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買我的公媽畫像？

亞洲文明博物館 祖宗像





唐城坊古董店 祖宗像



閩南話和客語稱祖先或祖先的神靈為「公媽」，在新加坡的博物館和古董店裡，都能看到祖宗像展示和販售，那是誰的公媽？又是誰把自己公媽的畫像賣到了市場？
懸掛於亞洲文明博物館皇后坊分館中國展廳裡的兩幅中國清代的祖宗像，一男一女，可能是同一家族的祖先。講述華人「慎終追遠」的孝道思想，祖宗像是非常親切的實例。製作祖宗像的目的為了祭祀，以期慎終追遠。當物件的實際用途消失，變成博物館的陳設，它的功能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博物館的展示品便是經常以殘留和超越本身的存在價值而被大眾觀看。
博物館和古董店，除了是否進行商業買賣而有所不同，還有什麼差異呢？
博物館的收藏品也可能來自古董店，經過專家的鑑定，放在它們被理解的位置，一個被設計過，教導參觀者如何欣賞的位置。
博物館迷人之處，就在於鉤連相關或不相關的物件，說出一段藝術與文化的故事。即使不靠細部的解說牌，在展示空間的大指標下，我們也可以提綱挈領，領略策展單位想告訴我們什麼樣的故事。富有想像力的觀眾，還能夠延續和改編那些故事，讓物件得到更豐饒的再生。
所以，我總以為，不會說故事的博物館是失敗的，和堆積雜貨的古董店沒什麼兩樣，只不過擱了些「非賣品」，觀眾連「乾過癮」都談不上。
因為學術研究的需要，我偶爾也逾越了一般觀眾的身分，請在博物館工作的前輩從庫房中提出書畫作品讓我閱覽。很奇妙的，在公開展示櫥櫃和在內部的觀看場所出現的同一件作品，有時竟流露不太一樣的「精神」。直接近距離地欣賞作品，它做為我的研究「客體」，我一邊紀錄對於它的觀察和認識，一邊為孤立的它尋找一種具有判斷性質的「說法」，也可以說，離開了它在展示櫥櫃裡被安排的故事關係，我在我的學術架構裡探求它的位置和它的故事。
「意義是被語言所創造的。」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說。
沒有語言文字可以依憑的物件，更依賴語言文字製造它們的意義，尤其是它原來的生產意義已經消逝，或是被人淡忘之後。
研究美術史的朋友來新加坡，我們去逛古董店，說是「古董」，有人說不過是些「工藝品」和「舊貨」，我們早有心理準備，純粹是好奇。友人經常接觸動輒千百年前的藝術品和歷史文物，如何看待流通於市場，良莠不齊，真偽混雜的物品，即使是「工藝品」和「舊貨」，也別有趣味。
星期日近中午時分，號稱本地具有代表性的古玩購物商場竟然冷冷清清，好多家店都還熄燈鎖門，只有出售地毯的商家熱情迎接我們。透過陰暗的玻璃門窗，我們還是可以一覽古董店內的布置和物品，店主人的品味和是否善於經營、「說故事」、製造情境的能力，也可略窺一二。
我告訴友人，曾經在新唐城的古董店裡，看見一幅吳姓家族的祖宗像。畫上寫著十六世祖到十九世祖的名諱，畫中男女穿著明代和清代的服飾，依輩份先後由上而下列坐。「怎麼會有人收買別人的祖先畫像呢？」嘖嘖稱奇之餘，我們發現此處也有出售。
明清時代的經濟發展帶動了肖像畫的繁榮，中上階層家庭裡，往往有男女對幅的祖宗像，或是單張羅列幾代祖上的「先世圖」。這些圖畫通常在春節除夕祭祖時才被請出，掛在廳堂，前置供桌，象徵迎接祖靈歸來，子孫早晚祭拜。過完年之後，大約是元宵節時取下圖像收藏，表示祖靈重返陰間。
2003年12月23日到2004年3月14日，韓國首爾市立美術館曾經以「偉大的臉」為主題，舉辦韓國、中國和日本的肖像畫大展。展品有許多是祖先畫像，上書畫主之名，標示生卒年或壽年。昏黃的展場燈光，頗有祖靈縈繞的氣氛。後來在電視節目裡看到採訪此次展出的韓國肖像畫畫主的子孫，時隔上百年，他們的長相竟然和畫中人相當神似，可見畫家傳移摹寫的功力。
祖先畫像不一定都是畫家寫生之作，也有制式的繪法，稱為「家堂軸(子)」的祖宗像和牌位因應需求而大量生產，購買者填寫上家族祖先的名字即可。台灣開放大陸探親之後，父親的友人返鄉帶來了家堂軸子，對著軸子上的空格，父親思索著，他的記憶僅止於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對我的曾祖母印象模糊，連姓氏恐怕都不能確定。在兵荒馬亂中倉促隻身到台灣，我們家中斷了四十多年的歷史記憶，突然一下子因為填寫家堂軸子上的祖宗名諱而有了不可知的未來。一九九九年的春節，弟弟再取出家堂軸子時，顫抖著手，寫下了父親的名字。而我知道，身為女兒，家堂軸子上的空格並沒有為我預留。
當祖宗的畫像不再用來祭祀，成為脫離本來文化脈絡的商品，我在電腦網路上查到中國大陸專門出售祖宗像的商家，不禁對自己先前的一廂情願感到可笑。在新唐城古董店看到吳姓先世圖時，我想像從唐山漂洋過海來到新加坡的吳家子孫，如何緊守著祖先的畫像，在異鄉仍念茲在茲對祖先的崇敬和禮拜，不幸最終淪落到不得不變賣家產，連祖先的畫像都不保……
誰曉得，那張吳姓的祖先像可能就是網路上買來，管他什麼認祖歸宗呢？

後記：本文的部分內容刊登於2007年1月2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在博物館結婚

圖上：新加坡美術館

圖下：新加坡國家博物館


現在想起來，我雖然經常旅行，自稱「雲遊四方」，其實根本是誇大。
我沒有走過「四方」，我的足跡，充其量也只是在亞洲，況且是東北亞居多，以及美國的少數城市而已。
因此，對於新加坡人在博物館辦婚宴的事情，很可能是少見多怪。世界上應該也有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美術館或博物館，提供場地租借給民眾辦喜事，而且既然能夠擺結婚筵席，那麼孩子的滿月酒、長輩的壽辰會，似乎也都沒有理由不許在博物館舉行。再說得極端一點，博物館既然是開放公共使用的空間，追悼會、告別式，是否也可能在此辦理呢？
我的研究工作與中國古代的繪畫有關，近年來的海外旅行，除了參加學術研討會，就是為了看畫。我慶幸自己僥倖選擇了用不著吃什麼苦頭的研究範圍，我的「田野調查」環境非常「高雅」，無論是在博物館的展廳，還是存放典藏品的庫房看畫，都是乾淨、舒適而安寧。
曾經有研究道教儀式的朋友告訴我，她去台灣的鄉間做「田野調查」的工作，訪問的道觀通常沒有提供住宿的房間，附近也沒有旅店，男性研究者有時將就和道觀裡其他的工作人員擠一間大通鋪，她一個女兒家，只好睡在正堂裡的供桌上，頭上方就是諸位神明，伴著唧唧的蟲鳴和幽暗的燈燭過夜。我真佩服她的能耐，也對收藏無計的人類歷史文明研究材料的寶庫，產生了崇高而尊敬的心理。那些不同時期、不同途徑，因緣際會處於同一個博物館的文物，總讓我幻想它們有著奇特的身世與故事。
於是，每到一個地方旅行，我總是會參觀當地的博物館，我說是「做功課」。因為研究與美術有關的主題，不是藝術史研究科班出身的我，特別想補充先天的不足。有好幾位友人聽我說參觀他們國家或地區的博物館，都說包括他們自己的當地人都沒去過，或是不曉得裡頭有什麼可看的玩意兒，值得我千里萬里迢迢去遊覽。
「妳真的很愛去博物館哪！」許多友人都這麼說我。
在有限的時間裡，我可以放棄「不可不去」、「不看就枉費此行」的著名景點，只耗在博物館裡，藉著陳列的物品，編織我對當地的認識，讓那些與我相對的物品告訴我屬於它們的過去。
我起初總回答說：為了研究工作，為了增進學養。後來，我再不多解釋，簡單地點頭承認了。
如果不是「很愛去博物館」，怎麼會連續好多年，都在自己生日那天，去台北故宮博物院裡晃蕩，當成一種「慶祝」的「儀式」？好像長大了一歲，用「逛博物館」的活動就有充實安定，「不枉此生」的滿足感？況且，那時我還沒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去博物館不過是自以為「有文化水準」、「有氣質」的娛樂項目罷了。
因此，在新加坡的「新加坡美術館」(Singapore Art Museum)和「亞洲文明博物館皇后坊分部」(Asian Civilizations Museum, Empress) 都看到喜宴的場合，讓我有一種新鮮甚至「不可思議」的感覺。很想知道我的那些和我一樣逐漸把博物館「神聖化」的同行們，如果也看見某個展廳裡有人設桌收禮金，賀客滿盈的情形，會做何感想？
近年來，世界各地時裝界選擇博物館等公共場所為「走秀」的背景或舞台的例子不勝枚舉，台北的故宮博物院、中正紀念堂也都被時尚風潮的產品籠罩過、包裝過。我知道有人頗不以為然，但是我想，假使我們承認時裝展演、時尚產品也是藝術的結晶，在博物館的空間裡總有它們不至於格格不入的擺放位置。今日的時裝，會變成明日博物館櫥櫃裡的展覽品，我們在許多地方的博物館都見過。
我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欣賞過英國設計師Vivienne Westwood的服飾作品回顧展，從早期叛逆的龐克造型，專門給rock and roll 樂手或是性工作者穿的離經叛道服飾，到後來在19世紀的畫作裡尋求靈感，回歸古典傳統的元素，Vivienne Westwood的設計變化，是非常有趣的藝術思想歷程。
既然博物館可以有商業化的用途，作為宣傳物質消費的地點，為什麼我還對於在博物館結婚，大家寒暄應酬，吃吃喝喝耿耿於懷？難道博物館只能有物質文化所構設出的人類精神境界，卻不能容納最貼近市民生活的人生大事？
我必須解釋，絕無批評或反對在博物館結婚的活動，而且我還想，也許新郎新娘是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那是既浪漫又莊嚴的地方。
是我對於空間場所的記憶與主觀認知，造成了我對於新加坡人在博物館辦婚宴的好奇印象。
「新加坡美術館」於1996年開館，原址本來是第一所新加坡天主教男子學校聖約瑟書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 ，算算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歷史。「亞洲文明博物館皇后坊分部」則本來是政府機關，在其中的南亞文明展廳裡，還留存有以前的保險櫃和鐵柵門，好像那裡原先是金庫。也就是說，和我曾經拜訪過的，特地建造成博物館，或是私人宅邸整修成博物館的建築物都不一樣。本地人對於這兩處空間的記憶脈絡，很可能還含括了它的前身，它本來就不是量身訂製的博物館，它只是一個儲藏的場所，和許多老建築，例如耶穌聖嬰修道院(Convert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變成的「讚美廣場」(Chijmes) 、中國式廟宇和書院組合成的「遠東廣場」等等，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外來者如我，不在本地居民的記憶脈絡裡理解「新加坡美術館」之類的老建築歷史，而是先入為主地把博物館視為陳列藝術品、洋溢文明精神的場域，是否苛求且限制了博物館的功能？
「去美術館吃喜酒」，很可能正是新加坡百姓走進美術館，親近美術館的的機會。我想起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旁邊，也有一幢曾經是私人住宅的英國都鐸式洋樓，幾經公有之後再利用，現在成為訴說故事、閱讀故事的「台北故事館」(Taipei Story House)。我也曾經在秋日的傍晚，看見人們在台北故事館外的庭園布置起朵朵白玫瑰花束和花環，在石階和牆頭點燃一柱柱圓筒狀的白蠟燭，風中飄起的純白桌巾，時而輕拂著透明的高足酒杯。入口處架設起的甜蜜婚紗照片告訴我，喜宴正要開始。為什麼那時我沒有突兀或不協調的感覺？場所的「內」與「外」，難道就是我們區分環境氛圍的界限？

