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在星洲的最後一夜

在怡和軒看到三角形的麻將桌，很好奇。

麻將桌不大，三邊各安置了椅子和打麻將的設備，整個房間都是一樣形式的桌椅。

這座成立於1895年，新加坡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商會俱樂部，原來別有乾坤。梁元生教授在談論林文慶遊走於中西文化之間的大作中，將怡和軒視為具有溝通「中學」經歷與「西學」背景的華商，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場景。

怡和軒幾度整修，但是打三人麻將的風氣應該不是二次戰後才形成。牌桌上的社交應酬聯繫了感情，流傳著訊息，比起四人一桌，三人麻將更容易湊數「開打」吧。

接待我們參觀的韓山元先生指著怡和軒一樓「先賢館」的地面，說：「這就是陳嘉庚走過的地方！」

陳嘉庚為怡和軒及華僑抗日運動貢獻卓著。在陳嘉庚進入我的認識範圍之前，我是從書法家潘受先生的詩裡讀到「怡和軒」的名字，知道郁達夫在此地度過他星洲生涯的最後一夜。〈怡和軒與諸友夜坐追話郁達夫之死〉說：

嚴警烏啼寇壓城，當時共此議宵征。陸游家國於詩見，杜牧江湖載酒行。耿耿三年支萬忍，遲遲一死換千生。招魂何處收殘骨，徒博虞初說部名。

詩後有詳文注解：
一九四二年二月，達夫自新加坡圍城出走，其小電船原為洪永安備以供余與永安兩家眷屬用者，約定五日黎明開往鄰近之蘇門答臘小島。余告知達夫及李鐵民皆欲同行。先一夕乃同下榻怡和軒待發。達夫所攜小行篋，衣物數事而外，有白蘭地酒一瓶，牛肉乾十餘塊，《詩韻》一部，曰舟中可唱和也。相與大笑，酒、三人立盡之。達夫又言胡愈老等數人尚無以為計，餘念與永安兩家別購得西行船票，行期為六日。因商得永安同意，將小電船坐位，盡讓與之，遂分途。達夫既至蘇門答臘，化名趙廉。嗣為日寇所得，命充通譯。三年間，全活甚眾。寇降，懼平日罪行，多不能逃其耳目；又早知其人即郁達夫，乃密害之以滅口，竟無有知其死所者。

周兆呈先生編撰的《世紀傳承──怡和軒三慶特刊》提到過這件事，「作家身影」攝製小組也訪問了潘受，談郁達夫出走印尼的經過。郁達夫1938年12月起受邀編輯《星洲日報》，與文化界友人過從甚密，潘受是其中一位。郁達夫在香港出版批露夫妻失和事由及細節的《毀家詩記》，潘受作詩勸和：「何當一笑忘陳跡，重結鴛盟寄海涯」。

郁達夫的行李裡有一部《詩韻》，還說可以和友人舟中唱和，有的人因而說：可見詩人性情，瀟然灑脫。鈴木正夫《蘇門答臘的郁達夫》書中指出，郁達夫的手提箱裡，還有林語堂委託他翻譯的《京華煙雲》英文稿。

詩人逃難，果然和常人不同，但是可以就此認為詩人「置死生於度外」嗎？

在新加坡三年多，郁達夫寫下大量的政論和散文，以及舊體詩詞，這位五四新文學的健將，到了南溟海外，儼然愛國戰士與青年導師。尤其是在他主編的報上登刊酬酢的舊體詩詞，一派傳統文人的調勢，還遭受過讀者的不滿。他在〈骸骨迷戀者的獨語〉裡，坦承自己對於猶如「骸骨」的舊體詩詞的獨衷：「像我這樣懶惰無聊，又常想發牢騷的無能力者，性情最適宜的，還是舊詩。你弄到了五個字，或者七個字，就可以把牢騷發盡，多麼簡便啊。」

