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1/10

細節


(在越南河內開會,附了吸管的瓶裝水)




即將當我的助教的一位大陸留學生先來和我打聲招呼:「聽說妳是個挺重視細節的老師,希望多包涵。」


除非自費就讀,新加坡的大學給的研究生獎學金是我知道的,世界少有的優厚。不需要付學費,研究生領了獎學金,應該替教師分擔工作,當課程助教或行政助理。

我教的必修課,有一百多位學生,系上安排了幫忙的助教。開學之前,助教來和我商量工作內容,冷不防這麼一說,我嚇了一跳。

什麼時候,我變成「重視細節」的人?


粗枝大葉、大而化之、得過且過,一直是我自以為的性格。


是因為我在課堂上說,希望同學們不要穿短褲拖鞋來上課嗎?


是因為我不像南洋的女性,還是經常保持著穿絲襪和包鞋的習慣嗎?(要知道絲襪也不是新加坡隨處容易買得到)。


以前在研究單位工作,不常見「外人」,但是女同事們大都很在乎裝扮,在研究室拼搏論文也不會草率打理自己。新加坡氣候少變化,無須應付各季節的服飾,整體對國際流行不敏銳,我其實對外觀的心思花得比較少了。

如果「重視細節」不只是指穿著裝飾,而是包括行為舉止,自認有「身教」責任的我,曾經私下提醒過大剌剌敞開腿的女學生,從階梯教室底層的講台往上望,她短裙裡外洩的春光很難不讓我分神。更別提不知有意還是無意露出的胸罩了。

唸研究所時,有一年暑假教過到台灣遊學的美國大學生。威斯康辛大學,應該是挺好的學校,而且是東亞系的學生,有些去過大陸學過漢語,溝通不成問題。我教的是現代文學,強調要求我少和學生說英語。

上課的教室就在學生住宿的同一大樓,炎熱的台北,即使開了冷氣,來自美國北方的學生們還是穿得很涼快。一個女孩總是披頭散髮,短褲拖鞋,帶著惺忪的睡眼進來,坐在中間的座位,把腳翹在前面的椅背上,白皙皙的光腳板正對著我,小腿的黃毛隨著她的搖晃飄動。


洋人就是這樣。我那時心裡想,盡量不去看她。


新加坡的華人學生不能讓我視而不見,況且我是專職的教師。


文化的展現與區別,就在細節上吧。


白先勇率領「青春版牡丹亭」團隊來演講和示範崑曲,我是主持人,提醒行政人員要準備茶水。


我早就注意到,在新加坡,很少人用吸管喝瓶裝或罐裝的飲料,除非是珍珠奶茶之類的冰品。我買礦泉水時,向店員要吸管,沒有幾回能拿得到。我雖然不是出身世家豪門,母親從小就教我,要用杯子喝水,沒有杯子,也要用吸管,直接對著瓶口喝,不衛生,也難看。


買了礦泉水進教室上課,沒有吸管,想喝水時會覺得很不好意思,忍到下課休息時間,蹲在講台後面喝。實在忍不住了,學演員背對觀眾,趕緊潤一下喉嚨。


後來回想,我的教書生涯中,以前從來沒有自己準備過課堂的茶水,台灣也好,韓國也好,我的學生真是體貼啊!即使沒有特別為我準備,教室之間有教師休息室,裡面有洗手間,還有簡便的茶包、咖啡、冷熱水。有的老師為了環保,不用紙杯,把個人的杯子放在休息室,便於取用。過去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的事物,如今換了空間,才知道那是多麼珍貴。珍貴的不是物質的存有,而是那份尊重的真心。


入境隨俗,我也不再拘謹,大方地在學生面前對著瓶口仰頭喝水,只是偶爾還會自覺,不要太魯莽。


我在新加坡的公眾演講經驗,也告訴我,主辦單位不一定會為主講者準備水,就算有,也是瓶裝水,沒有吸管,更別想有杯子。我以為這是東南亞國家的習慣。到了越南河內開會,看到附了吸管的瓶裝水,竟然頓時非常感動!


