陣頭打頭陣

Din Tao：Leader of the Parade

我拿著香，跟著母親擠在人群裡，看著繞境遊街的隊伍經過。隊伍前的「報馬仔」頭戴斗笠，圓框眼鏡，八字鬍鬚，反穿皮襖，褲管一長一短，露出一隻腳的小腿，模樣滑稽。他鏘鏘鏘敲打小鑼開路，本來站在路中間眺望的人們都自動讓出了過道。

繞境遊街的隊伍五花八門，有的人臉上塗滿油彩，身穿古裝戲服；有的藏在「大仙尪仔」裡還踩高蹺；有的打赤膊，手持棍棒；還有化了紅通通臉蛋濃妝的小女孩坐在霓虹燈閃爍的花車上。

穿藏青色唐裝的樂團敲鑼打鼓，嗩吶喧天作響，後頭是紅西裝白短裙白長靴，戴飾有黃色羽毛鑲金邊紅色高帽的女子樂隊，吹奏「團結就是力量」的進行曲。隊伍有時停下來，約莫是前方壅塞了，一位吹伸縮喇叭的樂手把樂器暫時垂下，別的人還繼續演奏著。

鞭炮霹靂，煙硝和香霧燻眼。突然，有人一把搶走我手裡的香枝，硬塞了他的香枝給我，還有一張黃色的紙。我嚇得倒退了幾步，趕緊看看母親。母親朝幾個大漢扛著行經面前的神輦舉香膜拜，然後牽著我走回家。把我手裡的香枝插到家裡的香爐，那張黃色的紙蓋了大紅印，看不出是文字還是圖畫，母視把它貼在牆上。

遊行的隊伍還在走動，我吃了點零食，喝了水，又跑回街上。跟著隊伍往前，走到廟前的廣場，那裡的表演已經開始。除了載歌載舞的「老背少」、「跑旱船」、「蚌精與漁翁」，我最好奇的是八家將那種又像武術又像起乩的「節目」。

說那是「節目」，不唱戲唸詞，沒有劇情，不帶配樂，甚至沒有誰是主角。說那不是「節目」，「大仙尪仔」也有可愛逗趣的動作和肢體特技。人群中一聲驚呼，好像是乩童起乩了，我不敢鑽到前面去看，母親說那裡有神明，小孩子不要亂亂看，會被附身。

是給人看？還是給神看的？十多年後我的指導老師曾永義教授帶我們去台中大甲「民俗采風」，我還是非常困惑。

經濟起飛的台灣，鄉鎮也繁榮發展，迎神賽會裡大把大把的金紙在秋收後的田埂上熊熊燃燒。涼風習習夾著裊裊煙塵，場面比童年所見更加隆盛，雄壯威猛，團隊間相互較勁的震撼氣勢和賣力拼搏，那是草根抓緊泥土，奮身茁長，和大地一起呼吸脈動，敬天禮神的聲響！

我才知道這名叫「陣頭」的「節目」有文有武，文陣頭演歌舞小戲；武陣頭展拳腳功夫。雖然可遠溯到漢代的雜技百戲，在清朝隨著移民傳到台灣，真正深植於本土，還是有賴於數以萬計的台灣廟宇。陣頭是酬神感恩，增添慶典熱鬧的前導，不但具有地方宗教意義，也富涵藝術文化價值，曾永義老師希望我們去挖掘研究，大甲之行算是初步見識一下，開開眼界。

可惜不才的我，讓曾老師失望了。我一直對中國美術和文人文化感興趣，研究「陣頭」要能深入民間，和演出團體密切聯繫，經常參與各種廟會活動─說穿了，就是很忙很累！一位研究道教的友人向我敘述她晚上獨自睡在供桌的經驗，然後說：「哪像妳，妳的田野調查根本不『田野』，妳研究的書法和繪畫作品都擺在有空調，沒有蚊蠅的房間裡。」

