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28

雨季

GH拍攝的蛇


HP拍攝的牛蛙


親愛的k,這裡現在是雨季。
回台北半個月之後再來,一開房門,整間屋子像是浸泡在水蒸氣裡。
為了預防雨水打進室內,離開前我把所有的窗戶都關緊,能鎖的都鎖上了,但這並不能保證濕氣就此被擋在戶外,房子不是乾燥箱,門窗隙縫裡無孔不入的水份滲透不斷,連牆壁也是潮潤潤的,好像一碰就會軟掉。
在我離開的時候,霉菌住進了我的家。
應該說,在我還沒離開之前,霉菌已經寄生;待我拖著行李走出家門,霉菌堂而皇之的成了家裡的主人。
那種發霉陳腐的氣味,讓整間屋子就像爬滿了長春藤的古宅地窖,陰森而落魄。
我拉開窗簾,窗簾的尺寸和窗戶並不相合,當初匆忙訂製,商家也做得漫不經心,有一塊窗簾竟然長邊和寬幅完全顛倒,把垂直的那一道訂上了掛鉤,懸在家裡的任何一扇窗都不對勁。我找出訂製窗簾的單據,確定不是我寫錯了,想去商家要求退貨重做,算算這來回的計程車資,不值得,也就算了。
在新加坡有好多次不愉快的購物經驗,即使我快要司空見慣,希望自己多包容這島國的物資本來貧乏,有時離譜得真叫人抓狂。對於「買不到」所需的東西,早就應該死心,一切仰賴進口,沒有進口就是沒有貨,你以為很普通應該隨處買得到,可惜就是沒有。
即使買得到,有些東西品質之低劣真超乎人想像。
我買的鬧鐘,前進一分鐘會倒退兩分鐘,於是愈走愈慢。買的平底鍋不附鍋蓋,到了另一家店找到了鍋蓋,回家發現尺寸不對,隔天再拿去換,結果尺寸對了,還是蓋不嚴。過了一個月,鍋子就壞了,這次我刻意逛了幾家賣場,買了一個並不便宜,號稱義大利製的鍋子,放在家裡的瓦斯爐上怎麼都不穩,原來鍋底和鍋緣根本都是歪的!
從小到大,我為桌上的檯燈換燈管的次數屈指可算。不到三個月,新買的檯燈燈管就不亮了,起初不懂,到就近的賣場買新的燈管,才曉得雙孔、三孔、四孔,乃至於八孔的燈頭琳瑯滿目,管芯也有單管和雙管、四管等等之別。乾脆回家後拆卸舊燈管,改天再上門。結果比對了半天,就是沒有一模一樣的。店員問我在哪裡買的檯燈,我一時無法記起,剛來時全島四處採購,哪裡能一一註明購物的地方。店員說,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別理燈管,重新買一個檯燈不就好了嗎?這就是說,以後別想維修養護你買的東西,扔了買新的最方便。
啊啊,說到這「罄竹難書」的新加坡購物誌可是讓人對這裡充滿了幻滅的憤怒與無奈。
我的結論是:新加坡不像他政府宣傳的那麼了不起,觀光客和居民的生活感受截然不同。要住在這裡,要學著面對現實,拋棄自己在別的地方的日常習慣和「理所當然」的想法。(雖然仍有難以嚥下去的抱怨會陸續出現在日後的書簡中)。
還是拉開尺寸不符的窗簾,打開窗戶讓新鮮的空氣流通流通。灰暗的天色混著絲絲的細雨,點滴飄入窗台,下方窗框的滑道裡夾著一尾小指頭粗細大小的壁虎乾屍。
這隻小壁虎,是要從窗戶潛入我家,還是想此間家徒四壁,溜之大吉?
乾枯的壁虎屍體頭部特別大,讓人想起醫院玻璃瓶中浸泡著浮馬林的嬰兒胚胎標本。醫院裡為什麼要放置一排大大小小依成長月數而陳列的嬰兒胚胎?我真不明白,浮腫而蒼白的人類雛型讓醫生研究就好,病人看了,就如同看他人的遺體似的,至少對我而言,就是很不舒服的視覺印象。難道因為那些胚胎沒有出世,就不算是條生命,展示給人欣賞也沒關係?
家裡有壁虎進出,跟有蟑螂螞蟻一樣不值得大驚小怪,我的同事還拍攝到住屋附近的牛蛙和蛇。學校的報紙上也刊登過,校園的山區有山豬出沒,親眼見過的學生告訴我:那是一家子山豬出動,讓她們趕緊讓路退避。從馬來西亞來的學生說:「我就跟我家人說,新加坡還有野生動物,真想不到哪!這明明是個國際大都市…」後來又有人說看過校園裡的松鼠、猴子,難怪我向孩子提議去逛植物園時,孩子說,我們就住在森林裡,幹嘛還要去逛植物園?
清理掉壁虎的死屍,才注意到一進家門忙著除去濕氣,衣服還沒換。
衣櫥裡好些衣服都發霉了,家居穿的便服沒有明顯的霉斑,可是也是充滿了腐朽的臭味,不得已只好勉強穿上。
那霉氣不僅瀰漫了屋子,也蔓延到我的全身,我想去買台除濕機,想著想著,肩背上過敏的那片皮膚愈來愈癢了。

