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

世界大事：日本大地震。賈柏斯逝世(Steve Jobs，1955年2月24日－2011年10月5日)。金正日死亡(김정일，1942年2月16日－2011年12月17日)。

開心：在網路上聯絡大學同學

出版：學術論文集《遊目騁懷：文學與美術的互文與再生》(台北里仁書局)

學術會議：5場

公眾演講：3場

傷心：好友盧明瑜離開世間

夢幻：無意中在法國普羅旺斯吃到松露羊肉燉飯，後來才曉得那裡是法國最重要的松露市集小鎮
http://www.provenceweb.fr/e/vaucluse/richerenches/richerenches.htm
http://www.escapade-resto.blogspot.com/

初體驗：買新加坡Toto彩券。諮詢律師法律問題

生氣：被小人騷擾欺侮

感動：接到讀者從報社轉來的手寫信，特別欣賞我寫的開封記遊〈東京夢花落〉

成就感：被學生「尊為衣代宗師」，「捨不得下課」

失望：被友人背叛出賣

驚喜：在新加坡慶祝中華民國百年國慶酒會，看到林慧萍表演，勾起回憶
糊塗：手機遺忘在計程車上，從此失去幾個電話號碼。孩子的錢包在學校被偷，那是去年好不容易在日本尋尋覓覓，從東京、京都到大阪，終於買到的One Piece錢包

空前絕後：坐火車看新加坡風景。7月1日以後，城內的丹絨巴葛火車站關閉，新火車站在北邊關閘

失敗：委曲未必能求全。姑息就會養奸

領悟：西瓜靠大邊。吃嗟來食的人沒有原則。

驚險：在飛機上遭遇颱風亂流，寫好了遺囑

著迷：彼得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 : 1909年11月19日-2005年11月11日）


2012年的期許：「日知其所亡(無)，月無忘其所能」

呷Kantang

Rojak, 南洋風味salad





(viedo from You Tube)

我的新加坡友人跟我說，她是「呷Kantang的」。

此地人的語言被戲稱為rojak，一種大雜燴的沙拉。我吃過的rojak內容不盡相同，大概各家自有妙方，食材隨性，馬來rojak和印度rojak也各具風味。一般常見的rojak放小黃瓜、鳳梨，還有沙葛、綠豆芽、薑花根、炸豆乾、油條，攪拌蝦醬、檸檬汁、辣椒醬、糖，再撒上花生粒，鹹甜酸辣，滋味雜陳。

像rojak一樣，沒有固定的形式和章法，「摻摻」著講，就是「新式英語」和「新式華語」的特色吧。用英語的語法說華語，於是說「轉右」、「走直」；用華語的語法說英語，於是說”You go where?” “Eat yourself”。有時因為翻譯的不同，「新式華語」的意思和我們理解的不同，比如「周日」是”weekday”，不是星期天；「接客」是”reception”，不是特種營業的用詞。還有「做工」是「上班」，「還錢」是「付帳」。

這些差異，略知一點英語和華語的人，理解不大成問題，難的是夾雜了方言和馬來文，新加坡人說得流利，我怎麼就是聽不懂，猜也無法猜。

我問她：「妳吃了什麼？」我曉得「呷」的意思。

她笑了笑：「啊！妳不懂咩？」

“Kantang”是馬來語馬鈴薯的意思，正確的拼法是”Kentang”。像馬鈴薯一樣，外表是褐色，內在是白色，指受西式教育，洋化的華人。台灣形容這種人是「香蕉」，外黃內白；到了南洋，膚色變深，成了馬鈴薯。

相對於”Kantang”，受華文教育的華人被叫”Cheenah”。這個字比”China”還帶有輕蔑的涵意，雖然起初”Kantang”也有「假紅毛(洋鬼子)」的感覺，不過在崇尚英語，以所使用的語言為社會階級、身份地位象徵的新加坡，不會說英語會被瞧不起，”Cheenah”甚至被認為有挑釁的心態，曾經被政府官員提醒不可造成社會衝突。

如果加上近年來大量的中國移民和短期工作者，新加坡的華人人口遠超過75%，但是華語並沒有因為人口比例而占優勢。看看政府單位、文化藝術機構的網站就清楚，華文的界面比韓國還不如，用我新加坡朋友的話說，那些政府官員都是”Kantang”。

1979年，新加坡政府推行「講華語運動」，那是為了統一不同的華人方言族群，主張用華語取代方言。嫁到新加坡的台灣歌手黃鶯鶯(Tracy Huang)在1980年代，唱過推廣講華語運動歌，歌詞是：

國家要進步，語言要溝通。就從今天起，大家說華語。
不分男和女不分老和少。不再用方言，大家說華語。
聽一聽，記一記，開口說幾句。多親切、多便利，簡單又容易！

1990年代開始，一心想分「中國崛起」大餅，新加坡政府強調華語的商業價值，隨著講方言的人口逐漸凋零，講華語運動轉向年輕人，以介紹華人風俗和流行文化為媒介。

到了21世紀，採用更多年輕人的語彙，像「講華語，酷！」、「華文，誰怕誰！」的標語，目的都在維護雙語教育的政策。

事實是，講英語的優越感已經根深柢固。

2004年，新加坡教育部針對初入學的小學一年級華族小孩調查，發現平常在家裡說華語的，有43.6%，少於說英語的47.3%。華族社群不免為此憂心忡忡。

2011年，新加坡前內閣資政李光耀先生，在他的新書《李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華文版首發式上，特地以華語演講，指出：「要在新加坡生存，沒有英語會很辛苦，沒有華語則一定會後悔莫及。」

我不曉得新加坡華人不懂華語是否會「後悔莫及」，不懂英語的辛苦是千真萬確的。

一天在家裡社區的大門外，由於時間還有餘裕，沒有打電話，就在路邊等計程車。旁邊一位華人中年婦女告訴我，她等了二十多分鐘，都沒有空計程車。

「為什麼不打電話？」我問她。看來，我必須打電話叫車了。

她苦笑回答：「不懂得打。」

我頓時明白，自己有如問百姓「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

可能她沒有手機，更可能她不會說英語，即使打了電話，也沒法溝通。

「需要我幫妳嗎？」我再問她。

她搖搖頭，離開朝街對面走去。

我想到，不會說英語，假如遇到非華族的司機，還是雞同鴨講哪！

2011年是新加坡的「選舉年」。先是國會議員選舉，而後有總統選舉。和台灣一樣，無論說什麼語言，一人一票，候選人要抓住選民的心，就得和他們說一樣的話，在台灣叫「搏感情」。

於是在政見發表會上，尤其是反對黨的候選人，華語和福建方言成為拉近和選民距離的利器。 新加坡的方言族群，以福建人為大宗，因此即使不是本籍福建，有的華人還是說福建話。至於華語，除了面向土生土長的新加坡華人，還有不少從中國和台灣來，成為新加坡公民的新移民，是候選人爭取選票的「隱形票倉」。

大選的結果，執政52年的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簡稱PAP）仍然保有國會大多數席次，然而所有反對黨聯合起來的支持率，將近40%，幾乎要與執政黨平分秋色。

這些新上任的反對黨國會議員中，小學時從台灣移民到新加坡，後來成為公民的陳碩茂律師，十分亮眼。他的政見發表會，用了新加坡的四大語言和福建話，即使馬來語和印度淡米爾語只是開場，他的「誠意」，相信不僅新加坡選民，台灣人都能理解。

10月18日陳碩茂就任議員的國會講演，在新加坡的華文報紙喧騰一時。他的華語演說，用了《論語》裡孔子論政的幾個典故，說「君子和而不同」；又把反對黨和執政黨的關係比喻為魏徵和唐太宗。

陳碩茂的演講反應不一。欣賞的人推崇他演講的內容很有中華文化水平，新加坡少見；聽不懂的人說他太文縐縐，誰是「魏徵」？誰是「唐太宗」？和新加坡政治有什麼關係？

就像我應邀參加過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的活動，會中有政府官員致詞，被認為是新加坡建國以來唯一有「官方支持」的五四紀念活動。又像有的人質疑新加坡今年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意義：「他們建國，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這觀點似曾相識。以前台灣的某位教育部長，也說過「『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和台灣有什麼關係？」

這位部長一定不喜歡”Cheenah”，縱使他是靠研究和教學中華文史起家。至於他喜歡「呷蝦米」，我就不得而知了。

新加坡人不是華僑

我經常要提醒自己，你們與我不同。

雖然我們都以流暢的華語交談，各自操著不同的口音和腔調，努力想說得像標準的北京普通話，並且羨慕那些侃侃而談，出口就是漂亮的，聽得順耳舒服的聲音的中國人。 我曾經在課堂上向你們致歉，我因為生長環境和學習的背景，不能完全使用如今中國大陸慣用的語彙和發音。在教到「西湖十景」時，我說到我曉得中國大陸的發音，「蘇堤」的「堤」不是如我從小學到的，讀作「ti」的二聲，而是一聲的「di」。我說，如果對方是中國人，我會用他們聽得懂的發音，讀成「di」，但是你們不同，我解釋，我習慣說「ti」的二聲，「知道」與「習慣」有時南轅北轍(這個「轍」字，台灣讀che4，大陸讀zhe2)，更何況其中尚無絕對是非對錯。就像我在中國時說「垃圾」為「la ji」，把「暴露」講成小學時老師一再禁止我們讀錯的「bau4 lu4」。

因為你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如我一樣的台灣人。

我一直念茲在茲，我們不同，共同的華語不能表示我們溝通無礙，你們大多數的人不是「華僑」，而是相對於我，不折不扣的「外國人」。

你們是新加坡人。

我也不喜歡台灣的政客稱呼你們為「華裔的新加坡人」。

「華裔」，只不過顯示你們的祖先來自中國，數十年前，甚或數百年前。「華裔」的指稱過於一廂情願，想把你們和台灣拉成一氣。

在如今講求「全球化」，文化交雜混血得難分彼此的時代，講述一個人的血緣和出生，意義何在？

「Where are you from？」問的是你的國籍，還是來歷的地點呢？

2002年我在韓國學韓語的同學，就告訴過我，最厭惡人家問她這個愚蠢的問題。

她的父親是香港人，母親是韓國人，她出生在香港，在新加坡受教育到中學，後來到澳洲短暫唸過大學。十八歲的她，遊歷過世界許多地方，母語是英語，也能說廣東話，為了更了解母親的母國，把小時和外婆說過的韓語重新拾起，她離開澳洲，來到韓國的校園。

「Where are you from？」在還不知道對方的韓語水平時，我們通常在課間偷偷說英語，她用韓語回答我：「你究竟要問什麼？」

她的長相，黝黑的皮膚，嬌小的身材，隨性的裝扮，以及說英語時的腔調，很容易猜得出，來自新加坡。

但她說，她不是新加坡人。

然後是一連串她去過的國家，以及，這一回，她從澳洲來。 「

華僑為革命之母。」

從前我們的老師教導過我們，時常引述的孫中山的這句話，你們說，沒聽說過。

我們的差異其實比我預期的大。

大得多。

我從不會用對台灣學生的標準來要求你們，你們說，他們從小學華文長大。

我問過我的韓國學生，為什麼選擇研究中文？

為了更瞭解自己母國的文明與文化。

那來源，那推動影響的力量，就在鄰近的地方。

漢字，以其強大的表述功能與力量，在韓國長達一千五百多年。即使後來有了表音的朝鮮拼音字母，漢字仍是主要的書寫記錄的工具。

你們也不得不使用漢字。

而在「想像的共同體」建構之下，1965年不得不被分離獨立出的國家，如今趾趾高氣昂地屹立著。

不明所以的台灣政客，還羨慕你們，心嚮往之。想學你們把「國語」改稱「華語」。「華語」的「華」，在新加坡指的是種族，在台灣也是一樣嗎？

我在新加坡國家歷史博物館，看到了李光耀先生宣布被迫建國時的影片，他數度哽咽，頻頻以手帕拭去激動的淚水，歷史沒有給新加坡選擇的餘地。新加坡人從此不是「華僑」。





(viedo from You Tube)

