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到用時方恨少

親愛的k

你曉得我不熱愛買書，曾經幾次笑我：就這麼一點書，像是博士嗎？

從前還算是「文藝作家」的時代，有報社製作了「作家的書房」的專題，考慮要採訪我的書房。

我說：「我沒有書房。」

沒有只當書房的房間，化妝檯上琳瑯滿目，比書桌還豐富，書架也不可觀。蔓延到床上的書，不過是喜歡躺著看書的壞習慣使然。我沒有資格讓人報導「作家的書房」，頂多是見不得人，不便公開的「閨房」罷了。

不愛買書，不表示不愛讀書，博士學位當然不是拿假的，可真是拼了點力氣完成。何況，愛買書的人把書當寶貝收藏，也有人束之高閣，當室內布景觀賞的。

如今想想，不能理直氣壯說自己是「愛書人」，一個原因是經濟條件不允許，喜歡看的書太多，總不能全部買來，既然不願「顧此失彼」，乾脆能省則省。實在感謝小時候台北重慶南路上那些櫛比鱗次的書店，大大方方讓人「看白書」，老闆不但不會像現在新加坡的書店動輒把書密封起來，好像那裡頭有「兒童不宜」的內容似的，而且還任憑你從天明看到夜色昏黑。

這裡我真要再發點牢騷，不明白新加坡的書店是以什麼標準密封書籍。以前我真的認為是為了保護兒童和青少年，限制翻閱，後來台北有些便利商店把漫畫書也用透明塑膠紙封住，想來是因為漫畫很快可以看完，妨礙銷售。新加坡的書店密封書之多，讓人驚訝(不能說「大開眼界」，看不到)。有些很專業的書，光憑書名就令人卻步，恐怕好奇翻閱的人都很少，還煞有介事地包裝整齊，嚴如供品。我猜店家是以價格歸類，比如前幾星期在書店看到一本談北宋制度史的書，中國進口，原價不知多少(被貼住了)，此間標售七十多元新幣。七十多新元的中國書，而且還是平裝本，不是彩色銅版紙印製，果然是「高貴」啊！真想偷窺一下，究竟內在有何神聖。

在台北「看白書」，遇到精采的內容，我見過有人當場抄錄。不過我臉皮比較薄，覺得老闆讓人白看他的書，已經功德無量，不好太把書店當圖書館。於是就努力記住，久而久之，也小有所獲。

說到圖書館，是養成我愛書又不必買書的另一個道場。小學生的我，每星期六下午去位於台北八德路上的圖書館聽「林姐姐講故事」。在等待「林姐姐」的時候，陸陸續續把整部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看完，那些精美的彩圖令我愛不釋手，有時也依樣塗鴉。

除了市立圖書館，還有一個要感恩的地方，是行天宮圖書館。我至今只要聞到薄荷棒的氣味，就會勾起中學時在行天宮圖書館和睡神搏鬥的回憶。不只在那裡讀書準備考試，還借閒書看看，調適緊張的心情。圖書館也有一些學術專業的書籍，就私人圖書館而言，規模不小；就宗教團體辦的圖書館而言，視野寬大，欽佩欽佩！

在江國香織和辻仁成合著的《冷靜與熱清之間》裡，女主角喜歡去圖書館借書，而不要擁有書。我一邊讀，一邊想：是啊！是啊！我就是這種人呢！

為什麼一定要擁有才能安心，才能快樂呢？把書買回家，沒有了借書期限的壓力，對於我這種懶散個性的人，正是「以後再讀」的絕佳藉口。書的最好歸宿應該是圖書館，讓想翻閱的人隨便看，而且有編號，有人專門管理，書的位置和出入都有記錄。

1990年首次去大陸，開始尋幽訪勝和採購書籍之旅。花了好多時間逛書店，好多銀子買書，好大力氣搬書、寄書，那時大陸的書價格便宜，(怎能想到十多年後，有一本七十多新元的地位！)我們總興奮地當起買書的大亨，感嘆著有錢買書，可惜沒錢買書房，成箱成箱的書漂洋過海寄到台灣，偏偏棲身之處窄小逼仄。

在研究單位工作，更是認為圖書館有責任提供最便捷的研究資源，而且果真也不負所託，買書和編目、上架都很有系統。我逐漸鬆懈，畢竟書商供應的書目和採購的效率比我個人到處打游擊強，況且研究室的空間有限，經常發生找不著明明擁有的書，只好臨時去圖書館借來的情況。早知如此，何必讓書籍淹沒我呢？不過當慣了買書大亨，尤其大陸的出版品有些物以稀為貴，難免還是猶豫要不要「出手」。學術研究人員吝惜買書，還是有點兒說不過去啊！

新加坡早被譏評為文化沙漠，先不管是否汙衊或偏見，市面上名為「書局」，文具倒比書多的「書店」比比皆是。考試用書和食譜、算命的書又占銷售書之大宗。就看書店對「名貴」書之小心翼翼，雖說可以把書拿去櫃台請店員拆封，萬一只看不買，不曉得會不會遭來白眼。早期在大陸買書，書平鋪在玻璃櫃裡，請店員取出，都會被問：「要買嗎？」言下之意，不買就不給看。近年來書店的服務態度大有改善，書價漲了，商品化了，不過買起書來舒服多了，這算不算一分錢，一分貨，一分服務呢？

出門在外，一切從簡，我只帶了少量的書來新加坡，每次返台「補貨」，到了要寫研究論文時，真的是「書到用時方恨少」了。學校的圖書館雖然日漸進步，藏書仍然遠遠不夠，極需向外求助。國家圖書館有丹下健三設計的宏偉硬體，無奈中文書竟然以中醫養生和中國的年鑑報告為收藏重點，令人好生失望！雖說有些不在書架上的「好書」另有地點保管，但是不能外借。公營的圖書館，外國人辦一張借書證一年為期是二十新元，如今要漲到四十多新元，所費不貲。過去一年憑著一張借書證，母子倆主要在三家圖書館看小說和漫畫，書蠻舊，幸好此地年輕人不喜華文書，我們反而「乘虛而入」，消磨不少時光。

專業的圖書館應該去國立大學，這所大學的圖書館是我遇過門檻最高的地方。一張入場證就是189新元，連該校的校友也要收136.5新元，圖書館在新加坡可不是公益事業，再說，新加坡有什麼公益事業呢？沒看到電視頻道老是播製慈善捐款晚會嗎？打電話捐款也要付給電話公司「手續費」，愛心是有代價的。

於是，為了作研究，拜託學生去國立大學借書。其中一本是1959年出版，郭沫若的《蔡文姬》，書裡的藏書章是1961年南洋大學圖書館，是後來被關閉後兩校合併，圖書館的收藏也併入了。

如果有好的圖書館，像我這樣的人可以節省多少居家空間？最近發現住處的書籍愈來愈多，書架已經容納不下，原來是圖書館不敷使用，不得不去書店找，能買得到就萬倖，應該感謝店家進口了這本書，還顧得了價錢嗎？

德國來的朋友到此地教書，租的房子家俱一應俱全，就是沒有書架。他說跑了好多地方買不到書架，恍然大悟新加坡人家裡可以沒有書架的。

送書給朋友或同行不如送給圖書館，要緊是開放的圖書館，便於讀者閱覽。我曾經在圖書館借到作者贈送給捐書者的書，上頭的簽名墨痕猶新。我送給老師的第一本小說集現在在牛津大學的圖書館，能被老師看重而躋身牛津大學中國學術研究所圖書館的藏書之列，我是深覺榮幸，並滿懷感激的。

和家裡人說過幾回，以後我死了，或者不必到那時，退休了，不再做學術研究，孩子如果沒興趣讀，我就把書全部捐給圖書館。近年來也有些學者如此處理，書也好，金錢也好，都是身外之物，書的最大幸運就是有欣賞它的讀者，而讀者最好的智慧泉源，還是圖書館。

受寒

親愛的k

孩子又受寒了。

沒錯，受寒，在新加坡。

熱帶島國倚賴冷氣機維持室內的舒適，但是冷氣之強，不穿長袖或外套難以抵禦。

無法適應的是，還找不到冷氣的「平均溫度」，有的地方平和；有的地方簡直嚴酷，唯一能做的，就是出門得帶著防寒衣物。

有人從街上行人的穿著判斷他們是白領或是藍領階級：穿長袖的坐辦公室；穿短袖的曬太陽。

巴士和MRT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空調的隨性最為可惡。有時幾乎連送風也沒有，密閉空間裡盡是人們呼出的二氧化碳，尤其是擁擠的車廂，總讓我想起魯迅說的鐵屋子的故事，好幾次想棄車逃離。至於那「凍人」的時候，毛細孔直豎，經常後悔入境隨俗穿著涼鞋，腳趾頭還沒「本土化」，怎麼縮，也縮不進那幾條皮面下，受不到保護。

教室也是傳播病媒的絕佳環境。很多教室連窗戶都沒有，完全憑藉中央空調。萬一停電了，恐怕不單單是依靠電腦投影的教學停擺，大家都會悶得受不了。室外是34度的暑天，進入清涼的24度環境，頓時舒緩了渾身的熱汗，往往馬上就「開機」上課，到了一個鐘頭後的休息時間，才意識到汗水自然吹乾揮散。大講堂教室可容納兩百多學生，集體自然吹乾揮散的汗水沈積於四周，變成如臭腳丫的噁心酸味。我曾經帶了香水去教室噴灑，學生們好開心，連男同學都嚷著：「老師這裡多噴一點！」

不曉得學校的空調設備有沒有定期清理，不是有什麼病症就是從冷氣的運轉中循環傳播的嗎？即使是一兩位學生感冒，一次兩個小時的課下來，我也彷彿受到感染，頭痛發燒，喉嚨不適。只要有空檔，休息時間我盡量回到「正常」的空氣中，熱哄哄也無所謂。

有一次我穿了長袖外套還是擋不住寒氣逼人，穿了絲襪的雙腿竟然微微發抖，到後來連說話都唇齒打戰了！看著學生們，平時就覺得他們比我耐寒，冷氣房裡照樣只穿露肩背心和短褲拖鞋。那天他們搓揉雙臂，直呼「好冷！」本來我還開玩笑說：終於明白新加坡的皮草和羽絨衣要賣給誰？在哪兒穿？後來發現情況不妙，已經有人頻頻擤鼻涕。一位男同學說：可以打電話給負責單位，請他們來調節溫度。

不久，一位馬來族的男士來了，問是否打過電話要求服務，我在他的工作表上簽了名，他打開教室牆上的一個盒子，把氣溫調高了一些。我們在他走後，議論以後可不可以自己打開盒子調冷氣。

第二個星期，又在那間教室飽嚐冷酷的威力，我和學生們商量，還是逆來順受吧。萬一自作聰明打開盒子調冷氣，弄巧成拙可不好，我在新加坡是十分膽小怕事的。也不可能每星期上課都打電話給那位馬來大哥，服務總有限度的吧？

「把你們最保暖的衣服穿來，」我說：「想像唐代邊塞詩裡形容的『風頭如刀面如割』吧！」

孩子學校的巴士和教室冷氣也是一樣力道十足。我給孩子準備了運動夾克，孩子常嫌麻煩不想帶，自詡為北國男兒不怕冷。然則孩子在戶外的活動量大，動輒汗流浹背，休息時猛灌冰水，身體和室內的溫差更容易受寒。

「好像被人把頭用力擠壓捏住一樣」的頭痛，發燒超過38度，裹在兩條被子裡打滾，孩子直說：「新加坡怎麼這麼冷？」

把晚餐和藥一股腦兒全吐光之後，孩子病厭厭地說：「我再也不要吹冷氣了！」

偏執

親愛的k

至今我仍沒有從購物的焦慮中完全解脫。一年多了呢！你說。

是啊。我在新加坡徹底發覺了自己對於物質的倚賴，近乎偏執，對於「怎麼可能買不到」的東西產生強烈的慾望，終於導致怨念。

「那個東西對你很重要嗎？」新加坡友人問。

比如突然想做菜脯蛋，買不到菜脯；突然想煎白帶魚，超級市場內死活就是沒有。問收銀台皮蛋放在哪裡，從他指的方向遍尋不著，再去確認，他說：「那裡沒有，就是沒有了。」

有人告訴我，應該去組屋區內的傳統市場(叫做「巴剎」)買。不過巴剎通常只在上午營業，懶得頂著太陽去採購。這是在台灣被寵壞了的消費習慣，乾淨明亮的櫥櫃，一覽無遺的菜色，物品的分類有它的規律，我不會在冷凍食品的冰箱旁邊看見洗髮精。

結果，嘴饞得把想吃的食物在腦海裡不斷擴大、擴大，簡直是自虐式的精神折磨。明明不能說「很重要」，「非吃不可」的東西，變成了海味山珍；從前一年難得吃幾次的水果，像是枇杷、釋迦，變成了王母娘娘的仙桃。

我想，是內心的空虛和不安，讓我不願意接受「華人為多」的社會也有欠缺食材的事實，而且偏偏是最具有「認同」意義的飲食。只要知道那些食物存在，不吃也讓我放心，宛如「以備不時之須」的穩妥。

孩子說我來新加坡之後，味口變好，吃得比從前多了。

是我心情開朗了嗎？

還是，食物填補了我茫然的心理呢？

吃得多，實則並沒有得到精神的滿足。我的理由是：家裡沒有微波爐，不方便吃隔頓的食物，能吃得下肚的，就都裝進去。

還有，這裡買東西、外食都沒有台灣那麼多選擇性，尤其是餐館，而非大眾食堂或小販飲食中心，菜單上的價格和結帳時的單據總價不同，百分之十的服務費，百分之七的消費稅，再加上無預期的，濕紙巾要收費、飲水也要收費。普普通通的餐館，一頓飯吃下來，「奢侈！」孩子說。

奢侈就奢侈吧。你能怎麼辦？吃是一種心理需求，這也是我在此間的覺悟。

從前很少把在餐館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帶走，嫌麻煩，而且總覺得帶回家重新溫熱了，也沒有在餐館吃的新鮮美味。如今有了匱乏的憂患意識，一粥一飯都是島外進口，來處不易，看在它昂貴的身價，也不應該隨便浪費。把奢侈的食物以節儉的心態對待，能吃便吃，吃不完再打包，即使麻煩也勉力為之，這算不算一種平衡呢？

前幾天在一個標榜「台式牛肉麵」的餐館，吃到比想像中美味十倍，離台灣風味只差十分的「台式牛肉麵」，生平第一回，把吃不完的水餃打包，真是到了克勤克儉的境界。

喝第一口湯，孩子學日本動畫的語氣說：「好令人懷念！」要我也喝一口牛肉麵湯，問我：「有沒有家鄉的味道？」

我說：「不錯。」

對於我這麼吝於讚美，孩子頗不以為然。說：「好吃就是好吃，媽媽不要只講『不錯』，這是新加坡最好吃的台灣牛肉麵！」

我點點頭。湯頭是不錯，新加坡的中式菜總帶點甜，是糖和味精調出來的人工甘味。嚼勁十足的麵條，才是教我「驚豔」，真的是手工桿製，紮紮實實。

接下來的水餃，著實有「媽媽的味道」了。好多年沒有吃過手工桿皮包的水餃，媽媽以前也經常做，年歲大了，我們幾個子女各自婚嫁，聚在一起吃飯時，總想著給我們張羅大魚大菜，水餃是匆忙時應急的食物，媽媽說：「你們小時候吃夠了吧！」

有時不依，不想讓媽媽為招呼我們吃頓好飯太操勞，就半堅持要吃水餃。又怕媽媽桿皮太費力，就乾脆買現成的水餃皮，過年祭祖時也湊合著包「機械皮」的水餃了。

孩子有幸，還趕得上外婆親手桿水餃皮的年代。為了省事，家裡包的水餃、包子個頭總是很大，皮厚餡料足，吃兩個包子就夠撐的了。孩子上幼稚園時，一天傍晚去接他回家，老師說，中飯時孩子和她爭辯今天吃的不是水餃，是餛飩，「水餃沒有這樣小小瘦瘦的！」孩子理直氣壯。有了外婆家美味的水餃，我們在餐館從來不會點吃水餃，難怪他沒見過「市面」。後來去山東，見到一籠四個的大蒸餃，才曉得爸爸傳授給媽媽的，貨真價實是山東品項，並不是媽媽偷懶，不願多包幾個秀氣的水餃，也不是擔心我們吃得少，故意把一隻隻餃子塞得密密嚴嚴啊！

在新加坡買到的冷凍水餃，其脆弱與不堪一煮，比台灣的餛飩還不如。第一回合，吃著滿鍋皮開肉綻，湯水裡雜著碎菜的東西，心裡作噁，硬著喉嚨吞下。第二次煮冷凍水餃之前，再三看包裝袋確認，沒錯，寫的是水餃；沒錯，烹煮方式一樣。這回不願意再勉強自己了，整鍋連剩餘的生水餃通通倒掉！

吃得到手工桿製的水餃，即使一個要價新台幣二十元以上，我也甘願了。那天下午，先是吃了一次點心，三片炸魚和馬鈴薯條組合成一道，菜單上是十八新元，完稅後超過二十一新元，折合新台幣超過四百元。看見那道菜的窮酸相，孩子說：「幸虧沒有點飲料。」聽著真使人心疼。先前有太多次「被搶劫」感覺的飲食經驗，孩子也變得要精明計較了。在新加坡的餐館不能只看菜單的價錢，一份食物的份量在菜單上是看不到的。我們還在組屋區的食攤被騙，菜單上的照片比端上桌的盤子大一倍，到現在還沒弄清楚論斤兩賣的海鮮是不是公斤制。

因為吃過「又被搶錢」的下午點心，晚餐的「台式牛肉麵」已經心滿意足，等到一份八個，個個實在的水餃擺在眼前，我們驚喜讚嘆，努力加努力，還是剩下兩個。

「能不能打包？」孩子問。

包兩個吃剩的水餃？我竟然「落魄」至此？

論價錢，不到新台幣五十元；既然是換了一趟MRT才到了此地，念它品質優異，厚起臉皮請店員打包吧。

「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我對食物的偏執，唯有以白居易的詩聊以自慰。學著清心寡慾吧，別淨想著彩雲琉璃，要安於當下的尋常滋味。

建國之前

幾年前就讀過《圓切線》，知道是新加坡一些青年知識份子組成的團體「圓切線 The Tangent」的刊物，也從中窺見了新加坡的社會議題和論述觀點。

這是第一次參加「圓切線」的論壇，主題是「逍遙遊：1945年至1965年的中學生活與課餘活動」。配合這個主題，圓切線以兩年的時間募集，籌辦了相關文物書籍、圖象史料的展覽會。展覽會中，還呈現了新民中學、中正中學、萊佛士女中等幾所華文學校和英文學校的學生們為回溯或重建校史所作的專題計畫成果，並且播放訪問校友錄製口述歷史的影像。

1945年到1965年，正是二次大戰後，新加坡逐漸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到獨立於馬來亞聯邦之間的過渡時期。

說是「過渡時期」，當然是後見之明。當時的人們，恐怕很難想像這個島嶼有一天會建立成一個國家，並且日後在世界上具有一席之地。

百廢待舉的戰後新加坡，文化上卻並不蕭條。在文化認同徘徊於英國、中國與馬來亞的歷史交會點上，透過「逍遙遊」的策展，讓我們看見中學生參與「運動」的各種形態──體育競技、民間識字教育、社會政治事件、休閒娛樂…這些「運動」源出於熱烈的青春之心，是曾經走過那時代人們的記憶，也是新加坡的歷史片段。

剛好不久之前在新加坡美術館觀看了「從文字到圖畫：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的藝術」（From Words to Pictures: Art during the Emergency），使我對於建國之前的新加坡藝文產生了更多的好奇。

首先是展覽的名稱「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是我未曾聽過的專有名詞。我對新加坡的歷史所知有限，只能從統治者的國家與身份區分歷史發展的進程，細部的內容便很模糊。原來「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The Malayan Emergency）是指1948年至1960年，隨著戰後反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的興起，為控制及消滅馬來亞共產黨，英國政府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法令時期，也可以說是白色恐怖時期。

頒布緊急法令的具體導火線是1948年6月16日馬來亞共產黨(簡稱「馬共」)在橡膠園殺害了五個人，其中三位是歐洲人，使得殖民者英國政府認為馬共在公然挑釁，企圖以暴力奪取政權，因此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法令時期。

1948年進入馬來亞聯邦的新加坡也在緊急法令的統轄範圍內。美術館展出的畫作、雕塑和出版品、訪談影音等等，都指向當時不分族群共同構築「馬來亞之夢」(依據展覽文案用語)的理想。

