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學愛

2014年8月5日，第6屆畢業生和第10屆新生合影(梁博淵攝影)

為歡迎南大中文系第十屆新鮮人，我寫下了這樣的祝語：      
同學少年皆俊彥 
青春作伴樂遊研

意思很簡單，就像我小學一年級的國語課本裡講的：「我們一同讀書，也一同遊戲。」大學老師的本領，難道就是把小學生都懂的簡單的話變得複雜，掉一點兒書袋，加一些文縐縐的詞兒，搞得煞有介事？

說是，也不是。

一個人成年了，多少會對兒時聽來的「教誨」產生懷疑，甚至反感。「大人」總是從利於自身的角度要求小孩子循規蹈矩，省得惹麻煩，因為大人們很清楚，和諧社會的秩序感很重要。「我們一同讀書，也一同遊戲」不是訓詞，只是描述「同學」的狀態，老師通常都會在課文後面口頭加上一句：「所以我們要相親相愛。」

「相親相愛」就是不要吵架、不要打架，是維持兒童和諧社會的秩序。把「相親相愛」的觀念說給大學生聽，學生們笑了，我猜，他們心裡想：「老師把我們當小孩子嗎？」

我說的是：「發揮同學愛。」每一屆的學生都笑，把這句話收錄在「衣語錄」，2013年的第五屆畢業生還衝著這句話，頒給我「最有愛」老師的獎狀。我欣然接受，在課業繁重的講堂上無法好好解釋什麼是「同學愛」，大家如果以為「發揮同學愛」就是「我們一同讀書，也一同遊戲，因此我們要相親相愛」，這當然沒有誤解，不過，大學生的「同學」、大學生的「同學愛」其實別有深義的。

在一般的求學過程裡，只有到了學有專精、分科別系的大學(或理工學院)，我們的「同學」，才是志趣相近的「同道」，也就是志同道合的學習伙伴。由於抉擇了基本的學科類型，吸取了共同的專門知識，我們的未來，也可能從而走向同一目標，成為「同行」。

現代人喜歡講「人脈」，把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友善關係應用在功利方面。有人說，大學時代建立的人脈，就是未來在社會發展的基礎。站在「用」的立場，人脈好像多多益善，愈廣愈佳，這樣「四海之內皆兄弟」，無往不利。再想一想，時下的網絡交友工具，已經能讓我們相識滿天下了，我們為何還要強調「同學」？

把「同學」做為「朋友」的前提，其實是認識真正的自己。了解自我的個性和價值觀，才能幫助我們知道怎樣的「同學」可以成為「朋友」；怎樣的「朋友」，可以成為「知己」。雖然不分日常生活，或是虛擬世界，我們都可能尋求得到知己，「同學」的可貴，是我們擁有共同的真實社會身份，它標誌著人生競爭過程中，我們被篩選出來，並排在下一輪的起跑點上。

互助合作的「同學愛」能夠激勵彼此展現潛能，分享與分擔成長的心情與滋味。相濡以沫的「同學愛」，十年來也成就了幾對相偕終身的佳偶。我常說：「幸福快樂不是蛋糕，分一塊給同學，自己並不會少吃一塊。」由「同學愛」進展到「夫妻情」的人，相信更有體會。

今年南大共九千多位應屆畢業生，畢業典禮共分二十場進行。在第一場畢業典禮尾聲，代表致辭的畢業生談到大學四年級的「畢業製作」(Final Year Project，簡稱FYP) ，他將FYP戲稱為“Find Your Partner”，我不覺莞爾，這就是大學期間的重要「功課」之一呀。

非常巧合且無前例的，今年中文系的畢業典禮和迎新會剛好都在8月5日，送舊迎新，好不熱鬧。上午我對新生說：「各位和南大相連的歷史，就從今天開始。」下午我代表中文系老師宣讀頒授學位名單，見他們一一上台領證書，臉上充滿了榮耀。

在歷史建築華裔館前，我們留下了紀念合影，老師們被新生和畢業生圍繞，一幅「承先啟後」的畫面。

也許今年的新鮮人聽了我再說：「發揮同學愛」，還是會吃吃地笑，但這是我衷心的期盼與祈願。在雲南園的未來歲月，你們會破解我的祝語，原來就是杜甫的兩句詩：「同學少年多不賤」和「青春作伴好還鄉」，望你們結伴同行，在中華文化的心靈原鄉。　

