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寺雨中聞鈴

鎮江金山寺(孔令俐攝)

一直想去鎮江，想去金山寺。

去看傳說中的「東坡玉帶」，去看米芾、米友仁父子筆下「米氏雲山」的實景。

研究瀟湘八景詩畫時，仔細考查了米氏父子的生平遊歷，知道米友仁成人後並沒有去「瀟湘」的所在地湖南的經驗。那麼，米友仁的「瀟湘奇觀圖」、「瀟湘白雲圖」，這些以「瀟湘」為題目的作品，畫的是哪裡的風景呢？

我反覆觀看，想到米友仁曾修葺父親在潤州(鎮江)的海岳庵居住，找到了古代的地理書方志，對照鎮江的圖片，突然發現畫的正是金山寺附近的風光！

我興奮地跑出研究室，對著第一位見到的同事大叫：「我要去鎮江！」

對方莫名其妙，我說：「鎮江就是瀟湘！」

對方更覺得莫名其妙了。

這一說就過了十多年。每次應邀去南京開會或講學，就想把鎮江納入行程裡。今年，完成了一場學術研討會和兩場演講的工作，終於從南京搭乘高鐵，花二十分鐘就來到了鎮江。

遠遠地，看到米友仁畫裡的寺塔，即使後代重修，塔的位置基本變化不大。進入寺內，便請教僧人「東坡玉帶」的藏所。僧人說在觀音閣，是複製的。

複製的？

我心心念念了十多年，遠渡重洋來看一個假貨？

不免失望。

拾級而上，飄飛的雨絲逐漸粗密，嘩嘩打落。

那玉帶，曾經繫在東坡腰上。一日東坡去找佛印禪師，佛印正與眾徒在內室，見東坡來，問道：「這裡沒有坐榻，居士來這裡做什麼？」

東坡說：「暫借佛印的『四大』為坐榻。」

佛印說：「山僧有一問，居士如果答得出，便請您坐；如果答不出，就將您的玉帶子輸給我。」東坡欣然同意，讓佛印出題。

佛印問：「您剛才說要以我的『四大』為坐榻，然而山僧四大(地、水、火、風)本空，五陰(色、受、想、行、識)非有。居士要坐哪裡？」東坡一時語塞，於是解下腰間玉帶，送給了佛印。

這個故事記載在《五燈會元》，我初讀時，雖知重點在鬥智與禪機，卻禁不住要往實裡想：那玉腰帶是東坡身上之物，留有他的手澤指紋。

複製件當然不會有原件的靈氣。站在慈壽塔前廊下避雨，覺得「東坡玉帶複製品」真是比今天的大雨還殺風景，不值一觀。

我繞向清代重修的慈壽塔後方，堆積雜物的角落牆面嵌了幾塊字跡漫漶的石碑。左右張望，抬頭怎麼也看不到塔頂，毫無遠眺時的氣象，更別提米友仁畫裡的山煙水霧，秀致高雅。

雨勢稍歇，我轉回正殿上的平台，極目向長江，長舒了一口氣。

東坡一生多次來到金山寺，他的家鄉四川是長江流經之地，金山寺在長江下游，所以在1071年作的〈遊金山寺〉詩開篇就說：「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他想在山頂回望家鄉，無奈山巒阻隔──「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那晚他受寺僧邀請留宿，看到了至今仍令人不解的奇景：「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江山勝美，而終究他牽掛的還是早日由仕途返還，他暗自向江神起誓：「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後來他還和柳子玉在金山寺狂飲大醉到睡在寶覺禪師的榻上，半夜醒來，率性寫詩題壁。從海南北歸，再訪金山寺，見到自己的畫像，題了意味深長的詩：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兩個月後，東坡病逝於常州。

東坡的題壁詩和畫像，現在都看不到了，怎麼我還執著要看玉腰帶呢？

陣陣風搖撼簷角銅鈴，那聲響清脆悠然。

好像可以就這樣一直一直聽著鈴鐺琅琅，哪兒也不去。「四大」、「五陰」都是空有，不是實體的「坐榻」，人們評論東坡不能理事圓融，信口說出以「四大」為坐榻的狂語；我倒以為，假使連坐榻也是空性，「四大」、「五陰」，哪裡不能「坐」呢？

