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 What

李慧玲女士在「五四運動的當代回想」座談會上，談到五四精神在新加坡的失落，用自嘲的口吻，說了幾次：「失落了，So what?」「不知道五四，So what?」

當文化(更別提學術)變成少數人的興趣，當報社的記者說：「我們是記者，不是文化人。」記不記得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任何大小事，都是So what了。

回學校的車上，金觀濤教授憂心忡忡地說：「現在重要的不是談五四啟蒙，有沒有第幾次啟蒙，是大家越來越不關心文化。」我提到媒體和教育的作用，金教授說他和思想界的學者們都很悲觀。

以前還有相應於「精英」的「通俗文化」；還有相對於「主流」的「次文化」，現在，叫做什麼好像也都不重要了。慧玲說：「文化產業，只剩產業被看重，文化在哪裡都不知道。」

我也注意到，五月二日參加講座的聽眾，大部分是本地中年以上，及來自大陸的讀者，籠統地說，是本地「老華校生」和較年輕的「新移民」。大學生和中學生比較少。屬於「青年」的五四，九十年後，成為當時想要打倒的「四十歲以上」世代憶苦思甜的聚會。

再說，後來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批評在新加坡舉辦五四紀念活動，竟然找外國人來談，兩個「外國人」當然就是指金觀濤教授和我。金教授談五四，以他畢生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為基礎，作為特別邀請的「海外學人專家」，並無不妥。至於我，憑什麼輪到我來談五四對新加坡的影響呢？我嘆了一口氣，這早是我接受主辦單位邀請時的疑慮，也因此受到了「希望以外來的眼光觀察和研究」的鼓勵。

換個角度想，在眾聲喧嘩的當下，任何正反面的回應都比漠然沈寂好。這顯示仍然有人關心。

此外，我還學到了語言在傳達和接收時的誤差。我從魯迅在新加坡雙年展的圖象反溯過去新加坡華文文學獨尊魯迅的情形，批評者不以為然，說觀諸報上的文章，哪一位新加坡作家有魯迅的批判精神和筆力呢？這是不錯的。魯迅對新加坡的文學文化影響，從創作轉到學術研究，正是慧玲說的五四精神的失落，從社會縮到學院；從普羅變成小眾了。

資本主義社會，文化也是一種資本，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稱之為「文化資本」。越來越少人關心文化，文化會如金觀濤教授擔心的滅亡嗎？宋儒早就憂慮，說要「為往聖繼絕學」了。學院裡的教師，似乎都在扛著「繼絕學」的大任，影響力能及多遠，就不是可以預知控制的了。

文化，也不必非是精緻的才算文化。如今「文化研究」探討的，不都是過去不入學院殿堂的通俗玩意兒嗎？

物各有命，研究過一千多年前的藝術作品之後，我有一種「文化的宿命觀」。被毀滅的文化，只要還存活於人心，仍有「出世」的一天。

不關心歷史文化，也不是新加坡一地華人而已，我倒覺得不必苛責。新加坡的歷史教科書沒有「五四運動」，台灣的「三二九青年節」「只紀念不放假」，到我孩子這一代，什麼「三二九」，什麼「五四」，一概不知──So what！

兩年以後，辛亥革命一百年的大戲要怎麼唱，對世界的華人來說，更多的聲音還是一樣的吧？──So what！

我不是小妹

孩子大約四歲的時候，一次在電梯裡有人問他：「你是弟弟嗎？」

孩子搖搖頭說：「我不是弟弟。」

那人臉色疑惑，對我說：「你的女兒真可愛。」

步出電梯，我問孩子：「你是弟弟呀！怎麼說不是呢？」

是不是性別認同有障礙啊？做母親的先憂慮起來。

「我不是弟弟啦！」孩子理直氣壯地說。

「你不是弟弟？你覺得你是妹妹嗎？」這下子可好了。

「我是哥哥啊！」他說。

我恍然大悟，家裡添了我的外甥，孩子的表弟，他已經不是弟弟了。

這個開場白有點「冷」吧？不是「弟弟」，就是「妹妹」，大人世界的邏輯好簡單哪！

超過二十年了吧？不怕暴露年齡我要說：沒有人再叫我「小妹」。

到了新加坡，一次又一次被叫「小妹」，我從起初的驚訝，到不解，到有時感到幾乎憤怒了。

本來，稱呼人就不是件普通的事。人與人的親疏關係從稱呼就能得知。我所知道的範圍裡，最明顯的是日本和韓國，從「某先生」、「某君」，到直呼其名，到名字後面加上暱稱，到あなた、여보(親愛的，老公)，以致於「孩子的爹」，跟著孩子叫爸爸…

