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在星洲的最後一夜

在怡和軒看到三角形的麻將桌，很好奇。

麻將桌不大，三邊各安置了椅子和打麻將的設備，整個房間都是一樣形式的桌椅。

這座成立於1895年，新加坡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商會俱樂部，原來別有乾坤。梁元生教授在談論林文慶遊走於中西文化之間的大作中，將怡和軒視為具有溝通「中學」經歷與「西學」背景的華商，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場景。

怡和軒幾度整修，但是打三人麻將的風氣應該不是二次戰後才形成。牌桌上的社交應酬聯繫了感情，流傳著訊息，比起四人一桌，三人麻將更容易湊數「開打」吧。

接待我們參觀的韓山元先生指著怡和軒一樓「先賢館」的地面，說：「這就是陳嘉庚走過的地方！」

陳嘉庚為怡和軒及華僑抗日運動貢獻卓著。在陳嘉庚進入我的認識範圍之前，我是從書法家潘受先生的詩裡讀到「怡和軒」的名字，知道郁達夫在此地度過他星洲生涯的最後一夜。〈怡和軒與諸友夜坐追話郁達夫之死〉說：

嚴警烏啼寇壓城，當時共此議宵征。陸游家國於詩見，杜牧江湖載酒行。耿耿三年支萬忍，遲遲一死換千生。招魂何處收殘骨，徒博虞初說部名。

詩後有詳文注解：
一九四二年二月，達夫自新加坡圍城出走，其小電船原為洪永安備以供余與永安兩家眷屬用者，約定五日黎明開往鄰近之蘇門答臘小島。余告知達夫及李鐵民皆欲同行。先一夕乃同下榻怡和軒待發。達夫所攜小行篋，衣物數事而外，有白蘭地酒一瓶，牛肉乾十餘塊，《詩韻》一部，曰舟中可唱和也。相與大笑，酒、三人立盡之。達夫又言胡愈老等數人尚無以為計，餘念與永安兩家別購得西行船票，行期為六日。因商得永安同意，將小電船坐位，盡讓與之，遂分途。達夫既至蘇門答臘，化名趙廉。嗣為日寇所得，命充通譯。三年間，全活甚眾。寇降，懼平日罪行，多不能逃其耳目；又早知其人即郁達夫，乃密害之以滅口，竟無有知其死所者。

周兆呈先生編撰的《世紀傳承──怡和軒三慶特刊》提到過這件事，「作家身影」攝製小組也訪問了潘受，談郁達夫出走印尼的經過。郁達夫1938年12月起受邀編輯《星洲日報》，與文化界友人過從甚密，潘受是其中一位。郁達夫在香港出版批露夫妻失和事由及細節的《毀家詩記》，潘受作詩勸和：「何當一笑忘陳跡，重結鴛盟寄海涯」。

郁達夫的行李裡有一部《詩韻》，還說可以和友人舟中唱和，有的人因而說：可見詩人性情，瀟然灑脫。鈴木正夫《蘇門答臘的郁達夫》書中指出，郁達夫的手提箱裡，還有林語堂委託他翻譯的《京華煙雲》英文稿。

詩人逃難，果然和常人不同，但是可以就此認為詩人「置死生於度外」嗎？

在新加坡三年多，郁達夫寫下大量的政論和散文，以及舊體詩詞，這位五四新文學的健將，到了南溟海外，儼然愛國戰士與青年導師。尤其是在他主編的報上登刊酬酢的舊體詩詞，一派傳統文人的調勢，還遭受過讀者的不滿。他在〈骸骨迷戀者的獨語〉裡，坦承自己對於猶如「骸骨」的舊體詩詞的獨衷：「像我這樣懶惰無聊，又常想發牢騷的無能力者，性情最適宜的，還是舊詩。你弄到了五個字，或者七個字，就可以把牢騷發盡，多麼簡便啊。」

凝煉的詩句比長篇的語體文還適合表達國破家亡的憂思，在印尼寫的《亂離雜詩》大部分是七言絕句或律詩：「長歌正氣重來讀，我比前賢路已寬」，自詡情況優於文天祥的郁達夫，實則是藉由書寫，呼應古典和歷史，來安慰自己對於生命威脅的恐懼吧。

