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不是郎

餐飲料理、有線電視、人造衛星…，冠上「阿里郎」(아리랑，Arirang)，便表徵韓國(朝鮮)民族文化。在日本，韓裔人士成立了聯繫韓國、朝鮮和日本人的「文化中心阿里郎」（文化センターアリラン），發行《アリラン(阿里郎)通信》刊物。紀念四百年前朝鮮通信使出訪的「嚴原港祭對馬阿里郎祭」，是長崎縣對馬市每年八月的大慶典。今年年初，由於日韓兩國對佛像歸屬問題懸而未決，停止了往來活動，連帶地，「阿里郎」的名稱也被削除，成為「一掃泡菜之色」的「嚴原港祭」。

日本「去阿里郎」的事件，和近幾年中國和韓國爭相熱擁「阿里郎」相比，微不足道。2011年，中國國務院將朝鮮族民謠「阿里郎」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引起韓國關注。早在2009年，韓國便曾經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將國內現存最古老的江原道「旌善阿里郎」歌謠登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當時並未列進審核。此後，大學、國立民俗博物館、旌善阿里郎研究所、韓民族阿里郎聯合會等等公私團體，經由主辦各種大大小小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展覽會、音樂會、演唱會、慶典活動，韓國積極地推廣「阿里郎熱潮」，並且把中國的競爭視同加強「申遺」的動力。

2012年12月，包括「旌善阿里郎」在內的不同地域風格和唱法的「阿里郎」，例如珍島、密陽、忠州的「阿里郎」，以及歌詞的疊句形式，全部被收納入「阿里郎」的範圍，向聯合國「申遺」成功。

「阿里郎」是值得珍惜和分享的人類共同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東亞乃至全球傳唱未歇。大家曉得「阿里郎」是什麼意思嗎？

或許受到漢字翻譯的影響，聽到「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喲」的歌聲，總以為「阿里郎」是個人名，難怪在中文世界裡，會把「阿里郎」解釋成「我的郎君」；再加上歌詞裡有「翻越山嶺」，於是又說「阿里郎」是山名或地名。

請教了韓國友人，回答說：「沒有特別意思的。不是指人，也不是明確的地方。」

這就怪了！怎麼和中國人的理解不一樣？還有幾個淒美悲慘的故事被附著在「阿里郎」的歌曲裡呢。

2012年4月，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的「阿里郎特展」蒐集整理了相關的史料和文物，我才明白中國人對「阿里郎」「相當然爾」的理解，其實有很大的落差。此特展後來在日本、美國和俄羅斯巡迴展出。

「阿里郎」(아리랑)三個字是韓語「音譯」，韓國學者研究它的語源和原意，提出了許多迥然的見解，包括來自 標注「我離娘」(아이랑，Airang)、「我耳聾」(아이롱，Ailung)、「樂浪」(락랑，Rakrang)等等；也有學者認為「阿里郎」只是歌謠引首的起興感嘆之聲，沒有具體的含意，林林總總，共有十多種可能性。比較常被提出的「我離娘」說，是基於歌詞裡有分離的內容。而「我耳聾」或「啞耳聾」，則是傳說朝鮮時代末期興宣大院君重修景福宮時橫徵暴歛，激盪民怨，於是百姓哀呼「但願我耳聾，不聞願我耳聾」。這些近似的發音，逐漸演變成如今的「阿里郎」。

不管是哪一種可能性，歷史記錄裡的「阿里郎」都不早於十九世紀末，其中有西洋傳教士的記載，也有韓國文人的筆記叢談。即使誕生流傳於民間，所謂「始於高麗時代(十一世紀)」、「千年阿里郎」的說法，都嫌誇張。