十多年前初次去韓國，對於總是有人問我年齡覺得奇怪莫名，怎會有如此魯莽的言詞呢？不但女性這樣，男性也直率地問我，偏偏韓語的數字唸法和日語一樣，有兩種表述方式，我經常轉不過腦筋，只有發愣。在韓國認識的「外國人」和我有相近的感覺：韓國還保有鄉村社會的習慣，不懂得注意對方的隱私。我們都被劈頭問過年齡，甚至在還沒問姓氏之前，就被問：「你幾歲？」當時，我和「外國人」的想法是：「你幾歲」是韓國人向陌生人打招呼的開場白之一。

後來漸漸了解，才曉得自己有所誤會。韓語裡有對長輩說的「敬語」和對晚輩說的「半語」等層次的區別，光「吃飯」就有依對象而不同的五、六種說法，不知道對方的年齡，就不能準確使用合於禮節的語法，是一種「失禮」的行為。

在那之前，我學過一點日語，日語也有類似的「敬語」和「半語」，為什麼在日本，從來沒有人問過我的年齡呢？無論是什麼人，只要對方是成人，說敬語總不會錯，「禮多人不怪」吧？說敬語表現自己的謙卑，自己懂得「多禮」也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不輕易說敬語的韓國人是怕吃虧吧？對別人說敬語，自己就矮了一截嗎？其實不然。說敬語固然便利，對任何人都說敬語正表示自己的「不知禮」。明白人與人的等差才是真正「知禮」。何況，敬語是社交的語言，不能拉攏彼此的關係，對方向你說敬語，有時有「保持距離，以策安全」的意味。用看似輕視的半語溝通，反而能產生親密俏皮的感覺，這是日本人沒必要問別人年齡的理由吧？「親密俏皮」的人際關係和日本人很難迅速建立的。

中文裡沒有明顯的敬語和半語，頂多稱對方為「您」，如今說「您」的也少了。就像中國古詩詞裡經常省略主語，造成涵意的模糊──「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鼓勵對方，還是自我期許呢？日語和韓語裡也經常省略對對方的稱呼，あなた(你)不是普通的指稱，而是情人夫妻之間的「半語」了；「당신」(您)雖然是尊稱，但是有時在指責對方的場合才用，更生氣的話，就罵對方너(你)，結果平時就不能「您」啊「你」的隨便說了。

中文裡，比「您」和「你」具體的，是稱對方為「先生」或「女士」，這就要講到在新加坡的「奇遇」了。外子有一次在購物時，收銀台前結算的服務員不知道該找錢給哪一位，問另一位先前收款的服務員，她指著外子說：「就是那個男的！」

外子很不高興，在他的理解裡，「那個男的」是粗俗輕蔑的語氣，例句：「那個男的真不是東西！」做為消費者，被說成「那個男的」，有被羞辱的感覺，當場指正店員：「你不能說『那位先生』嗎？」

「還不是一樣！」店員不理不睬，做她們的生意。

「你老公」，有次外子聽到我的學生說起他，告訴我我沒把學生教好：「對老師可以說『你』嗎？」，「老師的先生不是『師丈』嗎？怎麼說『老公』呢？」

我有氣無力地回答：「每一年都有學生叫我『小姐』，我已經懶得糾正了！」

學生寄來的電子郵件，經常沒有稱呼，也不署名，更別說問候語了。大概因為郵件地址是他們的名字，以為我曉得寄件人。這裡的華人名字延襲當初以方言記錄的形式，很少用漢語拼音，「Ng」是哪個姓？不到新加坡還真沒見過。這就讓我為難了，只看寄件人的地址，不容易馬上辨識是哪一位同學的。我在課堂上不只一次說過，不應該稱呼大學女老師「Miss」，一位女同學下課後向我說明，她們在中學時都是稱女老師「Mrs.」或是「Miss」──「我不知道你老公姓什麼。」她說。