挪威城市建築學家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26 - 2000）認為：一個空間裡的活動與其記憶，構成了「場所精神」(Genius Loci)。我尋思著怡和軒的「場所精神」，聚焦在那一晚──陳嘉庚已經離開；郁達夫可能在此打了三人麻將，在臨行前乾盡一瓶白蘭地酒；潘受在此讓出了他的船票。

那是1942年2月4日，郁達夫在星洲的最後一夜。


(2008年12月2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活成一則傳奇

鈴木正夫《蘇門答臘的郁達夫》是我讀過少數非常像偵探推理小說的學術論著。

考據的工作本來比較枯燥乏味，如果探討的問題又稍微冷門，感興趣的人不多，甚至會流於學者個人的癖好，讀者反而不以為然，或是根本不屑一顧。想來有點可憐吧，處心積慮，嘔心瀝血，願將真相大白於世，偏偏世人不領情。

人們難道都只喜歡看情愛私祕，陰謀險計嗎？人們可能也關心離奇命案吧？比如名人之死。《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先天大概有此優勢，作者追蹤郁達夫的死因，日本、新加坡、印尼群島，鐵鞋踏破。問題是：郁達夫是誰殺害的，要緊的重點在哪裡？

一般認為，郁達夫被害有兩種可能，一是被相識的人出賣，暴露他的真實身份；一是被戰敗的日軍滅口，以杜絕他揭發戰爭期間的惡行。鈴木正夫本著日本學者孜孜不倦的執著研究精神，展示了歷史的真相。歷史的真相結果並不出乎中國人意料，精彩的是訪問調查的過程，宛若上窮碧落下黃泉，還原戰時的樣貌。作者幾乎沿著郁達夫出走的路線一一親身經歷，末尾若有神助的大白，一張憲兵Y受命的紙條，寫著「支那人趙」，讓下達扼殺郁達夫之令的上司D無所遁形(p 231)，我們終於能夠正大光明推崇郁達夫為抗日烈士了。

然而，郁達夫的身份暴露的起因，還是要回溯到他在巴爺公務公共汽車上，協助翻譯日本士兵的問話。佯裝商人，化名「趙廉」，假使始終悶不吭聲，郁達夫的日語才能不會顯露，他是「仗義」而行嗎？還是骨子裡，有一種難以掩藏埋沒的自負？後來擔任日軍翻譯，郁達夫解救了一些華僑和印尼人的危機，頗令後人敬重。話說回來，明明是個酒商，卻嗜好博覽群籍，尤其是外文書，還會寫中日文詩，怎不讓人懷疑他的來歷？是他太輕信日本軍人，以為能苟且偷安嗎？

說到底，這是詩人的本性，一種願意外現才華的本性。郁達夫的作品直截公開個人的隱私，彷彿「事無不可對人言」，他的作品，就是他的人生寫照。他是以自己的生命歷程為素材，鋪寫成個人的文學之路。

從《沈淪》到《毀家詩記》，「私」的我可以坦然轉化為「公」的我，私人的情慾恩怨，可以公布到社會，到所有不相干的讀者眼前，滿足他們對作家的好奇。或許，讀者未必好奇，但是作品讓讀者參與作者的人生，作品要多姿多彩，作者的人生便要起伏跌宕。

失去了華麗光芒舞台的張愛玲，在海外再沒有驚世駭俗的愛恨情仇，便黯然失色，連她的筆也沈寂了。郁達夫也是一樣的，醇酒女人作為寫作的調劑和刺激，放言高論，不甘平凡，炎荒小島也疏離不了他的八斗高才。

先把自己活成一則傳奇，把生命寫成文學，再讓後人求索探尋。《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好看，因為郁達夫死後還有傳奇。

2010年3月1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http://www.zaobao.com/yl/yl100314_007.shtml

