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恨的迷路

「建築是凝固的音樂。」據說設計我執教大學的建築師經常喜歡引用歌德的這句名言。
建築大師不知是否注意到，人在凝固的音樂裡，有時會因為迷失方向，而有嘶吼的衝動。
完全出自於人類原始的，渴望安全感的基本需求，在大學主建築群裡行走，常讓我想儘速逃離。
當同事聽到我的抱怨，告訴我：這可是世界級的日本建築大師設計的。
很難想像是出自日本設計師之手，建築內外動線不明的設計首先就很不日本，或者說，不是我所接觸過，重視細節與使用者便利性的日本。跳脫讓人一眼能夠辨認出、感覺出的日本民族特色，走向普遍性與世界性，是否為建築師刻意的安排？
我對建築藝術和造型美學沒有研究，為了想知道究竟是何方神聖來此唸出了一本奇異的經文，查到了「丹下健三」的大名。
不得了，丹下大師的作品豈是我有資格批評的？
先說丹下健三(Kenzo Tange，1913-2005)，自1946年任職東京大學助教授期間，就以設計廣島原子彈爆炸地點原址的和平紀念資料館和紀念公園競圖勝出而展露頭角。不僅在日本國內，丹下先生的作品也見於國際許多城市，並且在1987年獲得建築界最高的榮譽──普利茲克建築獎 (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是日本第一位，也是亞洲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建築師。
新加坡在丹下大師「都市建築設計研究所」規畫興建的建築還有位於Raffles Place的「海外聯合銀行中心」(Overseas Union Bank Centre，簡稱OUB)，以及1998年推出的國家圖書館大樓。OUB樓高280.1公尺，在1986年至1989年期間是亞洲最高的大廈，直到香港的中國銀行大廈建成而被取代。
研究丹下大師的學者將他1970年代以後的作品歸入設計生涯晚期的成熟經典，討論著他如何「振興民族精神」，透過建築讓世界認識日本，徵引他說過的：「建築應該蘊涵直指人心的力量，將科技與人性完美結合」，看到這些深具權威性的資料，讓我懷疑自己是否有眼無珠，悟性遲鈍，至少在我行經那些外型像廠房，內部的研究室區隔如醫院診療室的建築物時，卻只有疏離與冷漠之感。
這些構成學校主要教學與研究空間的建築群依山坡而建，有位大陸學者說總體的樓房呈「非」字型，我不大看得出像漢字「非」的構造布局，地圖和標牌上顯示它分為南北兩翼─south spine and north spine，以「s」和「n」加上數字為各棟命名，問題是數字的順序如何？一位研究生的丈夫任職於電腦業，告訴我「s」和「n」兩側的各棟數字標號是依順時針與逆時針方向排列，至於哪一側是順時針方向數一二三；哪一側是逆時針方向，我聽了老半天，又現場觀察過，仍然弄不明白。
開學前，系上的同事好心帶我們幾位新老師實地走一遍各自的教室，登電梯，打開某學院的玻璃大門，穿越研究室的長廊(捷徑，而且可以享受冷氣)，再經走道改搭另一電梯，然後循數字指示區分走到講堂課的大教室、討論課的小教室……
炎熱的八月天，我已經暈頭轉向，真不知何以如此複雜，那不是迷宮，更像是刻意磨練人耐心與方向感的益智競技。
用「顛覆」形容可能過於強烈和誇張，但是建物一般的布置「習慣」的確被設計師突破了。比如停車場並不在大樓的「地下室」，而是其中的一層，於是行人走在停車位旁的步道，呼吸車輛排放的廢氣，一不小心，還有誤闖車道的危險。這一層的挑高挺低，讓人心生緊張和壓迫感，好像人也是物的一種，被客觀化與陌生化，流動貫串在既定的運輸通渠。
最令人不敢恭維的是銜接各棟的樓層編號並不一致，如果不先在牆上查好目標的層級和位置，逕行走入電梯的話，絕對會不知身在何處，前路何去何從。
我曾經用這些建築的安排和結構設計向一位同事解釋何謂「後現代」，做為建築物的使用者，我們處在失去規範與秩序的狀態，變成必須妥協並且學習了解建築師的理念，反而有被建築物「使用」的疑惑。我們就如同建築藍圖中為突顯空間與深度的畫中人，被支離破碎的異質區塊定位我們的存在。完全暴露水泥原相般冰冷無情的色調，以無血肉的數字為辨認代號，簡單，可也功能取向。
另一位同事聽我以「後現代」解讀學校的建築群，開玩笑說不要汙衊「後現代」。我對「現代」與「後現代」並無個人好惡，不過是個使用者的心聲和吹毛求疵。
在紀念丹下先生的弔唁文辭之中，他的得意弟子磯崎新，指出了他強調設計建築強烈意志(will) 的重要性。我可以感受到在日本不容易嘗試的獨創設計，在我迷失於課間路途之中，建築師的強烈意志正朝我沖激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