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誰人不識君

2018年1月29日，鄧麗君的65歲冥誕。Google 這樣紀念她。月光下的歌手

唱過上千首華語歌，兩百多首日語歌，獲得了超過十億個掌聲，無論你稱呼她「鄧麗君」，還是「Teresa Teng」，二十世紀的華語流行歌壇，你無法忘卻她的光芒，在她逝世十多年後，仍然幅射著餘暉。

由鄧麗君的故事衍生出了不少文藝作品：在台灣，有平路的小說《何日君再來》。在日本，有平野久美子寫的鄧麗君傳記、根據有田芳生原著拍成的電視劇「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在香港，電影導演許鞍華藉著鄧麗君的歌──「千言萬語」，講述歷史的記憶；陳可辛則以電影「甜蜜蜜」，懷念鄧麗君以及她的時代。

「天下誰人不識君」，起初我這麼認為。

日前去韓國開會，聽聞鄧麗君在韓國的「接受史」，才曉得並非如此。

直到1996年陳可辛執導的「甜蜜蜜」在韓國上映，韓國的群眾才透過電影知道這位「名揚四海」的「亞洲歌姬」，那時，她已經離世。電影的同名主題曲被翻唱成韓語歌，逐漸流行起來。

1970年代，鄧麗君在吉隆坡表演時，就有前去捧場的韓國歌迷，鄧麗君表示自己不懂韓語，感謝歌迷的愛護。那時的韓國歌迷畢竟是罕見的，鄧麗君的歌曲並不普及。

1988年東京音樂節，翁倩玉和陳美齡在串場的對話中，聊起日本歌曲翻譯成華語和翻譯成粵語的例子，有的歌曲還保留了原來的日語情調，有的則完全像本地自創。這些悅耳動聽的歌曲都很受歡迎，「是共通的Asian melody啊！」翁倩玉說。

也許因為是共通的Asian melody，亞洲流行音樂的同質性，讓鄧麗君在日本有發展的空間。有趣的是，即使她演唱的是日語歌，她的身份和形象都還一直是中國式的：中國式的服飾，像旗袍，或是新製的唐裝。和丑角明星志村健搭擋演笑劇，她衝口而出的中國話讓對方錯愕，喜感逗人。

膾炙人口的1985年NHK紅白歌唱大賽，鄧麗君以一襲桃紅色金邊仿唐裝束，梳著古典髪髻，扮演日本家喻戶曉的中國美人楊貴妃，唱著她的成名日語歌曲「愛人」。觀眾們熟悉的語言和曲調，卻帶著異國的情趣，既親切又新鮮，很快吸引了廣泛的注意。

即使演唱日本味十足的演歌，鄧麗君也是時裝打扮，而沒有「入境隨俗」穿上和服。她的中國「本色」，宛如中國情人的幻象，反而為融入日本歌壇提高了知名度，喚起日本歌迷潛意識底，浪漫懷舊的中國符碼。她唱著李香蘭(山口淑子)唱過的「夜來香」、「何日君再來」，那不是失意的滿州國，也不是頹廢的上海灘。鄧麗君不是「中國化」了的日本女子李香蘭，鄧麗君是「Teresa Teng」，洋派的英文名字，時髦的新女性，真正的，被日本薰陶過的，中國人。

這些特殊的條件卻不適合於1980至1990年代的韓國。鄧麗君無法像在港台及東南亞，透過歌聲勾起人們追憶逝去美好的原鄉時空；也無法如暗中流傳大陸，代表某種自我抒情的解放。鄧麗君不是韓國所欠缺的情調，她在台灣的政治意味，恐怕讓「輸入鄧麗君」也沾染政治色彩。

我並不是要說韓國是否歡迎鄧麗君的歌曲具有多大的議論性，相反地，經由電影和翻唱，展現「後鄧麗君式」的流行，才是更有看頭。

周杰倫打進韓國傳媒市場也是拜電影之賜。2008年，電影「不能說的祕密」在韓國上映，清新的鋼琴音樂在電影原聲帶裡成為最受喜愛的部分。天真的中學生初戀，發生在純樸的淡水小鎮，搭配死生相許的情節，形色與聲光，構成影音效果的美感，這是不是就如翁倩玉所說的：「共通的Asian melody」呢？

文根英、張娜拉等韓國演藝明星，或唱韓語，或唱華語及粵語，都把唱鄧麗君的名曲、仿傚鄧麗君，作為進軍中國大陸的方式之一，她們能否成功，大概是「全球化」與「亞洲化」、「中國化」的另一個例子。