回來說白先勇演講,我請行政人員為主講者和示範的演員及笛師準備茶水,想當然,他們拿來的就是瓶裝水。我說:「要有茶杯」。可能是「茶杯」的概念不同,為了找「茶杯」,不鏽鋼保溫杯、壓克力塑膠杯都被翻箱倒櫃捧出來,讓我反而感到不好意思,似乎是我吹毛求疵,多此一舉了。


「用微小的差異,踏出偉大的一步。」韓國作者延埈赫這麼說:「所謂『微小』,通常伴隨著兩種意義。它具有『微不足道』的意思,同時也可以視為具有『容易完成』的正面意義。」他列舉的33件「富人不說,卻默默在做的事」,讓我恍然大悟。有些事情,連被學生「尊為重視細節」的我也沒想過。比如:「別按電梯的關門鍵」。


延埈赫指出:現代人對速度的追求,已達「中毒」的程度。一進電梯就急忙按關門鍵,(而且還連續按好幾次),「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何不給匆促的人生一點喘息的時間?一般電梯會在7秒鐘後自動關門,反覆按鍵則拖延了關門。


生活是由微小的細節累積而成,一個人的文化修養也是。在電梯自動關門的7秒鐘間,深吸一口氣,給自己一個微笑。


2012年伊始,如此自我期許。

2011/12/31

2011年




世界大事:日本大地震。賈柏斯逝世(Steve Jobs,1955年2月24日-2011年10月5日)。金正日死亡(김정일,1942年2月16日-2011年12月17日)。

開心:在網路上聯絡大學同學

出版:學術論文集《遊目騁懷:文學與美術的互文與再生》(台北里仁書局)

學術會議:5場

公眾演講:3場

傷心:好友盧明瑜離開世間

夢幻:無意中在法國普羅旺斯吃到松露羊肉燉飯,後來才曉得那裡是法國最重要的松露市集小鎮
http://www.provenceweb.fr/e/vaucluse/richerenches/richerenches.htm
http://www.escapade-resto.blogspot.com/

初體驗:買新加坡Toto彩券。諮詢律師法律問題

生氣:被小人騷擾欺侮

感動:接到讀者從報社轉來的手寫信,特別欣賞我寫的開封記遊〈東京夢花落〉

成就感:被學生「尊為衣代宗師」,「捨不得下課」

失望:被友人背叛出賣

驚喜:在新加坡慶祝中華民國百年國慶酒會,看到林慧萍表演,勾起回憶
糊塗:手機遺忘在計程車上,從此失去幾個電話號碼。孩子的錢包在學校被偷,那是去年好不容易在日本尋尋覓覓,從東京、京都到大阪,終於買到的One Piece錢包

空前絕後:坐火車看新加坡風景。7月1日以後,城內的丹絨巴葛火車站關閉,新火車站在北邊關閘

失敗:委曲未必能求全。姑息就會養奸

領悟:西瓜靠大邊。吃嗟來食的人沒有原則。

驚險:在飛機上遭遇颱風亂流,寫好了遺囑

著迷:彼得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 : 1909年11月19日-2005年11月11日)


2012年的期許:「日知其所亡(無),月無忘其所能」

2011/12/30

呷Kantang



Rojak, 南洋風味salad





(viedo from You Tube)



我的新加坡友人跟我說,她是「呷Kantang的」。

此地人的語言被戲稱為rojak,一種大雜燴的沙拉。我吃過的rojak內容不盡相同,大概各家自有妙方,食材隨性,馬來rojak和印度rojak也各具風味。一般常見的rojak放小黃瓜、鳳梨,還有沙葛、綠豆芽、薑花根、炸豆乾、油條,攪拌蝦醬、檸檬汁、辣椒醬、糖,再撒上花生粒,鹹甜酸辣,滋味雜陳。

像rojak一樣,沒有固定的形式和章法,「摻摻」著講,就是「新式英語」和「新式華語」的特色吧。用英語的語法說華語,於是說「轉右」、「走直」;用華語的語法說英語,於是說”You go where?” “Eat yourself”。有時因為翻譯的不同,「新式華語」的意思和我們理解的不同,比如「周日」是”weekday”,不是星期天;「接客」是”reception”,不是特種營業的用詞。還有「做工」是「上班」,「還錢」是「付帳」。

