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衣若芬《感觀東亞》
濟州官員問他們來自何方，語言不通，其中有一位懂得簡單的漢字，代表應付偵訊，以漢字筆談。原來，他們是從琉球那霸前往宮古島收取年貢物，返程途中遭遇風害，偏離航道，因而誤闖異國的災民。
出發前祈求的「順風」並沒有如願以償，還好筆錄答問並無疑義，這些琉球人在濟州得到了衣食的照顧，修復船隻，數日後再度揚起歸帆。
這一則案件記錄在韓國的史書《朝鮮王朝實錄》和《日省錄》中，類似這樣的漂流事例，在古代的公私文書裡屢見不鮮，有從日本漂流到中國舟山、從韓國漂流到台灣澎湖、從中國漂流到日本長崎……。
不幸的海上歷險，僥倖的收押遣返，二十世紀初之前數百年間的東亞海域，如果沒有共同溝通的文字，漂流民的生命恐怕深受威脅。
我想到1874年，同樣從宮古島返航那霸上繳年貢物，卻被颱風颳到台灣東南，和原住民發生衝突的「牡丹社事件」。
漢字，不僅僅是文化交流、傳播宗教與思想的工具，漢字，是流亡異境的存活護身符。
看看1790年那艘琉球船上裝載的書籍，都是貿易的商品。朝鮮的史官說，《論語》和《中庸》有夾註句點，應該是該國之書，也就是並非中國出版，而是琉球的印刷品。另外，《實語敎童子訓》是日本編訂，五個漢字一句的童蒙教化書，像「幼時不勤學，老後雖恨悔」兩句，不正如《三字經》的「幼不學，老何為」嗎？
1986年，法國漢學家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 1928-2021)出版了Le Nouveau Monde Sinisé一書，第二年便被日本學者福鎌忠恕翻譯為《亞洲文化圈的時代》；其後中國學者陳彥翻譯為《新漢文化圈》。
「新漢文化圈」顯然得自「漢字文化圈」的概念，自1980年代以來，尤其為日本學術界所重視。「漢字文化圈」含蓋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二十世紀初以前，使用漢字為官方表記符號的地區，由於這些地區大體都尊崇儒家，也被視為「儒教文化圈」，或是從地理位置上稱之為「東亞文化圈」。
汪德邁「新漢文化圈」的見解其實並不特別新穎，他把使用漢字和使用筷子作為定義「漢文化圈」的標準，從政治、經濟與文化多方面指出「漢文化圈」的特色與潛力。他認為堅實的儒家思想是社會安定的後盾，保留較完整的漢字使用比例是經濟發展的利器──日語中大量的「當用漢字」，以及徹底拉丁化、摒棄漢字的越南，是兩個顯著的對照；介於二者之間的，是徘徊於漢字與本國拼音字的韓國。
姑且不論汪德邁的分析是否令人信服，他強調「西化」絕非「現代化」唯一的道路，主張重新審視亞洲的未來前景，還是值得深思的。
談到漢字對於周邊國家產生的巨大作用與影響，一般中國人都很受用，覺得與有榮焉，何況是出自洋人之口，更感到臉上增光。正由於如此，「漢字文化圈」的提法也被蒙上「漢沙文本位主義」的色彩，流於狹隘與自大，反而遭受批判。東亞諸國，是否因為使用漢字而成為「(儒家)文化共同體」？有沒有什麼所謂的「亞洲價值(觀)」？在和亞洲其他非使用漢字的文化範圍接觸時，能不能展現自身的普世意義？
如果重視「新漢文化圈」是一種回歸，或是二十多年前汪德邁對東亞新世界的預言，放眼全球「漢語熱」的現狀，或許能夠讓我們冷靜地繼續觀察。在各國的主體意識和結盟需求的考量下，兩百年前救命的漢字，日本學者子安宣邦教授形容的「不可避的他者」，正考驗著原來「漢字文化圈」領導人的遠見與智慧，被汪德邁劃入「新漢文化圈」的新加坡，也是其中之一。
(2008年10月1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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