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津安二郎在昭南島

性格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簡單的說，就是人的況味。如果你不能傳達人的況味，你的工作等於白搭。這是一切藝術的目的。

──小津安二郎(Yasujiro Ozu, 1903-1963)

1943年6月，小津安二郎以「陸軍報道部映画班」軍屬的身份，前往當時被日軍改名為「昭南島」的新加坡，那年十二月，他即將滿四十歲。從1927年開始拍攝「懺悔之刃」，十六年來總共導演了三十九部電影。

小津在昭南島的任務是為了他所屬的松竹電影公司拍攝戰爭影片，一部以緬甸戰線為主題的電影「遙遠的祖國」，那時昭南島已經落入日軍掌控一年多。

東京大學蓮實重彥教授研究指出：自從日軍在1943年5月阿圖島(Attu Island)全軍覆沒，太平洋海域已經受制於美國，小津的隨行人員冒著生命危險，途中船隻受到美軍攻擊，一度轉往菲律賓避難。眼見戰況慘烈，小津心知拍攝工作無法達成，被困在昭南島，反而「因禍得福」，在戰爭結束前大量觀賞了被日軍沒收的外國影片，尤其是美國的電影。

當時也在昭南島的小出英男，登錄了日軍占領時期存在於馬來和新加坡的電影標題，編著《南方演藝記》一書，書中除了美國電影之外，還有馬來、印度、中國、埃及等各國的電影──小津可能看過其中的哪些電影呢？

一般說來，研究小津的學者還是比較強調他所看過的美國電影。小津第一年就看了上百部美國電影，恐怕當時的日本導演中無人能出其右。具體的片子，包括John Ford的「驛馬車」(Stagecoach)、Alfred Hitchcock的「蝴蝶夢」(Rebecca)、Victor Fleming的「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以及Orson Welles的「大國民」( Citizen Kane )。蓮實重彥教授在《電影的狂人．小津的留白》裡引述小津的話說：「如果卓別林的電影得62分，『大國民』可以得85分。」傳聞看過「亂世佳人」的日本隨軍記者還讚嘆說：「難以戰勝製作這樣的電影的國家…」。

日本戰敗，小津當了六個月的俘虜，1946年2月，回到滿目瘡痍的東京。

佐藤忠男的《小津安二郎的藝術》出版於1971年，是日本第一部重要的小津研究專著。曾經是《東京物語》助理導演的小說家高橋治，著有《虛幻的新加坡》和《絢爛的影繪──小津安二郎》；和小津長期合作編劇的野田高梧，著有《小津安二郎集成》；以及小津的攝影師厚田雄春與蓮實重彦合著的「小津安二郎物語」等書中，都將小津在昭南島的兩年，視為凝聚他個人藝術風格的重要階段。

尋覓小津的「昭南島經驗」在他日後電影生涯中的印記，藉著「茶泡飯的滋味」裡從南洋回來的士兵之口，形容新加坡是個有趣的地方，棕櫚樹令人喜歡，天空清澈，他唱起了軍歌：「我兄弟首次外出，努力打擊敵人，他很勇敢，卻在戰爭中陣亡了。現在我介入，手裡捧著他的骨灰。在新加坡早晨的街道。兄弟們，看那平靜的藍色海洋，看那閃亮的南十字星。我們日以繼夜地驅散敵軍，我們一起看見出擊軍隊。」

不像黑澤明在電影「夢」中，戰後倖存的指揮官向不承認自己已經陣亡的全隊士兵鬼魂痛陳戰爭的愚昧與荒謬，說道：「他們說各位為國捐軀，你們卻死得毫無尊嚴…」，一場美其名為「光榮之役」，卻在連連自我安慰「玉碎」的破滅中付出生命，究竟所為何來？小津的電影裡沒有特別提出對戰爭的控訴，他仍然絮絮叨叨訴說著家庭裡的瑣事，只不過把戰前偏重的「父子關係」轉為戰後的「父女關係」，而且充滿著蹉跎女兒終身大事的焦慮，這反覆呈現的主題，以「簡靜」的運鏡手法，被恭維稱作「隱忍」美德的極致。

