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漢學，中國學，華學

面對他者，我們才知道自己是什麼。

研究學術的人，喜歡高舉「必也正名乎」的大纛，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反覆「正名」的結果，往往把看似單純的事物弄得複雜不堪。

「定義」一個名詞或一個概念，就可以寫一部書，一部學術發展史。

「國學」、「漢學」、「中國學」、「華學」，對大眾而言，都是指中國的學問。

學者會追究：「中國」指什麼？「古來」的時間限度？怎樣才算「學問」？

晚清「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已經區分了「自我」與「他者」，從固守自我，「師夷長技」來從事改革建設。

就像日本把日語稱為「國語」一樣，「國學」這個語詞，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東亞，受日本的影響，(例如梁啟超想辦的《國學報》)，轉變了它「朝廷太學」的教育機構及制度性質，成為國家意識之下的新產物。

由「一國的學術文化」而相應出「國故」、「國粹」、「國渣」等等褒貶不一的詞彙。對「國學」一詞的質疑或擁護，顯示了學者的知識立場與學術態度，殊途同歸的是，關心國學、討論國學、參與國學，形成「一國學術之興亡即國力之盛衰」的集體思維。甚至認為：「國可亡而學不可亡」。宋儒「為往聖繼絕學」的主張，是惟恐學之斷滅；而二十世紀風雨飄搖的中國，「學」則更有「救亡圖存」的寄託。

也如同「國學」的意思偏離其本義，原來指稱漢代的學術與治學方法(與「宋學」相對)的「漢學」，在十九世紀末(1882年)成為Sinology的中文譯名。Sinology的語源，又與日本把中國稱為「支那」有關。

漢字的「中國」或「清國」，換成音譯的「支那」，是日本從語義屬性轉向語音屬性的實例之一。從字面圖象式的認知，轉為聲音式的符號。使用漢字的「中華」或朝代名稱如「唐國」、「清國」，是站在漢字的系統裡思考；而「支那」則帶有他者對中國注視的目光。

1907年京都大學狩野直喜等人成立的「支那學社」，以及其後1920年的刊物《支那學》，確立了「支那」與中國在學術上的關係。原來屬於日本古典文化教養的廣義「漢學」(指漢字書寫的典籍及學問)中有關中國的部分，以及針對中國的研究被獨立出來。

二十世紀中葉，「支那」被染上軍國主義色彩，1945年日本戰敗後，日本禁止使用「支那」一詞。

比「支那學」還適用的「漢學」，用以指稱中國以外的學者對於中國的研究，進而把研究的範圍從古代擴展到現當代，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學」(Chinese Studies)比「漢學」還能包容新的學科，例如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海外華人等等。

從「支那學」、「漢學」到「中國學」(或「中國研究」)也儼然揭示了學術重鎮的地盤移動，從日本、法國到二次大戰以後的美國。比如以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為代表的中國研究風潮。

那麼，「華學」又是什麼呢？

有的學者認為「漢學」的「漢」字太過種族取向，或拘限於漢字典籍；「中國學」又有政權國家意味以及地理區域性，不如用「華夏」的概念統攝一切。「華學」包括蒙學、滿學、藏學，源於俄羅斯，受到饒宗頤先生的支持，有《華學》學刊倡導之。

近日讀劉正先生《圖說漢學史》一書，收穫與迷惑兼之，遂有感而作本文。

若要問我歸根結底，我想說：
玫瑰無論叫什麼名字，不能減損她的美麗。

(2009年4月19日 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