三年下來，對這種事情已經麻木疲乏了。外子說這是做老師的責任：「出了社會再犯錯，不會被輕易包容原諒，還會怪罪在學校的老師沒教好！」

所以啊，各位親愛的讀者裡，如果有我的學生，拜託拜託，千萬別再稱大學女老師「Miss」啦！

至於叫我「小妹」的人，一定不會讀我的文章，只能當笑話看了。

住在校園的宿舍，去學校的食堂吃飯很方便，食堂裡大部分的顧客都是學生，老闆總是「小弟」、「小妹」地對顧客呼來喝去。於是，我也成為「小妹」的一份子。

剛開始還真不曉得對方在叫我，我早就是「小妹的媽」了──如果我有女兒的話。等到老闆指著我叫「小妹」，我嚇了一跳，「小妹」，真的是在叫我嗎？

大概是那天穿著比較輕便，沒有化妝吧。

買了飯盒回家跟兒子說，兒子嘲笑我：「明明是歐巴桑了，被叫小妹還很高興咧！」

我說我並沒有高興，只是感到訝異。

兒子說：「妳是要講妳看起來年輕，人家才叫妳『小妹』吧？」

才不是。

我不認為老闆有注意看我，他只是「男的」就叫「小弟」，「女的」就叫「小妹」，如此而已。

即使是大學生，我也認為不應該被叫「小弟」、「小妹」。

兒子有一回搭飛機，空服人員稱呼他「Mr.」，他很高興。對十二歲的男生，「Mr.」是「敬語」嗎？

在台灣，「小弟」、「小妹」算是不客氣的話嗎？是指在餐廳的服務員吧？以前大陸什麼人都叫「同志」，真是「一視同志」，「階級平等」啊！

和被學生叫「Miss」一樣，我逐漸對被叫「小妹」麻木疲乏。最不喜歡「好為人師」，明明職業已經在教人了，日常生活也愛「教人」會遭人厭煩吧。何況，後來發現不僅是那個學校食堂，校園裡別的餐廳和校外的商場，我被叫「小妹」的經驗還不少，怎麼可能一一「糾正」呢？

才不是「妳看起來年輕」的恭維，是對於人與人長幼親疏關係掌握不住，對於詞彙的「語感」貧瘠或無意識。也許有人要說，叫人「阿Boy」、「阿Girl」是新加坡式的「親密俏皮」，那麼我是不夠入鄉隨俗。但是我還是想，「阿Boy」、「阿Girl」總有年齡程度的區別吧？上了大學，還被叫「阿Boy」、「阿Girl」的話，不知道當事人做何感想？

一天下課，又去學校食堂打包晚餐。遇見幾位學生，就站在攤位前聊了起來。

「小妹！」「小妹！」

「老師，老闆在叫妳……」學生提醒我。

在學生面前被老闆叫「小妹」的老師(們)，此刻應該有怎樣的情緒反應呢？

「我不是『小妹』。」付了錢，我直接對老闆說。

老闆沒理我。

下一次，老闆還是會叫我「小妹」的，我知道。

坐在魯迅的座位

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魯迅《吶喊．序》

他後來回憶道：「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

我坐在他的同學說，他從前經常坐的位子，時間是一百年後。

1970年代之前，這間階梯座位的教室並未刻意被保留，只是逐漸荒置。改名為「東北大學」的片平校區，如今同樣建於明治時代的建築物寥寥無幾。1970年代末期，隨著中途輟學的「校友」作家在祖國的聲望高揚，階梯教室成為見證一位偉大人物誕生的場景，儘管那是一段不愉快的經驗。

階梯教室的木板外牆現在漆成白色，看隔鄰的「法學研究科片平五號樓」知道，原來可能沒有上漆。東北大學圖書館進門處有階梯教室的舊照片，照片中，階梯教室的後方牆上裝置了放射投影的幻燈機，現在已經卸除。

以前有學者(例如李歐梵教授)不相信「幻燈片事件」確有其事，雖然魯迅不僅在《吶喊》的自序中提及，也向同鄉友人許壽裳說過，這麼特殊的情節轉折，太像小說家虛構的啟蒙刺激。「幻燈片事件」強烈的視覺印象，也被視為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之一，古文書的東方文明被西式的科學觀看儀器和演示內容給驚醒了。