小津沒有直接對戰爭「交代」和「表態」，引得一些中國觀眾不滿，甚至因為劇中人吟誦效忠日本天皇的詩句而加以撻伐。將1990年黑澤明的「夢」和1963年就去世的小津加以比較，在時間的延續與思慮的沈澱上都有立足點不平等的問題。小津難道是劊子手的幫凶嗎？

1937年9月至1939年7月，下級軍官小津在中國大陸的日記後來被公開，田中真澄《小津安二郎與戰爭》裡收錄了小津的「陣中日誌」，其中記錄了一位中國婦人因為女兒被強奸而去找日軍部隊長理論，部隊長召集全員士兵詢問，沒有人承認犯下暴行。部隊長對老婦人說：「你要找的人不在這部隊。」老婦人正點頭，就被部隊長殺害。部隊長慢慢地擦拭刀，收回刀鞘裡。

眼見這一幕的小津，寫下「部隊長慢慢地擦拭刀，收回刀鞘裡」的小津，是否如同他的電影一樣，無聲地揭示了戰爭的殘酷？

假使不是「無聲」，搭配「軍艦進行曲」的小津最後一部電影「秋刀魚之味」，也受到不欣賞的觀眾詬病，指責小津對日本發動侵略毫無悔意。

我並非要為小津辯護，文學藝術作品與創作者能否承載一個國家民族的歷史責任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秋刀魚之味」的尾聲，男主角在女兒出嫁後當天來到小酒館，酒館的女老闆要服務生為曾經擔任艦長的他播放「軍艦進行曲」。這支日本海軍的戰歌在電影中至少出現過三次。聽著「軍艦進行曲」，酒館裡另外兩位客人之一模仿大本營戰報說：「帝國海軍今天早晨5時30分在南方海上和敵人交戰。」另一位客人接著說：「結果戰敗了！」兩人相視而笑，重覆說著：「結果戰敗了！」男主角也偏過頭，朝他們倆笑了笑。

如果電影裡「早晨5時30分」的海上交戰不是隨口捏造，那或許就是指1945年4 月1 日的沖繩之役，那一刻，美國戰艦開始炮擊日本海軍，也正是那場戰役中，4月7日大和艦沈沒。

明明是戰敗了，為什麼還笑呢？是輕蔑？是嘲諷？是戲謔？還是無奈？

小津葬於鐮倉的圓覺寺，墓碑上只有深深鐫刻的一個漢字──「無」。碑側有漢詩：「君元天性佛心人，深搜庶民美與真。緣盡黯浮留不住，去遊三會龍華春。」像是歸結他一生的藝術成就，曾經在昭南島吸取國際電影養份的小津，終於「龍華三會」，得到彌勒菩薩降臨人間般的大徹悟，大解脫。而他想傳達的「人的況味」，則留待我們細細體會。