現在普遍歌唱的「阿里郎」屬於京畿道的曲調，有三段歌詞，最常唱的是第一段：

아리랑 아리랑 아라리요

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喲！

아리랑 고개로 넘어 간다

阿里郎，翻越了山頭

나를 버리고 가시는 님은

棄我而去的你呀

십리도 못가서 발병난다

走不到十里路腳就病痛

這段歌詞見於1926年羅雲奎(1902-1937)導演的電影「阿里郎」，劇情敘述參加韓國「三一獨立運動」的男主角被捕入獄，遭受折磨，精神大受打擊。他出獄後返鄉休養，不料妹妹被鄉裡親日派的惡棍強暴，他殺死了惡棍為妹妹報仇，也再度失去了自由。充滿反殖民色彩的主題，搭配怨怒、詛咒和傷心的「阿里郎」歌謠，很快風靡了全國。

「阿里郎」的強烈抒情意象，很能傳達被辜負者的失落和憤恨。本來的悲情基調，在2002年世界杯足球賽中，尹道鉉樂團用搖滾風嘶吼出「大快人心」之感。2012年倫敦奧運會，則有金昌完樂團高唱，為韓國選手加油助陣。可以想見，2018年平昌冬季奧運會，「阿里郎」的歌聲又會再度響起。

知道了「阿里不是郎」，別介意，就像金基德導演自拍的電影「阿里郎」，直視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喜怒哀樂時都可以來唱一段「阿里郎」，咒罵那人生中總免不了的遺憾，真解氣！

(部分內容刊2013年8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Arirang @ 2018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s

2018 Olympics FD 'Arirang'

我不要你死

有的人肉體死亡，精神還一直活著；有的人活著，卻如行屍走肉。

有的人早已化為塵土，我們還時時想起；有的人從我們的記憶中消逝，即使他並未停止呼吸。

自從有學生告訴我：「我最喜愛並且會背誦的唐詩是〈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我對我的工作充滿了「危機感」和「挑戰心」。

我所教的「唐詩」課程，是中文系的選修課，也開放給非中文系的同學選讀。本來預設四十位學生的名額，總是「供不應求」，必須多開名額「消化」長長的「候補」名單。雖然未必皆能足人所願，但好歹我是很有誠意地盡力了。

因此，我常好奇，為什麼大家很想修「唐詩」課呢？

我問學生選課動機，請學生寫出一首「你喜愛並且會背誦的唐詩」的第一句。

這個「民意調查」不必具名，不影響成績，目的是為了幫助我掌握學生們的知識程度和學習興趣，所以完全接受「我沒有任何一首喜愛並且會背誦的唐詩」的回答。我向學生們說：「教育的成就之一是『轉化』。『我沒有任何一首喜愛並且會背誦的唐詩』，可能就是促使各位想要『轉化』的動機。」

「我最喜愛並且會背誦的唐詩是〈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造成我的「危機感」，並不是學生無法區分唐詩和宋詞，而是如果不是託鄧麗君或王菲之口，透過流行歌曲傳播，一代代的年輕人，是否還能記得「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我的「挑戰心」，就在於「不要讓經典死在當下」。宋儒說：「為往聖繼絕學」，倘若「經典」成為「絕學」，甚而斷絕生命，是集體的「文化破產」。

在「唐詩」課，我會列出日本和韓國中小學教材裡的「唐詩」，問同學們有沒有「聽過」？這帶著「挑釁」意味的內容，常讓同學們後來在學期結束時告訴我「感到震撼」。

可不是嗎？經典是人類共享的智慧資源，一個族群的「文化破產」了，並不能阻礙其他族群來繼承。

「你們中文系要學什麼？畢業以後有什麼出路？」類似的問題，每年的校園開放日(open house)都會有家長和學生提出。說起「就業率」，新加坡的中文系畢業生毫不遜色，有可觀的數據。比較特別的是，今年對於課程設置裡有「古典文學」的詢問度挺高，且看以下的對話：

問：「古典文學是學什麼？文言文嗎？」

答：「是的，包括詩詞小說戲曲和古文。」

問：「文言文會不會很難？要不要背？」

答：「難是難，老師會教到你懂。唸多了，就記住了。」(朱子說：看來看去，自然曉得。)