2007/01/09

人字拖


新加坡大學女生的標準服飾


可不可以不要穿短褲和拖鞋上學?
對學生這樣要求時,現場一片沈默。
忍不住說:「新加坡的大學生是我見過最邋遢的。」
話已出口,可能已經造成傷害。我再解釋,穿著打扮也是一種禮貌,一種文化教養。
見他們的表情,有人點頭,有人不以為然。
我說:「我初來乍到,看不慣我就講,也許以後我見怪不怪,就不會說了。算我多管閒事。」
有學生寫email來,感謝我「雞婆」。她說從沒有老師關心他們的衣著,解脫了制服的約束,卻不曉得應該穿什麼上學。
曾經看到別的學院的同學穿著在宿舍寢室的睡衣直接進教室。
我一點也不驚訝,一眼望去,像睡衣的,或是根本是睡衣的比比皆是。
天氣太熱嗎?
我說,亞洲各國不是只有新加坡有高於攝氏三十度的氣溫。
何況,教室裡的空調有時候冷得可以穿皮草。
我說,尤其是你們的鞋子,不管多麼美美的衣服,配上拖鞋,就是不搭,而且扣分。
大姆趾和食趾夾住一條鉤帶的拖鞋,台灣叫做「人字拖」,因為鞋面上只有兩條帶子,呈「人」字型。
人字拖也有精緻的皮製品,但是還是塑料的居多。有的是橡膠材質,標準的拖鞋。
那種人字拖看似簡單,其實露出的腳背和趾頭多,要穿得好看,還得靠天生的本錢和後天的修護。
天生的本錢,腳背的豐瘠得宜,肉太多則嫌粗肥,骨太多則嫌寒傖。後天的修護,不可有厚腳皮,過長或過短的趾甲,甲縫裡更不可有汙垢。一般二十歲的女孩子腳皮不厚,腳後跟卻乾燥如生縐紋,玉足未蒙保養之故也。有的女孩懂得保養,可惜過猶不及,擦上顏色不恰當的蔻丹,完全不管腳趾頭以上整個人的色彩協調,尤其是大紅或朱肝色的指甲油,氣質稍一不慎,不是流於老氣,就是淪於輕浮,把大好可愛的青春朝氣,變成了殘柳楊花。
由於長期穿人字拖,造成腳趾間的空隙日益寬大,走路重心下移,不是臀部下垂,就是小腹突出。有些女孩子明明很瘦,偏有個超乎你能想像的小肚子,像是產後還沒復原。假如時髦一點,穿個露肚中空的小背心,窄緊的牛仔褲,那可憐的小肚肚就更加明顯。目前為止,我還沒看過這種裝束的女孩有個平坦漂亮的腹部。當然,必須在此補充聲明,我這裡說的都是新加坡的華族女性,馬來族、印度族的女性雖然也穿人字拖,她們可不會只穿著短褲。