鄧麗君在韓國，還有一項她在世時未曾嘗試過的角色：「華語教師」。她咬字清晰，歌曲節奏舒緩，歌詞平順簡明，可以當作學華語的教材。據統計，南韓4800萬人口，有超過30萬的人學華語；全世界則有超過三千萬的人在學華語。

所以啊，還是可以說：「天下誰人不識君」吧？


(2009年3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壞人

學者遇見壞人是不幸
作家遇見壞人不見得是不幸
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也。

詭異的笑聲

以前我認為人的喜怒哀樂情緒都是天生的。高興時笑，悲傷時哭，能夠無所顧忌，像純真的孩子似的流露渲洩，不但對身心健康，也是一種福氣。

可惜人在成長和社會化的過程中，不得不學會察言觀色，學著陪笑臉、假慈悲，學著控制或轉移自己的情緒。久而久之，會不會忘了「自然而然」的反應到底是什麼呢？

「自然而然」的反應，也許要留在沒有利害關係，不必「應對進退」的狀態下，才能「真情坦率」吧。

比如，當觀眾時。

我見識過最「盡職」的觀眾是韓國人，尤其是女性。電視綜藝歌舞、訪談節目、脫口秀，只要有「現場觀眾」，一點兒也不需要罐頭掌聲和驚嘆、呼喊，甚至於尖叫聲。

她們總是很「吵鬧」。

主持人一出場，一定有熱情喧嘩。演出者說了什麼，一定有「啊～」的回響。

問過我的韓國學生：「你們的電視節目攝影棚觀眾，為什麼老是叫叫嚷嚷的？」

他們認為：觀眾有強烈的反應，才是對演出者的回饋，也是一種禮貌，表達對表演的欣賞。假如觀眾默不作聲，就顯示他們對演出不感興趣，也可能不夠專心。

我錄製電視節目的經驗告訴我，這也許是演出現場的工作人員鼓勵或引導觀眾「起鬨」，以製造氣氛效果的手段。

結果似乎不然。

在韓國看電影，觀眾已經不需要「配合表演」了，他們還是隨著劇情起伏而發出各種聲音。當進行到緊張刺激的情節，觀眾的驚呼，對我來說，比電影還「精采」。

一位日本朋友特別喜歡這種「集體發聲」的看電影過程，覺得過癮，像「Live show」。

尤其是韓語還不大行，不大看得懂，跟著其他觀眾就能掌握劇情。這位日本朋友說，回到日本後，曾經「不小心」在電影院「打擾」到其他觀眾，被投以異樣的目光：「懷念哪！韓國！」

日本電視節目裡的觀眾也並非一語不發，他們經常表達的是「咦～」，「誒～」的訝異聲。受到這訝異聲的鼓舞和啟動，演出者便接著揭開「謎底」，然後「賓主盡歡」。

台灣和大陸的觀眾比較折衷於韓國和日本，有時含蓄；有時開朗，和觀眾的年齡層有點關係，我想。

在新加坡，幾次看現場表演和看電影，觀眾都出現過令我好奇的詭異笑聲。
2006年我到新加坡不久，朋友請我去看曹禺的話劇「雷雨」。當兄妹亂倫相愛的真相大白時，現場冒出了笑聲。

因為顯然不是一兩人的笑聲，我覺得很特別。第二天，我問請我去看戲的朋友。

當時不清楚新加坡觀眾的中文程度，但是現場有英文字幕，應該不至於誤會劇情。那麼，可能是觀眾有意對演出保持冷靜的疏離感，以免被劇情所煽染？

「他們可能沒妳想的那樣有自覺。」朋友說。

然而他也不明白為何觀眾會在明明很感人，或是很悲傷的情節中笑出聲來。

為了讓學生對文學文本有概括性的認識，我經常必須使用一些視覺性的材料作為教學的輔助。這一群「八十後」的學生，大部分是靠眼睛，而不是靠耳朵獲取知識。課堂裡只聽我唱獨角戲，等待「觀眾」反應時總是冷場，司空見慣。我也能體諒。