1978年平凡社出版的《仙台における魯迅の記録》(魯迅在仙台的記錄)，詳細蒐集了魯迅在仙台的求學和活動情形，訪談他的同學，公布校方的文件──像入學申請書、課表、成績單(被發現成績算錯)都原原本本留著，真是佩服日本人的資料癖和考察的心思。可惜那張魯迅看到中國人被斬首示眾的幻燈片沒有找到，但是的確有日俄戰爭的時事幻燈片。

面向黑板，中央第三排最左側的位子，魯迅坐在這裡上課，學習先進的知識。他的課表裡有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學、佐野先生教的化學、三好先生教的倫理學(這一科成績最好)，以及小高先生教的德語等等。

階梯教室有明亮的玻璃大窗，和魯迅形容的鐵屋子中國是截然的對比。我在教室裡顧盼踱步，昔時的拍手喝采早已風流雲散。

魯迅離開了仙台，走向文藝。他想醫治的病體，經過了一百年，也不曉得痊癒了沒有。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年5月17日

這間課室，曾經有學生們看著戰爭的幻燈片拍手喝采，一位清國來的二十多歲青年卻不再像以前隨眾了。遠離東京的醫學專門學校，他是第一位清國留學生；叫做「仙台」的東北小城很少同胞，他與同胞的久別重逢，是在目睹對方死亡來臨的瞬間。

LHZB (17 May 09, Pg 20) carried an article by Assoc Prof I Lo-fen from NTU’s Division of Chinese, on her visit to the Sendai Medical Academy, the Japanese medical school attended by Lu Xun, who is hailed by literary historians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松島啊，松島

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樣，是看著日本卡通長大，從卡通片裡得到一知半解的日本文化歷史常識。

在我還沒有反省能力之前，除了全盤接受，並且沈浸於其中似乎親切，其實隔膜的神祕之美。一種異質的情調。

卡通「螢火蟲之墓」曾經讓我深深感動。無辜的兄妹倆經歷了戰爭轟炸，在滿目瘡痍的環境中求生存，他們搬離自身難保的親戚家，住在廢棄的防空洞裡，時而去海灘戲水，靠著偷竊的食糧過日子。難挨飢餓的妹妹把石頭和玻璃彈珠當水果糖吃，最後不支而死。以哥哥的靈魂為回憶的線索，那螢火蟲的幽光帶給他們奇妙的欣喜，而生命也如螢火蟲，終至沒入黑暗。

有人說「螢火蟲之墓」是一部反戰的影片，描繪了戰爭對人類的摧殘。作為動畫的形態，觀眾群還包括小孩子，會有小孩子看了這部卡通，而理解戰爭的殘酷來源其實是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擴張野心嗎？當然不會吧。孩子們只會同情影片裡兄妹的可憐遭遇，指責破壞他們家庭幸福，害死他們全家的「敵人」。

於是，對於我來說，陷入一種令自己討厭的矛盾心態。做為一個學術研究者，不能不冷靜反思，甚至批判卡通裡可能宣揚的日本人在二次大戰戰敗後的「受害意識」，自傷自憐，博取觀眾的認同。尤其是對歷史無所知的兒童們，誰會不淚眼汪汪，覺得日本人被「攻打」得好悲慘呢？看「螢火蟲之墓」的孩子長大了，可以在學校的歷史課學到「侵略者」的真面目嗎？

不過，反過來說，做為普通的觀眾，我也寧願什麼都不想，享受影片給予我的視覺聲光感受，讓心底油然而生的哀情，透過眼睛宣洩。和孩子們一樣，說那些壞人真可惡，那些沒有愛心的大人真自私。

學者做的工作之一，就是把簡單的事物複雜化，用自己以為很有內涵，別人聽不懂的論調，說「高人一等」的深奧話語。從事這樣職業的我，有時也不免沾沾自喜，自認超出世俗凡人。把世俗凡人只看得到的表相揭開，暴露底層或許「不堪」的真相。如果這樣想，學術研究者往往就是把「簡單的美」，變成「複雜的醜」，我說的「令自己討厭的矛盾心態」就在於此：明明是美的事物(用專業的術語叫做「文本」)，可以純粹欣賞，我卻要做抽絲剝繭，讓讀者(雖然很少，也不曉得是誰)因為我的「深入研究」而不忍卒睹。