本文之部分內容刊登於2007年4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上下交錯的飛機雲

親愛的K

上次談到「詩意的棲居」，不知不覺偏離了重心，又抱怨起新加坡不佳的餐飲經驗和粗糙的服務水準來。
這個BLOG漸漸有新加坡的朋友來逛，他們自認有「怕輸」的心態(精神?)，我對新加坡的批評有時對本地人而言是大驚小怪，或是根本不重要的。
客居於此，本應「多看少說」，況且文化風俗不同，天下本無均一的價值觀。籠統說「愛之深，責之切」恐怕矯情，但實在我的初衷也不是為了指出自己不滿意的現象，我不是「有力人士」，再怎麼說也無法改變未能盡心的種種情況，例如招不到計程車的惡夢、買到品質很差的東西。最近，用了不到八個月的電子飯鍋壞了，當初因為曉得「便宜沒好貨」，已經挑了檔次比較高的菲利浦牌，大約是台幣三千多元，以我一星期未必使用超過兩次的頻率來算，這電子鍋的壽命未免太短太短，我至今用過的電子鍋有十年以上的時間，從來沒故障過。
這是怎麼搞的？完全沒反應的電子鍋，怎麼插電按開關，就是死了一樣。
去原來購買電子鍋的店家詢問，給了我一個地址，要我拿去修理。去那地區，搭計程車來回，送件和取件總共四趟，車錢足以再買一個鍋子。
這個消費時代，早沒有「永遠」，即使「長久」，也不再標榜。反正用過即扔，再買新的比修繕還方便。
心得是：在新加坡重新衡量「使用壽命」的長短概念，而且不必戀棧舊物。這裡的私家汽車都很新，因為維護不如五年一換。老舊建築物也是，保留整頓不如拆掉重建。於是想到身體健康，千萬要小心，沒有可更新置換的。
在吳祥輝的書《芬蘭經驗》自序裡讀到頗得我心的話：「這是二十一世紀一個台灣人寫回憶錄的新形式：用另外一個國家來寫自己一生最關心的事。」
我對新加坡生活的書寫也異曲同工，與其說我發牢騷，或是取他山之石以攻錯，不如更願意藉著書寫來認識自己生長過、經歷過的地方。什麼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什麼是我始終堅持的價值？在必須循守教化與禮貌的社會規範下，什麼是我真正或願意分享的歡欣與憤怒？
也就是說，這是以異鄉空間中的個體為審視對象，認清自我的某種方式。
我刻意沒有帶教學之外的書籍，除了已經答應撰寫的論文之餘的學術研究資料一概不在此地。放空了的我，直接面對沒有其他關係與身份牽扯的，活生生的自己。
我借閱了學校的電影DVD和社區圖書館的小說，像是補充過去十年失落的養份與滋潤似的，沈浸其中，享受各個非現實世界的豐饒多彩。
書寫真讓我重新找到生存的意義，寫不必送人評審，不必等待合格之後才能出版的文字，沒有退稿的發表真是自由得讓人感謝和感動啊！
看見扭曲的心靈和壓抑的個性得到了舒展，我對上蒼感恩，讓我還有情緒的出口。
那麼，我的個人感受是強於對一個地區的喜惡，我只管寫，不吐不快。
平撫我，振奮我的文字，以其莫名的魔力。是文字傳達了思考？還是思考帶動了文字？總之，我能做的，只是在「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的情境之下，任憑神明或造物者一笑，以文字逐步趨近我想表達的意念而已。
儒家和道家所關懷的課題，猶如天空中兩道交錯的飛機雲。在地面仰觀的我們，以為兩道飛機雲交錯於一點，實則兩雲是在不同的層次，各自經歷各自的翱翔。
我想趨近的，關於新加坡日子的體會，也是經常上下交錯，驢頭不對馬嘴，任意流動飄浮，消散與凝聚，在我無力控制後隨緣呈現。