雖然展覽文案中沒有明確指出，我的感覺是：藝術家的「馬來亞之夢」其實有兩種不同的表現方式，一是傾向於傳達南洋地方景觀，被稱為「南洋畫派」的唯美浪漫情調，例如劉抗、鍾泗賓的作品。另一則是1956年註冊的「赤道藝術研究會」(簡稱「赤藝」)，以寫實的筆法描繪社會時事題材，例如賴桂芳圖繪勿洛地區水患，全民齊力救災的「勿洛災民開溝自救」、蔡名智的「上國語課」(1959)畫出了華人認真學習國語(馬來語)的情形。

不知道我的猜測對不對，「赤藝」強調社會寫實的藝術主張，以及「赤」字予人的社會主義聯想，是否是導致其於1972年被撤銷註冊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南洋畫派」的畫家們並非沒有社會事件主題的作品。展場的活動看板便是以劉抗的「Bukit Ho Swee – After the Fire 」(河水山大火)為代表。不過作品的繫年有誤，我查了一下，河水山大火事件是在1961年，不是1951年。

總之，建國之前的新加坡文化藝術還有很多我知識不足，有興趣探索的地方。新加坡美術館和圓切線的展覽是一個使我學習良多的開端。

我特別感謝圓切線成員的努力奉獻，讓我感受到關懷文化的熱切心火並沒有熄滅。在新加坡管理大學的展覽會場，聽見年長人士經由參觀親身經歷的時代剪影，連繫起彼此的記憶，建國之前「彷彿生存於不同國度」的英校生與華校生，於四五十年後，有了共同的話題。

人生邊上

讀楊絳女士的《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最深的感想：希望我也能寫到九十六歲，關鍵是到九十六歲還頭腦清晰；不不，關鍵是，還活著！

《走到人生邊上》的書名怪眼熟，原來是聯想起楊女士的夫婿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1939年2月，錢先生寫的該書序文說：

人生據說是一部大書。

假使人生真是這樣，那麼，我們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書評家，具有書評家的本領，無須看得幾頁書，議論早已發了一大堆，書評一篇寫完交卷。

……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書，那麼，下面的幾篇散文只能算是寫在人生邊上的。這本書真大！一時不易看完，就是寫過的邊上也還留下好多空白。

時隔六十多年，病後出院的楊女士說她的這本書是「和自己的老、病、忙鬥爭中寫成的」，她「已經走到人生的邊緣邊緣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沒有了』。」

如果說錢先生比喻自己的散文寫在人生這本大書的邊上；楊女士則是具體地意識到自己活到了年壽的末端，在邊緣反思人生。

過了人生的邊緣，就是什麼都「沒有了」嗎？古來「虎死留皮，人死留名」的話，還不足以概括楊女士書中的思想。她質問天命、鬼神、肉體、靈魂，引經據典，讀來有錢先生《談藝錄》、《管錐編》的味道，學貫中西，論理井然。不同的是，錢先生面對的是立求客觀的學問智識；楊女士更多反求諸己，由個人的生命歷程印證。

由書中旁徵博引的著作看來，楊女士不但閱讀的興趣很廣，包括生命科學、心理學，而且與時俱進，持續關注，絕非倚靠舊知，冷飯熱炒。較近的材料，例如2005年3月的「國家地理雜誌」、2006年10月的「文匯報」，我想像在「老、病、忙」交相折磨之下，楊女士仍然孜孜矻矻，嚴謹踏實地著述。這是時下許多學者和作家都難以企及的寫作態度。

全書附錄了十四篇散文，作為窮通生命奧秘的「注釋」。「注釋」的提法很有意思，「自問自答」中已經有古今中外和個人體驗的例證，十四篇散文又「注釋」了什麼呢？

延續懷念錢先生和女兒錢瑗所寫的《我們仨》，上及《洗澡》、《幹校六記》抒情兼敘事的筆法，《走到人生邊上──自問自答》裡的憶舊散文，讀來親切而感人。此外，還有從女性觀點出發，思及「孔夫子的夫人」；第一人稱口述一位名叫「秀秀」的婦女生平遭遇的「她的自述」，文中沒有激烈的辯詰，強悍的控訴，只見溫婉真誠。

還有一件「胡思亂想」的事，一般人恐怕不會想到，就是要上天堂，穿什麼「衣服」呢？「衣服」，不是指遺體火化時的衣服，而是上天堂時具有的形態面貌。如果人往生後能和自己的親人重聚，先前往生的親人能夠認得自己現在的垂垂老態嗎？

楊絳女士說：「我常想，甩掉了肉體，靈魂彼此間都是認識的，而且是熟識的、永遠不變的，就像夢裡相見時一樣。」

散文作為人生大問的「注釋」，是否正如同錢先生說的，在人生的這部大書邊緣留下一點詮解呢？

於是，寫作不過就是作者以文字為人生呈現各種樣貌，有的作者擅長議論；有的作者精於訴情；也有的作者嘲笑諷刺…

楊女士自稱是舊社會過來的「老先生」、「老朽」，而我也在她謙和的陳述中，感受到「舊社會」人物的氣度和心胸，她說：「我這薄薄一本小書，是一連串的自問自答，不講理論，不談學問，只是和親近的人說說心上話、家常話。我說的有理沒理，是錯是對，還請敬愛的讀者批評指教。」這樣的話語，出自一位近百長者的筆下，怎不令我們這些動輒好為人師，大言不慚的後生晚輩汗顏呢？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7年12月9日

聽范曾、楊振寧演講

親愛的k

前次說在新加坡演講之事，其實是要談十一月三日在學校聽范曾和楊振寧演講的楔子。

因為在新加坡少有「白吃的午餐」，不收費而且又是「世界級」名聲響亮的講者寥若晨星。所以那天據主辦單位聯合早報稱，聽眾有兩千九百人，這可是此間的大數目，何況「美的解釋」的講題並不大眾化，衝著諾貝爾獎得主的名聲，便足以吸引人。

中午在校園遇見學生，星期六通常沒有課，閒聊聽她說預備來聽演講。

「現在才十二點半，演講不是三點半開始嗎？」我問她。

她說：「先來看看，聽說好多人，怕沒位子。上次李光耀來演講，早就排隊好長，大爆滿！」

演講廳之外，還開放幾處空間影音直播，我說我報了名，但假使沒座位，就去看轉播好了。

我問她知不知道范曾是誰？她搖搖頭：「反正是有名的吧？」

行經演講廳，已經有學生坐在地上排隊。工作人員說兩點半開放進場。

我想既然決定看轉播，不必苦苦排隊了。為了聽演講排長隊，我只有高中時為了三毛而在國父紀念館廣場守候過，那也是我經歷過最盛大的文學演講場面。

范曾談美，不出我設想的，舉莊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等道家、儒家、佛教名言侃侃而談，如行雲流水般暢達，時而穿插自己或中西畫家的作品。楊振寧談中西審美的差異、書法之美，以及科學之美。兩位對文學藝術的鑑賞相當有造詣，比較特別的是，也曾經有旅居海外經驗的范曾對現代和後現代美術的排斥。

范曾欣賞的，是徐渭、八大山人等文人寫意畫，他的作品受李可染影響，也帶著文人氣息。我看他的畫，還想起傅抱石，但傅抱石的敘述性稍強。范曾批評郎世寧的畫馬太寫實，寫實得近乎無餘蘊，現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正在展郎世寧呢！對於馬蒂斯、康定斯基、畢卡索，范曾皆嗤之以鼻，譏之為江湖郎中賣藥，全憑一張說得天花亂墜的嘴。他勸聽眾不必迷信大家名家，要有審美的獨立性，人云亦云的作品未必有藝術水準。

他提到的畫家，恐怕連後現代都稱不上。說人應該有自己的獨立審美判斷，我很贊同，不過把畢卡索的作品比喻成有欺世盜名之嫌，或許太過。

這幾年中國的當代藝術在世界市場上火紅至極，范曾倒沒提，恐怕他更為不屑吧。支離破碎的畫面，汙穢晦澀的內容，遊戲似的、未完成似的、廣告看板似的，甚至於引起人視覺不快的作品，在高度標榜怪異風尚的潮流之下，真難想像什麼是「審美」。

曾經在舊金山看過中國的劉小東畫三峽大壩興建工程題材的作品，如宣傳招牌、工程圍牆塗鴉的畫，被西方藝評家吹捧得上了天，真令我懷疑是否為了市場炒作。回台北後告訴研究中國美術史的石老師，沒想到畢生研究文人畫，古典精神濃厚的老師，竟然笑著對我說：「不要對現當代作品存有偏見。」我有點不服氣，還說：「那也算藝術嗎？」

老師依然很溫和地反問我：「誰說藝術只能怎麼樣才算呢？」

有容乃大，對於藝術審美也是一樣。

人人皆說好，未必真好。遇見我們看不懂的藝術和文學作品，先問自己喜不喜歡，看看別人怎麼評價，如果看了別人的評價還是不懂，可是喜歡，那就純欣賞，就像楊振寧欣賞李商隱〈錦瑟〉詩的隱晦美，他沒有解讀詩意，就是喜歡。相反的，不懂也不喜歡的文學藝術作品，既然已經被賦予地位，那就尊敬他。

人類的文明與藝術已經千山萬水走到後現代，解構完了還又後解構，我好奇的是，之後呢？是崩析瓦解，浴火重生之後回歸古典嗎？還是連作品的內涵與意義都不重要，創作只是創作，玩到地昏天黑，諧謔嘲諷戲擬虛構複製拼貼通通玩完了，再說？

演講及其他

在新加坡，深深體會什麼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從中學開始，聽過無數場自願或被迫參加的演講會，我沒有買過演講會的任何一場門票。印象中，也只有書店或是某些文化基金會會以課程組織的方式出售聽課入場券，但那是系列規畫過的內容，有一定的範圍和主題，每次看到宣傳文案，經常被深深吸引，心想可惜沒有時間，尤其是課程大多在晚上，讓人分身乏術。於是只好自我安慰說：等以後退休了，要多把握上各種課程和聽演講的機會。

在台灣，有好多「退休以後」想要做的事哪！

可惜在新加坡，不但在大學很少有演講會(無論是學術的或是非學術的)，「民間」單位(後來曉得很多單位都不是純民間的)辦的演講也幾乎都要收取費用。打破了我以往認為公眾演講是「社會公益」活動的觀念。為公眾辦的演講，大多數是親子、兩性或保健的話題，親子或兩性話題的演講，講者有些是海外請來的學者專家，收取費用以支付他們的旅費我還可以理解，雖然我不認同一人至少收十新元(相當於新台幣兩百元)的門票價格。最令我不能苟同的是保健話題的演講，一聽主辦單位的名稱和講題，就曉得是在推銷藥品或「保健養生食材」，明明已經營利了，為何還要收取費用？即使廣告中說附贈「超值禮包」，那「禮包」不過是一些試用品而已。

這時我便非常想念台灣。在信義計畫區商圈閒逛，隨手就能得到口香糖、洗面乳，或是衛生棉的試用品，不全是由於貪小便宜，而是「試用品」本來就是讓消費者「試用」的。不像新加坡，明明是化妝品的試用品或是小贈品，還堂而皇之地擺在架上販售，難道新加坡的消費者不曉得那些商品的來歷嗎？聽說在新加坡，連在路上發送廣告傳單都要經過核准，是不是因此而讓商家覺得發送試用品還要申請核准很麻煩，故意不送了呢？在東京或大阪街頭拿到的廣告面紙也讓我愛不釋手，就算包裝上是色情電話、愛侶賓館等的廣告，帶回台北還是很好用，面紙的質地比7x4出售的商品還柔軟細緻哩！

今年五月應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之邀前往演講，我劈頭就問：「向不向聽眾收費？」如果是收費的演講，我就考慮不接受。我在新加坡沒有一點名氣，除了學生和同事沒幾個人認識我，無法吸引聽眾，一定場面冷清。再說，我還是抱著主辦單位支付演講費，聽眾享受「福利」的心態，想想在校園裡，一餐簡單的海南雞飯只要兩三新元，怎麼忍心向學生宣傳，要他們花三頓飯的價錢到城裡聽演講呢？(有些家境不好的學生，連進去市區的交通費都必須節省)。還好那次的演講不收門票，八十多位聽眾很多都是「自己人」，倒也「賓主盡歡」。可惜主辦單位事前和事後的溝通不良，現場的主持人急就章拿了我在網路上的資料就充當介紹的文字，新加坡人少讀書也就罷了，迷信網路的程度真是令我驚訝。網路上的資料沒有更新就直接照著唸，幸虧我演講前注意到那位主持人小姐準備了一張我的簡歷，她發現我知道她手中的材料，乾脆來問我其中一些字的發音，說：「我的華語不好。」
這由不得我不批評了。華人占人口數超過百分之七十的國家，國家級的博物館，亮麗的硬體設備，負責籌辦和主持公眾演講的竟然是沒什麼經驗的人員。既然是華語演講，主持人說自己華語不好，行得通嗎？

演講結束後，主持人問聽眾是否發問，現場沈默，主持人也不積極，便想把演講會結束。聽眾表示稍微等一等，主持人才不急著「收工走人」。

這場我首次在新加坡的公眾(而非校園)演講，令我印象深刻。我想我的「沒有被尊重的感覺」歸咎於我是個無名小卒，這裡的人很講究名氣，好像只有名氣就認可「遠來的和尚會唸經」。

這場演講之後一個月，大學的學生社團請我演講，「津貼」是一百新元(至少比博物館絕口未提演講費好些)。Email附的邀請函裡滿篇錯誤的用語，最不能忍受的是把演講費稱為「津貼」。學生的社團標榜的是重視「中華文化」，連這樣的社團都會如此離譜，遑論其他。接洽的同學修過我的課，我便直接告訴他如此失禮的字詞對主講者的感受，何況學生社團成立數年，相信主辦過的演講活動不少，從來沒有人對於這種邀請函表示應該修正嗎？

後來又接受了邀請，擔任新加坡大專文學獎的評審工作。有了email以後，好像什麼基本的應對都可以隨便寫幾個字就解決了。我和另外兩位評審老師認真的討論，幾番斟酌推敲，唯恐有遺珠之憾。其中一位老師還作東請吃飯，談談評審的意見，聯絡交流心得。

「我本將心比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交出精挑細選的名次名單，寫了評審意見和建議，一個多月之後，收到email說，因為獎項種類的配置問題(這是主辦單位的疏失)，必須對名次名單有所異動，還要我們增補評審意見。我當時人在海外，根本無法及時重新翻閱送審作品，於是拜託另外兩位評審老師處理。十月初，email又來了，要我「提供」聯絡地址，有審查文學獎的「禮品」贈送。

什麼「禮品」呢？原來是個大瓷盤。瓷的品質和作畫水準且不說，一口被撐破的購物紙袋內，絲毫沒有隻字片語說明這是給我的紀念或感謝的禮物。我至今仍懷疑這是不是給我的東西，不過查無贈者的訊息，破紙袋在研究室擱久了，被打掃的阿姨扔掉，瓷盤呢？再也沒有打開第二次。


後記：因著這瓷盤想起一些瑣事和在新加坡的經驗。早在這blog開始寫不久，就有人提醒我，幸虧我寫的不是英文，沒什麼人看，否則會被攻擊得很厲害，要我小心應付。既然沒什麼人看，我自己寫著玩，有話直說。

空窗

徒留斷面

窗外一覽無遺的車道

曾經讓鳥兒雀躍飽餐的果實

這樣纍纍豐碩的景象不再，鳥兒也不來窗前了

少了窗前三株棕櫚，若有所失的空蕩蕩

親愛的k

早上喚孩子起床時，突然發現房間比以往明亮。
六點半，陽光還沒照耀大地。
除了偶爾的車聲，四周靜悄悄。
布滿床單的光線，孩子睡成大字型。我推開窗，難道是季節轉換，太陽的位置變了，很透徹的明亮，樓下的車道和鄰近的樓房可以一覽無遺。
一覽無遺，原來在孩子窗外的三株棕櫚樹消失了。
難怪靜悄悄的，平常在窗上蹦跳，在葉叢聒噪的鳥兒都已不知去向。
曾經讓我們驚奇，「和卡通影片裡畫的一模一樣」的啄木鳥；一邊吞咬棕櫚樹的紅果實，差點兒重心不穩摔下樹的白腹黑羽鳥，讓我們看得哈哈大笑，把牠嚇飛了；攀著窗框玩倒立的小鳥，很沒「禮貌」地以便便宣示牠的「到此一遊」…
窗外的風景隨著鳥兒和樹的成長變換著，我們隔著玻璃窗，替它們編派對話和故事，如今片斷不留。
學校為我們住的公寓粉刷外牆，恐怕是嫌樹礙事，一口氣把接近外牆的三株樹全砍個精光。
趁著圍蓋地面的帆布撤開，我們看見一些鋸斷的樹幹，啊，是「遺體」呢！
很想拿一小段樹幹回家，好歹是陪我們度過晨昏的紀念。
不過知道新加坡法律森嚴，我們總是戰戰兢兢，唯恐被指控「盜竊校產公物」，觀望了一陣子，還是放棄了。
傍晚，聽見一聲碰擊玻璃的巨響，我們跑到窗邊，一隻黑鳥跌跌撞撞飛走了。孩子說：一定是牠習慣了這裡的休息站，想「煞車」停靠，結果沒地方可以降落啦！
不識字的鳥兒們哪，要怎麼告訴你們，我家的窗前仍然歡迎你們來玩，可惜已經無憩歇處招待了。

露毛露點之必要

再來說李安在「色戒」裡情慾戲的安排。

質疑情慾戲之必要，一方面小說裡沒有，小說裡的王佳芝不像電影裡那麼投入性愛；另一方面，即使要表達王佳芝「獻身任務」，有沒有必要演員全裸上陣，露毛露點？

加上王佳芝的兩次「實習」，電影裡共有五場床戲。

王佳芝和易先生去了菜做得難吃，但客人少，好說話的餐廳，撫腮摸頰不斷企圖勾引易先生，易先生送她回「家」到門口，猶豫著沒有被她邀請進去喝杯茶。王佳芝垂頭喪氣進門，要了一杯酒，說：「再下去，就要準備做他的情婦。」於是出現了怎麼做的問題，原來同學們都「溝通」好了，需要有經驗的人調教，就是梁潤生。

第一次和梁潤生上床，王佳芝的神情毅然，梁喝得醉醺醺，像是壯膽，問她要不要喝，她說不用。兩人在棉被下進行，觀眾可以自行想像他們的動作。第二次，王在上位，梁說：「妳今天好像有點反應。」她繼續前後推搖，說：「我不想討論這個問題。」

性對當時的王佳芝意味著什麼呢？

性作為達到目的手段，顯而易見。但是達到目的的過程，卻必須全身付出。王佳芝喜愛演戲，懂得為了演出而裝扮，問題在何時卸妝下台。而肉體的付出不同於鉛華洗盡過後的了無痕跡，所以在得知無從「立功」後，她垂頭喪氣，有一種白白浪費的遺憾與不平。

回到上海與鄺裕民重逢，她自嘲先前的舉動太傻，她大可拒絕再一次接近易先生。然而，彩排的理由不就是為了正式的演出嗎？她這次是要不枉費戲癮了。

學生模樣和貴婦丰姿的湯唯迥然有別，讓人刮目相看，演員的可塑性真強，比起剛強的章子怡和成熟的張曼玉，湯唯的面孔新鮮，更吸引觀眾注意。

湯唯被批評不符合小說裡的形容，張愛玲幾度寫到王佳芝的豐滿乳房，是為色誘的利器。湯唯不僅胸部不夠高聳，臀部也嫌寬，是個西洋梨的身材。裸身對窗的背影很有油畫的味道，曾經看過德國畫家的類似取景，不過那是著衣的女子。

老式或傳統的服飾最需要氣質烘托，「藝妓回憶錄」裡的章子怡和鞏俐一點不像日本女性，太挺，太硬，眼神、口氣、肢體動作都不夠柔美。旗袍也是，「阮玲玉」和「花樣年華」裡的張曼玉就能穿出懷舊的情緒，湯唯比較生澀，不過剛好配合不純熟的年輕太太造型。

湯唯的皮膚也被批評粗糙，這就牽涉和易先生的全裸床戲沒有清理腋毛的指責。那個時代的女性會剃除腋毛嗎？我不曉得。露出濃密的腋毛，是不是更有原始不文的意味？把動物性的慾望淋漓展現？所以粗糙的皮膚也是「本來面目」，不經修飾和美化。

易先生和王佳芝的第一場床戲，從王佳芝坐上車沒去戲院而到了洋樓公館，就布設了威權的指令。易先生不要王佳芝挑逗他，而採取性虐待式的方法要她臣服。王佳芝被撕裂了旗袍，雙手綑綁背後，在易先生進入她之後才被鬆開，十足是個禁臠。經過易先生的狂暴，易先生把她的風衣扔給她後走出，她嘴角輕揚，以為易先生上鉤了。