問：「中文系為什麼要唸古典文學咧？」

答：「和英語系讀莎士比亞一樣呀！古典文學是中文系的獨門工夫，你想學英文法文日文泰文可以去補習班學，想學中國古文就要來中文系！」

應著學生對於〈水調歌頭〉的著迷，我開設了東坡文學與藝術的課。

每次講東坡的故事，從他到底是1036年生還是1037年生，到他在常州臨終前的遺言，東坡在我的講堂裡活了一次，又死了一次。

東坡肉怎麼做？有同學蒐集了不同的食譜，在家演練烹調後帶來班上讓大家品嚐。中國有多少用「東坡」命名的景點？學校？和他行跡有關的地方？用他的名號興起的「文化創意產業」？一位同學的父親從海南島帶回來新製的「東坡鴨」，我們輪流「傳閱」那真空包裝的精美食品，很想嗅出裡面的香氣。

這學期我請同學們「推薦給現代讀者，不可不知，不可不讀的兩首東坡詩或詞」。參與的六十位同學，選出了〈念奴嬌．赤壁懷古〉(25票)，以及同為16票的〈和子由澠池懷舊〉、〈蝶戀花(花褪殘紅青杏小)〉、〈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

「死了十年之後，還有人牢牢地記著你，思念你，真不枉費活一場，死了也值得。」我說。

當時全班鴉雀無聲。推薦〈江城子〉的同學寫道：「我整個人呆掉了，熱淚盈眶。」有同學後來回家唸〈江城子〉給媽媽聽，母女倆感動得一時「相顧無言」。

黃侃先生曾說：「死而不亡者壽。學有傳人，亦屬死而不亡。」不只是學術，文學藝術的永恆，就在「死而不亡」。我不但要當「傳人」，而且，我不要你死。

(2013年6月9日，新加坡 聯合早報)

撞臉

(2013 MIss Korea 入圍佳麗)( From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妳的鼻子令你煩惱嗎？」他拿起桌上的筆，朝我的鼻子量了量。

我把臉離開他的筆，歪著頭想了想，說不出話來。

「妳的工作，要見很多人嗎？」他問。

「是的。」一年大約兩百個學生，不算少吧？

「妳的工作，外貌很重要嗎？」他再問。

我搖搖頭。雖然長相和體態影響學生對我的觀感，但總不至於影響他們對我的評價吧？

「整容手術對妳有什麼幫助？」透過鏡片看他的眼睛，這位四十多歲模樣的醫生，有著細長的單眼皮。

我猜，他也許很少遇見像我這麼意志不堅定，搞不清狀況的「病人」。好像我是「來亂」的。

也是沒錯啦。陪親戚去做整容前的最後一次診察，我臨時興起，想：「不然我也來診察看看。」

這家位於城市鬧區高樓的整容醫院，規模龐大，和韓國大部份的服務業一樣，有著親切和善的招待。

舒適的候診室，飄散著有如Spa中心的輕香和溫柔的樂聲，我隨手拿起沙發旁茶几上的資料夾，一大疊手術前後的「真實見證」照片。有趣的是，這些女性完全坦露自己的姓氏、年齡和容貌。印象中，這種「個案」在台灣出現時，會將當事人的眼睛打上馬賽克；如果動的是雙眼皮手術，就只照出眼部。

醫生問我想整什麼部位，我說不上來，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來隆個鼻好了。

他很認真地檢查了我的鼻子，問我想整成什麼樣子。

旁邊有一些樣板圖片，我瞧了瞧─這些美美的高鼻子，放在我的臉上，也會有相同的效果嗎？

根據國際美容整形外科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esthetic Plastic Surgeons，簡稱ISAPS)的調查顯示，2011年全球有近1500萬人次接受整容手術(打針和動刀)，其中美國有311萬人次，位居數量第一；而若是按人口比例計算，韓國為1.324%，僅次於匈牙利。2011年至今，韓國的整容人數不但大幅增長，年齡也有下降的趨勢，15歲的中學三年級學生隆鼻和動雙眼皮手術者比比皆是；整容醫院透露，未成年人在全部整容手術人次中占20%至30%。

