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戒無色

新加坡上映的電影「色．戒」列為NC-16（不滿16歲禁止觀看），148分鐘長，比李安原來的版本少了八分鐘。官方說法如此，電影院的網頁也如此告示，不過許多聲音喧嚷實際上片商進口的就是刪剪版，所謂「潔本」，罔顧作品的完整性與成年觀眾的權益，主打王力宏的歌迷，減去湯唯和梁朝偉的戲，王力宏的份量自然相對提升了。
於是「色．戒」變成「有戒無色」的「戒之在色」影片。金瓶梅沒有了誨淫誨盜，西門慶和潘金蓮難道就成了平常夫婦了嗎？「潔本」之「潔」，正意指性愛為汙穢，殊不知比起「戒」，作家和導演的功力更從「色」上見得出真彰。
至今以端正國際形象聞名於世的新加坡，實則既開放又退縮，「有些愛，只能做，不能說」，電影「查泰萊夫人」的廣告詞，這其中的幽微可以理解，卻不能說明新加坡的兩面性。我有時驚訝比想像還毫無遮攔的尺度，竟是「可以說，不能做」的性愛。早上九點十點校內的巴士上，司機開著廣播收音機，電台播音員談著男女性交的體位，正常式，背後式，聽得我一頭霧水，這是性愛指導的課程嗎？每個整點報導的新聞快訊，今天反覆說著法律377A條，規定同性戀口交和肛交為非法，目前有議員希望提出修正案。
口交和肛交被認為是不正常的行為，同性戀也被認為是某種疾病，如果社會以此為禁忌，為何又大說特說？這是普遍的價值觀，還是媒體的態度？
看過學生寫的報告，批駁肉慾，崇尚靈魂；而在公共交通工具裡伸張雙腿而坐，露出短褲或迷你裙包裹不住的底褲，細肩帶背心內胸罩隱約可見，有的乾脆不穿胸罩，比芽籠風化區的阻街女郎更為惹火清涼的女學生比比皆是。
在新加坡，限制級的影片要滿二十一歲才能觀看，法定結婚年齡則是十八歲。也就是說，滿十八歲的男女可以結婚，可以做愛，但不能看別人怎麼做。

