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

只是 太累了吧
來不及綻放盛開
花兒 墜落了

北地暴雪嚴冬
南國春水溶溶
看見了什麼？
在妳的高度

比風還輕
稀微的耳語
說大霧未散
迷津難渡
妳預支了未來

三千里一念
萬劫不歸還

只是 只是
這樣麼？

香港《圓桌詩刊》，29期，2010年6月，頁 59

郁達夫在星洲的最後一夜

在怡和軒看到三角形的麻將桌，很好奇。

麻將桌不大，三邊各安置了椅子和打麻將的設備，整個房間都是一樣形式的桌椅。

這座成立於1895年，新加坡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商會俱樂部，原來別有乾坤。梁元生教授在談論林文慶遊走於中西文化之間的大作中，將怡和軒視為具有溝通「中學」經歷與「西學」背景的華商，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場景。

怡和軒幾度整修，但是打三人麻將的風氣應該不是二次戰後才形成。牌桌上的社交應酬聯繫了感情，流傳著訊息，比起四人一桌，三人麻將更容易湊數「開打」吧。

接待我們參觀的韓山元先生指著怡和軒一樓「先賢館」的地面，說：「這就是陳嘉庚走過的地方！」

陳嘉庚為怡和軒及華僑抗日運動貢獻卓著。在陳嘉庚進入我的認識範圍之前，我是從書法家潘受先生的詩裡讀到「怡和軒」的名字，知道郁達夫在此地度過他星洲生涯的最後一夜。〈怡和軒與諸友夜坐追話郁達夫之死〉說：

嚴警烏啼寇壓城，當時共此議宵征。陸游家國於詩見，杜牧江湖載酒行。耿耿三年支萬忍，遲遲一死換千生。招魂何處收殘骨，徒博虞初說部名。

詩後有詳文注解：
一九四二年二月，達夫自新加坡圍城出走，其小電船原為洪永安備以供余與永安兩家眷屬用者，約定五日黎明開往鄰近之蘇門答臘小島。余告知達夫及李鐵民皆欲同行。先一夕乃同下榻怡和軒待發。達夫所攜小行篋，衣物數事而外，有白蘭地酒一瓶，牛肉乾十餘塊，《詩韻》一部，曰舟中可唱和也。相與大笑，酒、三人立盡之。達夫又言胡愈老等數人尚無以為計，餘念與永安兩家別購得西行船票，行期為六日。因商得永安同意，將小電船坐位，盡讓與之，遂分途。達夫既至蘇門答臘，化名趙廉。嗣為日寇所得，命充通譯。三年間，全活甚眾。寇降，懼平日罪行，多不能逃其耳目；又早知其人即郁達夫，乃密害之以滅口，竟無有知其死所者。

周兆呈先生編撰的《世紀傳承──怡和軒三慶特刊》提到過這件事，「作家身影」攝製小組也訪問了潘受，談郁達夫出走印尼的經過。郁達夫1938年12月起受邀編輯《星洲日報》，與文化界友人過從甚密，潘受是其中一位。郁達夫在香港出版批露夫妻失和事由及細節的《毀家詩記》，潘受作詩勸和：「何當一笑忘陳跡，重結鴛盟寄海涯」。

郁達夫的行李裡有一部《詩韻》，還說可以和友人舟中唱和，有的人因而說：可見詩人性情，瀟然灑脫。鈴木正夫《蘇門答臘的郁達夫》書中指出，郁達夫的手提箱裡，還有林語堂委託他翻譯的《京華煙雲》英文稿。

詩人逃難，果然和常人不同，但是可以就此認為詩人「置死生於度外」嗎？

在新加坡三年多，郁達夫寫下大量的政論和散文，以及舊體詩詞，這位五四新文學的健將，到了南溟海外，儼然愛國戰士與青年導師。尤其是在他主編的報上登刊酬酢的舊體詩詞，一派傳統文人的調勢，還遭受過讀者的不滿。他在〈骸骨迷戀者的獨語〉裡，坦承自己對於猶如「骸骨」的舊體詩詞的獨衷：「像我這樣懶惰無聊，又常想發牢騷的無能力者，性情最適宜的，還是舊詩。你弄到了五個字，或者七個字，就可以把牢騷發盡，多麼簡便啊。」

凝煉的詩句比長篇的語體文還適合表達國破家亡的憂思，在印尼寫的《亂離雜詩》大部分是七言絕句或律詩：「長歌正氣重來讀，我比前賢路已寬」，自詡情況優於文天祥的郁達夫，實則是藉由書寫，呼應古典和歷史，來安慰自己對於生命威脅的恐懼吧。

