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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行霈教授墨寶 |
車子從Jalan Bahar 進入Nanyang Avenue，便是一片濃蔭。葱蓊茂密的熱帶雨林，彷彿走進王家衛導演的「阿飛正傳」尾聲。
幾分鐘後，才見到一隻向我們招手的獅子，歡迎我們進入校園。
幾乎所有知道我在這所大學執教的人，為初來乍到的我指點迷津，都會談起這所大學過去的歷史。
這令我十分驚訝與好奇。
我無法想像，有什麼台灣的出租車司機，會在我說要去「台大」時，聊起「台北帝大」的種種；他們只會問我：「台大？大學？還是醫院？」儘管「台大」(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和我執教的大學，都簡稱NTU。
而這所位於赤道邊緣的NTU，和她不完全對等的中文簡稱「南大」，卻富含了多少意義。
一天晚上，從鬧市回到當時居住的校園宿舍，出租車司機一聽我要去“NTU”，便閃著異樣的目光。我的經驗得知，一些司機不大樂意晚上進大學校園，一來除非乘客熟門熟路，否則偌大的校園很容易像個黑洞，把陌生人吸進去摸不到出口。再來，乘客七轉八拐抵達目的地後，司機自己可能反而好個片刻半晌在樹林間兜旋，回不了「民間」。
我告訴他，進入校區後絕不會讓他迷路，接著便保持沈默，以免惹來這位司機阿伯的不快。
「阿飛正傳」的鏡頭開始轉進，他的背脊竟然微微顫抖起來。自言自語地唸著：「這所大學，當初蓋的時候，我也有份的…。」
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又聽見他說：「現在變成這個樣子了…。」
我還是保持沈默。雖然隱約曉得了。
付車資時，我刻意避免注視他，匆匆推門而出。
那時，我還在猶豫要不要回台灣。「南大」，這個圖騰似的名字，太深遠，連我這個外地人都被籠罩了。
抱著「也許以後不會特地再來」的心理，我想和家人把島國和周邊著名景點遊一通。於是去了馬六甲。
在鄭和紀念館，「南大」的圖騰又再次撞擊了我。
等著看介紹鄭和下西洋的偶戲表演，工作人員聽我向孩子講鄭和故事，也湊上前來。她是一位中年婦人。
我見她在「旁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感覺上，她應該才算「專家」，我就打住了。
「妳講得很好！還沒講完呢！」她朝我笑著說。
我還沒接腔，她又說：「妳怎麼懂那麼多？妳是老師嗎？」
我只好照實回答：「我是南大中文系的老師。」
「『那個』南大？」她把「那個」兩個字講得特別響亮。
「就是『那個』南大？」她又再「喊」了一次。
這時，其他等著看偶戲表演的遊客紛紛轉過頭來。
「嗯。」我發現眾人的「矚目」，低聲應著。
她繼續高聲問道：「『那個』南大有中文系了呀？」
「嗯。」我還是別太惹人嫌好了。(要不要趕快帶孩子離開？)
「我要叫我女兒去唸！」她斬釘截鐵地說。
「那個南大」究竟怎樣？中文系有什麼內容？這位母親像個對「品牌」忠實的顧客，毫無疑慮。
在「南洋」的歷史和地理語境之外，「南大」又代表什麼呢？
一次學術會議後的晚餐，同桌學者各自談起了「我們南大」。
「我們南大」天南地北，有百年歷史的「南京大學」、天津的「南開大學」、日本名古屋的「南山大學」，以及我。
四個「南大」，三個國家。我們還數著世界其他也簡稱「南大」的學校，笑著說：「南大」比「北大」、「東大」都「族群繁盛」、「幅員廣袤」─好像沒聽說過「西大」？
話雖如此，「我的南大」中文系最早聯合聘請的教授，還是北京大學的袁行霈老師。袁老師為第一和二屆的同學講授「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課餘常和師母在面朝運動場，涼風習習的宿舍練書法。適逢中文系十年慶，我請中文系的國際顧問團教授們賜下勉勵與祝福的話語。袁老師從北京寄來墨寶「止於至善」四個大字，在9月1日於南大中文圖書館展出的「南大中文系十年慶暨駐校作家(蘇童)特展」裡，繼續教誨著我們。
(2014年9月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