幸好，我的同門好友蔡欣欣教授的碩士論文《台灣地區現存雜技考述》，在曾老師鼓勵下，完成了對臺灣陣頭的開山考察，奠立了以後研究者的基礎工作，實現了老師的期待。

我主持的南大「台灣文化光點計畫」的第一個活動，就讓非常有台灣人情味的電影「陣頭」來「打頭陣」吧！

電影「陣頭」取材自台中「九天民俗技藝團」的真實故事，讓我們看看年輕人怎樣面對「被希望繼承」的家傳職業，怎樣拒絕守舊，怎樣創新突破。另一方面，上一代的信仰受到現代社會的質疑和挑戰，又該怎樣調適妥協？當兒子問父親：「到底人們尊敬的是神明、是陣頭，還是你這個人？」一語道破了宗教藝術主體精神的問題。

談「陣頭」文化，不做第二人想，當然請蔡欣欣教授來新加坡「友情支持」。蔡教授也是研究中國古典戲曲和歌仔戲的傑出學者，獲獎無數，現在是台灣戲曲學院的副校長。我非常同意她說的：「無論是堅守著『無形文化資產』的傳統命脈，或是開發出『文化創意產業』的嶄新風姿，都鮮活有力的展示了當代台灣多元的文化鏡像。」

11月1日下午兩點，歡迎大家到南洋理工大學，欣賞馮凱導演的「一部人人都看得懂，看了又哭又笑，會深受感動的電影」。「陣頭」電影放映後，蔡欣欣教授於四點半講述「當代台灣陣頭的文化鏡像」。詳情請參考活動網頁台灣文化·光點南大 x 逗鬧熱
https://www.facebook.com/ntuspotlighttw

陣頭打頭陣，讓我們不輸人也不輸陣！

(2013年10月1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一年磨十劍

拜讀某教授大作，其中有謂：古人「十年磨一劍」，今人「一年磨十劍」，心有戚戚焉。

多年來，我早想以「一年磨十劍」為題，反躬自省，但遲遲沒有下筆。除了疏懶，還考慮到自己是否夠資格對「一年磨十劍」的現象說話。今晚，再看到也有人指出「一年磨十劍」的時下學術界，不禁深感無奈。我們的學術界早已成為論文製造廠，我們這些「學術工人」著實有許多不得已。

有統計數字說，一篇學術論文，平均有(只有?)7位讀者。除了作者和通常刊登前的兩位論文審查人，還有四位。寫作學術論文，為的當然不是那7位讀者，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能夠順利發表刊登，而被看見的論文屬於幸運的了，其間的甘苦心酸，如何與人說？

有位出版社的老闆告訴我：「大學不該由教授治校，大學校長應該是CEO人材。」他是很正經地說，CEO才能提高大學整體的生產力。我明白他的想法，啞口無言。大學老師也是學校職員，要對工作單位的「業績」有責任感。

一次回台灣開會，一位學者在宣讀論文前匆匆趕到，帶來沒有被事先收入會議論文集的「剛出爐」文章，請主辦單位代為複印。我見她氣喘噓噓落座在我身邊，便輕聲說道：「辛苦了！」

她點點頭，說：「趕到今天凌晨五點。」果然滿面倦容。

「這是這兩個月的第五篇文章。」她一邊打開手提電腦，整理要發表論文的PPT檔案。

我真想當場膜拜，請她惠賜傳授「兩個月寫五篇論文」的神技妙方。

她的論文約兩萬字，其中註解更是密密麻麻。已經升上教授了，還這麼拼搏，叫人佩服。讓在升等路上奮鬥的人，怎生「羨慕」？

寫出論文不簡單，刊登發表更是大有「學問」。有的刊物會向作者收取「版面費」，也就是說，寫論文不但沒有稿酬，還得自掏腰包付費出版。我收過「幫你刊登論文」的電子郵件，知道個中可能有虛有實。

今年九月間在大陸開會，適巧看到電視節目討論有人靠賄賂買院士資格，提到代寫學術論文的事。在小組會議中，由於有人缺席沒到會場宣讀文章，主持人見時間尚餘許多，請大家自由發言。我本著求教之心，提出該如何看待刊物收取「版面費」的詢問。主持人是資深學者，說從來沒這種事，他都是發表文章得到稿酬，怎會自費出版？