臀部下垂的結果,就是顯得上半身比例較長,腰的位置下移的視覺錯覺,相形之下,腿就短了。穿裙子時,不管是A字裙還是窄短裙,會變得拖拖拉拉,鬱金香式包覆大腿的樣式還好看一點,因為把失去的臀部線條用布補回來了。
我也曾經想學新加坡女孩買雙人字拖來穿穿。
記得小時候穿過夾腳趾的木屐,走起路來扣扣作響,自己覺得像日本娃娃一樣可愛,不過大概是太日本氣,父親不喜歡我穿。母親則說,穿這種鞋子,以後腳會愈來愈大,女孩子腳大很醜。反正那雙木屐後來也穿不下了,就再也沒穿過夾腳趾的鞋子。
我發現,日本女孩穿木屐可是很講究的,不是坦露著腳趾。而且木屐有高度,走路時腳趾的施力點和重心的調整很重要,效果應該和穿高跟腳差不多。
人字拖則不然。在店裡試穿時,首先的困難就是腳趾頭不習慣硬被分開,穿不進去。等把腳趾頭掰開,鉤套住腳帶時,不曉得該怎麼走路才能讓腳趾頭不痛。
真的蠻痛的,看似簡單的腳子,對我卻一點也不輕便。
而且我的腳背太乾枯,趾頭上還有長年穿鞋磨出的厚結繭,骨節也突出得像雞爪,真是自暴其短。
如果觀察市區的上班族女性,穿包鞋對她們恐怕是一大考驗。人字拖穿慣了,腳間縫變大,腳板變寬,即使不是包鞋,有些「五趾並進」的涼鞋也穿不下。再加上不懂得穿有跟的鞋子應該把重心放在腳弓,而不是腳趾,她們的痛苦,我可以想見。
難怪在餐廳裡、在MRT上,她們經常不知不覺就脫去鞋子,兩腳互相磨擦,痛的嘛!
不但腳趾痛,走路時踢踢躂躂,她們穿起正式的套裝,也讓人覺得戰戰兢兢不自然,「搖搖欲墜」。
不曉得重心下垂會不會影響子宮下垂?
研究纏足的人說,小腳的好處是能夠縮緊陰部,促進魚水之歡。據說不是只有男人享受,懂得個中滋味者,像潘金蓮,也在《金瓶梅》裡提過。高跟鞋做為性慾的象徵和挑逗,說是為了調整女性站立時的重心,也有收束的效果。
我以前逞強愛美,買過一雙小一號的包鞋,鞋跟大約六公分。一次開會時穿了去,可能是鞋型和高度的關係,我的腳看起來又細又小,還為此沾沾自喜。走路時還沒感覺,會場上一坐兩個小時,竟然腳趾全麻木得沒法站起來了。說纏足的歷史是一部「痛史」,我完全感同身受了。
「纏足」似的鞋型,又是高跟,那天撐著回家,解脫之後,不但腳痛,腹部也痛,高跟鞋果然有收束的效果。
為了雙腳的健康,我看還是不要硬穿高跟鞋,但我想穿有一點跟,比如兩三公分的鞋子比平底的好。
人字拖呢?馬來族和印度族的婦女穿著傳統服飾時,腳趿人字拖,是我覺得最佳的搭配。

