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7日，我以「在場．推理．漢字」為三個關鍵詞，在新加坡國家圖書館，我的《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的新書發布會上致詞。新加坡建國至今，進入第五十一年，而我的「在場」是最近的十年。十年磨一劍，我磨出了三本書──書寫在新加坡生活與教學的散文集《北緯一度新加坡》(台北爾雅出版社出版)；學者的職涯人生訪談錄《學術金針度與人》；以及運用「文圖學」視角，探析晚清至21世紀新加坡藝文與廣告的《南洋風華》，後二書皆由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出版。《南洋風華》還獲得了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的肯定，惠予贊助支持。
十年的耕耘，我帶著好奇的眼睛、推理的心態，用漢字敘寫，交出成績。新書發布會後，有讀友告訴我，這是一場不多見，「群賢輩至，少長咸集」的聚會，猶如我的書的標題──「跨界」。在座(和無座站立)的來賓，跨越了世代，有高齡八十多歲耆老，前上海書局的主人陳蒙志先生夫婦；也有青年大學生。有新加坡本地人；也有跨海來自台灣、大陸、馬來西亞的新居民。我想：這就是理想的華文閱讀環境，不分護照國籍，一起享受漢字表達的情思與樂趣，這樣的景況，已經在亞洲有逾千年的歷史，千年前的「國際化」，和現今的「西方化」，不遑多讓。
僅以新加坡為例，我的新書發布會盛況，令人聯想起1980年代，新加坡還未將華語視為第二語言，絕大多數的華人還能自如使用華語，甚至方言還能流通的輝煌。那時，主要汲取於台灣的文學和校園歌曲的養分，滋長了屬於新加坡本土的新華文學和新謠，書寫創作有發表的空間園地和廣大的受眾。島國的文化風景，使得甫出獄，受邀出訪的柏楊，主導編輯了《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1982年時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相較於先前方修、李廷輝等人以「馬華」、「新馬華文」為題，編纂文學大系，這是第一部純粹摘選新加坡作家的作品集，研究的學者不多，我曾經在〈柏楊給新加坡的獻禮〉一文中特別介紹過。(見於我在二魚文化出版的《感觀東亞》)。
當華語做為英語之外的民族語言，被稱為「母語」(Mother Tongue)，和台灣以方言、族群語言為「母語」的說法恰恰相反。經常有在新加坡演說的外地學者沒能區別，高談闊論「母語」之型塑，弄得聽眾一頭霧水。教育、考試制度，以及社會職場的實際效能，造成英語的強勢，連帶華語的被邊緣化，新加坡的華文文學寫作直接受到衝擊，幾乎斷層。一位新加坡媒體界的朋友說：「新加坡有『文學社團』，沒有『文壇』。」這固然是一己之見，但也反映了對文學交流、作品對話的渴望。
1990年代，乃至新世紀以後，移居新加坡的華人加入了文學的場域，提供了來自各方的觀點。城市化的國家，藝文的消費趨勢，造成冷熱兩極的現象。華語文閱讀人口的老化和流失，使得一些活動場合只見白髮蒼蒼的長者。我鼓勵學生踴躍參與學習，親自帶他們出席，結果竟發現講者和演出的工作人員比觀眾還多的蕭條尷尬場面。
於是，自從接任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主任的職務之後，我便以「為新加坡培養華文的讀者、作者和學者」為目標。舉辦華文書展，設立華文創意寫作副修課程，邀請國際和本地的作家駐校，傳授寫作方法，為愛好文藝的大學生指點迷津。並且推動研究新加坡華文和美術，《南洋風華》一書，算是我的某種「以身作則」吧。
長期被壓抑的方言，去年(2015)由幾位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的學生發起了"My Father Tongue" (我的父語)的社會運動，希望拾回快要失傳的方言，目前以使用人口較多的福建話、潮州話和粵語為主。有意思的是，熱烈響應的，大多是精通英語的「精英」份子──這是試圖和精通華語的「精華」人士溝通？還是另闢蹊徑？值得我們繼續關注。
做為「2001-2015華文長篇小說評選」的新加坡觀察委員，我以個人的經驗為例，期待我的新書發布會盛況，是新加坡華文閱讀與寫作復甦的前兆。英培安先生的新著《戲服》裡，描寫粵劇在新加坡的傳承和沒落，大量的粵語對白，可說就是「母語」和「父語」在新加坡結合的極好示範。
《文訊》368 期， 2016年6月號，頁 9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