簡訊2700

嫌麻煩，怕疏忽，各種帳單最好是辦自動轉帳(Giro，新加坡叫「財路」)。方便之餘，缺點就是不大會留意開銷。

收到電話費的通知單，被突然發現的高額愣住──打了那麼多的國際電話嗎？

仔細瞧瞧項目，不是國際電話講長了，是孩子發了2700多通簡訊(SMS)。

一個月發2700多通簡訊，有沒有搞錯？

一個月2700多通，換算下來，一天要發90多通！

怎麼可能？

在向電話公司確認之前，先問問孩子，讓他核對帳單。

印象中，上個月和再上個月沒有這麼貴，你真的發了那麼多簡訊嗎？

住在學校的宿舍時，沒有申請家用電話，一人一支手機，就這樣年復一年。小學不讓學生帶手機，偶爾必要時，我寫字條給孩子帶著，請老師通融。上了初中，學校仍不讓學生帶手機，孩子膽子大了，說就算被沒收，大不了下課後再去辦公室找老師討回。

我提醒他千萬別因為手機惹事生非，別忘了「違禁品」口香糖事件的那把冷汗…

扣除白天上課的時間，加上周末假日，孩子有多少空暇發簡訊呢？

發是發了，可是誰記得誰算過發了幾通？他一點沒放在心上。

何況，他說：「不是有『學生配套』，學生發簡訊是免費的呀！」

對了，當初買的手機、辦理的「配套」，是有這麼一項。

於是打了電話去詢問。

語音接聽，按服務選項的號碼，轉來轉去，半個多小時還沒聽見真正的「人聲」。

第二天直接坐計程車去電話公司服務處。先排隊20多分鐘，等Information center的人「初步診斷」，然後拿號碼條，等候「專人」解決。

「你們是有『學生配套』沒錯，可是你們沒有繼續申請…」長頭髮染得很黃，拿了我的身份證件在電腦螢幕上敲。

什麼叫「繼續申請」？我們沒有換號碼，合約也沒有過期…

「是嗎？讓我check一下…」她離開座位，不知去了哪裡。

回來後，再敲擊鍵盤：「你們有『移動』，你們換了。」她說。

「我們沒有換。」我說。

孩子說：「有啦！我買了新機子。」

是了，上個月他的手機被偷，買了新的。

雖然換了手機，可是電話號碼沒變哪！這就等於「異動」嗎？

她說：「你們還是學生嗎？要再申請學生配套，才能享受免費SMS。」

我不服氣：「我買新手機，也是在你們公司，為什麼那時沒告訴我要再重新申請學生配套？」

她搖搖頭：「我哪知？」

不必爭辯，這種「自認倒楣」的經驗多了。

你都是發簡訊給誰呢？

問了也是白問。

好像是村上春樹說的，一個人一生大概認識兩百多個朋友。孩子一度自豪地告訴我，他的Face book有超過300個朋友(現在可能更多了)。

村上龍的小說《最後的家族》（タナトス，Thanatos），用神話故事裡死神美少男的名字為題，寫蝸居的青少年宅男，偷窺鄰居家庭暴力的故事。宅男想拯救受害的婦人，在封閉中萌生帶毀滅傾向的英雄意識，那絲絲入扣的心理刻畫，讀來既殘忍，又過癮。

我的孩子，和許許多多同世代，被電子器械圍繞陪伴成長的青少年一樣，靠著手機和網路，構設他們的交友天地。

一天90通簡訊，這是寂寞的15歲。

過了幾個月，我無意間再仔細瞧瞧電話費通知單──4622通簡訊，謝謝您的惠顧。

Bound．Bomb

2011年12月15日晚上，新加坡地鐵發生「史上最嚴重」的故障，南北線大癱瘓，數千乘客被困在列車裡超過一個小時；數萬乘客因為地鐵服務中斷五個多小時而行程受影響。在此前後，地鐵的故障事件仍有所聞，激起民怨。

很少搭地鐵的我，竟然「躬逢其盛」，目睹了地鐵站的擁擠和混亂，以及「不知何去何從」的茫然。

自從2010年12月29日結束「寄人籬下」的校園宿舍生活，除了偶爾「進城」，我的「行動路線」主要是依賴巴士和出租車往來於家裡和學校。新家的窗外，遠方就是地鐵的高架軌道，時可聽見列車運行的聲響。

一個有地鐵的城市，不管是在地面還是地下，總給人「現代化」的便利感，尤其給外來的旅客或居民安心感。

新加坡的巴士不像台北，沒有「語音報站名」，連跑馬燈顯示站名也沒有，很多新加坡人自己都不大會坐巴士，因為搞不清楚。住在校園裡時，大樓對面就是巴士站，而且只有一線巴士，坐到終點就是最近的地鐵站，用不著擔心。新家的後門口，有好多線巴士，我「研究」了一下，看不懂。

因為大部分的站名都是「BLK」加數字，也就是政府組屋的樓房編號，除非了解它們的位置關係，只從那些編號，根本看不出巴士的行駛路線。所以，即使有「語音報站名」，或是跑馬燈顯示，對我還是一頭霧水。

我後來學會了一個原則，如果要去的地點不在地鐵站附近，就不必傷腦筋去轉乘巴士。經驗顯示，我詢問過的巴士站等候者，幾乎都只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該坐幾號巴士，對同一巴士站的其餘路線一問三不知。

總之，還是地鐵方便哪！

話說那晚，和友人在政府大廈站附近吃過飯，準備打道回府，地鐵站內外人山人海。我一般在周末「進城」，不曉得平日也是如此熱鬧。還沒進站，看見幾位穿深藍色制服的民防部隊青年，似乎在巡邏。廣播的內容聽不清楚，我和友人起初都以為是商家在促銷商品。走得離站閘近些，聽到模糊的”bomb”──是地鐵站發現疑似炸彈？或是煙霧彈嗎？

看人們紛紛走出站閘，我猜是被疏散。新加坡的地鐵站內沒有垃圾桶，據說就是為提防恐怖份子作亂。

雖然如此，我和友人還是刷卡進了站，想確認怎麼回事。一位華人中年婦女，應該是地鐵的工作人員，向我們搖搖手，示意我們離開：”No Train! No Train!”

看來如我們猜想，有安全顧慮了。那位婦人告訴我們，從B出口出去，改搭巴士。我和友人邊出站邊商量，我們都不知道從這裡怎麼搭巴士回家，決定坐出租車。

走上平面道路，出租車供不應求。我們順著人潮往前走，有工作人員高聲宣告：”Transfer shuttle bus!” 我問他shuttle bus在哪裡？他說再往前走。再問他shuttle bus是去哪裡？他說：多美歌、烏節，終點宏茂橋。

都不是我要去的地方呢。怎麼辦？他問我要去哪裡？我說了，他往地下指：那裡沒受影響。

我們又回到地鐵站內，問方才指揮我們出去的婦人，她說：「東西線正常。」

搞了半天，是我們聽錯了，廣播說的是”north bound”，根本沒有”bomb”！

後記：

新加坡MRT(Mass Rapid Transit)開通於1987年，一直以「零故障」自豪。

MRT故障事件被認為是繼選舉之後，2011年新加坡最受群眾關注的大事件。餘波盪漾未歇，新聞媒體和網路上的討論非常熱烈。此事件暴露的營運管理、責任追究、彌補措施等等自不在話下。和本文談到的語言問題有闗，是一位華族國會議員指出其他族群的英語能力不佳，後來他坦承失言，表示道歉。許多乘客也不滿車站沒有華語廣播。

後來，有一段時間新加坡MRT加報了華語站名。再後來，減為在可能比較多一些華人進出的站，例如「牛車水」、「歐南園」報華語站名。再再後來，恢復了只有英語站名。

2015年7月7日晚間下班尖峰時間，新加坡MRT東西線和南北線同時癱瘓，58個地鐵站因電源故障一度服務中斷長達3個半小時，受影響的乘客超過25萬人，情況比2011年還嚴重。

月光秋千

聽梁文福的音樂專輯「華月心謠」，有如在月光下盪秋千，清風徐來，花影搖曳。隨著旋律，思緒飄向遠方，無邊無際。

《樂記》說：「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文福的藝術創作，無論是文學、歌謠，還是音樂劇，都展現了他「感物」的心聲和華彩。「言之有物」很尋常，難得的是「恰到好處」，不沈重，也不輕浮。

說這張音樂專輯「言之有物」好像有點不對。玖健製作，16首耳熟能詳的文福創作歌曲，由郭勇德指揮，年輕的新加坡華樂團體「鼎藝團」演奏，是一張演奏版的新謠精選集。沒有主唱，不用歌詞，純然的「無言」音樂，把本來文字賦予的歌曲意義，轉化為樂器詮釋音符，使聽者從關注「人聲」，到享受「樂音」。

從「人聲」之美，到「樂音」之情，並不只是抽離歌詞，改編成演奏曲調，讓我們換一種聆賞方式而已。在卡拉OK，我們也處在「歌詞瘖禁」的情況，可是很少人會安安靜靜聽著「配樂」，我們急著唱出歌詞，去「填補」那瘖禁的尷尬，不然就乾脆切換掉那首不熟悉的歌曲。作為陪襯的「配樂」，是抒情或敘事的背景，背景之前，才是主題；沒有文字說明主題，抒情和敘事就不完整。

「華月心謠」裡不依靠文字來說明主題，音樂就是主題；音樂就是抒情或敘事的完整呈現。像禪宗的「不立文字」，「華月心謠」是以樂傳心，以樂傳「感物」的內涵。

研究文學和美術，我的日常生活裡習慣借助語言文字和視覺形象，古典音樂本來沒有歌詞，對我不構成詮釋的困難。抽離歌詞的「華月心謠」，總使我忍不住想跟著哼唱，偏偏不能記得全歌詞，覺得自己面臨「失敗的卡拉OK」的窘境。好幾次，想徹底找出每一首歌的歌詞，沒有歌詞，我不能掌握每一支樂曲。

為何我會產生這種「詮釋的焦慮」呢？我反覆聽著「華月心謠」，逐漸明白自己對語言文字和視覺形象的依賴，已經影響了我的聽覺想像。「華月心謠」不是卡拉OK的伴唱配樂，即使我不能記得全歌詞，一點也不能阻礙我對它的欣賞和喜愛，甚至，我不願被歌詞「引導」我，只想單純聽著、聽著，任音樂帶我去意想不到的時空。

那意想不到的時空，在華樂的縈迴中，可以是很「文化的中國」。不受歷史、地理和政治、社會的圈限，源源不絕汲取古今的文化養分，再成長為創新的作品，回饋於當下。

稱為「文化創意產業」，或是「文化經濟」，文化的「商品化」是世界必然的趨勢。「新謠」加上「華樂」，我想是很巧妙的結合──「(中)華」的音樂傳統，融會「新(加坡)」的地方經驗。用Allen J. Scott在《城市文化經濟學》裡指出的：消費的產品與服務，滲透著「審美屬性」和「文化屬性」。「華樂」的審美和「新謠」的文化，正是合宜傳播於大眾的藝術化商品，也是回應市場需求的有力之作。