2007/01/08

跨年

J J Lin















台北101



沒感沒覺的,年就這麼跨過去了。
台北101大樓的煙火秀一年盛過一年,輝煌的188秒創下新的記錄。讓台灣在國際媒體上露臉,也可以不用靠醜聞。
厭倦了被稱做「口水消費」的政治新聞和垃圾訊息,2006年台灣人的一肚子「鳥氣」除了穿上紅衣發怒,不如把精力轉移消耗在載歌載舞迎新年。台北市政府發布的消息說,當天現場湧進了五十二萬群眾。
台灣人已經磨練了一身參與群眾運動的熱情和本領,連續好幾年,我也都就近參加了市政府廣場前的跨年晚會。101大樓建成之後,摩天煙火更是吸引人,與其在家隔著螢幕欣賞,我更愛隨著現場的觀眾尖叫歡呼!
家有小孩的情形大概都差不多,本來不熱衷過年過節的,為了給孩子美好記憶的童年,帶他們東奔西走湊熱鬧,並且「拍照存證」。真的,我如今才曉得孩子對於過去看過的耶誕花燈、跨年晚會、元宵遊街一概沒印象。可憐天下父母心哪!冒著大冷天出門趕集,看那相片裡的人還哈著白霧氣呢!
後來我想通了,何必痴心想為了孩子製造回憶?說是孩子的童年,也是父母的人生呀。一起度過時光,恐怕回憶起來,父母的樂趣更濃呢。
在倒數計時的緊繃氣氛裡,依偎懷抱著彼此,趁著煙火大作時擁吻,互道「新年快樂」,許下祝福和心願,前幾年的台北生活,總是這麼興高采烈地跨過舊年,滿心盼望地期待「明年會更好」。
在五十二萬人中缺席,也是刻意的,我和孩子選擇在新加坡迎接2007年。想要知道新加坡人怎麼度過新年。
往年耶誕節前,就有大大小小各地的跨年迎新活動消息傳來,過了耶誕節,跨年活動更是媒體的重頭戲之一。政治人物出現在娛樂晚會裡,台灣人早就習以為常。尤其是地方政府舉辦的節目,各地要員和首長們當然不會錯過接受滿場群眾歡呼的虛榮。因此不僅在報紙的綜藝版,政治版、社會版,都在提醒你,新年就要來了。
於是習慣似的,孩子問我:「今年在哪裡『跨年』?」
哪裡呢?
放煙火的地方在濱海區,聽說會有十六萬人參加……
還是,去Vivo City,如果你不想看演唱會,可以去Page One書店?
媒體裡關於「跨年」的報導比起台灣少得多,我還擔心沒地方沒活動帶孩子去感受新加坡的新年。
Vivo City和新加坡其他大商場甚至公共場所一樣,令人最受不了的是標誌不清。偌大的走道上橫放著樓層說明和平面圖,新達城、義安城也是,人群圍在四周指指點點,我總是擠不進去看上一眼。好容易攲身一探,想去的那家服裝店沒有位置編號:「Coming Soon」。結果我走沒兩步,好端端的服裝店就在眼前。為什麼不豎直了立個大看板,讓顧客遠觀就能一覽無遺呢?好了,Vivo City裡也有立柱,而且有的立柱竟然就在手扶梯前,讓上下的顧客撞個正著。撞上了,還是不明瞭,字小小的,你想找的地方就是得費勁兒。這種設計完全配合瞎逛者的需要,反正你沒準頭,沒目標,走到哪家店就算哪。
假使你想「按圖索驥」,或是「路長在嘴上」求教於人,很抱歉,我已經有太多次失敗的經驗,有時離譜到讓你想不懂此地怎會是旅遊勝地。就說第一次去Page One 書店,先在一樓查好了位置,上樓,卻不知該往左走,還是向右轉,記得了單位編號,卻發現好多商店門口根本沒有寫編號。我問了一家商店的店員,他說不知道。算了,頂多多走冤枉路,我繼續往前,隔不到二十步,竟然就是Page One!(這家書店是沒有敦親睦鄰還是怎樣,隔壁鄰居都不曉得你在這裡!)