全班不到十分之一的學生讀過全本的《紅樓夢》，這是中文系的學生，我自感責任非同小可。

但是不可能把課程都拿來教《紅樓夢》，沒聽過《西廂記》，不曉得牛郎織女故事的，也大有人在。

於是，最方便的法門，就是看影片版的《紅樓夢》，好歹要曉得寶玉是個男子，黛玉是什麼形象。

那天看的是黃梅調電影，順便讓沒聽過「黃梅調」的學生見識一下。

詭異的笑聲，在寶玉發現黛玉困情而死，踉踉蹌蹌趕往靈堂時，出現了。

螢幕上是呼天搶地，痛徹心扉的一唱三嘆，教室裡是冷洌的空氣，回盪著笑聲。

我忍不住問學生：「有那麼好笑嗎？」

學生不置可否。

問他們為什麼笑。

學生也答不上話。

明明是大悲劇，大悽慘的。

日本人也是很愛笑得詭異的民族。愉悅時笑，尷尬時笑，不小心犯錯時笑，連道歉時也會擠出笑容。

不明所以的外國人會被這種無所不笑的莫測高深弄糊塗。

漫畫《蠟筆小新》裡，小新打敗敵人的主意之一，就是餵他們吃「笑菇」，據說吃了「笑菇」這種毒蕈會大笑不止。不然還可以放很多「冷笑話」，把敵人凍死！

經典的大和民族式笑功。

中國人只曉得「伸手不打笑臉人」，難以探究這「笑臉人」所笑何來。

新加坡觀眾倒不是這麼懂得運用以笑聲掩飾，以笑容化解，我猜。有時我連「職業性的笑臉」都很難看到。

好幾次，我聽人說：「新加坡人很壓抑。」我的新加坡朋友也說過：「新加坡人很壓抑。」

連續兩年，我在怡豐城商場度過除夕。迎接新的一年的歌舞晚會，賣力表演的藝人一直鼓譟大家「scream! scream!」觀眾並非沒有熱情，可能是不習慣這種狂烈方式。

離開商場時，偶爾聽見一兩聲長嘯和口哨，新年嘛！百無禁忌。只有那時，我才聽見新加坡人的「發洩」。

實踐劇場的音樂劇「天冷就回來」是很受歡迎的作品，內容有著新加坡人切身的成長背景和感受，觀眾席不時傳來吸鼻子的聲音。當其中一位劇中人物顯露了他是同性戀者，笑聲，穿過哽咽，揚開了。

這次看「寶島一村」，帶著做包子手藝的老奶奶把絕活教給了隔壁的本省太太，後來客死異鄉，老奶奶的死訊裡，觀眾的笑聲又漫延出來了。

詭異。

我只能說「詭異」。

也許，這詭異的笑聲就是新加坡的祕密。

寶島，有一村

熟悉賴聲川「表演工作坊」和馮翊綱、宋少卿「相聲瓦舍」節目的觀眾，對於賴聲川和王偉忠聯手編導的舞台劇「寶島一村」應該並不陌生。從「這一夜，誰來說相聲」，講述一個中國縮影式的眷村，「寶島一村」集合了過去「台灣怪談」的內容，以及馮翊綱自敘的「影劇一村」故事，十多年來，點點滴滴積累著1949年左右隨國民政府遷移台灣的軍警人員和他們的家眷的集體記憶。

一百多萬人口的眷村居民，各自背負著個人的身家性命，在時代的洪流之下，被沖蝕成大同小異的英雄落難，棲身荒島的無奈。懷抱「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想像，為了生存而臨時搭建的簡單房舍，是他們等待返鄉姑且歇腳的地方。沒想到，這一歇腳，日復一日，生兒育女，轉眼六十年。

舞台上，是賴聲川慣用的空間分隔方式，以三個「家徒四柱」的單元為焦點，讓觀眾透視他們的生活場景，以及三個家庭櫛比鱗次，彼此相濡以沫的互動情形。

有了相聲嘻笑怒罵、插科打諢地訴說眷村的根柢，「寶島一村」很自然用「說書」結合「演出」的架構，呈現三個家庭歷經三代的變化歷程。說書人的任務不僅是解釋演出的時空背景，串聯各場的情節，交代前因後果與預示未來發展，對於調節或帶動現場的情緒氣氛，也具有引導的作用。

有趣的是，除了開場白與「定場詩」似的結束語由王偉忠擔任，其餘各幕的說書人都是戲中的角色輪番上台。據說先前在台北演出時，王偉忠並沒有戲份，他提供自己生長的嘉義眷村的真實故事與經驗，交由賴聲川執導。「表演工作坊」素來的集體創作方式，在有了基本的劇情，也就是王偉忠的故事以後，水到渠成，大部分的演員都有豐富的舞台資歷，可以靈活施展，扮演故事中的人物。

我們可以經常看到演員們不按本來設計好的台詞，即屏幕上的文字演出，這樣便必須憑藉著他們的默契和拿捏戲劇情節及張力的本事，出入於「劇本」。像「暗戀桃花源」一樣，賴聲川戲劇的隨機性與開放性，使得演員的詮釋變成整齣戲的靈魂，成敗的關鍵。