在月光下盪秋千，在華樂裡聽新謠，我紛紛擾擾的2011年，如此休止，萬慮澄明。

(2011年12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美人燈

我好多好多年沒見到明瑜。
也不記得最後一次是在哪裡見到她。
到新加坡工作後，每次回台灣總是來去匆匆。陸陸續續聽到她患病的消息，知道她力抗病魔，遠赴美國治療。知道她稍微有起色，回到台北靜養。關心明瑜的病情，成為老朋友之間的話題。
我卻不曾去探望她。
我知道明瑜堅強面對身體的磨難，我擔心的是自己看見她受苦的模樣會太脆弱，反而讓她難堪。
唯有默默的遙祝。
唸大學時，明瑜是我的學姐，她的那一屆有好幾位氣質出眾，長髮飄逸，裙裾翩翩的女孩，讓人眼睛為之一亮，讚嘆：「果然是中文系的！」
到了研究所碩士班，才和明瑜熟識，曉得她不只外表古典，內在也富含詩情。我的第一本小說集《踏花歸去》，明瑜寫了書評，名為〈踏花歸去香塵裡〉，其中對我的厚愛，想來慚愧。我自命為「寫作人」的青澀期許，也辜負了明瑜的欣賞。
其實，明瑜的快筆是我望塵莫及的。她可以攤開稿紙就千言萬語，好像那些內容信手拈來全不費工夫。即使是學術文章，她也能文思泉湧，讓我驚訝她的記憶力和組織力。
明瑜和我都為廣播電台寫過文稿，更勝於我的是，她還親自主持節目。我做為來賓，見識過她遊刃有餘地操作機械；訪談過程中的音樂配置，全是她的設計，「三頭六臂」的本領，也是她才華的展現。
有一段期間，明瑜突然以短髮造型出現，宛如民國初年的女大學生。我和其他朋友觀察她好一陣子，才曉得那是她調皮的「變髮」──她把長髮折進腦後根，再隱藏夾起來固定，衣領遮掩，乍看之下，真像是剪了短髮。她能「矇混」住我們，頗為得意；我們平淡無奇的生活，因此有了些許新鮮。
不過明瑜也有不擅長的事，她被父母呵護寵愛，不太熟練日常生活的「鄙事」。她削瘦白皙的手腕，有一次因為要打開瓦斯桶而扭傷，我聽她敘述了半晌，告訴她：「我猜妳轉錯了開關的方向。」
嬌貴又多才多藝，我說：「妳就像《紅樓夢》裡鳳姐說黛玉是個『美人燈』一樣。」明瑜沒有生氣，也不在乎那「美人燈」會「風吹吹就壞了」。
而今，「美人燈」熄了。
好久好久沒有見到明瑜，她的離世，對我仍彷彿是出門遠行。
也許，在某一個我們不知道的空間，重新燃起她的美人燈。

看得出來

研究藝術史，博物館、美術館和藝廊的各種展覽會是我們「做功課」的地方。
碰到特別展示、作品初次公開的盛會，經常和四面八方來的同道友人天涯相遇。
寒暄不過三兩句，心照不宣，趕緊再埋首觀看作品，畢竟機會難得，一睹為快。酒逢知己？等展覽會熄燈，被館員請出去再來痛快。
研究藝術史其實並不那麼「藝術」，也不那麼「審美」，反而更接近技術層面的操演、要具備記憶與歸納整理、排列組織的功夫。尤為切實的，是眼力。和演藝明星靠「祖師爺賞飯吃」一樣，我以為有些藝術史的研究者也有「老天爺賞飯吃」的本事。
頭湊著頭，詳細觀看作品，不免也竊竊交換意見。聽到高明之處，我總把迷惘的目光轉向對方：「你怎麼判斷的？」
「看得出來。」對方的回答讓我啞口無言。
愈簡單，愈玄妙。好一番悟性。
我是在「雲深不知處」？還是要「只緣身在此山中」？
研究者的銳眼的確解決了不少疑案。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北宋「谿山行旅圖」貴為鎮院之寶，但是始終畫家不詳，直到1958年被李霖燦先生發現畫面的右下角有「范寬」二字的簽名，才真相大白。
好幾次我蹲跪著努力要找出芭蕉葉裡隱約的「范寬」落款，隔著玻璃，睜大了眼，甚至拿著微距望遠鏡搜尋，都不見得每次能看得到。
除了肉眼觀察，累積經驗，拜科技進步之賜，用紅外線照射繪畫，能夠顯現畫作的紙絹肌理、筆墨層次和修補痕跡；碳14則運用於考古和陶瓷器鑑定。
傅申教授的大著《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還採納了醫學臨床診斷學和刑事鑑識學的檢驗方式，判別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唐代書法家懷素的〈自敘帖〉並非摹本。傅申教授可以自信地說：「看得出來。」
近來，電腦影像處理技術廣泛運用於藝術史的研究和教學。過去看幻燈片，往往一堂課要安排好幾盒的幻燈片，反覆單張放映作品的許多細節，課前安排，課後收拾，頗為費勁。如今只要打開電腦，接上投影機，把影像檔案取出，便得以調整觀看的比例和局部放大。
十多年前我開始用掃瞄器製作圖象檔，探討作品細部時在電腦上觀察。不過一般儀器的掃瞄解析度畢竟有限，極度放大圖象後出現的粒子彷彿馬賽克，效果不佳。
讀者之中，可有和我一樣，在2002年11月30日到2003年1月6日期間，為了親睹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真面目，在上海博物館外冒雨排著長隊？短短38天，博物館總共湧進了23萬人次，盛況空前。
被保安人員催促著瀏覽行經「清明上河圖」，大多數的觀眾都不免失望─「看不清楚」。數小時的等候，幾分鐘的過眼，只看到黑悠悠的一幅長卷。
不想花旅費和時間的朋友說：「不如看畫冊。」
那是的。拍攝印刷出的畫冊比真蹟清楚得多。
然而，假如大家都只看畫冊，美術館怎樣吸引觀眾呢？
結合電腦影像處理技術於美術館展示，是我在韓國首爾Leeum三星美術館的新鮮觀覽體驗。
Leeum三星美術館以高解析度處理畫作，製成電腦檔案，觀眾在欣賞長卷時，展櫃前方有可觸控的螢幕，點擊拖曳螢幕上的圖象，能夠左右移動畫面；還能選取局部，擴大畫面，以觀看作品細節。觀眾移動和放大的影像，投射在展櫃上方的牆面大螢幕，比畫冊還清楚，而且清楚得令人驚奇。
不愧是和蘋果互別苗頭的三星電子！
一面觀察原作，一面玩遊戲似的觸控螢幕，這科學再現圖象的技術真了不得，若是五十多年前就發明了這玩意兒，李霖燦先生的獨具慧眼可就不足為奇。鑑定檢驗和比對類似作品的藝術史教學研究方法、美術館展示作品的親切度，都被科技實現了。
如果我所研究的作品都能經這般處理，以後我也能自豪地對那些「老天爺賞飯吃」的「銳眼」說：「看得出來。」
我的好一番悟性，將不再是「雲深不知處」，而是瀟灑在「雲端」(cloud system)了。

(2011年11月1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屠妖

憂心悄悄
狂張群魔
暗夜流火
明月松濤


～2011年生日

孫中山．雙眼皮

這是我第一次直呼他的「名諱」。過去，我被教育成尊稱他「國父」、「孫中山先生」。書寫時，在尊稱之前要空一格；口述時，要雙腿併攏，立正站好。他是「民族英雄」、「開國偉人」。

雖然我從來不曾崇拜過偶像。

並不是我自視甚高，以為世上沒有人值得當我的偶像。政治人物、文史大師、演藝明星，所有被人嘖嘖頌詠的「可歌可泣」事蹟、才華橫溢的作品、光彩炫人的表演……合乎這些偶像條件的人比比皆是，然而，都距離我非常遙遠。

做為一個遠觀者、瞻仰者，那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物，畢竟對我缺少了真實感。

何況，在我求學階段，他已經化成一座銅像，站在校門口讓我們遠觀和瞻仰，接受我們每個學生的舉手禮。

我讀的女子中學以他命名，理所當然奉行他的理念精神。即使我始終除了為了考試背誦，不能全部明白其中的諄諄教誨、微言大義。

每天早晨，一進校門，必須在他的銅像前停步、立正，行舉手禮，再各自走進教室。有時候趕在早自習的鐘聲響起前，匆匆跑進學校，邊跑邊行舉手禮，便會被軍訓教官叫住，要求重新回來，端端正正完成這一日之始的儀式。

有一天，我又被斥責，要我「好好向 國父敬禮」，眼看我就要被班長登記遲到，我乖乖回到他面前，口裡不情願地發牢騷：「只是座銅像…」

軍訓教官大吼：「妳說什麼！？」

我趕緊閉嘴。收歛態度，直挺挺地敬了禮。等教官說：「禮畢！」我才拔腿「逃離現場」。

回家吃晚飯時，無意間提及這事，父親極為嚴肅地說：「幸好妳的教官沒把妳怎麼樣…。」

在大家都埋首為考進大學苦讀時，被選為畢業生聯合會主席的我，日以繼夜投入畢業紀念冊的編輯和印製工作，在教室外的時間比上課還多。關愛我的老師都勸我別當「烈士」──「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說的是啊！可是老師，「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歷來畢業生聯合會主席為主編畢業紀念冊、籌辦畢業典禮，以致於淪為重考的「高四生」，已經司空見慣了。

為了畢業紀念冊裡校景回顧的專頁，我突發奇想──「何不拍攝禮堂的夜景？」

大部分的同學都沒感受過夜間的校園，尤其那標誌性美輪美奐的建築，在夜色籠罩中，別有風采。

印刷廠的老闆對這個點子很激賞，自告奮勇當攝影師。我稟報校方，獲得批准，就等老天作美，給我一個乾淨明澈的夜空。

拍攝前，我把禮堂外的投射燈全打開，和印刷廠老闆從黃昏開始拍照。在那個沒有數位相機的時代，我們拍的是幻燈片。說是「瘋狂謀殺底片」，不計成本地「大出血」，只想留下一千多個日子裡最美的瞬間。

兩人拍得不亦樂乎，直到消耗光所有的底片，該「收工」了。

等我走進禮堂，興奮感漸漸消褪──建築裡只有戶外投射燈折回的稀微光線。

我摸黑穿過走道，經過數百個座位，手腳並用爬上舞台，撥開厚沈沈的絲絨落地長幔──有一對眼睛正瞪著我！
他留著八字鬍鬚，抿著似笑非笑的嘴，好深好深的雙眼皮…

通常他的相片被高懸在舞台背景上，那晚，不知為何，他被矗立在布幕後的地板上。

雖然在課本、在各種公共場合，甚至在鈔票上都能看到他，我可從來沒發現，他有好深好深的雙眼皮。

而且，我也才注意到，這是一張好大好大的「遺照」。

他的眼神，彷彿要說什麼我聽不懂的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我反射似的，要把手舉起來，立正站好…。


辛亥革命百年，記我和孫中山的首度「正眼相見」。

正視他，才曉得「敬畏」有時源於「不明究理」。真相，有時簡單得讓自己覺得可笑。

百年後，革命成功了嗎？

(2011年10月1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東京夢花落

有的地方你行過千百遍，仍然陌然如新；有的地方你宛如夢過千百遍，景致歷歷如真。

腦海裡一張古地圖，穿街走巷不迷路，你已經瞭若指掌，即使初來乍到，你看到那千年未改的名字，立辨南北東西。

以皇城為中心，離大內不遠的相國寺，是李清照和夫婿趙明誠蒐古淘寶的市集。全域東北方地勢較高，以前有夷山，號稱「夷門自古帝王州」；琉璃磚砌成的佛塔，色澤如鐵。西北邊的金明池，定期開放給百姓遊憩，端午節的龍舟競渡奪標，是圍觀爭看的年度大事。東南方六角形的繁塔，一磚一尊佛像，虔誠供奉。繁塔附近的古吹台，李白、杜甫和高適在此吟詠。再向東南，城外的虹橋橫跨汴河，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捕捉了船帆航經橋下的盛況。

蘇東坡和弟弟在哪兒考試？宋徽宗和李師師在哪兒幽會？

在北宋，這裡是東京，人口比如今的開封城區人口還多近一倍，當時世界第一大城。

來到開封，我幾乎以為把腦海中那張古地圖攤開，便能夠恣意縱橫，像一個訪舊的故人，流連光景。

先是尋不著汴河。金明池只有遺址。潘家湖和楊家湖的龍亭水下，沈沒著大宋的宮闕。

早聽說七層的天清寺繁塔在明代被「剷王氣」削去了四層；十三層的開寶寺鐵塔被歷年的水患埋入兩層。人為的破壞與自然的災害，觸摸冰涼的塔磚，直沁心底的寒。

「都在你的腳下。」人們告訴我，你所習得的知識，知識創造出的記憶，都沒有灰飛煙滅，不過是「黃河之水天上來」，把春秋時代開始的七朝都城一層層掩埋。此刻的你，正站在歷史的最上層，去大宋御街、去清明上河園、去開封府、去天波楊府，有複製新建的宋朝讓你體驗。