是羅蘭巴特說的嗎？(學者喜歡的引經據典和「掉書袋」)，閱讀的「快感」。我覺得，這「快感」是智性的「操練」，但往往不得不犧牲感性的直覺。難怪我認識的學者中，有的研究「玩樂之具」，像是麻將、圍棋的歷史，卻一點也不覺得「玩樂」之趣。有的研究電影，結果再不曉得該怎麼消遣；怎麼樣通俗淺薄的電影，都可以有一套論述的觀點，極力避免用研究者的角度看，還是「職業病」作祟，搞得自己很累。

所以要拋開自己的職業病，不要「想太多」，才有可能休息吧。比如，坦誠地說，我不懂日本俳句，我的日本俳句常識，是櫻桃小丸子的友藏爺爺教我的。什麼松尾芭蕉，我不記得他那首「古池塘，青蛙躍入，一聲響」，只記得「松島呀，啊啊，松島呀松島呀」（原文為「松島やああ松島や松島や」）。在我去松島之前，朋友告訴我，這是訛託之作，松尾芭蕉不會寫這麼空洞的俳句。

不是說以無盡的反覆讚嘆，歌詠松島的美嗎？和宮島的嚴島神社、京都北邊的天橋立，並稱日本三大美景的松島，難道不是被松尾芭蕉以「松島呀，啊啊，松島呀松島呀」這種「看似空洞」，「其實蘊含言語不能表達透徹」的俳句，無以復加地激賞嗎？

也罷，我還是帶著友藏爺爺的聲音，坐上夕陽中的列車，一探松島吧。

在車站還沐浴著暮色，瑞巖寺裡已是一片陰霾。寺中屋間的襖幛敷滿金黃的彩繪，灰暗的光線裡透著森寒。穿出瑞巖寺的松木林和石窟佛像，走向海岸，這才看見寫著「奧之細道」的石柱後面，啊啊！松島。

顧名思義，島上有松，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島，上頭都是蒼勁的古松。那麼，「松島呀，啊啊，松島呀松島呀」，也就是說，眼前有望不盡的，星羅棋布的松島。說得再多，還是「松在島上」，「島上有松」，「有松的島一一展現」的意思。

清冷的四月松島，零星的遊客，碼頭的遊輪都回來停泊了。一兩隻水鳥飛過我的頭頂，寂靜無聲。

失去光采照耀的松樹，變成了海上的浮貼。我凍僵的雙手，好像舉起相機都難。

遠處彷彿傳來鐘聲，五點鐘，是教堂還是學校呢？

那首「赤蜻蛉」(紅蜻蜓)，不明所以，懷念又感傷的曲調，飄散在松島的海邊。

為什麼我流淚了呢？友藏爺爺。

四月的松島沒有螢火蟲。天，完全黑了。

作家的自掘

大部分的作家都對自己的寫作有所「自覺」；有的作家則是依靠「自掘」寫作。

「自掘」個人的生命經驗、家族史蹟，乃至於朋友的故事，都被當成寫作的題材。有的當事人樂於成為作家筆下的人物，不過好像大多數的當事人都有被作家出賣的厭惡。

有一位女作家還被朋友指責她的作品是在出賣感情和人生，賣完了自己的情史，就賣朋友傾心相訴的祕密。本來，出版品已經是商品了，既然是商品，就有銷售的成績，銷售成績好的，被歸為有價值。有人說：現今社會，能夠賣得出去的東西才是好東西，乏人問津的東西或是「小眾」的品味，就要有被淘汰的風險。自從有了網路購物，我也不得不想怎麼會有人賣這種東西？骨灰、用過的保險套，初夜權…怎麼會有人願意出價買？後來見怪不怪，人也是商品，也有買主投標。

從前有作家或畫家生前默默無聞，死後才逢知音，作品備受青睞，終於聲名大噪。我懷疑當今還有沒有這種機會，還有沒有人肯從故紙堆裡找珍珠？電腦化的時代，恐怕連「故紙堆」都沒有了。

活著的時候不「成名」，死後的榮耀對作者也不曉得有何意義。所以，有的作家是有急切成名的渴望，和一旦成名後的壓力。比如，如何持續保有寫作的動力？如何尋覓源源不絕的題材？如何立足於文壇而不搖？

