呷Kantang

Rojak, 南洋風味salad





(viedo from You Tube)

我的新加坡友人跟我說，她是「呷Kantang的」。

此地人的語言被戲稱為rojak，一種大雜燴的沙拉。我吃過的rojak內容不盡相同，大概各家自有妙方，食材隨性，馬來rojak和印度rojak也各具風味。一般常見的rojak放小黃瓜、鳳梨，還有沙葛、綠豆芽、薑花根、炸豆乾、油條，攪拌蝦醬、檸檬汁、辣椒醬、糖，再撒上花生粒，鹹甜酸辣，滋味雜陳。

像rojak一樣，沒有固定的形式和章法，「摻摻」著講，就是「新式英語」和「新式華語」的特色吧。用英語的語法說華語，於是說「轉右」、「走直」；用華語的語法說英語，於是說”You go where?” “Eat yourself”。有時因為翻譯的不同，「新式華語」的意思和我們理解的不同，比如「周日」是”weekday”，不是星期天；「接客」是”reception”，不是特種營業的用詞。還有「做工」是「上班」，「還錢」是「付帳」。

這些差異，略知一點英語和華語的人，理解不大成問題，難的是夾雜了方言和馬來文，新加坡人說得流利，我怎麼就是聽不懂，猜也無法猜。

我問她：「妳吃了什麼？」我曉得「呷」的意思。

她笑了笑：「啊！妳不懂咩？」

“Kantang”是馬來語馬鈴薯的意思，正確的拼法是”Kentang”。像馬鈴薯一樣，外表是褐色，內在是白色，指受西式教育，洋化的華人。台灣形容這種人是「香蕉」，外黃內白；到了南洋，膚色變深，成了馬鈴薯。

相對於”Kantang”，受華文教育的華人被叫”Cheenah”。這個字比”China”還帶有輕蔑的涵意，雖然起初”Kantang”也有「假紅毛(洋鬼子)」的感覺，不過在崇尚英語，以所使用的語言為社會階級、身份地位象徵的新加坡，不會說英語會被瞧不起，”Cheenah”甚至被認為有挑釁的心態，曾經被政府官員提醒不可造成社會衝突。

如果加上近年來大量的中國移民和短期工作者，新加坡的華人人口遠超過75%，但是華語並沒有因為人口比例而占優勢。看看政府單位、文化藝術機構的網站就清楚，華文的界面比韓國還不如，用我新加坡朋友的話說，那些政府官員都是”Kantang”。

1979年，新加坡政府推行「講華語運動」，那是為了統一不同的華人方言族群，主張用華語取代方言。嫁到新加坡的台灣歌手黃鶯鶯(Tracy Huang)在1980年代，唱過推廣講華語運動歌，歌詞是：

國家要進步，語言要溝通。就從今天起，大家說華語。
不分男和女不分老和少。不再用方言，大家說華語。
聽一聽，記一記，開口說幾句。多親切、多便利，簡單又容易！

1990年代開始，一心想分「中國崛起」大餅，新加坡政府強調華語的商業價值，隨著講方言的人口逐漸凋零，講華語運動轉向年輕人，以介紹華人風俗和流行文化為媒介。

到了21世紀，採用更多年輕人的語彙，像「講華語，酷！」、「華文，誰怕誰！」的標語，目的都在維護雙語教育的政策。

事實是，講英語的優越感已經根深柢固。

2004年，新加坡教育部針對初入學的小學一年級華族小孩調查，發現平常在家裡說華語的，有43.6%，少於說英語的47.3%。華族社群不免為此憂心忡忡。

2011年，新加坡前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在他的新書《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華文版首發式上，特地以華語演講，指出：「要在新加坡生存，沒有英語會很辛苦，沒有華語則一定會後悔莫及。」

我不曉得新加坡華人不懂華語是否會「後悔莫及」，不懂英語的辛苦是千真萬確的。

一天在家裡社區的大門外，由於時間還有餘裕，沒有打電話，就在路邊等計程車。旁邊一位華人中年婦女告訴我，她等了二十多分鐘，都沒有空計程車。

「為什麼不打電話？」我問她。看來，我必須打電話叫車了。

她苦笑回答：「不懂得打。」

我頓時明白，自己有如問百姓「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

可能她沒有手機，更可能她不會說英語，即使打了電話，也沒法溝通。

「需要我幫妳嗎？」我再問她。

她搖搖頭，離開朝街對面走去。

我想到，不會說英語，假如遇到非華族的司機，還是雞同鴨講哪！

2011年是新加坡的「選舉年」。先是國會議員選舉，而後有總統選舉。和台灣一樣，無論說什麼語言，一人一票，候選人要抓住選民的心，就得和他們說一樣的話，在台灣叫「搏感情」。

於是在政見發表會上，尤其是反對黨的候選人，華語和福建方言成為拉近和選民距離的利器。 新加坡的方言族群，以福建人為大宗，因此即使不是本籍福建，有的華人還是說福建話。至於華語，除了面向土生土長的新加坡華人，還有不少從中國和台灣來，成為新加坡公民的新移民，是候選人爭取選票的「隱形票倉」。

大選的結果，執政52年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簡稱PAP）仍然保有國會大多數席次，然而所有反對黨聯合起來的支持率，將近40%，幾乎要與執政黨平分秋色。

這些新上任的反對黨國會議員中，小學時從台灣移民到新加坡，後來成為公民的陳碩茂律師，十分亮眼。他的政見發表會，用了新加坡的四大語言和福建話，即使馬來語和印度淡米爾語只是開場，他的「誠意」，相信不僅新加坡選民，台灣人都能理解。

10月18日陳碩茂就任議員的國會講演，在新加坡的華文報紙喧騰一時。他的華語演說，用了《論語》裡孔子論政的幾個典故，說「君子和而不同」；又把反對黨和執政黨的關係比喻為魏徵和唐太宗。

陳碩茂的演講反應不一。欣賞的人推崇他演講的內容很有中華文化水平，新加坡少見；聽不懂的人說他太文縐縐，誰是「魏徵」？誰是「唐太宗」？和新加坡政治有什麼關係？

就像我應邀參加過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的活動，會中有政府官員致詞，被認為是新加坡建國以來唯一有「官方支持」的五四紀念活動。又像有的人質疑新加坡今年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意義：「他們建國，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這觀點似曾相識。以前台灣的某位教育部長，也說過「『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和台灣有什麼關係？」

這位部長一定不喜歡”Cheenah”，縱使他是靠研究和教學中華文史起家。至於他喜歡「呷蝦米」，我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