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慈悲，所以寬容

他的影子映在床上。
曾經纏綿交歡的床單，彷彿還殘留著激情的餘溫。
電影「色．戒」的最後一幕。
沒有聽見槍響，十點的鐘聲結束了幾條年輕的生命。
我終於放心，好個導演李安，沒有灑狗血的俗氣。
就像張愛玲在《惘然記》裡回憶初聞集中數則故事時的欣喜，不覺時光流逝，手裡握著「色．戒」這般誘人的題材，猜想也是對李安極大的挑戰吧。
電影「推手」的試映會上初見李安，帶著靦腆的微笑，一雙大眼，滿腹故事欲言又止似的。在場的藝文界人士很少人認識他，連記者會都談不上，沒有人發言，趁著離席時的零亂，我上前去對他說：「很精采！謝謝你！」
他點點頭，態度很謙虛，沒說一句客套應酬話。
聽過看過不少關於電影「色．戒」的言論，幾乎可以從中拼湊出整部戲來。不斷被提起的那些情色畫面，SM性虐待的場景，女上男下的姿勢，糾纏的身軀，裸露的體毛與器官，一點沒有震撼我。
只是為李安擔心，處理這麼棘手的作品，會不會被不明究理的人看輕？會不會被張愛玲迷指責？會不會再像近三十年前出現張系國之類的「文化人」撻伐聲？
幸虧是白白的擔心。眾音喧嘩中的毀譽，暴露了觀者個人的視野與價值判斷。電影散場時，罵王佳芝「笨女人」，誇王力宏「好勇敢」，遺憾床戲沒傳媒形容得那麼精采大膽，或者說「看不懂」云云…我在心裡笑了，如果這時再見到李安，我還是會說：「很精采！謝謝你！」
這是李安的匠心，要捧出張愛玲原著一一探求，實在是太認真。「扮戲瘋，看戲傻」，小說和電影「色．戒」本來就是貌合神離，如果說張愛玲想傳達漢奸的冷血殘酷，李安鏡頭下的溫情就太離譜。然而，誰又能禁止作為讀者的導演，重新詮釋他心目中理想的角色呢？
小說「色．戒」是否指涉1939年鄭蘋如誘刺丁默邨案，自有癖好考據者按圖索驥。電影「色．戒」也不必和張愛玲亦步亦趨，小說家愛不釋手的題材一改再改，悠悠二十多年，文本與作者之間奧妙與奇特的關係，有寫作經驗的人恐怕不難感同身受。李安很尊重張愛玲，把小說「色．戒」上綱成張愛玲的「夫子自道」，我想還是抽離這千絲萬縷的牽掛，純粹就電影來看吧。
我們以為這是復古與懷舊，重建或還原一九四0年代的孤島上海，悼念那連回憶都逐漸渺茫的時代，回神環顧，才驚覺電影中處處是隔閡。連中國觀眾都弄不清楚的「汪偽政府」、「重慶政府」；西方影評人不耐煩的冗長麻將戲，認為不夠火侯的性愛──追究到「為國犧牲」童貞與生命，這林林總總，是怎麼一回事兒？
這是一個「忠誠」與「背叛」循環往復的故事。不在那時空背景之下，無法參透「忠誠」與「背叛」相依相生的關係。為「汪偽政府」工作的易先生辦公室裡懸掛著孫中山的畫像；「重慶政府」派來的上級吳先生會客屋裡也「供奉」孫中山；連令特務王佳芝直探虎穴，裝了鑰匙的信封上，還印著孫中山的圓形肖像。籠罩在共同的「正朔」 之下，以「忠誠」為口號與信念，卻是敵對雙方相互譴責的不斷「背叛」。歷史的「正統」從來是站在「成者為王」的一邊，留給作家與藝術家品味那模糊地熠熠閃爍的人性善惡。
詩詞、歌曲、電影等交織成與劇情主軸相輝映的互文關係，讓曖昧不明的氛圍更增添了既是「注解」，又是「疏離」的戲劇張力。王力宏飾演的大學生鄺裕民，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勉勵同志，那正是1910年汪精衛謀刺清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捕後所賦的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以「政敵」的名句自期，豈不諷刺？大學生們的下場，應了詩的讖語，功敗垂成，淪為階下之囚。
深愛電影的王佳芝，迷戀著陰暗中的幻象，為之流淚涕泣。她所觀看的電影，電影院外「月宮寶盒」的海報，相對於不願去人多漆黑處的易先生，光天化日下總是提心吊膽，戰戰兢兢捧著性命，他羨慕王佳芝的從容無懼，但也不會疏於防備。