香光莊嚴：呂碧城星洲書蹟與書緣

呂碧城像


呂碧城書蹟

廣洽法師紀念館收藏有不少文人和藝術家的畫作墨寶，赫赫有名者，如徐悲鴻、郁達夫。豐子愷和廣洽法師同皈依弘一大師李叔同，情誼更深，時有書信往來。廣洽法師支持豐子愷《護生畫集》，圓滿完成弘一大師囑託豐子愷創製六集《護生畫集》的弘願，至今傳為美談。

而在諸多廣洽法師紀念館收藏的畫作墨寶裡，清末民初女詞人呂碧城(1883-1943)題贈廣洽法師的書法「香光莊嚴」也吸引了我的注意。

以往對於呂碧城的認識，首先是她的詩詞文采，二十歲出頭，便擔任天津《大公報》的編輯，倡導女權和女子教育。她與同樣號「碧城」的鑑湖女俠秋瑾惺惺相惜，兩人在1904年初識便一見如故，秋瑾邀請她共赴東瀛，從事革命運動，呂碧城認為自己抱持的「世界主義」不在推翻滿清，於是甘心文字之役。1907年秋瑾遇難，呂碧城冒生命危險毅然為秋瑾處理後事，如此的膽識道義絲毫不讓鬚眉。

看見呂碧城題贈廣洽法師的書法，方知曉她與廣洽法師因佛結緣。呂碧城的墨寶罕見，李保民先生在《呂碧城詞箋注》一書中，附了呂碧城寫宋代真歇禪師的〈涅槃堂詩〉，筆法和這幅「香光莊嚴」一致，不過這幅「香光莊嚴」中堂更為端整俊秀。呂碧城曾經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畫，她受印光法師感召，在1930年皈依佛法之後，畫過普賢菩薩聖像等佛畫。她虔心向佛，呼籲戒殺護生，自己身體力行，簡食茹素。

1937年11月，呂碧城自香港往歐洲，前此她已經有多年的歐美壯遊，著有《歐美之光》、《歐美漫遊錄》，用舊體詩詞寫出對西洋文明與風光的觀感。此次停留星洲，據李保民編〈呂碧城年譜〉，呂碧城下榻黃典嫻府上，黃典嫻是僑領黃亞福之女，和呂碧城同樣為關注女子教育的佛教徒。

歐陸戰爭爆發，1940年呂碧城從瑞士返國，途中羈旅南洋一段時間。約莫就在1937年或1940年，呂碧城書寫「香光莊嚴」四字贈廣洽法師。

星洲之於呂碧城，是宏揚佛法之境，也是作品付梓之地。她所翻譯的佛經，例如中英對照的《妙法蓮華經普門品》由僧人及信眾發心助印。在呂碧城翻譯的《妙法蓮華經普門品》，她認真比對了當時通行的三種英文譯本，選擇克爾恩(H. Kern)直接從梵文翻譯的版本，並且補充了其他中文譯本缺漏的部分偈言，是推行佛典閱讀的殊勝功德。

從呂碧城寫給詞學家龍榆生的書信得知，呂碧城的四卷本《曉珠詞》預定在1938年2月於新加坡刊行，雖然刊行時有所耽擱，讓她感嘆無奈失望，後來還是出版了。她在〈石州慢．自題曉珠詞〉寫道：「拼教郢苑陽春，換與梵音潮汐」；《曉珠詞》的跋文裡反省了填詞是否妨礙學佛的問題：「夫浮生有限，學道未成，移情奪境，以詞為最。風皺池水，狎而玩之，終必沈溺」，然而「至若感懷身世，發為心聲，微辭寫忠愛之忱…詞雖末藝，亦未嘗無補焉。」她離開新加坡前往歐洲時，刻意把詞韻的書都留下，出版《曉珠詞》是為了總結文學因緣。不過，就如同她所說的：人生的感懷，仍不免要靠文字抒發。尤其在去國懷鄉的暮年，獨身的呂碧城回首光華燦爛的往昔，文學還是不可或缺的慰藉。

「護首探花亦可哀，平身功績忍重埋。匆匆說法談經後，我到人間只此回。」1943年，呂碧城留下這首絕命詩告別，病逝於香港。友人依其遺囑將火化的骨灰和合麵粉成丸，投入海中。