失望失望,興致勃勃和人群流到Vivo City,竟然沒有明顯的跨年活動的宣傳,叫孩子去Information 櫃台問,小伙子隨手一指,我們順其所指走出商場,店外的海邊停泊了一艘瑞典大帆船。後來朋友告訴我那艘船從瑞典到亞洲,航行兩年期間去過上海和廣州,瑞典公主也接受過停泊港口的歡迎儀式。
這不是孩子想要的跨年活動,我們從商城外繞了一圈,再走回Information 櫃台,這次換我去打聽,原來跨年演唱會在三樓,可是票早賣完了,你們上去也沒用的啦!
即使如此,我們晃盪著晃盪著,還是上了三樓。演唱會是露天的,場外有電視螢幕轉播,可是警察先生不讓我們在場外逗留,這就奇特了,不停下來怎麼欣賞表演?孩子若有所悟,說:「在新加坡,沒有『免費的』這回事!」資本主義社會不都是這樣的嗎?
不忍心讓孩子失望,我想辦法去問還有沒有演唱會的票,至少,能讓我們在場外開開眼界。轉來轉去,就是不知道該去問誰。
要不要去濱海區看煙火?我和孩子商量。
「濱海區的什麼地方?」
好問題。
當初決定到Vivo City跨年,就沒再理會關心在濱海區的什麼地方可以看到煙火。
孩子說,逛逛電動玩具店和書店再說好了。他想在這裡跨年。
我真的擔心了,到了午夜時分假如什麼活動也沒有,大家安安靜靜,或者,店門都關了,怎麼辦?
九點半,書店開始廣播,再三十分鐘打烊。
九點十五分,廣播提醒,還有十五分鐘。
我收拾攤在書店裡小桌上的論文資料,還有十天該交稿的台北故宮博物院會議論文仍在起步狀態。感謝書店的店員容忍我明目張膽在店裡「做功課」。我從宋徽宗的詩詞裡站起來,商店真的一家家休息了。
不死心,再去三樓瞧瞧,有人在排隊,孩子還等不及搞清楚就衝去長龍尾巴,我問了,演唱會的外場開放進入。
孩子像撿到了便宜,開心地手舞足蹈。
我聽到警察說,不能帶食物進場,水也不行。
手裡剛買的大杯檸檬紅茶……
兩個人努力喝掉了一半,乖乖扔入垃圾桶。
進場的安全檢查挺嚴格,先在每個人手背蓋上黑星形狀的印章,然後到第二關,男女分開檢查,打開隨身提袋,確定裡面沒有危險物品之後才放行。
我因為不懂規矩,在第二關被警察要求和孩子走不同的通道而緊張地大叫:「他是我兒子,我們要在一起!」
萬一在人群中和孩子走散可麻煩了。
雖然飄起小雨,觀眾們興趣不減。孩子搶到圍籬邊最靠近外場表演舞台的位置,可以近距離觀看明星。
可惜的是,新加坡的明星我們認識的很少。
觀眾的反應也很節制,大概因為忙著照相,沒有空餘的手鼓掌。
場內場外的幾位主持人一直帶動大家的熱情氣氛,要大家「scream!」
「scream!」
和「Happy New Year」說的次數差不多的話──「scream!」
唯一孩子聽過名字的歌手是林俊傑,J J Lam,我聽了好多遍,猜想J J Lam就是林俊傑。
果然,將近午夜,J J Lam登場了。
我們在場外的螢幕看J J Lam,孩子說:「他為什麼不唱『曹操』呢?」
大過年的,曹操不是形象好的人吧!
「曹操不是壞人,唱『曹操』也不會不吉利。」
我真不想說,歌手在新年演唱會就是要打歌嘛!
慌慌亂亂的,進入了倒數十秒……
現場爆出了金銀色的長塑膠紙條,我們隨人群的眼光向後仰望,大樓的一角天邊,煙火紛紛閃耀降落。
那裡大概就是濱海區吧。
「新年快樂!」我把已經快和我同身高的孩子如往年一般擁抱在懷裡親吻。
「好熱!」他推開了我。
新年的心願呢?
「大家身體健康。」
另外兩個?
「我保留。」
好吧。新加坡的2007年,大家快樂!