第二場床戲之前，對於行蹤不定的易先生，王佳芝產生了焦慮，她的失落感在面對易先生時迸發，喊出：「我恨你！我恨你！」易先生握住她說：「我相信，我從來不相信人，但是我相信你。」王佳芝說：「那你一定很寂寞。」意味深長又具調情魅力。愛的反義詞是「恨」嗎？因為對方不愛，所以恨他嗎？在易王兩人的關係裡，先前洩慾似的性，此時轉為情緒式的發作，王佳芝無法掌控易先生，也不能冷淡處之，她直接表達了渴望被注意的心理，並且將兩人歸為「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寂寞物種，於是衝擊出姿態多端，體位多變的性愛。

那偷情的刺激勝於以往，是在自己家裡，僕人近在咫尺，非常危險的環境。性是兩人對壓力的一致釋放，經由軀幹的扭曲交合，達成默契，像是克林姆的畫作，帶著世紀末的頹廢與感傷，色調是溫暖的橙黃，襯托兩人的熱烈。高潮後靜止的身體線條，把性還原為天地之初的素樸，性就是性，兩人極盡所能認真做，除了性是共識，什麼別的都是真真假假。因此兩人要全心全意裸裎相對，把小說中不認同「陰道通往心」的論調翻弄成「陰陽交歡為人之大樂」，不只女性，男人亦然。後來王佳芝向組織內的上級吳先生就坦言：「他不只是要鑽進我的身子，還要鑽進我的心！」

王佳芝終於體會性的魔力，遠非她以作戲的態度便可以自如制約，她管不了自己的身，並且從而意識到隨身而趨於牽掛的心，難以抵擋性與物質的誘惑。易先生把送她鑽石說成兩人的祕密，慎重其事的把名片放在信封裡交給她，不明究理時，她以為是情報機密，在吳先生和鄺裕民面前打開後，她開始信心動搖。一張名片比甜言蜜語的情書還管用，小說裡敘述易先生慣常陪歡場女子買東西，電影裡則把買戒指煞有介事地定位為私交的定情，連繫兩人床上關係之外的「紀念」意義。小說裡也說買戒指為「紀念」，但那像是隨口說說，電影裡戒指的意象與性同等。

於是第三場床戲之後，王佳芝哭了。她以眼淚投降，性愛的美妙，物質的占有，以及包含於其中的「不倫」。逢場作戲，無所謂「不倫」，當兩人與周邊的人際情感關係有了牽扯，就不能只視為露水因緣。前次的共識，此時變成體貼，性不只是性，易先生的吻，露出的器官，都顯得理所當然，「交合」變為「結合」。對照第一次兩人的臀部，如果允許我們想像鏡頭和光影、音樂的營造下，肢體也能演戲，易先生的第一次侵入和第三次縮緊臀部的射精，是對女體不同的心理對待。

那麼，色相裡就有了非實相的成份，讓人想到藏傳佛教裡的歡喜佛。不透過性與物質的色相，「仁者見仁，智者見者」，「色者見色」，不知凡人意志之薄弱，情慾摧折之力道。

而受情慾摧折，敗於薄弱的意志，王佳芝是否死而無憾呢？

葛優和梁朝偉

著了魔似的，電影「色戒」的片羽吉光不時會猛然浮在眼前，打斷我的思緒。
多半是特寫鏡頭，導演刻意經營的色調與畫面，1940年代的上海，總覺得是自己生存過，呼吸過的時空。
一頭跌進去，可以輕易在里弄裡穿行，遇著賣吃食的小攤，隨口寒喧兩句，踩著梧桐落葉，一拐彎，信步登樓。
再回身望去，紅塵滾滾，天荒地老的歲月從眼前沈沈淹沒。
說與旁人聽，都笑我小說和電影看得入迷。台灣和香港一些女作家奉張愛玲如「祖師奶奶」，我望塵莫及，不過尊敬不已。二十來歲就能寫出〈金鎖記〉、〈傾城之戀〉這樣圓熟的作品，看透世間許多情事，其聰慧天才，令雙十年華時的我認為可以擱筆。
幸虧不算標準的「張迷」，不會對電影「色戒」與小說不同的詮釋感到「義憤填膺」，為張愛玲抱不平。電影和小說的差異，反而顯示兩種藝術表現形式的不同，頗有興味。
許多人讚美，電影彌補了小說未言未竟之處，立體再現了小說的情節與意境，張愛玲極不簡單，導演李安掌握了張愛玲小說的神髓。反對者則揚言，小說中的男女主角在螢幕上變得色慾橫流，那不是張愛玲的本意，張愛玲只布設了「色誘」之局，李安卻讓「色誘」淪為陷溺。
小說花了很長的篇幅描繪女主角王佳芝選購戒指的情形，藉以帶出她的內心糾纏，認定男主角易先生「這個人是愛我的」，一念之間，泄露了機密，讓易先生火速脫逃，功虧一簣。編收入《惘然記》時，張愛玲還比初刊〈色，戒〉的版本增添了七百多字。近日出版的《色，戒》登出張愛玲的手稿，圓潤娟秀的筆墨，仔細塗改的痕跡，流露作家細密的心思。
在小說中可以輾轉鋪陳的情節，卻是電影裡的一瞬，男女主角的互動是在平常的物理時間節奏下進行。只有在易先生扶著王佳芝的腰步入珠寶店，王佳芝反覆欣賞粉紅大鑽戒時稍微放慢調子。我們透過導演的鏡頭察覺王佳芝左顧右盼，惴慄不安的神情，對比易先生的泰然自若，幾乎算是公開兩人關係的肢體語言，那是小說沒能傳達的部分，沒有台詞，但處處有戲。
小說被「閱讀」，電影則是被「觀看」。即使是多重視點的書寫，閱讀時僅能順著文字逐一在我們的腦海浮現想像的畫面，我們可以自由操控閱讀的速度，而觀看電影的時間節奏和順序被導演掌握，鏡頭的跳接、或遠或近的取景、景象的深刻或模糊、光影的效果，以及聲響樂音、對白內容等等，全部構成視覺結合聽覺的環境氛圍。我們能夠更直接地被影像說服與感動，因為有如身歷其境，彷彿被引領至夢幻國度。
於是所謂小說家「交代不詳」的空缺，就必須靠導演完成。李安作的「改動」不小，「色」的比例加重是關鍵，而「色」戲得由演員展現。有的讀者認為小說裡的王佳芝對「到女人心裡的路通過陰道」的話反感，她和易先生的兩次性愛都提心吊膽，匆促緊張得來不及體會，怎能如李安設計的三場床戲顛鸞倒鳳？我想重點不僅在王佳芝，李安選擇了梁朝偉飾演易先生，梁朝偉的戲份比小說裡的易先生多，而且是讓觀眾看得見的情感慾望呈現，便使得全劇產生了迥然的意趣。
透過導演的再詮釋，不滿意李安「誤讀」張愛玲小說的讀者也不得不同意，這是表現力與感染力均已十分成熟的上乘之作。他把描繪女性心理的紙上文字，轉化為兩性勢均力敵，讓小說中慣玩歡場的漢奸易先生流露了更多的人性與深情。
小說裡的易先生讓我想起葛優。「生得蒼白清秀，前面頭髮微禿。褪出一隻奇長的花尖；鼻子長長的，有點『鼠相』。」陳凱歌導演的「霸王別姬」裡，葛優飾演「戲霸」袁四爺，欣賞少年程蝶衣排練「思凡」的小尼姑時，喃喃自語道：「有點意思」，那種意淫猥褻的嘴臉；以及馮小剛導演的「夜宴」，飾演厲帝，他的戲中角色，經常被形容成「好色委瑣又假正經」。「好色委瑣又假正經」不正是易先生的寫照嗎？
就外表形象而言，梁朝偉的臉不夠長，不夠獐頭鼠目，眼神太傳情，性格也不夠深沈。嚴酷一點地說，梁朝偉扮演的易先生潛藏著恐懼與懦弱，不符合小說裡冷靜狠心的漢奸形象。小說結尾，牌桌上眾家貴太太們「不吃辣的怎麼胡得出辣子」的喧嚷，像是為「無毒不丈夫」下了註腳。
偏又恰恰是梁朝偉的諸多「不夠」，讓易先生具有了人性與深情。小說家只「說」出了易先生的貪色，演員則「演」出了貪色底下的慕情──他羨慕王佳芝好像「心無罣礙」，唯其「心無罣礙」，因此「無有恐怖」，難道他想憑藉「採陰補陽」，汲取王佳芝一點無畏無怯？
小說中沒有易先生在上海與王佳芝重逢，意味深長地說：「人來了就好。」沒有在日本料亭聽王佳芝唱「天涯歌女」，觸動易先生心弦的淚光。沒有王佳芝在車內苦候，向易先生抱怨想進去等，易先生向她披露審訊特務時，血腥的場景，暴力的刑求與色情的幻想，那是易先生的內心轇葛。更沒有第二場床戲之後，易先生聽王佳芝要求一個小公館時的微笑，獵人與獵物的依傍關係。至於最後一幕的「睹床思人」，比起小說裡的「辣子」結論，簡直溫柔得「不像話」。
難怪李安心目中的易先生是梁朝偉，張愛玲鍾情的「美麗而蒼涼的手勢」，是李安於情不忍的時代回眸。

2007年11月1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LHZB (11 Nov 07, Pg 24) carried a commentary written by NTU HSS’ Assoc Prof I Lo-Fen on her views after watching the movie ‘Lust, Cau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novel of the same name.

說〈錦瑟〉

金代詩人元好問對於李商隱難解的〈錦瑟〉詩，評論道：「望帝春心托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意思是後人都喜歡吟詠李商隱的詩，可惜沒有人能如同漢代的鄭玄註解詩經一樣，為李商隱的詩作充分的註解。
〈錦瑟〉詩是李義山詩集的第一首，又是壓卷之作，對於作者和讀者都有重要的意義。有人統計過，從宋代以來，關於這首詩的詮釋已經超過十種，主要可以歸納為幾個說法：
1，作者自述詩歌創作的心路歷程
2，對年華逝去的哀傷
3，歌詠樂器瑟，睹物思人(贈瑟的佳人，可能是妻子，可能是情人)
4，和李商隱的許多〈無題〉詩一樣，是隱晦的愛情詩
5，哀悼之作(妻子或情人)
很難說哪一種是「標準答案」，只能看讀者的選擇。因為答案不同，對於作者採取哪一種典故也就有所不同，尤其是「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那兩句。
我以為要理解詩中「莊生曉夢」、「望帝杜鵑」、「珠淚」、「玉煙」四個典故，要從詩開篇看起來隨口吟出的「錦瑟無端五十絃」談起。「無端」是這首詩抒情的關鍵，也是全詩之所以迷人之處。「無端」，不知從何而來，沒頭緒的，沒道理的，李商隱很喜歡用「無端」這個詞，比如「雲鬢無端怨別離」。湯顯祖也在《牡丹亭》裡布設了「悶無端」的杜麗娘，唯其愁悶「無端」，所以去遊園。湯顯祖也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這「不知所起」，就是「無端」。世上的情感如果都有理路可循，就不會「無端」了，正由於說不清，曖昧不明，於是讓人陶醉嚮往。「無端」呼應著末句的「惘然」，即使事過情遷，還是無法參透，因此無限悵惘。
「一絃一柱思華年」，有人說由於錦瑟「五十絃」，作者作詩時四十六歲，年近五十，故而「思華年」。我想此詩的「瑟」裝飾華美，是「錦瑟」，而瑟之音聲由絃與柱組成，絃與柱的組成和排列方式決定了彈出的音調，音調有高昂低沈，就像是人生的起伏。
在起伏的人生境遇中，許多真幻相間的往事，如莊周夢蝶，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蝶？又如杜鵑泣血，一片赤誠春心，但畢竟是空。晚唐崔塗的詩〈(春夕)旅懷〉有「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子規)枝上月三更」，也是用「蝴蝶」和「杜鵑」的意象。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和前面的「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都是非常工整的對仗，把莊生和望帝的寓言傳說更推向神話和虛幻。「滄海月明珠有淚」可以連繫到珠蚌夜晚向月張開，以吸取月之精華，養育珍珠；又有《博物志》所謂鮫人的淚化為珍珠的故事。而海上生明月，明月如珠，「月」、「珠」、「淚」三者的形象接近，彼此在典故中還有互生的關係：珠因月而圓潤，鮫人落淚成珠，珠與淚都在月夜下生發。再者，不說「淚成珠」，而反過來說「珠有淚」，好像鮫人的淚化為珠，珠又還原為淚，有一種環繞不盡，難以擺脫的牽絆。
「藍田日暖玉生煙」句，除了《搜神記》之〈吳王小女〉紫玉化煙的故事，一般也用戴叔倫的話：「詩家美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或是晉代陸機《文賦》：「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意思都在形容日光照射蘊藏美玉的地方，彷彿有仙氣靈煙。日與月相對，一暖一寒，煙氣蒸騰，珠淚墜落，是對比的寫法。
我認為「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有「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含意，雖然比莊生和望帝的典故虛幻，卻隱約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堅定意志。即使是傷痛落淚，淚可能化為珠；即使是飄渺不可及如煙，煙之下是懷藏的玉，珠與玉都是堅硬的。於是前面的莊生之夢和望帝春心的迷離空無有了著落，不知從何而起的錦瑟，抑揚頓挫如人生的樂音，詩人的情感先是如夢似幻，繼而不顧一切，一往而深，在失意中堅決，又在堅決後無可奈何。
這矛盾的情感，最後只有惘然。「此情可待成追憶」的「可待」可以說是「留待日後」，也可以說是「豈待」、「哪裡等到以後」，兩者的時間感不同。前者只有一種時間順序，就是此情「留予他年說夢痕」，那時仍然是悵惘不解。另一種解讀比較複雜，是說：此情何必等到以後再回憶，站在「以後」的時間點上，所以是「追憶」，「以後」或許猛然想起，因此要「追」，而即使以後再追，追的「當時」再思量，總是惘然，而且是用過去式的「已」，「以後」的「過去」，不就是「現在」嗎？現在惘然，以後也是惘然，逝去的，失去的，永不可能再尋回。
為什麼始終不能明白而徒留惆悵呢？人生之難，就是諸情諸事之「無端」哪！

香港《文綜》1-2期合刊，2008年2月，頁68-69

因為慈悲，所以寬容

他的影子映在床上。
曾經纏綿交歡的床單，彷彿還殘留著激情的餘溫。
電影「色．戒」的最後一幕。
沒有聽見槍響，十點的鐘聲結束了幾條年輕的生命。
我終於放心，好個導演李安，沒有灑狗血的俗氣。
就像張愛玲在《惘然記》裡回憶初聞集中數則故事時的欣喜，不覺時光流逝，手裡握著「色．戒」這般誘人的題材，猜想也是對李安極大的挑戰吧。
電影「推手」的試映會上初見李安，帶著靦腆的微笑，一雙大眼，滿腹故事欲言又止似的。在場的藝文界人士很少人認識他，連記者會都談不上，沒有人發言，趁著離席時的零亂，我上前去對他說：「很精采！謝謝你！」
他點點頭，態度很謙虛，沒說一句客套應酬話。
聽過看過不少關於電影「色．戒」的言論，幾乎可以從中拼湊出整部戲來。不斷被提起的那些情色畫面，SM性虐待的場景，女上男下的姿勢，糾纏的身軀，裸露的體毛與器官，一點沒有震撼我。
只是為李安擔心，處理這麼棘手的作品，會不會被不明究理的人看輕？會不會被張愛玲迷指責？會不會再像近三十年前出現張系國之類的「文化人」撻伐聲？
幸虧是白白的擔心。眾音喧嘩中的毀譽，暴露了觀者個人的視野與價值判斷。電影散場時，罵王佳芝「笨女人」，誇王力宏「好勇敢」，遺憾床戲沒傳媒形容得那麼精采大膽，或者說「看不懂」云云…我在心裡笑了，如果這時再見到李安，我還是會說：「很精采！謝謝你！」
這是李安的匠心，要捧出張愛玲原著一一探求，實在是太認真。「扮戲瘋，看戲傻」，小說和電影「色．戒」本來就是貌合神離，如果說張愛玲想傳達漢奸的冷血殘酷，李安鏡頭下的溫情就太離譜。然而，誰又能禁止作為讀者的導演，重新詮釋他心目中理想的角色呢？
小說「色．戒」是否指涉1939年鄭蘋如誘刺丁默邨案，自有癖好考據者按圖索驥。電影「色．戒」也不必和張愛玲亦步亦趨，小說家愛不釋手的題材一改再改，悠悠二十多年，文本與作者之間奧妙與奇特的關係，有寫作經驗的人恐怕不難感同身受。李安很尊重張愛玲，把小說「色．戒」上綱成張愛玲的「夫子自道」，我想還是抽離這千絲萬縷的牽掛，純粹就電影來看吧。
我們以為這是復古與懷舊，重建或還原一九四0年代的孤島上海，悼念那連回憶都逐漸渺茫的時代，回神環顧，才驚覺電影中處處是隔閡。連中國觀眾都弄不清楚的「汪偽政府」、「重慶政府」；西方影評人不耐煩的冗長麻將戲，認為不夠火侯的性愛──追究到「為國犧牲」童貞與生命，這林林總總，是怎麼一回事兒？
這是一個「忠誠」與「背叛」循環往復的故事。不在那時空背景之下，無法參透「忠誠」與「背叛」相依相生的關係。為「汪偽政府」工作的易先生辦公室裡懸掛著孫中山的畫像；「重慶政府」派來的上級吳先生會客屋裡也「供奉」孫中山；連令特務王佳芝直探虎穴，裝了鑰匙的信封上，還印著孫中山的圓形肖像。籠罩在共同的「正朔」 之下，以「忠誠」為口號與信念，卻是敵對雙方相互譴責的不斷「背叛」。歷史的「正統」從來是站在「成者為王」的一邊，留給作家與藝術家品味那模糊地熠熠閃爍的人性善惡。
詩詞、歌曲、電影等交織成與劇情主軸相輝映的互文關係，讓曖昧不明的氛圍更增添了既是「注解」，又是「疏離」的戲劇張力。王力宏飾演的大學生鄺裕民，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勉勵同志，那正是1910年汪精衛謀刺清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捕後所賦的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以「政敵」的名句自期，豈不諷刺？大學生們的下場，應了詩的讖語，功敗垂成，淪為階下之囚。
深愛電影的王佳芝，迷戀著陰暗中的幻象，為之流淚涕泣。她所觀看的電影，電影院外「月宮寶盒」的海報，相對於不願去人多漆黑處的易先生，光天化日下總是提心吊膽，戰戰兢兢捧著性命，他羨慕王佳芝的從容無懼，但也不會疏於防備。
很難說，易先生在日本料亭聽王佳芝唱「天涯歌女」，眼眶的淚水是全然的感動。「咱們倆是一條心」、「患難之交恩愛深」，比起「像哭」的日本歌曲自然便於體會理解，「郎」與「妹」的床上關係是否可以延伸到死生契闊，進入真愛的層次，把一枚「鴿子蛋」大鑽戒視為「定情之物」，說王佳芝是惑於性慾與物慾，敗於她的婦人之仁？
張愛玲口口聲聲說「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一旦意識「值得」與否，便是有了分別心，利害輕重，孰贏孰輸，便有彼我之隔。而消弭了彼我，在「愛」的前提下，人們所懷疑的善惡忠奸標準，很容易被化約為通過陰道鑽進身子，直達內心的途徑。
順著「因慾生情」的思路，王佳芝不過是滿足了戲癮，真幻難分，遲遲不捨得落幕的虛榮女子，大可任觀眾嘲笑，活該她栽在一個心狠手辣的男人手裡。如果第一次被強暴(?)後王佳芝嘴角輕撇的微笑是個起點，刺殺行動失手後，沒有依約服下上級指示縫在衣間的毒藥，她的自信與顧盼自憐已經無以復加。雖然想擺脫小說的鋪排，我們還是不妨注意一下李安「不循原著」的用心。小說裡走出珠寶店的王佳芝坐上三輪車，逃往同黨不清楚她的親戚家「愚園路」避難；電影裡的王佳芝卻是依先前之約，直赴「福開森路」，她翻看衣上的毒藥，一付慷慨就義的英姿，不忠於上級，只忠於自己。
王佳芝當然必須死，背叛了同黨，她的死能稱得上「殉國」嗎？還是，她「不問值不值得」，單方面的「殉情」呢？
從「配合劇情」與同學「實習」男女之事，「有點反應」卻「不想談論」，王佳芝的身體竭盡所能服從於「目的」與「意志」，她向上級老吳坦露希望在易先生一抽身時同志們能衝進屋裡朝易先生開槍，讓他的血液與腦漿噴得她一身。就像易先生曾經在車內向她陳述的血腥場面，作為性愛的前戲，暴力的絕決與命在旦夕的恐懼，共同構成兩人赤裸糾纏的必然性。
精氣與血肉蜷曲的兩個緊密結合的胚胎，為了證明自己活著的狂烈，身與心的變形。嚐過被皮帶捆綁凌遲的王佳芝用枕頭掩壓易先生的眼睛，使他幾乎窒息，瀕死與喘息，「色」的盡頭是掏心挖肺，汗水體液迸發的真空。於是他們流淚了，玩弄與做戲，肉體與靈魂廝磨的頂點，除了死亡，不能結束。
並非「戒之在色」，而是「色之在戒」。鑽戒是物色，圈套住男女情色，王佳芝戴著鑽戒入獄，當張祕書把鑽戒交還給易先生，說：「你的鑽戒。」易先生否認鑽戒是他的，他會有更多的提防與戒慎，不是區區一枚王佳芝挑選上的戒指。「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李安把焦點聚集在鑽石的粉紅光芒，在易先生的辦公桌上兀自搖晃的粉彩，顯得多麼荒謬，易先生差點兒為取這枚鑽戒喪命，他不要承認，盡管李安已經為易先生灌注了許多深情。
溫柔敦厚呵，情緣的幻滅不見苛刻與悲涼，李安只是讓易先生再坐一回有過兩人體溫的床。
離開床上的身影，門外仍是腥風血雨中徘徊的鷹犬。
張愛玲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因為慈悲，所以寬容。」我的續貂。