順民──沒有意義的日子

親愛的k
你突然想起今天是雙十節，問我新加坡可有放假？
我啞然失笑：「怎麼會呢？中秋節都沒放假的國家，哪裡管得到雙十節？難道也要求取平衡，不得罪海峽兩岸，也來放個『十一』？」
剛好上課教到晚清，學生沒幾個知道孫中山奔走革命，八次來到新加坡，更別提什麼孫中山在此住過的「晚晴園」，現在的紀念館了。
反正是他國的歷史，我已經對學生文史知識之貧乏司空見慣，連中文系學生都如此，遑論其他。這些年輕的面孔，疑惑無知的面孔，就是那被尊為「革命之母」的後代嗎？教育之滴水穿石滲透力量，委實可怕得驚人。以考試領導教學，小學「離校考試」不考社會科，以致於整體人文素養低落，生活工作於這樣的國家，我能怎麼樣呢？
當然不能如何。
五十步笑百步，台灣的自廢武功，不但自掘墳墓，甚且以鴕鳥之頭埋於墳墓者比比皆是。今日的台灣，已成為一大人間劇場，時時有行動戲劇，集體合演於傳媒鏡頭下。
去年與C教授一席談話，深明我之有目前飯碗，全得自於專制政府「復興中華文化」之「封閉愚民政策」，食古不化一般熟讀背誦經典，使得古典未嘗斷絕，文化藝術修養亦差強可以附庸風雅。席間一友人向C教授坦承，受其影響而讀歷史與哲學專業，我亦回想高中時國文老師念茲在茲的幾位台大教授，C教授，也從事寫作的L教授，以及詩經學家P教授。十八歲的我，如何心嚮往之，明知個人成績不及台大的水平，而將之奉為唸大學的誘因。可惜真正僥倖擠進台大之門，C教授竟然因為政治因素而離開了學校。
人生如果有偶然閃過的靈光，那無意間開啟我的，正是十八歲時從「相忘江湖」飄出的智慧虹彩啊！
我怎麼能忍受，我所被動或自行建構出的文化價值觀，被跳樑小丑給一筆勾消呢？
坐上權力大位的嘴臉，被名利慾望薰心的言行，是如何摧折人的一股力量啊！
你有時問我：新加坡有什麼好？
沒什麼好。
倒退的台灣，淪為經濟難民，文化遺民的台灣人，有什麼資格挑剔新加坡呢？
能捉老鼠的就是好貓，裝腔作勢，自以為是老虎的貓，能囂張多久？
去年糊里糊塗吃了一次「官家飯」，再一次確認我非行走得進政界之人。我只問了一個天真，但我以為極為關鍵的問題：「加入聯合國，對台灣有什麼好處？」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加入了聯合國嗎？眾人皆笑，能提出這樣沒大腦的問題，果真是「不食人間煙火的文藝界人」。
如果主其事者不能說服，不能透徹解釋此大舉措之必要，只憑著某種「理所當然」的觀點，談什麼公投？又何必公投呢？
那時我正在申請馬來西亞簽證，眾人說：「台灣加入聯合國的話，你去馬來西亞就不用花錢辦簽證了。」
這一點不能成為吸引我，讓我相信的理由。
台灣人羨慕新加坡彈丸小國能躍上國際舞台，殊不知新加坡人對於台灣的興趣還帶著「道德勇氣」的敬意呢！
台灣能的事，比新加坡不能的事多得多，若說香港有自由而無民主，新加坡有民主無自由，台灣既自由又民主，唯獨缺品格。
今天課堂順口說到章詒和，網上看到孔慶東對章的批評：「我們平民百姓的血淚誰去寫？礦井砸死 60多人，誰給每人寫一部《往事並不如煙》？他們一人死了賠多少錢？生命都是有價錢的。上層人的生命價格和下層人的生命價格不一樣嗎？革命本來就要改變這東西。」
人命的價值都是一樣的，但是老天爺有沒有機會給礦災罹難者寫一部他們的《往事並不如煙》？這便是教育之可貴，礦災遺族如果能受教育，提筆書寫，也是一部生命血淚史，誰曰不宜？文字記錄之意義便在於此。
過去一段期間，我對於寫作有很深的心結，專職的學術研究者，被勸告安份守己，不可「不務正業」，壓制自己的書寫慾望，到不吐不快時全變成了牢騷與自憐。L教授也曾在演講時提到她因寫作被同事稱為「文學家」而受輕蔑，當今人人可以在Blog上據地為王，自命「達人」、「教主」，何況是「作家」？如果不寫，往事隨刻如煙，我所走過的路，縱使並不特出，畢竟是我活過的證明。
當我寫下來，那糾纏我的思想和文字便有了棲身之處，像是被超渡過的魂靈，得到了安息。
親愛的k，你曾經問我：寫作對你有那麼重要嗎？
我不敢回答。
你說是我不能暢所欲言，為了逃避學術的嚴謹要求，而幻想寫作的天地有如桃花源。
是嗎？
我捫心自問。
我知道我不能成為職業作家，我也不想。謀殺興趣的最快途徑就是倚靠它維生，就像愛一個人不必與他結婚一樣。
我只想，想寫就寫，如信步漫遊，走到哪裡，想休息就停下來欣賞風景。
今天的雙十節，逐漸要變成沒有意義的日子了，冷眼相看，我欲無言，順民一個而不能。