這些差異,略知一點英語和華語的人,理解不大成問題,難的是夾雜了方言和馬來文,新加坡人說得流利,我怎麼就是聽不懂,猜也無法猜。

我問她:「妳吃了什麼?」我曉得「呷」的意思。

她笑了笑:「啊!妳不懂咩?」

“Kantang”是馬來語馬鈴薯的意思,正確的拼法是”Kentang”。像馬鈴薯一樣,外表是褐色,內在是白色,指受西式教育,洋化的華人。台灣形容這種人是「香蕉」,外黃內白;到了南洋,膚色變深,成了馬鈴薯。

相對於”Kantang”,受華文教育的華人被叫”Cheenah”。這個字比”China”還帶有輕蔑的涵意,雖然起初”Kantang”也有「假紅毛(洋鬼子)」的感覺,不過在崇尚英語,以所使用的語言為社會階級、身份地位象徵的新加坡,不會說英語會被瞧不起,”Cheenah”甚至被認為有挑釁的心態,曾經被政府官員提醒不可造成社會衝突。

如果加上近年來大量的中國移民和短期工作者,新加坡的華人人口遠超過75%,但是華語並沒有因為人口比例而占優勢。看看政府單位、文化藝術機構的網站就清楚,華文的界面比韓國還不如,用我新加坡朋友的話說,那些政府官員都是”Kantang”。

1979年,新加坡政府推行「講華語運動」,那是為了統一不同的華人方言族群,主張用華語取代方言。嫁到新加坡的台灣歌手黃鶯鶯(Tracy Huang)在1980年代,唱過推廣講華語運動歌,歌詞是:

國家要進步,語言要溝通。就從今天起,大家說華語。
不分男和女不分老和少。不再用方言,大家說華語。
聽一聽,記一記,開口說幾句。多親切、多便利,簡單又容易!

1990年代開始,一心想分「中國崛起」大餅,新加坡政府強調華語的商業價值,隨著講方言的人口逐漸凋零,講華語運動轉向年輕人,以介紹華人風俗和流行文化為媒介。

到了21世紀,採用更多年輕人的語彙,像「講華語,酷!」、「華文,誰怕誰!」的標語,目的都在維護雙語教育的政策。

事實是,講英語的優越感已經根深柢固。

2004年,新加坡教育部針對初入學的小學一年級華族小孩調查,發現平常在家裡說華語的,有43.6%,少於說英語的47.3%。華族社群不免為此憂心忡忡。

2011年,新加坡前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在他的新書《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華文版首發式上,特地以華語演講,指出:「要在新加坡生存,沒有英語會很辛苦,沒有華語則一定會後悔莫及。」

我不曉得新加坡華人不懂華語是否會「後悔莫及」,不懂英語的辛苦是千真萬確的。

一天在家裡社區的大門外,由於時間還有餘裕,沒有打電話,就在路邊等計程車。旁邊一位華人中年婦女告訴我,她等了二十多分鐘,都沒有空計程車。

「為什麼不打電話?」我問她。看來,我必須打電話叫車了。

她苦笑回答:「不懂得打。」

我頓時明白,自己有如問百姓「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

可能她沒有手機,更可能她不會說英語,即使打了電話,也沒法溝通。

「需要我幫妳嗎?」我再問她。

她搖搖頭,離開朝街對面走去。

我想到,不會說英語,假如遇到非華族的司機,還是雞同鴨講哪!

2011年是新加坡的「選舉年」。先是國會議員選舉,而後有總統選舉。和台灣一樣,無論說什麼語言,一人一票,候選人要抓住選民的心,就得和他們說一樣的話,在台灣叫「搏感情」。

於是在政見發表會上,尤其是反對黨的候選人,華語和福建方言成為拉近和選民距離的利器。 新加坡的方言族群,以福建人為大宗,因此即使不是本籍福建,有的華人還是說福建話。至於華語,除了面向土生土長的新加坡華人,還有不少從中國和台灣來,成為新加坡公民的新移民,是候選人爭取選票的「隱形票倉」。

大選的結果,執政52年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簡稱PAP)仍然保有國會大多數席次,然而所有反對黨聯合起來的支持率,將近40%,幾乎要與執政黨平分秋色。

這些新上任的反對黨國會議員中,小學時從台灣移民到新加坡,後來成為公民的陳碩茂律師,十分亮眼。他的政見發表會,用了新加坡的四大語言和福建話,即使馬來語和印度淡米爾語只是開場,他的「誠意」,相信不僅新加坡選民,台灣人都能理解。

10月18日陳碩茂就任議員的國會講演,在新加坡的華文報紙喧騰一時。他的華語演說,用了《論語》裡孔子論政的幾個典故,說「君子和而不同」;又把反對黨和執政黨的關係比喻為魏徵和唐太宗。

陳碩茂的演講反應不一。欣賞的人推崇他演講的內容很有中華文化水平,新加坡少見;聽不懂的人說他太文縐縐,誰是「魏徵」?誰是「唐太宗」?和新加坡政治有什麼關係?

