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柏楊、李敖，這三個名字讓你聯想到什麼？
大師？政治犯？知識份子的良心？
3月18日李敖去世，當天下午接到《聯合早報》的採訪電話。不久，廣播電台和電視台也來邀約，要我談李敖。從未到過新加坡，卻在2005年訪問大陸時說新加坡人笨，李敖讓新加坡人不能服氣，想當然爾。他的死訊引發新加坡媒體關注，有些超乎我的預期。
2008年柏楊去世時，我接受過新加坡電視台的專訪，還提供了幾張柏楊曾經被監禁的綠島「綠洲山莊」照片。談柏楊，我也想到了李敖，他們同樣由於政治問題入獄，出獄後的人生道路大不相同，柏楊被時代洪流推向成為捍衛人權的鬥士；李敖積極反擊所有他認為的敵人。掛名柏楊翻譯的大力水手卜派（Popeye）漫畫被糾察說譏諷執政者，李敖表示：柏楊無心，也不敢「汙辱國家元首」。後來這位維護柏楊的「戰友」反目成仇，在他的帳簿裡增添一筆。
柏楊和李敖的「以筆為劍」前有所承，那就是魯迅。魯迅、柏楊、李敖都擅長寫作雜文，也都具有反傳統的批判精神。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針砭「禮教吃人」；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揭露中國人劣根性的「醬缸文化」；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譏諷成見陋規，影響了不同世代的讀者，尤其是和作者一樣帶有「憤怒青年」氣息的讀者。他們「語不驚人死不休」，痛快淋漓的「罵功」，既讓讀者有渲洩怨懣的效果，對於安於現狀、未思反省的人們，不乏啟迪之功。
魯迅、柏楊、李敖，憑藉他們各自的文字本領坐到某種「寶座」級的位子，我想到的是：是什麼促使他們被看見？被認識？擁有知名度和影響力？
其中之一的關鍵，是媒體。
中國現代文學的興盛，除了教育普及、白話文寫作，讓讀者容易接收作者的思想情感，獲得共鳴，重要的是刊載作品的平台，也就是十九世紀末開始大量開辦的報紙和雜誌。到了二十世紀初，隨著民國建立，更有創新的需求。1919年的「五四運動」，喚響追求新知和思考國家前途的呼聲。自由、民主、科學之中，最能夠得到認同的，莫過於「自由」。如果說「天賦人權」，自由是與生俱來，不需要門檻條件，對於嚮往自由的年輕人，自由的崇高價值甚於生命和愛情，鼓吹自由、踐行自由的作家，自然成為青年讀者的偶像。
魯迅、徐志摩、郁達夫等人，在婚戀情感方面都是身體力行者，而他們的偶像化過程裡，依靠的就是文字和刊載文字的媒體。他們把自己的人生經歷寫成供人羨慕或仿照的文本，經由報章廣為人知。有研究指出，魯迅從1912年到1936年的收入，平均每個月大約是國幣420元左右(約合現今人民幣15000元)，收入主要的來源是稿費和版稅。
柏楊晚年專事寫作，收入的主要來源也是稿費和版稅。報章媒體和出版事業養活了作家，和作家共生共存，共同塑造了作家的形象。讀者經由閱讀文字想像作家風采，保持和作家文字「若即」、本人「若離」的關係。
李敖的自我經營因應時代的媒體變化而有明顯的自覺意識。他從文字背後的作者，躍上電視的「名嘴」，觀眾看到的─紅色夾克加深色眼鏡的李敖「標配」，使他有清楚的可辨識度。他表演意味濃厚的「拿出證據」動作，以及揭密式的陳述、嘻笑怒罵的語彙，特別讓剛接觸這種「出格」招術的大陸觀眾覺得新鮮有趣。
所以，從文字和從視頻裡感到的李敖便不盡相同，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時間點閱讀/觀看李敖的人，反應有所分歧，也就可以理解了。魯迅和柏楊沒有李敖的視覺媒體機會，即使都揮舞著文字刀筆，畢竟無法施展嘲弄、炒作、操控媒體的力道。
李敖說魯迅在大陸被過份炒作；在他的電視節目裡為批評「新加坡人笨」緩頰，反被指為愈描愈黑…至於他的小說《北京法源寺》「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查詢諾貝爾文學獎的正式的網站，交叉比對，立見分曉。互聯網媒體和大數據之於李敖的兩面刃性質，和魯迅、柏楊比起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大師？政治犯？知識份子的良心？
俱「亡」矣。
2018年 3月 2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