(2014年8月9日，新加坡49歲生日，《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有些書不是拿來讀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圖書館藏武英殿版《康熙字典》

去年在韓國研修，尋訪了首爾幾家舊書店。沒有特別要找的書，只是隨性看看，注意到一個現象──每家舊書店都堆滿了各種字典和辭典。

字典和辭典被當成工具書，除非刻意翻閱，或是發心背誦，很少人會逐頁地讀吧。字典和辭典也要「與時俱進」，每隔數年，便有更新的版本問世。這些被賣到舊書店的工具書，應該不是因為原主人汰舊換新，而是電子數據和網絡提供便利的查詢方式，取代了厚沈沈的紙書。

我問舊書店的主人：「這時代還有人買舊的字典和辭典嗎？」

店主人笑了笑，說：「有啊！為了懷念。」

當一件物品的實際功能被淡化或消失後，讓它繼續留存於世間的，是超越物質的精神意義。因為那裡面有人的因素，而所有的人的生命過程，都是不可取代的。

我的研究工作，使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動輒千年以上歷史的文物。清代學者翁方綱形容他收藏的，南宋施元之、施宿父子以及顧禧合註的蘇東坡詩集，說：「神光佇盼」。我真喜歡這四個字，「神光」就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說的，藝術品的 “aura”，有人翻譯成「靈韻」。「神」和「靈」，聽起來挺玄乎，再想想，有些文物歷經火患水災之劫而不亡，豈不玄哉！

數年前籌辦潘受先生百年紀念研討會時，在華僑中學布置展覽，無意間推開了圖書館的一扇門，看見裡面竟然有一些線裝書。真的剎時被觸動了─怎樣的中學，會有這些古籍呢？回頭想想，我們的大學圖書館還很年輕，恐怕古籍遠不如中學。

南大中文圖書館也是那次活動的展場之一，我告訴一同備展的圖書館阮陽主任我在華僑中學的驚鴻一瞥，阮主任說：「我們也有善本書的，將近三百年前的《康熙字典》。」

我半信半疑，《康熙字典》從1716年刊印以來，有不少重刻和補編本，「明版《康熙字典》」更是古董界的老笑話。我並非輕視阮主任的鑑別能力，而是好奇，是哪位善心人士把這件寶物捐獻出來呢？

北京大學安平秋教授是中國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主任，主持世界漢籍典藏的調研項目，將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的珍貴宋元版漢籍影印出版，貢獻鉅大。得知安教授將帶領工作團隊到新加坡考察，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日本皇家的書都翻過了，新加坡有什麼能入眼呢？」我從日本給阮陽主任打了電話，請安教授看看我們的《康熙字典》吧。

企業家任九皋先生捐贈的《康熙字典》，果然從避皇帝名諱可證明是武英殿版，官刻祖本！慶祝中文系成立十周年的國際漢學研討會，舉辦「學與思：國際漢學家簽名本暨善本書特展」，特別將圖書館的鎮館之寶《康熙字典》呈現觀眾面前，為此，我也做了些功課，稍稍研究了一下這部書。

正如北京大學顧歆藝教授形容的，這部書「開本闊大，行格疏朗，印紙瑩潔，裝幀考究。字體爲仿宋字，舒展圓秀。」至於書的身世，可以考察藏書印。

在〈御製康熙字典序〉那一頁，我仔細判讀了兩枚藏書鈐印，「道鎔近號寄翁」和「任援行印」，就是任道鎔(1823-1906)和任援道(1890-1980)的印章。

任道鎔、任援道和任九皋都是江蘇宜興人。任道鎔平定捻軍，治河有功，還與李鴻章結為兒女親家。任道鎔的族姪任鳳苞（1876-1953）是銀行家和藏書家，任九皋的父親曾在任鳳苞主掌的交通銀行天津分行任職。任援道是任鳳苞的族姪，任九皋的岳父，在任九皋的自傳《一千兩金》中，稱他為「友安將軍」。1948年，曾經任職汪精衛政府的任援道移居香港，為生計從商，這部《康熙字典》從此離開大陸。