詩意地棲居

充滿勞績，但人詩意地，
棲居在這片大地上
Full of merit, yet poetically, man
Dwells on this earth.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 對賀德林 ( Friedrich Hőderlin, 1770-1843)的這段詩句做過深刻而充滿哲思的分析，批判了世人對於詩的庸俗功能性評估，探索詩之本質，以及人存在於天地間的終極意義。
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對於海德格的藝術觀點，我是欽佩而無須多贊一詞的。我想說的，不是補充海德格「棲居於詩意」的理想層次，而是人如何可能「像一首詩似的」活著，活在一個「詩意」的空間。
活在一個「詩意」的空間，也就是軀體不只是放置在實存的物理定點，一個遮風蔽雨的庇護所，而是那個空間還必須具備可感知的「氛圍」，用受到海德格影響的建築現象學學者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26-2000）的語彙說，叫做「場所精神」(The spirit of place)。
「場所精神」的概念來源於古羅馬，根據古羅馬人的信仰，每一個獨立的本體都有自己的靈魂，「守護神靈」賦予人和場所生命，同時也決定他們的特性與本質。因此，古代的人認為和生活場所的神靈妥協是生存的重點。
即使我們今日不必再牽就「神靈」存在與否的爭論，我們仍然相信，建築是場所精神形象化的人為空間，「賦予人一個『存在的立足點』」。我們棲居於建築中，辨識與認同建築所在的環境。
「我棲居故我存在」，我存在於新加坡，不再以旅人的眼光享受與台北相異的場所精神，藉以轉換心情。當我認真觀察這個島國，不禁重新想起「詩意地棲居」的涵義，並且希望找尋或理解新加坡的場所精神。
我所關心的場所精神包括自然地景、空間感、建築外觀和室內陳設等等，「製造」、「設計」者固然對於場所精神的形成責無旁貸，這裡我比較想從接觸場所「使用者」或「經營者」的經驗，談談我的心得。
先說「場所精神」的「精神」。我的學生時代雖然沒趕上孔德成、臺靜農諸位太老師輩風流人物的聚餐盛況，輾轉從老師口中聽得及學得品鑑菜肴的「精神」。菜肴的「精神」不僅是表面的色、香、味，還蘊含著烹調者的氣質與誠意。日本的美食節目喜歡以「廚師的愛心」來形容，把顧客當成衷情取悅的對象，製作出視覺與味覺都讓人感動，食物在口腔咀嚼，擴散於味蕾，經過食道通往胃腸，湧現「幸福的滿足感」─完美的用餐，大概就是這種「超凡入聖」的境界吧。
生理的口腹需求上昇至「品味」的層級，新加坡的傳播媒體沈浸於報導「獅城風味菜」，是否也讓消費者如我，在「按圖索驥」後「不虛此行」呢？
我不必一一指出曾經失望的次數和地點，也不想責怪媒體「報導不實」。我知道其中自有「變數」。任職台灣媒體的朋友告訴我，一般顧客未必能吃到著名餐廳主廚親自調理的食材，「酒香不怕巷子深」，有些「美食家」私藏的館子，為了擔心門庭若市之後走味，根本是「密而不宣」的。
因此，可以追究的，姑且不論美味精粗，籠統說是「服務品質」。
新加坡居民超過一半以上住在政府組屋，組屋區比私人公寓還鮮明的群居性格，顯示於熟食中心的飲食習慣。我並非輕視熟食中心，不過有時真不想在熙來攘往，吵吵鬧鬧，經常必須和陌生人同桌的情況下匆匆吃飯。
我想在不管吃得多麼慢，坐得多麼久的地方，沒有人催趕我的空間，安安心心，說話、吃飯。
我曉得應該去「有門面」的餐廳，平常對金錢沒什麼概念的我，在朋友來訪新加坡時，才意識到自己的飲食開銷竟然相當可觀，說「奢侈」一點也不為過。新加坡的國民平均所得比台灣高，生活消費比較貴也情有可原，然而，衡量不輸給東京和首爾的餐廳花費，再看看所獲得的服務品質，實在是不值得的多。
就說五星級大酒店內，名列「在新加坡非吃不可」的海南雞飯，一客海南雞飯加上百分之十的服務費和百分之五的消費稅，相當於新台幣四百多元，真的有那麼好吃嗎？各人的口味有別，不予置評。倒是塑膠製的餐具，讓我只想以「南洋風情」搪塞之。
可不可以不要再用一看就明白品質很差的塑膠餐具？
在能夠望見對岸馬來西亞夜景的海邊餐廳，想當然爾，這絕佳的地理位置和帆船俱樂部的招牌，餐點一定所費不貲。結果上菜時所附的餐具不但是塑膠製，而且和熟食中心沒有兩樣，塑膠筷子不但不同顏色，湊不成一雙，甚至還是濕淋淋的！
喚來服務生，他正好送餐點來，把餐點摔往桌上，問我有什麼事？
在結帳時，我那股不甘願的怨氣就會轉為懊惱，我經常想：新加坡的百姓真的是「順民」啊！否則就是我自投羅網，要去專門給外國人吃喝的場所，品嘗以為能夠滋潤心靈的氛圍，耗損天真的「詩情畫意」。
我棲居著，想到為了吃一頓好飯而備感勞績。
賀德林還有詩：
「如果生活純屬勞累，
　人還能舉目仰望說：
　我也甘於存在嗎？」
他的答案是斬釘截鐵的「是的！」
目前的我，只停留在那最後的問號。