我感到當場的氣氛有「家醜不可外揚」之勢，便補充韓國的情況。韓國有的學報會向投稿者收取審查費，如果審查通過了，再依作者的身份職等，以及論文是否為有研究經費補助的研究計畫成果，收取不同金額的出版費，我提出疑問，是想知道大陸的一般情況，可以讓海外的作者，尤其是研究生參考。

主持人請他指導的博士畢業生回應，這位新科大學青年教師證實了的確要付出版費的事。大學規定博士研究生在畢業之前一定要在核心期刊上刊登過三篇論文，他因為第三篇論文一直沒出版，還不得不延遲畢業。

這個話題被推向對「學術腐敗」的批評，還有在場學術刊物編輯嘆息出版的經濟條件很差，只好用「增刊」的方式維持生計，作者和編輯「各自表述」以後打住了。散會後，那位青年教師告訴我，他曾經被出版社的編輯電話要求額外加碼，至於他是否應允而得到提前刊登的「回饋」，我沒追問。一旁的其他年輕學者則說：「乾脆『明碼標價』算了！」

不只是亞洲國家，我在聖彼得堡遇到俄羅斯聯邦的卡爾梅克共和國(Kalmyk)一位大學老師，也同樣被要求一年要有相當數量的論文，刊登在國家認可的刊物上。這就是國際化和全球化競爭的必然趨向吧。被要求一年刊登至少兩篇論文的某韓國大學，以及希望「交易透明化」的中國學者，大家都在拼命地磨劍啊！

說到「與國際接軌」，這次在加拿大參加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Western Branch年會，注意到發表論文者很多是年輕學者，他們資深或退休的指導教授則聆聽提問。這個組織以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為主，採會員制，繳交會費成為會員才能發表論文。形式和美國及歐洲的漢學會議一樣，但規模小得多，講者和聽眾合加不過七十人。人數不多，又都是同道，討論時不分長幼，有商議學問的風氣。

幾位退休的教授不改過往對學術研究的熱情，孜孜不倦。發表論文學者的方法論很樸實，重在文本解讀。這就是我們要「接軌」的「國際」嗎？我們接上的列車，要開往何方？或許這是古代文學的研究群體，幾位資深教授都有在台灣學習的經驗，他們在美國及加拿大建立的學術傳統並不新異，卻可信服。有學者告訴我：「你們台灣某某老師的文章，真的看不懂。」用了西方文學文化理論，假如沒能妥善消化，就會變得「四不像」吧。我也偶會使用西方理論，心想要更加謹慎，畫虎不成，有字天書，還不如本本分分讀書寫作。

劍磨好了，清理的是誰的不平？加拿大維多利亞港灣的夜色，為我舒憂。

八佾舞有點長

9月是教師節的月份。新加坡、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學生紛紛來向我祝賀，好像整個月都在過教師節，真是幸福。

台灣的教師節在9月28日，紀念孔子誕辰。這是已故的台灣師範大學教授程發軔(1894-1975)先生根據《史記》和曆法推算出來的。不同的曆法推算出的孔子生日不同，且不細說。就連孔子的生年，兩岸學者的看法也有一年之差。程發軔教授推算孔子生於西元前551年，到今年(2013年)是2563年。中國大陸則根據《榖粱傳》，推算孔子生於西元前552年，到今年是2564年。

韓國呢？我手上「秋期釋奠」的典禮程序冊封面，寫的是「孔夫子誕降2564年」。

超過600年歷史的韓國成均館大學，本來是朝鮮時代的國家國子監大(太)學，全國最高的教育學府。成均館的講堂「明倫堂」牌匾，還是明代出使朝鮮的狀元朱之蕃所題書。每年春秋兩期祭祀先聖先賢的「釋奠」儀式都在大學裡的國寶級古蹟舉行。