也就是說，這部書是任九皋先生妻家的，任先生四歲喪父，自家沒有什麼產業和收藏。

搞糊塗了嗎？圍繞在這部《康熙字典》的人物脈絡。沒關係，總之，有些書不是拿來讀的，是拿來懷念、拿來感受的。8月15日之前，你也來南大中文圖書館體驗看看，有沒有「神光佇盼」。

(2014年7月2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我的博導是院士

2010年從新加坡專程飛回台北，慶賀曾永義老師七十大壽

2013年與石守謙老師及研究團隊赴日本考察，攝於福岡

衣若芬有兩個老師，一位是院士；另一位也是院士。」─7月4日晚上，友人發了一封這樣內容的電郵給我。

一個研究生能得到一位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的悉心關照已經是萬幸，老天眷顧，我擁有兩倍的「萬幸」，兩位博導都為我指點迷津，使我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研究過程中不致於踏空。兩位博導近年先後當選學術界最高榮耀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實至名歸，弟子我也沾了餘光。

20多年前，文學與圖像的跨學科研究還是個嶄新的領域。撰寫碩士論文《鄭板橋題畫文學研究》時，曾永義教授便鼓勵我披荊斬棘，大膽開拓。曾老師在戲曲及民俗學方面的創研之功，有目共睹。我拜於「曾門」，老師並不限制我的研究興趣。承蒙老師的廣闊胸懷，任我發展，在我提交論文，開始鬆散之際，要求我報考博士班，繼續深造。

並非「師命難違」，而是想給自己的未來一個嘗試的機會，我硬著頭皮準備筆試和研究計畫口試，僥倖錄取。攻讀博士課程期間，曾老師認為我需要藝術史學科的指導教授，以充分實踐文學與圖像的雙向研究。我向石守謙教授請益，那時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還沒有開設博士班，我便成為石老師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曾門」與「石門」的氣氛不同，兩位老師的性格也迥然。文學和歷史的研究方法差異，我時而徘徊困惑；時而執兩用中，既然選了比別人難走的路，只有下加倍的功夫，讀加倍的書。

台大中文系以「好酒」著名，1980年代末，孔德成、臺靜農諸位先生還在世；林文月、周富美幾位女老師的酒量不遜鬚眉。曾永義老師自封「酒黨黨魁」，強調「黨」字是簡體的「党」─「尚『人』不尚『黑』」。我們師生聚會，曾老師總叫我們「徒兒」，稱女弟子的丈夫「徒夫」。老師常說，要「人間愉快」，愉快地生活、工作。我的一點酒量，算是在餐敘時敬陪末座累積成的吧。曾老師喝酒，即使醺醺然，也從不耽誤正事，第二天清晨還是早起讀書寫作，數十部學術專著和十多本散文集，證明了老師努力的成果，是徒兒的學習典範。

曾老師「飛揚跋扈酒杯中」，灑脫豪邁而不失俠骨柔情。他會為英年早逝的晚輩同事在電話那頭飲泣，也會興致勃勃地要乘坐我的「小綿羊」50CC摩托車！

那天在老師家討論論文後，正要告辭，老師說要去學校，我打算為老師招計程車，老師竟然說不必，我載他去就好。

我可嚇壞了。大塊頭的老師敢坐，我不敢載呢。沒想到老師對我的騎車技術那麼信任，從長興街到台大，我危危顫顫地騎，花了雙倍的時間，手心都流汗了。

嚴謹和藹的石守謙教授是我遇過最愛教學的老師。石老師的研究討論課很少中間休息，更從未「準時下課」。我常想，老師怎麼總是氣定神閒，不喝水、不上洗手間呢？進入石老師的課堂，像是與世隔絕的桃花源，繽紛多彩的盡是學問與思辨。即使大地震來襲，老師也穩坐不亂，等動靜平復後，又繼續討論。老師擔任行政要職，仍堅持教學，晚間上課，不知午夜已至，地鐵巴士之既絕，學生家長還在門外等候著愛女。

「中央研究院院士」不分地域國籍，推崇的是對學術的貢獻，在新加坡也有「中央研究院院士」，例如王賡武教授。

做為院士的學生，唯有用功，以不負師恩。

為慶祝南大中文系成立十年，我主辦了「學與思：國際漢學研討會」，會議邀請曾永義教授擔任主題演講貴賓，適逢曾老師榮膺院士後的第一場演說，意義非凡，歡迎大家共同聆聽。詳情請上南大中文系網頁查詢。