挪威城市建築學家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 1926 - 2000）認為：一個空間裡的活動與其記憶，構成了「場所精神」(Genius Loci)。我尋思著怡和軒的「場所精神」，聚焦在那一晚──陳嘉庚已經離開；郁達夫可能在此打了三人麻將，在臨行前乾盡一瓶白蘭地酒；潘受在此讓出了他的船票。

那是1942年2月4日，郁達夫在星洲的最後一夜。


(2008年12月2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活成一則傳奇

鈴木正夫《蘇門答臘的郁達夫》是我讀過少數非常像偵探推理小說的學術論著。

考據的工作本來比較枯燥乏味，如果探討的問題又稍微冷門，感興趣的人不多，甚至會流於學者個人的癖好，讀者反而不以為然，或是根本不屑一顧。想來有點可憐吧，處心積慮，嘔心瀝血，願將真相大白於世，偏偏世人不領情。

人們難道都只喜歡看情愛私祕，陰謀險計嗎？人們可能也關心離奇命案吧？比如名人之死。《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先天大概有此優勢，作者追蹤郁達夫的死因，日本、新加坡、印尼群島，鐵鞋踏破。問題是：郁達夫是誰殺害的，要緊的重點在哪裡？

一般認為，郁達夫被害有兩種可能，一是被相識的人出賣，暴露他的真實身份；一是被戰敗的日軍滅口，以杜絕他揭發戰爭期間的惡行。鈴木正夫本著日本學者孜孜不倦的執著研究精神，展示了歷史的真相。歷史的真相結果並不出乎中國人意料，精彩的是訪問調查的過程，宛若上窮碧落下黃泉，還原戰時的樣貌。作者幾乎沿著郁達夫出走的路線一一親身經歷，末尾若有神助的大白，一張憲兵Y受命的紙條，寫著「支那人趙」，讓下達扼殺郁達夫之令的上司D無所遁形(p 231)，我們終於能夠正大光明推崇郁達夫為抗日烈士了。

然而，郁達夫的身份暴露的起因，還是要回溯到他在巴爺公務公共汽車上，協助翻譯日本士兵的問話。佯裝商人，化名「趙廉」，假使始終悶不吭聲，郁達夫的日語才能不會顯露，他是「仗義」而行嗎？還是骨子裡，有一種難以掩藏埋沒的自負？後來擔任日軍翻譯，郁達夫解救了一些華僑和印尼人的危機，頗令後人敬重。話說回來，明明是個酒商，卻嗜好博覽群籍，尤其是外文書，還會寫中日文詩，怎不讓人懷疑他的來歷？是他太輕信日本軍人，以為能苟且偷安嗎？

說到底，這是詩人的本性，一種願意外現才華的本性。郁達夫的作品直截公開個人的隱私，彷彿「事無不可對人言」，他的作品，就是他的人生寫照。他是以自己的生命歷程為素材，鋪寫成個人的文學之路。

從《沈淪》到《毀家詩記》，「私」的我可以坦然轉化為「公」的我，私人的情慾恩怨，可以公布到社會，到所有不相干的讀者眼前，滿足他們對作家的好奇。或許，讀者未必好奇，但是作品讓讀者參與作者的人生，作品要多姿多彩，作者的人生便要起伏跌宕。

失去了華麗光芒舞台的張愛玲，在海外再沒有驚世駭俗的愛恨情仇，便黯然失色，連她的筆也沈寂了。郁達夫也是一樣的，醇酒女人作為寫作的調劑和刺激，放言高論，不甘平凡，炎荒小島也疏離不了他的八斗高才。

先把自己活成一則傳奇，把生命寫成文學，再讓後人求索探尋。《蘇門答臘的郁達夫》，好看，因為郁達夫死後還有傳奇。

2010年3月1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http://www.zaobao.com/yl/yl100314_007.shtml

香光莊嚴：呂碧城星洲書蹟與書緣

呂碧城像


呂碧城書蹟

廣洽法師紀念館收藏有不少文人和藝術家的畫作墨寶，赫赫有名者，如徐悲鴻、郁達夫。豐子愷和廣洽法師同皈依弘一大師李叔同，情誼更深，時有書信往來。廣洽法師支持豐子愷《護生畫集》，圓滿完成弘一大師囑託豐子愷創製六集《護生畫集》的弘願，至今傳為美談。