石老師的學生──2007年教師節

我不是畢業於藝術史研究所，但我是石老師的學生。
遇見研究中國文學的同行，我不必多說什麼，我的學術背景很簡單，在台大中文系和研究所混了十二年。
因為從來不是用功讀書的學生，僥倖考上研究所碩士班時，同學指著榜單上我的名字問：「妳什麼時候去考試的？」
筆試那天看見我的朋友，都以為我是去陪考，如同在圖書館看見我陪著準備考試的同學讀書。那時，我已經在一家美術出版社打工了近一年。因為大四仍然有必修課，無法全職上班，而且眷戀這最後一年的大學生身份，不上班的時間，除了看學生價的電影，就是去學校找朋友玩。
偏偏我的好朋友們都在努力K研究所入學考試的功課，沒空陪我玩樂聊天。好幾次在圖書館因為說笑得得意忘形，我被人噓，被人白眼，甚至被趕出去。
不好玩。
「眾人皆醉我獨醒」，「眾人皆用功我獨閒」。
我只好也學朋友拿起書本。葉慶炳老師的《中國文學史》有上下兩冊，由於課程時間不長，只教到唐代部分就草草結束。從宋代開始的下冊文學史書上，我是一片空白。這樣有趣，我是個喜新厭舊性格的人，沒唸過的部分才引發我的好奇。
於是點點滴滴看著看著，也有樣學樣做起了考古題。
無非是為了以「慰勞」朋友之名，在讀書之餘吃喝一頓，去圖書館陪朋友很也順理成章地成為生活的重心了。
報名考試前一晚，我還在猶豫要不要花那八百元報名費。
「八百壯士」，我們那時戲稱交了八百元報名費卻名落孫山的人。
既然已經有打工的收入，八百元對我不算什麼，就當成完成大學學業的畢業考試吧。
我相信人是有運氣的，尤其是考試。
尤其是「吊車尾」掛上了博士班。
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對於我不願意報考博士班非常不以為然。那時我兼差為一家傳播公司寫稿，那家公司規模不大，製作的公共電視節目挺細緻，還得過金鐘獎。我心想將來從事電視文教節目的編劇也不錯，否則以碩士文憑，還可以去當專科學校的講師，吾生足矣。
讀碩士班期間，我的一篇談鄭板橋題畫藝術的文章得到台大中文系的學術論文比賽特優獎，我將那篇文章稍加擴充，敷衍成碩士學位論文，自認可以交差了事，再一次，覺得要告別校園了。
指導教授說我太沒志氣，直誇我那篇得獎的論文和議題值得再加探究，應該再上層樓。解決爭辯的最好方法，就是按照對方的心意去做，為了讓老師安心(死心？)我又認命去當了一次「八百壯士」(好像漲價成一千元了)。
博士班錄取名單公布那天，我們幾位同學和學長姐正為一位外文系的教授舉行榮退餐會。教授執教中文研究所「高級英文」課程多年，和中文系情誼很深，我們是關門弟子。
宴席間，有人提到今天博士班放榜，教授見我們這群關門弟子悶悶不樂，大概是全軍覆沒了吧？
沒想到還是有人指著我說：「她是唯一考上的。」
「考得上，不一定畢得了業。」我說的是真心話，全場竟然哄堂大笑。
我真的擔憂了，憑著點運氣擠上研究所，博士學位豈是「運氣」兩個字就能罩得住的？
為什麼我的人生總是沒能依照我微弱的意向前進？
在人生十字路上的最大轉彎，是從石老師答應「收容」我為他的指導學生開始。
開始唸博士班之後，才認真去旁聽藝術史研究所的課。既然要研究題畫詩，怎能不懂點藝術史？
在藝術史研究所的課上，我才領教什麼叫「學術研究」，什麼叫「問題意識」，什麼叫「方法論」。這並不是說中國文學研究沒有這些訓練和講求，只怪我太不用功，迷迷糊糊到了博士班才恍然大悟。
嚴謹、虔誠、尊敬，藝術史研究所的師生原來是這樣看待學問的啊！
身為課程的「局外人」，我既佩服又同情那些孜孜不倦逼著自己的眼睛看作品和鑽研資料的同學們。在故宮博物院的展櫃前，石老師總是面帶微笑要大家發表看畫的觀察心得，我總是訝異那麼陳舊幽暗的卷軸上，怎麼看得出那麼多細節，推測得出畫家的筆法，甚至判斷年代，分析真偽呢？
這是一門折磨人的學問。我的視力從小不佳，天生沒本錢，後天沒本事，經常在石老師和同學們移駕到別的作品前，我又重回方才討論的畫面，揣想他們說的內容，站著看、跪著看、趴著看，真是對作品「五體投地」啊！
開始寫博士論文後，中文系的指導教授認為我從事的是跨學科的研究，應該請對中國美術學有專精的老師共同指導，聽我說曾經上過石老師的課，便要我前去求教。
如今想來，那時我到底想不想拜於「石門」呢？
已經成家的我，一心想快點畢業，聽我總是拿「學位未成，何以生子」為藉口，丈夫比我還著急。
一旦拜於「石門」，未必會接受和藝術史研究所同學一樣的「嚴酷」考驗；然而我也有心理準備，石老師對人寬容，對學問可不鬆懈。超出授課時數許多的閉門研討早是家常便飯，不追究出個結果絕不甘休的堅持，是我求學過程中唯有的體驗。當我們這些學生攪盡腦汁，和討論的議題「拼搏」了五六個鐘頭，終而精疲力竭，頹坐課堂，石老師的眼神仍然奕奕生輝。直到石老師擔任故宮博物院的院長，還在台大授課，我們私下打趣說：「石老師好愛教書啊！」
石老師怎麼那麼愛教書呢？我忝列門生之中，與其說習得一招半式研究中國美術史的皮毛，毋寧說見識到了追求智識的誠懇，傳承文化教育的熾情，以及為人處世的品格與風骨。如今我站在講台教書多年，仍然深知自己無法企及石老師那樣的高度。
向石老師正式問學，是一連串的挫敗。每次和石老師討論論文，不能說奪胎換骨，至少有剝去一層皮的虛脫感，然後「起死回生」，明白自己的不足。
博士論文的第一個萬餘言章節，被老師很溫和地指陳出缺點，實則直言不諱地說，就是「一無是處」。
「妳這是白話翻譯和文章賞析，不是學術論文。」
「會讀妳論文的人，難道會聽不懂蘇東坡說的話嗎？」
「妳寫這些，究竟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再想想吧！」
接二連三，我的論文自己看了也覺得慘不忍睹，我決定放棄畢業時間的壓力，扔掉那萬餘贅言，認真從研究方法上重新學習，幾番探究，終於洗心革面，徹頭徹尾地改觀了。
藝術史在眾多學術門類中還算是新科，卻能夠一枝獨秀，開創出既豐富又深刻的學術內涵。我做為半個藝術史研究者，吸取和學習這些成果的同時，至今仍經常感到就讀博士班時的衝擊和振奮，那是石老師以及許多學者的啟蒙之力。如果不經過沮喪和懷疑的過程，受到石老師提出的質問的激勵，現在我或許還以為白話翻譯和文章賞析就是研究論文，把古人的話重說一遍，就是解決了學術的問題。
為了親身觀看作品，寫作論文，我有時走訪博物館和美術館，「石老師的學生」是讓對方信任我的緣由；即使是珍貴的私人收藏，頂著「石老師的學生」的頭銜，收藏家竟也為我開箱取寶，儼然為我一個人開展示會。受寵若驚之餘，我深深知道這是石老師的人格和學養為同道所敬重，澤及於我。
石老師引領過我，走過人生十字路的最大轉彎，我何其有幸，能在教師節一吐肺腑之言，因為我是石老師的學生。

