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在新馬造成旋風
柏楊主編《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2008年4月29日，柏楊先生逝世於臺北，享年89歲。
雖然早在2006年9月柏楊先生就宣布封筆，不再寫作和接受採訪，專心調養身體，這位一生「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五年專欄、十年通鑑」，發表作品近兩千萬字的作家，終於在他與世長辭後，讓我相信他捍衛人權與民主自由的筆桿，已經真正放下。
柏楊的成就，在1999年6月10日至11日，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行的「柏楊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已經有學者發表過高論。我想談一談的，是大家稍微忽略，柏楊與新加坡華文文學的關係。
柏楊正式訪問過新加坡兩次，一次是1981年初，另一次在1990年底，他出席「儒家文化的特質」會議。我以為對新華文學影響較大者，是他第一次的新加坡之行。
1981年2月10日到15日，柏楊接受南洋商報和新加坡作家協會的邀請，由香港作家倪匡陪同訪問新加坡。這是他1977年從綠島出獄後第一次出國，他後來在文章中說，他已是「歷盡滄桑一老頭」(時年62歲)，受到新加坡藝文界和讀者們的熱烈歡迎，盛情款待，「使我有一種好像是當了匈牙利親王的感覺。」新加坡之後，他受邀訪問馬來西亞和香港，也都颳起了「柏楊旋風」。
和其他台灣的資深作家比起來，柏楊較早注意新馬華文文學。早在一九五○年代，他就給吉隆坡的《蕉風月刊》寫過稿。後來主編《一九六六年中國文藝年鑑》，還特別另闢一章〈馬來西亞聯邦及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概況〉，加以報導。
那次新加坡之行的收穫，可分兩方面來看。一是在文化交流上，柏楊親身感受了島國的社會與文化，他在〈中國人、中華人——新馬港之行，我見我聞我思我寫〉一文中，強調尊重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主體性，他請讀者不要把新加坡華人和中國人混為一談，新加坡華人是血統和文化上的「中華人」，不是屬性意義上的「華僑」。
另一方面，在文學互動上，柏楊希望編輯一套新加坡和一套馬來西亞華文文學作品集。他說：「新馬的作品，迄今還沒有引起強烈的共鳴。對新馬文壇而言，這是不公平的，在中華文化大傳統的洪流中，新馬作家們辛苦耕耘的成果，沒有得到應得到的尊敬。對中國文壇而言，這是不利的，台灣對新馬知道的太少，對真正同文同種的著作，竟沒有引進中國，這是一種損失，一種過失，和一種恥辱。」並且期待：「一旦新馬華文文學作品，在中國及世界發行，『製造』出來的，將是千千萬萬傾心新馬文學的的讀者。」
柏楊到新加坡的第二天，拜訪《南洋商報》時，就提出編輯華文文學作品集的建議。《南洋商報》的發行人黃錦西、總策劃鍾文苓、總編輯莫理光、主編張道昉等諸位先生，都十分贊同。第三天晚上，方修先生等人到柏楊下榻的美崙酒店聚會，初步決定以作家為單位，內容分為小說、雜文、散文、詩、史料五大部份，大概二百萬字之間，出版二十五開本五巨冊。
沒想到，新加坡的輿論界卻對柏楊的構想發出了質疑和反對的聲音，引起軒然大波。
關鍵在於，柏楊想主編的，是一套「文學選集」，還是「文學大系」？
對柏楊而言，「選集」和「大系」沒多大差別。
然而，在應鳳凰編輯，收錄柏楊此次新馬港之行的媒體資料一書《另一個角度看柏楊》裡，我們看到指出柏楊是外國人、對新加坡不了解、批評他沒有資格主編「文學大系」，甚至說他牽制新加坡的文化主權，主張抵制柏楊的呼籲。
柏楊的反應是：這些抨擊殺氣騰騰，對他如五雷轟頂，他最終決定以「文學選集」的形式出版。
或許柏楊有所不知，如今重新審視，原來，在新加坡的概念裡，「文學大系」的編纂是一項文史工作，不只是介紹作者和作品而已。也就是說，這是在為新加坡華文文學寫史，建國十多年的新加坡，由得了外人來寫華文文學史嗎？
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和方修1970到1972年編纂出版《馬華新文學大系》，以及1971年李廷輝、孟毅、苗秀等合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為「文學大系」的性質定位有關。
這些「文學大系」其實承襲了1935到1936年間，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中國新文學大系》包括文學理論、史料，以及各文類作品等，總共十冊，各冊的主編如魯迅、茅盾等人，都是一方名家。作為總結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1917-1927）的重量級選集，各冊的導言便儼然一篇文學小史。以如此的「文學大系」標準責求柏楊，顯然他是自不量力了。
《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在新加坡和台灣的幾位編輯共同合作之下，於1982年完成，由時報出版事業公司出版。這是一項創舉，它肯定新加坡華文文學和新加坡是一個獨立國家一樣，具有自己的精神面貌，擴大了讀者群和研究者。
至於「文學大系」和「文學選集」名稱和意涵上的爭論，也讓新加坡藝文界反思了本國文學史，加深了創作的自覺意識。
如同柏楊在這套書的總序中所說的，這是給新加坡的獻禮。
2008年6月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