就算是假貨，我也瞧一瞧吧。我循著指示而去，誰知，連複製品也沒有了。問不出去向。

佛印取了東坡的玉帶，換給他一件僧衣，東坡作偈贈之，其中提到：「此帶閱人如傳舍，流傳到我亦悠哉。」世間萬物於我，不過暫時的擁有，隨緣的流傳。

雨停了。鈴聲依然回盪。


部分內容刊2017年7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可愛者不可信

內藤湖南墓，衣若芬攝於京都法然院

最近我被自己的偏執拗氣糾結著。

陷入"保留一個美好的傳奇"和"揭露事實真相"的矛盾。

所以我有違"學術良知"地企圖尋求證成美好傳奇的理由，以及解釋那個捏造的口述歷史的諸多可能性。

我站在資料的周邊，繞著它們打轉。我反覆讀著自己以前寫的，相信那個說詞的文章，"今是昨非"。我絕不膽怯承認錯誤，只是駝鳥心態，想：如果讓接受謊言的人們，都繼續沈醉其中，未嘗不是一種愉快。

現在有個詞，叫做"認知升級"。我的學術研究生涯裡，屢次發現人云亦云的事件之無稽，自我"認知升級"；並撰文供讀者"認知升級"。這一次，我回到少女時代讀小說的情狀，明知道主角的結局是死，不讀到最後，情節便不會發展到命終。假使我不"升級"，就能讓認知停留吧？

兜兜轉轉半天，要說的是蘇軾《寒食帖》怎麼被賣去日本的經過。

我曾經引述鶴田武良訪問日本"博文堂"主人原田悟朗的內容，談到《寒食帖》和南宋李生《瀟湘臥遊圖》是由郭葆昌的親戚介紹轉手，原田悟朗親自攜帶兩件寶物到日本。文章題為〈飄洋過海賣掉你〉，原刊於2009年5月31日的《聯合早報》。後來和其他文章結集成電子書，由台北群傳媒出版，書名也叫做《飄洋過海賣掉你》。

原田悟朗說他帶《寒食帖》和《瀟湘臥遊圖》乘船：

過程很艱辛，拿回日本的時候，是「貼身」一般，緊緊地把作品抱回來了。乘船的時候也是，那時候還沒有塑料薄膜，所以就用幾張油紙包著，心想就算是船沉了，掛在脖子上也要游回來，把它放在床鋪的枕頭旁帶回來的。

鄭文堂導演拍攝過以《寒食帖》為主軸的電影"經過"，講述一位自由作家、作家任職於故宮博物院的女友、還有到台灣旅遊的日本青年，三人因《寒食帖》交織的世事人情。日本青年的祖父曾經修護過《寒食帖》，睹物思人，份外感懷。

我異想天開，覺得電影編劇如果把日本青年的祖父設定為原田悟朗，大海航行，顛簸浮沈，為了《寒食帖》奮不顧身，戲劇張力一定更強！

寫〈飄洋過海賣掉你〉的時候，我已經研究過《瀟湘臥遊圖》，並且發表了專文。《瀟湘臥遊圖》的題跋裡，有吳汝綸在1902年於東京觀覽此圖的記錄，如果原田悟朗帶了《瀟湘臥遊圖》和《寒食帖》去日本，時間應該在1902年之前。然而，這是說不通的──1902年原田悟朗還不到10歲；況且那時《寒食帖》仍在中國。

對舶載《寒食帖》的景況想像太過著迷，我的腦子自動排除了原田悟朗說的疑點，"照單全收"了他談中國文物在20世紀初轉賣入日本的因緣際會。

鶴田武良的訪問稿後來有了中文翻譯，影響擴大，我讀著引用譯文的論述，內心開始不安。譯文有些錯誤，比如把原田悟朗的名字寫成"原田悟郎"；把原田悟朗對收購《寒食帖》的東海銀行頭取菊池惺堂說的話："請讓我用這個做抵押，借點錢給我。"翻譯成"我可以擔保並且借錢給您。"意思完全相反。

我的不安，在今年整理自己數年來研究蘇軾書藝的結果，準備編輯出版成書時，終於敵過對於傳奇的沈淪。有好些證據能指明原田悟朗帶《寒食帖》去日本的回憶是"幻想"，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學者內藤湖南的跋語裡早就記錄，是1922年顏世清帶去日本出售的。我怎麼就愛調弄懸念，不老老實實接受內藤湖南毫無誇飾的文字呢？

再仔細讀內藤湖南的書簡，他寫信給妻子分享旅行見聞；他寫信給友人討論學問；他也寫信給原田悟朗，為了籌措開刀的手術費用，請原田悟朗幫他處理變賣個人收藏品。甚至，我還注意到，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後，菊池惺堂冒死赴火搶救出的《寒食帖》有半年之久寄放在內藤湖南家裡。菊池惺堂損失慘重，東海銀行被併購，內藤湖南沒有趁機把《寒食帖》據為己有。