儘管韓國媒體在報導本國成為「世界整容大國」時不乏「引以為恥」的批判，呼籲不該「以貌取人」，仍然阻止不了「想變美麗」的狂潮。而且，過去自詡「天生麗質」，駁斥「人工修改」的男女藝人，被好事者挖出學生時代的「真面目」相片對照，也逐漸鬆口，甚至主動承認自己整過容。有此一說，因為不想以後被拿「真面目」相片對比，在拍攝畢業照前就先動好「基本」的手術，是中學生風靡整容的動機之一。即使是普通百姓，有20%的19歲到49歲首爾女性願意承認自己整容過。

近來，入圍2013年「韓國小姐」的二十位佳麗「撞臉」的照片受到網民熱烈議論。活像是一個模子製造的美女，被譏諷出自「不同的媽，同一家醫院」。也有人傳出她們其實是經過高明的化妝技術，「妝前妝後」判若兩人。從前曾經有中國女性參加國內選美因整過容而被取消資格，結果鬧上法庭。整容與否，並不能當成參賽和評審的決定條件。在「韓國小姐」的報名網站上，一點沒有顯示這方面的要求。事實上，2012年當選「韓國小姐」的金宥美(音譯)就承認整過容。

與其指責這驚人的「撞臉」情形，還可以想想事情背後包含的，評選者的共同審美標準。由於一致認為「這樣就是美」，才會製造和選拔出類似的美女，不是嗎？

韓國有線電視頻道Story On的整容節目“Let美人2”，推出因外貌而自卑，在接受節目裡的醫師們會診，讓觀眾目睹手術過程，神奇地脫胎換骨的連串真人故事。褐眼女孩(Brown Eyed Girls)推出了改編自Lady Gaga“Poker Face”的歌曲“Plastic Face”，曝露「整容怪物」的真相。

如果「真」(自然)和「善」(完好)是達到「美」的基礎，誠實坦白自己為了追求完美而運用科技，算不算也是一種新的價值觀？「韓國小姐」的最高榮譽，就是「真」呢！

而我呢？對我束手無策的醫生讓我放棄改造我的鼻子。至少，我是不會撞人家的臉了。

(2013年5月1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信騷擾

網絡時代，我們是更緊密溝通？還是更裹足不前呢？

一位剛來新加坡工作不久的友人問我：「妳都是怎樣和人聯絡呢？」

「沒有特別的方式呀。」我回答：「網路、電話…很少寫信─還有什麼？」

她說準備拜訪素未謀面的客戶，同事提醒她，應該先寫電郵。寫電郵打招呼才不打擾對方，對方看了電郵，自行決定是否回覆。如果對方不想和你見面，用電郵拒絕比較不尷尬。

結果她收到了對方善意的電郵回覆。接下來，約定拜訪的時間和地點。

「我來來往往寫了二十多封電郵和對方商量會面的時間和地點，光談吃飯還是喝茶？誰請客？在哪裡？花了兩天時間。」她搖搖頭。

我納悶：「怎麼那麼麻煩？一通電話不就得了？」

我們約在地鐵站見面，打算同乘地鐵去市區，隨興走逛，看到可以好好坐下來聊天的餐廳就進去休息吃喝，像我們在台北時一樣。

環顧四周，地鐵月台上候車的乘客幾乎都在滑動手機螢幕，大家都忙著和「外界」連結。

友人一邊檢查她的手機，頭也不抬地說：「直接打電話約？我不知道對方的電話號碼呀！」

我也搖頭，說：「妳怎麼不問對方？」

「我沒見過對方，沒有他的名片嘛！」她把手機收回皮包，對我露出一副「妳真沒常識」的表情。

「既然寫了那麼多電郵，對方也願意見妳了，妳何不問他電話？非要等見面，等他給你名片？」又不是初入社會，行業生手，我的友人換了工作國度，竟然變得畏畏縮縮。

「這難道不是入境隨俗嗎？」她理直氣壯起來。

我沈心一想，好像也對，我的日常工作裡，寫電郵比打電話多得多。即使是同事，也很少拿起電話就談事情。通常先寫電郵，或是傳手機簡訊，然後約打電話或見面的時間─這難道是我徹底「入境隨俗」了？還是，這是資訊網絡發達時代的普遍新「禮數」？