後記
2006年12 月31日，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舉行跨年舞會。

湯大師，對不起!

每次上課講到極美的好文章，總是戰戰兢兢，深恐汙衊了佳作。
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是其一，湯顯祖的「牡丹亭」是一例。
口才不足，學識欠缺，表達美文便甚為困難，如果由於描述闡明不清，造成聽眾對於佳作的模糊理解，甚且不佳印象，更是心中忐忑不安。
於是我今天說了兩次：「湯大師，對不起！」
王力宏的「在梅邊」口口 聲聲尊稱湯顯祖為「湯大師」，好想掉進牡丹亭的夢裡，談一場生死相許的戀愛。
然而，二十一世紀的新加坡，畢竟和十六世紀末的「牡丹亭」相去太遠，聽眾和原作有著即為遼闊的隔閡。
本以為愛情是千秋萬世不朽的話題，不是因著愛情，而是如何去愛，如何是愛。
二十一世紀在新加坡求學的大學生，根本不相信那一套。中文系的學生即便如此，遑論其他。
「信不信這樣的故事?」我問。
這麼美的故事，為什麼不相信？
起死回生的怪談，為什麼要相信？
「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也。」
令我沮喪的聽眾反應，令我驚訝的頭腦清晰。
我絕非「牡丹亭」的捍衛者，湯顯祖不離世俗的「大團圓」結局，以及「婚走」中現實的杜麗娘鼓勵科考功名的作為，至少在我看來，是大大減分的。充其量，杜麗娘只是個嚐過情慾性愛滋味後幡然警悟的女子，「驚夢」之美，乃相較於其他齣戲更直率，道人之所不敢道罷了。反正有了夢作為掩護，像加上了保險套做愛，有安全的防護罩，巫山雲雨，顛龍倒鳳，夢醒之後仍是完璧之身。
被我詮釋得未能盡意的「牡丹亭」，極美的文字或許反成了令人望之卻步的障礙。不露一字而滿篇性慾勃然，情色描寫的分寸拿捏見仁見智，但加上舞台上的音樂、動作、聲情、排場，不迴避性而又曲屈婉轉，的確是作者的功力。
好色即淫，體驗過柳枝魅力的杜麗娟為之欲死，淫而不下流，古今恐怕罕見。
這「做得出，說不出」，深刻得近乎沈重的愛情，如何能恰如其分地傳達演繹？
我那些為「牡丹亭」垂淚動容的朋友們，同我坦然接受不以「牡丹亭」為可愛可感的事實於新加坡存在吧。
這算不了什麼，過去聽我談過「牡丹亭」的聽眾給予我的信心，以及今日的對照，海天遼闊，也有星星不亮的時候。
還是再說一聲：「湯大師，對不起」吧！
以文代贖，這裡是新加坡。

2006.10.10

被趕出教室的老師

2006年8月17日，我來到新加坡剛好整整一個月。
幫助我紀念這個「滿月」的事件，竟然是我教書生涯中最為難堪的經驗──我被趕出了教室。
趕我出去的不是我的學生，而是緊接著要在同一教室上課的老師，因為我占用了他的時間。
根據學校給我的課表，我的課是從十一點三十分開始。 我正在上課，聽到教室的門被打開的聲音，由於我站在學生的課桌椅之間，背對著門，沒有看見開門的人是誰。
過了一會兒，一位西洋男士開門(沒有先敲門)進來，說他教下一堂課，問我還有幾分鐘結束。當時我正在交代學生回家練習的功課，看了一下手錶，12點27分，我說再兩三分鐘結束。但是他要求我馬上離開教室，我說我的課是12點30分結束，他說應該是20分結束，而我班上的學生也回答他是12點30分結束。他說：你可以去問學校。請你馬上離開。
不想在學生面前為了教室而爭執，我初來乍到，凡事總是小心翼翼，奉公守法，「新加坡是嚴格的法制社會」，這印象讓我深怕觸犯規定，帶著誠惶誠恐的不安心情上課。又聽說學校很重視學生對老師的評價，簡直像公司的「顧客滿意度」問卷調查，足以影響老師的飯碗。於是，準時上下課是我以為的基本要求，即使剛剛開學不久，大部分的時間花在簡介課程內容和相關作業，還談不上教學進度，我仍然乖乖地上課到最後一分鐘。
問題在於：「最後一分鐘」是幾點幾分？
同時諷刺的是，那堂課我正好對學生說到「文化」與「教養」的話題。
我沒有來得及交代完功課，就被趕出教室。簡直像是落荒而逃。
這裡的教學習慣也特別，老師必須自己帶白板筆和板擦，討論課的小教室沒有電腦，因此加上電腦和電線、講義、飲水等，我裝了好重的一大袋，真想帶著有輪子的旅行箱，以減輕提重的負擔。
我還在收拾上課用具的「行李」，那位男士就不客氣地把我放在講台上的東西推到一邊，叫他的學生進來教室，把課桌椅排成弧形。那時，我的學生們也不得不被迫趕緊拿起書包讓座。
一位男學生主動來幫我擦白板，要我整理電腦和器材。那位男士也打開了他的電腦，在白板上寫字。
也許是我沒弄清楚確實的上下課時間，法制社會只相信白紙黑字，我走回研究室，仔細端詳釘在告示板上的課程表，上面並沒有明確的下課時間。也就是說，課間究竟應該休息多久，學校並沒有規定。
後來我問了系上的同事，他說課應該20分結束，30分是另一堂課。上星期同一時間的課因為停課沒有上，之前幾次別的課我也都多上了10分鐘，但是同一教室下一堂課的別的老師都沒有催趕我。
這就是被粗魯無禮對待的惡劣感受，如果我也是說英語的洋人，那位老師會這樣不客氣的把我趕出去嗎？
另一位同事說，妳太溫和就會被欺負，他說他的課時間到了要妳出去，不信妳可以去問學校，妳就說我的課時間還沒結束，叫他出去，否則他可以去找警察！
這當然是逞一時的口舌之快。我說：我的英語還沒有好到和老外吵架。
他說：你就說華語呀！誰怕誰，他聽不懂是他家的事！
不必為了爭幾分鐘使用教室而如此大費周章吧。
其他聽說我這次倒楣經驗的新加坡朋友都說，這是很罕見的，在新加坡的洋人很少這樣莽撞，何況是在堂堂的大學裡。即使有占用下一堂教室的情形，對方也都會耐心等你收拾好裝備，不會出言催趕，你這是很特殊的。
誰曉得日後還會不會有其他「特殊」的事降臨呢？
此後每到星期四的中午十二點二十分，我都戰戰兢兢，不想再看到那個人，一定準時下課走人。
大學的「TR116」 教室，我在新加坡體驗捍衛個人權力的開始。