手機奴

「那張單子如果到了，就給我發到日本去吧！」
「我剛才對他說過了，你看著如果到了，就馬上發到日本…」
「你曉得了吧？發到日本那裡有消息馬上告訴我…」
她交替打著膝上的三支行動電話，重覆同樣的叮嚀，無視於空中小姐的幾番勸阻──「吵死了！」她不耐煩地說。
空中小姐找來另一位華人空服人員，改用華語對她說：「小姐，飛機馬上就要起飛了，請關掉你的電話。」
她反唇道：「催什麼催！飛機又還沒飛！」然後轉向電話那頭說：「我要掛了，三個小時關機…」
新加坡飛往廣州。她坐在我右手邊，要求把遮陽窗板放下。我說飛機起飛期間不能關上遮陽窗板。她老大不高興，戴起有臉龐一半大的太陽眼鏡。
八點的太陽委實有些刺眼，我從報紙下擺的空隙，瞥見她閃閃發亮的三條水晶手機吊飾──好忙的女人啊！又一個「手機奴」！
中國教育部最近發佈了《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6）》，列出了171條漢語新詞語選目，這171條新詞語有不少反映了現代人被「奴化」的情景。有困於住房的「房奴」；努力養車的「車奴」；熱中考取各種執照的「證奴」；被節日各種送往迎來的活動和大宴小酌弄得疲憊不堪的「節奴」；以及受有形的物質消費或無形的人情世故所折磨的「白領奴隷」──「白奴」等等。早些年，台灣也出現過類似的形容，稱積欠銀行信用卡債務的人為「卡奴」。依照這樣的語詞生產模式，會有更多帶著各種奴隸枷鎖，無能自主的人們充斥在我們的周遭。
自甘或無奈接受奴化，是和個人慾望的掙扎拔河。我們的慾望，是「想要」？還是「需要」？人類以智慧發展科學技術，發明節約人力和時間的產品，而節約下來的人力和時間又到哪裡去了呢？作為「發明者」，人是物品的主宰；作為「使用者」，人又時時變成物品的奴隸。
將物品的效能發揮到極致，反覆操作物品，殊未覺察為了控制物品，我們反而由於控制成習慣、習慣成依頼，以至於一旦物品不能順利使用，或是暫時不在身邊，結果惶惶不安，手足無措。莊子指出的「人為物役」，陶淵明感嘆的「心為形役」，並未因新世紀新科技的繁榮進步而絲毫減輕，反而更為加劇了。
有了手機，只要打開電源，在通訊的範圍之內，我們就處於隨時可能被召喚的狀態。急待解決的疑問，經常不假思索直通給同樣「隨時可能被召喚」的對方。個體與個體之間便利的聯繫，以一個接收與發射的掌上機器，宣告了「我」的存在。
飛往廣州的途中，鄰座那位「生意做得很大」的手機奴小姐除了戴上太陽眼鏡假寐，就是把玩著她三支造型不同的手機。掀開機蓋，或是推滑螢幕，轉動上半截機身。三支手機，三個電話號碼，而人只有兩隻手，兩個耳朵……真是辛苦啊！
機艙內廣播告知乘客即將降落，我拉開遮陽窗板，射入了耀眼的中國日光。手機奴小姐有點焦躁不安，頻頻看著手錶，那張單子到了沒有呢？發到日本了嗎？
機輪剛剛著陸，耳畔響起了此起彼落的音樂聲，機上所有手機奴都準備好待命了。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7年9月23日

