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的悲哀

回機場的公路上，友人問：「對新加坡印象怎樣？」

外地來的遊客行經的大多都是貫穿全島的高速公路，路中護欄裡是高大的喬木，車輛駛過的風一吹，落葉紛紛被捲颳進九重葛花叢裡，乾乾淨淨，連一片殘花敗枝都看不到的整潔。

遠處是商業大廈或是政府組屋，冷氣機和晾曬衣服的萬國旗都不在公路上看得到的一面。比較特別的是機車也在公路上馳騁，機車騎士是年輕人，不是日本的暴走族，也不是韓國外賣中國料理的遞送員，更不像台灣穿梭在大街小巷的男女老少，似乎是藍領階級，而且是外鄉的藍領青年。機車數量不多，和汽車共用公路，倒也相安無事。

秩序。這是對新加坡秩序的初步印象，很容易讓外人認同且讚賞的優良國家形象。

準備回台北，在新加坡喘息了兩三日，再去上緊發條工作工作工作。
這樣拼命工作的結果，十年來，我得到什麼？又失去了什麼呢？

人到中年，不得不經常反問自己，什麼是我接下來想要過，以及有能力過的人生？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這十年，已經不在我能預料的範圍裡電光火石般的度過了。未來的十年，如果依照目前的情況進展下去，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寫學術論文之中衰老，隨著位階的晉升而調整改變人生的視角。

不能掌握的現實大於個人的堅持。我所居住的那個島嶼，給我成長的動力，也給我挫折壓抑的打擊。

親愛的k，你聽過我太多抱怨不滿的苦水，你說不能明白，政治的變動怎麼會如此劇烈地影響一個人的命運與前程。

我們的歷史，不就是一部以政治人物的廝殺爭奪為主軸的宏大論述嗎？

不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起伏與毀滅嗎？我當然不會是那頂尖的「一將」，但總無法逃脫成為「萬骨」之一的命定。你說我想太多，說太過嚴厲了。

1994年，日本的司馬遼太郎訪問當時的台灣元首，當時的台灣元首道出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2003年，韓國的金容沃訪問政黨輪替後新的台灣元首，那時我正好結束在韓國一年的生活，和金先生搭同一班飛機。準備下機時，金先生從機艙的窗戶向外望，問我：「這不是松山機場嗎？」我說：「這是桃園。」

金先生告訴我：「上次我是從松山機場離開台灣的。」

他是為了採訪而到闊別已久的台灣，他問我：「你不覺得陳水扁和韓國大統領盧武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嗎？」

的確如此，但我更感興趣想知道的，是這兩位出身於市井的領導人，如何帶領百姓走向幸福安康的生活？

君無戲言，連一國之長都陷溺於歷史的悲情，或是在受訪問時信口說自己退休之後也要當記者，推崇記者「不好當」，我們還能期待什麼？相信什麼？

離開南洋的島國，朝著台灣的方向飛去，比司馬遼太郎和金容沃筆下傳達得更深的切膚之痛，是體會了悲哀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