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導是院士

2010年從新加坡專程飛回台北，慶賀曾永義老師七十大壽

2013年與石守謙老師及研究團隊赴日本考察，攝於福岡

衣若芬有兩個老師，一位是院士；另一位也是院士。」─7月4日晚上，友人發了一封這樣內容的電郵給我。

一個研究生能得到一位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的悉心關照已經是萬幸，老天眷顧，我擁有兩倍的「萬幸」，兩位博導都為我指點迷津，使我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研究過程中不致於踏空。兩位博導近年先後當選學術界最高榮耀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實至名歸，弟子我也沾了餘光。

20多年前，文學與圖像的跨學科研究還是個嶄新的領域。撰寫碩士論文《鄭板橋題畫文學研究》時，曾永義教授便鼓勵我披荊斬棘，大膽開拓。曾老師在戲曲及民俗學方面的創研之功，有目共睹。我拜於「曾門」，老師並不限制我的研究興趣。承蒙老師的廣闊胸懷，任我發展，在我提交論文，開始鬆散之際，要求我報考博士班，繼續深造。

並非「師命難違」，而是想給自己的未來一個嘗試的機會，我硬著頭皮準備筆試和研究計畫口試，僥倖錄取。攻讀博士課程期間，曾老師認為我需要藝術史學科的指導教授，以充分實踐文學與圖像的雙向研究。我向石守謙教授請益，那時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還沒有開設博士班，我便成為石老師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曾門」與「石門」的氣氛不同，兩位老師的性格也迥然。文學和歷史的研究方法差異，我時而徘徊困惑；時而執兩用中，既然選了比別人難走的路，只有下加倍的功夫，讀加倍的書。

台大中文系以「好酒」著名，1980年代末，孔德成、臺靜農諸位先生還在世；林文月、周富美幾位女老師的酒量不遜鬚眉。曾永義老師自封「酒黨黨魁」，強調「黨」字是簡體的「党」─「尚『人』不尚『黑』」。我們師生聚會，曾老師總叫我們「徒兒」，稱女弟子的丈夫「徒夫」。老師常說，要「人間愉快」，愉快地生活、工作。我的一點酒量，算是在餐敘時敬陪末座累積成的吧。曾老師喝酒，即使醺醺然，也從不耽誤正事，第二天清晨還是早起讀書寫作，數十部學術專著和十多本散文集，證明了老師努力的成果，是徒兒的學習典範。

曾老師「飛揚跋扈酒杯中」，灑脫豪邁而不失俠骨柔情。他會為英年早逝的晚輩同事在電話那頭飲泣，也會興致勃勃地要乘坐我的「小綿羊」50CC摩托車！

那天在老師家討論論文後，正要告辭，老師說要去學校，我打算為老師招計程車，老師竟然說不必，我載他去就好。

我可嚇壞了。大塊頭的老師敢坐，我不敢載呢。沒想到老師對我的騎車技術那麼信任，從長興街到台大，我危危顫顫地騎，花了雙倍的時間，手心都流汗了。

嚴謹和藹的石守謙教授是我遇過最愛教學的老師。石老師的研究討論課很少中間休息，更從未「準時下課」。我常想，老師怎麼總是氣定神閒，不喝水、不上洗手間呢？進入石老師的課堂，像是與世隔絕的桃花源，繽紛多彩的盡是學問與思辨。即使大地震來襲，老師也穩坐不亂，等動靜平復後，又繼續討論。老師擔任行政要職，仍堅持教學，晚間上課，不知午夜已至，地鐵巴士之既絕，學生家長還在門外等候著愛女。

「中央研究院院士」不分地域國籍，推崇的是對學術的貢獻，在新加坡也有「中央研究院院士」，例如王賡武教授。

做為院士的學生，唯有用功，以不負師恩。

為慶祝南大中文系成立十年，我主辦了「學與思：國際漢學研討會」，會議邀請曾永義教授擔任主題演講貴賓，適逢曾老師榮膺院士後的第一場演說，意義非凡，歡迎大家共同聆聽。詳情請上南大中文系網頁查詢。

(2014年7月1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