直接打電話會「打擾」對方。打手機的話，更要先問對方「是否方便講話」。

我有時想：這不是廢話嗎？不方便講電話時幹嘛接聽？嫌電話干擾時幹嘛不關機？不受歡迎的電郵，不也算「信騷擾」嗎？搞了半天，到底省了時，或是多了事？

現代人的焦慮之一，是擔心「錯失」、「漏接」某一通重要的電話，所以電話機上會顯示電話號碼。現代人的矛盾之一，是維護個人隱私，不願意讓不相干的人曉得自己的電話號碼，也不願意接聽「未顯示來電號碼」、「來電號碼不認得」的電話─糾纏哪，該「過濾」？該「放懷」？

不只電話號碼保密，有的人也不輕易透露電郵地址，就像電話有公務用、私人用，電郵地址也有好幾個，區隔不同的往來對象。不管哪個電郵地址，都免不了廣告甚至詐騙的「信騷擾」，像我近日頻頻收到自稱美國國稅局(IRS)的退稅通知，不勝其煩。

「先電郵，再電話」的行動前提是：電郵應該「使命必達」。

可是電郵不像電話，怎知對方是否收到了呢？

於是電郵系統設置了傳送和接收的確認回條，有的收信人會回覆確認。還有的人設置電郵「自動回覆」內容，告訴你他暫時無法及時回信，比如休假中、出差中。

如果對方收到了，不回覆，是否就表示他不想理睬你呢？

過去學者研究的「六度分隔理論」(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指出任何不認識的兩個人，可經由其他6個人連結出某種關係。近年來，這個理論被社交平台facebook突破，把6個人的距離縮短為4.7個人。Facebook還設置了瀏覽記錄的功能，讓發送訊息的人能夠得知對方何時讀過這則留言。

因此，當我透過facebook邀約某專家參與活動，過了半個月，一直沒有收到回覆時，我天天揣度，要不要再發一次？既然記錄顯示他讀取的時間，對方沒回應，我再寄的話，會不會變成「騷擾」呢？

這麼左思右想，覺得禮貌上仍然應該把這個邀約「了結」，所以再寫了訊息。沒想到，對方竟然回覆說，早就答應了活動！而我卻沒有收到，渾然不知。但是活動策畫已經由於「沒邀請到專家」不得不轉移了方向，我也唯有徒呼負負，責怪自己太過依賴信任facebook了。

台灣作家王文興先生一向用傳真機聯絡溝通，這大概是最能避免「信騷擾」的方式了。我告訴友人，她吐吐舌頭，說：「這樣的筆談，可真是頂極呀！」

(2013年4月2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木魚掉進水裡

「木魚掉進水裡，會變成什麼？」

這是個陳年的「腦筋急轉彎」題目。

「木魚掉進水裡，會變成─『濕木魚』(虱目魚)！」

很多人和我一樣，不明白答案的意思吧？

「虱目魚」是什麼？

在新加坡的市場比較少見到虱目魚，而且聽說用的是英語milkfish的譯名：「牛奶魚」。

在我家的餐桌上，虱目魚被叫做「掃把魚」。我問母親這魚為什麼叫「掃把」？母親也不曉得，說：「你看這魚尾巴張得大大的，中間分叉，很像用壞了的掃把吧？」

我不大相信。好多種的魚尾巴都像用壞了的掃把。

「掃把魚」一定和其他東西一樣，被我們家胡亂指名了。

說著山東土話的父親娶了本來只懂閩南語的母親，雞同鴨講過日子。八歲以前的我，住在台北眷村外，聽各種方言的老兵伯伯說戰事，和來自軍人家庭以及中南部移民的小孩們打鬧。我的日常語言，混雜而隨意，就和我家餐桌上的食物一樣。

