你們和他們一起負責吸進油煙。
好想快點走人。
孩子又在熱帶受寒感冒，真不曉得應該怎麼適應室內室外的溫度變化。明明帶上了外套，還流鼻涕。
後來是老師的緊急電話召你把他領回。
診所裡開的藥都一樣，孩子說：「這些藥家裡都還有。」替你心疼醫藥費。
聽說最近流行腸病毒，請醫生檢查過才能安心。
孩子沒有胃口，也不想在學校宿舍食攤排隊買飯。
你提議，去上次那家吃午間套餐好了。
「我們從來不賣套餐。」服務生說。
「有啊！我們上星期才來過…」你說，還說吃了什麼（這時突然記得）。
「不會吧？我們沒賣的。」她斬釘截鐵地說。
孩子不舒服，只想快點吃完東西回家。
點了牛肉飯和日式義大利麵。
半個小時之久，比吉野家還淺的碗，裝著孩子說剛去屠宰場殺好的牛肉端上桌。日式義大利麵是幾塊碎鮭魚、魚子和海苔絲。盛在平盤裡，稀稀薄薄，好像被人吃過了似的。
要價未稅前11.6新幣和10.6新幣的兩份午餐，孩子說：「用搶的比較快。」說是黑店。
我仍不解，那麼我們上次…
「那是間幽靈餐館。」他說。
這次雀斑會計沒有算錯帳，我瞄了一眼她身後的店招圖案。
青蛙變成了癩蛤蟆。
2008/04/24
徐悲鴻的絕情書
徐悲鴻畫孫多慈像
孫多慈自畫像
「花中巢許耐寒枝，香滿羅浮小雪時。各記興亡家國恨，悲鴻作畫我題詩。」
1941年，郁達夫曾經在徐悲鴻畫的梅花圖上題寫過這樣的詩句。那時中國正陷入對日抗戰的膠著狀態，相逢於新加坡的兩人，如同難兄難弟，都在為情所苦。
自從郁達夫發表〈毀家詩記〉，妻子王映霞紅杏出牆之事公諸於世之後，他的家庭糾紛鬧得不可開交，倆人終於在1940年協議離婚。徐悲鴻則為妻子蔣碧微芳心別屬張道藩，登報離婚，想與學生孫多慈（1912-1975）共結連理卻受到孫家父母阻止。星洲暫居，讓他得到了冷靜喘息的空間，從而重新估量兩人的愛戀。
新加坡美術館「徐悲鴻在南洋」特展裡，展出了一封1939年大約10月間給孫多慈的書信，信中有憐惜、有苦惱、有憤怒、有責備，徐悲鴻文末說道：「作此最後一封長函」，或許就是他給夾在愛情與親情、理想與禮教之間猶豫不決的孫多慈的絕情書吧。
對於名人的風流韻事，我向來興趣缺缺。研究徐悲鴻者，都免不了談他的三個女人：元配蔣碧微、情人孫多慈、伴他終生的廖靜文。這些男女情事，我大多當小說看，外人何需置一詞。
因此，讀展品中的這封書信，只帶著一般人的好奇心。後來想到去年(2007)好像有類似的文物拍賣過，上網查了一下，果不其然，是5月28日香港佳士得拍賣過徐悲鴻致孫多慈函，成交價90萬港幣，寫信時間是1939年5月，不是這封信。賣方香港古風閣主人王劼恪，是徐悲鴻好友黃孟圭的外孫，這次展出的這封大約寫於10月間的信，藏主也是古風閣。
從資料裡得知，這兩封信都談到兩人對於未來前途的計畫：孫多慈先是想到新加坡，後來想要徐悲鴻回溫州，徐悲鴻不得去，孫多慈極為失望。
我突然瞭解，為何徐悲鴻帶著自己的畫作之外，還有瓷器和名家書畫到新加坡，原來是暗自有神仙眷侶，天涯相隨的打算。
以前我總不解：徐悲鴻不是要抗日賑災籌募捐款嗎？旅途勞頓，他幾番周折，經過香港到新加坡，理應輕便為要，那些宛如身家性命的寶物怎麼禁得起顛沛流離？看過有人解釋是：徐悲鴻想建設一座博物館。但是博物館也該建在中國呀？我的想法是：一，他與蔣碧微不合，無家可歸，寶物無處收容。二，他打算去美國辦展覽，他的藏品可作為中華文物之代表。
不過孫多慈畢竟不是蔣碧微。徐悲鴻一生中有一個女人蔣碧微為他拋卻家庭，毀棄婚約，演出遺書私奔記，便已經夠風光了吧？他也希望孫多慈如法炮製，孫不敢，他在信中說她「怯弱」，說本來有機會，「你放過了，可見汝之意志」。
孫多慈本名韻君，是徐悲鴻在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出身書香世家，祖父孫家鼐主持創立京師大學堂（即後來的北京大學），父親孫傳瑗曾經擔任軍閥孫傳芳祕書，是安徽安慶顯赫的官宦門第，後來孫傳芳部隊瓦解，孫傳瑗入獄過，家道中落。
徐悲鴻和孫多慈的一段情，蔣碧微在她的回憶錄裡說是徐悲鴻一廂情願：「他終於無法克制自己，任由泛濫的情感一天天地發展，到了最後階段，『自以為是』的觀念牢牢掌握了他。」廖靜文則在《徐悲鴻一生》中說徐只是出於愛才之心。
實情呢？徐悲鴻在信中稱孫多慈「吾愛之慈」，說「吾爾時真視汝如我之愛妻」。徐悲鴻埋怨孫不給他寫信，孫不表態，等到徐不理她，她又反來說「不論天涯地角必來相從」。徐悲鴻的感受是：「你閃電式之愛情，無論有如何熱烈真摯，只可比之鏡花水月。」
畢竟「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徐悲鴻在信中以放大的字跡寫道：「我只有一件替你傷心的事，你的天真到底剩得很少，加上一種近視。無論如何，我禱天加佑於汝，使汝幸福。」
他自我安慰這緣份終了：「原不是我的東西，不見了不能說是損失也。」
他還提醒：「此信閱畢後請寄新城保存，俾告此案結束。」「新城」即上海中華書局的舒新城（1892-1961）。1935年，徐悲鴻曾經為提拔孫多慈，請他出版孫的素描集，請宗白華作序。
那麼，信件怎會留在新加坡黃孟圭家人手中呢？是否沒有寄出？
總之，孫多慈1940年到1941年前後在浙江麗水嫁給了他父親的上司，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棣(1900-1980)。
許先生何許人也？他就是郁達夫痛恨的奪妻惡人，〈毀家詩記〉裡斥責的「許君」。同病相憐的郁達夫和徐悲鴻，竟然有了共同的情敵！
所以我說，名人的風流韻事，還真像小說，比虛構的小說還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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