可恨的迷路

「建築是凝固的音樂。」據說設計我執教大學的建築師經常喜歡引用歌德的這句名言。
建築大師不知是否注意到，人在凝固的音樂裡，有時會因為迷失方向，而有嘶吼的衝動。
完全出自於人類原始的，渴望安全感的基本需求，在大學主建築群裡行走，常讓我想儘速逃離。
當同事聽到我的抱怨，告訴我：這可是世界級的日本建築大師設計的。
很難想像是出自日本設計師之手，建築內外動線不明的設計首先就很不日本，或者說，不是我所接觸過，重視細節與使用者便利性的日本。跳脫讓人一眼能夠辨認出、感覺出的日本民族特色，走向普遍性與世界性，是否為建築師刻意的安排？
我對建築藝術和造型美學沒有研究，為了想知道究竟是何方神聖來此唸出了一本奇異的經文，查到了「丹下健三」的大名。
不得了，丹下大師的作品豈是我有資格批評的？
先說丹下健三(Kenzo Tange，1913-2005)，自1946年任職東京大學助教授期間，就以設計廣島原子彈爆炸地點原址的和平紀念資料館和紀念公園競圖勝出而展露頭角。不僅在日本國內，丹下先生的作品也見於國際許多城市，並且在1987年獲得建築界最高的榮譽──普利茲克建築獎 (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是日本第一位，也是亞洲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建築師。
新加坡在丹下大師「都市建築設計研究所」規畫興建的建築還有位於Raffles Place的「海外聯合銀行中心」(Overseas Union Bank Centre，簡稱OUB)，以及1998年推出的國家圖書館大樓。OUB樓高280.1公尺，在1986年至1989年期間是亞洲最高的大廈，直到香港的中國銀行大廈建成而被取代。
研究丹下大師的學者將他1970年代以後的作品歸入設計生涯晚期的成熟經典，討論著他如何「振興民族精神」，透過建築讓世界認識日本，徵引他說過的：「建築應該蘊涵直指人心的力量，將科技與人性完美結合」，看到這些深具權威性的資料，讓我懷疑自己是否有眼無珠，悟性遲鈍，至少在我行經那些外型像廠房，內部的研究室區隔如醫院診療室的建築物時，卻只有疏離與冷漠之感。
這些構成學校主要教學與研究空間的建築群依山坡而建，有位大陸學者說總體的樓房呈「非」字型，我不大看得出像漢字「非」的構造布局，地圖和標牌上顯示它分為南北兩翼─south spine and north spine，以「s」和「n」加上數字為各棟命名，問題是數字的順序如何？一位研究生的丈夫任職於電腦業，告訴我「s」和「n」兩側的各棟數字標號是依順時針與逆時針方向排列，至於哪一側是順時針方向數一二三；哪一側是逆時針方向，我聽了老半天，又現場觀察過，仍然弄不明白。
開學前，系上的同事好心帶我們幾位新老師實地走一遍各自的教室，登電梯，打開某學院的玻璃大門，穿越研究室的長廊(捷徑，而且可以享受冷氣)，再經走道改搭另一電梯，然後循數字指示區分走到講堂課的大教室、討論課的小教室……
炎熱的八月天，我已經暈頭轉向，真不知何以如此複雜，那不是迷宮，更像是刻意磨練人耐心與方向感的益智競技。
用「顛覆」形容可能過於強烈和誇張，但是建物一般的布置「習慣」的確被設計師突破了。比如停車場並不在大樓的「地下室」，而是其中的一層，於是行人走在停車位旁的步道，呼吸車輛排放的廢氣，一不小心，還有誤闖車道的危險。這一層的挑高挺低，讓人心生緊張和壓迫感，好像人也是物的一種，被客觀化與陌生化，流動貫串在既定的運輸通渠。
最令人不敢恭維的是銜接各棟的樓層編號並不一致，如果不先在牆上查好目標的層級和位置，逕行走入電梯的話，絕對會不知身在何處，前路何去何從。
我曾經用這些建築的安排和結構設計向一位同事解釋何謂「後現代」，做為建築物的使用者，我們處在失去規範與秩序的狀態，變成必須妥協並且學習了解建築師的理念，反而有被建築物「使用」的疑惑。我們就如同建築藍圖中為突顯空間與深度的畫中人，被支離破碎的異質區塊定位我們的存在。完全暴露水泥原相般冰冷無情的色調，以無血肉的數字為辨認代號，簡單，可也功能取向。
另一位同事聽我以「後現代」解讀學校的建築群，開玩笑說不要汙衊「後現代」。我對「現代」與「後現代」並無個人好惡，不過是個使用者的心聲和吹毛求疵。
在紀念丹下先生的弔唁文辭之中，他的得意弟子磯崎新，指出了他強調設計建築強烈意志(will) 的重要性。我可以感受到在日本不容易嘗試的獨創設計，在我迷失於課間路途之中，建築師的強烈意志正朝我沖激而來。

新加坡的首都在哪裡？

新加坡的首都在哪裡？
親愛的k，你被問過這樣的，或類似的問題嗎？
一個國家，一個城市，數個島嶼。
中國大陸的大城市人口動輒上千萬，新加坡的總人口數不及五百萬，聽說台灣來的，有大約兩萬，中國大陸來的，大約有四十萬，這應該是指流動人口，不算在入籍的人數內。
由於新加坡政府有效地以高額的擁車證(COE，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約束了人民買車的能力，車輛本身加上擁車證合起來，一輛1600CC的HONDA汽車價格，在台灣可以買得到賓士。於是，以大眾交通工具代步的人占大多數。
日本一位學者寫過一篇論文，叫做〈沒有地鐵的臺灣電影〉，假使東施效顰的話，我是不是也可以寫個「沒有火車的新加坡文學」？
新加坡有火車站，但是坐火車是為了「出國」，去馬來西亞，以及從馬來西亞北上到泰國。近日聽新聞廣播，中國政府將與東盟合建從新加坡連接馬來西亞、柬埔寨、泰國、寮國、直達雲南昆明的泛亞鐵路，是為「海上絲路」之外，聯繫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另一條「黃金走廊」。泛亞鐵路修築完成之後，從新加坡乘火車「出國」的旅程可以綿延五千多公里。
新加坡沒有國內的運輸火車，有地鐵，簡稱MRT。大部分的MRT在地底，東西線的MRT從西部的啟站文禮(Boon Lay)到中峇魯(Tiong Bahru)行駛戶外高架軌道。還有區域間的輕軌列車(LRT)，位於我很少去的島嶼東北和西北端。
MRT或是地鐵幾乎可說是國際大都會的必然交通系統了，避開了繁忙的地面，不但暢行無阻，也是觀看城市百姓眾生相的極佳景點。
來到新加坡，雖然不能說這裡生活步調悠閒，除了手扶電梯的速度快，人們走路的步伐比起東京和紐約是自在得多了。你很少看得到神色緊張，急急忙忙衝上車的上班族，即使擁擠，也不會有幫忙把人硬推進車廂的日本「push man」。跑到車門口，車門竟然應鈴聲而關上，也不見首爾一樣懊惱氣憤的臉孔。他們摸摸鼻子，安份地等下一班車，反正很快就會來了。
MRT上的乘客喜歡耳朵裡塞著耳機，有時可以聽得出他們正在欣賞華語或英文的流行歌曲。偶爾有人看報紙，看書的幾乎沒有，無怪乎我和孩子在車上看書，即使孩子看的是漫畫，也會引來別人好奇的眼光。他們很少像日本人除了看書看報紙就是睡覺，新加坡的MRT乘客沒有那麼認真，也沒有那麼疲累。他們也很少像台北人出門常身懷「長物」──長柄的雨傘，遇著雨天，那些長柄傘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拉遠，你總擔心別人傘端滴落的雨水會弄濕你的鞋子，雖然有塑膠的雨傘套，慌慌張張跑上車的人才管不了那麼多。
穿梭於高架軌道和地底的新加坡MRT乘客，好整以暇的姿態由他們的衣著告訴你：這裡是我們的家。
最平常的是短褲和拖鞋，中老年的男士和女士也不例外，有時翹起二郎腿，露出大半截大腿，旁若無人，輕輕鬆鬆，當然，他們都是華人，絕非頭覆巾布，包得嚴密的回教徒可比擬。女士的腳趾經常塗蔻丹，一般都修剪得乾淨，因為是方便穿脫的拖鞋，坐著坐著，玉足輕移開鞋子也是常見的。
上班族女性很少穿三件式套裝，即襯衫、裙或褲，上著西裝外套的標準配搭。因為天氣炎熱，多半是無領的上衣，薄外套，名牌皮件以Gucci最受歡迎。從她們的身上很少聞到香水或化妝品的氣味，也看不出流行的脈絡痕跡。淡妝，及肩直長頭髮，染燙的也有，但並不誇張。喜歡穿涼鞋，鞋跟不高，無腳後跟式的涼鞋或包鞋很普遍，即使站著與友人閒聊，不知不覺就把腳後跟懸離鞋子外。
所有的新加坡人，離島的居民除外，都住在「首都」，雖然不是中國大陸的「京城」排場，他們的自信與怡然，有一股讓你不可輕忽的氣象。