有戒無色

新加坡上映的電影「色．戒」列為NC-16（不滿16歲禁止觀看），148分鐘長，比李安原來的版本少了八分鐘。官方說法如此，電影院的網頁也如此告示，不過許多聲音喧嚷實際上片商進口的就是刪剪版，所謂「潔本」，罔顧作品的完整性與成年觀眾的權益，主打王力宏的歌迷，減去湯唯和梁朝偉的戲，王力宏的份量自然相對提升了。
於是「色．戒」變成「有戒無色」的「戒之在色」影片。金瓶梅沒有了誨淫誨盜，西門慶和潘金蓮難道就成了平常夫婦了嗎？「潔本」之「潔」，正意指性愛為汙穢，殊不知比起「戒」，作家和導演的功力更從「色」上見得出真彰。
至今以端正國際形象聞名於世的新加坡，實則既開放又退縮，「有些愛，只能做，不能說」，電影「查泰萊夫人」的廣告詞，這其中的幽微可以理解，卻不能說明新加坡的兩面性。我有時驚訝比想像還毫無遮攔的尺度，竟是「可以說，不能做」的性愛。早上九點十點校內的巴士上，司機開著廣播收音機，電台播音員談著男女性交的體位，正常式，背後式，聽得我一頭霧水，這是性愛指導的課程嗎？每個整點報導的新聞快訊，今天反覆說著法律377A條，規定同性戀口交和肛交為非法，目前有議員希望提出修正案。
口交和肛交被認為是不正常的行為，同性戀也被認為是某種疾病，如果社會以此為禁忌，為何又大說特說？這是普遍的價值觀，還是媒體的態度？
看過學生寫的報告，批駁肉慾，崇尚靈魂；而在公共交通工具裡伸張雙腿而坐，露出短褲或迷你裙包裹不住的底褲，細肩帶背心內胸罩隱約可見，有的乾脆不穿胸罩，比芽籠風化區的阻街女郎更為惹火清涼的女學生比比皆是。
在新加坡，限制級的影片要滿二十一歲才能觀看，法定結婚年齡則是十八歲。也就是說，滿十八歲的男女可以結婚，可以做愛，但不能看別人怎麼做。

順民──沒有意義的日子

親愛的k
你突然想起今天是雙十節，問我新加坡可有放假？
我啞然失笑：「怎麼會呢？中秋節都沒放假的國家，哪裡管得到雙十節？難道也要求取平衡，不得罪海峽兩岸，也來放個『十一』？」
剛好上課教到晚清，學生沒幾個知道孫中山奔走革命，八次來到新加坡，更別提什麼孫中山在此住過的「晚晴園」，現在的紀念館了。
反正是他國的歷史，我已經對學生文史知識之貧乏司空見慣，連中文系學生都如此，遑論其他。這些年輕的面孔，疑惑無知的面孔，就是那被尊為「革命之母」的後代嗎？教育之滴水穿石滲透力量，委實可怕得驚人。以考試領導教學，小學「離校考試」不考社會科，以致於整體人文素養低落，生活工作於這樣的國家，我能怎麼樣呢？
當然不能如何。
五十步笑百步，台灣的自廢武功，不但自掘墳墓，甚且以鴕鳥之頭埋於墳墓者比比皆是。今日的台灣，已成為一大人間劇場，時時有行動戲劇，集體合演於傳媒鏡頭下。
去年與C教授一席談話，深明我之有目前飯碗，全得自於專制政府「復興中華文化」之「封閉愚民政策」，食古不化一般熟讀背誦經典，使得古典未嘗斷絕，文化藝術修養亦差強可以附庸風雅。席間一友人向C教授坦承，受其影響而讀歷史與哲學專業，我亦回想高中時國文老師念茲在茲的幾位台大教授，C教授，也從事寫作的L教授，以及詩經學家P教授。十八歲的我，如何心嚮往之，明知個人成績不及台大的水平，而將之奉為唸大學的誘因。可惜真正僥倖擠進台大之門，C教授竟然因為政治因素而離開了學校。
人生如果有偶然閃過的靈光，那無意間開啟我的，正是十八歲時從「相忘江湖」飄出的智慧虹彩啊！
我怎麼能忍受，我所被動或自行建構出的文化價值觀，被跳樑小丑給一筆勾消呢？
坐上權力大位的嘴臉，被名利慾望薰心的言行，是如何摧折人的一股力量啊！
你有時問我：新加坡有什麼好？
沒什麼好。
倒退的台灣，淪為經濟難民，文化遺民的台灣人，有什麼資格挑剔新加坡呢？
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裝腔作勢，自以為是老虎的貓，能囂張多久？
去年糊里糊塗吃了一次「官家飯」，再一次確認我非行走得進政界之人。我只問了一個天真，但我以為極為關鍵的問題：「加入聯合國，對台灣有什麼好處？」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加入了聯合國嗎？眾人皆笑，能提出這樣沒大腦的問題，果真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文藝界人」。
如果主其事者不能說服，不能透徹解釋此大舉措之必要，只憑著某種「理所當然」的觀點，談什麼公投？又何必公投呢？
那時我正在申請馬來西亞簽證，眾人說：「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話，你去馬來西亞就不用花錢辦簽證了。」
這一點不能成為吸引我，讓我相信的理由。
台灣人羨慕新加坡彈丸小國能躍上國際舞台，殊不知新加坡人對於台灣的興趣還帶著「道德勇氣」的敬意呢！
台灣能的事，比新加坡不能的事多得多，若說香港有自由而無民主，新加坡有民主無自由，台灣既自由又民主，唯獨缺品格。
今天課堂順口說到章詒和，網上看到孔慶東對章的批評：「我們平民百姓的血淚誰去寫？礦井砸死 60多人，誰給每人寫一部《往事並不如煙》？他們一人死了賠多少錢？生命都是有價錢的。上層人的生命價格和下層人的生命價格不一樣嗎？革命本來就要改變這東西。」
人命的價值都是一樣的，但是老天爺有沒有機會給礦災罹難者寫一部他們的《往事並不如煙》？這便是教育之可貴，礦災遺族如果能受教育，提筆書寫，也是一部生命血淚史，誰曰不宜？文字記錄之意義便在於此。
過去一段期間，我對於寫作有很深的心結，專職的學術研究者，被勸告安份守己，不可「不務正業」，壓制自己的書寫慾望，到不吐不快時全變成了牢騷與自憐。L教授也曾在演講時提到她因寫作被同事稱為「文學家」而受輕蔑，當今人人可以在Blog上據地為王，自命「達人」、「教主」，何況是「作家」？如果不寫，往事隨刻如煙，我所走過的路，縱使並不特出，畢竟是我活過的證明。
當我寫下來，那糾纏我的思想和文字便有了棲身之處，像是被超渡過的魂靈，得到了安息。
親愛的k，你曾經問我：寫作對你有那麼重要嗎？
我不敢回答。
你說是我不能暢所欲言，為了逃避學術的嚴謹要求，而幻想寫作的天地有如桃花源。
是嗎？
我捫心自問。
我知道我不能成為職業作家，我也不想。謀殺興趣的最快途徑就是倚靠它維生，就像愛一個人不必與他結婚一樣。
我只想，想寫就寫，如信步漫遊，走到哪裡，想休息就停下來欣賞風景。
今天的雙十節，逐漸要變成沒有意義的日子了，冷眼相看，我欲無言，順民一個而不能。

石老師的學生──2007年教師節

我不是畢業於藝術史研究所，但我是石老師的學生。
遇見研究中國文學的同行，我不必多說什麼，我的學術背景很簡單，在台大中文系和研究所混了十二年。
因為從來不是用功讀書的學生，僥倖考上研究所碩士班時，同學指著榜單上我的名字問：「妳什麼時候去考試的？」
筆試那天看見我的朋友，都以為我是去陪考，如同在圖書館看見我陪著準備考試的同學讀書。那時，我已經在一家美術出版社打工了近一年。因為大四仍然有必修課，無法全職上班，而且眷戀這最後一年的大學生身份，不上班的時間，除了看學生價的電影，就是去學校找朋友玩。
偏偏我的好朋友們都在努力K研究所入學考試的功課，沒空陪我玩樂聊天。好幾次在圖書館因為說笑得得意忘形，我被人噓，被人白眼，甚至被趕出去。
不好玩。
「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用功我獨閒」。
我只好也學朋友拿起書本。葉慶炳老師的《中國文學史》有上下兩冊，由於課程時間不長，只教到唐代部分就草草結束。從宋代開始的下冊文學史書上，我是一片空白。這樣有趣，我是個喜新厭舊性格的人，沒唸過的部分才引發我的好奇。
於是點點滴滴看著看著，也有樣學樣做起了考古題。
無非是為了以「慰勞」朋友之名，在讀書之餘吃喝一頓，去圖書館陪朋友很也順理成章地成為生活的重心了。
報名考試前一晚，我還在猶豫要不要花那八百元報名費。
「八百壯士」，我們那時戲稱交了八百元報名費卻名落孫山的人。
既然已經有打工的收入，八百元對我不算什麼，就當成完成大學學業的畢業考試吧。
我相信人是有運氣的，尤其是考試。
尤其是「吊車尾」掛上了博士班。
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對於我不願意報考博士班非常不以為然。那時我兼差為一家傳播公司寫稿，那家公司規模不大，製作的公共電視節目挺細緻，還得過金鐘獎。我心想將來從事電視文教節目的編劇也不錯，否則以碩士文憑，還可以去當專科學校的講師，吾生足矣。
讀碩士班期間，我的一篇談鄭板橋題畫藝術的文章得到台大中文系的學術論文比賽特優獎，我將那篇文章稍加擴充，敷衍成碩士學位論文，自認可以交差了事，再一次，覺得要告別校園了。
指導教授說我太沒志氣，直誇我那篇得獎的論文和議題值得再加探究，應該再上層樓。解決爭辯的最好方法，就是按照對方的心意去做，為了讓老師安心(死心？)我又認命去當了一次「八百壯士」(好像漲價成一千元了)。
博士班錄取名單公布那天，我們幾位同學和學長姐正為一位外文系的教授舉行榮退餐會。教授執教中文研究所「高級英文」課程多年，和中文系情誼很深，我們是關門弟子。
宴席間，有人提到今天博士班放榜，教授見我們這群關門弟子悶悶不樂，大概是全軍覆沒了吧？
沒想到還是有人指著我說：「她是唯一考上的。」
「考得上，不一定畢得了業。」我說的是真心話，全場竟然哄堂大笑。
我真的擔憂了，憑著點運氣擠上研究所，博士學位豈是「運氣」兩個字就能罩得住的？
為什麼我的人生總是沒能依照我微弱的意向前進？
在人生十字路上的最大轉彎，是從石老師答應「收容」我為他的指導學生開始。
開始唸博士班之後，才認真去旁聽藝術史研究所的課。既然要研究題畫詩，怎能不懂點藝術史？
在藝術史研究所的課上，我才領教什麼叫「學術研究」，什麼叫「問題意識」，什麼叫「方法論」。這並不是說中國文學研究沒有這些訓練和講求，只怪我太不用功，迷迷糊糊到了博士班才恍然大悟。
嚴謹、虔誠、尊敬，藝術史研究所的師生原來是這樣看待學問的啊！
身為課程的「局外人」，我既佩服又同情那些孜孜不倦逼著自己的眼睛看作品和鑽研資料的同學們。在故宮博物院的展櫃前，石老師總是面帶微笑要大家發表看畫的觀察心得，我總是訝異那麼陳舊幽暗的卷軸上，怎麼看得出那麼多細節，推測得出畫家的筆法，甚至判斷年代，分析真偽呢？
這是一門折磨人的學問。我的視力從小不佳，天生沒本錢，後天沒本事，經常在石老師和同學們移駕到別的作品前，我又重回方才討論的畫面，揣想他們說的內容，站著看、跪著看、趴著看，真是對作品「五體投地」啊！
開始寫博士論文後，中文系的指導教授認為我從事的是跨學科的研究，應該請對中國美術學有專精的老師共同指導，聽我說曾經上過石老師的課，便要我前去求教。
如今想來，那時我到底想不想拜於「石門」呢？
已經成家的我，一心想快點畢業，聽我總是拿「學位未成，何以生子」為藉口，丈夫比我還著急。
一旦拜於「石門」，未必會接受和藝術史研究所同學一樣的「嚴酷」考驗；然而我也有心理準備，石老師對人寬容，對學問可不鬆懈。超出授課時數許多的閉門研討早是家常便飯，不追究出個結果絕不甘休的堅持，是我求學過程中唯有的體驗。當我們這些學生攪盡腦汁，和討論的議題「拼搏」了五六個鐘頭，終而精疲力竭，頹坐課堂，石老師的眼神仍然奕奕生輝。直到石老師擔任故宮博物院的院長，還在台大授課，我們私下打趣說：「石老師好愛教書啊！」
石老師怎麼那麼愛教書呢？我忝列門生之中，與其說習得一招半式研究中國美術史的皮毛，毋寧說見識到了追求智識的誠懇，傳承文化教育的熾情，以及為人處世的品格與風骨。如今我站在講台教書多年，仍然深知自己無法企及石老師那樣的高度。
向石老師正式問學，是一連串的挫敗。每次和石老師討論論文，不能說奪胎換骨，至少有剝去一層皮的虛脫感，然後「起死回生」，明白自己的不足。
博士論文的第一個萬餘言章節，被老師很溫和地指陳出缺點，實則直言不諱地說，就是「一無是處」。
「妳這是白話翻譯和文章賞析，不是學術論文。」
「會讀妳論文的人，難道會聽不懂蘇東坡說的話嗎？」
「妳寫這些，究竟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再想想吧！」
接二連三，我的論文自己看了也覺得慘不忍睹，我決定放棄畢業時間的壓力，扔掉那萬餘贅言，認真從研究方法上重新學習，幾番探究，終於洗心革面，徹頭徹尾地改觀了。
藝術史在眾多學術門類中還算是新科，卻能夠一枝獨秀，開創出既豐富又深刻的學術內涵。我做為半個藝術史研究者，吸取和學習這些成果的同時，至今仍經常感到就讀博士班時的衝擊和振奮，那是石老師以及許多學者的啟蒙之力。如果不經過沮喪和懷疑的過程，受到石老師提出的質問的激勵，現在我或許還以為白話翻譯和文章賞析就是研究論文，把古人的話重說一遍，就是解決了學術的問題。
為了親身觀看作品，寫作論文，我有時走訪博物館和美術館，「石老師的學生」是讓對方信任我的緣由；即使是珍貴的私人收藏，頂著「石老師的學生」的頭銜，收藏家竟也為我開箱取寶，儼然為我一個人開展示會。受寵若驚之餘，我深深知道這是石老師的人格和學養為同道所敬重，澤及於我。
石老師引領過我，走過人生十字路的最大轉彎，我何其有幸，能在教師節一吐肺腑之言，因為我是石老師的學生。

手機奴

「那張單子如果到了，就給我發到日本去吧！」
「我剛才對他說過了，你看著如果到了，就馬上發到日本…」
「你曉得了吧？發到日本那裡有消息馬上告訴我…」
她交替打著膝上的三支行動電話，重覆同樣的叮嚀，無視於空中小姐的幾番勸阻──「吵死了！」她不耐煩地說。
空中小姐找來另一位華人空服人員，改用華語對她說：「小姐，飛機馬上就要起飛了，請關掉你的電話。」
她反唇道：「催什麼催！飛機又還沒飛！」然後轉向電話那頭說：「我要掛了，三個小時關機…」
新加坡飛往廣州。她坐在我右手邊，要求把遮陽窗板放下。我說飛機起飛期間不能關上遮陽窗板。她老大不高興，戴起有臉龐一半大的太陽眼鏡。
八點的太陽委實有些刺眼，我從報紙下擺的空隙，瞥見她閃閃發亮的三條水晶手機吊飾──好忙的女人啊！又一個「手機奴」！
中國教育部最近發佈了《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6）》，列出了171條漢語新詞語選目，這171條新詞語有不少反映了現代人被「奴化」的情景。有困於住房的「房奴」；努力養車的「車奴」；熱中考取各種執照的「證奴」；被節日各種送往迎來的活動和大宴小酌弄得疲憊不堪的「節奴」；以及受有形的物質消費或無形的人情世故所折磨的「白領奴隷」──「白奴」等等。早些年，台灣也出現過類似的形容，稱積欠銀行信用卡債務的人為「卡奴」。依照這樣的語詞生產模式，會有更多帶著各種奴隸枷鎖，無能自主的人們充斥在我們的周遭。
自甘或無奈接受奴化，是和個人慾望的掙扎拔河。我們的慾望，是「想要」？還是「需要」？人類以智慧發展科學技術，發明節約人力和時間的產品，而節約下來的人力和時間又到哪裡去了呢？作為「發明者」，人是物品的主宰；作為「使用者」，人又時時變成物品的奴隸。
將物品的效能發揮到極致，反覆操作物品，殊未覺察為了控制物品，我們反而由於控制成習慣、習慣成依頼，以至於一旦物品不能順利使用，或是暫時不在身邊，結果惶惶不安，手足無措。莊子指出的「人為物役」，陶淵明感嘆的「心為形役」，並未因新世紀新科技的繁榮進步而絲毫減輕，反而更為加劇了。
有了手機，只要打開電源，在通訊的範圍之內，我們就處於隨時可能被召喚的狀態。急待解決的疑問，經常不假思索直通給同樣「隨時可能被召喚」的對方。個體與個體之間便利的聯繫，以一個接收與發射的掌上機器，宣告了「我」的存在。
飛往廣州的途中，鄰座那位「生意做得很大」的手機奴小姐除了戴上太陽眼鏡假寐，就是把玩著她三支造型不同的手機。掀開機蓋，或是推滑螢幕，轉動上半截機身。三支手機，三個電話號碼，而人只有兩隻手，兩個耳朵……真是辛苦啊！
機艙內廣播告知乘客即將降落，我拉開遮陽窗板，射入了耀眼的中國日光。手機奴小姐有點焦躁不安，頻頻看著手錶，那張單子到了沒有呢？發到日本了嗎？
機輪剛剛著陸，耳畔響起了此起彼落的音樂聲，機上所有手機奴都準備好待命了。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7年9月23日

「學歷」與「學力」

大學讀到三年級後輟學，如今是2008年韓國光州國際雙年展共同藝術監督；在英國上了一年語言學院，一年技術專門學校，如今是韓國KBS電台英語節目「Good Morning！Pops」的主持人──這是「英雄不怕出身低」、「麻雀變鳳凰」的勵志故事嗎？不，這是今年七月韓國文教傳媒界鬧得沸沸揚揚的「偽造學歷」醜聞的真相。
現年35歲的東國大學助教授申正娥(Jeong Ah Shin) 自稱1994年在堪薩斯大學獲得西洋畫和版畫雙學士學位；1995年獲得經營學碩士學位；之後赴耶魯大學深造，於2005年獲得美術史博士學位。從1997年擔任錦湖美術館館長起，申正娥開始在南韓美術界嶄露頭角；2002年，申正娥在著名的省谷美術館擔任學藝室室長，多次成功策劃了世界級藝術家的作品特展；2005年，她以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受聘為東國大學藝術史系助教授；2006年又被委任為國立現代美術館推薦委員；最近，她被任命為2008年光州國際雙年展的共同藝術監督，隨之，學歷造假的事情曝光。調查結果顯示，她不但沒有博士學位，連堪薩斯大學都沒有畢業。
繼申正娥事件不久，韓國KBS電台英語節目「Good Morning！Pops」主持人李智英承認她的英國布萊頓大學學士和碩士學位是虛報的。李智英過去聲稱自己「在初中三年級時去了英國，此後在英國布萊頓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並於1996年在該大學取得語言學碩士學位」。憑藉著豐富的海外留學經驗，李智英一直在韓國延世大學外國語學堂和李益薰語言學院教英語。從2000年至今，她在KBS電台教英語，成為明星級的講師。
彷彿有連鎖效應似的，韓國著名的漫畫家、電視演員、電影導演陸續向媒體「告解」自己長期以來謊稱的大學學位不實的消息。
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究竟怎麼了？
在一片懲處不法者的撻伐聲中，我聽見申正娥要為自己討回公道而和記者發生衝突；我看見李智英向觀眾道歉，主動請辭。
學歷造假的風波並未止息，只要是「文憑至上」，認為「學歷即能力」的地方，不論是韓國，還是其他國家，相信總會層出不窮。
偽造學歷固然必須繩之以法，以維持正義與公平，但是申正娥和李智英的例子又讓我想到，這兩位沒有正式大學學位的三十多歲女性，竟然能夠在競爭激烈的環境裡矇混得下去，恐怕還是有點「學力」的吧。
25歲就擔任美術館館長，十年來寫作藝術評論文章，策劃展覽，講究嚴謹審慎判斷力的美術史學界是否曾經懷疑過申正娥的專業能力？成功地主持了七年的英語教學節目，李智英的忠實觀眾是否除了驚訝和「被欺騙的憤怒」，也不得不佩服她的才華？
2007年3月新出爐的《富比世》（Forbes）全球富豪榜中，名列前三十名的富豪，有一大半是放棄文憑的輟學生，其中最為人所矚目的全球第一富豪，微軟董事長比爾‧蓋茲（Bill Gates）就是經常被提出的實例。
我並非主張文憑無用，而是意識到在知識與技術日新月異的現今社會，傳統的學院教育面臨更多難以預測的挑戰，如何「檢測」一個人的潛能與實力，建立一個人的自我定位與生存意義，將會有更為多元與複雜的標準。「學歷」、「學力」與「財力」彼此未必能對等，新的時代價值觀與人生觀有待我們去創造。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7年8月5日

獅城一年

大陸只是更遼闊的島嶼
你俯瞰雲間
海洋無波
長夏之後的光影
回答
我還在這裡
你呢?