不像台灣的觀眾知道王偉忠在電視界的舉足輕重地位，了解「寶島一村」與他的密切關係，王偉忠現身舞台說法，在台灣可算是對觀眾的「驚喜回饋」，而在新加坡，效果卻恐怕大不相同。

於是，便出現了認知的落差。除了王偉忠，所有的串場說書人都能讓觀眾明白他們的角色身份，他們抽離劇情的現場，隨後再融入戲中。但是，王偉忠是誰呢？他在「寶島一村」裡沒有戲，他開場時說：「這是我的故事。在我從小居住的眷村面臨不得不改建的命運，我帶著女兒去看，這個爺爺奶奶住過，爸爸長大的地方。」觀眾忍不住想找，想問：「你是誰？你是戲裡的哪一位？」

做過幕後「功課」的觀眾大概能猜想，戲裡的趙家就是王偉忠家。那麼，「真實」的「重現」便有了歷史時事的面貌。

但我想大部分的觀眾是不明就理的。於是，眼前陳列的就是表演的戲，不是劇場裡的集聚懷舊。(在台灣演出時，有觀眾隨演員高歌「松花江上」，重溫人生的悲喜冷暖)。而在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說「這是我的故事」的那位「演員」，隱身於全劇，所有的雲煙往事，都不過是一場戲。

或許，這才更接近「人生如戲」的本質。

幕起幕落，有的人還忙著拍紀念照；有的人已經把剪影收在相片簿裡。

松花江，很遠；寶島，有一村。


(2009年2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寶島一村口

推算起來，我是外省移民台灣後的第二代。九歲以前的我，也有過「眷村經驗」，不過，我家不在寶島一村，在村子口，在空軍一村、陸軍五村、海軍三村各自圈地之外的村子口。

什麼都沾上一點邊，卻也什麼都不純粹，村子口外的童年，我這「老芋仔」和「土番薯」生的「芋仔番薯」女兒。

父親說山東土話不好聽，叫我不要學；母親說妳講國語阿公阿媽聽嘸，要講閩南語。

眷村裡有班長、排長、什麼什麼長的，好神氣！我父親什麼「長」也沒有，1948年從青島到澎湖，再從澎湖輾轉到台南，移居台北。經人介紹，1963年娶了彰化姑娘，安家落戶。

我家的地址很好寫：「台北市中正路24號」，只有「號」字比較難，我六歲進幼稚園時就學會了。

什麼「長」也不是，眷村外糊口飯吃，拉拔四個孩子，我是長女。外公說女兒不必讀太多書，爸爸偏不聽，反正他們山東話和閩南話，雞同鴨講。

都說爸爸疼女兒，一點不假。為了讓我唸書，爸爸寧可打腫臉充胖子，送我讀天主教會的幼稚園。我考上學費奇貴的私立小學，鄰居都來賀喜，爸爸先不打算盤，光聽人家說我家要出女狀元，就硬著頭皮把我捧上了公主似的寶座。

左鄰是賣湯圓的寧波人家，每天下午炒芝麻做餡的香味讓我至今把芝麻當成天上神品。芝麻的氣息中，是青山、張琪唱片的歌聲，收音機裡陳芬蘭的「孤女的願望」總是百聽不膩，寧波人家的阿姨偶爾也跟著哼唱兩句，寧波腔的閩南語，和說國語一樣不知所云。

右舍是客家人，我跟他家的孩子學會的客家話，除了「阿妹」、「洗身」、「吃飯」，最流利的就是「神經病」，不曉得怎麼的，那時周圍就有那麼多神經病讓我們罵。

朱伯伯會做旗袍，朱媽媽是最美的展示。我有時和他家的小珍一起，偷拿朱伯伯畫線的粉筆來畫跳房子的格子。朱家的粉筆好軟，畫在地上顏色挺淡，不如紅瓦磚片好用。我背著妹妹玩跳房子和跳橡皮筋，嫌妹妹重，把她放在一旁，等到發現她滿嘴粉筆時，她已經把朱家的粉筆全吃光了！

大家都說死不了，但我相信粉筆有毒，很想哭，又怕被大人發現。粉筆一定有毒的，不然我妹妹怎麼從小就頭髮短薄，眉毛稀疏，像個老太婆呢？

有一天晚上我們吃喜酒回來，我耳聞到一句黃色的話──「偷漢子」，比我們偷粉筆還滔天的大罪。朱媽媽蓬頭散髮，借著酒力在地上打滾，號淘大哭，把亮閃閃好美麗的旗袍和透明的高級絲襪都扯破了。

