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畫孫多慈像
孫多慈自畫像
「花中巢許耐寒枝，香滿羅浮小雪時。各記興亡家國恨，悲鴻作畫我題詩。」
1941年，郁達夫曾經在徐悲鴻畫的梅花圖上題寫過這樣的詩句。那時中國正陷入對日抗戰的膠著狀態，相逢於新加坡的兩人，如同難兄難弟，都在為情所苦。
自從郁達夫發表〈毀家詩記〉，妻子王映霞紅杏出牆之事公諸於世之後，他的家庭糾紛鬧得不可開交，倆人終於在1940年協議離婚。徐悲鴻則為妻子蔣碧微芳心別屬張道藩，登報離婚，想與學生孫多慈（1912-1975）共結連理卻受到孫家父母阻止。星洲暫居，讓他得到了冷靜喘息的空間，從而重新估量兩人的愛戀。
新加坡美術館「徐悲鴻在南洋」特展裡，展出了一封1939年大約10月間給孫多慈的書信，信中有憐惜、有苦惱、有憤怒、有責備，徐悲鴻文末說道：「作此最後一封長函」，或許就是他給夾在愛情與親情、理想與禮教之間猶豫不決的孫多慈的絕情書吧。
對於名人的風流韻事，我向來興趣缺缺。研究徐悲鴻者，都免不了談他的三個女人：元配蔣碧微、情人孫多慈、伴他終生的廖靜文。這些男女情事，我大多當小說看，外人何需置一詞。
因此，讀展品中的這封書信，只帶著一般人的好奇心。後來想到去年(2007)好像有類似的文物拍賣過，上網查了一下，果不其然，是5月28日香港佳士得拍賣過徐悲鴻致孫多慈函，成交價90萬港幣，寫信時間是1939年5月，不是這封信。賣方香港古風閣主人王劼恪，是徐悲鴻好友黃孟圭的外孫，這次展出的這封大約寫於10月間的信，藏主也是古風閣。
從資料裡得知，這兩封信都談到兩人對於未來前途的計畫：孫多慈先是想到新加坡，後來想要徐悲鴻回溫州，徐悲鴻不得去，孫多慈極為失望。
我突然瞭解，為何徐悲鴻帶著自己的畫作之外，還有瓷器和名家書畫到新加坡，原來是暗自有神仙眷侶，天涯相隨的打算。
以前我總不解：徐悲鴻不是要抗日賑災籌募捐款嗎？旅途勞頓，他幾番周折，經過香港到新加坡，理應輕便為要，那些宛如身家性命的寶物怎麼禁得起顛沛流離？看過有人解釋是：徐悲鴻想建設一座博物館。但是博物館也該建在中國呀？我的想法是：一，他與蔣碧微不合，無家可歸，寶物無處收容。二，他打算去美國辦展覽，他的藏品可作為中華文物之代表。
不過孫多慈畢竟不是蔣碧微。徐悲鴻一生中有一個女人蔣碧微為他拋卻家庭，毀棄婚約，演出遺書私奔記，便已經夠風光了吧？他也希望孫多慈如法炮製，孫不敢，他在信中說她「怯弱」，說本來有機會，「你放過了，可見汝之意志」。
孫多慈本名韻君，是徐悲鴻在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出身書香世家，祖父孫家鼐主持創立京師大學堂（即後來的北京大學），父親孫傳瑗曾經擔任軍閥孫傳芳祕書，是安徽安慶顯赫的官宦門第，後來孫傳芳部隊瓦解，孫傳瑗入獄過，家道中落。
徐悲鴻和孫多慈的一段情，蔣碧微在她的回憶錄裡說是徐悲鴻一廂情願：「他終於無法克制自己，任由泛濫的情感一天天地發展，到了最後階段，『自以為是』的觀念牢牢掌握了他。」廖靜文則在《徐悲鴻一生》中說徐只是出於愛才之心。
實情呢？徐悲鴻在信中稱孫多慈「吾愛之慈」，說「吾爾時真視汝如我之愛妻」。徐悲鴻埋怨孫不給他寫信，孫不表態，等到徐不理她，她又反來說「不論天涯地角必來相從」。徐悲鴻的感受是：「你閃電式之愛情，無論有如何熱烈真摯，只可比之鏡花水月。」
畢竟「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徐悲鴻在信中以放大的字跡寫道：「我只有一件替你傷心的事，你的天真到底剩得很少，加上一種近視。無論如何，我禱天加佑於汝，使汝幸福。」
他自我安慰這緣份終了：「原不是我的東西，不見了不能說是損失也。」
他還提醒：「此信閱畢後請寄新城保存，俾告此案結束。」「新城」即上海中華書局的舒新城（1892-1961）。1935年，徐悲鴻曾經為提拔孫多慈，請他出版孫的素描集，請宗白華作序。
那麼，信件怎會留在新加坡黃孟圭家人手中呢？是否沒有寄出？
總之，孫多慈1940年到1941年前後在浙江麗水嫁給了他父親的上司，浙江省教育廳廳長許紹棣(1900-1980)。
許先生何許人也？他就是郁達夫痛恨的奪妻惡人，〈毀家詩記〉裡斥責的「許君」。同病相憐的郁達夫和徐悲鴻，竟然有了共同的情敵！
所以我說，名人的風流韻事，還真像小說，比虛構的小說還出人意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