或者，想探看考古研究學者挖掘出的「城下城」？映證那張古地圖並非事過境遷。我所緬懷的「古」，也許對漠不關心的居民和遊人有點兒新鮮。開封的生存條件，磨練出寬宏的觀點──繁華與衰頹，都是一種變移中的狀態，今日覆蓋昨日；去年強似前年。

在古城，千年和百年彈指流逝，好像事物也都不必太在乎它們輕易老去。一座一九九０年代的告示碑牌，怎麼也風吹雨打出歲月滄桑。時間不是在此處暫時停格，而是加速前進了。

秋雨纏綿連日，冷冽的陰風終於隨陽光消散。漫步河南大學舊校區，西門外迤邐了長串的舊書。遠遠望去，像是人家趁天晴曝曬。走近端詳，可都有不大積極招呼買賣的瀟灑主人。

一位年約五十開外的男子，拿手巾揩拭一本本小紅書毛語錄。是古城人都習慣了沙土吧，比起其他任塵土風沙堆積書頁的生意人，他的認真清理特別醒目。

他給我看一本比小紅書稍大，藍色塑膠皮封面，綴印粉紅小花的日記。一九七０年代末，文化革命運動接近尾聲，日記的作者工工整整用藍色墨水筆記錄每天開會的情形：應該出席的人數，缺席的人數，會議裡的重點事項，彷彿是例行公事，但是偶爾出現的字詞，卻又透露出一股不耐煩的調子。

窺看這位不知姓名者的日記，風起雲湧的聲息裡滿是他的公開私語。千年前的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裡澱淀了開封的物色光華；這一本藍色的日記，則攪動著不堪回首的過去。日記的作者不願再想起了嗎？所以棄置不顧？還是不經意間把日記和舊書一併打包處理，以致流落街頭？

我猶豫翻閱，最後決定不帶走他的記憶，讓這本藍色的日記，繼續留在東京，夢見屬於它的花開花落。

2011年9月25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夜景沒有一點黑

梵谷 夜間咖啡館

「街旁咖啡座有許多人在喝酒飲咖啡，一盞巨大的黃色街燈，將光線照射到陽台上、房前和人行道上，這條以粉紅、紫色為主的街道，甚至也籠罩上一層光亮。

藍天下那些開著窗戶的房子，順著路伸展下去，和星星相輝映。這些房子或是深藍色或是紫色，而屋旁則立有一棵綠樹。這是一幅夜景，但是卻沒有一點黑色。」

梵谷這麼描述著他在亞耳(Arles)畫的「夜間咖啡館」(Cafe Terrace at Night)。

檸檬黃主調的咖啡館，梵谷畫了兩幅，室內景致和戶外物色，都是夜間風情。1888年9月，梵谷從巴黎到法國南部的普羅旺斯地區亞耳已經半年多，一面積極布置自己租賃的黃色小屋，等待高更到來；同時熱切地以亞耳的人物和風景為題材，投入創作。

豐沛而狂烈的創作力，使梵谷在亞耳短短的一年三個月之間，繪製了300多幅作品，其中有將近200幅油畫，包括著名的「向日葵」、「梵谷臥室」(Vincent`s Bedroom in Arles)、「曳起橋」(Drawbridge with a Lady with a Parasol)，以及「隆河星夜」(Starry Night Over the Rhone)。

這個保留了羅馬競技場和古劇場的老城，一年有300多天是陽光普照。陽光下，滿眼是明麗原始的色彩；競技場傳來激動高昂的音樂，催促遊客進去觀賞鬥牛表演。

我們繞過競技場，穿行迂迴曲折的巷弄，一間鮮黃色的咖啡館外高朋滿座。趨進一望，門沿上寫著「Vincent Van Gogh」。

就是這裡嗎？

我半信半疑。

咖啡館鮮黃色涼棚印著「Le Café La Nuit」(夜間咖啡館)，在中午的艷陽輕風中，比我預想的還寬闊的店面，梵谷曾經駐足的角落。

1988年，我編寫了一本介紹梵谷的人生和藝術的畫冊，那是台灣第一本有關梵谷的全彩書籍。翻譯梵谷的書信，我常驚異其中思想與視覺的靈光。凡夫俗子以為的紅頭髮瘋子畫家，對自己的作品其實能夠透徹的觀察和闡釋。即使是用第一人稱訴說，我總聽見梵谷站在自身之外，看著他所描繪的對象和成形的畫面，道出個中妙處。

尤其是他看待景物的銳眼，解析顏色的層次，不但是畫家的敏感，還傳達了萬象「真」與「幻」相應相生的本質。

我們依賴光線看到萬象，籠統區分的七彩之光並非截然；七彩加上黑與白，也並非構成世界的總和。梵谷到亞耳，說是「為了尋找另一種光。如果能在更明朗的天空下眺望大自然，相信能產生更正確的理念，我想看看這個更強烈的太陽。」

太陽只有一個，陽光卻各地不同──假若恆常的太陽是「真」；被「真」照射出的萬象卻未必只呈現唯一的「真」。因此要追尋另一種光，幻想那另一種光能讓畫家更接近「真」；幻想那「真」富有日本浮世繪的飽滿基調。

走過「夜間咖啡館」，轉身回首，站在梵谷當年可能的畫點，出現了和畫作幾乎相符的構圖。就是這角度，定格了1888年9月的某個夜晚。

有人在乎這棟建築是後來原地重建的嗎？「真」正的梵谷畫的「夜間咖啡館」建築已經毀於戰火，「再現」那間咖啡館的圖畫成為「複製」的憑據。我坐在新的「夜間咖啡館」對面，欣賞她的外觀。亞耳的太陽彷彿能熔化自己，變成梵谷黏稠的油彩。

直到星月交輝，亞耳的太陽仍不肯隱去。梵谷「夜間咖啡館」畫的星辰，是他日後「隆河星夜」的前奏──那怎是星星？那是沒有一點黑的夜景裡，太陽從天空漏洞裡探出的無數眼睛。

2011年9月1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悲傷時我好想喊你的名字

看過日本漫畫家奈良美智(Nara Yoshitomo)作品的人，很難不對他的大頭大眼娃娃留下深刻的印象。

睜大了雙眼，斜睨或瞪視著觀眾，彷彿憤恨不平；又似滿腹委曲。

你在看我嗎？

你看我幹嘛？

有什麼好看？

大眼娃娃的眼神，很奇特的，好像會隨著觀者的心境變換。那裡反射的，實則是觀者自己的狀態。

奈良美智說，孤獨和疏離感是他創作的來源。對現世的冷眼旁觀，更能夠感受和傳達現世。

2005年6月，奈良美智在韓國首爾開畫展。魚貫排隊入場的觀眾令他驚喜，「好多人哪！真厲害！」奈良美智說。

晚上的「粉絲會」裡，大部分是熱情的女性，包圍著他照相，提問時一再關心他的終身大事。奈良美智對如此私人的問題，以日本人慣常的靦腆笑容回答。

七歲的女孩賽荷遞上紙條，問奈良美智創作的靈感從何而來。紙條背面，賽荷寫著：「你的畫真的好棒！美智叔叔！美智叔叔！悲傷時我好想喊你的名字。」

奈良美智怔了一下。

主持人兼翻譯請他回答靈感的問題，奈良美智才說：自己小時候什麼也不懂得想，長大後，回憶童年而作畫。奈良美智以前也表示過，他的作品是不帶意識而畫，這是最真實的，「因為真實的東西不需要理由」。

賽荷也在排隊簽書的行列，奈良美智替她簽了名，還當場在她的畫冊上畫了她的素描。奈良美智畫的賽荷，活脫脫他典型的大眼娃娃。

活動結束後，回旅店的車上，奈良美智感嘆道：「只有那位女孩是真心看我的畫。」

七歲的女孩，熱愛畫畫，開始考慮人生的方向。她的人生，是為了藝術而存在的嗎？

徬徨時、挫折時、困惑時、悲傷時，賽荷的心裡，響著奈良美智的名字。

那是安慰、是鼓勵，也是療癒。

藝術的價值可以衡量嗎？藝術家為何創作？為何選擇這樣的道路？嚴肅的學者，研究藝術這門學問的作者、作品、歷史、文化、社會功能、政治作用、審美判斷、教育意義……

一般的大眾，欣賞自己喜歡的藝術家，收藏他的作品(畫冊)、學習他的風格、表達對他的支持。七歲的女孩賽荷也大致依循這樣的方式接近奈良美智。

然而，奈良美智能感受到賽荷發自內心單純的喜愛，不必談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不必理論的分析，甚至說不出自己到底為什麼喜愛。

那是無須言語的，藝術對藝術、藝術家對藝術家的共鳴同感。

想被理解，被接納，被肯定，我們芸芸眾生，大多數的時候其實是得不到全面的理解、接納和肯定的。

靠努力讀書、勤奮工作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畢竟所謂的「成功」不會屬於每一個人。

即便如此，地球仍在運轉，日子還是在過，我們需要家人和朋友滋潤我們的心靈。周邊的人之外，有的人祈求宗教；有的人崇拜偶像，可能是上帝、是菩薩、是漫畫家、是演藝人員，做為我們的終極支柱。

在影片「Nara：奈良美智的旅行記錄」裡，我看到了那股超越國籍、語言、性別和年齡的力量。不曉得賽荷長大之後，會不會繼續她作畫的熱情，但無論她的未來如何發展，她都擁有了某些程度的幸運和幸福──她在童年就找到一個心靈的依歸，並且表達出來，讓對方知道，繼而轉化為對方創作生命的動力。

你呢？

你的心底，可也有一個，在悲傷時，可以呼喊的名字？

(2011年7月3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富春山居圖．台北2011

今夏台北藝文界的盛事之一，就是故宮博物院「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

元朝畫家黃公望以七十九歲高齡，和同道友人鄭樗(號「無用」)悠遊浙江富春江，花了三、四年時間反覆描繪富春江的山水景致，完成700多公分長的巨製水墨畫卷。

1350年(歲次庚寅)端午節前一天，黃公望在尚未完全畫成的圖卷後面題跋，表示要將此圖贈予無用道士，因為「無用過慮，有巧取豪敚(奪)者」──無用道士擔心如果不先註明，這幅精心傑作可能會落入他人之手。

661年後的端午節後兩天，我站在故宮博物院展櫃前，仔細觀賞黃公望的筆墨布置，閱讀歷代收藏者的題跋。「三生有幸」──只能說感謝，感謝黃公望畫出了中國山水的神髓。感謝上天護持，歷經火劫，「富春山居圖」還以「一畫二段」的形式留存於世。感謝促成這次展出的單位和人士，讓我們同時得見兩段「富春山居圖」並置，361年來，多少人渴望而無緣一觀。

「富春山居圖」聞名後世，除了黃公望的畫蹟稀罕，更多的附加因素，是圍繞在作品周遭聚散離合的人事。

回顧「富春山居圖」的流傳過程，就是見微知著的中國文物收藏史和鑑賞史。而其中「後見之明」的諸多不可思議的巧合，尤其令人嘖嘖稱奇，認為彷彿黃公望能預知「富春山居圖」的未來命運。

如果命運能被什麼力量決定，我想「富春山居圖」的因緣際會和收藏者的物質慾望密不可分。

無用道士是黃公望全真道教的師弟，他希望黃公望先「背書」，自己是這幅畫作的擁有者。無用道士應該真的得到了「富春山居圖」，不過我們現在看不到一則題記或一個相關的印章，證明他是「富春山居圖」的「主人」。

明朝畫家沈周曾經擁有過「富春山居圖」。沈周請人題跋，不料卻被友人之子拿去變賣。沈周後來在蘇州節推樊舜舉家重遇「富春山居圖」，無奈已經無財力買回。對「富春山居圖」念念不忘，畫家憑著記憶，「背臨」了一幅，是傳世最早的「富春山居圖」臨本。

雖然不是直接摹仿，沈周臨的「富春山居圖」帶有個人筆意，卻保留了較為完整的原作構圖，也就是被火焚斷裂之前的整體樣態。

在黃公望題寫「富春山居圖」後300年，西元1650年，又是歲次庚寅，當時收藏此畫的吳洪裕(字問卿)臨終前，想傚唐太宗將王羲之「蘭亭序」陪葬之舉，將「富春山居圖」投火燒毀。

