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當年徐悲鴻的畫室
江夏堂祠堂
江夏堂外觀
1939年1月到1942年1月，徐悲鴻在南洋舉行抗戰賑災義賣畫展，期間還應泰戈爾之邀，去過印度展畫及演說。在新加坡時，徐悲鴻住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經理黃曼士(1887-1963)的宅邸「江夏堂」，位於芽籠35巷(Lorong 35, Geylang)。黃曼士的兄長黃孟圭（1885-1965）在巴黎接濟過徐悲鴻，並且介紹徐悲鴻前往新加坡，黃曼士與徐悲鴻遂於1925年訂交。
2008年5月17日，託廣洽法師紀念館館長永光法師之福，現在居住在江夏堂的黃水發先生之夫人王女士，允許我們進入參觀。
王女士說，近日新加坡美術館展出的「徐悲鴻在南洋」畫展，為江夏堂帶來了好奇的遊人，甚至有人入內看到今日江夏堂的景況，在報端批評了一番，使她和家人都很不平。永光法師之前曾經在江夏堂隔鄰的新加坡淨宗學會修法，經常在江夏堂附近散步，是舊識，後來擔任廣洽法師紀念館的工作，雖然也在芽籠一帶，不過很少見面了。見到法師，王女士虔誠地雙手合十，法師說，沒想到大名鼎鼎的徐悲鴻在新加坡住過的地方就近在咫尺。
江夏堂外的招牌，是「南洋黃氏總會」，王女士說他們從馬來西亞太平地區來到新加坡，因黃氏宗親的關係住進江夏堂，負責南洋黃氏總會的工作，一年三至四次，接待來自各地的黃氏後人舉行祭祖的儀式。
這一棟結合西式造型和南洋木格窗的獨立兩層樓建築，四周是廣場空地，如今它的左鄰右舍都是水泥大廈，更顯得與眾不同。入得廳房，大堂正中懸掛著黃孟圭之父黃培松書於1924年（落款「民國十三年」）述其黃姓郡望的匾額「江夏堂」三字，左側則有入閩黃姓祖先宋朝峭山公及其夫人畫像。四壁牆面的照片，都是南洋一帶各地黃氏宗親會的團體合影。
大堂的中式家具有些看來年代久遠，但木質光潤，鑲嵌螺鈿的茶几與座椅精緻華麗，是江夏堂舊物。此外有綠皮沙發及大圓桌、大鏡面等。
穿堂有通往樓上的階梯，穿堂過後是祭祖的祠堂，供桌前是黃姓祖先雲公、歇公和峭山公畫像，兩旁則有牌位。祠堂牆上掛著一排排黃氏名人的遺照，黃曼士以及俗姓黃，也是福建籍的廣洽法師的照片都在其中。黃曼士身著唐裝，手執摺扇，果然是喜好收藏扇面畫，號「百扇齋」主人的風采。
樓下和階梯的地面以彩色磁磚拼貼，顯示當年設計之細巧。樓上則鋪紅漆木板，常年累月行於其上，紅漆大多已經剝落。陳家毅在其〈徐悲鴻與江夏堂〉文中推想，江夏堂二樓突出的部分，即樓下門前車道的上方，有如加蓋的露台部分，便是當年徐悲鴻作畫的畫室。不過王女士及其兩位女兒說，面對那個空間（如今改鋪大片地磚，木板窗戶也換成玻璃和鋁框，是個小客廳）左手邊的房間，才是徐悲鴻的畫室。
王女士還拿出家中的舊相片，她1960年代搬來江夏堂，屋外有四株大樹，樹根腐爛，於是砍掉，改種椰子樹，至今椰影婆婆。永光法師說他們還採食過江夏堂的椰子。現存約攝於1939年，徐悲鴻和黃孟圭、黃曼士及其外孫女在江夏堂外的照片，可以看出建築物外觀變化不大。
我從房間的窗戶望出去，對面正在興建佛教大樓的工地轟轟隆隆，明滅運轉的紅燈映照在窗板上，難以想像近七十年前徐悲鴻會在這個窗角，看到怎樣的南洋風光。
王女士說新加坡政府有意將江夏堂開放民眾參觀，一人收費十五新元。我首先擔心他們全家人的生活必定受到干擾。其實永光法師帶我們去江夏堂時，我也只抱著在門外張望，欣賞建築物的想法，沒料到有緣入內，當然也打攪了他們。幸而他們對出家人很敬重，對我們也很和善。他們住在江夏堂，為南洋黃氏總會工作，等於也是照顧了房子。
本來我和其他談到過江夏堂的人一樣，都認為江夏堂是黃曼士的家產，後來讀到亞洲糖業大亨，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創辦人郭鶴年（1923-）談他收藏徐悲鴻的畫作，以及老舍的文章，才曉得其實不然。
江夏堂是黃氏宗親會物業，黃曼士本來住在牛車水的武吉巴梳路(Bukit Pasoh)，老舍於1929年底到新加坡時，曾經由人介紹認識黃曼士，想請黃曼士安排工作，不過那時沒有合適的工作機會。在〈還想著它〉一文中，老舍提到了這件事，當時黃曼士便是住在武吉巴梳路。
根據郭鶴年的回憶，黃曼士大約於1937年遷居芽籠。1963年黃曼士病危，唯恐寡居的獨生女兒黃奕超和她的四個子女必須搬出宗親會館，提出以家藏的徐悲鴻書畫為交換代價，請求郭鶴年讓他的後人住在黃仲涵園（Oei Tiong Ham Park）郭的舊宅。黃仲涵園位於荷蘭路(Holland Road)，正如王女士所述，黃曼士的女兒有時還從荷蘭路回到江夏堂取走一些東西。郭鶴年則接收了當年黃曼士擁有的多數徐悲鴻作品。
如今，江夏堂除了一幅徐悲鴻為黃曼士繪的畫像，沒有遺留徐悲鴻住過的痕跡。那幅畫像，還是歐陽興義等研究徐悲鴻的學者在江夏堂大廳角落發掘出的，王女士說，那些人不說，誰也不曉得畫像有多麼珍貴重要，任其廢置。
回家後，找出了王女士談到，對他們很不公平的文章，是2008年5月12日《聯合早報》上，新加坡作家何華寫的〈徐悲鴻的女人和麻雀〉，內容有一段說：「在星洲的日子，徐悲鴻住在至交黃曼士的家——江夏堂，老房子還在，位於芽籠35巷，我去尋過，整幢建築徒有其表，十分敗落，除了『江夏堂』的匾額還掛在大廳，其他蕩然無存。二樓住了一戶人家，走道昏暗，室內雜亂，氣象慘澹。」
王女士說，那塊「江夏堂」的匾額還是她從屋後棄物裡找到，覺得應該不是普通垃圾，特別整理後掛上的。說他們「十分敗落」、「氣象慘澹」，的確令他們氣憤不滿。然而，我也注意到，作家在文末說到「和江夏堂一箭之遙的芽籠31巷」，那裡有現今新加坡重量級的畫家藝術館，與江夏堂風貌迥然，「兩相對照，不必多言」，頗有盡在不言中的感慨。
那不僅是對江夏堂，也是對被遺忘於蒙塵角落的歷史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