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在星洲的最後一夜

在怡和軒看到三角形的麻將桌，很好奇。

麻將桌不大，三邊各安置了椅子和打麻將的設備，整個房間都是一樣形式的桌椅。

這座成立於1895年，新加坡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商會俱樂部，原來別有乾坤。梁元生教授在談論林文慶遊走於中西文化之間的大作中，將怡和軒視為具有溝通「中學」經歷與「西學」背景的華商，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場景。

怡和軒幾度整修，但是打三人麻將的風氣應該不是二次戰後才形成。牌桌上的社交應酬聯繫了感情，流傳著訊息，比起四人一桌，三人麻將更容易湊數「開打」吧。

接待我們參觀的韓山元先生指著怡和軒一樓「先賢館」的地面，說：「這就是陳嘉庚走過的地方！」

陳嘉庚為怡和軒及華僑抗日運動貢獻卓著。在陳嘉庚進入我的認識範圍之前，我是從書法家潘受先生的詩裡讀到「怡和軒」的名字，知道郁達夫在此地度過他星洲生涯的最後一夜。〈怡和軒與諸友夜坐追話郁達夫之死〉說：

嚴警烏啼寇壓城，當時共此議宵征。陸游家國於詩見，杜牧江湖載酒行。耿耿三年支萬忍，遲遲一死換千生。招魂何處收殘骨，徒博虞初說部名。

詩後有詳文注解：
一九四二年二月，達夫自新加坡圍城出走，其小電船原為洪永安備以供余與永安兩家眷屬用者，約定五日黎明開往鄰近之蘇門答臘小島。余告知達夫及李鐵民皆欲同行。先一夕乃同下榻怡和軒待發。達夫所攜小行篋，衣物數事而外，有白蘭地酒一瓶，牛肉乾十餘塊，《詩韻》一部，曰舟中可唱和也。相與大笑，酒、三人立盡之。達夫又言胡愈老等數人尚無以為計，餘念與永安兩家別購得西行船票，行期為六日。因商得永安同意，將小電船坐位，盡讓與之，遂分途。達夫既至蘇門答臘，化名趙廉。嗣為日寇所得，命充通譯。三年間，全活甚眾。寇降，懼平日罪行，多不能逃其耳目；又早知其人即郁達夫，乃密害之以滅口，竟無有知其死所者。

周兆呈先生編撰的《世紀傳承──怡和軒三慶特刊》提到過這件事，「作家身影」攝製小組也訪問了潘受，談郁達夫出走印尼的經過。郁達夫1938年12月起受邀編輯《星洲日報》，與文化界友人過從甚密，潘受是其中一位。郁達夫在香港出版批露夫妻失和事由及細節的《毀家詩記》，潘受作詩勸和：「何當一笑忘陳跡，重結鴛盟寄海涯」。

郁達夫的行李裡有一部《詩韻》，還說可以和友人舟中唱和，有的人因而說：可見詩人性情，瀟然灑脫。鈴木正夫《蘇門答臘的郁達夫》書中指出，郁達夫的手提箱裡，還有林語堂委託他翻譯的《京華煙雲》英文稿。

詩人逃難，果然和常人不同，但是可以就此認為詩人「置死生於度外」嗎？

在新加坡三年多，郁達夫寫下大量的政論和散文，以及舊體詩詞，這位五四新文學的健將，到了南溟海外，儼然愛國戰士與青年導師。尤其是在他主編的報上登刊酬酢的舊體詩詞，一派傳統文人的調勢，還遭受過讀者的不滿。他在〈骸骨迷戀者的獨語〉裡，坦承自己對於猶如「骸骨」的舊體詩詞的獨衷：「像我這樣懶惰無聊，又常想發牢騷的無能力者，性情最適宜的，還是舊詩。你弄到了五個字，或者七個字，就可以把牢騷發盡，多麼簡便啊。」

凝煉的詩句比長篇的語體文還適合表達國破家亡的憂思，在印尼寫的《亂離雜詩》大部分是七言絕句或律詩：「長歌正氣重來讀，我比前賢路已寬」，自詡情況優於文天祥的郁達夫，實則是藉由書寫，呼應古典和歷史，來安慰自己對於生命威脅的恐懼吧。

挪威城市建築學家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26 - 2000）認為：一個空間裡的活動與其記憶，構成了「場所精神」(Genius Loci)。我尋思著怡和軒的「場所精神」，聚焦在那一晚──陳嘉庚已經離開；郁達夫可能在此打了三人麻將，在臨行前乾盡一瓶白蘭地酒；潘受在此讓出了他的船票。

那是1942年2月4日，郁達夫在星洲的最後一夜。


(2008年12月2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