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臉

(2013 MIss Korea 入圍佳麗)( From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妳的鼻子令你煩惱嗎？」他拿起桌上的筆，朝我的鼻子量了量。

我把臉離開他的筆，歪著頭想了想，說不出話來。

「妳的工作，要見很多人嗎？」他問。

「是的。」一年大約兩百個學生，不算少吧？

「妳的工作，外貌很重要嗎？」他再問。

我搖搖頭。雖然長相和體態影響學生對我的觀感，但總不至於影響他們對我的評價吧？

「整容手術對妳有什麼幫助？」透過鏡片看他的眼睛，這位四十多歲模樣的醫生，有著細長的單眼皮。

我猜，他也許很少遇見像我這麼意志不堅定，搞不清狀況的「病人」。好像我是「來亂」的。

也是沒錯啦。陪親戚去做整容前的最後一次診察，我臨時興起，想：「不然我也來診察看看。」

這家位於城市鬧區高樓的整容醫院，規模龐大，和韓國大部份的服務業一樣，有著親切和善的招待。

舒適的候診室，飄散著有如Spa中心的輕香和溫柔的樂聲，我隨手拿起沙發旁茶几上的資料夾，一大疊手術前後的「真實見證」照片。有趣的是，這些女性完全坦露自己的姓氏、年齡和容貌。印象中，這種「個案」在台灣出現時，會將當事人的眼睛打上馬賽克；如果動的是雙眼皮手術，就只照出眼部。

醫生問我想整什麼部位，我說不上來，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來隆個鼻好了。

他很認真地檢查了我的鼻子，問我想整成什麼樣子。

旁邊有一些樣板圖片，我瞧了瞧─這些美美的高鼻子，放在我的臉上，也會有相同的效果嗎？

根據國際美容整形外科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esthetic Plastic Surgeons，簡稱ISAPS)的調查顯示，2011年全球有近1500萬人次接受整容手術(打針和動刀)，其中美國有311萬人次，位居數量第一；而若是按人口比例計算，韓國為1.324%，僅次於匈牙利。2011年至今，韓國的整容人數不但大幅增長，年齡也有下降的趨勢，15歲的中學三年級學生隆鼻和動雙眼皮手術者比比皆是；整容醫院透露，未成年人在全部整容手術人次中占20%至30%。

儘管韓國媒體在報導本國成為「世界整容大國」時不乏「引以為恥」的批判，呼籲不該「以貌取人」，仍然阻止不了「想變美麗」的狂潮。而且，過去自詡「天生麗質」，駁斥「人工修改」的男女藝人，被好事者挖出學生時代的「真面目」相片對照，也逐漸鬆口，甚至主動承認自己整過容。有此一說，因為不想以後被拿「真面目」相片對比，在拍攝畢業照前就先動好「基本」的手術，是中學生風靡整容的動機之一。即使是普通百姓，有20%的19歲到49歲首爾女性願意承認自己整容過。

近來，入圍2013年「韓國小姐」的二十位佳麗「撞臉」的照片受到網民熱烈議論。活像是一個模子製造的美女，被譏諷出自「不同的媽，同一家醫院」。也有人傳出她們其實是經過高明的化妝技術，「妝前妝後」判若兩人。從前曾經有中國女性參加國內選美因整過容而被取消資格，結果鬧上法庭。整容與否，並不能當成參賽和評審的決定條件。在「韓國小姐」的報名網站上，一點沒有顯示這方面的要求。事實上，2012年當選「韓國小姐」的金宥美(音譯)就承認整過容。

與其指責這驚人的「撞臉」情形，還可以想想事情背後包含的，評選者的共同審美標準。由於一致認為「這樣就是美」，才會製造和選拔出類似的美女，不是嗎？

韓國有線電視頻道Story On的整容節目“Let美人2”，推出因外貌而自卑，在接受節目裡的醫師們會診，讓觀眾目睹手術過程，神奇地脫胎換骨的連串真人故事。褐眼女孩(Brown Eyed Girls)推出了改編自Lady Gaga“Poker Face”的歌曲“Plastic Face”，曝露「整容怪物」的真相。