大雁媽媽

「天晴的時候不開冷氣的話汗流浹背，一天洗三次澡也渾身濕黏；下雨了，發呆望著窗外，淚也如雨下。」
「英語也不會說，不敢隻身出門…」她放下支著頭的右手，握成拳頭敲打著自己的心臟部位，一邊說：「好悶！」
標準的韓國人的動作，有口難言，滿腹苦楚，或是沈鬱氣結時，總是用拳頭捶擊胸口，說著：「好悶！」
我望著她，想不出說什麼安慰的話語。要說在新加坡和孩子相依為命，當陪讀的老媽子，我是比她幸運得多，工作占去了思鄉的精力和時間，雖然朋友不多，偶爾聽我發發牢騷的耳朵還是有的。
孩子的同學M和他的表弟來家裡玩，電話中，M的母親客氣地寒喧著叨擾的歉意，我轉著念頭：任憑三個孩子玩，中午之前的幾個小時可以趁機去研究室批改學生的作業。
門鈴響了，M的母親陪著兩個孩子光臨，不諳待客之道的我，突然手忙腳亂。
而且馬上留心臉上的妝化好了沒有。
「以貌取人」是韓國的民族性，傳說許多韓國丈夫不曾見過妻子的「廬山真面目」，難怪大學生在類似三溫暖的「汗幕蒸」裡「聯誼」的活動會風行，不能化妝，不能穿魔術胸罩，清一色店家提供的T恤衫褲，對韓國女生來說，已經有如裸裎相對。
幸好M的母親穿著粉色運動衫和卡其布七分褲，明顯曬黑的皮膚有脂粉掩蓋不住的斑點，除了神色落寞，姿色清秀而且儀態端莊。我的泛白牛仔褲還不算失禮。
三個孩子隨即玩鬧成一片，M的母親和我在餐桌前對坐，沒有馬上要走的意思。
我總是害怕和人談論養育孩子的經驗，學校的懇親會也很少參加。我知道，要和那些全心全意照顧子女的媽媽們交換心得，需要有多麼厚的臉皮，勇於承認自己的輕率和疏忽。
果然，M的母親話題圍繞著孩子來新加坡留學，以及日後進歐美大學的前景，你家公子呢？
那個…我啊…還不曉得…
我支支吾吾，老套的說詞：「尊重孩子的興趣，看他將來想選擇什麼…」
「不能不能！」她還沒聽我說完，便義正辭嚴地說：「孩子很快就長大了，放任他們怎麼行？他們怎麼曉得哪樣是『興趣』？什麼是他的『天份』？天份和興趣都是父母親給他們的…」
通常聽見不大能完全同意的話，我的耳朵就會逐漸自動關閉；假如又是外國語言，耳朵關閉的速度還會加快。於是我一面適時地點頭，一面看著她開開合合的口齒── 一尾在陸上求生的魚，已經吐不出氣泡和水沫。
「和老師經常保持聯繫嗎？」
當然沒有。(「當然」二字當然不能說出口)。
「班上也有台灣來的學生對吧？認識嗎？」她又問。
我搖搖頭。
十年後的未來還遠，兩三個月之後的暑假不早了吧？暑假給孩子報名了美國學校的暑期班，你們呢？
我這一再的搖頭，是該表示愧疚，沒給孩子妥善安排？還是打腫臉充胖子，對深謀遠慮不屑一顧？
「沒關係的，你受過高等教育，大學教授，在家教導孩子沒問題的。」她替我打圓場。
這不是語言的堵塞，而是思考的堵塞了。
明明是不稱職的媽媽，在台灣媽媽之前還敢理直氣壯；在韓國媽媽之前，只有無地自容。
「孩子的未來是父母的責任」，雖然我不這樣認為，除了佩服那些以孩子為人生重心的父母，無法置喙。
根據去年十一月十六日韓國「朝鮮日報」報導，2005年韓國人為學習英語，花費了大約15兆韓圜（約248億新幣），占全國教育預算的47.5%，是人口為韓國2.6倍的日本的三倍。高消費，成率卻不彰，香港政治經濟風險咨詢公司（PERC）指出，韓國是在亞洲12個國家中英語溝通最難的國家。
為了不讓孩子輸在學習英語的跑道上，韓國父母之用心良苦，可以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韓國人認為，英語說得不好，發音不正確，是天生生理構造的缺陷使然，於是有的家長帶孩子去動手術，把舌頭下方連接口腔的筋帶割開，讓舌頭變長一點。
帶襁褓中的嬰兒去上「腦力開發」的課程，早已不是新聞。書店中的熱賣書之一，便是一位母親自述如何栽培女兒進入哈佛大學，從牙牙學語開始，為女兒製造說英語的環境，爭取說英語的機會。
近年來，湧入中國以及東南亞國家學習的韓國小留學生(小學至高中)有激增的趨勢。韓國教育人力資源部統計，2005年到中國留學的有6340人，到東南亞國家的有4011人。新加坡以卓越的條件，成為留學東南亞的首選。M的母親說，希望日後也讓孩子在新加坡學華語，將來前途更為遠大。
「這附近有一個飛禽公園，」我找來公園的導覽圖問：「去玩過嗎？」
「孩子通常星期六補習，星期天去教會，沒有時間到處玩。」她說。
請他們在校園裡的餐廳吃中國菜，他們只吃糖醋肉和雞絨玉米湯，連小菜滷花生米也覺得香料奇怪，不敢吃。
孩子吃著湯泡飯，M的母親幾乎只吃了幾粒米，她用湯匙撥弄著碗裡鬆鬆乾乾的泰國米，一付難以下嚥的苦狀──「這種米，你可以吞得下去嗎？」
我吃完了整碗飯，頓時無法會意「這種米」的意思。
「這種，算是米嗎？」她又問。
初來時，也非常不習慣毫無黏性、無彈性、無柔軟度的米。外食的話別無選擇，將就吃了算。
她給了我訂購韓國米和食材的商家電話，說：「連礦泉水都是韓國進口的，什麼都買得到。」
住在百分之七十是韓國人的洋樓公寓，看韓國的電視節目，吃進口的韓國食品，不適應的只有天氣，以及孩子上學之後難以消磨的漫漫長日。
飛禽公園我和孩子去過好多次，離住家近，而且有韓文的告示牌，心想他們應該會有親切感。
同樣的鸚鵡唱歌和禿鷹搶肉表演，即使一再看過，每次都還是覺得歡喜開心。我和孩子拼命拍手，回頭看見他們三位卻興趣缺缺。陽光下，M的母親眉頭深鎖，M的表弟玩著掌上型電子遊戲機，M朝我看了一眼，我那麼興高采烈，會不會讓十一歲的小孩覺得太幼稚啦？
韓國人稱妻子陪子女在海外讀書，獨自留在國內工作的男人為「大雁爸爸」。「大雁爸爸」像候鳥似的，在一年一、兩回的假期間飛去與家人團聚。沒有能力負擔飛行費用的「企鵝爸爸」，只能羨慕隨時可以出國的「雄鷹爸爸」，默默地思念家人。
M的母親，看著紅鷺鳥搖搖擺擺走過舞台的「大雁媽媽」，伸手遮蓋著射入眼角的陽光，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而我，被嫌幼稚也無所謂地繼續用力拍著手。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7年7月8日

文珠蘭小徑

從住處到校園裡的小型市場和學生餐廳，要經過一條兩側叢生文珠蘭的小徑。
文珠蘭生意盎然，總是以勃發之勢恣肆地侵犯向小徑，左右夾攻，讓行走於其間步步為營。光裸的小腿總是躲不掉文珠蘭的拂弄，搔癢兼刺痛，時而滴落露水，像是穿越薄膜覆蓋的異度空間，無法排散被圍繞包裹的黏稠。
有時文珠蘭不但橫向淹沒小徑，還向上怒長，十字星狀的白色花蕊毫不羞恥地全然坦露，發射濃郁的氣味。腥騷的草性加上廉價香水般的混濁，年老色衰的妓女房間，送往迎來客人的體臭與殘褪的胭粉，汙膩的衾枕，想到徐四金的小說《香水》裡的迷惑，有時令人噁心作嘔。
世間怎麼會有如此不堪的花草？要是放在屈原的辭賦裡，肯定是蕭艾之流，難登詩人之大雅堂奧。
況且蜥蝪壁虎青蛙蟾蜍一類的爬蟲還會冷不防竄出，大剌剌越過你的鞋邊，橫越到小徑的對面，在水泥地上遺留一坨糞屎。
和這些植物動物共棲於活動的空間，恐懼多於欣賞，明明白白理直氣壯的生命，常讓我震懾草萊之野性，從泥土裡根深蒂固，彷彿自鴻濛初開便不可摧止折斬斷。
而我只是過外來的旅人，不得不摒氣行經文珠蘭的小徑。一次又一次，在看不到南十字星的島嶼西邊，任憑文珠蘭的白十字花光彩燦爛。

(台灣《聯合報》2007年12月26日)

啄木鳥

星期天，將近中午還和孩子賴在床上，天灰陰陰的，遠處有烏雲。
不要出門了吧。
這看樣子，要下雨了。
孩子不依，休假日的意思，就是玩樂。
我說不不，休假日的意思，就是在家好好休息。多睡覺，明天上學才有體力。
我已經睡了很久了，他說書上寫著，人類一天睡七個小時，豬一天睡八個小時，馬一天睡三個小時，無尾熊一天睡二十二個小時，以後不能罵賴床的人是豬，應該是無尾熊。
我說：好，今天我當一天的無尾熊。
他說：這一點兒也不好玩。
那麼，我說，我們來玩睡覺比賽遊戲，看誰睡得多。
在床上翻來覆去，戶外的窗台傳來敲擊的響聲。
先是扣門似的，嘟，嘟，嘟三聲。
然後急切的連串點打。
「是啄木鳥！」孩子喜出望外，一骨碌起來朝窗戶奔去。
受到驚嚇的啄木鳥飛振羽翅，降落在棕櫚樹上，隱約仍可看見牠粉紅色的冠毛、鮮黃的翅膀和黑白斑斕的身影。
「和卡通裡畫的一模一樣！」我和孩子異口同聲地說。
我們也是「吃豬肉沒見過豬走路」的城市佬，隔著窗紗看著啄木鳥跳躍於樹間，向牠招手：「過來呀！」
啄木鳥又不是貓狗，怎麼吸引牠靠近呢？要說以食物誘導，還不曉得牠吃什麼咧。
新加坡最多也最吵鬧的要數印尼八哥，黑不溜秋小烏鴉般的長相，黃色的喙口，也像烏鴉會鑽垃圾箱，不過沒看過叼出東西就是了。
印尼八哥的叫聲完全是白居易〈琵琶行〉描寫的「嘔啞啁哳難爲聽」，而且經常隨性而鳴，管它是深更夜半，還是午后黃昏。被鳥鳴聲喚醒的早晨頗為詩意，然而彼鳥若是印尼八哥，惱人清夢，非但一點也不浪漫，甚且煩躁混亂。
曾經在一個雨過天晴的傍晚行走在巨樹林下，一大群印尼八哥的「魔音傳腦」有如恐怖襲擊，梵谷的絕筆畫「麥田群鴉」和希區考克的電影「鳥」浮現印象，混身不寒而慄，梵谷是決心自殺？還是被群鴉逼得舉槍，不慎誤傷了自己？
啄木鳥沒來得及讓我看清楚，又從棕櫚樹飛開了。
陽光重出烏雲間，從CD片反射到天花板，圓形的七色虹彩。我和孩子再躺回床上，看著天花板時明時淡的虹彩。
啄木鳥還會來的，我說，睡個午覺起來看看。

後記：
根據2011年12月28日新加坡《新明日報》報導，印尼八哥是新加坡無政府機構「控管」的鳥類。
報導指出：「國家環境局（NEA）與農糧與獸醫局（AVA）都表示，八哥並不在他們的管轄範圍內。環境局負責處理的，是證實會攻擊人類的烏鴉，而農糧局則負責處理關於鴿子的問題。環境局2011年截至11月，共收到1796起關於烏鴉的投訴；而農糧局截至10月，則收到了560起投訴鴿子為患的事件，比去年的360起多了許多。」

納豆

「櫻花紛飛時 我獨自一人
帶著難以按耐的心情 始終佇立著
當嫩葉的顏色 綻放 思緒便開始翻騰
迷失了一切 流向你身邊
只有環繞在身邊的樹畔 凝視著我倆
同時告訴我們 人生是不會停留在某段時光的」
～中島美嘉「櫻花紛飛時」(桜色舞うころ)

親愛的K

現在正是櫻花季節。去年此時，古城池下花飛花舞，如羽如蝶，我伸手相迎，一瓣也接不到。那時的我，可以預見在新加坡的日式料理店裡，突然聽到中島美嘉的「櫻花紛飛時」，無法遏止淚水的自己的話，我還會離開你嗎？
說著「現在正是櫻花季節」的我，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殘存的櫻花記憶，完全不足以滋潤我在新加坡的乾渴。中島美嘉，只不過是用力撕開我胡亂纏繞的紗布和繃帶的一隻手，讓我不得不承認，如果有思念，有鄉愁，不在台灣，在日本。
為什麼？我這一廂情願的日本鄉愁簡直無理。
不是日本人，沒有在日本留學，連超過一個月的長期居住經驗也闕如，說什麼「日本鄉愁」，不是太可笑了嗎？
在初來乍到恓惶渾沌的日子裡，J偶爾聽到我不知所措的心情，告訴我真正的日本超市不是高島屋百貨公司地下室那家，鼓勵我別對新加坡太快失望。經由J的指點，我尋著路來到克拉碼頭附近。雨後放晴的黃昏夕陽照在河面上，閃耀著粼粼波光，河邊的餐館酒店還在準備營業中。繞到不大起眼的商場──這裡怎會有日本超市？
先逛了一樓的手工製巧克力攤位，販售巧克力的中年婦女聽口音就曉得是從中國來，似乎百無聊賴終於能夠開口講話一般，滔滔不絕地說著，仔細聽她話的內容，只是翻來覆去說她賣的巧克力多好吃，機器做的不能比。見她那麼熱心地想對人說話，我和孩子不忍心立即走開，隨便問問櫥櫃裡深淺不一，形狀不同的巧克力有何區別？
「那是果仁的。」
不用說，外表就看得出來。
「哪種果仁？」我問她。
「花生的吧。」
我看不像花生。
「不如你們嚐嚐看？」
手工製的巧克力並不便宜，她大方地讓我們試吃了好多種，態度很誠懇。
「妳喜歡吃巧克力嗎？」我問她。吃人的嘴軟，總不好白白品嚐。
「我沒吃過。」
賣巧克力的沒吃過巧克力，還能說得天花亂墜，佩服佩服。為她的口才和心意，多買一點也值得。
我發現整個商場生意並不興隆，別處隨地可見的連鎖速食店和咖啡座，顧客也三三兩兩。逛過一樓的商品，下電扶梯正對著一家超級市場，旁邊有日文看板的理髮店、內容並不新的日本影音產品和雜誌漫畫、修鞋部門，然後看到家電和廚房用品，孩子說：「早知道我們一來新加坡就在這裡買東西就好了！」
我點點頭，兩個人玩感應式的垃圾桶一遍又一遍，小的玩過了玩大的，把手靠近垃圾桶的蓋子，上面的小紅燈閃呀閃，不曉得是否和電力有關，有的垃圾桶反應很快，碰地一響，蓋子就打開了；有的則很優雅，輕輕緩緩像張開手掌預備承接，好像丟垃圾也有細緻的動作。不管垃圾桶打開的速度是快是慢，都讓我們隨之哈哈大笑，張開蓋子的垃圾桶也咧嘴似的，陪著我們樂不可支。
怎麼土里瓜幾似的，我們並不是頭一回見過這種「科學」的玩意兒啊！
濫情一點的話，要說這裡就是「江湖上傳說中的夢幻日本超市」…
我的心，像是準備進入可以停泊的港灣，跳動頻率加快，卻也開始隨腳步與視線所及，逐漸安靜下來。
原來是這裡。
我的天堂。
幾乎和日本差不多的擺設方式和位置，大部分來自日本的「原裝」商品(可曉得別處的明治牛奶是泰國製的？)以及「熟悉」的日語。
「是日本人呢！」孩子說。
真是夠大驚小怪的了，我提醒他：「你學校班上就有日本同學，不是嗎？」
日本同學很少說日語，他回答，同學是說英語的日本人。
決定先「繞場一周」，好好欣賞一番。
啊，連蔬菜水果和生鮮魚肉都有原裝進口，這實實在在是「感動」了啊！
雖然價格並不令人動心，應該是「寒心」，感動的是店主人甘冒可能因滯銷而腐壞的「危險」，「供應」如此「高檔」的食材。
我會這麼想，大概由於在新加坡的一般超市被「隨機供貨」而吃憋怕了，於是理出了心得：這是個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消費習慣是「便宜就好」，願意砸銀子也未必買得到想買的商品。一切仰賴進口，一旦貨源短缺，沒有就是沒有。
比如今日在某市場突然發現出售牛腩，下一回不一定買得到。孩子想吃白帶魚，怎麼就是找不到，哪天突然發現了，那興奮簡直覺得可憐。
本地有一種形狀像釋迦，味道似芭樂的水果叫「紅毛榴槤」，和異味撲鼻的榴槤一點關係也沒有，可能外形有突出的果皮，又是洋人(紅毛)的品種吧。台灣親友來訪，想讓他們嚐嚐新鮮，平時常見的紅毛榴槤果汁，在我跑到第三家超市，再度聽說「缺貨」之後，終於只好放棄。
為了買果汁尋尋覓覓，其他就更不必說了。
結論是：不能先擬定菜單，要看超市老闆給你什麼貨色，否則就會不安以至於懊惱，甚至產生「怨念」，作出「非買到不可」，「極度想吃」的自我折磨行為，最後痛苦不堪，完全為物質之慾望所奴役。
還有，絕對不可「想當然爾」，以為此地華人占人口總數超過百分之七十，就能夠買得到「非常普通」的華人食物，比如：新鮮的海帶(不是乾貨)、瓜子(不是葵花子)、青葱(不是蒜苗)，難怪孩子好幾次沮喪地問我：「新加坡是亞洲嗎？」
親愛的孩子，我們在亞洲的邊邊…
被我過度美化了的日本超市，即使也是「隨機供貨」，總令人感到安心。
難道，「日本製」就是某種意識形態上的「品質保證」？
寧可以較高的金錢，換取較和善的服務態度與貨物品質，不會被魯莽相對，不必擔心發愁，這也許是台灣文化裡浸潤了日本文化，無形中習慣了，也更認可「原汁原味」的日本消費模式。
超市裡「繞場一周」，驚喜連連，和孩子各提著一個採購籃，冷凍的可樂餅、鮭魚子、可爾必思、茶泡飯粉，還有納豆。
「你敢吃納豆？」
印象中，孩子從來沒吃過納豆。
「納豆加醬油，淋在熱騰騰的白米飯上…」，他比手畫腳，根本是「蠟筆小新」裡學來的動作。
「可是，納豆的味道很怪，連日本人有的都不敢吃…」
在「櫻桃小丸子」卡通裡看過，世界上的人類有兩種，愛吃納豆的，和討厭納豆的。
「我是屬於愛吃納豆的。」
「你不敢吃的啦，你連cheese 都不喜歡，味噌湯也很少喝，怎麼會愛吃納豆？」
「我喜歡納豆。」他斬釘截鐵地說。
滿載而歸之前，要以美食畫下美麗的句點。
我不會因為一碗蚵仔麵線而在口腹之外充實滿足；而日本超市旁，名叫「Tampopo」(蒲公英)的拉麵店，卻吸引我毫不猶豫要走進去吃上一頓。
伊丹十三的電影「Tampopo」浮現腦海，那為了煮一碗道地美味的拉麵的虔誠，把平凡無奇的常民食物變成精神與情感的寄託，包圍著我，幻想著主廚是否也像影片中的人物，認真地對待他的客人。結果我並沒有失望。(然而，並非所有本地的日本餐廳都水準一致)。
第二天，孩子依樣畫葫蘆吃了納豆醬油飯，一碗沒吃完，就說吃飽了。