望女成鳳的父親心喜我考進私立小學，硬著頭皮把我這個野丫頭送到貴族圈子裡。我才發現，同學們說的「國語」是多麼標準好聽。當我把「玉米」講成「包榖」；分不清楚「蘿蔔糕」原來就是「菜頭粿」，我的老俗老土撐不起我光鮮的學校制服，我漸漸學會先沈默，聽聽別人怎麼說。

物品名稱的「正統」「正確」與否，顯示你的身份。為了不再出醜，招來同學們異樣的眼光，我變得比較小心，免得曝露自己。

我注意到，我家說的「玻璃菜」就是「高麗菜」；「青剛菜」就是「青江菜」；「荷蘭豆」就是「豌豆」。母親說的閩南語裡摻合著台灣式的日語，「修胖(shoppan)」就是「土司麵包」；「林進(rinzin)」就是「胡蘿蔔」，「吝苟(lingo)」就是「蘋果」。我一面「修正」，一面想：最好趕快忘掉這些不「純正」的詞語。

即使我從來不在學校說閩南語，但是也最好和大多數的同學一樣聽不懂。方言，不管是哪種方言，最好都別出現。除了應付我那聽不懂「國語」的外公外婆(不要說「阿公阿嬤」)，我把閩南語和少數的客家話深藏在我童年的記憶裡。

如今想來，不無愚蠢。

多刺的虱目魚幾乎沒有現身在學校的午餐裡，所以我雖然懷疑「掃把魚」的「不正」名稱，始終沒有機會明白它。

我曾經順著母親可能用台灣式日語發音的想法，認為母親把「鯖魚」(saba)和「掃把魚」搞混了。這並非毫無可能，日文漢字裡寫成「鮎」或「鯰」(ayu)字的魚，其實是香魚(sweet fish)，和中文的「鯰」(cat fish) 完全不同。

直到大學畢業，才聽到「木魚掉進水裡」變成「虱目魚」的笑話。啊！恍然大悟，「掃把魚」的「正名」是「虱目魚」呀！

今年三月應邀到台南成功大學演講，有幸由中文系沈寶春主任夫婦陪同，遊覽府城風光。
小時候有親戚住在台南，印象中，台南好熱，陽光好烈，於是我一直誤以為「太陽餅」是台南的特產，因為台中的太陽沒那麼強嘛！

在「億載金城」對面，有一座造型奇異的建築，是和台北「五角船板」同一位女士設計的餐廳，被承包經營為虱目魚主題館。看了館內的介紹，才知道虱目魚也叫「sabador」，是中南美洲西班牙語。可能是在十七世紀荷蘭人統治南台灣時，由印尼輸入，荷蘭語叫「sabahe」。在台灣原住民西拉雅族語稱「麻薩末」，連橫《台灣通史》、高拱乾《台灣府志》、《諸羅縣志》都有記載，說是鄭成功入台灣時才有此魚，於是又叫「國姓魚」。

說起紀念國姓爺鄭成功的「國姓魚」，還有一則傳聞，講鄭成功初嘗此魚，味道鮮美，問人：「什麼魚？」於是「什麼魚」就成了「虱目魚」的名字了。

再說海峽兩岸開放旅遊，到台灣品味虱目魚的大陸觀光客讚不絕口，台灣虱目魚的養殖業者也到大陸東南沿海經營。虱目魚的「虱」字和「蝨」字的簡體同型，為避免不佳的印象，虱目魚被稱為「狀元魚」。

「狀元魚」、「國姓魚」、「什麼魚」、「掃把魚」、「虱目魚」─一條魚的命名歷史，一個移殖與流通的語詞和文化體現。

以後，如果再有人問：「木魚掉進水裡」，不知道會不會被當成參禪的公案。

(2013年3月1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