這世界不缺編造的傳奇，即使是口述回憶。

走出糾結，我直視內藤湖南和妻子田口郁子的墓，行了長長的注目禮。

2017年7月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到死都在做自己喜歡的事

齊柏林於新加坡，2014年(衣若芬攝)

"妳必須吃。"坐在我桌子對面的男孩對我說。

我笑著搖搖頭。我剛吃過燉牛肉丸配薯餅的午餐，對他的朋友傳遞來的炸薯條一點沒味口。

午餐有點過鹹，我進來這家速食店喝點紅茶解渴。

"妳必須吃。"他堅持。其他六、七位和他一般年齡的男孩圍著長桌或立或坐，盯著我瞧。

我正滑著手機，沒注意到何時身旁被這些男孩占據。

剛讀到紀錄片"看見台灣"的齊柏林導演不幸在花蓮外海勘景過程中墜機失事的噩耗。

2014年，在第二屆新加坡華語電影節的開幕會上，我們聊著他的空拍經驗。為了保持畫面的平衡，捕捉最佳的視角，他必須長時間採同樣的姿勢，在空間有限的機艙內穩住攝影機，造成肩頸和腰椎的筋骨傷害。後來他才抵押房屋，貸款購買了內建陀螺儀穩定器，能抗震動的空中攝影系統。

"我這樣站著和妳說話，一邊還在忍受疼痛。"

他的個頭很高。我環顧四周，想要不要找個座位。

"沒關係，一樣的。"他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思。

疼痛持續侵蝕著他，是空拍付出的代價。

我問他："你這是為了環保而犧牲嗎？"

他瞇起眼睛笑了："談不上犧牲，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而已。"

從一隻鳥的高度，看見台灣，看見了許多破碎的河山和不堪的汙染，令觀眾驚異和惋惜。

"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怎麼協調？我拍的影片裡沒有答案的。我們的生活裡，便利和環保有時不得不做個選擇…"他捏了捏手裡的塑膠杯，繼續說："這不是很諷刺嗎？我和妳大談環保，面前就擺了多少我們認為不環保的東西─可是，用玻璃杯就比較環保嗎？我不是專家，我只能用畫面說話。"

我揉了揉潮濕的眼睛，擦拭流下的淚水。

從右邊遞過來的那一包炸薯條還在等著我。我抽出了一根咀嚼，薯條被傳到桌子對面的男孩，他很快塞一根進嘴裡吃完，把手指在褲邊抹抺，伸過手，說："妳好，我是盧卡斯。"

我和盧卡斯握了握手，報上我的名字。

"你們是高中生嗎？"我問。

"我們快要成為大學生了！"一位棕色頭髮的男孩高聲回應我。

"恭喜你們啊！"我想起我的學生們，他們同樣有一張張新鮮的面容，一雙雙好奇的眼神。

盧卡斯和他的朋友們輪流分享著一包薯條，薯條又傳到我面前，我抽出了一根，問盧卡斯："你要讀什麼專業？"

"工程。"他很快又把薯條嚥下。

他微捲的蓬鬆金頭髮被光線照射得近乎透明，像秋風裡的菅芒花。白恤衫熨貼了個閃銀的骷髏頭。從登山背包掏出太陽眼鏡遮住他湖綠色的眼睛，我在那寶藍的鏡片反光裡看見自己的沮喪。

吃下第三根薯條，盧卡斯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英語有口音吧。他一聽就曉得不是當地人。

"台灣。你知道嗎？不是泰國哦。"我說。

他問："台灣有什麼？"

"有什麼？"我歪著脖子想了想。

低下頭瞥見我的手機。

上網蒐到"看見台灣"的片段，播放給盧卡斯看。他的朋友們聽到樂音，也湊進來擠著看。

層巒疊嶂的青翠山脈，火山口冒出的煙霧緩緩湧起。湛藍的大海，白浪花潑灑如蕾絲裙擺。即將豐收的萬頃稻田，巨大的腳印深陷在泥土裡。被挖土機吞食的河床，裸露柔軟的肌理。把一個個圓滾滾的大西瓜堆上卡車；在迎神廟會時舞獅歡慶；或是拔地高聳的都市建築群…