後記：

2012年新加坡常住總人口臨時數字爲531萬，其中328萬人為新加坡公民，53萬永久居民(有永居權的外國人)，沒有永居權的外國人有約150萬人

芽籠夜色

芽籠之夜，春色無邊。
知道芽籠(Geylang)這個地名，是聽說這裡有全新加坡唯一的「永和豆漿」，而且味道不能說和台灣賣的一模一樣，但已經可以滿足一點思鄉的口腹之慾。
向新加坡人提起「芽籠」，得到的回應不一，有的人會告訴你，那裡有各種各樣的美食，從中國菜、西餐、日本料理、韓國烤肉、港式飲茶，到鄰近的泰國菜、越南菜、印尼菜──所以有「永和豆漿」一點也不奇怪。有的人告訴我，那裡不宜婦女獨自前往，以免被誤會……。
「芽籠」的本地語發音很像閩南語的「基隆」，我的旅遊指南說，那裡是「尋找馬來風情」的好去處：「馬來人早期曾在新加坡河搭建水上高腳屋，萊佛士登陸後，將之驅離解散，這批遊民只好搬往芽籠士乃(Geylang Serai)定居。近百年來，濃烈的民族色彩與生活文化已生根茁壯。」
今年十月二十四日是馬來人的「開齋節」，是齋戒月的結束。齋戒月期間，早上日出之前吃過早餐，之後一直到月亮升起(聽說今年是晚上將近七點鐘)都不能進食，連喝水也禁止，以體會窮困者與苦修者饑餓的感覺、忍耐的精神。到了「開齋節」「解禁」，有如過新年一般，全家人穿新衣、戴新帽，出門走訪親友。他們穿的傳統馬來服飾通常是同顏色和同質地，大概是同一塊布料剪裁的吧。馬來人喜歡孩子，夫妻生三四個小孩是稀鬆平常的事，見到穿著同色衣服的馬來家庭，浩浩蕩蕩出現在商場或地鐵裡，有一種莫名的，為他們感到幸福的喜悅。
因為是國定假日，在家裡懶懶散散混了大半天，晚上心血來潮，既然是馬來族的節慶，何不就去馬來朋友居住的大本營去湊湊熱鬧？看看他們如何歡渡佳節？約了友人前去芽籠。
地鐵裡到處是成群的馬來家族，華麗的裝扮，亮眼的首飾，從帽子到鞋子同一色，而且大多是鮮艷的孔雀藍、芥末綠、茄紫、粉青，絲質的長衫上還有金線滾邊或精巧的刺繡，真叫人目不暇給。
走到芽籠路，果然各地美食應有盡有，尤其是中國各省佳餚，從麻辣火鍋到北方餃子。我們進了一家新疆烤肉店，友人發現冰櫃裡竟然有「哈爾濱啤酒」。哈爾濱啤酒的標籤上繪著俄羅斯式建築，泡沫細緻，口感滑順，友人的評價是：「不俗。」
在新加坡喝東北的哈爾濱啤酒，吃西北的新疆炭烤羊肉串，過馬來人的「開齋節」，難怪友人要說去了芽籠一趟，就會愛上新加坡！
酒足飯飽，甜點是餘興節目──「眼睛吃冰淇淋」。
這才叫「大開眼界」，而且幾乎零距離。
如果你看過韓國導演金基德的電影「壞男人」，可能窺看過韓國的花街柳巷風情。戴著粉紅色假髮，身著暴露的性感衣裙，濃妝艷抹，一聲聲「哥哥來玩」的嬌喚，不時還會上前拉扯男士，招攬生意。類似「櫥窗美人」的場面，在世界許多地方都看得到。
你走過芽籠路，沿著騎樓下的雜貨店、藥房門口，站了一排排女人，她們拉住你的手臂，溫柔地說：「不要害羞，幫你按摩，輕鬆一下。」她們的口音，大部分是中國西南邊，你想起湖南(最近湖南女子在此地鬧了幾條社會新聞)、四川、廣西、貴州、雲南，彷彿從她們的氣息裡，聞得出麻辣火鍋的味道。
你發現那是一家按摩院，玻璃門上明明白白寫著，不接受女客人，不歡迎情侶入內消費。
皮膚白皙的女子，即使熱帶的夜晚讓她的臉妝泛出油光，你仍然可以一眼看出她的娟秀，並且從唇角滑向頸子，毫不扭捏做作的深深乳溝。
那麼多堅挺的近乎半裸的胸脯，你掃視那一排排站在店門口的女人，輕輕甩脫她的手，她也不糾纏，仍然面帶微笑。
你行經販售私煙的小攤，說是小攤，不過就地上一口袋子，以便警察來取締時溜之大吉。此地的香菸價格，據聞是台灣的五倍，並且不允許旅客由境外攜入，否則幾倍香菸錢的罰款。
站在燈光稍暗的空地，你回拒私煙小販的兜售，瀏覽那些吃青春飯的女子。她們穿著普通的牛仔短褲或迷你裙，合身T裇，斜背著小包，除了上衣的領口比較低，走在路上，極平凡的模樣，難怪她們被說成是「良家婦女型」的，你沒看見電影裡妖嬈嫵媚的誘人蜜桃，她們只是小玉西瓜，止渴，但沒有幻想。
越過空地，這一處騎樓擺了果菜攤，通路狹窄，遊人擁擠，你幾乎可以觸碰摩擦過青春女子們，已經能夠對她們在你耳邊的輕聲細語不予理會。
這條馬路久久不見行人穿越的空檔，你趁著車流的間隙跑到對街。
一個老先生問女子，女子比出「三」的手勢，老先生搖搖頭，比著「一」，女子搖搖頭。
你聽見有人說：「你怎麼不吃胖一點，你這樣太瘦了，營養夠不夠啊！」賣燒臘飯的大吊烤鴨下，二十來歲模樣的女子把中年男子的手放在兩掌中揉搓。
中年男子說：「有啊！我都有在吃啊！」
芽籠開齋節之夜，無邊的春色，小玉西瓜也變得可愛了。

(台灣《聯合報》2008年3月17日)

哦。

外子在克拉碼頭招待他遠道從韓國來新加坡的友人。
我所翻過的台灣有關新加坡美食的旅遊指南都會介紹那家「X寶」海鮮酒樓。最著名的，當然是斯里蘭卡來的螃蟹，新鮮而味甘，無論是黑胡椒料理，還是醬汁紅豔，沾油炸小饅頭吃，讓人再三吮指的辣椒口味，都相當可口。
雖然不是挑食也不嫌麻煩的個性，我卻對吃螃蟹本來興趣缺缺。一位長輩曾經問我，為什麼女人多半愛吃有殻的東西？像是蝦子、螃蟹、瓜子、核桃，邊吃邊嗑，邊吃邊剝，掏掏弄弄，不過就那麼一點兒吃頭，費那麼大番勁兒幹嘛呢？是不是女人的手巧，舌頭也厲害？
我說那可不一定，不愛那些蝦子、螃蟹、瓜子、核桃的女人大有人在。老實說，要吃那些東西還保持優雅，不碰碰撞撞，搞得狼狽不堪，可是得有技巧和訓練的。
我的一位男性朋友就極端講究女人的吃相，他說以後他的獨子帶女朋友回家時，肯定有一道芒果招待，而且是台灣的小形土芒果，無法先在廚房裡削皮切塊再捧出來待客，就看那女孩怎麼對付那外皮青綠，果肉酸香，吃起來卻滑不溜丟，很難控制的食物。「從吃台灣土芒果試探對方的家教」，這一招我期期以為不可，就怕通得過這一關的女孩寥寥無幾，耽誤了他寶貝兒子的終身幸福呢。
美麗的女孩總是占盡便宜吧。即使吃相不怎麼樣，也會被視為可愛吧。我曾經看過一齣日本偶像劇，戲的片頭還是片尾，石田光吃著一顆像愛文品種那麼大的芒果，一邊吃著，黃澄澄的汁液從她的指間滴下……男人看了，會覺得噁心，還是性感呢？
螃蟹不比蝦子，還有蝦仁可以取巧，「蟹肉棒」也者，蓋無一真蟹肉也。因此，真材實料的吃螃蟹恐怕還是唯一品嘗其美味的正道。以我有限的經驗，號稱陽澄湖來的大閘蟹，都不如新加坡吃到的斯里蘭卡螃蟹，肉質肥厚，善於烹調的師傅把蟹殻稍稍敲裂，讓佐料滲入，天然的肉香與佐料融合一體，吃完了之後手指油膩，碗盤狼藉，對那隻下肚的螃蟹心存感激──「啊！這就是人間哪！」真想學日本人讚嘆美食的本領，大大誇耀一番。
「X寶」海鮮酒樓的螃蟹究竟滋味如何，我無緣親自品嚐，外子招待過朋友一次之後，說「不去也罷」。
問題不在螃蟹，而是那天的炒空心菜(甕菜)。
裡面有一根牙籤！
作為宴客的主人，竟然餐廳發生這種離譜的事，立即招來服務生：「你看！你們這盤菜裡有一根牙籤！」
「哦。」
服務生的反應只有如此。
外子非常驚訝，這是什麼態度？連一聲道歉都沒有嗎？
這下換成他不知道該如何了。
他叫服務生找老闆來理論。
同席的友人也有在韓國開過餐廳的，出面緩頰，說：「這種小事在廚房常發生的。」
我沒細問那天後來怎麼收場的，只問他：「那盤青菜還收錢嗎？」
當然。
(親愛的k，你想到的「當然」是什麼結果呢？)
著名的海鮮酒樓尚且如此，我和同事去學校附近的組屋區吃「大排檔」就更不必計較了。
晚餐時分穿流不息的食客，讓整個飲食中心熱鬧哄哄。我們找到一張空桌，同事看見桌上仍有水漬，說：「請把桌子擦一擦。」
「擦過啦！已經很乾淨了！」店主人說。
我們只好說：「哦。」