很難說，易先生在日本料亭聽王佳芝唱「天涯歌女」，眼眶的淚水是全然的感動。「咱們倆是一條心」、「患難之交恩愛深」，比起「像哭」的日本歌曲自然便於體會理解，「郎」與「妹」的床上關係是否可以延伸到死生契闊，進入真愛的層次，把一枚「鴿子蛋」大鑽戒視為「定情之物」，說王佳芝是惑於性慾與物慾，敗於她的婦人之仁？
張愛玲口口聲聲說「愛就是不問值不值得」，一旦意識「值得」與否，便是有了分別心，利害輕重，孰贏孰輸，便有彼我之隔。而消弭了彼我，在「愛」的前提下，人們所懷疑的善惡忠奸標準，很容易被化約為通過陰道鑽進身子，直達內心的途徑。
順著「因慾生情」的思路，王佳芝不過是滿足了戲癮，真幻難分，遲遲不捨得落幕的虛榮女子，大可任觀眾嘲笑，活該她栽在一個心狠手辣的男人手裡。如果第一次被強暴(?)後王佳芝嘴角輕撇的微笑是個起點，刺殺行動失手後，沒有依約服下上級指示縫在衣間的毒藥，她的自信與顧盼自憐已經無以復加。雖然想擺脫小說的鋪排，我們還是不妨注意一下李安「不循原著」的用心。小說裡走出珠寶店的王佳芝坐上三輪車，逃往同黨不清楚她的親戚家「愚園路」避難；電影裡的王佳芝卻是依先前之約，直赴「福開森路」，她翻看衣上的毒藥，一付慷慨就義的英姿，不忠於上級，只忠於自己。
王佳芝當然必須死，背叛了同黨，她的死能稱得上「殉國」嗎？還是，她「不問值不值得」，單方面的「殉情」呢？
從「配合劇情」與同學「實習」男女之事，「有點反應」卻「不想談論」，王佳芝的身體竭盡所能服從於「目的」與「意志」，她向上級老吳坦露希望在易先生一抽身時同志們能衝進屋裡朝易先生開槍，讓他的血液與腦漿噴得她一身。就像易先生曾經在車內向她陳述的血腥場面，作為性愛的前戲，暴力的絕決與命在旦夕的恐懼，共同構成兩人赤裸糾纏的必然性。
精氣與血肉蜷曲的兩個緊密結合的胚胎，為了證明自己活著的狂烈，身與心的變形。嚐過被皮帶捆綁凌遲的王佳芝用枕頭掩壓易先生的眼睛，使他幾乎窒息，瀕死與喘息，「色」的盡頭是掏心挖肺，汗水體液迸發的真空。於是他們流淚了，玩弄與做戲，肉體與靈魂廝磨的頂點，除了死亡，不能結束。
並非「戒之在色」，而是「色之在戒」。鑽戒是物色，圈套住男女情色，王佳芝戴著鑽戒入獄，當張祕書把鑽戒交還給易先生，說：「你的鑽戒。」易先生否認鑽戒是他的，他會有更多的提防與戒慎，不是區區一枚王佳芝挑選上的戒指。「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李安把焦點聚集在鑽石的粉紅光芒，在易先生的辦公桌上兀自搖晃的粉彩，顯得多麼荒謬，易先生差點兒為取這枚鑽戒喪命，他不要承認，盡管李安已經為易先生灌注了許多深情。
溫柔敦厚呵，情緣的幻滅不見苛刻與悲涼，李安只是讓易先生再坐一回有過兩人體溫的床。
離開床上的身影，門外仍是腥風血雨中徘徊的鷹犬。
張愛玲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因為慈悲，所以寬容。」我的續貂。

有戒無色

新加坡上映的電影「色．戒」列為NC-16（不滿16歲禁止觀看），148分鐘長，比李安原來的版本少了八分鐘。官方說法如此，電影院的網頁也如此告示，不過許多聲音喧嚷實際上片商進口的就是刪剪版，所謂「潔本」，罔顧作品的完整性與成年觀眾的權益，主打王力宏的歌迷，減去湯唯和梁朝偉的戲，王力宏的份量自然相對提升了。
於是「色．戒」變成「有戒無色」的「戒之在色」影片。金瓶梅沒有了誨淫誨盜，西門慶和潘金蓮難道就成了平常夫婦了嗎？「潔本」之「潔」，正意指性愛為汙穢，殊不知比起「戒」，作家和導演的功力更從「色」上見得出真彰。
