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之堂

前一陣子去濱海藝術中心看了明華園的歌仔戲「蓬萊大仙」。這是我第一次在劇院裡看歌仔戲。

我的閩南語一部分是在歌仔戲和布袋戲之類的民間表演裡學來的，再現學現賣和外公外婆溝通，說不「輪轉」的，就把國語變個聲調，自認是台灣北部的閩南語。結果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有時說出很不得體的話語，有時又過於文謅謅，像是唸白，很不生活化。

因為是一知半解，什麼「死道友不是死貧道」、「日頭赤焰焰，隨人顧性命」、「摸蛤仔兼洗褲」之類的俗話諺語琅琅上口，其實並不明究理。尤其童稚年齡，許多涉及性暗示的語詞毫不知忌諱地大剌剌而出。

後來才曉得，那時恐怕嚇壞了母親的「鄉下親戚」。我以為「客兄」就是乾哥哥，在隨母親返鄉度暑假的一天晚上，竟然對一位表哥說希望他當我的「客兄」！(「客兄」是姦夫姘頭的意思)

平時很少說閩南語，看了歌仔戲和布袋戲學著亂說，不免流裡流氣。學校裡說方言的都是混太妹的不良女孩(我唸了六年的女校)，方言既是我童年的「母親鄉音」，親切而溫馨(即使說錯了，被人家尊為都市裡的讀書人，也容易被包容)；還是我和不愛上學的同學們溝通的渠道。(你說方言，有一種被視為「上道」的認同感) 。

上了大學，才突然被男性友人指出我的閩南語的「不雅」，原來有那麼多女性不宜的話語。我不再輕易說方言，從前為了長輩而說的閩南語，隨著外公外婆相繼離世，派不上用場了。

我還發現身邊竟然有極端「愛台」和「惡台」的友人，更弔詭的是，他們與自己的出身格格不入，都想要藉著語言來「換血」。「外省第二代」的朋友，不想被「大陸人」的刻板印象約束，努力說方言；父母都是「本省人」的朋友，不願意因為口音曝光，拼命「糾正」，要說一口漂亮的國語。我的一位朋友甚至說，她的父母從小不讓她說方言，免得被人看輕，被「大陸人」欺負。

而我，被歸為「芋頭蕃薯」，國語說得普普通通，方言說得零零落落，總之是個半調子。

因為不再輕易說方言，更加生疏了。

台灣前幾年開始的「本土化」，像是報復過去的推行國語運動似的，把方言當成了檢測忠心的標準。

孩子在學校一星期必須上一小時的「鄉土語言課」，學習閩南語、客語或原住民語。因為二年級時才從國外回到台灣，「鄉土語言」成為最銜接不上的課程。學期成績單上，表現得不理想的「鄉土語言」固然並無大礙，但非常引起他的排斥心理。

母親知道了，說：「閩南語有什麼難？來和外婆講閩南語就好了！」

其實，聽了孩子學校發的教學錄音帶，才曉得學校教的和外婆說的閩南語並不相同。本來方言的區域差異就很大，規範性又很小，放在需要統一制式教學的系統裡，難免有所扞格。

在新加坡，可能是出於對說英語的壓力反彈，不愛說閩南語的孩子有時竟然說起閩南語來！

奇怪的是，他說的閩南語，發音方式反而像英語。

最近流行的歌曲「一百萬」，歌詞裡「若是我有一百萬」的「若是」，台灣說成「na shi」，孩子唱成「na si」，「nasi」是馬來語「米飯」的意思。
帶孩子去看明華園歌仔戲，他看得津津有味。明華園的金光特效果然很讓小孩子開心。

以前看過明華園戶外演出的「蓬萊大仙」，這次在空間有限的室內舞台，震耳欲聾的鑼鼓讓一位朋友的母親覺得「吵得受不了」，上半場休息時間就打道回府。已經屆五十歲的主角孫翠鳳還是魅力十足，一亮相就架勢不凡。起初以為她身手不如以往，後來覺得室內的空間也可能使她有施展不開的拘束。

吊鋼索、噴乾冰，熱熱鬧鬧的一齣戲。以前楊麗花在台灣國家戲劇院表演時，還很激動地感慨，終於可以登上「大雅之堂」。明華園也是。

登上「大雅之堂」，就表示藝術身份和地位的提昇嗎？

也許我的想法太固執，歌仔戲的觀眾大概也有和我一樣的「讀書人」，寧可在風飄月影之下，或站或蹲，或是搬一把小板凳，有的交談、有的吃東西、有的追著亂跑的小孩，毫不正經地隨意看戲。高興起來，和香腸伯賭一盤「十八啦」；買關東煮甜不辣，貪小便宜地多討一點湯汁。

就算曉得可能說得「不登大雅之堂」，管他呢！「你爸歡喜就好」。

俗擱有力

自從看過陳子謙導演的電影「881」之後，再得知有續集的「十二蓮花」，開始為陳子謙擔心。

「881」應了「新加坡本土」的號召，被媒體吹捧得天花亂墜，類似的電影，1965年有「舞台姐妹」，1983年有台灣的「台上台下」(張小燕、張艾嘉主演)，「881」的劇本不但沒有推陳出新，比肥皂劇還鬆散，我也自始至終不能理解過去陳子謙的敏感細膩何以蕩然無存？

難道只要貼上「新加坡製造」的標籤就夠了嗎？

「881」在台灣金馬獎影展中放映，也不過滿足了台灣觀眾的好奇心；此番的「十二蓮花」，主打的是看孫燕姿扮觀音。

一個執導過「十五」、「凌晨4:30」的導演，就不能演一齣大眾看得懂的商業片嗎？

同樣的期待，我不會放在梁智強的電影裡。梁智強的通俗有他的娛樂效果，陳子謙假使要和梁智強分享市場，拼命要讓自己的作品普羅大眾化，那就是媚俗。

陳子謙和梁智強有不同的風格和深度，這是「881」之前我對他們的理解，二者各有千秋，各有令人喜愛之處。

這就像法國文化社會學者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在《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裡指出的，我以為陳子謙和梁智強擁有的是不同的文化資本。雖然不必刻意將他們區分為「菁英階層」和「大眾階層」，「881」之前的陳子謙的確是有菁英階層的味道。即使他用心關懷「誤入歧途」的青少年，用鏡頭讓他們說出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對生命的失望和自殘，電影「十五」裡的冷靜凝視，解剖出血淋淋的景況，如果換成梁智強來處理同樣的題材，會不會變成嘲弄調笑，要求學校和社會給這些「壞仔」一絲喘息存活的空間呢？

階層之間可能互相離動或靠攏，我不是極力推崇陳子謙要保有他的菁英色彩，高高在上的地位，而是藝術家有沒有自知之明(如果「藝術家」不是冠冕)。並不是歌台的世俗趣味破壞了導演的「神聖性」，反而是導演的天才能不能透過影像，將世俗趣味展示出來。

階級差異在有些人的眼光裡彷彿是十惡不赦的罪過，尤其本身具有文化資本的知識份子，往往還要強調個人的「親民」形象。把群眾視為判斷自己是否「政治正確」的社會主義式假平等，有時倒成了矯揉造作的民粹主義。

如果以為「俗擱有力」的通俗力量要靠知識份子來提昇，那就未免太低估草根的存活能力了。

通俗的文化有其源自生活土壤的適應能力，和菁英的文化最好是相互衝突又彼此滋潤的關係，吃飽了人間煙火，做做風花雪月的白日夢，沈浸於歌台或是陶醉於貝多芬，都有各自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