2006/12/31

誰來買我的公媽畫像?

亞洲文明博物館 祖宗像





唐城坊古董店 祖宗像



閩南話和客語稱祖先或祖先的神靈為「公媽」,在新加坡的博物館和古董店裡,都能看到祖宗像展示和販售,那是誰的公媽?又是誰把自己公媽的畫像賣到了市場?
懸掛於亞洲文明博物館皇后坊分館中國展廳裡的兩幅中國清代的祖宗像,一男一女,可能是同一家族的祖先。講述華人「慎終追遠」的孝道思想,祖宗像是非常親切的實例。製作祖宗像的目的為了祭祀,以期慎終追遠。當物件的實際用途消失,變成博物館的陳設,它的功能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博物館的展示品便是經常以殘留和超越本身的存在價值而被大眾觀看。
博物館和古董店,除了是否進行商業買賣而有所不同,還有什麼差異呢?
博物館的收藏品也可能來自古董店,經過專家的鑑定,放在它們被理解的位置,一個被設計過,教導參觀者如何欣賞的位置。
博物館迷人之處,就在於鉤連相關或不相關的物件,說出一段藝術與文化的故事。即使不靠細部的解說牌,在展示空間的大指標下,我們也可以提綱挈領,領略策展單位想告訴我們什麼樣的故事。富有想像力的觀眾,還能夠延續和改編那些故事,讓物件得到更豐饒的再生。
所以,我總以為,不會說故事的博物館是失敗的,和堆積雜貨的古董店沒什麼兩樣,只不過擱了些「非賣品」,觀眾連「乾過癮」都談不上。
因為學術研究的需要,我偶爾也逾越了一般觀眾的身分,請在博物館工作的前輩從庫房中提出書畫作品讓我閱覽。很奇妙的,在公開展示櫥櫃和在內部的觀看場所出現的同一件作品,有時竟流露不太一樣的「精神」。直接近距離地欣賞作品,它做為我的研究「客體」,我一邊紀錄對於它的觀察和認識,一邊為孤立的它尋找一種具有判斷性質的「說法」,也可以說,離開了它在展示櫥櫃裡被安排的故事關係,我在我的學術架構裡探求它的位置和它的故事。
「意義是被語言所創造的。」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說。
沒有語言文字可以依憑的物件,更依賴語言文字製造它們的意義,尤其是它原來的生產意義已經消逝,或是被人淡忘之後。
研究美術史的朋友來新加坡,我們去逛古董店,說是「古董」,有人說不過是些「工藝品」和「舊貨」,我們早有心理準備,純粹是好奇。友人經常接觸動輒千百年前的藝術品和歷史文物,如何看待流通於市場,良莠不齊,真偽混雜的物品,即使是「工藝品」和「舊貨」,也別有趣味。
星期日近中午時分,號稱本地具有代表性的古玩購物商場竟然冷冷清清,好多家店都還熄燈鎖門,只有出售地毯的商家熱情迎接我們。透過陰暗的玻璃門窗,我們還是可以一覽古董店內的布置和物品,店主人的品味和是否善於經營、「說故事」、製造情境的能力,也可略窺一二。
我告訴友人,曾經在新唐城的古董店裡,看見一幅吳姓家族的祖宗像。畫上寫著十六世祖到十九世祖的名諱,畫中男女穿著明代和清代的服飾,依輩份先後由上而下列坐。「怎麼會有人收買別人的祖先畫像呢?」嘖嘖稱奇之餘,我們發現此處也有出售。
明清時代的經濟發展帶動了肖像畫的繁榮,中上階層家庭裡,往往有男女對幅的祖宗像,或是單張羅列幾代祖上的「先世圖」。這些圖畫通常在春節除夕祭祖時才被請出,掛在廳堂,前置供桌,象徵迎接祖靈歸來,子孫早晚祭拜。過完年之後,大約是元宵節時取下圖像收藏,表示祖靈重返陰間。
2003年12月23日到2004年3月14日,韓國首爾市立美術館曾經以「偉大的臉」為主題,舉辦韓國、中國和日本的肖像畫大展。展品有許多是祖先畫像,上書畫主之名,標示生卒年或壽年。昏黃的展場燈光,頗有祖靈縈繞的氣氛。後來在電視節目裡看到採訪此次展出的韓國肖像畫畫主的子孫,時隔上百年,他們的長相竟然和畫中人相當神似,可見畫家傳移摹寫的功力。
祖先畫像不一定都是畫家寫生之作,也有制式的繪法,稱為「家堂軸(子)」的祖宗像和牌位因應需求而大量生產,購買者填寫上家族祖先的名字即可。台灣開放大陸探親之後,父親的友人返鄉帶來了家堂軸子,對著軸子上的空格,父親思索著,他的記憶僅止於他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對我的曾祖母印象模糊,連姓氏恐怕都不能確定。在兵荒馬亂中倉促隻身到台灣,我們家中斷了四十多年的歷史記憶,突然一下子因為填寫家堂軸子上的祖宗名諱而有了不可知的未來。一九九九年的春節,弟弟再取出家堂軸子時,顫抖著手,寫下了父親的名字。而我知道,身為女兒,家堂軸子上的空格並沒有為我預留。
當祖宗的畫像不再用來祭祀,成為脫離本來文化脈絡的商品,我在電腦網路上查到中國大陸專門出售祖宗像的商家,不禁對自己先前的一廂情願感到可笑。在新唐城古董店看到吳姓先世圖時,我想像從唐山漂洋過海來到新加坡的吳家子孫,如何緊守著祖先的畫像,在異鄉仍念茲在茲對祖先的崇敬和禮拜,不幸最終淪落到不得不變賣家產,連祖先的畫像都不保……
誰曉得,那張吳姓的祖先像可能就是網路上買來,管他什麼認祖歸宗呢?