(2014年7月1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鍾梅音的天堂歲月

鍾梅音繪「天堂之鳥」。余令恬女士提供

我愛新加坡，正因為這個國家雖然建在都市裡，可是街上有樹蔭，鬧市有野趣。      ─鍾梅音(1922-1984)

1969年5月，作家鍾梅音女士從台灣移居泰國。和她1948年隨夫婿余伯祺先生從大陸遷徙到台灣一樣，這位以家庭為重的賢妻良母，再次因丈夫工作的異動而轉換起居空間。不同的是，她開始了長達13年的異國生活，其中有八年多在南洋。

在泰國兩年三個月後，1971年8月，鍾梅音再隨夫婿移居新加坡，其間曾經遊歷馬來西亞，1977年7月移居美國。

鍾梅音熱愛南洋，早在1952年〈我的寫作生活〉一文裡，她便對南洋充滿想像，她嚮往「曼谷、吉隆坡，這些整年開著四時不謝之花的熱帶天堂」。八年多的南洋生活體驗，她形容為一生中的天堂歲月。「天堂歲月」也是她的一本書名。

如果說閱讀旅遊文學是張開面向世界的眼睛，鍾梅音和三毛是我的兩位啟蒙者，一位望向文明勝景；一位探密原始荒野。鍾梅音在1960年代環遊世界80天，寫下了《海天遊蹤》，在那個環台灣島旅遊都算隆重大事的時期，《海天遊蹤》裡豐富的知識，有趣的見聞，激發了多少像我一樣好奇的讀者的旅行夢想！

我比鍾梅音晚移居新加坡35年，重讀她書寫南洋的文章，她對南洋生活的全心投入與文化認同，35年後新加坡的「變」與「不變」，相映成趣。她盛讚李光耀先生治國有方，新加坡的組屋制度良善，值得台灣學習。在新加坡建國十周年，她對新加坡的進步發展寄予殷切祝福，對新加坡的文學繁榮抱著很高的期望。

一向被外人批評的「新加坡式英語」，以及「半調子」文化，她都很欣賞，她說：「新加坡人喜歡這種特別的Accent，似乎無意，也不可能，甚至根本不必要改過來─改得像誰呢？英國？美國？為什麼要完全像別人呢？新加坡就是新加坡，這是鄉土的標識。」「說到文化，有人批評不中不西，又中又西，沒有個性。我卻以為這『不中不西，又中又西』，正是新加坡文化的個性，事實上他們還混合著印度和馬來西亞的影響。」

溫暖的南國，合適游泳的氣候治療了她的氣喘宿疾。她在聖公會教堂受洗，成為虔誠的基督教徒。教會和游泳池是她在新加坡的另兩個家，她拜畫家陳文希為師，畫室也是她經常出入的地方。寫作、習畫、唱聖歌、鍛練身體，這些活動之外，更令我佩服的是她徹底實踐「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年近五十歲，學習英語和泰語，不但在日常生活使用溝通，還能從事兒童文學的翻譯工作。

翻閱鍾梅音譯著的《紅山》及《皇冠的奇蹟》，我還發現了新加坡式的簡化字。比如「要」字寫成上「又」下「女」；「獅」字寫成左「犭」右「西」，「信」字寫成左「亻」右「文」。歷史的痕跡鮮明。

因緣際會，承蒙曾慶華(Tom Tseng) 牧師介紹，我聯繫到了鍾梅音的千金余令恬女士。余女士告訴我，她記憶中的母親是：「她自小好學不倦，很有毅力，在泰國時學習英文和泰文，非常努力。她看上去很有風度，高貴而謙和。在新加坡時，和鄰居相處融洽，和當地的藝文界常有往來，交流活動。」余女士的父親於去年12月去世，追思禮拜上，懸掛的是母親畫的「天堂之鳥」。

不久，余女士寄來「天堂之鳥」的照片。那是南洋常見的植物天堂鳥，設色明朗，莖葉如有微風吹拂，充滿靈動活躍的生機，宛若鍾梅音天堂歲月的懷想與紀念。

 (2014年6月2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偷夢者的告白

2014年 6月 1日於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 (符詩專攝)