親愛的K，這封信寫了好久好久，過程中發生了許多的事。而今，櫻花早已凋謝，綠葉成蔭，是菖蒲和紫陽花的季節了。
納豆，還在我的冰箱裡。

溥心畬的誤會

(傳)〔宋〕李公麟「麗人行」圖卷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陳之初先生(1911-1983)「香雪莊」舊藏的一些畫作與文物，將於2007年5月3日起至9月23日，配合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亞洲之美」特展與觀眾相見。
這次展出的香雪莊舊藏品中，前清「舊王孫」畫家溥心畬(1896-1963)的一幅手卷特別吸引我的注意。
溥儒，字心畬，是清朝道光皇帝的曾孫；咸豐皇帝異母之弟，叱吒於晚清政壇的恭親王奕訢的孫子；末代皇帝溥儀的堂兄。現今北京著名景點「恭王府」，便是溥心畬出生及成長的府邸。
香雪莊收藏的溥心畬「臨李公麟麗人行圖」是一幅設色精美的絹本畫卷，畫的是八位身著唐代服飾的男女(其中一位懷抱一個女童)騎馬出行的場面。由題目可知，這幅畫是臨摹北宋畫家李公麟(約1041-1106)的「麗人行圖」。在畫面尾端，溥心畬題了詩句：「雪幰雲旗胡馬肥，漢家千里送明妃。珮環委地生秋草，朔雪南來無處歸。」解釋他所畫的是旌旗飄揚，浩浩蕩蕩的漢家軍馬護送王昭君出塞和親的故事。
然而，應陳之初先生邀請，在這幅畫後題跋的饒宗頤教授卻不認同畫家對自己作品的詮釋。饒教授轉引借用了杜甫〈麗人行〉的詩句，題詩道：「請看近前丞相嗔，長安水邊屢揚塵。銀鉤妙筆工描繢，緞匹春蠶更可人。」「馳驅正是出宮門，秋草何曾塞日昏。老眼誤題堪絕倒，雲旗雪幰待重論。」又補充說：「心畬摹寫李公麟麗人行圖，乃工麗絕倫。伯時原物尚存故宮，可以覆按，而王孫題句作明妃出塞，蓋出一時誤記也。」饒教授認為：溥心畬臨摹李公麟(字伯時)的「麗人行圖」，李公麟的畫作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內容畫的不是溥心畬說的昭君出塞，而是諷刺楊貴妃姐妹專擅濫權的故事。
溥心畬誤會了。
溥心畬為什麼誤會呢？
溥心畬身為皇族，經眼和收藏的名家逸品不勝枚舉，照理說不至於欠缺對於畫作意涵的基本常識。「麗人行」的畫題，源於杜甫〈麗人行〉詩：「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在大好春光中騎馬出遊的，正是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和秦國夫人。
這一幅典雅細緻的「臨李公麟麗人行圖」，與台北故宮博物院題名為李公麟畫，推斷為南宋或其後的摹本「麗人行圖」相比，不僅唯妙唯肖，而且淡雅清新，沒有一番長期臨摹的功夫，是難以完成的。我們甚且猜想：很可能溥心畬臨摹的作品，正是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那幅，而那幅作品上，明代書法家張文淵和錢溥清楚標誌了「麗人行」畫的就是楊貴妃故事。
難道溥心畬是想「自出新意，不襲古人」，創立對於畫作的獨特見解，推翻以往將「麗人行」的題目定義為楊貴妃故事的常規？
還是，果真如學識淵博的饒宗頤教授所指出的：「蓋出一時誤記」？
其實，翻開中國仕女畫的圖象檔案，歷史上的名女人最常入畫的，莫過於王昭君、楊貴妃，以及東漢末年在動亂中被俘擄至北方，被迫與胡人生子，後來又被曹操以重金贖回漢地的才女蔡文姬。
王昭君、楊貴妃、蔡文姬，三位命運迥然的女子，都以「騎馬出行」的形象流傳於世。現藏吉林省博物館，題名為張瑀的「文姬歸漢圖」，以及大阪市立美術館，畫家題為宮素然的「明妃出塞圖」，也在人馬旗幟的整體構圖方面如出一轍，使得學術界至今不能斷定畫題──是文姬？是昭君？還是…楊貴妃？
迷離、重疊與交錯的，不只是溥心畬筆下的楊貴妃與王昭君，我們所欣賞的畫中美人，究竟是誰？或者，「究竟是誰」重不重要？
走出深閨的畫中美人，還有不肯與帝王同座，甘願步行於後側的漢代班婕妤。而與班婕妤相反，大剌剌與衛靈公同車的寵妾南子，則讓孔子叨念著「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甚至還因為孔子與南子見面，讓子路老大不高興，孔夫子「對天發誓」(一說是「直言以告」)，表示自己絕無貪色妄念。孔子和南子的「八卦」，到了朱熹時還沒完沒了，朱子說：「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它。」聖人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難免有「出格」之事啊！
從溥心畬的誤會，我想到了古來中國女性與交通工具的有趣關係：能不能與君王同車？騎馬「和蕃」還是「踏春」？纏足的婦女如何行動？慈禧太后的汽車生日禮物，1940年代上海月份牌和印刷廣告中的美女與自行車……
逾越千年至今的麗人們一路行來，她們的身體與交通工具接觸，呈現了性別、道德、權力、慾望等等多姿多采的風貌。2007年5月10日晚間，我將以「
麗人行：走進中國女性美的時空」為題目，在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向您娓娓道來。

(本文之部分內容刊登於2007年5月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小津安二郎在昭南島

性格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簡單的說，就是人的況味。如果你不能傳達人的況味，你的工作等於白搭。這是一切藝術的目的。

──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 1903-1963)

1943年6月，小津安二郎以「陸軍報道部映画班」軍屬的身份，前往當時被日軍改名為「昭南島」的新加坡，那年十二月，他即將滿四十歲。從1927年開始拍攝「懺悔之刃」，十六年來總共導演了三十九部電影。

小津在昭南島的任務是為了他所屬的松竹電影公司拍攝戰爭影片，一部以緬甸戰線為主題的電影「遙遠的祖國」，那時昭南島已經落入日軍掌控一年多。

東京大學蓮實重彥教授研究指出：自從日軍在1943年5月阿圖島(Attu Island)全軍覆沒，太平洋海域已經受制於美國，小津的隨行人員冒著生命危險，途中船隻受到美軍攻擊，一度轉往菲律賓避難。眼見戰況慘烈，小津心知拍攝工作無法達成，被困在昭南島，反而「因禍得福」，在戰爭結束前大量觀賞了被日軍沒收的外國影片，尤其是美國的電影。

當時也在昭南島的小出英男，登錄了日軍占領時期存在於馬來和新加坡的電影標題，編著《南方演藝記》一書，書中除了美國電影之外，還有馬來、印度、中國、埃及等各國的電影──小津可能看過其中的哪些電影呢？

一般說來，研究小津的學者還是比較強調他所看過的美國電影。小津第一年就看了上百部美國電影，恐怕當時的日本導演中無人能出其右。具體的片子，包括John Ford的「驛馬車」(Stagecoach)、Alfred Hitchcock的「蝴蝶夢」(Rebecca)、Victor Fleming的「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以及Orson Welles的「大國民」( Citizen Kane )。蓮實重彥教授在《電影的狂人．小津的留白》裡引述小津的話說：「如果卓別林的電影得62分，『大國民』可以得85分。」傳聞看過「亂世佳人」的日本隨軍記者還讚嘆說：「難以戰勝製作這樣的電影的國家…」。

日本戰敗，小津當了六個月的俘虜，1946年2月，回到滿目瘡痍的東京。

佐藤忠男的《小津安二郎的藝術》出版於1971年，是日本第一部重要的小津研究專著。曾經是《東京物語》助理導演的小說家高橋治，著有《虛幻的新加坡》和《絢爛的影繪──小津安二郎》；和小津長期合作編劇的野田高梧，著有《小津安二郎集成》；以及小津的攝影師厚田雄春與蓮實重彦合著的「小津安二郎物語」等書中，都將小津在昭南島的兩年，視為凝聚他個人藝術風格的重要階段。

尋覓小津的「昭南島經驗」在他日後電影生涯中的印記，藉著「茶泡飯的滋味」裡從南洋回來的士兵之口，形容新加坡是個有趣的地方，棕櫚樹令人喜歡，天空清澈，他唱起了軍歌：「我兄弟首次外出，努力打擊敵人，他很勇敢，卻在戰爭中陣亡了。現在我介入，手裡捧著他的骨灰。在新加坡早晨的街道。兄弟們，看那平靜的藍色海洋，看那閃亮的南十字星。我們日以繼夜地驅散敵軍，我們一起看見出擊軍隊。」

不像黑澤明在電影「夢」中，戰後倖存的指揮官向不承認自己已經陣亡的全隊士兵鬼魂痛陳戰爭的愚昧與荒謬，說道：「他們說各位為國捐軀，你們卻死得毫無尊嚴…」，一場美其名為「光榮之役」，卻在連連自我安慰「玉碎」的破滅中付出生命，究竟所為何來？小津的電影裡沒有特別提出對戰爭的控訴，他仍然絮絮叨叨訴說著家庭裡的瑣事，只不過把戰前偏重的「父子關係」轉為戰後的「父女關係」，而且充滿著蹉跎女兒終身大事的焦慮，這反覆呈現的主題，以「簡靜」的運鏡手法，被恭維稱作「隱忍」美德的極致。

小津沒有直接對戰爭「交代」和「表態」，引得一些中國觀眾不滿，甚至因為劇中人吟誦效忠日本天皇的詩句而加以撻伐。將1990年黑澤明的「夢」和1963年就去世的小津加以比較，在時間的延續與思慮的沈澱上都有立足點不平等的問題。小津難道是劊子手的幫凶嗎？

1937年9月至1939年7月，下級軍官小津在中國大陸的日記後來被公開，田中真澄《小津安二郎與戰爭》裡收錄了小津的「陣中日誌」，其中記錄了一位中國婦人因為女兒被強奸而去找日軍部隊長理論，部隊長召集全員士兵詢問，沒有人承認犯下暴行。部隊長對老婦人說：「你要找的人不在這部隊。」老婦人正點頭，就被部隊長殺害。部隊長慢慢地擦拭刀，收回刀鞘裡。

眼見這一幕的小津，寫下「部隊長慢慢地擦拭刀，收回刀鞘裡」的小津，是否如同他的電影一樣，無聲地揭示了戰爭的殘酷？

假使不是「無聲」，搭配「軍艦進行曲」的小津最後一部電影「秋刀魚之味」，也受到不欣賞的觀眾詬病，指責小津對日本發動侵略毫無悔意。

我並非要為小津辯護，文學藝術作品與創作者能否承載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責任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秋刀魚之味」的尾聲，男主角在女兒出嫁後當天來到小酒館，酒館的女老闆要服務生為曾經擔任艦長的他播放「軍艦進行曲」。這支日本海軍的戰歌在電影中至少出現過三次。聽著「軍艦進行曲」，酒館裡另外兩位客人之一模仿大本營戰報說：「帝國海軍今天早晨5時30分在南方海上和敵人交戰。」另一位客人接著說：「結果戰敗了！」兩人相視而笑，重覆說著：「結果戰敗了！」男主角也偏過頭，朝他們倆笑了笑。

如果電影裡「早晨5時30分」的海上交戰不是隨口捏造，那或許就是指1945年4 月1 日的沖繩之役，那一刻，美國戰艦開始炮擊日本海軍，也正是那場戰役中，4月7日大和艦沈沒。

明明是戰敗了，為什麼還笑呢？是輕蔑？是嘲諷？是戲謔？還是無奈？

小津葬於鐮倉的圓覺寺，墓碑上只有深深鐫刻的一個漢字──「無」。碑側有漢詩：「君元天性佛心人，深搜庶民美與真。緣盡黯浮留不住，去遊三會龍華春。」像是歸結他一生的藝術成就，曾經在昭南島吸取國際電影養份的小津，終於「龍華三會」，得到彌勒菩薩降臨人間般的大徹悟，大解脫。而他想傳達的「人的況味」，則留待我們細細體會。

本文之部分內容刊登於2007年4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上下交錯的飛機雲

親愛的K

上次談到「詩意的棲居」，不知不覺偏離了重心，又抱怨起新加坡不佳的餐飲經驗和粗糙的服務水準來。
這個BLOG漸漸有新加坡的朋友來逛，他們自認有「怕輸」的心態(精神?)，我對新加坡的批評有時對本地人而言是大驚小怪，或是根本不重要的。
客居於此，本應「多看少說」，況且文化風俗不同，天下本無均一的價值觀。籠統說「愛之深，責之切」恐怕矯情，但實在我的初衷也不是為了指出自己不滿意的現象，我不是「有力人士」，再怎麼說也無法改變未能盡心的種種情況，例如招不到計程車的惡夢、買到品質很差的東西。最近，用了不到八個月的電子飯鍋壞了，當初因為曉得「便宜沒好貨」，已經挑了檔次比較高的菲利浦牌，大約是台幣三千多元，以我一星期未必使用超過兩次的頻率來算，這電子鍋的壽命未免太短太短，我至今用過的電子鍋有十年以上的時間，從來沒故障過。
這是怎麼搞的？完全沒反應的電子鍋，怎麼插電按開關，就是死了一樣。
去原來購買電子鍋的店家詢問，給了我一個地址，要我拿去修理。去那地區，搭計程車來回，送件和取件總共四趟，車錢足以再買一個鍋子。
這個消費時代，早沒有「永遠」，即使「長久」，也不再標榜。反正用過即扔，再買新的比修繕還方便。
心得是：在新加坡重新衡量「使用壽命」的長短概念，而且不必戀棧舊物。這裡的私家汽車都很新，因為維護不如五年一換。老舊建築物也是，保留整頓不如拆掉重建。於是想到身體健康，千萬要小心，沒有可更新置換的。
在吳祥輝的書《芬蘭經驗》自序裡讀到頗得我心的話：「這是二十一世紀一個台灣人寫回憶錄的新形式：用另外一個國家來寫自己一生最關心的事。」
我對新加坡生活的書寫也異曲同工，與其說我發牢騷，或是取他山之石以攻錯，不如更願意藉著書寫來認識自己生長過、經歷過的地方。什麼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什麼是我始終堅持的價值？在必須循守教化與禮貌的社會規範下，什麼是我真正或願意分享的歡欣與憤怒？
也就是說，這是以異鄉空間中的個體為審視對象，認清自我的某種方式。
我刻意沒有帶教學之外的書籍，除了已經答應撰寫的論文之餘的學術研究資料一概不在此地。放空了的我，直接面對沒有其他關係與身份牽扯的，活生生的自己。
我借閱了學校的電影DVD和社區圖書館的小說，像是補充過去十年失落的養份與滋潤似的，沈浸其中，享受各個非現實世界的豐饒多彩。
書寫真讓我重新找到生存的意義，寫不必送人評審，不必等待合格之後才能出版的文字，沒有退稿的發表真是自由得讓人感謝和感動啊！
看見扭曲的心靈和壓抑的個性得到了舒展，我對上蒼感恩，讓我還有情緒的出口。
那麼，我的個人感受是強於對一個地區的喜惡，我只管寫，不吐不快。
平撫我，振奮我的文字，以其莫名的魔力。是文字傳達了思考？還是思考帶動了文字？總之，我能做的，只是在「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的情境之下，任憑神明或造物者一笑，以文字逐步趨近我想表達的意念而已。
儒家和道家所關懷的課題，猶如天空中兩道交錯的飛機雲。在地面仰觀的我們，以為兩道飛機雲交錯於一點，實則兩雲是在不同的層次，各自經歷各自的翱翔。
我想趨近的，關於新加坡日子的體會，也是經常上下交錯，驢頭不對馬嘴，任意流動飄浮，消散與凝聚，在我無力控制後隨緣呈現。

詩意地棲居

充滿勞績，但人詩意地，
棲居在這片大地上
Full of merit, yet poetically, man
Dwells on this earth.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對賀德林 ( Friedrich Hőderlin, 1770-1843)的這段詩句做過深刻而充滿哲思的分析，批判了世人對於詩的庸俗功能性評估，探索詩之本質，以及人存在於天地間的終極意義。
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對於海德格的藝術觀點，我是欽佩而無須多贊一詞的。我想說的，不是補充海德格「棲居於詩意」的理想層次，而是人如何可能「像一首詩似的」活著，活在一個「詩意」的空間。
活在一個「詩意」的空間，也就是軀體不只是放置在實存的物理定點，一個遮風蔽雨的庇護所，而是那個空間還必須具備可感知的「氛圍」，用受到海德格影響的建築現象學學者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26-2000）的語彙說，叫做「場所精神」(The spirit of place)。
「場所精神」的概念來源於古羅馬，根據古羅馬人的信仰，每一個獨立的本體都有自己的靈魂，「守護神靈」賦予人和場所生命，同時也決定他們的特性與本質。因此，古代的人認為和生活場所的神靈妥協是生存的重點。
即使我們今日不必再牽就「神靈」存在與否的爭論，我們仍然相信，建築是場所精神形象化的人為空間，「賦予人一個『存在的立足點』」。我們棲居於建築中，辨識與認同建築所在的環境。
「我棲居故我存在」，我存在於新加坡，不再以旅人的眼光享受與台北相異的場所精神，藉以轉換心情。當我認真觀察這個島國，不禁重新想起「詩意地棲居」的涵義，並且希望找尋或理解新加坡的場所精神。
我所關心的場所精神包括自然地景、空間感、建築外觀和室內陳設等等，「製造」、「設計」者固然對於場所精神的形成責無旁貸，這裡我比較想從接觸場所「使用者」或「經營者」的經驗，談談我的心得。
先說「場所精神」的「精神」。我的學生時代雖然沒趕上孔德成、臺靜農諸位太老師輩風流人物的聚餐盛況，輾轉從老師口中聽得及學得品鑑菜肴的「精神」。菜肴的「精神」不僅是表面的色、香、味，還蘊含著烹調者的氣質與誠意。日本的美食節目喜歡以「廚師的愛心」來形容，把顧客當成衷情取悅的對象，製作出視覺與味覺都讓人感動，食物在口腔咀嚼，擴散於味蕾，經過食道通往胃腸，湧現「幸福的滿足感」─完美的用餐，大概就是這種「超凡入聖」的境界吧。
生理的口腹需求上昇至「品味」的層級，新加坡的傳播媒體沈浸於報導「獅城風味菜」，是否也讓消費者如我，在「按圖索驥」後「不虛此行」呢？
我不必一一指出曾經失望的次數和地點，也不想責怪媒體「報導不實」。我知道其中自有「變數」。任職台灣媒體的朋友告訴我，一般顧客未必能吃到著名餐廳主廚親自調理的食材，「酒香不怕巷子深」，有些「美食家」私藏的館子，為了擔心門庭若市之後走味，根本是「密而不宣」的。
因此，可以追究的，姑且不論美味精粗，籠統說是「服務品質」。
新加坡居民超過一半以上住在政府組屋，組屋區比私人公寓還鮮明的群居性格，顯示於熟食中心的飲食習慣。我並非輕視熟食中心，不過有時真不想在熙來攘往，吵吵鬧鬧，經常必須和陌生人同桌的情況下匆匆吃飯。
我想在不管吃得多麼慢，坐得多麼久的地方，沒有人催趕我的空間，安安心心，說話、吃飯。
我曉得應該去「有門面」的餐廳，平常對金錢沒什麼概念的我，在朋友來訪新加坡時，才意識到自己的飲食開銷竟然相當可觀，說「奢侈」一點也不為過。新加坡的國民平均所得比台灣高，生活消費比較貴也情有可原，然而，衡量不輸給東京和首爾的餐廳花費，再看看所獲得的服務品質，實在是不值得的多。
就說五星級大酒店內，名列「在新加坡非吃不可」的海南雞飯，一客海南雞飯加上百分之十的服務費和百分之五的消費稅，相當於新台幣四百多元，真的有那麼好吃嗎？各人的口味有別，不予置評。倒是塑膠製的餐具，讓我只想以「南洋風情」搪塞之。
可不可以不要再用一看就明白品質很差的塑膠餐具？
在能夠望見對岸馬來西亞夜景的海邊餐廳，想當然爾，這絕佳的地理位置和帆船俱樂部的招牌，餐點一定所費不貲。結果上菜時所附的餐具不但是塑膠製，而且和熟食中心沒有兩樣，塑膠筷子不但不同顏色，湊不成一雙，甚至還是濕淋淋的！
喚來服務生，他正好送餐點來，把餐點摔往桌上，問我有什麼事？
在結帳時，我那股不甘願的怨氣就會轉為懊惱，我經常想：新加坡的百姓真的是「順民」啊！否則就是我自投羅網，要去專門給外國人吃喝的場所，品嘗以為能夠滋潤心靈的氛圍，耗損天真的「詩情畫意」。
我棲居著，想到為了吃一頓好飯而備感勞績。
賀德林還有詩：
「如果生活純屬勞累，
　人還能舉目仰望說：
　我也甘於存在嗎？」
他的答案是斬釘截鐵的「是的！」
目前的我，只停留在那最後的問號。