深得佛法三昧的修道者如通體飄香，形軀銷殞，芳馨猶存，那是「三百年來一詞人」呂碧城留給世間的「香光莊嚴」世界。

 

《南洋藝術》30期(2010年5月)，頁28-31

和為貴

圖1 年畫「一團和氣圖」


圖2 明憲宗朱見深「一團和氣圖」



圖3 元人「同胞一氣圖」

《論語．學而》記：「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以現代的文化語境來說，就是社會的美善需要憑藉合適與和諧的行為規範。禮儀的用處在於達成平和的社會秩序；在實踐禮儀時，重要的是內心與外在都能呈現中和的狀態。

愈是經濟發展力強盛的地方，愈有可能產生貧富落差；愈是人口流動頻密的地方，愈有可能引起優劣競爭。「和為貴」的訴求，其實是肇始於諸多造成「不和」的因素，正視「不和」的存在，希冀經由公平正義達到和平的境地。

中國的民間創作裡，也透露了「和為貴」的思想。歲暮迎新，一則以避邪遠禍；一則為招喜納福，中國人用圖繪、剪紙、版畫等藝術形式，表現對於新年的祝願和歡愉。有的在門上貼神荼、鬰壘等門神的畫像；有的在窗上貼紙花；有的在牆上、家俱上貼圖樣，「一團和氣圖」，就是其中饒富意義的作品。

「一團和氣圖」(圖1)的主體是個渾圓的人形，官人、老婦、小孩的人形都有，無論是哪一種人形，同樣是笑容滿面，手裡拿著打開的捲軸，捲軸寫著「壹團和氣」。主人公雙足併攏，身軀圍成富態工整的圓圈，有的袍服上繫了如意結飾；有的繪著蝙蝠、牡丹花、祥雲紋，增添吉利的兆頭。人身的「一團」與微笑的「和氣」，組合成繽紛多彩的畫面。有的圖畫在人物的上方，還綴有「和合致祥」的牌匾。

一般認為年畫「一團和氣圖」的原型來自明憲宗朱見深的同題之作。題作於成化元年(1465)的「一團和氣圖」(圖2)，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是一幅結構巧妙的「三位一體」畫。乍看之下，和年畫「一團和氣」很像，是一個坦腹微笑，盤腿抵足的僧人，仔細觀察，發現原來有三張臉湊近一起，左側是頭頂方巾的儒者，右邊是戴冠子的道士，形成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形象。

從朱見深「一團和氣圖」的題款得知，他製作這幅圖畫，畫的是象徵佛教的惠遠法師、象徵儒家的陶淵明，以及象徵道教的陸脩靜，三人聚而論道，談機深合，讓一向送客不過虎溪的惠遠法師不知不覺越過「界限」，所謂「虎溪三笑」的典故。「虎溪三笑」的喻意符合三教合一的主張，但是除了宗教之外，這位善於作畫警惕世人的皇帝還寄託了和平共存的期許，他在說明畫旨之後，感嘆道：

嗟！世人之有生，並戴天而履地，既均稟以同賦，何彼殊而此異。惟鑿智以自私，外形骸而相忌，雖近在於一門，乃遠同於四裔。偉哉達人，遐觀高視，談笑有儀，俯仰不愧，合三人以為一，達一心之無二，忘彼此之是非，藹一團之和氣。噫！和以召和，明良其類，以此同事事必成，以此建功功必備。豈無斯人輔予盛治？披圖以觀，有概予志。聊援筆以寫懷，庶以警俗而勵世。

因此，「一團和氣圖」強調的是忘卻彼此的是非與差異，而求其和合，這和宋人說的「一團和氣」意思有不同。宋代胡安國等人輯錄謝良佐的言論作《上蔡語錄》一書，其中提到理學家程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指的是儒者的和藹氣象。而明憲宗在上諭裡把「一團和氣」理解成不同地域的人互相欣賞，和睦共處：「山陜之人當佩服江浙之文，江浙之人當推重山陜之武，如此則文武並濟，各効所長，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普天率土，一團和氣，豈不美哉！」