就像我應邀參加過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的活動,會中有政府官員致詞,被認為是新加坡建國以來唯一有「官方支持」的五四紀念活動。又像有的人質疑新加坡今年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意義:「他們建國,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這觀點似曾相識。以前台灣的某位教育部長,也說過「『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和台灣有什麼關係?」

這位部長一定不喜歡”Cheenah”,縱使他是靠研究和教學中華文史起家。至於他喜歡「呷蝦米」,我就不得而知了。

2011/12/29

新加坡人不是華僑

我經常要提醒自己,你們與我不同。

雖然我們都以流暢的華語交談,各自操著不同的口音和腔調,努力想說得像標準的北京普通話,並且羨慕那些侃侃而談,出口就是漂亮的,聽得順耳舒服的聲音的中國人。 我曾經在課堂上向你們致歉,我因為生長環境和學習的背景,不能完全使用如今中國大陸慣用的語彙和發音。在教到「西湖十景」時,我說到我曉得中國大陸的發音,「蘇堤」的「堤」不是如我從小學到的,讀作「ti」的二聲,而是一聲的「di」。我說,如果對方是中國人,我會用他們聽得懂的發音,讀成「di」,但是你們不同,我解釋,我習慣說「ti」的二聲,「知道」與「習慣」有時南轅北轍(這個「轍」字,台灣讀che4,大陸讀zhe2),更何況其中尚無絕對是非對錯。就像我在中國時說「垃圾」為「la ji」,把「暴露」講成小學時老師一再禁止我們讀錯的「bau4 lu4」。

因為你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如我一樣的台灣人。

我一直念茲在茲,我們不同,共同的華語不能表示我們溝通無礙,你們大多數的人不是「華僑」,而是相對於我,不折不扣的「外國人」。

你們是新加坡人。

我也不喜歡台灣的政客稱呼你們為「華裔的新加坡人」。

「華裔」,只不過顯示你們的祖先來自中國,數十年前,甚或數百年前。「華裔」的指稱過於一廂情願,想把你們和台灣拉成一氣。

在如今講求「全球化」,文化交雜混血得難分彼此的時代,講述一個人的血緣和出生,意義何在?

「Where are you from?」問的是你的國籍,還是來歷的地點呢?

2002年我在韓國學韓語的同學,就告訴過我,最厭惡人家問她這個愚蠢的問題。

她的父親是香港人,母親是韓國人,她出生在香港,在新加坡受教育到中學,後來到澳洲短暫唸過大學。十八歲的她,遊歷過世界許多地方,母語是英語,也能說廣東話,為了更了解母親的母國,把小時和外婆說過的韓語重新拾起,她離開澳洲,來到韓國的校園。

「Where are you from?」在還不知道對方的韓語水平時,我們通常在課間偷偷說英語,她用韓語回答我:「你究竟要問什麼?」

她的長相,黝黑的皮膚,嬌小的身材,隨性的裝扮,以及說英語時的腔調,很容易猜得出,來自新加坡。

但她說,她不是新加坡人。

然後是一連串她去過的國家,以及,這一回,她從澳洲來。 「

華僑為革命之母。」

從前我們的老師教導過我們,時常引述的孫中山的這句話,你們說,沒聽說過。

我們的差異其實比我預期的大。

大得多。

我從不會用對台灣學生的標準來要求你們,你們說,他們從小學華文長大。

我問過我的韓國學生,為什麼選擇研究中文?