如果「真」(自然)和「善」(完好)是達到「美」的基礎，誠實坦白自己為了追求完美而運用科技，算不算也是一種新的價值觀？「韓國小姐」的最高榮譽，就是「真」呢！

而我呢？對我束手無策的醫生讓我放棄改造我的鼻子。至少，我是不會撞人家的臉了。

(2013年5月1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信騷擾

網絡時代，我們是更緊密溝通？還是更裹足不前呢？

一位剛來新加坡工作不久的友人問我：「妳都是怎樣和人聯絡呢？」

「沒有特別的方式呀。」我回答：「網路、電話…很少寫信─還有什麼？」

她說準備拜訪素未謀面的客戶，同事提醒她，應該先寫電郵。寫電郵打招呼才不打擾對方，對方看了電郵，自行決定是否回覆。如果對方不想和你見面，用電郵拒絕比較不尷尬。

結果她收到了對方善意的電郵回覆。接下來，約定拜訪的時間和地點。

「我來來往往寫了二十多封電郵和對方商量會面的時間和地點，光談吃飯還是喝茶？誰請客？在哪裡？花了兩天時間。」她搖搖頭。

我納悶：「怎麼那麼麻煩？一通電話不就得了？」

我們約在地鐵站見面，打算同乘地鐵去市區，隨興走逛，看到可以好好坐下來聊天的餐廳就進去休息吃喝，像我們在台北時一樣。

環顧四周，地鐵月台上候車的乘客幾乎都在滑動手機螢幕，大家都忙著和「外界」連結。

友人一邊檢查她的手機，頭也不抬地說：「直接打電話約？我不知道對方的電話號碼呀！」

我也搖頭，說：「妳怎麼不問對方？」

「我沒見過對方，沒有他的名片嘛！」她把手機收回皮包，對我露出一副「妳真沒常識」的表情。

「既然寫了那麼多電郵，對方也願意見妳了，妳何不問他電話？非要等見面，等他給你名片？」又不是初入社會，行業生手，我的友人換了工作國度，竟然變得畏畏縮縮。

「這難道不是入境隨俗嗎？」她理直氣壯起來。

我沈心一想，好像也對，我的日常工作裡，寫電郵比打電話多得多。即使是同事，也很少拿起電話就談事情。通常先寫電郵，或是傳手機簡訊，然後約打電話或見面的時間─這難道是我徹底「入境隨俗」了？還是，這是資訊網絡發達時代的普遍新「禮數」？

直接打電話會「打擾」對方。打手機的話，更要先問對方「是否方便講話」。

我有時想：這不是廢話嗎？不方便講電話時幹嘛接聽？嫌電話干擾時幹嘛不關機？不受歡迎的電郵，不也算「信騷擾」嗎？搞了半天，到底省了時，或是多了事？

現代人的焦慮之一，是擔心「錯失」、「漏接」某一通重要的電話，所以電話機上會顯示電話號碼。現代人的矛盾之一，是維護個人隱私，不願意讓不相干的人曉得自己的電話號碼，也不願意接聽「未顯示來電號碼」、「來電號碼不認得」的電話─糾纏哪，該「過濾」？該「放懷」？

不只電話號碼保密，有的人也不輕易透露電郵地址，就像電話有公務用、私人用，電郵地址也有好幾個，區隔不同的往來對象。不管哪個電郵地址，都免不了廣告甚至詐騙的「信騷擾」，像我近日頻頻收到自稱美國國稅局(IRS)的退稅通知，不勝其煩。

「先電郵，再電話」的行動前提是：電郵應該「使命必達」。

可是電郵不像電話，怎知對方是否收到了呢？

於是電郵系統設置了傳送和接收的確認回條，有的收信人會回覆確認。還有的人設置電郵「自動回覆」內容，告訴你他暫時無法及時回信，比如休假中、出差中。

如果對方收到了，不回覆，是否就表示他不想理睬你呢？

過去學者研究的「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指出任何不認識的兩個人，可經由其他6個人連結出某種關係。近年來，這個理論被社交平台facebook突破，把6個人的距離縮短為4.7個人。Facebook還設置了瀏覽記錄的功能，讓發送訊息的人能夠得知對方何時讀過這則留言。

因此，當我透過facebook邀約某專家參與活動，過了半個月，一直沒有收到回覆時，我天天揣度，要不要再發一次？既然記錄顯示他讀取的時間，對方沒回應，我再寄的話，會不會變成「騷擾」呢？