而在諸多廣洽法師紀念館收藏的畫作墨寶裡，清末民初女詞人呂碧城(1883-1943)題贈廣洽法師的書法「香光莊嚴」也吸引了我的注意。

以往對於呂碧城的認識，首先是她的詩詞文采，二十歲出頭，便擔任天津《大公報》的編輯，倡導女權和女子教育。她與同樣號「碧城」的鑑湖女俠秋瑾惺惺相惜，兩人在1904年初識便一見如故，秋瑾邀請她共赴東瀛，從事革命運動，呂碧城認為自己抱持的「世界主義」不在推翻滿清，於是甘心文字之役。1907年秋瑾遇難，呂碧城冒生命危險毅然為秋瑾處理後事，如此的膽識道義絲毫不讓鬚眉。

看見呂碧城題贈廣洽法師的書法，方知曉她與廣洽法師因佛結緣。呂碧城的墨寶罕見，李保民先生在《呂碧城詞箋注》一書中，附了呂碧城寫宋代真歇禪師的〈涅槃堂詩〉，筆法和這幅「香光莊嚴」一致，不過這幅「香光莊嚴」中堂更為端整俊秀。呂碧城曾經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畫，她受印光法師感召，在1930年皈依佛法之後，畫過普賢菩薩聖像等佛畫。她虔心向佛，呼籲戒殺護生，自己身體力行，簡食茹素。

1937年11月，呂碧城自香港往歐洲，前此她已經有多年的歐美壯遊，著有《歐美之光》、《歐美漫遊錄》，用舊體詩詞寫出對西洋文明與風光的觀感。此次停留星洲，據李保民編〈呂碧城年譜〉，呂碧城下榻黃典嫻府上，黃典嫻是僑領黃亞福之女，和呂碧城同樣為關注女子教育的佛教徒。

歐陸戰爭爆發，1940年呂碧城從瑞士返國，途中羈旅南洋一段時間。約莫就在1937年或1940年，呂碧城書寫「香光莊嚴」四字贈廣洽法師。

星洲之於呂碧城，是宏揚佛法之境，也是作品付梓之地。她所翻譯的佛經，例如中英對照的《妙法蓮華經普門品》由僧人及信眾發心助印。在呂碧城翻譯的《妙法蓮華經普門品》，她認真比對了當時通行的三種英文譯本，選擇克爾恩(H. Kern)直接從梵文翻譯的版本，並且補充了其他中文譯本缺漏的部分偈言，是推行佛典閱讀的殊勝功德。

從呂碧城寫給詞學家龍榆生的書信得知，呂碧城的四卷本《曉珠詞》預定在1938年2月於新加坡刊行，雖然刊行時有所耽擱，讓她感嘆無奈失望，後來還是出版了。她在〈石州慢．自題曉珠詞〉寫道：「拼教郢苑陽春，換與梵音潮汐」；《曉珠詞》的跋文裡反省了填詞是否妨礙學佛的問題：「夫浮生有限，學道未成，移情奪境，以詞為最。風皺池水，狎而玩之，終必沈溺」，然而「至若感懷身世，發為心聲，微辭寫忠愛之忱…詞雖末藝，亦未嘗無補焉。」她離開新加坡前往歐洲時，刻意把詞韻的書都留下，出版《曉珠詞》是為了總結文學因緣。不過，就如同她所說的：人生的感懷，仍不免要靠文字抒發。尤其在去國懷鄉的暮年，獨身的呂碧城回首光華燦爛的往昔，文學還是不可或缺的慰藉。

「護首探花亦可哀，平身功績忍重埋。匆匆說法談經後，我到人間只此回。」1943年，呂碧城留下這首絕命詩告別，病逝於香港。友人依其遺囑將火化的骨灰和合麵粉成丸，投入海中。

深得佛法三昧的修道者如通體飄香，形軀銷殞，芳馨猶存，那是「三百年來一詞人」呂碧城留給世間的「香光莊嚴」世界。

 

《南洋藝術》30期(2010年5月)，頁28-31

和為貴

圖1 年畫「一團和氣圖」


圖2 明憲宗朱見深「一團和氣圖」



圖3 元人「同胞一氣圖」

《論語．學而》記：「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以現代的文化語境來說，就是社會的美善需要憑藉合適與和諧的行為規範。禮儀的用處在於達成平和的社會秩序；在實踐禮儀時，重要的是內心與外在都能呈現中和的狀態。