"酷！"他們齊聲說。

還有"看見台灣"第二集的宣傳片，場景從台灣擴大到日本、中國、紐西蘭、馬來西亞，更加繁複的大地圖案，絢麗的色彩和人文景觀，氣勢震撼！

"哇！"他們驚呼。

"可惜，導演剛在拍續集的時候墜機了。"我說。

"酷！到死都在做自己喜歡的事！"盧卡斯說。

我抬頭再在盧卡斯的太陽眼鏡鏡片裡看見自己，沮喪的表情怔住了。

我呷了一口已經涼掉的紅茶，收起了手機。

謝謝你，盧卡斯。

我回頭對他說。

盧卡斯背對著我，把手臂舉高了，比了一個我不明白的手勢。

2017年 6月2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在雲南園上課

在雲南園上課，是一次難受又美好的經驗。

位於校園南邊的低窪地帶，比想像的還潮濕鬰悶。圍籬外川流不息的高速公路，轟隆隆的車聲充塞耳邊。即使揮搖著絲扇，仍然趕不走飢餓的蚊子。牠們真餓壞了吧。這人跡鮮至的偌大中式庭園。

我們選了一處陽光不直接曝曬的涼亭，坐在石凳上講課，我不得不提高了嗓門，對抗車陣和蜂蟲。學生問我：「以前的老南大生，也在這裡上過課嗎？」

我拿手帕擦拭額角髮際的汗水。夕陽偏移，照在學生的背後和臉龐。

「文圖學與東亞文化交流」，這學期新開設的研究生課程。兩位博士生和兩位碩士生，在雲南園完成了他們求學生涯的選修課，下一階段，就是寫作學位論文了。

這個念頭，想了十一年。

南洋大學的校園統稱「雲南園」，根據杜南發先生研究，這裡原是林義順的橡膠種植園，為紀念1916年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雲南護國運動勝利而命名。在不曉得這個典故之前，我雖知道「雲南園」是橡膠種植園的名字，卻自以為是猜想，此地位於島國西南端，莫非是對映中國大陸的地理版圖？

南洋理工大學的幅員和南洋大學不完全重疊，部分南洋大學舊地如今成了高速公路和政府組屋住宅。校園重心北移，通行動向改變，打散了原本以中軸線為基準的格局。這一片過去南洋大學入口的綠地，是少數被保留，基本維持原貌的區域，就是現在的「雲南園」。

剛到南大教書時，曾經幾次特意走下馬路，進入雲南園。園裡花木扶疏，假山點綴，偶有附近居民來散步，好笛者在涼亭裡吹奏「陽明春曉」，曲音悠揚。那時就想，和學生來此清幽一隅談話或上課，或許別有情趣。

去年聞說雲南園可能會被重新規畫，我再從杜南發先生的宏文中得知，雲南園的設計用心，有象徵四方同心、八方吉祥的風水布排；七座涼亭和「南洋大學建校紀念碑」的「七星伴月」結構，是一處融合了中國、西方與南洋風格，獨一無二的園林。我將杜先生的見解轉述給研究生聽，學生聽了興味盎然，說：「我們去雲南園上課好嗎？」

研究生的課程安排在下午，正是燠熱的時分。涼亭座位容納不了十位同學，於是作罷。

今年上半年的課，學生人數較少。最後一次課的最後一個小時，我們都穿了寫著NTU的T裇，幾位同學還是初次進雲南園，帶著如同杜麗娘的遊園心情，我們穿花扶樹，讓身體在這歷史意味厚重的空間裡，徹徹底底，感受南洋。

遊園、照相，留下我們在雲南園的倩影。然後踏踏實實的，找個貌似優雅的亭子，聽我做課程的總結。

沒有冷氣，習習溫風吹送，鳥鳴啾啾。我談了當今中文學界東亞文化交流研究的三種學者類型和學術方法，分別是幅射式、延展式、投入式。幅射式的學者通常以中國為核心，從日本、韓國、越南等周邊國家的文獻回望中國。延展式的學者從個人的學術專業，比如文學、歷史、文獻學、版本學等等，拓及東亞領域，解決的是中國和東亞的問題。年輕一輩的學者，在近三十年東亞研究的成熟基礎上，一踏入學術研究這一行，便全心投入，駕馭外語的能力也較為自如。

再說到文圖學、藝術史、視覺文化研究的區別。視覺文化的範圍非常廣，似乎不太需要很強的學習背景，其實不然。視覺文化之中的藝術史，是文圖學的重要知識點依據，不過具體的精神性格相異。藝術史歸納藝術發展的模式和脈絡，做為鑑定真偽的證明。文圖學則比較對「假的」、「複製」有包容心，即使物件本身並非原作，例如眼前這座南洋大學牌坊，紀年是1995，明白顯示不是當年南洋大學的原牌坊。原牌坊在目前校外的住宅區，那裡已經不屬於南洋理工大學。用藝術史的批判性眼光檢視，1995年的複製牌坊是「假的」；而文圖學的立場是，承認假物也可能有真實的善意與情感。