「一團和氣」的主題在宗教上被「混元三教九流圖」繼承，在民間則變成平易通俗的吉祥圖畫。因著「和氣生財」的想法，民間「一團和氣圖」上的牌匾有的寫著「貨真價實」，於是有招財的意象，加上人物體態彷彿布袋和尚和彌勒佛，也接近財神的性質。

元代「同胞一氣圖」(圖3)和「一團和氣圖」的主張類似，但更充滿童趣。「同胞一氣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畫的是四個著蒙古服飾的小孩，其中三個孩子正在烤包子，手裡拿著包子，眼睛還瞪得老大看著炭爐上的包子。另外一個年紀較小的孩子，是調皮得把包子當毽子踢呢？還是包子燙手失落，趕緊追去拾撿呢？烤包子的煙氣和香味縷縷上升，可不是「同包(胞)一氣」麼？元代的族群問題不比今日單純，畫家用天真的孩童表現人們原初的「無等差」，也是以和為貴的意涵。

求財富、求安樂，總歸要先求和平。「一團和氣」，是最貼切的祈願。

(NTUC Lifestyle雜誌詢問我有關年畫「一團和氣圖」的問題，作本文以答之)

 

2009年12月2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大地之書──崔大地的甲骨文書法藝術

崔大地先生


崔大地甲骨文書作 新加坡私人收藏

簡經綸《甲骨集古詩聯》

大地先生早就是星馬聞名的書法家，據說他在戰時只帶了幾枝毛筆到南洋來。……我想大地先生第二故鄉也已決定了是檳城吧？在檳城街上，假如認識他的字的人留心看，在五步或十步之內，必定會發現他寫的橫匾招牌或對聯。
──淩叔華〈記我所知道的檳城〉[1]

在淩叔華(1900-1990)的文章裡初知書法家崔大地(Tsui Ta Tee, 1903-1974,圖1)[2]先生，去檳城旅遊時稍稍留心，牛干冬和檳榔律交叉口，看見了崔大地題寫的仰生皮料行匾額，穩健的魏碑風格，讓務實的買賣增添了些許古雅。蓮花河路上，張弼士舊邸的藍屋斜對面，是駱清泉先生接待過崔大地的「國泰旅社」[3]，我徘徊流連，頗有「昔人已乘黃鶴去」之感。[4]

崔大地是少數精擅真、草、隸、篆各體的書法家，他於1973年接受採訪時自述出生於北京的中產家庭，從小熱愛書藝，由碑學入門而出於帖學。而他最為鍾情的，則是甲骨文和鐘鼎文。

中國書法總講求「書如其人」，「風格即人格」，若分析崔大地的書風，則發現困難重重。一方面是他通曉各體，自出新意，融鑄一爐，無法從碑與帖的既成套式簡單涵括；另一方面，崔大地的生平事蹟比較模糊。從蒐集來的零星資料得知：他在中國時是教師，也參加政治會議；一說他曾服務軍政界，家人都在日軍轟炸重慶時罹難[5]。二次大戰期間，他遊走中國邊境，前後去過香港、澳門，在越南的海防(Haipong)、河內、西貢(今胡志明市)住過一年多，舉行過展覽。然後往柬埔寨和泰國。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崔大地在泰國南部合艾市認識陳詩暢[6]，受陳詩暢協助開辦展覽，前此曾經在曼谷展出過作品。1946年，崔大地到新加坡，受到黃曼士(1887-1963)接待[7]，在中華總商會開展。此後的生平事蹟，都離不開展覽會：1948年在吉隆坡。1949年在檳城。1950年在怡保等地。

1953年，崔大地赴英國，在中英文化協會、倫敦大學、牛津大學等處開展。1954年，在巴黎桃樂賽畫廊開展。1955年，在英國廣播公司(BBC)演講及示範書法。之後回到檳城，參加過駱清泉主持的檳城藝術協會[8]。1965年移居新加坡，教授書法，曾經擔任過華義中學書法學會義務導師。[9]