今是昨非

繼續嘲弄我愚昧的過去吧。難堪與憤怒都無所謂了，我已經不知道還能相信什麼。
無力感。
如果說性功能衰弱的男人是力不從心，我連心也沒有了。意志上的不舉。曾經有過的昂揚激越，不是一盆冷水，不是一鼻子灰，而是整個的
軟掉了。
他們要你軟趴趴的，他們要的是一隻軟趴趴的，主人來時搖尾乞憐的狗。
他們要當你的主人。
你不舉的意志被他們操弄，你不能想太多。即使強行顛倒了你，你還以為能夠為道德良心做人工呼吸，你急切搶救，殊不知正被奸淫著你的吻。
從街頭回來，你問S：「我們這樣，然後呢？」
S沒有回答，關起門來自瀆吧，他說，反正是消耗精力。
他說著「圍城」時的種種，你想起家人口裡說著不要去人潮中湊熱鬧，晚飯後卻一哄而散，各自呼朋引伴走向同一地點。
怎麼會是紅色？那樣懂得顏色隱喻的人，選了意義極易被區解的紅。
一場集體大戲，指揮群眾的行動演出。
投入的人們，以為不信東風喚不回。
而今才曉得，我已經沒有國家可以愛了。
雪地上苦戀的問號，變成了模糊的巨大足印，我走過，熱烈過，冰霜覆蓋也屢仆屢起。
「永遠的左派」，詩人說。穿過他眼神的平原麥田，我真希望聽錯了，那微弱卻悠長的一聲嘆息。
等是有家歸不得，杜鵑休向耳邊啼。
你聽到他們說，不要講人家聽不懂的話。
向上提昇，根都腐爛了，還能生長嗎？
短視近利，資本主義社會都是一樣，但起碼要給自甘吃虧奉獻的人一點敬意。
你不是要爭地位，不能尊重自己的人，不曉得自己可以有尊嚴的人，談何對待別人？
知道自己的「不知道」猶可活。
「不知道」自己的「不知道」，死路一條。
舊的神像倒下了，熔化了，難道不會有新的神像？
神像本身無過，造神的人和強迫別人信神拜神的教條不銷毀，清理乾淨了就沒事了嗎？
搗爛歷史的痕跡，就可以徹底「今是昨非」嗎？
過去種種，皆如昨日死。
今日種種，媲如今日生。
只是，新生出的，是血肉精氣，還是腫瘤結石？
沒有風骨，沒有品格的話，什麼大師也跟下三濫沒兩樣。
不容青史盡成灰。
寧可去勢，也不要被霸權逼出被踐踏的精液。

新加坡人的5C

在電影” Singapore Dream”(中譯「美滿人生」)裡，知道了新加坡人的「5C」──
Cash(鈔票)、Credit Card(信用卡)、Car(汽車) 、Condominium(公寓)和Country Club (Membership)(鄉村俱樂部的會員資格)。擁有這五個C猶如新加坡人追求的美好生活，象徵社會地位的高尚與事業的飛黃騰達。
電影中男主角發了橫財，五個C唾手可得，彷彿可以從此平步青雲，麻雀變鳳凰。偏偏就在他去鄉村俱樂部申請會員資格時不幸突發心臟病，驟然一命嗚呼，無福消受的五個C之外，只剩得第六個意外降臨的C: Coffin(棺材)。
編劇極其諷刺地安排了戲中人的命運與現實，無論此生是否能夠「五C俱全」，最後都必得躺進那第六個C裡，落個兩手空空。
我想起台灣人也有「五子登科」之說：銀子、車子、房子、妻子、兒子。
「五子登科」和「5C」擺明了就是人生理所當然似的慾望。所謂的「成功」，就是不必再為求取「5C」而煩惱嗎？所謂的「幸福」，就是在十年之後過著十年前自己所期許與預想的生活嗎？
環視我的周邊以及我自己，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經算是「五子登科」，缺了幾個「子」的，並非沒有經濟能力或是結婚生育條件，而是自由選擇的結果，所以經常理直氣理地說「五子登科」不能視為人生的全部。相較於那些非常努力認真地以「5C」為目標，想因此活有尊嚴，被敬重的人們，我怎麼看待他們的慾求呢？
「還應該有什麼」，我總以為。
喬爾．克特金（Joel Kotkin）在《城市的歷史》(The City：A Global History)中，引述李光耀的一位官員說：「給了他們一座乾淨的城市，現代的舒適設備和強大的經濟後，我們現在在想，要給他們什麼樣的文化。」
即使「五子登科」或「5C」的項目沒有達成，老老實實活著的人，也可以在文化中得到滿足，這是政府「給」得了的文化嗎？受到政府主導或宣揚的「文化」就活潑躍動了嗎？
我衷心期待新加坡除了做為文化，尤其是商業文化產品的「消費者」，也能做「生產者」，像電影” Singapore Dream”一樣，在我往來飛行的途中，讓我看見新加坡人的夢與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