邱家的爸爸是大副，幾個月才回來一趟。小媛比我大一歲，最愛和我分享她姐姐的祕密。她姐姐很愛聽英文歌，我也跟著學會了一首歌，「Beautiful Sunday」。小媛說，「Beautiful Sunday」是她姐寫情書的日子，她姐的筆友男朋友是大學生，會寫詩。接著她說一段情詩的內容，我喜歡那句：「彩霞滿天」。我問小媛：「彩霞滿天」怎麼會是情詩？

小媛說：「『彩霞滿天』代表三個字。」

「三個字？哪三個字？」我不解。

「笨蛋！」小媛故意壓低了嗓門：「就是情侶常說的那三個字嘛！」

「我、愛、你？」我說，也學她壓低了嗓門。

「不是啦！是 I, Love, You！」

邱爸爸每次返家都會帶來一些新奇的玩意兒。金頭髮，躺下會自動閉眼睛的洋娃娃，直立後她又會把眼睛睜開。小媛把洋娃娃背在身後，真教我羨慕。我好幾次要把妹妹送給小媛換洋娃娃，小媛都不要。她嫌棄說：「妳妹妹躺下不會閉眼睛，而且還會尿尿。」

過了十年，到我唸大學了，才知道那時令我暈沈沈又樂陶陶，心跳猛烈加快的黑水，叫做「咖啡」。邱爸爸的洋貨十分珍貴，咖啡和巧克力都是金色紙包裝，和小媛的金髮洋娃娃一樣，是美國的顏色。

我家門前就是大家公用的自來水龍頭，為了接水的順序和份量，大人們經常吵架。一個不曉得住在哪裡，別人背地裡喊她「瘋婆」的女人，有時候也會提著水桶來接水。她有哮喘的毛病，呼吸時喉頭發出長嘯似的聲音，說話很不清楚。有一次她在大人們吵架的時候突然羊癲瘋發作，頭撞到地流了好多血，我被大人使喚跑回家拿湯匙，「瘋婆」的命救回來了。

大人們不讓小孩聽的事，一定都和小媛姐姐的祕密一樣。其實我們小孩都知道，「瘋婆」以前被日本人欺負過，她不是胖，是肚子裡有孩子。可是她身體有毛病，孩子生不出來，就一直放在肚子裡，有時候孩子想出世，「瘋婆」不讓他出來，怕他被看成「父不詳」的雜種，她就會發羊癲瘋。

大人們吵架還好，各說各的家鄉話，髒話都能溝通。眷村的青少年打起架來才是厲害。一票太保太妹，見了面就問：「混哪裡的？」

我家不在眷村，但是離空軍一村最近，說「一村的」好像很炫耀，不過太炫耀也會遭打。我留的是短短的「阿哥哥」頭，不男不女，學太保太妹粗聲粗氣講話，覺得挺得意。

黃昏時分，各家的媽媽都喊著自己的孩子回家吃飯，我在眷村裡看人玩火把，他們說半夜要去鄰村放火報仇。好戲就要開鑼，我好期待，根本顧不得回家。

不知道是誰通風報信，爸爸來抓走我。

「你他媽的！」我話還沒說完，被爸爸打了一耳刮子。

那晚，我被綁在公用水龍頭旁的電線桿，被爸爸的皮帶抽得皮破血流。鄰居叔叔阿姨都來求情，我哭得聲音都啞了，爸爸說要打斷我的腿，不讓我再去瘋野。

小學二年級，我家和附近的鄰居都被政府說是「違章建築」，為了開拓馬路，必須拆除。旁邊的眷村，土地也被徵收。那些胳臂上刺著「殺朱拔毛」青字的伯伯們，個個垂頭喪氣。小珍和小媛都對我說：「我們要搬去有電梯的大廈。」

下雨時會滴水的瓦屋平房，室內高低不平的水泥地，我也想搬去有電梯的大廈。

可惜爸爸並沒有能力買有電梯的大廈房子，新家是一棟四層樓公寓的一樓，連樓梯也不用爬。

那天我上學時，爸爸給我兩塊錢，說：「放學以後直接到新家去。」

我早上走出了舊家，就再也看不到它。我的村子口童年，被敲擊粉碎，夷為了平地。

賴聲川和王偉忠在舞台上保存了寶島一村的故事，我如幻如真的過往，沒有一村的輝煌，隨著父親的去世，也埋進了記憶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