後記:本文的部分內容刊登於2007年1月2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2006/12/28

在博物館結婚




圖上:新加坡美術館

圖下:新加坡國家博物館


現在想起來,我雖然經常旅行,自稱「雲遊四方」,其實根本是誇大。
我沒有走過「四方」,我的足跡,充其量也只是在亞洲,況且是東北亞居多,以及美國的少數城市而已。
因此,對於新加坡人在博物館辦婚宴的事情,很可能是少見多怪。世界上應該也有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美術館或博物館,提供場地租借給民眾辦喜事,而且既然能夠擺結婚筵席,那麼孩子的滿月酒、長輩的壽辰會,似乎也都沒有理由不許在博物館舉行。再說得極端一點,博物館既然是開放公共使用的空間,追悼會、告別式,是否也可能在此辦理呢?
我的研究工作與中國古代的繪畫有關,近年來的海外旅行,除了參加學術研討會,就是為了看畫。我慶幸自己僥倖選擇了用不著吃什麼苦頭的研究範圍,我的「田野調查」環境非常「高雅」,無論是在博物館的展廳,還是存放典藏品的庫房看畫,都是乾淨、舒適而安寧。
曾經有研究道教儀式的朋友告訴我,她去台灣的鄉間做「田野調查」的工作,訪問的道觀通常沒有提供住宿的房間,附近也沒有旅店,男性研究者有時將就和道觀裡其他的工作人員擠一間大通鋪,她一個女兒家,只好睡在正堂裡的供桌上,頭上方就是諸位神明,伴著唧唧的蟲鳴和幽暗的燈燭過夜。我真佩服她的能耐,也對收藏無計的人類歷史文明研究材料的寶庫,產生了崇高而尊敬的心理。那些不同時期、不同途徑,因緣際會處於同一個博物館的文物,總讓我幻想它們有著奇特的身世與故事。
於是,每到一個地方旅行,我總是會參觀當地的博物館,我說是「做功課」。因為研究與美術有關的主題,不是藝術史研究科班出身的我,特別想補充先天的不足。有好幾位友人聽我說參觀他們國家或地區的博物館,都說包括他們自己的當地人都沒去過,或是不曉得裡頭有什麼可看的玩意兒,值得我千里萬里迢迢去遊覽。
「妳真的很愛去博物館哪!」許多友人都這麼說我。
在有限的時間裡,我可以放棄「不可不去」、「不看就枉費此行」的著名景點,只耗在博物館裡,藉著陳列的物品,編織我對當地的認識,讓那些與我相對的物品告訴我屬於它們的過去。
我起初總回答說:為了研究工作,為了增進學養。後來,我再不多解釋,簡單地點頭承認了。
如果不是「很愛去博物館」,怎麼會連續好多年,都在自己生日那天,去台北故宮博物院裡晃蕩,當成一種「慶祝」的「儀式」?好像長大了一歲,用「逛博物館」的活動就有充實安定,「不枉此生」的滿足感?況且,那時我還沒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去博物館不過是自以為「有文化水準」、「有氣質」的娛樂項目罷了。
因此,在新加坡的「新加坡美術館」(Singapore Art Museum)和「亞洲文明博物館皇后坊分部」(Asian Civilizations Museum, Empress) 都看到喜宴的場合,讓我有一種新鮮甚至「不可思議」的感覺。很想知道我的那些和我一樣逐漸把博物館「神聖化」的同行們,如果也看見某個展廳裡有人設桌收禮金,賀客滿盈的情形,會做何感想?