吳洪裕的念頭，難道得自於友人畫家鄒之麟在同一年題跋「富春山居圖」時，把此圖比喻為繪畫中的「蘭亭序」嗎？還是鄒之麟也不小心參與了預知「富春山居圖」未來命運的行列？

比「蘭亭序」幸運的是，吳洪裕有個姪子吳貞度(字子文)，趁吳洪裕彌留嚥氣，趕緊從火中搶救，於是畫卷被一分為二。前段近52公分，被輾轉收藏，最後被吳湖帆先生(又是吳姓！)於1962年捐給國家，即今浙江博物館的「剩山圖」。後段長近640公分，也是被輾轉收藏，後來在1746年進入清宮乾隆皇帝內府。

意外的是，在後段「富春山居圖」進入內府之前的一年，另一幅唯妙唯肖的作品冒名捷足先登，後稱「子明卷」，受乾隆皇帝大加珍愛，在畫上題跋55處。真正的「本尊」被冷落，只有文臣梁詩正在畫面奉命題寫了一次，說此圖「下真蹟一等」。「因禍得福」的「無用師卷」真蹟，反而得以保存了不被文字與鈐印干擾的黃公望「本來面目」。



「子明卷」和「無用師卷」「富春山居圖」都藏台北故宮博物院。人們往往藉此來顯示古代「權力」與「真偽」相依存的現象。又說，黃公望題寫的「青龍在庚寅」，「青龍」即《易經》乾卦第一爻「潛龍勿用」，「潛龍」與「乾隆」諧音。去年又值庚寅年，是「富春山居圖」靜極思動的時機。

這些「玄之又玄」的聯想，姑且做為談助，在親睹合璧的「富春山居圖」，都成了遠去的水聲。我憶起數年前的富春江之遊，訪嚴子陵釣台，登南宋謝翱痛哭文天祥殉國處。歷史沈澱於富春江，在黃公望筆下，唯有雲淡風輕。

台北故宮博物院「山水合璧──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特展」
第一展期：2011年6月2日至7月31日
展品重點：黃公望「剩山圖」、「無用師卷」及「子明卷」「富春山居圖」聯展

第二展期：2011年8月2日至9月5日
展品重點：明清時期黃公望的影響

2011年7月1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很高興不認識你

瞞著占有慾強的男友獨自去韓國參加韓藉友人的婚禮；不得不跟著和女友分手前已經報名的韓國旅行團飛到首爾，兩位萍水相逢的泰國年輕人，在異鄉由拌嘴、放懷，到相知相憐，摩擦出友誼與愛情的花火──這樣的劇情有點老套，卻是2010年泰國最賣座的電影之一。

除了人妖、泰拳和泰式恐怖片，你還可以看泰國愛情電影，這一股被稱為亞洲電影的新勢力，已經自1980年代以來默默崛起，每年出品的電影數量，在東南亞僅次於菲律賓。

是的，泰國。

也許你和我一樣感到驚訝，好萊塢、寶萊塢你知道，世界幾個大型影展你也追著看，你沒聽說泰國。

看了那部2010年深受歡迎的泰國電影「你好，陌生人」(英語片名Hello, Stranger)，你彷彿悵然若失，又心喜失而復得。你錯過對泰國藝術的關注，一部清新的電影，讓你發現它也在亞洲韓流的脈動中，透過對韓劇「敬禮」和「嗤之以鼻」的兩種極端方式，回顧自身的價值觀。

女主角是韓劇迷，和亞洲許多因為愛上韓劇而親臨劇中景點的遊客一樣，在「咖啡王子一號店」點一杯咖啡，想像自己正在劇情中，成為自己心儀的那個角色。男主角酒醉後誤入女主角住的旅店，沒跟上旅行團，他鄉遇同胞，便想隨女主角走上她的旅程。

素昧平生，本該相互介紹，女主角卻拒絕了，她認為一旦知道彼此的姓名，就會關心對方，她不願意有情感的負擔。兩人以「很高興不認識你」為開場，展開韓國之遊。這句話後來也成了泰國年輕人的流行語。

韓劇牽動的經濟和文化效益十分鮮明，即使曾經引起一些國家的反彈，「韓流」近年在亞洲有消退的跡象，但其實是從亞洲流向拉丁美洲，局部的縮減，整體的擴大。

受到政府支持，把資金投注於影劇產業，做為國家文化力的象徵，進而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輸出海外。韓劇的成功並非偶然的奇蹟，而是掌握了全球化時代的消費風向，提供人人消費得起的產品，讓有些國家不必靠大量資本和人力製造，也能夠享有。

韓劇的內容以情愛倫理為主，能被觀眾普遍接受，這是產品實體的親切感。經營策略上，先提供低廉的價位賣斷版權，買方可以不限次數一再重播，符合買方的利益。在播出時，大部分的韓劇都會配上當地語言，或是雙語呈現，也就是先相當程度的「去地化」──減少觀眾因韓語造成的疏離感；然後「再在地化」──不必看字幕也能懂得，新鮮的風景和人物，熟悉的語言，觀眾容易融入，回響與共鳴。

接著，觀眾對劇情的共鳴會反諸自我，想擁有和經歷自己認同的角色的生活。於是，自然而然地，想去韓國體驗韓劇魅力，住韓式房屋、穿韓國服飾、吃韓國食物，以及說韓國話。

「你好，陌生人」的電影海報，把泰國字設計成韓文字母的書寫形態，就是一種「韓國化」的現象。泰文片名原意據說是三個詞：耍賤、迷醉和心酸，代表情感發展的三個階段和三種滋味。男主角雖然起初嘲笑女主角的痴迷，後來漸漸能理解從韓劇裡安慰寂寞的心理。兩人在異國扮演另一個自己，尋求人生的種種可能。

能夠想像嗎？1950年代韓戰爆發時，被派往戰場的美國大兵還不曉得韓國在哪裡。「很高興，不認識你」，

韓國與泰國，地圖上遙遠的距離，螢幕上譜出了戀歌。相逢何必，曾相識。

2011年6月1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Glad that I do not know you


12 June 2011



Assoc Prof I Lo-fen at NTU Division of Chinese wrote an article about the Thai movie Hello Stranger. By analysing the storyline and the trend in Asian movies, Assoc Prof I Lo-fen calls peoples’ attention to Thai movies and values the movies reflected.

坐火車出國

在新加坡，坐上火車便意味著出國。甚至於人還在行駛於新加坡的火車上，身份狀態已經是進入馬來西亞的國境了。

特殊的歷史背景，造成目前異乎尋常的「先入馬來西亞，再出新加坡」的情況。

因為接近新加坡市中心區的丹戎巴葛火車站(Tanjong Pagar Train Station)，其實是屬於馬來西亞的。
經營鐵路運輸的馬來西亞國家鐵道局（Keretapi Tanah Melayu, 簡稱KTM）， 擁有向新加坡承租999年的合約。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聯邦獨立後，馬來西亞國家鐵道局仍維持租約。火車站、軌道，以及鐵路兩側附近土地的使用管理權還是歸馬來西亞國家鐵道局所有。

於是，旅客會在乘車的丹戎巴葛火車站門口，看見”Welcome to Malaysia” 的招牌。在月台上通關，進入馬來西亞的國境。火車行駛約40分鐘後，到達新加坡島北端的兀蘭關閘(Woodlands Check Point)，全部旅客下車辧理離開新加坡國境的手續，之後再回到車廂，繼續前行。

由於「國內有國」，丹戎巴葛火車站周邊和鐵道沿線的經濟發展一直受到限制，兩國入出境檢查業務也有所不便，影響防疫工作。

2010年5月24日，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終於達成協議，以共同經營、聯合開發和土地交換的方式，解決爭議多年的火車交通運輸問題。馬來西亞國家鐵道局和海關將於2011年7月1日遷移到兀蘭，丹戎巴葛火車站也將完成它的驛站任務，另作他用。

想去丹戎巴葛火車站坐看看火車已經想了許多年。馬來西亞來的學生大都勸我不必去嘗試，火車班次不多，而且誤點是家常便飯，行程沒有保障。坐過跨境火車的台灣朋友也說：一次的不良經驗就受夠了，不建議特意到離地鐵站還有一段距離的火車站，買並不便宜的火車票去馬來西亞，不符合經濟效益。再說，從住處以相近的計程車資可以直接坐到兀蘭，在兀蘭就有公共汽車開往對岸──離新加坡最近的馬來半島城市新山(Johor Bahru)，省時得多。還有，在武吉士(Bugis)有計程車站，可和人合搭計程車，也是一種便利的選擇。

想了許多年，始終沒有去搭火車，直到那天為了找一處倉儲貨棧中的水墨畫展場，「誤入」丹戎巴葛火車站避雨，才曉得時而從附近高架橋望見的圓頂下，是何等的景象。

火車站的外觀是歐洲古典式拱門立柱，牆上有代表農業、商業、運輸和工業的四尊希臘式半裸男雕像，雕像上方綴飾代表馬來西亞國家鐵道局前身的Federated Malay States Railways的FMSR四個英文字母。大樓前的花壇種植馬來西亞國花──大紅花(朱槿)，”Welcome to Malaysia” 的招牌已經拆除，只餘下痕印。
候車大廳挑高，採天窗的自然光線，天窗邊鑲嵌分別以割取橡膠、收成稻米、開採錫礦、帆船運輸等主題，每個主題三幅的拼貼畫。大廳中央一座馬來式建築，尖斜屋頂，稍帶高腳屋造型，迴廊四繞，是旅遊局的宣傳裝飾物。遊客三五成群，而且西洋人居多，一些背包旅行的年輕男女，原本白色皮膚曬得泛紅，正商量著接續的旅程。

牆上掛了亞洲東方快車（Eastern and Oriental Express）的標幟，原來從新加坡可以坐火車經吉隆坡到曼谷，好像是三天兩夜的時間。在新加坡住久了，有了「島國」的意識習慣，出了島，就是海；離開「國土」，就是飛行，竟然忘了渡過新馬之間的柔佛海峽，通過馬來半島，還有廣闊的亞洲大陸。

後來知道這座火車站建於1932年，當時火車站樓上還設有酒店，方便從附近碼船上岸轉乘火車的旅客住宿休憩，如今運載量大不如前，酒店早已結束營業。不過，候車大廳的一隅還是有個小小的休息室，一晚住宿費15新元。從半掩的門望向內，擺著簡單的組合鐵架床，一位馬來婦女拿著毛巾，也許裡間有共同的浴廁。

即使鄰近，我去過馬來西亞的次數寥寥可數。馬來西亞人到台灣免簽訂，台灣人卻必須簽證，而且在新加坡，不能直接去馬來西亞大使館辦理，一定得透過旅行社。說是四個工作天，等於是一星期。收費30新元，但護照上貼的簽證費是10新元。雖然台灣新聞發布：以後台灣人去馬來西亞免簽證，但沒有落實時間。

思前想後，過了幾天，還是去旅行社重新辦理入境馬來西亞的簽證。「最初也許是最後的丹戎巴葛火車站之行。」我想。

在網路上查到，一天有八個班次到離新加坡最近的馬來西亞城市新山。要看懂火車時刻表，還得弄懂它的排列邏輯──不是依照出發時間先後，而是車次編號的順序。結果搜尋了，再自行整理，才曉得上午八點有一班，然後是十一點半。

