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瞥見她在踱步，時而朝我張望，伸長了脖頸，像一隻蓬首的天鵝。但她沒有天鵝的悠閒，偶爾不及一秒鐘的四目對視，她的眼神射出焦急不耐的光，穿透這金魚缸似的落地玻璃門。我沒有閃避，移動了位置，也回看她，隨著身體走勢，抬手瞧了瞧腕錶：15分。
"急什麼？"我心裡想。
到新加坡教書剛滿一個月，就遭遇了"文化震撼"。一位褐髮的白人青年，在我還在交代學生功課時，沒有敲門，直接進來教室，告訴我時間到了，把我的筆記型電腦推向講桌邊，擺上了他的電腦。不顧學生還在幫我擦乾淨白板，他開始在白板上寫字。
"措手不及"，"倉惶而逃"，完全是我教書生涯的驚奇經驗。
大學課表只有上課時間，整點的三十分，每節課一個小時，也就是三十分結束。我後來詢問了行政人員，到底幾分應該下課？沒有規定。
我上課的時間通常在上午八點半到十點半之間，很少碰過同一個教室之前還有老師在上課的情況。能容納一兩百人的階梯教室，只有前後門出入口，沒有窗戶，門的上端牆面有文字燈光顯示課程是否正在進行中。假如前一門課還沒結束的話，我就和同學們坐在走廊的長椅閒聊等待。
不差那幾分鐘。我想。
不過被"闖入"多了，尤其是"高高在上"的後門來客，通常是等著上下一節課，提前來享受冷氣的學生。我已經學會鎮定，繼續若無其事地講課。有一年，學生有一百五十多位，幾乎坐滿整個教室。講課期間，後門來客掃視一巡，找不到座位，出去。進進出出，學生不堪其擾，向我提出抗議。
我說："教室無法鎖門，要我中斷講課，叫那些隨便進來的同學出去嗎？那麼一個小時之內，我們會多次中斷，弄得大家都不能專心。"
結果學生寫了告示貼在門外，註明下課時間，才緩解了問題。
可以阻止學生不要擅自進入，卻對老師無效。仍然有老師無視於門上"課程進行中"的文字，直接推門進來，告訴我："妳占用了我的時間。"我抬眼看了看座位盡頭上的數字鐘：23分。
設想我是校長，對於這麼熱切急著開講的教員，會很欣賞他們的努力吧？
雖然不是"準時上下課強迫症"者，到東京大學演講，我仍不免有些顧慮。接待我的教授說："晚幾分鐘進會場，讓稍微晚到的聽眾不會太尷尬。"個人的餘裕，也是對他人的體貼。
我教的必修課用兩種教學模式，一是全班共同的講堂課；另一是二十多位同學一組的輔導課。通常老師只教講堂課，課程裡四到五組的輔導課由研究生助教負責，帶領學生做口頭報告和討論。這學期由於研究生助教員額不足以承擔所有的輔導課，久未接輔導課的我，親自帶領兩個班。
戴著口罩教課，擔心影響聽講，我添購了整組麥克風和接收器、擴音器，以補充教室設備，裝滿過去我出遠門必帶的旅行袋。每次背著旅行袋去學校，幻想目的地是機場…。
進入大樓必須掃瞄證件或二維碼、測量體溫，比以往花較多時間。我不大在意學生晚到教室，疫情期間，健康平安是一切。急，只能讓自己更不舒服。
我再度和門外的眼神接觸。閃念意識到，過去幾個星期，懶得聽她每次來責怪我延誤(電腦已經開機，只需重新登入，要不了一兩分鐘)，我把時間壓力轉嫁到學生。一邊收拾講桌上的電線、白板筆、音響組合，一邊口裡說著sorry，越來越不是滋味。我催促學生長話短說，不然我又要去說sorry了。
這一天，我們讀黃遵憲的詩《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談他任職新加坡總領事時，注意到本地種族和諧的現象。第一組同學用色紙製作了白蓮、黃菊和紅桃花，讓大家直觀花與詩意。第二組同學用黃遵憲的詩句，唱起鄧麗君的"我只在乎你"，打起節拍把排比的部分唸成rap，活潑生動展現文學的"歌行體"！
討論的問題直指新加坡和國際現狀，我不想草草了事。優雅來自從容，掌握分寸和節度。
急什麼？我不是時間的奴隸。
離開前，我還是sorry了幾聲，這是我和她打招呼的方式。
2020年10月2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