近年來,世界各地時裝界選擇博物館等公共場所為「走秀」的背景或舞台的例子不勝枚舉,台北的故宮博物院、中正紀念堂也都被時尚風潮的產品籠罩過、包裝過。我知道有人頗不以為然,但是我想,假使我們承認時裝展演、時尚產品也是藝術的結晶,在博物館的空間裡總有它們不至於格格不入的擺放位置。今日的時裝,會變成明日博物館櫥櫃裡的展覽品,我們在許多地方的博物館都見過。
我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欣賞過英國設計師Vivienne Westwood的服飾作品回顧展,從早期叛逆的龐克造型,專門給rock and roll 樂手或是性工作者穿的離經叛道服飾,到後來在19世紀的畫作裡尋求靈感,回歸古典傳統的元素,Vivienne Westwood的設計變化,是非常有趣的藝術思想歷程。
既然博物館可以有商業化的用途,作為宣傳物質消費的地點,為什麼我還對於在博物館結婚,大家寒暄應酬,吃吃喝喝耿耿於懷?難道博物館只能有物質文化所構設出的人類精神境界,卻不能容納最貼近市民生活的人生大事?
我必須解釋,絕無批評或反對在博物館結婚的活動,而且我還想,也許新郎新娘是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那是既浪漫又莊嚴的地方。
是我對於空間場所的記憶與主觀認知,造成了我對於新加坡人在博物館辦婚宴的好奇印象。
「新加坡美術館」於1996年開館,原址本來是第一所新加坡天主教男子學校聖約瑟書院(St Joseph's Institution) ,算算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歷史。「亞洲文明博物館皇后坊分部」則本來是政府機關,在其中的南亞文明展廳裡,還留存有以前的保險櫃和鐵柵門,好像那裡原先是金庫。也就是說,和我曾經拜訪過的,特地建造成博物館,或是私人宅邸整修成博物館的建築物都不一樣。本地人對於這兩處空間的記憶脈絡,很可能還含括了它的前身,它本來就不是量身訂製的博物館,它只是一個儲藏的場所,和許多老建築,例如耶穌聖嬰修道院(Convert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變成的「讚美廣場」(Chijmes) 、中國式廟宇和書院組合成的「遠東廣場」等等,並沒有多大的差別。
外來者如我,不在本地居民的記憶脈絡裡理解「新加坡美術館」之類的老建築歷史,而是先入為主地把博物館視為陳列藝術品、洋溢文明精神的場域,是否苛求且限制了博物館的功能?
「去美術館吃喜酒」,很可能正是新加坡百姓走進美術館,親近美術館的的機會。我想起在台北市立美術館旁邊,也有一幢曾經是私人住宅的英國都鐸式洋樓,幾經公有之後再利用,現在成為訴說故事、閱讀故事的「台北故事館」(Taipei Story House)。我也曾經在秋日的傍晚,看見人們在台北故事館外的庭園布置起朵朵白玫瑰花束和花環,在石階和牆頭點燃一柱柱圓筒狀的白蠟燭,風中飄起的純白桌巾,時而輕拂著透明的高足酒杯。入口處架設起的甜蜜婚紗照片告訴我,喜宴正要開始。為什麼那時我沒有突兀或不協調的感覺?場所的「內」與「外」,難道就是我們區分環境氛圍的界限?

後記
2006年12 月31日,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舉行跨年舞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