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學習韓語,2002年我在首爾時經常看電視。
一天晚上無意間轉到播放電影的頻道,正在放映的電影很特別,乍聽之下是英語,對話間卻夾雜著華語和方言。
我看了將近五分鐘,沒看懂劇情,螢幕上的韓文字幕來不及讀,於是趴在電視前面仔細端詳影片本來附的中英文字幕──啊,新加坡也有人拍電影哪?
這算是我的新加坡「啟蒙電影」吧。”Chicken rice war”,後來曉得中文片名是「雞緣巧合」。
韓語班上有一位在新加坡長大的同學,第二天上課時遇見她,告訴她電視播出新加坡電影。她聽了片名,說:那部電影中的某個角色是她叔叔。她的父親是香港人,後來移居新加坡。
新加坡人很少吧?怎麼那麼容易遇見沾親帶故的人?
回到台灣,電視反覆播映過梁智強導演的「小孩不笨」。講述學生課業負擔和升學壓力的影片,讓人恍然,原來新加坡也有教育的問題啊?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否則就是新加坡的「國家品牌形象」在國際市場上經營得太好了,未在新加坡長住之前,只曉得新加坡是亞洲(或是號稱世界)的「購物天堂」,小島國家衝勁十足,二十多年的努力,就躍居亞洲四小龍之一。住在這樣美好的南洋樂園,人人豐衣足食,還會有什麼不滿?還會有什麼委屈的呢?
比起其他動輒大手筆的巨資巨星巨製,新加坡的電影只能算是小品,內容圍繞平民百姓的生活、煩惱和希望。故事情節簡單,人物之間的衝突矛盾也不強,連大奸大惡、心狠手辣的所謂「壞人」也很少見,有一種天真樸實的氣質。畫面的處理沒有花俏的技巧,有時覺得那樣敘事和運鏡的方式更像拍電視單元劇。
相較於陳子謙的冷峻疏離,邱金海的淡淡傷懷,梁智強以幽默自嘲手法見長。老少咸宜的喜劇故事具有娛樂效果,容易親近,「小孩不笨」之類的親子題材在亞洲受歡迎無庸置疑。
然而,在熱熱鬧鬧的玩笑之外,不熟悉新加坡情況的外國人其實很難真正抓得住梁智強電影裡的「笑點」。
「幸福的理由只有一種,不幸的原因卻千差萬別」,這個說法假如換成「好笑的理由只有一種,悲傷的原因卻千差萬別」,未必能成立。
王國維將humor翻譯成音譯的「歐穆亞」,令人不知所云;同樣是音譯,林語堂的「幽默」一詞沿用至今,幸而有親身實踐的文章支持,否則「幽默」字面的涵意「寂靜」、「深沈」,恰恰是無聲的,連會心微笑也談不上。
「幽默」、「風趣」、「詼諧」、「好笑」,無論我們用什麼語詞形容,都深深牽繫著文化的底蘊與脈動。我從來不覺得把蛋糕砸在別人臉上,或是當頭澆下一盆水的狼狽模樣有什麼趣味,如果說肢體動作的誇張和捉弄是「西方式」的幽默,像卓別林的電影;妙於操弄語言的諧音和誤解,大概可以視為「東方式」的幽默。周星馳的喜劇片便兼備了「動作」和「語言」二者,而梁智強的電影,或是說沒有武俠片和武打劇情為基礎的新加坡電影,便顯得肢體含蓄得多。
越是借助語言的威力,越需要有理解個中「言外之意」的基礎,才能笑得出來。尤其是充滿地域色彩的內容,不是「身在此山中」,是不能「識廬山真面目」的。在描述適婚年齡的影片「I Do I Do」裡,三位男士為了接近「紅毛」(西洋)女教師而去當她英語補習班的學生,三歲小童琅琅上口的「識字訣」:A for apple, B for bird 被改成新加坡的地鐵站名:A for Aljunied, B for Bishan,這種本土化的表現方式對不明究理的外國觀眾就造成欣賞的隔閡,更別提電影「那個不夠」裡委婉的性暗示、「突然發財」裡有闗中馬票的奇思異想白日夢,長串新加坡式英語的「有聽沒有懂」。
即使如此,我們感受到了編劇運用鮮活靈巧的語言,重新拆卸組合語詞原有的意義,賦予本土化詮譯的獨到之處。華語、英語和馬來語、方言大混雜的眼花撩亂,七嘴八舌,和新加坡的花草樹木一樣,充滿了蓬勃的生命氣息。
「這就是新加坡!」在看「我在政府部門的日子」時,終於懂得哪裡好笑,甚至笑中帶淚。諷刺與寫實,無奈與不平,好像我也成為了市井的一份子。我也才懂得,反觀許多努力打入國際市場,登上世界舞台的電影,被批評成「拍給外國人看」的異國風情,還不如先在自己的土地上渲染笑聲哩!
後記:本文的部分內容刊登於2007年3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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