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魯迅的座位

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魯迅《吶喊．序》

他後來回憶道：「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

我坐在他的同學說，他從前經常坐的位子，時間是一百年後。

1970年代之前，這間階梯座位的教室並未刻意被保留，只是逐漸荒置。改名為「東北大學」的片平校區，如今同樣建於明治時代的建築物寥寥無幾。1970年代末期，隨著中途輟學的「校友」作家在祖國的聲望高揚，階梯教室成為見證一位偉大人物誕生的場景，儘管那是一段不愉快的經驗。

階梯教室的木板外牆現在漆成白色，看隔鄰的「法學研究科片平五號樓」知道，原來可能沒有上漆。東北大學圖書館進門處有階梯教室的舊照片，照片中，階梯教室的後方牆上裝置了放射投影的幻燈機，現在已經卸除。

以前有學者(例如李歐梵教授)不相信「幻燈片事件」確有其事，雖然魯迅不僅在《吶喊》的自序中提及，也向同鄉友人許壽裳說過，這麼特殊的情節轉折，太像小說家虛構的啟蒙刺激。「幻燈片事件」強烈的視覺印象，也被視為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之一，古文書的東方文明被西式的科學觀看儀器和演示內容給驚醒了。

1978年平凡社出版的《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魯迅在仙台的記錄)，詳細蒐集了魯迅在仙台的求學和活動情形，訪談他的同學，公布校方的文件──像入學申請書、課表、成績單(被發現成績算錯)都原原本本留著，真是佩服日本人的資料癖和考察的心思。可惜那張魯迅看到中國人被斬首示眾的幻燈片沒有找到，但是的確有日俄戰爭的時事幻燈片。

面向黑板，中央第三排最左側的位子，魯迅坐在這裡上課，學習先進的知識。他的課表裡有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學、佐野先生教的化學、三好先生教的倫理學(這一科成績最好)，以及小高先生教的德語等等。

階梯教室有明亮的玻璃大窗，和魯迅形容的鐵屋子中國是截然的對比。我在教室裡顧盼踱步，昔時的拍手喝采早已風流雲散。

魯迅離開了仙台，走向文藝。他想醫治的病體，經過了一百年，也不曉得痊癒了沒有。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年5月17日

這間課室，曾經有學生們看著戰爭的幻燈片拍手喝采，一位清國來的二十多歲青年卻不再像以前隨眾了。遠離東京的醫學專門學校，他是第一位清國留學生；叫做「仙台」的東北小城很少同胞，他與同胞的久別重逢，是在目睹對方死亡來臨的瞬間。

LHZB (17 May 09, Pg 20) carried an article by Assoc Prof I Lo-fen from NTU’s Division of Chinese, on her visit to the Sendai Medical Academy, the Japanese medical school attended by Lu Xun, who is hailed by literary historians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松島啊，松島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樣，是看著日本卡通長大，從卡通片裡得到一知半解的日本文化歷史常識。

在我還沒有反省能力之前，除了全盤接受，並且沈浸於其中似乎親切，其實隔膜的神祕之美。一種異質的情調。

卡通「螢火蟲之墓」曾經讓我深深感動。無辜的兄妹倆經歷了戰爭轟炸，在滿目瘡痍的環境中求生存，他們搬離自身難保的親戚家，住在廢棄的防空洞裡，時而去海灘戲水，靠著偷竊的食糧過日子。難挨飢餓的妹妹把石頭和玻璃彈珠當水果糖吃，最後不支而死。以哥哥的靈魂為回憶的線索，那螢火蟲的幽光帶給他們奇妙的欣喜，而生命也如螢火蟲，終至沒入黑暗。

有人說「螢火蟲之墓」是一部反戰的影片，描繪了戰爭對人類的摧殘。作為動畫的形態，觀眾群還包括小孩子，會有小孩子看了這部卡通，而理解戰爭的殘酷來源其實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擴張野心嗎？當然不會吧。孩子們只會同情影片裡兄妹的可憐遭遇，指責破壞他們家庭幸福，害死他們全家的「敵人」。