以文圖學為切入點，加上東亞文化交流的空間，把零星的知識點連結成線，組織成面，進而構成樹一樣的體系，是我對這門課的期許。

感謝學生們揮汗趕蟲，陪我完成了在雲南園上課的宿願。

即使難受，還是美好。

2017年6月1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聽見聽說阮玲玉

1936年 11月 9日《南洋商報》電影廣告

阮玲玉的聲音，只在電影「野草閒花」裡出現。她和金燄共同演唱「萬里尋兄詞」，是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首電影插曲。我在網上聽到的歌聲，不怎麼優，錄音效果不好，不清晰。不過，我想：即使音響技術沒問題，她的聲音還是欠佳。從喉嚨裡擠出扁平的、壓抑的聲音；那個年代，一些明星歌手被形容為「雲雀」，阮玲玉氣息短促，大概只算「麻雀」吧。

有學者認為：阮玲玉和胡蝶競爭觀眾票選的影后失利，原因之一，是她說不好國語。電影製作從無聲過渡到有聲，阮玲玉沒有好嗓音和好言語，不能像梅蘭芳和胡蝶被派出訪蘇聯，成不了國際名角。這樣的事業瓶頸，恐怕是她愛情挫折之外，雪上加霜的苦惱。

把阮玲玉的個案放大，「聲音」、「言語」、「傳播」，三個關鍵或許能概括那個時代的觀影體驗。

印刷術的發明和書籍的商品化，開創了文字傳播及閱讀的便利性。對於不識字的群體，則要依賴聲音，包括語言和音樂的講唱表演；還有肢體傳達、代言裝扮，也就是戲曲舞蹈。閱讀偏向個人行為；觀戲、聽音樂則是集體行為。集體行為的時空、進度、頻率的「一致」，會產生認同感。大眾視聽消費的成功，正是建立在集體的認同感。留聲機、收音機的發明和普及，造就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傳播技術的有利條件。人們聽唱片、聽廣播，凝聚情感和思想。

當電影還處在默片時期，雖然有配樂和現場解說劇情的「辯士」，觀眾集體看戲，字幕做為閱讀的文本，集體行為裡還插入了個人的因素，比如：字幕的語言是中文和英語並置的話，在觀眾視覺接收後，大腦轉化出的是哪一種語言聲音？

由於影像和字幕搭配的節奏不同，有時字幕是為了解釋前一段影像的內容；有時則先於情節，概括劇中時間和空間背景，以及預告接下來要發生的重點，這就和有聲電影的視覺聽覺集體同步調有別。觀賞默片，一方面是訊息「發射端」圖像和文字交叉釋出；另一方面，在觀眾的「接收端」，訊息轉換的強度和速度也不盡相同。於是，觀眾發出反應，也就是「行動」的時間點和情緒點便有落差。可以說，觀賞默片是集體中的個人行為，保留了觀眾自己的審美樂趣。

阮玲玉祖籍廣東，出生於上海，熟悉的語言是粵語和上海話。拍攝默片無須台詞，甚至有記載，當時演員可能一邊說著不著邊際的話，一邊做表情和身段演出。所以，她不必操控聲音表演。如果她在廣播電台、記者招待會等公共場合宣傳影片，應該沒有很大困難。要是直接用不大美妙的聲音演戲，或許效果就不大美妙了。

默片明星是被「圍觀」的，公眾不熟悉她的聲音，但是公眾以及媒體有話說。女明星以青春芳齡自絕生路，事渉金錢、愛情、死亡，她身後的戲，讓我們從側面聽說她的故事。

讓阮玲玉情困至死的前男友張達民被輿論撻伐，避走香港，他拍過幾部以阮玲玉為題材的電影，出演自己。包括1935年和香港商人黃杰雲合作的「情淚」、1936年沈吉誠編導的「誰之過」、1938年麥大豐編導的「朋友之妻」。

「誰之過」由華聲影片公司出品，南粵影片公司攝製，在新加坡上映時，名為「阮玲玉之死」。1936年11月9日《南洋商報》的電影廣告詞說：「由阮玲玉之夫張達民親自值綱揮淚主演」，又說：「她！愛環境！金錢！種種壓逼！一失足成千右恨。她的死，是誰之過？不看此片─萬難明白」。這部「全部廣東話歌唱對白有聲偉大鉅片」，讓被消音的阮玲玉靠著扮演她的譚玉蘭發出了聲音，而且，還是母語。

2017年5月2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