「寫的是漢字呢！」我在名錄上簽寫了自己的名字，身著傳統朝鮮儒服，頭戴烏巾帽的幾位老先生圍觀著說。朝「獻誠函」聊表敬意地獻納了一萬韓圜，他們頻頻致謝。

我注意到在我之前簽名的人士寫的都是韓文。我的名字韓國漢字音有「醫藥粉」的意思，為避免引起誤解，我一般不常用。愈來愈少人懂得漢字的韓國現代社會，能用漢字寫自己的名字彷彿是古典的教養。

「釋奠」儀式的「大成殿」及殿前的廣場佈置已經就緒，席位也大致坐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鄉校代表們大多穿著傳統儒服，也有的穿官員禮服，不明白的人乍臨此地，恐怕會以為在拍攝古裝韓劇吧？

繞到小院，幾位頭戴黑禮帽，身穿紅色長衫袍，足登黑長靴的女孩子正在整裝聊天。我問她們：「是要表演佾舞吧？」

她們點點頭，是成均館大學舞蹈系三年級的學生。問她們緊不緊張，她們吱吱喳喳說：「才不會呢！我們都跳過好次回了。也許第一次跳的人會緊張，其實挺簡單的。」

知道我是特地從外國來觀禮，而且不是第一次觀禮了，她們驚呼：「有那麼好看嗎？」

我說：「對外國人來說，很特別的感覺。」

「八佾舞有點長。」她們說。不能算是「有趣」，但慎重其事裡有著「參與感」的開心。

每排八位，八排共64位的「八佾舞」，是「釋奠」典禮裡的重要節目。多年前初次觀看成均館的春期釋奠，曾經驚訝跳八佾舞的佾生幾乎都是女孩子，這和台灣由中學男生擔任佾生的情形很不一樣。近年來，台灣也有女佾生了，不過黃袍衣綠腰帶的裝束還是另一番形貌。

穿著傳統服飾的祝祭人員從「大成殿」後方的「明倫堂」出發，魚貫進入會場。盥手儀式過後，依司會者唱報，行奠幣禮、初獻禮、亞獻禮、終獻禮、和分獻禮等等，大禮時行四次跪拜。除了崇祭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子和孟子「五聖」，還有仲由(子路)等「孔門十哲」、朱熹等「宋朝六賢」，以及韓國的李退溪等十八位賢者。

在各階段的祭禮過程中，都有雅樂和八佾舞。手執長麾和竹籥的「烈文之舞」，音樂優美舒緩，舞者顧盼生姿。跳「昭武之舞」時，改持盾牌和斧鉞，音樂剛健明快，舞者生氣蓬勃；尤其是隊伍裡的男佾生，更有雄強架勢。

典禮告成之後，我隨著人群排隊登「大成殿」，在殿前捻取香木屑置於祭爐，行鞠躬禮。許多民眾在行禮時跪拜叩首，那尊崇敬仰的態度，使我想起有次在韓國延世大學演講時，我口口聲聲談「朱熹」，現場提問的老師則尊稱朱熹為「朱子先生」。我請教她：「直接說『朱熹』是不是很沒禮貌？」她笑著回答：「我們尊稱習慣了。『朱子先生』就是『朱熹』的韓國名字啦。」

大成殿的正位是一張太師椅，上置「大成至聖文宣王」的牌位。供桌上陳列肉和米，銅爵裡有酒。供桌前設一對白蠟燭和香爐。沒有孔子「神像」，更沒有插滿膜拜者的香枝。

韓國人祭祀的是「我們的孔子」？還是「世界共同的智者」？我不是虔信的儒學者，在成均館大成殿跪拜的也是少數的韓國人。孔子說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禮樂儀式的真義，只有從心得見。

穿插在一個半小時祭禮中的八佾舞的確有點長，那些完成表演後的青春笑臉不只在韓國首爾，2013年9月28日，你可以在山東曲阜、在台灣台北都看得到。

(2013年10月1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卡斯提拉砂糖粒

石崎融思「唐館圖繪卷」局部

      (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

吉田修一的小說《7月24日大道》裡，女主角把生活的城市長崎幻想成葡萄牙的里斯本，每天通勤的路線便是在「7月24日大道」。我不知道長崎和里斯本的地形是不是真的一模一樣，坐在叮叮噹噹的地面電車裡，我想到的是美國的舊金山，海港城市特有的氣味，送往迎來的行旅聚散。