於是，對於我來說，陷入一種令自己討厭的矛盾心態。做為一個學術研究者，不能不冷靜反思，甚至批判卡通裡可能宣揚的日本人在二次大戰戰敗後的「受害意識」，自傷自憐，博取觀眾的認同。尤其是對歷史無所知的兒童們，誰會不淚眼汪汪，覺得日本人被「攻打」得好悲慘呢？看「螢火蟲之墓」的孩子長大了，可以在學校的歷史課學到「侵略者」的真面目嗎？

不過，反過來說，做為普通的觀眾，我也寧願什麼都不想，享受影片給予我的視覺聲光感受，讓心底油然而生的哀情，透過眼睛宣洩。和孩子們一樣，說那些壞人真可惡，那些沒有愛心的大人真自私。

學者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把簡單的事物複雜化，用自己以為很有內涵，別人聽不懂的論調，說「高人一等」的深奧話語。從事這樣職業的我，有時也不免沾沾自喜，自認超出世俗凡人。把世俗凡人只看得到的表相揭開，暴露底層或許「不堪」的真相。如果這樣想，學術研究者往往就是把「簡單的美」，變成「複雜的醜」，我說的「令自己討厭的矛盾心態」就在於此：明明是美的事物(用專業的術語叫做「文本」)，可以純粹欣賞，我卻要做抽絲剝繭，讓讀者(雖然很少，也不曉得是誰)因為我的「深入研究」而不忍卒睹。

是羅蘭巴特說的嗎？(學者喜歡的引經據典和「掉書袋」)，閱讀的「快感」。我覺得，這「快感」是智性的「操練」，但往往不得不犧牲感性的直覺。難怪我認識的學者中，有的研究「玩樂之具」，像是麻將、圍棋的歷史，卻一點也不覺得「玩樂」之趣。有的研究電影，結果再不曉得該怎麼消遣；怎麼樣通俗淺薄的電影，都可以有一套論述的觀點，極力避免用研究者的角度看，還是「職業病」作祟，搞得自己很累。

所以要拋開自己的職業病，不要「想太多」，才有可能休息吧。比如，坦誠地說，我不懂日本俳句，我的日本俳句常識，是櫻桃小丸子的友藏爺爺教我的。什麼松尾芭蕉，我不記得他那首「古池塘，青蛙躍入，一聲響」，只記得「松島呀，啊啊，松島呀松島呀」（原文為「松島やああ松島や松島や」）。在我去松島之前，朋友告訴我，這是訛託之作，松尾芭蕉不會寫這麼空洞的俳句。

不是說以無盡的反覆讚嘆，歌詠松島的美嗎？和宮島的嚴島神社、京都北邊的天橋立，並稱日本三大美景的松島，難道不是被松尾芭蕉以「松島呀，啊啊，松島呀松島呀」這種「看似空洞」，「其實蘊含言語不能表達透徹」的俳句，無以復加地激賞嗎？

也罷，我還是帶著友藏爺爺的聲音，坐上夕陽中的列車，一探松島吧。

在車站還沐浴著暮色，瑞巖寺裡已是一片陰霾。寺中屋間的襖幛敷滿金黃的彩繪，灰暗的光線裡透著森寒。穿出瑞巖寺的松木林和石窟佛像，走向海岸，這才看見寫著「奧之細道」的石柱後面，啊啊！松島。

顧名思義，島上有松，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島，上頭都是蒼勁的古松。那麼，「松島呀，啊啊，松島呀松島呀」，也就是說，眼前有望不盡的，星羅棋布的松島。說得再多，還是「松在島上」，「島上有松」，「有松的島一一展現」的意思。

清冷的四月松島，零星的遊客，碼頭的遊輪都回來停泊了。一兩隻水鳥飛過我的頭頂，寂靜無聲。

失去光采照耀的松樹，變成了海上的浮貼。我凍僵的雙手，好像舉起相機都難。

遠處彷彿傳來鐘聲，五點鐘，是教堂還是學校呢？

那首「赤蜻蛉」(紅蜻蜓)，不明所以，懷念又感傷的曲調，飄散在松島的海邊。

為什麼我流淚了呢？友藏爺爺。

四月的松島沒有螢火蟲。天，完全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