買！買！買！

義安城高島屋




















VIVO City


我不是正在逛商場，就是在往商場的路上。
親愛的k，在新加坡的第一個星期，見識到了所謂「購物天堂」的真假。
而直到四個多月之後，才恍然明白，「商場」或「購物中心」和我原來習慣的「百貨公司」是不同的。
怪不得經常找不到想買的東西，尤其是心想新加坡一定隨處買得著，根本不必帶來的日常用品，比如棉花棒，比如針線盒，為了買那些「不可能沒有賣」的零碎物品，幾度接近發怒。
一切由於我對台灣、日本和韓國等國家的生活習性比較了解和依賴吧。搬到一個位於起伏山坡上的校園裡，「沒有7-11」的居家環境，沒有隨時可以出發的交通工具，我開始感到恐慌。也就是說，我告訴自己，不可能少了雞蛋缺了鹽時立即熄了爐火跑下樓去補貨，別想三更半夜晃到街角買一瓶飲料、吃消夜、翻看八卦雜誌和研究新的「滿額贈送」的小玩意兒──miffy的手機吊飾、hello kitty的磁鐵，即使毫無用途，看看各家便利商店怎樣攪盡腦汁頻出奇招來吸引顧客上門，也都是新鮮有趣的。
去年為了蒐集7-11的hello kitty磁鐵，我們連去離島澎湖玩，都在可能是最偏遠的7-11店口急忙停下租來的汽車。購物滿77元可以獲得一個hello kitty 磁鐵，我們出門在外，本不需要買什麼柴米油鹽，車上的飲料和食品也夠我們吃個三天還綽綽有餘，還有什麼可買的呢？
你想不到的吧？我買了一瓶調理女性體質的中藥飲品，叫做「玫瑰四物飲」，那種口感和味道，不習慣中藥的人大概很難下嚥呢。
結果，勉強自己喝下價值超過77元的「玫瑰四物飲」，換來的hello kitty 磁鐵裡，竟然有一個是罕見的「隱藏版」！酒香不怕巷子深，敢情我們倒像是渡海到澎湖尋寶似的。
後來那枚「隱藏版」的磁鐵送給同事的女兒，「禮輕情義重」，她那張可愛的小臉上感激神情，可真叫我不虛此行啊。
說來，竟像是多年前的事一樣。到了新加坡，沒有明顯變化的氣候，也會讓人的記憶力改變嗎？
「沒有7-11的居家環境」，讓我在新加坡每次出門，遇超級市場必定進去巡禮一番。那種心情很像我從前去中國大陸後回到台北，研究室裡的糧食小櫃空無一物，我便有急切的補償心理，非買它個滿載而歸不可。
無數次的購物經驗，讓我也累積了失望的指數。還是7-11吧，在某家大賣場的入口處，發現購物推車要投一元銅板，使用完畢後將鍊條與前輛推車相扣，可以退回金錢。可是我只有一張兩元的紙鈔，便叫孩子去入口處旁的7-11換零錢。
啊，原來7-11不是全世界都一樣，「換零錢」不是全世界的7-11都有的服務項目。孩子進去了出來說，沒得換零錢。他自告奮勇去附近別的店家試試，搞了老半天，那張兩元的紙鈔還捏在手裡。
孩子的父親不耐煩了，去速食店買了可樂，終於有了銅板。
雖說是大賣場，也不是一應俱全，為了買被子、檯燈、瓦斯爐和訂製窗簾，奔波於不同的購物中心，這下發現各樓層賣的商品沒有「共相」。依我們的習慣，一般商場的地下室是停車場、超級市場和「美食街」，一樓是化妝品和珠寶首飾、皮件，二樓和三樓是女性服飾，四樓是男性服飾，五樓是體育用品，六樓是家電用品、廚具、寢具，再上去還有餐廳……原來，這是「百貨公司」的布置結構。
新加坡的購物中心，至今我還沒歸納出它的「章法」。銀行旁可能是理髮店，熟食攤位和服飾店比鄰，你必須學會看地圖，並且找得到那珍貴的指示，否則就會像我，好不容易弄清楚information櫃檯前喋喋不休的女子是來和她工作中的朋友敘舊解悶，我終於大剌剌趨前打斷她們的交談：「聽說這裡有一間叫做某某的店，有賣縲螺絲起子，請問是在哪一層樓？」
不只這裡，一問三不知的information center，要我自己看告示板的服務人員我踫過好多位呢，即使是位於烏節路上的商場也一樣。
至於看告示板也有學問，你得先曉得你要買的東西屬於哪一類，再去那一類項目之下找，「找」的前提，是你曉得它的店名或品牌名，然後依其編號去查其所在的樓層。更不方便的是，這些告示板通常都是橫鋪於平台上，像義安城、新達城和新開幕的怡豐城(vivo city)，告示板前總是擠滿了人，觀看不到，只有退下陣來，自求多福。
人人都說新加坡政府照顧老百姓，安於被照顧的老百姓不知道有沒有感覺到商場卻讓他們學會了獨立。
後來我才知道大部分的新加坡人是在組屋區的商店購物，而我住的宿舍附近也有小型的商店，儘管不是二十四小時營業，至少不必為了買一瓶牛奶等巴士去購物中心，看來，我也被磨練得獨立了。

新家

喜歡旅行的人，多半是對未知的環境好奇，喜歡離開家鄉的那種不安定感吧。
安穩的生活裡，如果沒有起伏變化，就會覺得不耐煩，反而感到枯燥和不安，離開日常規律，在異地的「非常」日子，才會有安靜的心情。這真是一種矛盾，要在「不安定」裡才會「安定」，要在不是「家」的旅店裡才能體會「家」。
旅店經常強調「賓至如歸」，要讓客人有回到家的溫馨感覺，除了親切的招呼，宛如家庭的設施更是營造「家」的氣氛和空間感的要點。例如自助式的投幣洗衣機、烘乾機，簡單的調理食物廚具。
我住過的一處美國旅店，房間裡有微波爐和咖啡機。早上起來煮咖啡，把旅店給的紙袋玉米花放進微波爐，讓煮咖啡的波波聲和爆玉米花的霹靂叭啦交織成為比電視裡的新聞節目更令人新奇的樂音。玉米花和咖啡其實並不對味，玉米花愈吃愈油，咖啡如果不加糖，就混著玉米花透出苦澀。如果加了糖和奶精，口腔中濃甜的咖啡溶解著愈吃愈鹹的玉米花，彷彿味蕾就要麻木，急需飲水救渴。
雖然如此，這種特殊的早餐我還是反覆實驗，咖啡加不加糖、玉米花在微波爐裡爆幾分鐘，吃了好多天。
日本大學的「會館」，在建築的某一層會有公共廚房，冰箱、爐台和餐具皆備。有時還能找到鹽和醬油之類的調味品，不曉得是否為私人所有，也就不敢動用。
日本的便利商店是我旅途中的精神與物質依靠，完全考慮和照顧到獨身者的基本生活所需，出售一人份或一次用得完的物品和食材。即使是在學校會館裡的公共廚房煮一碗方便麵，我也可以打個雞蛋，搭配現成的小菜，飯後還能來個東京大學著名的美味奶油泡芙。
如果這就是一點「家」的感覺，在「家」吃飯的舒適，沒有經濟壓力的話，多住些時日也不錯的。
台灣的房產業者很擅於「包裝」住宅個案，而且是「詩意」的包裝居多，什麼「楓丹白露」、「雅舍小品」，連「新家坡」、日本的「輕井澤」、「村上春樹」都派得上，拜李安導演之賜，台北市仁愛路的「豪宅」還自稱是「臥虎藏龍」呢。這股風尚吹到了對岸，中國大陸的住宅也時興「山莊」、「別墅」、「花園」的美名，管它小區裡有沒有花，見不見得到山。新加坡的私人住宅就樸實平易多了，大都叫做什麼「view」或是「garden」，我拜訪過的「豪宅」高大氣派，的確是有庭園也有景觀，一點也不浮誇，也不見詩意的名號。
特別的是，這幾年除了競相包裝，推出銷售產品，台灣的房產業者還強調「五星級的飯店管理」。「二十四小時警衛人員和電子監視系統」，站在安全和過濾不速之客的考量上，我還能夠理解。入門大廳建得像大飯店的lobby，有專人笑臉迎接您回家，倒是不明白何以需要如此，不知道他們是否還代管住戶的鑰匙、收發信件和留話訊息。這些豪宅標榜設備有游泳池和三溫暖(桑拿浴)，「回家就像渡假」，他們的宣傳廣告這麼說。
「回家就像渡假」，我雖然無力購買那樣的房屋，也不心嚮往之。在新加坡的生活，有別於台北，時常保持著渡假的放鬆期許，希望用愉快的心情探索這個被譏為無趣平淡甚至苦悶的島國。
這是一段工作兼旅遊的長假，我們搬進除了桌椅和床組、櫥櫃之外，空蕩蕩的新家。什麼是家裡最重要的電器用品呢？冰箱、洗衣機，還是電視？
一個星期之內，為了布置一個新家，我們東西南北到處購物，真正的，以非暫時觀光客的眼光，開始認識了新加坡。