偶爾一聲輪船的汽笛，讓上下坡坂的我佇足遠望，尋找海的方向。那是通往世界的出發點，也是接受八方文化的登臨口岸。

在長崎閒晃，經常能看到寫著某某發祥地的碑柱，鐵路、保齡球、國際電信等等現代化的交通與娛樂；飲食方面更是洋洋大觀：日本最初的西洋料理、罐頭工廠，至今仍在營業的茶碗蒸元祖餐館、創製什錦湯麵(ちゃんぽん)的酒樓…。1570年開港的長崎，比起日本其他地方還早接觸外來的科技與文明，我並不訝異這些物品起源於長崎，我好奇的是─怎麼知道？如何考察出？見到圖書館裡整排整架的「原爆」(原子彈爆炸)史料和文學，珍惜歷史和愛好記錄的日本民族性果然不讓人驚怪了。

來到長崎之前的「長崎概念」，就是台灣版的「長崎蛋糕」。加了蜂蜜的「長崎蛋糕」，和傳說創始於長崎，把義大利麵、咖哩、日式炸豬排、炒飯等放在一盤的「土耳其飯」(トルコライス)在土耳其當地吃不到一樣，被改造了的台灣版「長崎蛋糕」，可以說是砂糖和蜂蜜的交換演出吧。

 《7月24日大道》裡長崎和里斯本的重疊應該是有背景的，至少，開港後首先來到長崎的商船，就是發自中國和葡萄牙。一般認為葡萄牙傳教士傳入了雞蛋混合麵粉加砂糖的蛋糕作法，稱為Castella(カステラ，卡斯提拉)。本來經營米和砂糖生意的長崎福砂屋在1624年向葡萄牙人習得了製作方式，開始了卡斯提拉的販售。

卡斯提拉的靈魂原料是砂糖。季羨林先生的巨著《糖史》為我們展開了恢宏的食糖歷史長卷。季先生發現英語的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cre，俄文是caxap，發音都很接近，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與巴利文sarkkhara，推斷認為蔗糖是從印度經由波斯傳入歐洲。

中國古代用糯米製糖，稱為「飴」。「甘蔗」一詞來自西域，大約要到三國時代，中國才有蔗糖。唐太宗曾經派人前往西域學習熬糖方法，在敦煌文獻裡記錄的「煞割令」就是梵文的sarkara。中國對製糖的增進改良，明朝末年發明了精製白砂糖的技術，這種白砂糖在印度叫做cini，意思是中國糖。

砂糖在古代日本被當成喉藥，奈良東大寺正倉院的《種種藥帳》裡，記錄了唐朝輸入的砂糖，非常珍貴。十六世紀起從中國和葡萄牙、荷蘭進口到長崎的砂糖貿易促進了長崎經濟的繁榮，長崎儼然是砂糖的代名詞。「長崎很遠」這句話被用來揶揄捨不得放糖的料理。有數據統計，1759年輸入長崎的砂糖，金額相當於現在的24億日円。

在規定長崎中國商人居住的新地，以及葡萄牙和後來的荷蘭人居住的出島，都有專門儲藏砂糖的倉庫。畫家石崎融思(1768-1846)繪於1801年的「唐館圖繪卷」裡就有寫著福建運來的「白砂糖」和「冰砂糖」的畫面。

古代韓國的甘味來源主要是蜂蜜，甜點「藥果」放了蜂蜜，有學者認為「藥果」的「藥」指的就是蜂蜜。十五世紀的琉球和日本北九州有贈送朝鮮宮廷砂糖的記錄。直到十九世紀，韓國才逐漸有加砂糖製作的甜品。

砂糖在古代日本如此特殊高貴，卡斯提拉底層一粒粒清楚完整的砂糖，原來是要顯示真材實料呀！在砂糖產地台灣，人們恐怕會以為那一粒粒未溶解的砂糖是師傅攪拌不夠均勻的敗筆吧？