詩之於我，是非常私密的語言。

在眾人面前公開讀自己的詩，心中忐忑，好像是鼓起勇氣向暗戀許久的對象告白。

5月31日中午，和新躍大學符詩專教授去機場接鄭愁予老師夫婦。他們風塵僕僕，前一天才從湖北宜昌坐了四個多小時車到武漢，自武漢飛回台灣。在桃園機場附近過夜，再搭乘一早的航班來到新加坡。前往餐廳的車上，我拿出南大中文圖書館的《鄭愁予詩集》請他簽名，那是香港科技大學鄭樹森教授的舊藏，1973年版的老書。兩「鄭」同「書」，或有別趣。

午宴席間，「讀鄭愁予的詩長大」的新加坡詩人們，猶如回到了少年時代，現出了「粉絲」的「原形」。潘正鐳先生拿出「海外孤本」─1972年商務印書館版，鄭愁予的《衣缽》，請詩人簽名。我們啜飲著鄭愁予帶來的濃情厚意，那一罈隨著他旅行，從金門坐船渡過台灣海峽到廈門，行經長江，再飛回台灣，又越過南中國海，終於降臨新加坡的陳年高粱酒，令人身暖心醉。

「島嶼．文學．影像」的活動緊湊，杜南發先生從「島嶼」意象談到孤獨、漂泊與追求，這正是藝術創作的動力和人生的境界。我請鄭愁予老師讀他膾炙人口的詩─〈錯誤〉，他沈渾溫朗的嗓音娓娓唸出：「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全場兩百多位觀眾屏息靜聽，好一會兒，才響起掌聲。

新加坡之行匆匆五個小時，鄭愁予老師被接到海峽對岸的新山南方大學學院。我陪同的這三天期間，聽過他三次朗讀〈錯誤〉，或許環境氣氛不同，回味起來，覺得在新加坡初次聽到的感受最為強烈。過去想像的詩意畫面，有了詩人的聲音融入，情韻深切。

雖然鄭愁予老師強調〈錯誤〉藉著古代閨怨詩的形態寫家國之思，和我一樣在青春藝文萌動時讀這首詩而綺想聯篇的人還真不少。羅伊菲女士中學時寫的小說《永遠的微笑》；友人柯思仁的第一本書就叫《達達蹄聲歸來》；我的第一本小說《踏花歸去》，也隱含了〈錯誤〉的丰緒。

承蒙南方大學學院資深副校長王潤華教授不嫌，邀我參加該校第一屆南方詩歌節。我本想既然陪同鄭愁予老師夫婦前往新山，理應為獲得詩歌創作比賽的桂冠獎得主鼓掌，便欣然答應。豈知竟有榮幸也在詩歌節「獻聲」，讀自己的詩。

12歲開胡亂塗鴉，暑假住彰化外祖母家，終日閒晃，在舊日曆紙的背面寫童話，一隻鄉下公雞去台北流浪的故事。零零星星，也寫起不知算是詩還是不成曲調的歌詞。初中時書包裡總有一本小冊子，繼續寫，「少女情懷總是詩」，「為賦新詞強說愁」。另一本尺寸稍大的作業簿寫小說，讓好同學傳閱；詩冊卻像寄不出的情書，只敢獨賞。

不可告人的詩／私情，一直在我的書寫最底層，喃喃自語。我很少發表，更沒妄想列於詩人之林。

南方詩歌節裡，交響著華語、英語、馬來語、淡米爾語的韻律節奏，即使聽不懂，做為共同名字的「詩」，是那麼生動感人。

我硬著頭皮輕輕唸出我的詩─〈偷夢〉：

我進入你的夢中

偷走了你的夢

夢中的你

正穿越一個個房間

尋覓我

我在你身後

幾度忍耐

呼你的名

拍你的背

──是你在找我嗎？

還是  我進入了   偷來的

你的夢中

等你

轉身來看我？

鄭愁予老師後來告訴我：妳的詩在所有的節目裡顯得很別別致。男性的詩，是馬字邊的「驕」；妳的是女字邊的「嬌」。像李清照的詞─嬌，而且帶點兒俏皮，真情流露。

偷偷寫詩作夢的我，陶然於告白後的羞怯。

「是誰傳下這詩人的行業 黃昏裏掛起一盞燈」，生命旅途的野店裡，「有人交換著流浪的方向」─以「詩」照亮。


(2014年6月1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