至今以端正國際形象聞名於世的新加坡，實則既開放又退縮，「有些愛，只能做，不能說」，電影「查泰萊夫人」的廣告詞，這其中的幽微可以理解，卻不能說明新加坡的兩面性。我有時驚訝比想像還毫無遮攔的尺度，竟是「可以說，不能做」的性愛。早上九點十點校內的巴士上，司機開著廣播收音機，電台播音員談著男女性交的體位，正常式，背後式，聽得我一頭霧水，這是性愛指導的課程嗎？每個整點報導的新聞快訊，今天反覆說著法律377A條，規定同性戀口交和肛交為非法，目前有議員希望提出修正案。
口交和肛交被認為是不正常的行為，同性戀也被認為是某種疾病，如果社會以此為禁忌，為何又大說特說？這是普遍的價值觀，還是媒體的態度？
看過學生寫的報告，批駁肉慾，崇尚靈魂；而在公共交通工具裡伸張雙腿而坐，露出短褲或迷你裙包裹不住的底褲，細肩帶背心內胸罩隱約可見，有的乾脆不穿胸罩，比芽籠風化區的阻街女郎更為惹火清涼的女學生比比皆是。
在新加坡，限制級的影片要滿二十一歲才能觀看，法定結婚年齡則是十八歲。也就是說，滿十八歲的男女可以結婚，可以做愛，但不能看別人怎麼做。

順民──沒有意義的日子

親愛的k
你突然想起今天是雙十節，問我新加坡可有放假？
我啞然失笑：「怎麼會呢？中秋節都沒放假的國家，哪裡管得到雙十節？難道也要求取平衡，不得罪海峽兩岸，也來放個『十一』？」
剛好上課教到晚清，學生沒幾個知道孫中山奔走革命，八次來到新加坡，更別提什麼孫中山在此住過的「晚晴園」，現在的紀念館了。
反正是他國的歷史，我已經對學生文史知識之貧乏司空見慣，連中文系學生都如此，遑論其他。這些年輕的面孔，疑惑無知的面孔，就是那被尊為「革命之母」的後代嗎？教育之滴水穿石滲透力量，委實可怕得驚人。以考試領導教學，小學「離校考試」不考社會科，以致於整體人文素養低落，生活工作於這樣的國家，我能怎麼樣呢？
當然不能如何。
五十步笑百步，台灣的自廢武功，不但自掘墳墓，甚且以鴕鳥之頭埋於墳墓者比比皆是。今日的台灣，已成為一大人間劇場，時時有行動戲劇，集體合演於傳媒鏡頭下。
去年與C教授一席談話，深明我之有目前飯碗，全得自於專制政府「復興中華文化」之「封閉愚民政策」，食古不化一般熟讀背誦經典，使得古典未嘗斷絕，文化藝術修養亦差強可以附庸風雅。席間一友人向C教授坦承，受其影響而讀歷史與哲學專業，我亦回想高中時國文老師念茲在茲的幾位台大教授，C教授，也從事寫作的L教授，以及詩經學家P教授。十八歲的我，如何心嚮往之，明知個人成績不及台大的水平，而將之奉為唸大學的誘因。可惜真正僥倖擠進台大之門，C教授竟然因為政治因素而離開了學校。
人生如果有偶然閃過的靈光，那無意間開啟我的，正是十八歲時從「相忘江湖」飄出的智慧虹彩啊！
我怎麼能忍受，我所被動或自行建構出的文化價值觀，被跳樑小丑給一筆勾消呢？
坐上權力大位的嘴臉，被名利慾望薰心的言行，是如何摧折人的一股力量啊！
你有時問我：新加坡有什麼好？
沒什麼好。
倒退的台灣，淪為經濟難民，文化遺民的台灣人，有什麼資格挑剔新加坡呢？
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裝腔作勢，自以為是老虎的貓，能囂張多久？
去年糊里糊塗吃了一次「官家飯」，再一次確認我非行走得進政界之人。我只問了一個天真，但我以為極為關鍵的問題：「加入聯合國，對台灣有什麼好處？」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加入了聯合國嗎？眾人皆笑，能提出這樣沒大腦的問題，果真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文藝界人」。
如果主其事者不能說服，不能透徹解釋此大舉措之必要，只憑著某種「理所當然」的觀點，談什麼公投？又何必公投呢？
那時我正在申請馬來西亞簽證，眾人說：「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話，你去馬來西亞就不用花錢辦簽證了。」
這一點不能成為吸引我，讓我相信的理由。