凝煉的詩句比長篇的語體文還適合表達國破家亡的憂思，在印尼寫的《亂離雜詩》大部分是七言絕句或律詩：「長歌正氣重來讀，我比前賢路已寬」，自詡情況優於文天祥的郁達夫，實則是藉由書寫，呼應古典和歷史，來安慰自己對於生命威脅的恐懼吧。

挪威城市建築學家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26 - 2000）認為：一個空間裡的活動與其記憶，構成了「場所精神」(Genius Loci)。我尋思著怡和軒的「場所精神」，聚焦在那一晚──陳嘉庚已經離開；郁達夫可能在此打了三人麻將，在臨行前乾盡一瓶白蘭地酒；潘受在此讓出了他的船票。

那是1942年2月4日，郁達夫在星洲的最後一夜。


(2008年12月2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活成一則傳奇

鈴木正夫《蘇門答臘的郁達夫》是我讀過少數非常像偵探推理小說的學術論著。

考據的工作本來比較枯燥乏味，如果探討的問題又稍微冷門，感興趣的人不多，甚至會流於學者個人的癖好，讀者反而不以為然，或是根本不屑一顧。想來有點可憐吧，處心積慮，嘔心瀝血，願將真相大白於世，偏偏世人不領情。

人們難道都只喜歡看情愛私祕，陰謀險計嗎？人們可能也關心離奇命案吧？比如名人之死。《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先天大概有此優勢，作者追蹤郁達夫的死因，日本、新加坡、印尼群島，鐵鞋踏破。問題是：郁達夫是誰殺害的，要緊的重點在哪裡？

一般認為，郁達夫被害有兩種可能，一是被相識的人出賣，暴露他的真實身份；一是被戰敗的日軍滅口，以杜絕他揭發戰爭期間的惡行。鈴木正夫本著日本學者孜孜不倦的執著研究精神，展示了歷史的真相。歷史的真相結果並不出乎中國人意料，精彩的是訪問調查的過程，宛若上窮碧落下黃泉，還原戰時的樣貌。作者幾乎沿著郁達夫出走的路線一一親身經歷，末尾若有神助的大白，一張憲兵Y受命的紙條，寫著「支那人趙」，讓下達扼殺郁達夫之令的上司D無所遁形(p 231)，我們終於能夠正大光明推崇郁達夫為抗日烈士了。

然而，郁達夫的身份暴露的起因，還是要回溯到他在巴爺公務公共汽車上，協助翻譯日本士兵的問話。佯裝商人，化名「趙廉」，假使始終悶不吭聲，郁達夫的日語才能不會顯露，他是「仗義」而行嗎？還是骨子裡，有一種難以掩藏埋沒的自負？後來擔任日軍翻譯，郁達夫解救了一些華僑和印尼人的危機，頗令後人敬重。話說回來，明明是個酒商，卻嗜好博覽群籍，尤其是外文書，還會寫中日文詩，怎不讓人懷疑他的來歷？是他太輕信日本軍人，以為能苟且偷安嗎？

說到底，這是詩人的本性，一種願意外現才華的本性。郁達夫的作品直截公開個人的隱私，彷彿「事無不可對人言」，他的作品，就是他的人生寫照。他是以自己的生命歷程為素材，鋪寫成個人的文學之路。

從《沈淪》到《毀家詩記》，「私」的我可以坦然轉化為「公」的我，私人的情慾恩怨，可以公布到社會，到所有不相干的讀者眼前，滿足他們對作家的好奇。或許，讀者未必好奇，但是作品讓讀者參與作者的人生，作品要多姿多彩，作者的人生便要起伏跌宕。

失去了華麗光芒舞台的張愛玲，在海外再沒有驚世駭俗的愛恨情仇，便黯然失色，連她的筆也沈寂了。郁達夫也是一樣的，醇酒女人作為寫作的調劑和刺激，放言高論，不甘平凡，炎荒小島也疏離不了他的八斗高才。

先把自己活成一則傳奇，把生命寫成文學，再讓後人求索探尋。《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好看，因為郁達夫死後還有傳奇。

2010年3月1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http://www.zaobao.com/yl/yl100314_00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