這麼左思右想，覺得禮貌上仍然應該把這個邀約「了結」，所以再寫了訊息。沒想到，對方竟然回覆說，早就答應了活動！而我卻沒有收到，渾然不知。但是活動策畫已經由於「沒邀請到專家」不得不轉移了方向，我也唯有徒呼負負，責怪自己太過依賴信任facebook了。

台灣作家王文興先生一向用傳真機聯絡溝通，這大概是最能避免「信騷擾」的方式了。我告訴友人，她吐吐舌頭，說：「這樣的筆談，可真是頂極呀！」

(2013年4月2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木魚掉進水裡

「木魚掉進水裡，會變成什麼？」

這是個陳年的「腦筋急轉彎」題目。

「木魚掉進水裡，會變成─『濕木魚』(虱目魚)！」

很多人和我一樣，不明白答案的意思吧？

「虱目魚」是什麼？

在新加坡的市場比較少見到虱目魚，而且聽說用的是英語milkfish的譯名：「牛奶魚」。

在我家的餐桌上，虱目魚被叫做「掃把魚」。我問母親這魚為什麼叫「掃把」？母親也不曉得，說：「你看這魚尾巴張得大大的，中間分叉，很像用壞了的掃把吧？」

我不大相信。好多種的魚尾巴都像用壞了的掃把。

「掃把魚」一定和其他東西一樣，被我們家胡亂指名了。

說著山東土話的父親娶了本來只懂閩南語的母親，雞同鴨講過日子。八歲以前的我，住在台北眷村外，聽各種方言的老兵伯伯說戰事，和來自軍人家庭以及中南部移民的小孩們打鬧。我的日常語言，混雜而隨意，就和我家餐桌上的食物一樣。

望女成鳳的父親心喜我考進私立小學，硬著頭皮把我這個野丫頭送到貴族圈子裡。我才發現，同學們說的「國語」是多麼標準好聽。當我把「玉米」講成「包榖」；分不清楚「蘿蔔糕」原來就是「菜頭粿」，我的老俗老土撐不起我光鮮的學校制服，我漸漸學會先沈默，聽聽別人怎麼說。

物品名稱的「正統」「正確」與否，顯示你的身份。為了不再出醜，招來同學們異樣的眼光，我變得比較小心，免得曝露自己。

我注意到，我家說的「玻璃菜」就是「高麗菜」；「青剛菜」就是「青江菜」；「荷蘭豆」就是「豌豆」。母親說的閩南語裡摻合著台灣式的日語，「修胖(shoppan)」就是「土司麵包」；「林進(rinzin)」就是「胡蘿蔔」，「吝苟(lingo)」就是「蘋果」。我一面「修正」，一面想：最好趕快忘掉這些不「純正」的詞語。

即使我從來不在學校說閩南語，但是也最好和大多數的同學一樣聽不懂。方言，不管是哪種方言，最好都別出現。除了應付我那聽不懂「國語」的外公外婆(不要說「阿公阿嬤」)，我把閩南語和少數的客家話深藏在我童年的記憶裡。

如今想來，不無愚蠢。

多刺的虱目魚幾乎沒有現身在學校的午餐裡，所以我雖然懷疑「掃把魚」的「不正」名稱，始終沒有機會明白它。

我曾經順著母親可能用台灣式日語發音的想法，認為母親把「鯖魚」(saba)和「掃把魚」搞混了。這並非毫無可能，日文漢字裡寫成「鮎」或「鯰」(ayu)字的魚，其實是香魚(sweet fish)，和中文的「鯰」(cat fish) 完全不同。

直到大學畢業，才聽到「木魚掉進水裡」變成「虱目魚」的笑話。啊！恍然大悟，「掃把魚」的「正名」是「虱目魚」呀！

今年三月應邀到台南成功大學演講，有幸由中文系沈寶春主任夫婦陪同，遊覽府城風光。
小時候有親戚住在台南，印象中，台南好熱，陽光好烈，於是我一直誤以為「太陽餅」是台南的特產，因為台中的太陽沒那麼強嘛！