台灣人羨慕新加坡彈丸小國能躍上國際舞台，殊不知新加坡人對於台灣的興趣還帶著「道德勇氣」的敬意呢！
台灣能的事，比新加坡不能的事多得多，若說香港有自由而無民主，新加坡有民主無自由，台灣既自由又民主，唯獨缺品格。
今天課堂順口說到章詒和，網上看到孔慶東對章的批評：「我們平民百姓的血淚誰去寫？礦井砸死 60多人，誰給每人寫一部《往事並不如煙》？他們一人死了賠多少錢？生命都是有價錢的。上層人的生命價格和下層人的生命價格不一樣嗎？革命本來就要改變這東西。」
人命的價值都是一樣的，但是老天爺有沒有機會給礦災罹難者寫一部他們的《往事並不如煙》？這便是教育之可貴，礦災遺族如果能受教育，提筆書寫，也是一部生命血淚史，誰曰不宜？文字記錄之意義便在於此。
過去一段期間，我對於寫作有很深的心結，專職的學術研究者，被勸告安份守己，不可「不務正業」，壓制自己的書寫慾望，到不吐不快時全變成了牢騷與自憐。L教授也曾在演講時提到她因寫作被同事稱為「文學家」而受輕蔑，當今人人可以在Blog上據地為王，自命「達人」、「教主」，何況是「作家」？如果不寫，往事隨刻如煙，我所走過的路，縱使並不特出，畢竟是我活過的證明。
當我寫下來，那糾纏我的思想和文字便有了棲身之處，像是被超渡過的魂靈，得到了安息。
親愛的k，你曾經問我：寫作對你有那麼重要嗎？
我不敢回答。
你說是我不能暢所欲言，為了逃避學術的嚴謹要求，而幻想寫作的天地有如桃花源。
是嗎？
我捫心自問。
我知道我不能成為職業作家，我也不想。謀殺興趣的最快途徑就是倚靠它維生，就像愛一個人不必與他結婚一樣。
我只想，想寫就寫，如信步漫遊，走到哪裡，想休息就停下來欣賞風景。
今天的雙十節，逐漸要變成沒有意義的日子了，冷眼相看，我欲無言，順民一個而不能。

石老師的學生──2007年教師節

我不是畢業於藝術史研究所，但我是石老師的學生。
遇見研究中國文學的同行，我不必多說什麼，我的學術背景很簡單，在台大中文系和研究所混了十二年。
因為從來不是用功讀書的學生，僥倖考上研究所碩士班時，同學指著榜單上我的名字問：「妳什麼時候去考試的？」
筆試那天看見我的朋友，都以為我是去陪考，如同在圖書館看見我陪著準備考試的同學讀書。那時，我已經在一家美術出版社打工了近一年。因為大四仍然有必修課，無法全職上班，而且眷戀這最後一年的大學生身份，不上班的時間，除了看學生價的電影，就是去學校找朋友玩。
偏偏我的好朋友們都在努力K研究所入學考試的功課，沒空陪我玩樂聊天。好幾次在圖書館因為說笑得得意忘形，我被人噓，被人白眼，甚至被趕出去。
不好玩。
「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用功我獨閒」。
我只好也學朋友拿起書本。葉慶炳老師的《中國文學史》有上下兩冊，由於課程時間不長，只教到唐代部分就草草結束。從宋代開始的下冊文學史書上，我是一片空白。這樣有趣，我是個喜新厭舊性格的人，沒唸過的部分才引發我的好奇。
於是點點滴滴看著看著，也有樣學樣做起了考古題。
無非是為了以「慰勞」朋友之名，在讀書之餘吃喝一頓，去圖書館陪朋友很也順理成章地成為生活的重心了。
報名考試前一晚，我還在猶豫要不要花那八百元報名費。
「八百壯士」，我們那時戲稱交了八百元報名費卻名落孫山的人。
既然已經有打工的收入，八百元對我不算什麼，就當成完成大學學業的畢業考試吧。
我相信人是有運氣的，尤其是考試。
尤其是「吊車尾」掛上了博士班。
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對於我不願意報考博士班非常不以為然。那時我兼差為一家傳播公司寫稿，那家公司規模不大，製作的公共電視節目挺細緻，還得過金鐘獎。我心想將來從事電視文教節目的編劇也不錯，否則以碩士文憑，還可以去當專科學校的講師，吾生足矣。
