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學習韓語，2002年我在首爾時經常看電視。
一天晚上無意間轉到播放電影的頻道，正在放映的電影很特別，乍聽之下是英語，對話間卻夾雜著華語和方言。
我看了將近五分鐘，沒看懂劇情，螢幕上的韓文字幕來不及讀，於是趴在電視前面仔細端詳影片本來附的中英文字幕──啊，新加坡也有人拍電影哪？
這算是我的新加坡「啟蒙電影」吧。”Chicken rice war”，後來曉得中文片名是「雞緣巧合」。
韓語班上有一位在新加坡長大的同學，第二天上課時遇見她，告訴她電視播出新加坡電影。她聽了片名，說：那部電影中的某個角色是她叔叔。她的父親是香港人，後來移居新加坡。
新加坡人很少吧？怎麼那麼容易遇見沾親帶故的人？
回到台灣，電視反覆播映過梁智強導演的「小孩不笨」。講述學生課業負擔和升學壓力的影片，讓人恍然，原來新加坡也有教育的問題啊？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否則就是新加坡的「國家品牌形象」在國際市場上經營得太好了，未在新加坡長住之前，只曉得新加坡是亞洲(或是號稱世界)的「購物天堂」，小島國家衝勁十足，二十多年的努力，就躍居亞洲四小龍之一。住在這樣美好的南洋樂園，人人豐衣足食，還會有什麼不滿？還會有什麼委屈的呢？
比起其他動輒大手筆的巨資巨星巨製，新加坡的電影只能算是小品，內容圍繞平民百姓的生活、煩惱和希望。故事情節簡單，人物之間的衝突矛盾也不強，連大奸大惡、心狠手辣的所謂「壞人」也很少見，有一種天真樸實的氣質。畫面的處理沒有花俏的技巧，有時覺得那樣敘事和運鏡的方式更像拍電視單元劇。
相較於陳子謙的冷峻疏離，邱金海的淡淡傷懷，梁智強以幽默自嘲手法見長。老少咸宜的喜劇故事具有娛樂效果，容易親近，「小孩不笨」之類的親子題材在亞洲受歡迎無庸置疑。
然而，在熱熱鬧鬧的玩笑之外，不熟悉新加坡情況的外國人其實很難真正抓得住梁智強電影裡的「笑點」。
「幸福的理由只有一種，不幸的原因卻千差萬別」，這個說法假如換成「好笑的理由只有一種，悲傷的原因卻千差萬別」，未必能成立。
王國維將humor翻譯成音譯的「歐穆亞」，令人不知所云；同樣是音譯，林語堂的「幽默」一詞沿用至今，幸而有親身實踐的文章支持，否則「幽默」字面的涵意「寂靜」、「深沈」，恰恰是無聲的，連會心微笑也談不上。
「幽默」、「風趣」、「詼諧」、「好笑」，無論我們用什麼語詞形容，都深深牽繫著文化的底蘊與脈動。我從來不覺得把蛋糕砸在別人臉上，或是當頭澆下一盆水的狼狽模樣有什麼趣味，如果說肢體動作的誇張和捉弄是「西方式」的幽默，像卓別林的電影；妙於操弄語言的諧音和誤解，大概可以視為「東方式」的幽默。周星馳的喜劇片便兼備了「動作」和「語言」二者，而梁智強的電影，或是說沒有武俠片和武打劇情為基礎的新加坡電影，便顯得肢體含蓄得多。
越是借助語言的威力，越需要有理解個中「言外之意」的基礎，才能笑得出來。尤其是充滿地域色彩的內容，不是「身在此山中」，是不能「識廬山真面目」的。在描述適婚年齡的影片「I Do I Do」裡，三位男士為了接近「紅毛」(西洋)女教師而去當她英語補習班的學生，三歲小童琅琅上口的「識字訣」：A for apple, B for bird 被改成新加坡的地鐵站名：A for Aljunied, B for Bishan，這種本土化的表現方式對不明究理的外國觀眾就造成欣賞的隔閡，更別提電影「那個不夠」裡委婉的性暗示、「突然發財」裡有闗中馬票的奇思異想白日夢，長串新加坡式英語的「有聽沒有懂」。
即使如此，我們感受到了編劇運用鮮活靈巧的語言，重新拆卸組合語詞原有的意義，賦予本土化詮譯的獨到之處。華語、英語和馬來語、方言大混雜的眼花撩亂，七嘴八舌，和新加坡的花草樹木一樣，充滿了蓬勃的生命氣息。
「這就是新加坡！」在看「我在政府部門的日子」時，終於懂得哪裡好笑，甚至笑中帶淚。諷刺與寫實，無奈與不平，好像我也成為了市井的一份子。我也才懂得，反觀許多努力打入國際市場，登上世界舞台的電影，被批評成「拍給外國人看」的異國風情，還不如先在自己的土地上渲染笑聲哩！
後記：本文的部分內容刊登於2007年3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