「學歷」與「學力」

大學讀到三年級後輟學，如今是2008年韓國光州國際雙年展共同藝術監督；在英國上了一年語言學院，一年技術專門學校，如今是韓國KBS電台英語節目「Good Morning！Pops」的主持人──這是「英雄不怕出身低」、「麻雀變鳳凰」的勵志故事嗎？不，這是今年七月韓國文教傳媒界鬧得沸沸揚揚的「偽造學歷」醜聞的真相。
現年35歲的東國大學助教授申正娥(Jeong Ah Shin) 自稱1994年在堪薩斯大學獲得西洋畫和版畫雙學士學位；1995年獲得經營學碩士學位；之後赴耶魯大學深造，於2005年獲得美術史博士學位。從1997年擔任錦湖美術館館長起，申正娥開始在南韓美術界嶄露頭角；2002年，申正娥在著名的省谷美術館擔任學藝室室長，多次成功策劃了世界級藝術家的作品特展；2005年，她以耶魯大學博士學位受聘為東國大學藝術史系助教授；2006年又被委任為國立現代美術館推薦委員；最近，她被任命為2008年光州國際雙年展的共同藝術監督，隨之，學歷造假的事情曝光。調查結果顯示，她不但沒有博士學位，連堪薩斯大學都沒有畢業。
繼申正娥事件不久，韓國KBS電台英語節目「Good Morning！Pops」主持人李智英承認她的英國布萊頓大學學士和碩士學位是虛報的。李智英過去聲稱自己「在初中三年級時去了英國，此後在英國布萊頓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並於1996年在該大學取得語言學碩士學位」。憑藉著豐富的海外留學經驗，李智英一直在韓國延世大學外國語學堂和李益薰語言學院教英語。從2000年至今，她在KBS電台教英語，成為明星級的講師。
彷彿有連鎖效應似的，韓國著名的漫畫家、電視演員、電影導演陸續向媒體「告解」自己長期以來謊稱的大學學位不實的消息。
這個國家，這個社會，究竟怎麼了？
在一片懲處不法者的撻伐聲中，我聽見申正娥要為自己討回公道而和記者發生衝突；我看見李智英向觀眾道歉，主動請辭。
學歷造假的風波並未止息，只要是「文憑至上」，認為「學歷即能力」的地方，不論是韓國，還是其他國家，相信總會層出不窮。
偽造學歷固然必須繩之以法，以維持正義與公平，但是申正娥和李智英的例子又讓我想到，這兩位沒有正式大學學位的三十多歲女性，竟然能夠在競爭激烈的環境裡矇混得下去，恐怕還是有點「學力」的吧。
25歲就擔任美術館館長，十年來寫作藝術評論文章，策劃展覽，講究嚴謹審慎判斷力的美術史學界是否曾經懷疑過申正娥的專業能力？成功地主持了七年的英語教學節目，李智英的忠實觀眾是否除了驚訝和「被欺騙的憤怒」，也不得不佩服她的才華？
2007年3月新出爐的《富比世》（Forbes）全球富豪榜中，名列前三十名的富豪，有一大半是放棄文憑的輟學生，其中最為人所矚目的全球第一富豪，微軟董事長比爾‧蓋茲（Bill Gates）就是經常被提出的實例。
我並非主張文憑無用，而是意識到在知識與技術日新月異的現今社會，傳統的學院教育面臨更多難以預測的挑戰，如何「檢測」一個人的潛能與實力，建立一個人的自我定位與生存意義，將會有更為多元與複雜的標準。「學歷」、「學力」與「財力」彼此未必能對等，新的時代價值觀與人生觀有待我們去創造。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7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