今是昨非

繼續嘲弄我愚昧的過去吧。難堪與憤怒都無所謂了，我已經不知道還能相信什麼。
無力感。
如果說性功能衰弱的男人是力不從心，我連心也沒有了。意志上的不舉。曾經有過的昂揚激越，不是一盆冷水，不是一鼻子灰，而是整個的
軟掉了。
他們要你軟趴趴的，他們要的是一隻軟趴趴的，主人來時搖尾乞憐的狗。
他們要當你的主人。
你不舉的意志被他們操弄，你不能想太多。即使強行顛倒了你，你還以為能夠為道德良心做人工呼吸，你急切搶救，殊不知正被奸淫著你的吻。
從街頭回來，你問S：「我們這樣，然後呢？」
S沒有回答，關起門來自瀆吧，他說，反正是消耗精力。
他說著「圍城」時的種種，你想起家人口裡說著不要去人潮中湊熱鬧，晚飯後卻一哄而散，各自呼朋引伴走向同一地點。
怎麼會是紅色？那樣懂得顏色隱喻的人，選了意義極易被區解的紅。
一場集體大戲，指揮群眾的行動演出。
投入的人們，以為不信東風喚不回。
而今才曉得，我已經沒有國家可以愛了。
雪地上苦戀的問號，變成了模糊的巨大足印，我走過，熱烈過，冰霜覆蓋也屢仆屢起。
「永遠的左派」，詩人說。穿過他眼神的平原麥田，我真希望聽錯了，那微弱卻悠長的一聲嘆息。
等是有家歸不得，杜鵑休向耳邊啼。
你聽到他們說，不要講人家聽不懂的話。
向上提昇，根都腐爛了，還能生長嗎？
短視近利，資本主義社會都是一樣，但起碼要給自甘吃虧奉獻的人一點敬意。
你不是要爭地位，不能尊重自己的人，不曉得自己可以有尊嚴的人，談何對待別人？
知道自己的「不知道」猶可活。
「不知道」自己的「不知道」，死路一條。
舊的神像倒下了，熔化了，難道不會有新的神像？
神像本身無過，造神的人和強迫別人信神拜神的教條不銷毀，清理乾淨了就沒事了嗎？
搗爛歷史的痕跡，就可以徹底「今是昨非」嗎？
過去種種，皆如昨日死。
今日種種，媲如今日生。
只是，新生出的，是血肉精氣，還是腫瘤結石？
沒有風骨，沒有品格的話，什麼大師也跟下三濫沒兩樣。
不容青史盡成灰。
寧可去勢，也不要被霸權逼出被踐踏的精液。

新加坡人的5C

在電影” Singapore Dream”(中譯「美滿人生」)裡，知道了新加坡人的「5C」──
Cash(鈔票)、Credit Card(信用卡)、Car(汽車) 、Condominium(公寓)和Country Club (Membership)(鄉村俱樂部的會員資格)。擁有這五個C猶如新加坡人追求的美好生活，象徵社會地位的高尚與事業的飛黃騰達。
電影中男主角發了橫財，五個C唾手可得，彷彿可以從此平步青雲，麻雀變鳳凰。偏偏就在他去鄉村俱樂部申請會員資格時不幸突發心臟病，驟然一命嗚呼，無福消受的五個C之外，只剩得第六個意外降臨的C: Coffin(棺材)。
編劇極其諷刺地安排了戲中人的命運與現實，無論此生是否能夠「五C俱全」，最後都必得躺進那第六個C裡，落個兩手空空。
我想起台灣人也有「五子登科」之說：銀子、車子、房子、妻子、兒子。
「五子登科」和「5C」擺明了就是人生理所當然似的慾望。所謂的「成功」，就是不必再為求取「5C」而煩惱嗎？所謂的「幸福」，就是在十年之後過著十年前自己所期許與預想的生活嗎？
環視我的周邊以及我自己，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經算是「五子登科」，缺了幾個「子」的，並非沒有經濟能力或是結婚生育條件，而是自由選擇的結果，所以經常理直氣理地說「五子登科」不能視為人生的全部。相較於那些非常努力認真地以「5C」為目標，想因此活有尊嚴，被敬重的人們，我怎麼看待他們的慾求呢？
「還應該有什麼」，我總以為。
喬爾．克特金（Joel Kotkin）在《城市的歷史》(The City：A Global History)中，引述李光耀的一位官員說：「給了他們一座乾淨的城市，現代的舒適設備和強大的經濟後，我們現在在想，要給他們什麼樣的文化。」
即使「五子登科」或「5C」的項目沒有達成，老老實實活著的人，也可以在文化中得到滿足，這是政府「給」得了的文化嗎？受到政府主導或宣揚的「文化」就活潑躍動了嗎？
我衷心期待新加坡除了做為文化，尤其是商業文化產品的「消費者」，也能做「生產者」，像電影” Singapore Dream”一樣，在我往來飛行的途中，讓我看見新加坡人的夢與理想。

人間愛晚晴

三月十二日，記去年晚晴園之遊

「夕陽憐芳草，人間愛晚晴」──李商隱

我們新加坡人還在紀念你們的國父，你們的國父卻在歷史課本裡消逝了。

1900年，孫中山第一次造訪新加坡，被英國殖民地政府拘捕，幸而得到在香港求學時的同窗林文慶營救而釋放，被判五年不得入境新加坡。
1906年，孫中山第三度抵達新加坡，住在張永福為其母親安享晚年而建的「晚晴園」，(大人路12號，http://www.wanqingyuan.com.sg/index.html)，並以晚晴園為會所，成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
1908年，牛車水梨春園大戲院演出「荊軻刺秦王」，半場時黃興、胡漢民、汪精衛出場演說，鼓舞革命。
1911年4月27日（農曆三月廿九日），在黃興率領之下發動廣州起義，中藥店「余仁生」店主人余東璇的堂弟余東雄於戰役中犧牲，為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

原來，在推翻一個被集權腐蝕的政權的過程中，革命者的魂魄和血液裡，也有來自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涓涓滴滴。
你們的先祖，在那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中，並沒有袖手旁觀。出錢出力出命，那是你們的驕傲，你們的光榮！
晚晴園令人感動和感慨的，便是以南洋為避風港或根據地的，被人淡忘的過去。
我並不要強調或刻意誇大你們的先祖和當前哪一個國家或政黨的密切關係，先人之血，已經開過自由之花，那不是僅僅為了成就一個英雄孫中山，而是成就一個時代，一個理想。
我不要過度高估那場戰役的勝利之偉大。但它的確造就了亞洲第一個號稱自由民主的共和國。讓新的曙光昇起照耀於頹萎的中國大地，你們的先祖，也曾經見證過，雀躍過，心生希望過。

而今，革命成功了，理想實現了嗎？還是，同志不再努力，墮落沈淪？

後記：
初訪「晚晴園」時，遊客稀疏，許多新加坡人也不曉得有此史蹟。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晚晴園」重新裝修後開放，暫時免收門票，並舉辦多場文化活動，一時門庭若市，創下到訪人數高峰。

市井的笑聲

為了學習韓語，2002年我在首爾時經常看電視。
一天晚上無意間轉到播放電影的頻道，正在放映的電影很特別，乍聽之下是英語，對話間卻夾雜著華語和方言。
我看了將近五分鐘，沒看懂劇情，螢幕上的韓文字幕來不及讀，於是趴在電視前面仔細端詳影片本來附的中英文字幕──啊，新加坡也有人拍電影哪？
這算是我的新加坡「啟蒙電影」吧。”Chicken rice war”，後來曉得中文片名是「雞緣巧合」。
韓語班上有一位在新加坡長大的同學，第二天上課時遇見她，告訴她電視播出新加坡電影。她聽了片名，說：那部電影中的某個角色是她叔叔。她的父親是香港人，後來移居新加坡。
新加坡人很少吧？怎麼那麼容易遇見沾親帶故的人？
回到台灣，電視反覆播映過梁智強導演的「小孩不笨」。講述學生課業負擔和升學壓力的影片，讓人恍然，原來新加坡也有教育的問題啊？
也許是我孤陋寡聞，否則就是新加坡的「國家品牌形象」在國際市場上經營得太好了，未在新加坡長住之前，只曉得新加坡是亞洲(或是號稱世界)的「購物天堂」，小島國家衝勁十足，二十多年的努力，就躍居亞洲四小龍之一。住在這樣美好的南洋樂園，人人豐衣足食，還會有什麼不滿？還會有什麼委屈的呢？
比起其他動輒大手筆的巨資巨星巨製，新加坡的電影只能算是小品，內容圍繞平民百姓的生活、煩惱和希望。故事情節簡單，人物之間的衝突矛盾也不強，連大奸大惡、心狠手辣的所謂「壞人」也很少見，有一種天真樸實的氣質。畫面的處理沒有花俏的技巧，有時覺得那樣敘事和運鏡的方式更像拍電視單元劇。
相較於陳子謙的冷峻疏離，邱金海的淡淡傷懷，梁智強以幽默自嘲手法見長。老少咸宜的喜劇故事具有娛樂效果，容易親近，「小孩不笨」之類的親子題材在亞洲受歡迎無庸置疑。
然而，在熱熱鬧鬧的玩笑之外，不熟悉新加坡情況的外國人其實很難真正抓得住梁智強電影裡的「笑點」。
「幸福的理由只有一種，不幸的原因卻千差萬別」，這個說法假如換成「好笑的理由只有一種，悲傷的原因卻千差萬別」，未必能成立。
王國維將humor翻譯成音譯的「歐穆亞」，令人不知所云；同樣是音譯，林語堂的「幽默」一詞沿用至今，幸而有親身實踐的文章支持，否則「幽默」字面的涵意「寂靜」、「深沈」，恰恰是無聲的，連會心微笑也談不上。
「幽默」、「風趣」、「詼諧」、「好笑」，無論我們用什麼語詞形容，都深深牽繫著文化的底蘊與脈動。我從來不覺得把蛋糕砸在別人臉上，或是當頭澆下一盆水的狼狽模樣有什麼趣味，如果說肢體動作的誇張和捉弄是「西方式」的幽默，像卓別林的電影；妙於操弄語言的諧音和誤解，大概可以視為「東方式」的幽默。周星馳的喜劇片便兼備了「動作」和「語言」二者，而梁智強的電影，或是說沒有武俠片和武打劇情為基礎的新加坡電影，便顯得肢體含蓄得多。
越是借助語言的威力，越需要有理解個中「言外之意」的基礎，才能笑得出來。尤其是充滿地域色彩的內容，不是「身在此山中」，是不能「識廬山真面目」的。在描述適婚年齡的影片「I Do I Do」裡，三位男士為了接近「紅毛」(西洋)女教師而去當她英語補習班的學生，三歲小童琅琅上口的「識字訣」：A for apple, B for bird 被改成新加坡的地鐵站名：A for Aljunied, B for Bishan，這種本土化的表現方式對不明究理的外國觀眾就造成欣賞的隔閡，更別提電影「那個不夠」裡委婉的性暗示、「突然發財」裡有闗中馬票的奇思異想白日夢，長串新加坡式英語的「有聽沒有懂」。
即使如此，我們感受到了編劇運用鮮活靈巧的語言，重新拆卸組合語詞原有的意義，賦予本土化詮譯的獨到之處。華語、英語和馬來語、方言大混雜的眼花撩亂，七嘴八舌，和新加坡的花草樹木一樣，充滿了蓬勃的生命氣息。
「這就是新加坡！」在看「我在政府部門的日子」時，終於懂得哪裡好笑，甚至笑中帶淚。諷刺與寫實，無奈與不平，好像我也成為了市井的一份子。我也才懂得，反觀許多努力打入國際市場，登上世界舞台的電影，被批評成「拍給外國人看」的異國風情，還不如先在自己的土地上渲染笑聲哩！

後記：本文的部分內容刊登於2007年3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林黛玉修指甲

「像妳這樣林黛玉一樣的小姐，一定指甲要修得美美的啦！」
就衝著這句話，我走進購物商場裡一間小小的指甲美容沙龍。
不是因為灌我迷湯，說我像林黛玉，而是好奇新加坡人認識或以為的「林黛玉」究竟是什麼形象。
我不但一點也不想像林黛玉一樣，也從來沒有欣賞過林黛玉，說我像林黛玉，簡直不是恭維。那位站在門口儼然「店長」似的婦人說得那麼自然，好像大家都公認林黛玉是個美人，可以隨便拿來當誇讚的名詞。
沒有預備修指甲，坐定之後，先詢問要花多少時間和多少銀子。一邊問，一邊環顧四周，以價錢衡量，雖然比我在台北101大樓裡接受過服務的美容沙龍便宜，一分錢，一分貨，不能相提並論，但想想既然是日常必需品之餘的額外消費，我還寧可當它是奢侈的享受，做為慰勞自己努力工作的犒賞。
在新的環境裡多方嘗試，總需要有勇於冒險和體會失敗的心理準備，明明曉得這一坐下來，過程和結果不會滿意，我還是把自己當白老鼠，親身遭遇一下新加坡女性如何經營生意和服務顧客。
果然不出所料，商家首先以折扣吸引人。修手指甲、腳趾甲，包括塗蒄丹，以及美容蠟手部護理，總共三項服務是一套價格。我說只要修手指甲就好，今天穿了平底鞋，修腳趾甲再塗蒄丹，要是時間不夠長，指甲油乾不了，穿不得鞋，豈不白費工夫。
「店長」鼓動消費者想占便宜的心理，拿起計算機敲敲按按，告訴我三項服務其實只收兩項的錢，到某月某日為止，距離今天不到一個禮拜，這「買二送一」的優惠就會取消。
「買二送一」送的，是美容蠟手部護理。我曾經在台北看過，就是把據說加了什麼美容成份的蠟融解，將手伸進融解的液體蠟裡，等蠟附著在皮膚表面之後伸出，室溫狀態下大約十五分鐘，蠟便會自然凝固，最後把凝固的蠟剝除。
「這樣有什麼效果呢？」我望著那一鍋粉橘色半透明的液體問。
「店長」說：「就是能讓妳的手變美美的啦！」
我說不想做。
「那是送妳的啦！反正是免費的。」她說。

似曾相識，同樣的一句話，我在幾天前另一家商場的小吃攤聽過。
買了麵打包帶走，本地的人在你點餐後會問你：「吃？」「吃嗎？」
點餐當然是要吃，這問話的意思是：你要在這裡吃？還是帶走？帶走的「專有用詞」是「包」。
我在學校組屋區附近的攤子「包」過一次叉燒飯，那才果真是「包」。把飯和叉燒肉倒在牛皮紙上，淋上醬油滷汁，然後上下左右的紙對摺包起來，外套橡皮筋。讓我想起小時候買回家的燒餅油條是用報紙包著，回家還可以邊吃邊看，而且不能在外頭耽擱太久，否則報紙吸足了燒餅油條的油份，兩面字跡互相滲透就不容易閱讀了。
話說我打包麵帶走的小吃攤主人，服務真是周到，我見他把麵倒進塑膠碗，蓋上塑膠扣蓋，正要放入免洗餐具，便說：「餐具不用。」
他還是把免洗竹筷和塑膠湯匙順手扔進塑膠提袋裡，我再說了一遍：「餐具不用」。
「沒有妳怎麼吃呢？」他把提袋交給我。
「我家裡有。」為了儘量節約資源和支持環境保育，我寧可用家裡的餐具。我接過提袋，把免洗餐具拿出來還給他。
他竟然堅持，又把免洗餐具放回提袋裡，說：「那是送妳的啦！反正是免費的。」
免費的我也不要。
他聽了，改口說：「其實妳付的錢裡面，已經包含了這些筷子和湯匙了！」
怎麼有這麼坦率可愛的商人？
從來不曾碰過商人可惜顧客沒有享盡他們「應得」的待遇，這位新加坡的小生意人還說：「就算妳不拿，我也不會把餐具的錢退還給妳。」
好複雜的一筆帳啊！
我再把免洗餐具拿出來還給他，搖搖手說：「沒關係的。」

美容沙龍的「店長」見我遲疑，說：「妳現在不做可惜的啦，以後妳要做，要付十幾二十多塊哩！」
「盛情難卻」，既來之，則安之，就順勢而行了。
液體美容蠟溫溫熱熱的，像敷了熱毛巾。
「會不會太燒？」服務的女士自稱叫Betty，聽口音不像本地人，卻學著本地人把「熱」、「燙」說成福建話的用字─「燒」。
我問她塗這種美容蠟有什麼作用？
「這個嘛…」Betty想了想，說：「這東西熱呼呼的，包在手上，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唄。」
果然被我料到，是中國來的女子，有膽識。
誰會花十幾二十多塊新幣去促進半截手臂的「血液循環」哪？可是她畢竟還掰出了一點自認有道理的玩意兒，比起「店長」完全打馬虎眼兒，有些微「誠意」了！
難道就不能隨便說說「去角質」啦、「美白」啦、「溫和除毛」啦之類唬人的「療效」嗎？
新加坡人不是「笨」，是「老實」，老實到不懂得想唬人的話。
似乎顧客也並不斤斤計較，旁邊有一位聽說是受訓期間的空中小姐就很開心地接受免費「血液循環」的服務，一邊輕輕地抱怨航空公司對於指甲油顏色的規定。
我從時尚雜誌裡抬起頭來，看見Betty把我的手指甲剪得又方又短，還拿剉刀磨啊磨，我不是小學生，我是你們媲美的「林黛玉」哪！怎麼指甲的形狀變成這副德性呢？
欲哭無淚，誰能要求才學過三個星期的「美甲師」提供專業水準的成品呢？
我阻止她再繼續修磨下去，我的指甲已經快要和指肉相齊了。
Betty說：「可是這樣沒有平。」
我的天，原來她一直磨個不停，就是因為想把左右的長度修平哪，這恐怖的「求好心切」，加上技巧不足，於是我可憐的指甲就光禿禿有如心理不安者拼命啃咬發洩的慘狀了。
「妳要『油』什麼顏色？」她問。
我只想逃回到我的大觀園。
怪不得晴雯和寶玉生離死別之際，「將左指上兩根蔥管一般的指甲齊根鉸下」，送予寶玉當做睹物思人的紀念，可憐的黛玉已經沒有像樣的指甲了。

二二八

許多年前的某一日，我們知道了二月二十八日是個晦暗的日子。被解開的禁忌，告訴我們從前發生過的殘酷惡劣壓迫屠害。寒蟬嗡嗡作響，叫著討回公道。
許多年前的某一日，我們被通知二月二十八日是個國定假日。自從實施周休二日之後，所謂的「國定假日」大量減少，說是「只紀念不放假」。什麼「紀念」，日子的意義從歷史課本上消失之後，索性「紀念」也不必了。平白突然多了一個既紀念又放假的日子，毋寧還是歡迎者居多，強調族群和諧，也不大會有反對的理由。
族群和諧，藉著勾起過去摩擦過、欺凌過的記憶，是反省？還是翻舊帳？
歷史的舊帳永遠算不完，背負著汙穢歷史債務的政黨，再怎麼鞠躬道歉，噙淚致哀，傷口的瘡疤也不可能撫平於無形的。
每年的這一天，是要重新審視這個疤痕？還是乾脆眼不見為淨？
如果歷史只是告訴我們過去曾經犯的錯，像魯迅在〈狂人日記〉裡描述的，狂人發覺自己身上也流著數千年吃人者遺傳的血液，於是深深自我嫌惡。如果歷史只是告訴我們過去曾經受過的苦楚，加害者的認錯又於事何補？何況，加害者如今也大都一坏黃土，向誰去控訴求償？
要在歷史裡尋找公平正義，以為天道好還，畢竟是痴人說夢。
受難者的哭泣是填不滿的黑洞，誰能安慰？誰能救助？
仇恨報復，就中了小人的圈套，只會讓所有相關與不相干的人們一再彼此切割撕裂，你死我活，得到的又是什麼？
這個世間，早就是向利益看齊，向安樂投靠的時代，年輕人早就厭煩什麼歷史不歷史。是非功過，轉頭成空，什麼二二八，大人好天真，自己要悔改，叫小孩子記得幹嘛？