這是我的疑問：什麼是值得寫的內容？為何而寫？

一位老師提及她養的狗，狗兒聰慧靈敏，趣事不斷，帶給她和家人無限的歡欣。近日狗兒「壽終正寢」，她幾乎柔腸寸斷，飲食無味。談話間，眼角閃著淚光。在座有人提議她寫一篇文章紀念這隻愛犬，老師說：「我的狗不是來entertainment。」對個人極重要的事物，不能以寫作來取悅讀者。但是那位提議寫作的人，卻認為文章是為了紀念，可以和愛狗的讀者分享。

作家除非寫的是歷史題材，難免會流露自我，自掘得深了，有時就是表演加上暴露，想要被人窺看。否則，寫日記就好了。而有的作家連日記也出版，「事無不可對人言」，私事中涉及的他人，也被一併公開了。

「不可和記者及作家結為朋友。」我以前就聽說過。有初識的人知道我寫文章，就問：你寫的都是真的嗎？你會不會寫我？

一度有謠傳我被強暴，原來我寫了一篇小說，女主角「伊」被解讀成是我的自傳。曾經我在報上寫專欄，有位老師看了，說我在「發牢騷」，應該「謹言慎行」。於是「抵抗力」很弱的我，不敢再發表。我工作過的單位，「作家」是帶有輕蔑的貶詞──「他只是個作家」，意指沒學問，甚至沒品行。

也有人認為職業作家是很浪漫很輕鬆的行業，抽著煙，喝著咖啡，文思泉湧，下筆有神。這樣的作家形象，是表示他只要「自掘」就能夠寫作維生嗎？

現今還有一種觀念，認為大膽剖白自我，甚至不顧一切托出「血淋淋」、「慘烈烈」的真相，就是了不起的寫作。作家親身「爆料」，滿足讀者的偷窺慾。我也還不曉得，作家要自掘到什麼程度？作家要不要有分寸？說是模仿日本的「私小說」，但有時我困惑：這「私」(我)是否還是應該視為作品，容許虛擬，容許裝扮？

看了張愛玲的《小團圓》，我的不解更深了。出版社把這本小說宣傳成作家的自傳，而且是坦誠的自傳，最後的遺著，張迷本來不少，果然大為轟動。然而平心而論，這本小說是張愛玲自掘的結果，是她對一段不能善了結的感情的耿耿於懷。

就作品的結構而論，前面一大篇幅寫香港女校的戰時景況拖沓蕪雜，與後段女主角的遭遇銜接得並不自然。最後的結尾收束得突然，大概是改寫過多遍，沒有一氣呵成的連貫。小說中無足輕重的零碎人物和事件太多，以中篇體裁無法容納，因此，讀得讓人不大耐煩。

斷斷續續讀了兩個星期，我只有一句話：「張愛玲，可以休矣！」

熟悉她的作品的讀者，都能在這本小說裡找到以前覺得靈動光輝的文句和意象，那些她二十多歲急於出名時的佳作，到了中年時再寫《小團圓》，重複出現到讓人為她感到「沒有進步」的悲哀。二十多歲時的天才可愛，變成中年女性的頑固自負。沒有在愛情的挫敗裡學到人生的教訓，作者的人生知識是從小說中來，在美國墮胎的經驗，驗證的是晚清小說裡的墮胎場景，小說可真是教化大眾呵！

張愛玲必須寫出她的心結，雖然不清楚後來寫作能不能給她救贖以化解心結。一是情愛，一是金錢，談錢說愛，真實得冷酷。並不是說談錢俗氣，而是斤斤計較讓人覺得俗氣，覺得都在圖謀自私，難道沒有別的寫法嗎？

到頭來，什麼人都不值得愛，錢才是保障和安全感。我同情女作家的生活經濟壓力，但是也想，她寫得不夠積極，那樣的寫作怎麼當職業作家？怎麼可能靠寫作糊口呢？

自掘之餘，作家還能寫什麼？張愛玲對自己被讀者當偶像是有所「自覺」的，這自覺或許反而造成她中年以後對寫作裹足不前的障礙。而她的無情自拙，不知道能不能鞏固她的偶像地位。

張愛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我想說的是：「趁早出了名，還要把天賜的綵筆好好抓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