在「億載金城」對面，有一座造型奇異的建築，是和台北「五角船板」同一位女士設計的餐廳，被承包經營為虱目魚主題館。看了館內的介紹，才知道虱目魚也叫「sabador」，是中南美洲西班牙語。可能是在十七世紀荷蘭人統治南台灣時，由印尼輸入，荷蘭語叫「sabahe」。在台灣原住民西拉雅族語稱「麻薩末」，連橫《台灣通史》、高拱乾《台灣府志》、《諸羅縣志》都有記載，說是鄭成功入台灣時才有此魚，於是又叫「國姓魚」。

說起紀念國姓爺鄭成功的「國姓魚」，還有一則傳聞，講鄭成功初嘗此魚，味道鮮美，問人：「什麼魚？」於是「什麼魚」就成了「虱目魚」的名字了。

再說海峽兩岸開放旅遊，到台灣品味虱目魚的大陸觀光客讚不絕口，台灣虱目魚的養殖業者也到大陸東南沿海經營。虱目魚的「虱」字和「蝨」字的簡體同型，為避免不佳的印象，虱目魚被稱為「狀元魚」。

「狀元魚」、「國姓魚」、「什麼魚」、「掃把魚」、「虱目魚」─一條魚的命名歷史，一個移殖與流通的語詞和文化體現。

以後，如果再有人問：「木魚掉進水裡」，不知道會不會被當成參禪的公案。

(2013年3月1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韓式人生，Fighting!

2012年的最後一天，一個青年男子和成千上萬的群眾，擠聚韓國首爾普信閣周圍，聽著辭舊迎新的鐘聲，歡慶新年。


他舉起寫著 “2013화이팅(音Whiting)”的手機，朝路透社記者金弘吉(音譯)的相機微笑。元旦伊始，這位戴著黑色鴨舌帽的青年和他的手機問候語，向世界傳達了祝賀及共勉的心情。

金弘吉記者發佈的照片解說，把這位青年的手機訊息翻譯成“Cheer up 2013”，引來了韓國網民的討論。

一些韓國網民認為，“화이팅”並不是“Cheer up”的意思。“Cheer up”像是鼓勵心情低落的人振作精神；但是直接「還原」它的英語發音“fighting”又有點奇怪。韓國人說的“fighting”已經不只適用在戰鬥競技的場合，也不是要和人打架，而是和中國人、日本人等東亞民族相通，很容易理解的─「加油」。

「2013加油」，就像是說「新年進步」，為未來的一年相互鼓勵和打氣。韓國網民的討論，不僅是談“fighting”和“cheer up”哪個才是恰當的翻譯，而是回到“화이팅”或“파이팅”到底是英語還是韓語的問題。

韓語裡沒有發“f”的音，因此所有外來語的“f”音都會轉成其他的發音。常見的方式是把“f”換成”p”，結果“coffee”唸起來會像“copy”； “fighting”就變成“paiting”(파이팅)了。

讀音的變化是一回事，有意思的是，把「借用」來的字詞「本土化」，轉成適合當地情境使用的內涵，以致使人久而久之，忘了這字詞的「舶來品」身份，甚而「據為己有」。難怪韓國網民會認為 “화이팅”或“파이팅”本來就是韓語，它和英語“fighting”的用法不一樣。這種情形，在爭奪文化遺產的歸屬問題時，屢見不鮮，尤其遭受「嫌韓流」的人士詬病。

1997年遭受金融風暴，韓國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接管。為了挽救幾乎沈到谷底的經濟，韓國政府發動號召全民捐獻黃金，共體時艱，齊心拼搏，經濟成長率從1998年的-6.7%上揚到1999年的10.7%，讓舉世刮目相看。

韓國的傲人「世界級成就感」，在2002年更加急速攀升。首次在亞洲舉行的世界杯足球賽，韓國和日本聯合籌辦，頗有兩國「並駕齊驅」之勢。熱烈學習英語，迎接全球旅客；拼音表記的韓語，同時大量吸收了「外來語」，儘管這些外來的字詞或語彙在韓語裡並不匱乏。

韓語裡大約有60-70%是漢字詞(包括日語式漢字詞)，這些漢字詞也就是古代韓國的「外來語」。近十多年來風起雲湧般累積和普遍使用的，以英語為主的「外來語」，等於是取代了傳統的漢字詞發音的東亞「外來語」。