羅列崔大地以展覽會貫串的一生，我只能說：他是安身立命於書法，別無旁騖，不折不扣的書法家。難怪凌叔華要說他「只帶了幾枝毛筆到南洋來」。

過去在圖錄上欣賞過崔大地的作品，在畫廊偶見他的行書，新加坡私人收藏的崔大地甲骨文墨寶(圖2)開了我的眼界，讓我重新理解甲骨文書法在南洋的傳承。

這幅甲骨文書法沒有年款，寫的是四句詩：

昔去雪如花
今來花如雪
日暮行采歸
狂風吹古月

很巧妙的詩句組合，首二句來自南朝詩人范雲的〈別詩〉：
洛陽城東西，長作經時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

第三句來自顏延之〈秋胡詩〉之七：
高節難久淹，朅來空復辭。遲遲前塗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美人望昏至，慚歎前相持。

最後一句則是李白的〈司馬將軍歌（代隴上健兒陳安）〉：
狂風吹古月，竊弄章華臺。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如雲雷。…

選取前人的詩句重新組織的「集句詩」，始於西晉傅咸的〈七經詩〉，在唐代稱為「四體」。「集句詩」有錢鍾書所謂在古人「集中作賊」[10]的惡名，一般被認為是遊戲文字，有如打油詩。到了宋代，像王安石、文天祥等大家，以嚴謹的態度從事「集句詩」，把原本各不相干的詩句拼湊接合得天衣無縫，別開生面，使得「集句詩」也具有抒情言志的功能，影響了後世對「集句詩」的推崇觀點。[11]

殷墟甲骨文和居延漢簡、敦煌藏經洞文書、明清內閣檔案，並列為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界的四大重要發現[12]。一般認為甲骨文是由王懿榮(1845-1900)於1899年發現，至今正好110年。甲骨文的研究，歷經了考古出土、辨析文字、斷代分期等過程。1921 年，羅振玉(1866-1940)出版《集殷虛文字楹帖》，是為甲骨文書法之先聲。羅振玉於該書跋文說道：「取殷契可識者，集為偶語，…用佐臨池」，即是把可辨識的甲骨文寫成對聯，做為書法的材料。之後，章鈺、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都有續作，1925年，羅振玉將四人的集聯合為《集殷虛文字楹帖匯編》，為書法界提供了範本。

除了集字為聯，後繼有甲骨文書寫的集句詩，例如丁輔之於1928年出版《商卜文集聯．商卜文集詩》，其中便有集七言絕句詩30首。1937年，簡經綸(1888-1950)[13]出版《甲骨集古詩聯．上編》，對聯之餘，還收有集句詩37首。前文提及的崔大地甲骨文書法集句詩，以及收錄於《崔大地先生遺墨與弟子作品展特集》的另一幅甲骨文作品，均可見於簡經綸的書中(圖3)。[14]

崔大地的甲骨文書藝，一說得益於大英博物館的收藏，由集句詩的來源和筆法，可知也受益於簡經綸。黃石庵在〈幽燕崔大地先生遺墨展序〉[15]裡，特別推舉簡經綸和崔大地是其所見對書法最有真知灼見者，由探得崔大地甲骨文書藝的範式，也可明白其間的因緣。

不同於董作賓(1895-1963)等學者是帶著研究字體結構和握刀運筆方式的心態臨摹甲骨文，簡經綸的目的不在學術，而是更重視書法的意趣。因此，有別於學者整理歸納的甲骨文字形，簡經綸寫的甲骨文字有的經過改造和簡化，比起董作賓的渾厚高古，簡經綸的字較為蒼勁清雅，崔大地的風格與簡經綸若合符節。例如董作賓寫的「花」字，上端象徵開花，下端象徵根部，根部左右各三撇，崔大地和簡經綸都作兩撇。「風」字，董作賓寫的是象鳳鳥的形，崔大地和簡經綸都以簡筆概括。「月」字，董作賓和崔大地所寫的盈虧方向剛好相反。再如「昔」字、「采」字，崔大地寫的也都不像甲骨文拓片呈現的繁複。[16]