為了更瞭解自己母國的文明與文化。

那來源,那推動影響的力量,就在鄰近的地方。

漢字,以其強大的表述功能與力量,在韓國長達一千五百多年。即使後來有了表音的朝鮮拼音字母,漢字仍是主要的書寫記錄的工具。

你們也不得不使用漢字。

而在「想像的共同體」建構之下,1965年不得不被分離獨立出的國家,如今趾趾高氣昂地屹立著。

不明所以的台灣政客,還羨慕你們,心嚮往之。想學你們把「國語」改稱「華語」。「華語」的「華」,在新加坡指的是種族,在台灣也是一樣嗎?

我在新加坡國家歷史博物館,看到了李光耀先生宣布被迫建國時的影片,他數度哽咽,頻頻以手帕拭去激動的淚水,歷史沒有給新加坡選擇的餘地。新加坡人從此不是「華僑」。





(viedo from You Tube)

2011/12/28

簡訊2700

嫌麻煩,怕疏忽,各種帳單最好是辦自動轉帳(Giro,新加坡叫「財路」)。方便之餘,缺點就是不大會留意開銷。

收到電話費的通知單,被突然發現的高額愣住──打了那麼多的國際電話嗎?

仔細瞧瞧項目,不是國際電話講長了,是孩子發了2700多通簡訊(SMS)。

一個月發2700多通簡訊,有沒有搞錯?

一個月2700多通,換算下來,一天要發90多通!

怎麼可能?

在向電話公司確認之前,先問問孩子,讓他核對帳單。

印象中,上個月和再上個月沒有這麼貴,你真的發了那麼多簡訊嗎?

住在學校的宿舍時,沒有申請家用電話,一人一支手機,就這樣年復一年。小學不讓學生帶手機,偶爾必要時,我寫字條給孩子帶著,請老師通融。上了初中,學校仍不讓學生帶手機,孩子膽子大了,說就算被沒收,大不了下課後再去辦公室找老師討回。

我提醒他千萬別因為手機惹事生非,別忘了「違禁品」口香糖事件的那把冷汗…

扣除白天上課的時間,加上周末假日,孩子有多少空暇發簡訊呢?

發是發了,可是誰記得誰算過發了幾通?他一點沒放在心上。

何況,他說:「不是有『學生配套』,學生發簡訊是免費的呀!」

對了,當初買的手機、辦理的「配套」,是有這麼一項。

於是打了電話去詢問。

語音接聽,按服務選項的號碼,轉來轉去,半個多小時還沒聽見真正的「人聲」。

第二天直接坐計程車去電話公司服務處。先排隊20多分鐘,等Information center的人「初步診斷」,然後拿號碼條,等候「專人」解決。

「你們是有『學生配套』沒錯,可是你們沒有繼續申請…」長頭髮染得很黃,拿了我的身份證件在電腦螢幕上敲。

什麼叫「繼續申請」?我們沒有換號碼,合約也沒有過期…

「是嗎?讓我check一下…」她離開座位,不知去了哪裡。

回來後,再敲擊鍵盤:「你們有『移動』,你們換了。」她說。

「我們沒有換。」我說。

孩子說:「有啦!我買了新機子。」

是了,上個月他的手機被偷,買了新的。

雖然換了手機,可是電話號碼沒變哪!這就等於「異動」嗎?

她說:「你們還是學生嗎?要再申請學生配套,才能享受免費SMS。」

我不服氣:「我買新手機,也是在你們公司,為什麼那時沒告訴我要再重新申請學生配套?」

她搖搖頭:「我哪知?」

不必爭辯,這種「自認倒楣」的經驗多了。

你都是發簡訊給誰呢?

問了也是白問。

好像是村上春樹說的,一個人一生大概認識兩百多個朋友。孩子一度自豪地告訴我,他的Face book有超過300個朋友(現在可能更多了)。

村上龍的小說《最後的家族》(タナトス,Thanatos),用神話故事裡死神美少男的名字為題,寫蝸居的青少年宅男,偷窺鄰居家庭暴力的故事。宅男想拯救受害的婦人,在封閉中萌生帶毀滅傾向的英雄意識,那絲絲入扣的心理刻畫,讀來既殘忍,又過癮。

我的孩子,和許許多多同世代,被電子器械圍繞陪伴成長的青少年一樣,靠著手機和網路,構設他們的交友天地。

一天90通簡訊,這是寂寞的15歲。

過了幾個月,我無意間再仔細瞧瞧電話費通知單──4622通簡訊,謝謝您的惠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