來個半日遊好了！十點半到達丹戎巴葛火車站，買票時卻被告知：「下一趟是一點。」

「客滿了嗎？」我問。他搖頭。

「被取消了？」我問。他搖頭。

「可是我在網上查到，十一點半有車…」我還沒說完，他搖頭。

還在猶豫，他招呼下一位乘客。中年平頭男士，拿著小紙片，用很重的日本腔英語說：「我要買十天的火車通票。」

對方似乎沒聽懂他說的話。日本男士從旅行背袋取出旅遊指南，翻到某頁，可能上面有馬來語翻譯，指給他看。

櫃台裡的職員說：「等一下。」而後離開座位。

只有一個窗口服務，我變成排在日本男士後面，等著他買好通票。

等了好久，職員才回來。是不是辦這種通票很費時，他先去解個手，喝個茶再回座呢？

果然是很費時。他從抽屜拿出一疊本子，好像是三聯單。

「護照。」他說。

紅色封皮，我猜的沒錯，這位日本人。

「明天上午出發。」日本人說。

櫃台裡沒有反應。

我看著他慢條斯理抄著護照號碼。本來排在我後面的一位華人婦女走到隔壁窗口。

原來隔壁窗口開了。

我又變成排在華人婦女的後面。

這位頭巾很漂亮的黝黑馬來職員朝我點頭。

「十一點半不是有車到新山嗎？」我還沒死心。

「那是東方快車，新山沒有停。」她說。

「是嗎？我查了網上去新山的車班…」我靈機一動，想：那麼，坐一次東方快車也好：「請問，從新加坡出發，接著停的第一個站是哪裡？大概坐多久？」

她搖頭：「不知道。」看我好像要再問，補充說：「不是我們公司經營的，票不在這裡買。」

既然如此，還是買一點鐘出發的車票了。從新加坡到新山，13新元。

火車站有兩處食攤，大廳和到站的月台邊。午餐時間，湧進食客，有些是附近上班族的樣子。

不會馬來語，點餐有點不方便。點一杯「ice milk tea」，拿來的是熱的。我再說要「ice」，食攤主人說：「tea ice」。大概我說的不對，讓他們弄錯。換成裝了冰塊的大杯，把剛才那杯熱奶茶倒進去，搞定。

說來有些慚愧，一直沒有關心過馬來語，知道的馬來食物也很少，在食攤前徘徊，一時不知該如何。平台上擺了幾盤現成的食物，取來結帳無須言語，見別人夾起一大塊炸得香酥的東西，想是雞塊，依樣夾取。

坐在月台邊享用我的炸雞配奶茶，一口咬下，原來是芋頭。奶茶好甜，等不及和冰塊相溶，已經喝光了。
十二點二十分，旅客開始進到對面月台，我也去排隊。

隊伍有三四排，問該排那一線，沒有人知道。

排在我身後是印度族一家三口。三個人，卻帶了十多個大大小小的行李，堆滿了兩台手推車，有的行李還背在身上。兒子長得高大，大學生模樣，和爸爸一樣有一頭短捲髮。很標準的英國腔英語問我：「是不是該填表格？」

對呀，從這裡上火車就是入境馬來西亞了。見大家都手執護照，應該要填入境表格，以前我搭汽車入境時，是填過表格的。

我朝前走，看到一個寫字檯，顯然是供旅客填表格用的。本來放表格的塑膠盒裡空無一物。

走到接近驗票口，問鐵路公司的工作人員，說要在進月台前剪票時索取。

走回月台的鐵柵門旁，兩位剪票男士正在說笑，看來旅客都已經進站，他們準備關柵門。

不知道。他們說，我們不管海關的事，我們是KTM(馬來西亞國家鐵道局)的人。

月台邊還有海關辦公室。我跑到辦公室敲門，沒反應。

推開門，一股清涼的冷氣。

沒有人。

喊了幾聲，還是沒有人。

排伍開始朝前移動，我歸隊，對印度青年說：「找不到表格。」

他聳聳肩。

海關人員向我要表格，我說沒有，找不到。

「沒有嗎？」很削瘦的臉頰。我看著他的大眼睛。

他在我的護照上蓋章，給我表格，要我在車上填寫。

對號入座。一節車廂有一半的座位面朝前；另一半面朝後。乘客比我預想的多，我的座位很不巧，是面朝後。

一點鐘，火車緩緩移動，沒有汽笛也沒有鈴聲，彷彿大家都心照不宣似的，慢慢離開了站台。

火車朝西，沿著AYE公路併行，到亞歷山大醫院附近折向北，直往島嶼北端的兀蘭檢查站。再過三個月，這段火車鐵軌會被拆除，不知道會不會有經常往返於這段路的乘客感到不捨和不便。

駛出車站，起初還看得到鐵道局的房舍及貨車車廂，接著便是新加坡的政府組屋，經過荷蘭路，愈來愈多獨幢的洋房。像是在慣常欣賞的風景背面奔馳，火車駛過高架公路下方，垃圾、汙水、塗鴉…花園城市也有一般都會都存在的小角落。往武吉知馬，沿途出現雜草樹叢，宛如進入蓁莽密林。再往北，與排水道並列，偶見等在平交道柵欄外的摩托車騎士，在台灣鄉村的尋常畫面，此時在新加坡卻是那麼新鮮陌生。

火車減速，有的旅客蠢蠢欲動，是新加坡的出境檢查站到了。

和一般的海關相同，查驗護照，通關。

以後此地將是新加坡唯一的火車站，目前正在裝修中。

隨著人群前行，竟然走到洗手間。剛才在丹戎巴葛火車站花了兩毛錢上廁所，在廁所裡「舉步維艱」。馬來人使用廁所有沖洗的習慣，可能車站內清潔工作做得不勤，廁所裡滿地是水。日本人發明的免治馬桶應該最切實用，可惜我在新加坡的公共廁所裡從未看過。順便一提，在丹戎巴葛火車站，花一新元可以使用廁所裡的淋浴設備。

大約二十分鐘左右，回到火車上，感覺火車並沒有加速前進，便行駛在柔佛海峽長堤上。對岸的市容清晰可見，軌道邊有巨大的管線，不曉得裡面是不是馬來西亞賣給新加坡的水？

停在新山中央車站。車站很新，很乾淨明亮。連接車站的商場也和在新加坡的差不多。

著走著，突然想起：怎麼這樣就進入新山了？沒過海關？是不是走錯了？慌亂～

再想想，真傻！不是在丹戎巴葛火車站就入境了嗎？好笑。

晚上七點多回新加坡，想時間還早，今天星期五，汽車關閘也許擁塞，不如再來一趟火車之行。

買票時出乎意料。過去知道往返車資的數字一樣，幣值不同，去馬六甲便是如此。從新加坡到馬來西亞新山是13新元，同理可知，返程是13 令吉(馬幣)，相當於新元的一半。結果售票的婦女只收了5令吉。

我再三向她確認是要到新加坡。她有點得意：「沒錯！從我們馬來西亞坐火車便宜很多！」

可是接著是抱歉的消息：「火車會延誤40分鐘。」

對於火車誤點，我聽說得多了，不以為意。

離開售票櫃台，想想不對，再折返，問她：「這車票上沒有座位號碼…」

她說：「隨便坐，想坐哪裡就坐哪裡。」

「那麼，」我說：「也可能沒有座位？」

她一付「不關我事」的表情。

坐在大廳乖乖等，頭頂上的電子看板沒有英文，猜得出意思是delay。

奇怪的是，大家好像也都習慣了，到了八點五十分還沒有人去詢問剪票人員。三五個穿著KTM藍色制服的年輕人時而互相交談，時而與我們對望。

我按捺不住，去問：「說是延遲四十分鐘，現在已經超過五十分鐘了。火車什麼時候來？」

年輕人很客氣，指著我原來坐的候車椅：「再等一下。」

九點二十分，聽到廣播，我只聽得懂「新加坡啦」，其餘的馬來語一句也不明白。

反正跟著人群就對了。

在剪票口被阻攔。原來是另一班火車進站。剛才的廣播也許是：「前往新加坡的旅客請繼續等候。」

又過了十多分鐘，廣播再響，還是只聽得懂「新加坡啦」。

這回是了。我本來搭的是八點多那班，這麼一來，是和九點多那班一起載運了嗎？

從火車離開新山、到達兀蘭關閘、通關進入新加坡，前後總共不到二十分鐘。

我沒有坐回火車到丹戎巴葛，乾脆在兀蘭車站出來，轉坐計程車回家。

為了這通過柔佛海峽的二十分鐘，不敢須臾稍離地在車站守候了兩個多小時，坐火車出國，還是挺辛苦的呀！

(部分內容刊2011年6月30日中國時報)

後記：
本文寫於2011年3月，當時希望有興趣的讀者也去感受一次在丹戎巴葛火車站出國，穿越新加坡的火車之旅。台灣《中國時報》打算刊登，由於稿擠，文章直到6月30日刊出，標題被改為〈丹戎巴葛驛站7月1日熄燈〉，那天是丹戎巴葛火車站執行勤務的最後一天，本文於是只能成為紀念。

22May,2011.夕陽.答YS

很美的夕陽

我那時也想拍下

又覺得像是大驚小怪

走到街上

已不見彩霞

回頭張望

只有都會的塵埃

謝謝你替我留存了那一刻的感動

也願它陪伴你

找到屬於你的

未來

新加坡是「文化沙漠」？還是「文化荒島」？

從在新加坡教書開始，我就發現：這裡的學生大多數都「很聽話」。這好像也是一般人對新加坡的印象。
「很聽話」的前提是：有要對方執行的指示。
學生大概很不習慣我這種讓學生有多重選擇，經常回答：「你決定啊，都可以。」的老師。
要學生寫一篇讀書心得報告，學生會來問：「我寫某某人的某某書可不可以？」
我說：「我在課堂上說過了嘛！只要是『書』，都可以。」
「可是那本某某書不會很深，很學術…」沒自信的樣子。
我說：「你決定啊，我沒要求一定要寫很深很學術的書。」
「可是老師喜歡我們寫很深很學術的書吧？」明顯來「揣摩上意」。
我不知道該再說什麼，我曉得直接規定寫某一本書的讀書報告事情會簡單得多。
但這裡是大學。
學生也常常希望我「指出重點」。
我後來明白，所謂「重點」，就是「老師考試會考」的題目。
一次在唐詩課，我介紹「近體詩的形成與基本格律」。齊言、雜言、絕句、律詩、平仄、押韻、對仗…沒有情致意境，就是一些做詩的常識和規則，學生們似乎很難馬上理解。
我即使舉了詩例，效果也有限。一頭霧水的聽眾，可能有些已經要進入夢鄉。
「老師，這些考試都會考嗎？要背嗎？」有人問。
「不會。」我直接說。正想解釋：這些都是基本常識，就算不寫舊體詩，中文系的學生也應該知道…
「呼～」彷彿來自地心的集體齊聲長舒，那一口氣，放下多少擔憂！
老師說不會考的，就不是重點，不曉得也沒關係──邏輯是這樣推理的嗎？
為什麼那麼「怕輸」？多讀了準備應考的內容，結果沒出現在考題裡，就輸掉了嗎？
「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什麼。」學生抱怨課堂上的口頭報告不知從何著手。
我說：「這是你們學習，不是為我，我指定了作品，你們好好讀作品，說說作品的涵意。不是『我要』什麼，而是『你們想』表述什麼…」
這些和學生交往的過程，對我是很好的「文化體驗」。也讓我學著如何和學生溝通，明白他們的想法和困擾。畢竟，一個「因材施教」的教學方式，才是對學生有效果的學習。我常開玩笑說：「我是『有叫無累』──『有叫我老師我就不會累』！」
願意學習，足夠的求知慾，是我非常欣賞新加坡學生的地方。
孩子在新加坡求學，每次聽他打抱不平，說老師對考卷的嚴格批改，我逐漸了解，我教的大學生，那麼小心翼翼應付功課的原因了。
我不是批評新加坡的教育，只是指出現象。
一位長輩告訴我：「台灣人比大陸人和香港人難適應新加坡。」
我看我孩子，在台灣讀過幾年書，培養了他愛隨心所欲的性格。但是在新加坡，還是乖順點好，日子會容易過些。
英文成績不好，是學英文的時間比人短，情有可原。可是，怎麼最強項(也是唯一有信心的)華文都沒考好呢？
閱讀測驗題，大意是講奶奶年紀大了，記性不好，常常忘記東西擺在哪裡，家裡的人總是忙著幫奶奶找東西。這一天，奶奶又忘了她的老花眼鏡，大家東翻西找，終於在客廳的茶几上找到了！
注意，問題來了！
請問：奶奶的老花眼鏡到底放在哪裡？
讀者都知道答案吧？──「在客廳的茶几上。」
為什麼連這麼簡單的問題你都答錯呢？
孩子寫：「茶几上。」
老師沒給他分數。標準答案就在閱讀測驗的文章裡──「在客廳的茶几上。」
孩子說：「不寫『在客廳』就不行嗎？茶几不放客廳，難道放廁所裡嗎？」
而且，之前有過教訓：「不可以寫在指定寫答案的橫線以外，那也不算分。」
「在客廳的茶几上。」答案很長，孩子粗手粗腳，字也寫得大剌剌，準會超出答案線。
我和他幾番溝通，盡量配合老師的要求，去和老師爭辯沒有用，回家生氣也無濟於事，媽媽知道你能掌握學習的功課就好了。我們但求及格升級，順利畢業，分數和名次並不重要。
最近，中學生的孩子又和我說起他對考試標準答案的不能信服。
題目大意是：有人說，新加坡是文化的□□，缺乏文化內涵。
標準答案是什麼，各位看官都知道吧？
「沙漠。」
恭喜你！答對了！
「你連『文化沙漠』都不曉得嗎？」我真意外。
孩子振振有詞：「新加坡很小，沙漠很大！新加坡怎麼會是『沙漠』呢？新加坡潮溼，沙漠很乾呀！」
那麼，你的答案是什麼？
「荒島。」他說，新加坡本來就是個島。
我說：「『文化沙漠』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講法，和新加坡大不大，乾不乾沒關係的。」
「你是中文博士你告訴我，誰規定只能說『文化沙漠』的？我認為『文化荒島』更貼切。新加坡有上百年的歷史，不像沙漠什麼都沒有，荒島還有野生動物和樹木…」
好吧！各位看官，新加坡究竟是「文化沙漠」？還是「文化荒島」呢？

