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01

悲哀的悲哀


回機場的公路上,友人問:「對新加坡印象怎樣?」

外地來的遊客行經的大多都是貫穿全島的高速公路,路中護欄裡是高大的喬木,車輛駛過的風一吹,落葉紛紛被捲颳進九重葛花叢裡,乾乾淨淨,連一片殘花敗枝都看不到的整潔。

遠處是商業大廈或是政府組屋,冷氣機和晾曬衣服的萬國旗都不在公路上看得到的一面。比較特別的是機車也在公路上馳騁,機車騎士是年輕人,不是日本的暴走族,也不是韓國外賣中國料理的遞送員,更不像台灣穿梭在大街小巷的男女老少,似乎是藍領階級,而且是外鄉的藍領青年。機車數量不多,和汽車共用公路,倒也相安無事。

秩序。這是對新加坡秩序的初步印象,很容易讓外人認同且讚賞的優良國家形象。

準備回台北,在新加坡喘息了兩三日,再去上緊發條工作工作工作。
這樣拼命工作的結果,十年來,我得到什麼?又失去了什麼呢?

人到中年,不得不經常反問自己,什麼是我接下來想要過,以及有能力過的人生?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這十年,已經不在我能預料的範圍裡電光火石般的度過了。未來的十年,如果依照目前的情況進展下去,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寫學術論文之中衰老,隨著位階的晉升而調整改變人生的視角。

不能掌握的現實大於個人的堅持。我所居住的那個島嶼,給我成長的動力,也給我挫折壓抑的打擊。

親愛的k,你聽過我太多抱怨不滿的苦水,你說不能明白,政治的變動怎麼會如此劇烈地影響一個人的命運與前程。

我們的歷史,不就是一部以政治人物的廝殺爭奪為主軸的宏大論述嗎?

不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起伏與毀滅嗎?我當然不會是那頂尖的「一將」,但總無法逃脫成為「萬骨」之一的命定。你說我想太多,說太過嚴厲了。

1994年,日本的司馬遼太郎訪問當時的台灣元首,當時的台灣元首道出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2003年,韓國的金容沃訪問政黨輪替後新的台灣元首,那時我正好結束在韓國一年的生活,和金先生搭同一班飛機。準備下機時,金先生從機艙的窗戶向外望,問我:「這不是松山機場嗎?」我說:「這是桃園。」

金先生告訴我:「上次我是從松山機場離開台灣的。」

他是為了採訪而到闊別已久的台灣,他問我:「你不覺得陳水扁和韓國大統領盧武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嗎?」

的確如此,但我更感興趣想知道的,是這兩位出身於市井的領導人,如何帶領百姓走向幸福安康的生活?

君無戲言,連一國之長都陷溺於歷史的悲情,或是在受訪問時信口說自己退休之後也要當記者,推崇記者「不好當」,我們還能期待什麼?相信什麼?

離開南洋的島國,朝著台灣的方向飛去,比司馬遼太郎和金容沃筆下傳達得更深的切膚之痛,是體會了悲哀的悲哀。

絕景

你看過演講的主講人邊說邊掉淚的嗎?
你看過主講人戴著太陽眼鏡面對聽眾的提問嗎?
有這種出糗狀況的,就是我。
雖然一夜無夢好睡,我那段期間過度使用的眼睛出現了抗議的警訊,有時模糊,有時疼痛,有時發癢。
醫生說,你的眼睛本來「體質」不好,容易感染和破皮。他讓我看電腦攝影,眼皮裡血紅的膚層上有幾粒水泡。
點藥水,多休息,只能這樣。
於是斷斷續續的時痊癒,時發作。什麼叫做「以藥物控制病情」,我的眼睛就是依賴藥物控制。我問醫生,什麼時候可以不用再天天點藥水?即使我忘了點藥水的頻率更高,依照預約的日期復檢和拿新藥水,幾乎是心裡求平安的作用多些。
醫生看了看我,說:等你「體質」改善,抵抗力增強以後就行了。
從二十歲左右開始戴隱形眼鏡,長期以來,清潔的步驟依然遵循最傳統的方式,用清潔藥液搓揉,沖洗,然後浸泡在保存隱形眼鏡的藥水裡。為了改善容易發炎的情況,從薄如軟膠的隱形眼鏡,換成硬如玻璃的隱形眼鏡。剛剛更替的那個星期,總是為眼中的「異物感」難受得直眨眼,或是直流淚。
把外物貼在自己的眼球上,這種光想像就不舒服的舉動起初讓我裹足不前,軟式的隱形眼鏡質材細緻,容易服貼密合住眼球,適應得快。硬式的隱形眼鏡比較小,不能包覆住整個瞳孔,甚至有時會被淚水浮起移位,「滑」到眼睛的其他角落,險些造成刮傷。
建議我開刀以手術解決近視問題的人不少,聽到成功的案例讓我躍躍欲試。我的眼科醫生戴著斯文的茶褐色塑膠框眼鏡,聽我說想動手術,直截了當地說:「不管是哪種開刀方式,這種矯正治療才剛剛開發不到二三十年,後遺症有沒有還不曉得,你看過眼科醫生接受過手術的嗎?」
我搖搖頭,我的眼科醫生就是你呀。
「再說,」他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你的年紀也不小了,不考慮復元的能力,也應該考慮日後可能因為白內障而需要動刀,一個眼球,受得了一次次的刀傷嗎?」
自從開始以車代步,我更少不戴隱形眼鏡就出門了。框式的眼鏡左右上下總有不在「保證範圍」的角落,像我深度近視,萬一沒戴正,視線不佳的話,開車總有危險。在還能配戴隱形眼鏡的人生階段,(老年人還可以配戴隱形眼鏡嗎?)把「愛美」和「行路安全」緊密結合起來,隱形眼鏡在旅途上更是不可或缺。
一如往常的打開電腦進入演講主題,昨天旁聽「文學與文化理論」的課室裡領教過了新加坡威力十足的冷氣,演講會場的空調很是宜人。
說著說著,眼睛開始不舒服。
現場的燈光配合電腦投影轉暗,我邊說邊拿出面紙輕輕擦拭眼角滲出的淚水。視力愈來愈模糊,讓我擔心的隱形眼鏡移位的意外恐怕要發生了。
才聊過自己出遠門遇到狀況頻仍的倒楣事已經練就見怪不怪的定性,把難得遭逢的惡劣氣候當成旅遊指南書裡拍攝不及的「絕景」來欣賞,清澈的瀟水變成泥沙滾滾的黃河;遼闊的洞庭湖氾濫成災,君山幾乎全被淹沒;一年中所有的降雨量通通不期然集中在我造訪寧夏銀川的那幾天,沙漠中孤單淋雨的駱駝,被雨水削去了鼻子的西夏國王李元昊的沙雕塑像……
我在新加坡製造的「絕景」,就是紅腫的眼睛,抑止不住的淚水,以及難受得躲進廁所,幾番重新清洗都無法恢復正常的隱形眼鏡。
眼妝也花了,又沒有隨身帶備用的框式眼鏡,主持人到廁所問我可以怎麼協助我。
回到會場,皮包裡只有太陽眼鏡,至少能夠遮掩一點眼睛的醜態。我戴上太陽眼鏡,四周比方才關燈投影圖象的時候還陰暗,反正看不清楚提問先生女士的臉,我摸著黑自以為是地侃侃而談,那窘像,實在是難堪的「絕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