拜菩薩

新春期間，總想到寺廟裡參拜祈福，好像這麼做才安心，才像過年的儀式。
近幾年只要在台北過年，都會隨母親去禮佛頌經，是除了吃喝玩耍，新年裡要緊的「正經事」。新加坡的觀音堂香火鼎盛，一定信眾滿盈，就不去共襄盛舉了。大年初二在家磨磨蹭蹭，下午終於和孩子選定去天福宮，供奉媽祖的百年以上古蹟。
丹戎巴葛( Tanjong Pagar)是老城區，一整排兩三層洋樓式的長屋建築，結合了馬來式「重門」──大門外還有兩扇護欄式的小矮門(pintu pagar)，以及中國南方的騎樓、屋簷有陶製的瓦當，二樓的外牆彩繪浮雕麒麟、四季平安花等吉祥圖案，或是直接雕著萬事如意的吉祥文字。陳舊的氣味裡開設的是各種pub、spa中心，電腦公司、印刷行號，丹戎巴葛路上還有一段婚紗攝影街，彷彿有無數被人遺忘的故事被新的店招覆蓋著。
旅遊手冊上告訴我，天福宮靠近丹戎巴葛區，儘管不是第一次造訪這個地段，我仍然充滿了初來乍到的新鮮，流連在老屋群中，差點兒忘了此行目的是參拜。
果然，耽誤了不少時間，進到天福宮，剛剛把雨傘擱下，就聽見工作人員催促：「要關門了！」
不到五點鐘哪。
我總以為只有深山裡的寺院，或像是日本的建長寺、圓覺寺之類位於鐮倉山間的廟宇，才會在下午四點半就關門。不知道為何有這種錯覺，心想和尚要下班回東京的家裡，日本有的宗派僧人可以娶妻生子，兒子還能繼承父業，建長寺和圓覺寺是禪宗(臨濟宗?)，應該沒有這種世俗人的「優惠」(「麻煩」？)。總之，城市裡的寺廟我比較熟悉的是台北的行天宮，即使為了環保的好理由，不能焚燒香紙，行天宮的「營業時間」(抱歉用這樣粗俗的字眼)可是「夜晚照常服務」啊！大概至少到十點鐘沒問題吧，否則一般工作日時，職場下班的善男信女怎麼尋求神靈的慰祐呢？
也可能是過年期間廟宇的工作人員需要回家團聚，提前「打烊」吧？這其實也不符合「經濟效益」，過年期間不是香火更「興隆」的嗎？(後來我想到幾個月之前，曾經在天福宮後面的廈門街吃晚飯，那時大約七點鐘，廟宇已經大門深鎖)。
我不是抱怨，入境隨俗，早就應該接受新加坡許多不能只靠我狹隘的識見，不符合我「理所當然」的現象。讀到這篇文章的朋友們想去參拜天福宮，就別像我懶散蹉跎，還是早點動身出發吧。
既來之，則安之。在催促聲中匆匆瀏覽了這座建於1839年，新加坡最古老的福建媽祖廟，燃香向神明膜拜祈福，請神明原諒我的莽撞和貪玩，也感謝神明讓我至少在最後幾分鐘容身進來。在我把香枝插入金爐，雙手合掌之際，天福宮的大門咿呀地閤上了。
有了前一天拜佛不夠虔誠的懺悔，大年初三決定早些出門，去位於大巴窯(Toa Payoh)的蓮山雙林寺。
我手邊的新加坡旅遊指南是依地鐵車站附近的景點介紹，因為沒有完整的全島地圖，我散點式片段的區域概念始終不能串連，只有約略站與站之間的前後關係，而沒有南北東西的方位。出門遊玩前經常只看坐到哪一站下車，從哪個出口離開，然後就各憑運氣隨興而至。
而且至今才發現的不良判斷習慣，就是以為各車站間的距離相近。以首爾的計算方式，每一個地鐵站間隔大約是兩到三分鐘，以為「放諸四海皆準」，結果總是比預期的時間晚得多──這個島國，橫越一趟也是長路迢迢啊。
況且，不能只數坐幾站，換幾次車，推想如何轉乘最為便捷。東京的地鐵路線圖會有精確的標示，精確到建議乘客坐前段或後段的第幾號車廂。在新加坡，不能自作聰明，想當然爾。雖然在月台的地鐵路線圖上也標出了各站間乘坐所需花費的時間，不過參考的作用比較大。
於是，只數算車站，心想只需轉一回路線，就能夠抵達的地方，幾乎整整繞了全島的西北部一大圈，宛如駛入森林，卻又豁然開朗，還遠遠望見了海，計畫不周全的出行，才可能有意外的風景吧。
去雙林寺，就這麼「山窮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地(有點過於誇張)，晃晃蕩蕩，個把鐘頭耗去。MRT車上，淨是拜年探親訪友的大人小孩，紅豔豔的春衫，女士們”settle” 過的頭髮，肉乾、甜點等禮品裝在金碧輝煌的紙袋裡，真讓人有百姓富足祥和的感動。
查過網路，印象中得到的資訊是：從大巴窯車站步行可達雙林寺。
心想百年古剎，又是新加坡政府旅遊局介紹，「肯定」錯不了，至少至少，車站總有指引的標誌，告訴旅客如何前往。
可惜的是，我什麼也沒找到。
問了路人，說還有一大段距離，應該轉巴士。
於是走到巴士站。
沒有一輛巴士寫著「開往雙林寺」。只有路名和組屋編號。
所以必須看巴士路線圖看板，根據網路上抄來的地址，判斷雙林寺的位置。看板上完全沒有「雙林寺」的名稱，右下角有三處寫著” Chinese Temple”的區塊，這” Chinese Temple”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嗎？有三處呢！
不能過於武斷。如果從這裡搭計程車，還不如直接從家裡坐來，浪費了不少時間， 真是後悔。
請教一位老伯應該怎樣坐車，因為連計程車的招呼站都沒看見。
「什麼？」
我猜他聽不大懂普通話，就把筆記本上雙林寺的名字和地址請他看。
「那是間廟來的。」他好像對於我要去那間廟有所懷疑。
我點點頭，表示確認。
兩站巴士，然後過馬路到對面，就在對面兩百多號的組屋區的後方。
按照指點行動，好大一片組屋區，水泥森林裡迷路了。
再請教一位路過的阿伯。
「拜菩薩啊？」他笑著看看我。
我再度點點頭，去廟裡還能做什麼呢？
說不清楚，說了妳也不懂走，我家就在附近，跟我來吧！
超過三十年的組屋，外表重新粉刷得乾淨美觀，大部分的家門上都有應景的春聯或吉祥圖樣。一隻花貓從花台縱身一躍，鑽進不到十公分寬的玻璃氣窗，潛入了人家。貓是這樣做賊的啊！原來如此。
組屋間的路上有時聞到尿騷味，還有吃剩的食物殘渣、冰棒棍兒、踩扁的香煙盒…
在新加坡七個多月，除了上超級市場，沒有這麼貼近實實切切的新加坡人民生活。
老伯停下腳步，說：「我家到了。」順手往前方一指：「那座塔就是廟啦！走到路完，底底往右有門，推門裡面就是。」
我屈身道謝，老伯說：「不用怕，就這樣走下去，樓上不會有垃圾扔下來。」
參拜過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繞著佛像巡禮，孩子發現菩薩的手上真的有眼睛。說來慚愧，我還是第一次這麼近距離的專注看著佛像，伸手撫摸蓮花寶座。總覺得神聖的佛像不能以凡人的眼睛凝視，更別提伸手了。在西藏哲蚌寺的雪頓節，鋪滿整山的大唐卡前，我只和藏人一樣朝唐卡敬獻哈達，輕輕碰觸了一下唐卡的下擺，生怕有所不敬。但是看大家都在撫摸雙林寺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蓮花寶座，也許，這就是新加坡人的崇敬方式吧。
為什麼叫「雙林寺」呢？
我說：「凡人死了就死了，什麼也沒有。可是佛不一樣，釋迦牟尼佛在兩棵娑羅樹下死了，叫做『涅槃』。兩棵娑羅樹，所以是『雙林』。釋迦牟尼佛的肉身死了，可是成佛了以後就永遠不會死了。」
跪在佛殿前跟隨僧人頌經梵唱，心裡有說不出的寧靜舒暢。
走出雙林寺，才曉得禪院隔壁是雙林城隍廟，人山人海，孔子和文昌帝君都陪祀在側。煙火裊裊，我們沒有久留，過年的儀式已經在禪院裡心滿意足了。

過了幾天，孩子突然對我說：「妳上次說人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讓我很悲傷。」
我說：「這是事實啊！」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祭祖，還要掃墓呢？」

四遇「三星堆」

本來沒有刻意要去看四川來的三星堆文物展。
在此之前，1998年舊金山「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展覽中初次驚豔，便為其中神祕而巨大的銅製人形面具(?)讚嘆不已。酷似好萊塢電影中外星來的「小可愛」魔怪的三角形耳朵，菱形的眼睛，縱突的眼珠(?)，誇張的扁平大嘴，彷彿露出微笑的莫測高深表情，與印象裡貴為國之鼎器的青銅製品完全迥異的風采。
不能說是美，不能僅從表相去解釋，雖然耳下有孔，也不一定就如學者所推測的，是先民祭祀用的面具。試想：要有多大力氣，才能扛得動這青銅面具？祭師或巫者，戴著這面具扮演神靈嗎？也就是說，這就是人們想像的，神靈的容貌？
極古老，紀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紀，卻也極新穎，帶著超現實的造型，令人興奮的，發現文化中也有常規秩序之外的「怪力亂神」，豐富多樣，但又嚴肅誠懇。1999年，台北故宮博物院的「三星堆傳奇：華夏古文明的探索」展覽裡，你所不知道的「中華文化」，「外星人」降臨地球的紀念似的，好一派耀眼奇景。那次展出的「三星堆」古文物比在舊金山時看過的還多，「探索」的意味十足。
2001年去四川開會，有學者邀集會後去九寨溝，並且到廣元的三星堆遺址「實地考察」。那次的旅程非常長，從北京香山開完會，飛到成都和台灣來的旅行團會合，前往夢寐以求的西藏。好容易在意志、毅力，以及藥物、食品(黑糖水)的控制之下，適應了高海拔造成的種種身體反應，帶著完成心願，法喜充滿的愉悅，宛如自仙鄉重返凡間，在眉山的東坡故里，卻發生了暈眩欲嘔的症狀。在平地也會有「高山症」的情形，真是始料未及。
難道我的身體在終於克服困難之後，變成了如同藏民一般的柔韌堅強，合乎了高山生活的節奏和品質，反而不能習慣原來的平地氣壓，連呼吸空氣的方式、飲食的形態都忘了？
支撐著度過會議期間，很多時候昏昏欲睡，對於會後去三星堆遺址博物館，感到興趣缺缺。倒是九寨溝心嚮往之，聽說最近道路比較平坦順暢，路程沒有以前那麼辛苦了。
好吧。就衝著九寨溝，再欣賞一回三星堆的青銅巨人。
幸虧我對三星堆古文物沒抱多大期待，心想頂多再三會面，瞧瞧那挖出驚世奇物的土丘，青銅巨人的謎底不會就在遺址揭曉。我也不是研究古器物的專家，沒有學術上探勘的任務和自許，三星堆遺址博物館不過是旅遊九寨溝返程的休息停留點。
到了三星堆遺址博物館，老實說，真應了那句陳腔濫調：「相見不如懷念」。
美好的三星堆印象，全被那些裝飾得有如聖誕節的閃亮小燈泡，一眨一眨的紅光黃光，裝神弄鬼的怪異氣氛給徹底瓦解了。
怎麼會這樣？
在別處觀覽三星堆古文物都沒有的光怪陸離作風，在古文物的老家，反而準備上演聊齋似的。更料想不到的是，明明是自己收藏著，卻拿複製品展示給觀眾看，說嚴重一點，不遠千里而去的旅客，真有受騙上當的感覺。這可不是我信口雌黃，一位研究青銅器的台灣教授後來告訴我，除了博物館標示為複製品的展物，一些沒有標示的物件也是複製的，她曾經對博物館表達過「抗議」，當然，結果一點效用也沒有。
是因為真品都在專家研究中？保養維護中？出國巡迴亮相中？
或許，換個角度想，中國複製古文物的技術已經高超精良得真偽莫辨？難怪博物館外的廣場沿路都在賣青銅人像的複製品，可惜我嫌行李太重，只選了一個掌心大小的，又不諳此道，否則挑個大件的，當成擺設，一定也挺唬人。
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要展出三星堆古文物的消息我去年就聽說了，沒有特別想去看。在課堂上鼓勵學生們把握這「第一次在東南亞展示」的機會，印證上學期放映的投影片，所謂「蠶叢縱目」，有此一說，見三星堆青銅人像面具可知。
從新加坡河畔不知不覺散步到亞洲文明博物館，地圖上畫的距離比實際走來還遠。記得之前在博物館一樓臨河的餐廳露台吃過飯，新年期間不知是否營業。
走進博物館，六點多了竟然還燈火通明，有一種「三星堆古文物期待我去探望他們」的幻想心情。
決定先填飽肚子，臨河的餐廳就著舞獅的鑼鼓吃越南菜。習習涼風，吹得桌上的燭火如輕擺柳腰的舞女。
還是那些青銅人像最吸引我，四度相見，我不大讀解說文字，只單純地欣賞他們的造型。學者以前說耳垂上的孔可以證明這些是面具。我看著，怎麼也像耳環的孔洞，厚實的大耳，掛的是玉耳環？
那是一張張的臉，想像或寫實，變形誇大的臉。
夜晚的博物館有點詭譎，這些可能用來祭祀或做陪葬的明器的物品，件件都有耐人尋味之處。其中一件的後腦刻意鑿了缺口，好像被鈍器捅了一道，血和腦漿從那個破洞汨汨流出，直到不支死去。
陰氣從玻璃櫃裡滲出似的，青銅人的微笑。我仔細前後端詳，櫃子裡鏡面反映出我的臉。
很想像青銅人一樣露出微笑。
沒有文字，記憶就是一片空白嗎？沒有記錄，猜謎的遊戲可以一直玩下去，青銅人一付「我不告訴你」的洋洋得意。
曾經發生的事，失去了載體，日後追求意義也可以說是毫無意義。
掩埋與焚燬的那當下，便是意義的完成，千代萬年，再沒有別的。

大肥年

在新加坡第一次聽到「大肥年」這個詞，「過個大肥年」的意思，應該就是指大豐收吧。
「肥」字的意象生動，像是一團軟敦敦、油滋滋的豬肉，很能應豬年的景。恭賀大家「過個大肥年」，也讓人想到過年期間大吃大喝，腦滿腸肥，身上增生了厚厚的贅肉，不曉得有沒有愛美、重視體態的女士先生敬而遠之。
相信「大肥年」這個語詞不是豬年才創造的，和新加坡過農曆春節一樣，帶著活潑的土氣和俗艷。
陽曆新年剛過，大型超級市場裡就充盈著春節的禮品和食材，堆積得高高滿滿的食物禮盒，從鮑魚罐頭、雞精到香菇、干貝，包裝得金光閃閃的伴手蛋捲、杏仁餅圓桶，一面面牆也似的各種香料和酒類醃製的臘腸，一遍遍震耳的新年音樂歌曲，「迎春花呀處處開呀，幸呀幸福來…」，叫人不記得春節即將來臨也難。
算算還有一個半多月呢。商家就迫不及待地催促著顧客趕緊準備過年了。金魚造型的年糕看來喜氣洋洋，但是保存期限能維持到春節嗎？
最有趣的是印寫了「滿」、「春」、「發」、「福」的小紅抱枕，活像個脹鼓鼓的春聯或是染紅的麻將，材質粗糙，光顧的人卻不少。很容易想像家裡的客廳擺上幾個這種小紅抱枕，這不就滿室生春了嗎？
這麼認認真真，有模有樣的過節，真像回到了兒時。
賣場裡熱鬧的氣氛，興奮又期待的心情，彷彿即將迎接的是脫胎換骨、一帆風順的美好日子。
從台北開會回到新加坡，距離春節更近了。
聽得到春節的腳步聲和遍灑紅光的魔力，在影音媒體、在校車、在辦公室，生活的周遭幾乎都被過節的歡樂包圍了。
研究室的門上貼了大大的「福」字春聯，門把上掛了個小紅燈籠，以為哪個好心的學生特地來賀節，原來是人人有福同享，戶戶同沾喜慶。牆上的立體春聯有可愛的粉紅豬仔、相互拜年的男女小娃兒、花團錦簇的圖案和吉祥話，是我見過最為繁複而美觀的年節裝飾。
不僅在建築物裡，開校車的大叔們也精心打扮車內。擋風玻璃窗上左右貼著春聯，連串的「發」字或「春」字剪紙從車頂懸掛如蕾絲邊，甚至還有大紅燈籠隨著車子行進搖搖晃晃，金黃的流蘇隨之飄動。車上的收音機廣播，天天全是賀歲歌曲，叫我驚訝的豐富多樣，從二十三十年代周璇(?)唱的「闔家歡」，到近年中國大陸尖著嗓音的愛國愛家小調，還有從未聽過的本地「年歌」，以及把閩南語歌曲「等嘸人」、老歌「難忘的初戀情人」等等配上慶祝新年的華語歌詞的翻唱曲，五花八門，煞有介事地著實喧喧嚷嚷了好長時候。
孩子唸的國際學校也入境隨俗，教唱英語版的中國新年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這幾句還是華語發音。班上一位日本男孩沒掌握好發音，唱成「攻擊攻擊攻擊你呀」，被孩子拿來當笑話講。我正色對他表示應該糾正同學，大過年的，不要「攻擊」人。「自己的文化讓別的國家人感興趣，或是受到尊重，是一件光榮驕傲的事。」孩子有感而發。儘管抱怨老師要他和其他幾個亞洲小孩上台表演舞獅，覺得不耐煩；為了有人嘲弄他們是” stupid lion ” 而光火，但也慶幸自己是華人文化的一部分，沾染了文化的自豪。
就是這文化的「自我意識」吧。對生長在台灣的我而言，過農曆春節的習俗和程序好像是「生而知之」，雖然先父在世時也曾經為了大年除夕如何迎祖靈和大年初三怎樣送神明而和家母爭論過，家母經常說：「去年不是這樣拜的。」最後總是會順著先父的意思，那就是我們家的「正統」。唯有一項家母爭贏了，就是供品可以不再從除夕擺到元宵節。台灣不比先父的中國北方故鄉，即使只供到年初三，饅頭和年糕都可能發霉。小時候先父堅持大年要到十五才算「圓滿」(忌諱說「完」字)，被家母說是「鄉下人」(其實家母也是從農村北上)，雞豬魚三牲肉類一供十五天，幾乎腐敗不能食用，於是才「化繁為簡」。
新加坡的華人也有年節的傳統，但很有「學而知之」的味道，多元種族文化的社會，一年中最隆重的節日明顯區隔了「自我」與「他者」。透過「大肥年」的祝福，勉勵「新年進步」，把農曆春節過得紅紅火火。
難怪這學期剛開課時，向學生說「新年快樂」，反應並不熱烈，還有學生告訴我：「新年還沒到。」這幾天坐計程車，下車時司機總會說：「新年快樂！」原來新加坡華人的「新年」，還是千百年前的那個「新年」啊！

大觀

易經：大觀在上，萬物興昌。
我們沈浸在洋洋大觀的九百年前，一個名為「吉人」(佶)的皇帝因為彗星閃現天際，而將尊崇父親宋神宗「熙寧」年號的「崇寧」改為「大觀」。

歷史的背後，帝王的身影。不斷有新的造神運動把舊的神明推向歷史的塵埃。
從返射的鏡像中望去，幽靈魂魄眷戀不去。

種子

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上的照片

冠蓋滿京華

我們曾經播下的種子，有一天無意中發現它長成一株樹或一朵花，即使我們不在了，花仍然有迎人的紅顏，樹仍然有蔽炎的綠蔭。

──寫給我敬愛的老師

如果人不能在歷史中學會謙和，我們守住的今生，也只不過是一場呼吸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