讀碩士班期間，我的一篇談鄭板橋題畫藝術的文章得到台大中文系的學術論文比賽特優獎，我將那篇文章稍加擴充，敷衍成碩士學位論文，自認可以交差了事，再一次，覺得要告別校園了。
指導教授說我太沒志氣，直誇我那篇得獎的論文和議題值得再加探究，應該再上層樓。解決爭辯的最好方法，就是按照對方的心意去做，為了讓老師安心(死心？)我又認命去當了一次「八百壯士」(好像漲價成一千元了)。
博士班錄取名單公布那天，我們幾位同學和學長姐正為一位外文系的教授舉行榮退餐會。教授執教中文研究所「高級英文」課程多年，和中文系情誼很深，我們是關門弟子。
宴席間，有人提到今天博士班放榜，教授見我們這群關門弟子悶悶不樂，大概是全軍覆沒了吧？
沒想到還是有人指著我說：「她是唯一考上的。」
「考得上，不一定畢得了業。」我說的是真心話，全場竟然哄堂大笑。
我真的擔憂了，憑著點運氣擠上研究所，博士學位豈是「運氣」兩個字就能罩得住的？
為什麼我的人生總是沒能依照我微弱的意向前進？
在人生十字路上的最大轉彎，是從石老師答應「收容」我為他的指導學生開始。
開始唸博士班之後，才認真去旁聽藝術史研究所的課。既然要研究題畫詩，怎能不懂點藝術史？
在藝術史研究所的課上，我才領教什麼叫「學術研究」，什麼叫「問題意識」，什麼叫「方法論」。這並不是說中國文學研究沒有這些訓練和講求，只怪我太不用功，迷迷糊糊到了博士班才恍然大悟。
嚴謹、虔誠、尊敬，藝術史研究所的師生原來是這樣看待學問的啊！
身為課程的「局外人」，我既佩服又同情那些孜孜不倦逼著自己的眼睛看作品和鑽研資料的同學們。在故宮博物院的展櫃前，石老師總是面帶微笑要大家發表看畫的觀察心得，我總是訝異那麼陳舊幽暗的卷軸上，怎麼看得出那麼多細節，推測得出畫家的筆法，甚至判斷年代，分析真偽呢？
這是一門折磨人的學問。我的視力從小不佳，天生沒本錢，後天沒本事，經常在石老師和同學們移駕到別的作品前，我又重回方才討論的畫面，揣想他們說的內容，站著看、跪著看、趴著看，真是對作品「五體投地」啊！
開始寫博士論文後，中文系的指導教授認為我從事的是跨學科的研究，應該請對中國美術學有專精的老師共同指導，聽我說曾經上過石老師的課，便要我前去求教。
如今想來，那時我到底想不想拜於「石門」呢？
已經成家的我，一心想快點畢業，聽我總是拿「學位未成，何以生子」為藉口，丈夫比我還著急。
一旦拜於「石門」，未必會接受和藝術史研究所同學一樣的「嚴酷」考驗；然而我也有心理準備，石老師對人寬容，對學問可不鬆懈。超出授課時數許多的閉門研討早是家常便飯，不追究出個結果絕不甘休的堅持，是我求學過程中唯有的體驗。當我們這些學生攪盡腦汁，和討論的議題「拼搏」了五六個鐘頭，終而精疲力竭，頹坐課堂，石老師的眼神仍然奕奕生輝。直到石老師擔任故宮博物院的院長，還在台大授課，我們私下打趣說：「石老師好愛教書啊！」
石老師怎麼那麼愛教書呢？我忝列門生之中，與其說習得一招半式研究中國美術史的皮毛，毋寧說見識到了追求智識的誠懇，傳承文化教育的熾情，以及為人處世的品格與風骨。如今我站在講台教書多年，仍然深知自己無法企及石老師那樣的高度。
向石老師正式問學，是一連串的挫敗。每次和石老師討論論文，不能說奪胎換骨，至少有剝去一層皮的虛脫感，然後「起死回生」，明白自己的不足。
博士論文的第一個萬餘言章節，被老師很溫和地指陳出缺點，實則直言不諱地說，就是「一無是處」。
「妳這是白話翻譯和文章賞析，不是學術論文。」
「會讀妳論文的人，難道會聽不懂蘇東坡說的話嗎？」
「妳寫這些，究竟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再想想吧！」
接二連三，我的論文自己看了也覺得慘不忍睹，我決定放棄畢業時間的壓力，扔掉那萬餘贅言，認真從研究方法上重新學習，幾番探究，終於洗心革面，徹頭徹尾地改觀了。