愈是經濟發展力強盛的地方，愈有可能產生貧富落差；愈是人口流動頻密的地方，愈有可能引起優劣競爭。「和為貴」的訴求，其實是肇始於諸多造成「不和」的因素，正視「不和」的存在，希冀經由公平正義達到和平的境地。

中國的民間創作裡，也透露了「和為貴」的思想。歲暮迎新，一則以避邪遠禍；一則為招喜納福，中國人用圖繪、剪紙、版畫等藝術形式，表現對於新年的祝願和歡愉。有的在門上貼神荼、鬰壘等門神的畫像；有的在窗上貼紙花；有的在牆上、家俱上貼圖樣，「一團和氣圖」，就是其中饒富意義的作品。

「一團和氣圖」(圖1)的主體是個渾圓的人形，官人、老婦、小孩的人形都有，無論是哪一種人形，同樣是笑容滿面，手裡拿著打開的捲軸，捲軸寫著「壹團和氣」。主人公雙足併攏，身軀圍成富態工整的圓圈，有的袍服上繫了如意結飾；有的繪著蝙蝠、牡丹花、祥雲紋，增添吉利的兆頭。人身的「一團」與微笑的「和氣」，組合成繽紛多彩的畫面。有的圖畫在人物的上方，還綴有「和合致祥」的牌匾。

一般認為年畫「一團和氣圖」的原型來自明憲宗朱見深的同題之作。題作於成化元年(1465)的「一團和氣圖」(圖2)，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是一幅結構巧妙的「三位一體」畫。乍看之下，和年畫「一團和氣」很像，是一個坦腹微笑，盤腿抵足的僧人，仔細觀察，發現原來有三張臉湊近一起，左側是頭頂方巾的儒者，右邊是戴冠子的道士，形成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形象。

從朱見深「一團和氣圖」的題款得知，他製作這幅圖畫，畫的是象徵佛教的惠遠法師、象徵儒家的陶淵明，以及象徵道教的陸脩靜，三人聚而論道，談機深合，讓一向送客不過虎溪的惠遠法師不知不覺越過「界限」，所謂「虎溪三笑」的典故。「虎溪三笑」的喻意符合三教合一的主張，但是除了宗教之外，這位善於作畫警惕世人的皇帝還寄託了和平共存的期許，他在說明畫旨之後，感嘆道：

嗟！世人之有生，並戴天而履地，既均稟以同賦，何彼殊而此異。惟鑿智以自私，外形骸而相忌，雖近在於一門，乃遠同於四裔。偉哉達人，遐觀高視，談笑有儀，俯仰不愧，合三人以為一，達一心之無二，忘彼此之是非，藹一團之和氣。噫！和以召和，明良其類，以此同事事必成，以此建功功必備。豈無斯人輔予盛治？披圖以觀，有概予志。聊援筆以寫懷，庶以警俗而勵世。

因此，「一團和氣圖」強調的是忘卻彼此的是非與差異，而求其和合，這和宋人說的「一團和氣」意思有不同。宋代胡安國等人輯錄謝良佐的言論作《上蔡語錄》一書，其中提到理學家程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指的是儒者的和藹氣象。而明憲宗在上諭裡把「一團和氣」理解成不同地域的人互相欣賞，和睦共處：「山陜之人當佩服江浙之文，江浙之人當推重山陜之武，如此則文武並濟，各効所長，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普天率土，一團和氣，豈不美哉！」

「一團和氣」的主題在宗教上被「混元三教九流圖」繼承，在民間則變成平易通俗的吉祥圖畫。因著「和氣生財」的想法，民間「一團和氣圖」上的牌匾有的寫著「貨真價實」，於是有招財的意象，加上人物體態彷彿布袋和尚和彌勒佛，也接近財神的性質。

元代「同胞一氣圖」(圖3)和「一團和氣圖」的主張類似，但更充滿童趣。「同胞一氣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畫的是四個著蒙古服飾的小孩，其中三個孩子正在烤包子，手裡拿著包子，眼睛還瞪得老大看著炭爐上的包子。另外一個年紀較小的孩子，是調皮得把包子當毽子踢呢？還是包子燙手失落，趕緊追去拾撿呢？烤包子的煙氣和香味縷縷上升，可不是「同包(胞)一氣」麼？元代的族群問題不比今日單純，畫家用天真的孩童表現人們原初的「無等差」，也是以和為貴的意涵。

求財富、求安樂，總歸要先求和平。「一團和氣」，是最貼切的祈願。

(NTUC Lifestyle雜誌詢問我有關年畫「一團和氣圖」的問題，作本文以答之)

 

2009年12月2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