台灣版「長崎蛋糕」用被認為營養價值很高的蜂蜜取代平凡的砂糖，好像甘味接近韓國，又是獨到的在地口感。吃卡斯提拉有異國的浪漫；吃台灣版「長崎蛋糕」就是懷舊的鄉情了。

(2013年9月2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你是「國蹦」，還是「國黑」？

我的周圍，有「哈韓族」也有「嫌韓族」。

哈韓的朋友把去韓國旅遊當成辛勤工作的最好慰勞，去韓國像是「行灶腳」(到廚房似的經常)。我雖然研究韓國，但很少看韓劇，演藝人員知道的也不多，再加上他們大概不少人整容過，覺得有些人長得挺像，就更難辨識了。去韓劇的拍攝現場親身體驗，是近年來流行的旅遊方式，因而捧紅了濟州島、江原道等地方。有次無意間發現我的住處離「咖啡王子一號店」不遠，惹來友人尖叫，直說要到韓國看我。

在我的臉書上談韓國大小事，有時會引來嫌惡韓國的留言。就連談蘇東坡，我成立的「愛上蘇東坡」粉絲團，也有人諷刺說：「韓國人又要說蘇東坡是韓國人了吧？」

討厭韓國的人，往往是因為一些真假言論流傳─「韓國人說豆腐是他們發明的」、「韓國人說端午節是他們的節日」、「韓國人說孔子是韓國人」…這些「歸屬權」的認定，造成國際間的不快，也造成有學術良知的韓國歷史學者的困擾，並且嚴重影響了韓國的形象。

這些總愛誇張歪曲事實的韓國人，最近網路上給了他們一個名號，叫做「國蹦」(국뽕, gukpon)。「國蹦」的漢字詞是我翻譯的，是「國家」(국가, gukka)的「國」(국, guk)和「philopon」(히로뽕或필로폰)的「pon」(뽕)組合而成。

Philopon就是Methamphetamine(甲基安非他命)，是一種中樞神經興奮劑毒品，俗稱冰毒。「國蹦」的人，像是吃了毒品，產生自信滿足的愉快幻覺，甚至依賴毒品，不吃就會感到沮喪而無力。我將這個韓語詞譯為「國蹦」，因為他們一談起國家很偉大，就會自我膨脹而振奮蹦跳，一旦遇到不樂於承認的事實，就像洩了氣，情緒低落。

      簡單地說，「國蹦」就是極端的民族主義，類似的情形不只存在於韓國。韓國的社會集體性，加強了或者說提供了「國蹦」的溫床。

      初學韓語的時候，常被問到：「為什麼學『我們的話』？」我即使曉得對方說的「我們的話」就是指韓語，還是覺得不習慣。韓國人稱呼自己的家人，總是要說「我們的」─稱自己的父母親「我們的父母親」；稱自己的孩子「我們的孩子」；稱自己的老婆也說「我們的老婆」，對方當然不會把「我們的」誤解為「共有」。

      也許韓國的「我們的共同感」使得說「我們的」比說「我的」親切，「我們的」帶著概念上的「分享擁有」。那麼，如果強調個人主義，主張自我意識，就是違反了「我們的」社會習俗，容易遭受「不合群」的批評。

      這可以說是儒家宗法制度的現代體現，個人必須在群體中得到接納和認同。過於疏離的話，不但會被排斥，失敗的人際關係往往導致失敗的人生。遵守「禮」，成為維繫人際關係的基本教養。

      愛「我們的」民族、愛「我們的」國家，都是無可厚非的，這才凝聚團結的力量，只是不宜過度。

       

      另一種極端的「國黑」(국까，gukga,국가+까다，揭露國家汙點)份子，則喜歡抨擊抹黑自己的國家，同樣也應該避免。

過猶不及，「國蹦」和「國黑」，都是韓國的自我反省。我「哈韓」或「嫌韓」的朋友或可一思。

(2014年1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