地圖

親愛的k
我寄給你兩張校園的地圖。
一張是我初來時暫居的學校招待所給的；另一張是學校網站上的。兩張都標示著地圖的上方是北邊。
但是仔細看看，建築物所在的地理方位卻不一樣。按照我手上的招待所地圖(它還特別以紅色圈圈畫出招待所的地點)，我住的學校宿舍是在和招待所同一建築群，是在校園的西北角。而學校網站上的地圖，我是住在校園的東北角，圖上藍色建築群的地方。
這就影響了我的行路判斷。
新加坡車輛是靠左邊行駛，開學上課第一天，我拿著招待所給的地圖，走到住屋對面搭B線的校車。等車時，一位黝黑瘦小的印度女孩也拿著地圖向我問路。
這真是「問道於盲」的最佳示例，難道她沒注意到，我手上也拿著地圖，左思右想地在研究嗎？旁邊有不少學生，她卻沒想去問他們！
總之，我告訴她，我也弄不清楚呢。
搭上校車，繞了森林似的校園一大圈，愈看愈不對勁，好像建築物的標誌名稱順序都和地圖上的不一樣。
咦……我探頭望向右前方，那不是我住的地方嗎？
也就是說，我繞了一大圈，回到了原地？
我立即下車，跑向街對面，應該是C線校車才對，相反的方向才是教室所在。
那位印度女孩可能是研究生吧，大概就住在附近，第二天，我乖乖等C線校車時，剛好她也在等。有趣的是，她又拿著地圖向我問路。
黃皮膚的東亞人都長得很像嗎？也許我們也不能分辨同樣黑皮膚的印度人、馬來人、印尼人、孟加拉人、斯里蘭卡人吧。她已經忘了，昨天我才告訴她，我也才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呢！
不過這一次，我有了昨天的錯誤經驗，稍稍可以指點迷津了。
我們在車上同座，她的皮膚黑得閃亮，腦後拖著又黑又粗的一根長辮子，穿著鮮橙色的印度服飾，睜著圓滾滾的大眼朝車外東張西望，一會兒又翻看著手中緊捏的地圖。
我真想告訴她：妳知道嗎？學校的網站上的地圖，和這張是不一樣的，兩者之中，可能一張有誤……
至今，我仍然不曉得，我住的地方，在校園的哪個方位。