藝術史在眾多學術門類中還算是新科，卻能夠一枝獨秀，開創出既豐富又深刻的學術內涵。我做為半個藝術史研究者，吸取和學習這些成果的同時，至今仍經常感到就讀博士班時的衝擊和振奮，那是石老師以及許多學者的啟蒙之力。如果不經過沮喪和懷疑的過程，受到石老師提出的質問的激勵，現在我或許還以為白話翻譯和文章賞析就是研究論文，把古人的話重說一遍，就是解決了學術的問題。
為了親身觀看作品，寫作論文，我有時走訪博物館和美術館，「石老師的學生」是讓對方信任我的緣由；即使是珍貴的私人收藏，頂著「石老師的學生」的頭銜，收藏家竟也為我開箱取寶，儼然為我一個人開展示會。受寵若驚之餘，我深深知道這是石老師的人格和學養為同道所敬重，澤及於我。
石老師引領過我，走過人生十字路的最大轉彎，我何其有幸，能在教師節一吐肺腑之言，因為我是石老師的學生。

手機奴

「那張單子如果到了，就給我發到日本去吧！」
「我剛才對他說過了，你看著如果到了，就馬上發到日本…」
「你曉得了吧？發到日本那裡有消息馬上告訴我…」
她交替打著膝上的三支行動電話，重覆同樣的叮嚀，無視於空中小姐的幾番勸阻──「吵死了！」她不耐煩地說。
空中小姐找來另一位華人空服人員，改用華語對她說：「小姐，飛機馬上就要起飛了，請關掉你的電話。」
她反唇道：「催什麼催！飛機又還沒飛！」然後轉向電話那頭說：「我要掛了，三個小時關機…」
新加坡飛往廣州。她坐在我右手邊，要求把遮陽窗板放下。我說飛機起飛期間不能關上遮陽窗板。她老大不高興，戴起有臉龐一半大的太陽眼鏡。
八點的太陽委實有些刺眼，我從報紙下擺的空隙，瞥見她閃閃發亮的三條水晶手機吊飾──好忙的女人啊！又一個「手機奴」！
中國教育部最近發佈了《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6）》，列出了171條漢語新詞語選目，這171條新詞語有不少反映了現代人被「奴化」的情景。有困於住房的「房奴」；努力養車的「車奴」；熱中考取各種執照的「證奴」；被節日各種送往迎來的活動和大宴小酌弄得疲憊不堪的「節奴」；以及受有形的物質消費或無形的人情世故所折磨的「白領奴隷」──「白奴」等等。早些年，台灣也出現過類似的形容，稱積欠銀行信用卡債務的人為「卡奴」。依照這樣的語詞生產模式，會有更多帶著各種奴隸枷鎖，無能自主的人們充斥在我們的周遭。
自甘或無奈接受奴化，是和個人慾望的掙扎拔河。我們的慾望，是「想要」？還是「需要」？人類以智慧發展科學技術，發明節約人力和時間的產品，而節約下來的人力和時間又到哪裡去了呢？作為「發明者」，人是物品的主宰；作為「使用者」，人又時時變成物品的奴隸。
將物品的效能發揮到極致，反覆操作物品，殊未覺察為了控制物品，我們反而由於控制成習慣、習慣成依頼，以至於一旦物品不能順利使用，或是暫時不在身邊，結果惶惶不安，手足無措。莊子指出的「人為物役」，陶淵明感嘆的「心為形役」，並未因新世紀新科技的繁榮進步而絲毫減輕，反而更為加劇了。
有了手機，只要打開電源，在通訊的範圍之內，我們就處於隨時可能被召喚的狀態。急待解決的疑問，經常不假思索直通給同樣「隨時可能被召喚」的對方。個體與個體之間便利的聯繫，以一個接收與發射的掌上機器，宣告了「我」的存在。
飛往廣州的途中，鄰座那位「生意做得很大」的手機奴小姐除了戴上太陽眼鏡假寐，就是把玩著她三支造型不同的手機。掀開機蓋，或是推滑螢幕，轉動上半截機身。三支手機，三個電話號碼，而人只有兩隻手，兩個耳朵……真是辛苦啊！
機艙內廣播告知乘客即將降落，我拉開遮陽窗板，射入了耀眼的中國日光。手機奴小姐有點焦躁不安，頻頻看著手錶，那張單子到了沒有呢？發到日本了嗎？
機輪剛剛著陸，耳畔響起了此起彼落的音樂聲，機上所有手機奴都準備好待命了。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7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