董作賓研究指出，甲骨文是以「先直後橫」的順序刻寫[17]，故而他寫的甲骨文書法也遵循此規律，豎畫較粗，起筆圓，提頓而下，中鋒行筆，上粗下細。崔大地則刻意營造以筆代刀的效果，筆畫均整，橫平豎直，粗細少有變化，各筆不相聯，時見飛白渴墨。

埋藏於地底三千年，甲骨文重現天日，改寫了中國文字文明的歷史。脫離了卜筮功能的甲骨文書法，為清代以來碑學、帖學與金石學爭輝的書壇，開啟新的榮光。如果說董作賓的甲骨文書藝秉持著對甲骨文字的堅持；崔大地以及簡經綸則洋溢著詩人的瀟灑。「昔去雪如花，今來花如雪」，一去一來，飛雪與繁花交迭的季節流轉，時間，就這樣逝去。「日暮行采歸，狂風吹古月」，遠行的人踏在歸鄉之途，前路迢迢，迎面而來的，是激烈的狂風吹颳亙古的月色。一首蘊藏「風」「花」「雪」「月」的集句詩，竟也可以浪漫而高古，這是模刻甲骨文字於紙端，浪漫而高古的大地之書。


後記：
本文之完成，承蒙陳日輝先生、彭銘祥先生惠借資料，謹此致謝。

[1] 凌叔華：《愛山廬夢影》(新加坡：世界書局，1960年)。
[2] 崔大地的生卒年，一般都作1903至1974，《新加坡書法選輯》(新加坡：新加坡中華書學協會出版，1984年)，則作1904至1975。Lisa Sharp於1973年專訪崔大地的文章中，說他當年68歲，見”Singapore Calligrapher”, Arts of Asia (1973)。
[3] 參看陳玉佩：《近百年來華文書法在馬來西亞的傳播與發展》，(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4] 衣若芬：〈沈睡的街道〉，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年8月9日。
[5] 陳詩暢序，1975年紀念崔大地逝世一周年特展簡介。
[6] 陳詩暢後來經營檳城怡齋畫廊。
[7] 馬駿：〈淪陷時期的曼老〉，黃淑芬編：《黃曼士紀念文集》(新加坡：南洋學會，1976年)，頁71。
[8] 鍾瑜：《馬來西亞華人美術史(1900-1965)》(馬來西亞：正山國際設計藝術集團，1999年)，頁84有崔大地與檳城藝術協會同好之合影。
[9]有關崔大地的生平事蹟，根據崔大地的弟子王原人和吳耀基整理的簡介，《崔大地先生遺墨與弟子作品展特集》，自費出版，1988年。
[10]錢鍾書：《談藝錄》(香港：中華書局，1986年)，頁245。
[11]詳參裴普賢：《集句詩硏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5年)。衣若芬：〈嚴謹的遊戲：王安石〈胡笳十八拍〉論析〉，第六屆宋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9年。
[12] 王國維在1925年於清華大學的演講〈最近二三十年間中國新發見之學問〉即指出此四者，以及「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見王國維：《王國維經典文存》(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3年)。
[13]簡經綸，字琴石，號琴齋，別署千石樓主，室名千石樓、萬石樓、在山樓，廣東番禺人。早年曾任職政府機構，後遊歷南洋歐美，晚年定居香港。著有《琴齋印留》、《千石樓印識》、《甲骨集古詩聯》、《琴齋書畫印合集》等。據李來興為劉創新：《南國翰墨緣》(馬來西亞：大將出版社，2007年)寫的序文，簡經綸曾經在1936年左右於南洋舉行過展覽會。
[14] 嚴一萍編輯：《集契匯編》(台北：藝文印書館，1969年)，〈簡集六〉，頁40，44。
[15]《崔大地先生遺墨與弟子作品展特集》，自費出版，1988年。
[16] 參看馬如森：《殷墟甲骨學》(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7年)，下編〈殷墟甲骨文可識字〉。
[17]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5年)。

(新加坡《南洋藝術》2009年12月)

本文後收於衣若芬：《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