奔馳

新加坡樟宜機場已經有二十五年的歷史，距離我所居住的大學宿舍大約四十分鐘的車程。
2006年7月16日，我和家人奔馳在橫貫全島的高速公路，一天之內，跑了三趟。
孩子不乏乘坐飛機的經驗，到「外國」也不是頭一回，在桃園機場等候時，還因為想到與同學分離而熱淚盈眶。我因為早起而昏昏欲睡，他卻遠望到海中進入眼簾的青翠島嶼而興奮大叫：「到了到了！我看見新加坡了！」
新加坡附近海島很多，真不知道他指認的是不是就是新加坡，反正，台北的總總先拋諸腦後，我們來到了熱帶島國。
從排隊入關，孩子就蹦蹦跳跳不肯安份，從前帶他搭機，還曾經離開隊伍跑出關防，十歲了，拉扯不住的大個子，我讓他自己通關，試試他面對陌生人的膽量。皮膚黝黑的馬來族海關人員很是親切，我先通關後，回頭看孩子接受詢問，他還有說有笑，不曉得怎麼聽得懂對方說的話。海關人員拿了幾顆櫃台上的糖果給孩子，他嘻嘻哈哈道謝朝我跑來。
還在等著提領行李，已經看見玻璃門外前來接機的友人向我揮手。行李轉盤轉得非常快，是我沒見過的速度，孩子追著行李跑，一會兒行李就轉回了平台裡。我拉下站上行李轉盤的孩子，這種速度要容易跌倒的，機場警察也過來制止。出門之前好幾回耳提面命，新加坡是法律嚴謹的國家，弄不好犯了錯，外國人也是要受罰的，嚴重的話還要挨鞭子！
孩子見警察來了，跳下行李轉盤，挨到我身邊。從小我要是不乖，外婆就會威脅我說警察要來了，或是說要警察把我捉去派出所關，我想到了新加坡，大概可以靠「警察來了」約束孩子的調皮吧。
不久，再度循環轉出三大兩小件行李，和友人走出航廈。馬來族的計程車司機幫我們把行李扛進後車廂，我才發現新加坡的計程車後車廂真寬敞又乾淨，不像台灣的計程車，後車廂總是堆滿了司機個人的雜物，請司機開後車廂，看見有限的置物空間，有時自己反倒不好意思「侵占」了他的地盤似的。
公路上，外子看見路橋上淡紫色的九重葛，問說那些是真的花嗎？開得那麼整齊一致。我說，這裡沒有明顯的四季，九重葛應該是經年常開哪！何必裝飾假花？初來乍到異國，我們都不免有些驚奇和土氣。
孩子指著經過的組屋牆上零星平鋪的紅白布塊，說：「看！新加坡的國旗！」那些國旗可能自從垂掛上去就不曾清洗，灰暗而陳舊，不仔細看，還以為是人家的桌巾或衣物。我向友人確認：「那些紅紅白白的，就是新加坡的國旗嗎？」友人說8月9日是新加坡的國慶日，大概為了慶祝國慶而預備的吧？
孩子頗不以為然，說：「國慶日應該掛新的國旗。」
我說：「因為他們很愛國啊，一直掛在窗外，捨不得拿下來，要讓坐車經過的人都看見，這是我們新加坡的國旗。」
近幾年拜世界杯足球賽之賜，孩子的所謂「國際觀」和對「世界」的認識都是從足球比賽而來。尤其是各國的國旗，更是令他津津樂道，辨識指認各國的國旗成了他的嗜好之一。他還告訴我：紅色代表友情，白色代表純潔，紅色那邊左上角還有月亮和五顆小星星，代表新加坡是新的國家，有自由和民主的理想。我真不曉得他對新加坡國旗的常識是怎麼來的，新加坡並沒有進入世界杯足球賽的最後三十二國啊。
暫時住在學校的招待所，有兩個房間，清爽而舒適。孩子打開電視，沒有他喜歡的節目，三個人便沈沈睡了個午覺。
準備第二天去學校報到的個人資料，突然找不到孩子的護照了！
為了訓練他獨立，這次我讓孩子自己保管護照，心想以後可以讓他獨自飛行，沒想到首度嘗試，就出了亂子。
怎麼要他回想，就是記不得護照可能掉在什麼地方。
我倒出所有隨身的提袋和孩子的書包，檢查每一個口袋和夾層，就是沒有護照的蹤影。
問孩子記不記得海關叔叔給了他糖果之後，護照有沒有放回書包？放回書包以後，拉鍊有沒有拉上？還是把護照拿在手上，出關以後去上廁所，順手擱在洗手檯？從行李轉盤跳下來的時候，書包有沒有掉落？
通通沒有印象。一個沈沈的午覺醒來，連自己怎麼回事都不知道了。
我立刻連上房間裡的網路線，查詢「樟宜機場」的電話號碼。
告訴對方乘坐的航班和抵達的時間，對方要我改撥失物協尋處的電話號碼。
重撥電話給樟宜機場的失物協尋處，對方問：「是哪個國家的護照？」看來遺失護照的人還不只一個。
沒有，沒有人撿到。
我又想，坐計程車時孩子因為窗邊的陽光而煩躁，不肯安份坐著，是不是他擠來擠去，把書包扔在車地墊時，護照順勢滾出了？
打電話向友人求救，問他是否知道今天乘坐的計程車公司名稱和電話號碼。並且非常羞愧地告訴他，孩子遺失了護照。
我的羞愧，有著「歷史」的前因。
1998年，我在哈佛大學的Harvard Square 一家法式麵包速食店失竊了背包，機票、護照、錢包，所有重要的東西都在裡面。本來預定第二天返回台灣，這下子走不成了。報案以後回到旅館，才得知房位已滿，不能續住。在等待台北傳真來我的個人身份資料，去駐波士頓台北代表部重新辦理護照、重新買機票、排機位的那幾天，正是這位當時在哈佛大學留學的友人解救了我，以及被我連累的同行友人，讓我們借住在他公寓的客廳，不至於淪為露宿街頭的無名氏。
老天如此捉弄人，這位友人在我身上，印證了「有其母必有其子」的老話。從大學畢業之後，我不曾和這位友人聯絡，得知他在哈佛大學留學，就趁訪問哈佛大學之便，見了一面。結果中午才見過面，晚上就打去求助的電話，幸虧有他慷慨的接納，讓我們兩位女不速之客，搬進了他和室友的男子公寓，造成的麻煩和不便是可想而知的。哈佛失竊事件之後，除了寫了封電郵表示感謝，匆匆過了八年。再度重逢，他已經是我在新加坡講學的大學老師，奉命來接機，帶領我辦理所有報到及安頓的手續。
歷史再度重演，中午見過面，晚上又接到我的求助電話了。
同樣是先打給計程車公司，得到失物協尋部門的電話號碼，然後再問是否有人撿到護照？
這次比較麻煩，計程車公司的車輛全島跑，據說全島有三萬輛計程車，就幾家公司經營，一家公司少說也有幾千輛車，你們坐的是什麼顏色的車？車號多少？
記得是藍色的，司機是馬來族人。
那不夠啊，開藍色車的馬來族司機很多的。
再打電話問友人，是否可能知道今天坐的計程車車號？
拿到車號，又撥計程車公司失物協尋部門的電話。
那個，你知道我們的車一天裡不是同一個司機駕駛的，你要告訴我，你幾點幾分從哪裡上車，幾點幾分在哪裡下車。
好吧，硬著頭皮再問一次，幸虧友人保留了今天乘車的收據，上面有完整的時間。
繼續打計程車公司失物協尋部門的電話。
對方查出那位馬來族司機的名字，說會向他詢問，要我過五分鐘之後再打去。
五分鐘之後，得到的回音是：沒有。
我說，剛才忘了告訴你，可能掉在車子右邊的地墊，還是司機座位的下方……
沒有。我們司機交接車子的時候，都會檢查過一遍先，他說沒有。
好，謝謝。
過了晚上八點半，中午用餐的餐廳就在招待所的附近，在餐廳打烊前趕緊去問一問。
「歡迎光臨，我們快要關門了，你要吃飯嗎？」服務生大概看我有些面善，我說明了來意，直接走到中午用餐的座位，朝前後左右的地毯巡視。
中午休息時候我們會把餐廳打掃清理一遍，那時就沒看到哩！
回到招待所，我向一樓櫃檯打聽此地報案的電話號碼。
依照我的經驗(慚愧)，重新申請護照應該先報案遺失。
坐在櫃檯的男士大吃一驚，連忙站起身問：發生了什麼事？發生了什麼事？
勞動到警方的事，那是非同小可。
我向他解釋，他拿出一張便條紙，用鉛筆寫下：「999」。
我正準備回房，他朝我背後叫住我：這種報案應該做筆錄吧？打電話就可以嗎？
「打999電話，警察會來這裡嗎？還是，我應該帶著孩子去警察局報案做筆錄？」我問他。
他看看我，歪了歪腦袋，說：「還是親自去一下比較妥當吧？」
好的。我問他，最近的警察局在哪裡？
他露出困惑的表情，說：「不知道呢……」
我謝謝他，反正撥打999電話能夠問得到吧。(後來我聽說，此地不是所有的警察局都是二十四小時服務的)。
不僅沮喪，我簡直全身無力，到新加坡的第一天就發生這種倒楣事，以後的日子怎麼過？
我躺在床上，這時責罵孩子也於事無補，誰讓我信任本來就粗枝大葉的十歲孩子呢？
打「999」之前，想再試一次樟宜機場。
畢竟，我對新加坡警務存有畏懼的心理，方才櫃檯那位男士不就一聽說我要報警，臉色大變嗎？
樟宜機場是嗎？嗯，我剛剛打過電話，是有關今天從台北飛來的……
「Yes！」
我還不明白她說的「Yes」是什麼意思。
我繼續說：大約是中午的十二點抵達新加坡，男孩子……
「Yes, We found it.」
是嗎？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再三把護照的國籍、號碼、名字確認了幾遍。
之前打過電話，不是斬釘截鐵地跟我說沒有人撿到的嗎？
顧不得那麼多，我抄下了失物的編號，告訴她我馬上去領取。
「我們的部門十點鐘就下班，如果你來不及的話，明天早上……」
不不不，我說，我立即出發，十點鐘之前一定會到！
孩子大叫一聲：「萬歲！」好像失而復得是輕而易舉一樣。
請招待所櫃檯打電話叫計程車，即使機場方面已經說找到了，今晚沒有拿回護照，我就是不能安心。
計程車司機是華人，聽我們說要去機場，好心告訴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飛機了。」
我們不好意思明說去機場的目的，支吾以過。
我頻頻看手錶，九點十分，十點之前應該到得了機場。
連走帶跑直衝樟宜機場一樓「Information」服務台。報出失物的編號，兩位小姐，一位是華人，另一位是馬來人，都不是方才與我通電話的人。但是她們都知道我要前去領取，華人那位工作人員走往地下室。
孩子又開始活力十足，蹦蹦跳跳，說：「還沒吃晚飯呢！已經十點了！」
終於領回護照，這將近十個小時之內，你在樟宜機場的哪個角落，又是怎麼被人拾起，送交警方的呢？
我出示了我的護照，在領收單上簽名。孩子的爸爸要孩子向兩位阿姨鞠躬道謝，說：「這是在新加坡，要是在別的國家，撿到你護照的人隨便丟進垃圾桶裡，你別想找得到！」
「新加坡小嘛！」孩子天真地說。被他的爸爸敲了一下後腦勺。
在機場餐廳隨便吃了個簡餐，我們又奔馳在橫貫全島的公路上，今天，已經是第三趟了。

新加坡，我的2006

2006年3月21日至23日，我匆匆造訪了新加坡。
7月16日，應邀到新加坡講學一年。一家三口帶著三大件、兩小件的行李，從睡眼惺忪的台北飛到陽光之城。
託此行之福，我的視野能夠從東北亞稍稍調移到東南亞，無疑是一個增廣見聞以及沈澱思索的好機會。
於私下或公開的場合，我都對促成此行的長輩與友人表示感謝，這是發自內心的實情。
即使為了適應新的環境，準備教學材料而占去幾乎全部的精神與時間，讓我的學術研究工作接近停頓，如果前些年的工作是不斷逼迫自己健步如飛，這一年的新加坡日子便是漫步徐行。
我隱約看見自己的生命之河正朝向不同的風景開展流動，雖然不能預見前方的千山萬徑，至少，新的生活體驗讓我有所成長。我有時想，假使在新加坡的這段時光仍然堅守著與台北相同的生活與思考模式，那就枉費如此的機緣。新加坡是個商業社會，自古以來華人上「闖東北」，下「走南洋」，為了糊口維生而離鄉背井，在此地開創了新的天地，我在台北有穩定的工作與平凡的休閒，為何還要「走南洋」？我尋求的是什麼呢？
是的，我多次自問：我來新加坡，尋求的是什麼呢？
論經濟繁榮與生活水平，台北和新加坡大致所差無幾，比新加坡土地面積大六十倍的台灣，同樣是海島國家，物產與人才之豐富，有著先天的有利條件。統治過台灣的各種政權，同時匯聚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新加坡的朋友也承認，文化之精緻、藝術之興盛，台灣自然比新加坡甚有過之。
一位大陸學者分析，渡海去台灣的，大多是忠貞愛國的軍人和公務人員、文化菁英、富豪商家以及他們的眷屬，這些人口和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知識份子，共同結成了促進近六十年來台灣文化發展的力量。反觀新加坡，中國沿海地區的農人和漁民到此地大多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作，他們克勤克儉，胼手胝足，向來面對的是「餓死事大」的關鍵問題。晉身為有資產的商人之後，他們興辦學校，傳承文化，回饋故國鄉里。
外地來的華人起初都會欣賞而且滿足於安全的社會、井然的秩序，還有平穩的氣候，沒有地震、颱風、山崩、海嘯等等天然災害，可以說是海島一樂園。但是日子長了，就會覺得沒意思，「沒味兒」。即使在中國，每天活動的範圍固定在那個方圓沒有幾里路的小圈子，仍然因為曉得不怕跑遠路的話，能夠選擇和享受具有程度的文化品質。
「這是個文化沙漠的海島」，我聽到的訊息，幾乎可以歸納成這樣的斷語。
那麼，靠吸收文化藝術空氣存活的我，能夠待得下去嗎？
一位台灣來的留學生一見到我，便問：「妳幹嘛來這裡呢？我們都悶得想逃出去！」
2006年，我往來台北與韓國、上海、美國鳳凰城、舊金山、日本名古屋、東京、大阪、京都、奈良……算算真正「居有定所」的日子，不是在台北，而是七月起過活的新加坡。
2006年，我的大半時光浸潤在新加坡晴雨風華之中。
就像經常於旅途上發現自己都不認識的未知自我，我一邊想能為此地的人文景象做些什麼；一邊也感受到了我在此地教書的學生需要我的熱情。被什麼人需要的感覺，就是一種人生的幸福，我在我的家人和朋友那裡得到了「被需要」的幸福，他們肯定了我生存於世的價值與意義。
帶著「被需要」的幸福，我寫下了第一個願意公開的部落格──「紅豆書簡」。
才剛剛開始寫沒多久，就有不知名的網友來e-mail指正我的錯誤，我還不能徹底分別馬來西亞華人和新加坡華人，把文章中提到的歌手梁靜茹的背景說錯了。因此，率性隨手寫來的「紅豆書簡」有了被讀者提醒，應該加以說明的小小必要。
依照過去的寫作慣例，我不會直接回答讀者的提問。我把自己的作品定位為「文學創作」，即使大部分是個人的親身經驗，「紅豆書簡」絕對不會是一個在新加坡講學的女子的「歷史實錄」。既然是「文學創作」，希望能夠包涵容納作者的虛構與想像空間，主觀的見解與不成熟的認知。寫出之後，作者退位，留予讀者恣意觀看。同時，我不喜歡作家以似近「出賣情感與個人生活隱私」的筆法寫作，「紅豆書簡」裡不會有完全真實的告白與坦露，所涉及的人與事也懇請讀者不必花工夫攪腦汁去「按圖索驥」、「對號入座」。
我的職業是學術研究工作，受到專業的訓練與要求，追索查核古人的實情固然有趣，但也時常讓我於力不從心之際，深感厭煩。一味探究真相的學者和抓拿逃犯的警察、跟蹤奸夫淫婦的徵信社人員有什麼兩樣？如果沒有開闊的胸襟、視野和品格，恐怕答案會令人失望的。
「紅豆書簡」裡會談到很多新加坡及東亞文化的現象，如果有牢騷、有批評、有誤解，都先請讀者見諒。我只能寫出我所看到的片面，我所感知的片斷，我所記得的片段。