替球賽加油助威時，高喊“fighting!”，好像比原來韓語的「贏啊！贏啊！」「用力！用力！」更加奮發激昂。球賽“fighting”、競選“fighting”、考試“fighting”、工作“fighting”…籠罩在“fighting”的鬥志中，韓國於2012年達到國民年均收入2萬美元、總人口數5000萬人的標準，成為全球第7個「20-50」國家，正式進入已開發國家的行列。

這一張張力圖「超日(本)趕美(國)」的成績單背後，付出的心血、汗水和眼淚，在2012年底狂熱投入欣賞電影和音樂劇「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尋求集體的渲瀉和撫慰。12月19日總統選舉日上映，五天便突了100萬觀眾。到2013年1月25日，創下550萬觀眾的記錄，遙遙領先以前在韓國上映過的音樂電影。「悲慘世界」，成為2012年韓國新聞的關鍵詞。

另一個關鍵詞，是「自殺」。十年劇增一倍的自殺率，使得韓國成為34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自殺率最高的國家。2011年，每十萬個韓國人，便有31.7人以自殺結束生命。自殺是40歲以下人口最嚴重的死亡原因，60-74歲老年人多於以往的自殺情形也引發關注。

全球化的競爭壓力，造成了「沒有第二名」的世界，和「只記得第一名」的社會。韓國並不是受影響的唯一國家，只不過，從潦倒到風光，超快衝刺飛躍的韓式人生，非但“화이팅”(加油)，而且“fighting”！

世界未必比從前更悲慘，鼓舞堅強地活下去的勇氣，才有光輝的明天。“화이팅”(加油)，以及“fighting”，都是寶貴的生命體會。

(2013年2月1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療癒安撫系之蘇東坡

從前我談過一位在病榻上翻閱蘇東坡的相關著作，深受感動和啟發，以至於心境轉換，由瀕死而復生的人的親身體驗。這位後來出院，創立「華夏蘇東坡文化傳播中心」，擔任執行董事的東坡同鄉，把「發揚東坡精神」的活動辦得紅紅火火。

近日認識一位新加坡的出版工作者，聽聞我研究蘇東坡，很激動地告訴我：「我和蘇東坡有一段不解的緣份！」

我以為她要說她和蘇東坡綿長而遙遠的親戚關係。南洋此地，臥虎藏龍，未必不可能有名人後代。

她睜著一雙幾乎要溢出水的眼睛，問我：「那篇文章你熟嗎？說『羽化登仙』的那篇。」

我說：「是前〈赤壁賦〉。」

她馬上點點頭：「對！對！就是講赤壁的！」

我看著她，她的涙水卻是要奪眶而出了。

「我的父親，臨終前，就是聽著蘇東坡的〈赤壁賦〉去世的。」她說：父親青少年時從廣東下南洋，在南洋經商謀生，好幾位姑姑先後相繼也來，都在南洋領洗，成為虔誠的天主教徒。

「我父親不像姑姑們那麼信教，他去世之前，心情很混亂。」她說：一位姑姑來看父親，坐在父親的病床邊，拉著父親的手，安慰他，說著生死的話題。父親還是充滿疲憊和恐懼。

姑姑說：「我唸《聖經》給你聽，你閉眼聽吧！」

父親搖頭，不想聽《聖經》。

父親就要離去，周圍的人都有心理準備了。

大家看著父親，他像在做無力掙扎。

姑姑說：「我背蘇東坡的文章好不好？」

父親閉上了眼睛。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

姑姑用潮州話唸誦著，一手牽著父親，一手輕拍他的手背。

抑揚頓挫，行雲流水，父親在蘇東坡的文章裡長眠了。

她嘆了一口氣：「我好驚訝，有那麼美的文章，順著那節奏，心情變得安定。」

因父親的葬禮而聚集的其他姑姑們，聽了父親臨終前的事，不知不覺也陸續用潮州話背誦起〈赤壁賦〉。

「雖然我也領洗了，我也喜歡想像父親最後是『羽化登仙』。我羨慕我的那些姑姑，會背潮州話的〈赤壁賦〉。蘇東坡寫的〈赤壁賦〉，是我父親一輩子聽到的最終聲音。」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