白紙黑字──新加坡教會我的事

不想把寫作當成情緒發洩的管道，雖然有時沒有聽話對象，忍不住想一吐苦水。
總覺得還是等事情告一段落，心情平穩一些後，再整理寫出來。
還考慮，要公開多少個人的私事？要用怎麼樣的心態說？
歲暮年關，虎虎生風的這一年，飛馳奔波的這一年。打破自己記錄的十一場演講，八個國際會議。三度造訪日本關西，南至印尼，北達拉托維亞，預期中的活動和意料外的旅行……帶著行李驛動，亞洲、歐洲、美洲。直到12月29日，搬離校園裡的宿舍，遷移到新居，2010年的「動」，總算告一段落。
然而，心情並沒有平靜。
裝修新居的過程，讓我又被新加坡教訓了一件事。這件事在將近五年前初來乍到時已經知道──在新加坡，凡事要記得「白紙黑字」，以文字為依據，口說無憑。所以人們即使同在一單位辦公，也要靠電郵留下記錄。
裝修房子前，已經和裝修師說過，打算12月29日搬家，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施工，得到「沒問題」的回答。
丈夫提醒我，要「白紙黑字」，要估價單，要寫明幾月幾日開工，幾月幾日完工。我要了估價單，但沒有訂契約，我在台灣不止一次裝修過房子，從來沒訂過什麼契約。我後來問了台灣的朋友，他們都沒有訂過契約，有的連估價單也沒要，有些工程不複雜，口頭講講就好。
我能夠說，因此，台灣人比較可靠，能夠彼此信賴嗎？
裝修師是新加坡一位長輩介紹的，我在「妳有必要這麼兇嗎」這篇文章中說過，有人介紹年輕的裝修師，結果他非但沒有準時赴約，還對我嗆聲。我對這位長輩提起，他說他的朋友從事裝修工作，也是老南大的校友，孩子也讀現在的南大。
10月初和裝修師劉先生見面後，才知道他的孩子不但畢業於南大，還是我教過的中文系學生。劉先生談起過去在老南大文學院上課的往事，以及孩子目前的工作情況，我由於種種外緣的因素，沒有把他當普通的商人對待。
即使我依他要求，開出一萬元支票，他沒有給我收據，我也沒表示什麼。後來丈夫提醒我：要「公事公辦」。於是請劉先生開立收據，他在2010年11月9日的估價單上寫了收款。
房子在11月24日交屋，25日開工。主要是兩個浴廁和廚房重新裝修，以確保防水。其他零星工程有：更換五台冷氣機和所有照明設備等等，他介紹窗簾製作，我自己選購家俱。
12月24日左右，工程還在進行，我看了屋內零亂的狀態，很擔心無法如期完工。我一直和劉先生溝通，29日一定要搬，他滿口答應沒問題，說幾組工人一起做，兩三天就會好。
丈夫覺得劉先生的話不可輕信，畢竟急的人是我們，他立刻放下工作飛到新加坡「監工」。這一看，才發現我完全沒「社會化」，許多事項沒「白紙黑字」，對劉先生開的估價單一毛錢沒殺價，照單付款。我說了我信賴劉先生的種種外緣因素，南大、長輩介紹、學生的父親…
「婦人之仁」，原來正是我的死穴。
我從劉先生那裡知道，2010年年底，是他經歷過裝修生意最好的時機，他手上就有5間房子在裝修。
即使在10月就溝通過，一個多月的工期，12月29日那天，我們的新家還是在工程進行中。
我有兩組落地書櫃，劉先生本來說12月25日要來替我拆卸，結果臨時他說太忙，沒有來。之前請搬家公司來看搬運的物品，同時估價，搬家公司問書櫃，我告訴他們會自己負責拆卸組裝。
結果，搬家當天，工人看書櫃還沒拆卸，老大不高興，說要加錢，而且說我們耽誤了他們的時間。我只好千拜託萬拜託，請他們行行好。「不保證拆了能和原來一樣的裝回去」，他們說。
「不保證」這句話，我在新加坡常常聽到。我送衣服給洗衣店清洗，洗衣店也說：「不保證能完全洗乾淨。」這和台灣的洗衣店說的：「盡量給你洗乾淨，洗不掉也沒辦法啦！」意思是一樣的，給人的感受截然不同！
不管怎樣，總是要拆要搬。這兩座落地書櫥，其中之一是三架組合而成，高達180多公分，劉先生在新家幫我組裝，說是書架變型，又說搬家工人沒標明木板順序，他們兩方各執一詞。總之，三架只裝了兩架，其餘的木板都報廢了。
已經搬進新家，工人還在家裡走動，我們三番兩次溝通，請劉先生早日完工，實際情況是：每次說了9點多來施工，沒有一次準時，白白耗費我們的時間在家等待。我還必須去學校工作，在家與學校之間計程車奔波，疲憊不堪！
浴廁和廚房的檯面，依劉先生建議用黑色大理石石板。我們發現表面很晦暗，原來在工場沒有拋光打磨就送來安裝。工人後來補打磨，飛揚的石灰掉落在我們的新家俱、新廚具、廚具裡的碗碟和新被褥上！
除夕，孩子依先前和同學所約，請幾位同學來新家做客。我們早準備好新的鋪地床墊，孩子說要和同學們玩通宵。晚上七點多，同學們紛紛告辭，孩子說：「他們說我們家亂七八糟。」
是的，還有工人在敲敲打打。孩子房間訂做的書橱還沒有門，滿是令人頭昏的強力膠味！(我在台灣也訂做過貼壁書橱，從來沒有刺鼻的強力膠味)。
除夕夜九點過後，工人離開，我們才能去附近的商場吃晚餐。回家再看台北的跨年煙火轉播，孩子說：「民國一百年，妳大概有特別感覺吧！？」
我笑著搖搖頭，只說很累。
孩子睡在客廳，房間裡書橱的強力膠味道實在受不了，我也很擔心他會中毒。2010年，別了！
2011年是被門鈴吵醒的。8點多，今天工人怎麼這麼早來？
丈夫去應門，是社區管理員。有鄰居「投訴」我們，垃圾堆放在公共空間。
「投訴」這個詞，我在台灣幾乎沒聽過。頂多是「控告」，那是非常「大條」的事情，才會「指控」、「申訴」。在新加坡，小孩子都會說「投訴」，好像是家常便飯。
昨晚裝修工人沒有把垃圾處理運走，就堆在我家門邊。嚴格說來，並沒有占用多大的走道位置，可是管理員怒氣沖沖，拔高了嗓門，像是我們犯了大罪一樣。我告訴他，會請裝修工人趕快來搬走。他還追問：「多快？幾點搬走？」
大新年的早晨，遇到這種事，丈夫終於忍無可忍。
我也心力交瘁了。
等孩子房間的書櫥和廚房的壁櫥裝好門，1月5日，我們和劉先生結帳。本來還要做的部分都別做了，我們實在奉陪不起。我1月6日要回台灣開學術會議。我們都不能再承受了。
除了沒有施工的項目，我們要求扣除部分金額，雙方協商了我們要付的尾款。
我從台灣回來後，依約寄出支付尾款的支票。
母親來新加坡小住，看到粗糙的裝修和超過6萬新元的價格(不連家俱)，直說我被騙了。廚房爐具傾斜，煮菜時火力不能平均，母親把整座瓦斯爐拆開檢查，原來是因為台面不平。大理石面板怎麼也擦不乾淨，我說了搬家進來才打磨的事，母親提起當初說要來幫我「監工」，我還口口聲聲裝修人很可靠，不必勞駕。我很後悔，果真是「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啊！
「是妳比較倒楣，還是新加坡人做生意做事都這樣？」母親的問題，也是我想問的啊！
最令我氣惱的，是我一直強調浴室的浴簾桿要用不鏽鋼管，牢牢固定住兩端，浴室是家裡很容易發生意外的地方，非注意安全不可。劉先生卻堅持只用塑料的伸縮桿，草率地用雙面膠帶黏貼在牆上。用不到一個月，浴簾桿果然脫落，還打傷了孩子！
我寄出尾款金額後，劉先生又寄了一張帳單來，說我還欠他錢。最近，又寄來催款的信件。
明明1月5日已經結帳，我按照那金額全數付款了，又寄來我從沒見面的估價單，和當初的估價單許多項目不符。
利用我對人的信任，讓我承擔信任人的後果，這是新加坡又教會我的一件事。
寫出這些，不是要博取讀者的同情，更不是藉此「投訴」。我思考的心得是：
1. 人來人往的移民社會，為了自保，人們因此需要法律。資本主義社會裡，人好靠打官司以維護自己，美國就是一例。
2. 儒家說的「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是建立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
3. 社會的穩定結構，取決於可維繫的人際關係，而非以利益為目的的人際關係。也就是儒家說的「利」「義」之辨。
4. 我並非儒家信徒，而是愈來愈理解儒家的觀點。如果說道家從境界形態上探求人類存在、文明存在的終極意義；儒家關心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異於禽獸」的本質。
5. 佛陀三寶三皈依，世人都是我們的菩薩。人人有他的「業障」，不能「自修」，就永無開悟解脫之時。我崇拜的佛不在經典儀式，而在日常生活，在工作中認真負責，問心無愧。

後記：

新加坡新傳媒報導，2010年1到11月，消費者協會就接到1187起投訴，比2009年多了25%。裝修商稱，2010年底到2011年農曆春節，工程量比往年多30%。

新加坡「聯合早報」報導，全新加坡約1600家合法登記的裝修商。2011年遭投訴者約1250件。

浴室洗手台的栓塞故障，孩子幫忙修，割傷了手。他氣得大叫：「我們到底在這房子住了幾年？！」

陳亞妹的身分證明書

陳亞妹出生於1922年，如果她還在世，今年88歲。

為什麼我覺得她已經不在了呢？

說不出所以然。

陳亞妹的身分證明書記載，她的名字讀音是Tan Amui，非常普遍的福建女孩的名字。

她住在檳城。昭和19年(1944)她22歲，9月26日到10月25日，整整一個月期間，她屬於海軍佐柄部隊。

身分證明書顯然是海軍崎田部隊的制式規格，手寫黑色字體油印的模造紙上，只有住所、姓名、年齡和任用期間是藍色鋼筆填寫。把「崎田」兩個字雙紅線畫掉，右邊一樣的藍色鋼筆字，補書「佐柄」。

這一片輕薄薄的身分證明書，大約一般成年女性的手掌大小，卻負載著沈重的歷史軌跡和寧可遺忘的記憶。

1942年3月5日，由日軍統管的新加坡中文報紙《昭南日報》刊登了一則「徵集接待婦」的廣告，內容是：「募集各民族接待婦數百名，年齡17到28歲。被采用者每月報酬至少150元，每月休息一天。」

