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亞妹出生於1922年,如果她還在世,今年88歲。
為什麼我覺得她已經不在了呢?
說不出所以然。
陳亞妹的身分證明書記載,她的名字讀音是Tan Amui,非常普遍的福建女孩的名字。
她住在檳城。昭和19年(1944)她22歲,9月26日到10月25日,整整一個月期間,她屬於海軍佐柄部隊。
身分證明書顯然是海軍崎田部隊的制式規格,手寫黑色字體油印的模造紙上,只有住所、姓名、年齡和任用期間是藍色鋼筆填寫。把「崎田」兩個字雙紅線畫掉,右邊一樣的藍色鋼筆字,補書「佐柄」。
這一片輕薄薄的身分證明書,大約一般成年女性的手掌大小,卻負載著沈重的歷史軌跡和寧可遺忘的記憶。
1942年3月5日,由日軍統管的新加坡中文報紙《昭南日報》刊登了一則「徵集接待婦」的廣告,內容是:「募集各民族接待婦數百名,年齡17到28歲。被采用者每月報酬至少150元,每月休息一天。」
當時,檳城最大的中文報紙《光華日報》已經因1941年12月19日日軍占領檳城而停刊。陳亞妹的工作是從報端得知,還是經人介紹?或者被海軍部隊「相中」?
陳亞妹並沒有在她工作一個月之後撕毀這張身分證明書,或許那一個月的任期只是形式上的登記;她的肉身終會消亡,而這張比肉身更容易碎裂的紙頭,卻完完整整地保留下來。那上面沒有任何陳亞妹在海軍部隊的工作內容,歷史學家告訴我們:她是「慰安婦」。
1944年當慰安婦的陳亞妹,她的人生氣息,可能從她在佐柄部隊工作時便已經結束了。根據統計,在1943年8月,軍方在檳城發放了3萬個保險套。檳城的日軍「慰安所」裡,除了當地的婦女,還有從吉隆坡「運載」來的。占慰安婦比例較大的中國大陸、朝鮮和台灣的婦女,是否也同時存在於陳亞妹的身邊?
那「接待婦」「每月休息一天」的廣告,原來指的是女性的生理周期。動亂的戰爭期間,珍珠港事變、馬來亞淪陷、英軍投降、大檢證…,早在1941年12月13日,殖民政府湯瑪斯總督就下令撤離在檳城的歐洲人──人人自身難保,自求多福。歷史在某幾個發生大事的時間點,讓敘事者和記錄者稍稍駐足,然後匆匆翻到下一頁。
尋常百姓還是過著日子,頭頂著不測風雲,眼看著生老病死,活下去。成年女性還是有生理期;被迫、被騙、被任何手段成為慰安婦的女子還是忍受著印有「突擊一番」的保險套。日本政府每年製造兩千萬個「突擊一番」,檳城軍區收到了三萬個,這是怎樣的數目?
戰敗國急於銷毀過去的惡行,慰安婦的身份後來改為護理人員和洗衣工、幫傭。陳亞妹為何需要這張身分證明書?是否和台灣慰安婦李玉串1943年被送往印尼一樣,做為隨軍隊「移防」時的通行證?
戰爭結束二三十年後,才有人願意挺身控訴遭受過的奴役和殘虐,縱使無論如何,她們已死的青春生命不能復返。
像枯葉般的陳亞妹的身分證明書,成為歷史的一枚標本。感謝馬來西亞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珍藏並且展示了這一枚標本。我在有關慰安婦的研究論著裡,從未看過如此的文件,讓我有了鮮明的印象。
空中之聲,鏡中之月,水中之花。願不平與冤屈的靈魂,能在後人的反省中,得到平撫。
(2011年母親節,獻給天下所有的母親,以及無緣當母親的女性。)
(馬來西亞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因個人研究需要,特允拍攝照片,謹此致謝。)
2011年5月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後記:
2014年6月2日再訪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得知有歷史學者循身分證的地址找到了陳亞妹的家和後人,她的遺照掛在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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