悲哀的悲哀

回機場的公路上，友人問：「對新加坡印象怎樣？」

外地來的遊客行經的大多都是貫穿全島的高速公路，路中護欄裡是高大的喬木，車輛駛過的風一吹，落葉紛紛被捲颳進九重葛花叢裡，乾乾淨淨，連一片殘花敗枝都看不到的整潔。

遠處是商業大廈或是政府組屋，冷氣機和晾曬衣服的萬國旗都不在公路上看得到的一面。比較特別的是機車也在公路上馳騁，機車騎士是年輕人，不是日本的暴走族，也不是韓國外賣中國料理的遞送員，更不像台灣穿梭在大街小巷的男女老少，似乎是藍領階級，而且是外鄉的藍領青年。機車數量不多，和汽車共用公路，倒也相安無事。

秩序。這是對新加坡秩序的初步印象，很容易讓外人認同且讚賞的優良國家形象。

準備回台北，在新加坡喘息了兩三日，再去上緊發條工作工作工作。
這樣拼命工作的結果，十年來，我得到什麼？又失去了什麼呢？

人到中年，不得不經常反問自己，什麼是我接下來想要過，以及有能力過的人生？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

這十年，已經不在我能預料的範圍裡電光火石般的度過了。未來的十年，如果依照目前的情況進展下去，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寫學術論文之中衰老，隨著位階的晉升而調整改變人生的視角。

不能掌握的現實大於個人的堅持。我所居住的那個島嶼，給我成長的動力，也給我挫折壓抑的打擊。

親愛的k，你聽過我太多抱怨不滿的苦水，你說不能明白，政治的變動怎麼會如此劇烈地影響一個人的命運與前程。

我們的歷史，不就是一部以政治人物的廝殺爭奪為主軸的宏大論述嗎？

不就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起伏與毀滅嗎？我當然不會是那頂尖的「一將」，但總無法逃脫成為「萬骨」之一的命定。你說我想太多，說太過嚴厲了。

1994年，日本的司馬遼太郎訪問當時的台灣元首，當時的台灣元首道出了「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2003年，韓國的金容沃訪問政黨輪替後新的台灣元首，那時我正好結束在韓國一年的生活，和金先生搭同一班飛機。準備下機時，金先生從機艙的窗戶向外望，問我：「這不是松山機場嗎？」我說：「這是桃園。」

金先生告訴我：「上次我是從松山機場離開台灣的。」

他是為了採訪而到闊別已久的台灣，他問我：「你不覺得陳水扁和韓國大統領盧武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嗎？」

的確如此，但我更感興趣想知道的，是這兩位出身於市井的領導人，如何帶領百姓走向幸福安康的生活？

君無戲言，連一國之長都陷溺於歷史的悲情，或是在受訪問時信口說自己退休之後也要當記者，推崇記者「不好當」，我們還能期待什麼？相信什麼？

離開南洋的島國，朝著台灣的方向飛去，比司馬遼太郎和金容沃筆下傳達得更深的切膚之痛，是體會了悲哀的悲哀。

絕景

你看過演講的主講人邊說邊掉淚的嗎？
你看過主講人戴著太陽眼鏡面對聽眾的提問嗎？
有這種出糗狀況的，就是我。
雖然一夜無夢好睡，我那段期間過度使用的眼睛出現了抗議的警訊，有時模糊，有時疼痛，有時發癢。
醫生說，你的眼睛本來「體質」不好，容易感染和破皮。他讓我看電腦攝影，眼皮裡血紅的膚層上有幾粒水泡。
點藥水，多休息，只能這樣。
於是斷斷續續的時痊癒，時發作。什麼叫做「以藥物控制病情」，我的眼睛就是依賴藥物控制。我問醫生，什麼時候可以不用再天天點藥水？即使我忘了點藥水的頻率更高，依照預約的日期復檢和拿新藥水，幾乎是心裡求平安的作用多些。
醫生看了看我，說：等你「體質」改善，抵抗力增強以後就行了。
從二十歲左右開始戴隱形眼鏡，長期以來，清潔的步驟依然遵循最傳統的方式，用清潔藥液搓揉，沖洗，然後浸泡在保存隱形眼鏡的藥水裡。為了改善容易發炎的情況，從薄如軟膠的隱形眼鏡，換成硬如玻璃的隱形眼鏡。剛剛更替的那個星期，總是為眼中的「異物感」難受得直眨眼，或是直流淚。
把外物貼在自己的眼球上，這種光想像就不舒服的舉動起初讓我裹足不前，軟式的隱形眼鏡質材細緻，容易服貼密合住眼球，適應得快。硬式的隱形眼鏡比較小，不能包覆住整個瞳孔，甚至有時會被淚水浮起移位，「滑」到眼睛的其他角落，險些造成刮傷。
建議我開刀以手術解決近視問題的人不少，聽到成功的案例讓我躍躍欲試。我的眼科醫生戴著斯文的茶褐色塑膠框眼鏡，聽我說想動手術，直截了當地說：「不管是哪種開刀方式，這種矯正治療才剛剛開發不到二三十年，後遺症有沒有還不曉得，你看過眼科醫生接受過手術的嗎？」
我搖搖頭，我的眼科醫生就是你呀。
「再說，」他推了推鼻樑上的眼鏡：「你的年紀也不小了，不考慮復元的能力，也應該考慮日後可能因為白內障而需要動刀，一個眼球，受得了一次次的刀傷嗎？」
自從開始以車代步，我更少不戴隱形眼鏡就出門了。框式的眼鏡左右上下總有不在「保證範圍」的角落，像我深度近視，萬一沒戴正，視線不佳的話，開車總有危險。在還能配戴隱形眼鏡的人生階段，(老年人還可以配戴隱形眼鏡嗎？)把「愛美」和「行路安全」緊密結合起來，隱形眼鏡在旅途上更是不可或缺。
一如往常的打開電腦進入演講主題，昨天旁聽「文學與文化理論」的課室裡領教過了新加坡威力十足的冷氣，演講會場的空調很是宜人。
說著說著，眼睛開始不舒服。
現場的燈光配合電腦投影轉暗，我邊說邊拿出面紙輕輕擦拭眼角滲出的淚水。視力愈來愈模糊，讓我擔心的隱形眼鏡移位的意外恐怕要發生了。
才聊過自己出遠門遇到狀況頻仍的倒楣事已經練就見怪不怪的定性，把難得遭逢的惡劣氣候當成旅遊指南書裡拍攝不及的「絕景」來欣賞，清澈的瀟水變成泥沙滾滾的黃河；遼闊的洞庭湖氾濫成災，君山幾乎全被淹沒；一年中所有的降雨量通通不期然集中在我造訪寧夏銀川的那幾天，沙漠中孤單淋雨的駱駝，被雨水削去了鼻子的西夏國王李元昊的沙雕塑像……
我在新加坡製造的「絕景」，就是紅腫的眼睛，抑止不住的淚水，以及難受得躲進廁所，幾番重新清洗都無法恢復正常的隱形眼鏡。
眼妝也花了，又沒有隨身帶備用的框式眼鏡，主持人到廁所問我可以怎麼協助我。
回到會場，皮包裡只有太陽眼鏡，至少能夠遮掩一點眼睛的醜態。我戴上太陽眼鏡，四周比方才關燈投影圖象的時候還陰暗，反正看不清楚提問先生女士的臉，我摸著黑自以為是地侃侃而談，那窘像，實在是難堪的「絕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