當時，檳城最大的中文報紙《光華日報》已經因1941年12月19日日軍占領檳城而停刊。陳亞妹的工作是從報端得知，還是經人介紹？或者被海軍部隊「相中」？

陳亞妹並沒有在她工作一個月之後撕毀這張身分證明書，或許那一個月的任期只是形式上的登記；她的肉身終會消亡，而這張比肉身更容易碎裂的紙頭，卻完完整整地保留下來。那上面沒有任何陳亞妹在海軍部隊的工作內容，歷史學家告訴我們：她是「慰安婦」。

1944年當慰安婦的陳亞妹，她的人生氣息，可能從她在佐柄部隊工作時便已經結束了。根據統計，在1943年8月，軍方在檳城發放了3萬個保險套。檳城的日軍「慰安所」裡，除了當地的婦女，還有從吉隆坡「運載」來的。占慰安婦比例較大的中國大陸、朝鮮和台灣的婦女，是否也同時存在於陳亞妹的身邊？

那「接待婦」「每月休息一天」的廣告，原來指的是女性的生理周期。動亂的戰爭期間，珍珠港事變、馬來亞淪陷、英軍投降、大檢證…，早在1941年12月13日，殖民政府湯瑪斯總督就下令撤離在檳城的歐洲人──人人自身難保，自求多福。歷史在某幾個發生大事的時間點，讓敘事者和記錄者稍稍駐足，然後匆匆翻到下一頁。

尋常百姓還是過著日子，頭頂著不測風雲，眼看著生老病死，活下去。成年女性還是有生理期；被迫、被騙、被任何手段成為慰安婦的女子還是忍受著印有「突擊一番」的保險套。日本政府每年製造兩千萬個「突擊一番」，檳城軍區收到了三萬個，這是怎樣的數目？

戰敗國急於銷毀過去的惡行，慰安婦的身份後來改為護理人員和洗衣工、幫傭。陳亞妹為何需要這張身分證明書？是否和台灣慰安婦李玉串1943年被送往印尼一樣，做為隨軍隊「移防」時的通行證？

戰爭結束二三十年後，才有人願意挺身控訴遭受過的奴役和殘虐，縱使無論如何，她們已死的青春生命不能復返。

像枯葉般的陳亞妹的身分證明書，成為歷史的一枚標本。感謝馬來西亞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珍藏並且展示了這一枚標本。我在有關慰安婦的研究論著裡，從未看過如此的文件，讓我有了鮮明的印象。

空中之聲，鏡中之月，水中之花。願不平與冤屈的靈魂，能在後人的反省中，得到平撫。

(2011年母親節，獻給天下所有的母親，以及無緣當母親的女性。)

(馬來西亞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因個人研究需要，特允拍攝照片，謹此致謝。)

2011年5月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後記：

2014年6月2日再訪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得知有歷史學者循身分證的地址找到了陳亞妹的家和後人，她的遺照掛在牆上。

追隨高更去峇里

高更Where Are You Going(1893)，Hermitage Museum

陳宗瑞「峇里女人」(1952)，Singapore Art Museum

「追隨高更去峇里」，這是個不成立的題目，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不曾去過印尼的峇里島，更遑論有他的後繼者追隨而去。

然而，二十世紀初期開始，前往峇里島旅遊、創作，以至於長期停留的歐洲和美洲藝術家，或多或少，都在意識底把峇里島比擬想像為高更晚年移居的大溪地群島(Tahiti Islands)。德國畫家Walter Spies (1895-1942)(1927年到峇里島)、荷蘭畫家Rudolf Bonnet (1895-1978)(1929年到峇里島)、墨西哥畫家Miguel Covarrubias (1902-1957)(1930年到峇里島)、比利時畫家

Adrien-JeanLe Mayeur (1880-1958)(1932年到峇里島)等等，都各自以其妙筆，向世人展現了峇里島的旖旎風光。

雖然在居留異族島嶼、從事繪畫創作的行動上仿傚高更，這些畫家在技法和風格上並不全然對高更亦步亦趨。Miguel Covarrubias是漫畫家；Rudolf Bonnet長於粉彩畫。Le Mayeur較多承襲高更，他出生於布魯塞爾，有貴族血統，在1920年代效法高更去大溪地旅行，留下仿造高更的”Two Women on the Beach Tahiti”。Le Mayeur1932年到峇里島後，主要以峇里島傳統legong舞的舞者Ni Pollok為模特兒。舞蹈、自然風景和寧靜的生活是Le Mayeur最喜愛峇里島的因素，他後來和Pollk結為夫妻，兩人在峇里島生活了26年。1958年他因癌症返國治療，病終於比利時。他的居處於1957年成為個人美術館，1985年Pollok過世後，正式對外開放。

高更雖然是Le Mayeur的偶像，Le Mayeur大部分的作品還是比較接近早期印象派畫風。相對於歐美畫家的異趣，一些華人畫家的峇里風情畫延續了高更的樣式和特色。

劉海粟(1896-1994)於太平洋戰爭期間流離於印尼，大約繪於1942年或1943年的「峇里舞女」，可能是中國第一幅以峇里裸女為題材的油畫。棕櫚樹和青綠嫩黃的草木為背景，左邊的女子赤裸胸乳，半側身朝畫幅右方望去；右邊的女子戴著大耳環，衣著整齊，直視觀者，兩人都穿著花布紗籠。這種雙姝並美的表現形態，常見於高更的大溪地作品。筆觸直率，色調濃烈，被飽滿的陽光和豐裕的雨水充分養育滋潤的自然環境，站在那富饒的土地之上，體態姣好，袒胸露乳的女子，也正和高更拋棄矯作的「禮教文明」，投身原始大地，歸返自然的意願如出一轍。

華人美術界描繪峇里島，最著名的要屬新加坡的畫家。1952年6月，劉抗(1911-2004)和同在南洋美專任教的陳文希(1906-1991)、陳宗瑞(1910-1985)和鍾泗賓(1917-1983)利用學校假期前往傳說中的「畫家天堂」。此前他們對峇里島的認識，要在歸功於Le Mayeur。

Le Mayeur曾經在1933年、1937年和1941年三度到新加坡開畫展，1941年也在吉隆坡開畫展。陳宗瑞早在1934年定居新加坡，欣賞過Le Mayeur的作品。劉抗晚年受訪時還記得看Le Mayeur畫展的啟發，他和Le Mayeur兩人可能是以法語溝通，對峇里有了初步的印象。

1952年的峇里島寫生旅程，令四位畫家眼界一開，發掘表現南洋之美的創作題材，在第二年8月的聯合畫展大放光彩，也被後人視為樹立南洋畫派風格的壯遊。

劉抗等四位畫家在峇里島拜訪了Le Mayeur和他的妻子Pollok，並且在Pollok的安排下介紹峇里少女當他們的模特兒。他們也拜訪了Rudolf Bonnet，在Rudolf Bonnet家做客，攝影留念。

有別於劉海粟人類學家似的，讓被描繪對象直視鏡頭，或側身而立，予以攝像的「番族檔案」式構圖，四位畫家刻意安排模特兒的姿態，她們不是直挺挺地被觀察，而是擺出溫柔婉約的模樣。

劉抗的「畫家與模特兒」繪於1954年，主角是陳文希和峇里女子。劉抗說過，去峇里島時為了簡便，沒有帶油畫的畫具，四位畫家的油畫作品都是回新加坡之後，依素描的底稿繪製。「畫家與模特兒」是一幅「畫中畫」，劉抗畫陳文希正在作畫，陳文希畫的峇里女子俯首垂目，頭戴紅花和黃花，上身赤裸，左手支頤，腰繫橘色布巾，下穿蠟染布( batik)。顯然，模特兒的動作和表情是配合畫家的美感需求「裝」出來的。藍天白雲，青山綠水，鮮花環繞的戶外，模特兒的動作和表情倒是維持過去在畫室裡的格調。

這種格調也見於1957年劉抗的「假寐」(Siesta in Bali)。畫左手環臂，側身倚坐竹藤椅的半裸峇里女子。她右手拈著雛菊，像是剛從牆角的花叢摘下，畫面左邊的芭蕉為她遮蔭。白腰布和白雛菊相應；紅紗籠和紅磚相應；竹藤椅和泥牆相應，近處的芭蕉和遠方的棕櫚綠意盎然，和區隔空間的門闋土牆護衛著假寐中的她。

高更畫大溪地群島席地而坐的原住民女性，喜歡讓她們傾斜著身體，將手臂伸長，支撐地面，以延展人物的形軀。在劉抗的一些素描作品中，也能夠看到類似的練習。

陳宗瑞1952年的「峇里女人」，雙姝並美的結合，和劉海粟「峇里舞女」一樣，兩位之中一位半裸，形成差異。畫中前景女子的水果抵在腰間；後景女子則將水果頂在頭上，彼此對襯。「峇里女人」的構圖和高更”Where Are You Going”相近，都是讓主要人物手捧綠色水果，圍裹紅裙，站在畫面右方樹下，靠近觀者，比例較大。光源來自畫面的左上方，突出人物的臉部輪廓和胸前雙峰的立體感。

四位畫家裡，鍾泗賓的畫風最親近高更，也最熱衷於峇里主題。劉抗後來回憶道：峇里對鍾泗賓的影響最大，鍾泗賓到峇里之後，畫風很快轉變，奠定未來數十年突出的藝術成就。1954年的「峇里女子」、1956年的「相會」，高明度的紅、黃、綠，鮮艷奪目，既具有畢卡索的立體派抽象化作法，又富含高更「隔線主義」(Cloisonnisme,又譯「分隔主義」、「隔色主義」)的筆意，運用深暗的輪廓線和平塗的色塊凸顯人物，製造層次分明的視覺效果。或是以白色線條加強色塊間的空間關係，帶有蠟染的趣味。

高更不曾去過峇里島，遷徙自中爪哇的峇里島居民有著數百年的悠久歷史與豐厚的宗教文化傳統，絕非荒涼野蠻的原始部落。因此，去峇里島不是冒險，而像探求，探求那海角天涯一樂土，那世俗之外的桃花源。她在天然裡生長發育，秉承自身的教養風俗，尚未被西方文明同化，正如半裸的窈窕女子，誘引著人們窺看她。奉高更為典範，繼歐美畫家遊歷峇里島的新加坡畫家，把描繪峇里島做為實踐後期印象派畫法，反思南洋美術特質，開創新風格的場域。

初識峇里島，四位畫家有的之後還舊地重遊。他們後來都藝彩紛呈，不再步踵高更。過了十年，葉之威(1913-1981)等十人畫集的同好也遊歷了峇里島，這時，高更的靈魂已然漸漸離開峇里島了。

主要參考資料

瑪戈：《馬來亞藝術簡史》(新加坡：南洋出版有限公司，1963年)。

Singapore Art Museum, Neka Museum, From Ritual to Romance: Paintings Inspired by Bali (Singapore: Singapore Art Museum, 1994).

Kwok Kian Chow, Channels & Confluences: A History of Singapore Art (Singapore: National Heritage Board/Singapore Art Museum, 1996).

The Development of Painting in Bali: Selections from the Neka Art Museum (Ubud, Bali : Yayasan Dharma Seni Museum, 1998).

《劉抗 寫藝人生：素描．粉彩畫》(新加坡：新加坡美術館，2002年)

杜南發：《隔岸看山──書畫名家訪談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

Wei-Wei Yeo, Cheong Soo Pieng: Visions of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The National Art Gallery Singapore,2010)

後記：

南洋美術風格和後期印象派的關係，尤其是受高更影響的說法，早有前輩提出，已經是美術學界的共識。然而，其中具體的情況、作品的比較，還少見論述。劉抗等畫家1952年的峇里之行，有Le Mayeur的啟發因素，Le Mayeur在行動上效法高更，但是比起Le Mayeur，劉抗等畫家的早期西洋畫風，以及劉海粟的「峇里舞女」，更保留了高更的畫法，本文希望指出這種現象，以就教於學者方家。

發表於《南洋藝術》33期(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