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鳴桑樹顛

「你希望在你死後留給人們怎樣的回憶？」

這個念頭經常在我腦海裡轉著。最近，轉得特別厲害。

曾經交織在我生命中的大學老師和同學，一別多年，再聽人提起他們的名字，竟已是天人兩隔。生時不牽掛；没時何慼慼，我這後來的思念也許無多少意義，但悄然回首，我慶幸與他們相遇相識過，並且感謝那一段美好的校園歲月。

如果沒有繼續讀研究生課程，我大概永遠不曉得羅聯添老師「冬烘」的外表下，其實相當開明。「唐代文學專題研究」課在台灣大學文學院第一研究室，也就是羅老師的研究室授課。我聽說羅老師對研究生特別嚴格，在大學本科時上羅老師的「國學導讀」課已經領教過「學海無涯，回頭是岸」。某日下課，一位同學把羅老師寫的《國學導讀》放在自行車前的籃子裡忘了帶走，跟我說擔心會被偷。

「你擔心車子被偷？還是書被偷？」我問他。 

他歪著頭愣了兩秒鐘，我們都笑了─會有小偷拿走《國學導讀》？那豈不真的是「雅賊」？

果然，過了一夜，《國學導讀》還好端端睡在椰林大道一輛中古自行車的籃子裡。

我說：「可惜，世風日下，小偷都不讀書了，有道是『學海無涯，回頭是岸』哪！」

大學三年級，我被選為中文系學會會長，羅聯添老師是系主任。我們張貼了系刊《新潮》的徵稿海報，海報上寫著西元紀年的收件截止日期。我被羅老師喚去系辦公室，要我把海報上的西元紀年改成民國紀年。我向羅老師說：「海報是新加坡同學設計的，他不懂得我們現在是民國幾年。」

羅老師很不高興，說：「外籍生不懂得，妳也不懂得嗎？」

我理直氣壯地回嘴：「寫西元幾年還是民國幾年有什麼兩樣？」

「共產黨才用西元紀年，中華民國沒有亡！」羅老師說話有很濃的鄉音，但這句話我聽得特別清楚，簡直是震驚了。在那個全台灣戒嚴的時代，一扯到「共產黨」，就是聯繫到白色恐怖，好大的罪狀。

我儘管不服氣，也承擔不了這麼大的風險，覺得還是不要招惹這位意識形態敏感的老先生為妙。只好委婉地請設計海報的同學修改，忘了當時找了個什麼理由，我也怕「共產黨」的聯想會嚇著他。

二十多歲的我，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羅老師為何那樣小心翼翼。系學會會長好像是同學和系主任的溝通橋樑，同學們對系務的意見會想透過我傳達給主任。一位新鮮人向我抱怨中文系的課程太傳統，內容古板枯燥，想轉去社會系。我傻呼呼地以為受同學之託跟主任反應，也許能讓課程安排有點起色，沒想到我以為一向深思拘謹的羅老師竟然毫不考慮地說：「叫她馬上轉系，中文系不需要這種學生！」

前幾年我在報章上讀到一篇好文，作者正是那年被羅老師「命令」轉系的學生，如今是某大學社會系的教授了。

帶著對羅老師的敬畏心情聽羅老師說：「兩個星期交一篇報告，研究生要懂得獨力做研究，題目要自己找，不要寫人家寫過的論題。」

雖然在修這門課之前探聽過，有心理準備了，一旦真的開始隔周做報告，才曉得在「學海茫茫」裡載浮載沈，哪裡是岸？我的研究生課第一次報告，談張九齡的詩，就被羅老師批評了一頓，狠狠的一桶冰水。來不及整理情緒，馬上就要鑽進圖書館翻書，尋找下一次報告的主題。現在我在《聯合早報》隔周寫專欄，原來是那時磨練出來的啊！

羅老師愛喝茶，上研究生課讓我們泡茶，邊喝邊談。喝茶愜意，泡工夫茶卻不簡單。班上一位韓國學長拜羅老師為論文指導教授，被老師指定泡茶，學長說：「這輩子沒泡茶給女生喝過。」被羅老師斥責：「什麼男生女生！你現在不練習，以後沒機會！」

一次在韓國學長首爾的家裡喝茶，見他熟練的動作，對各種茶葉和茶具的豐富知識，我和他的夫人被「服侍」得妥妥貼貼。我對他的夫人說：「學長在台灣學得了學問，也學得了做個尊重女性的好男人。」這是羅老師身教的貢獻吧。

最後一次上羅老師的課，老師帶我們去深坑爬山，休息時喝茶，讀白居易。老師健步，比我們的腿力還好。氣喘噓噓間，一隻公雞在平瓦房頂喔喔叫著，我說：「這隻雞太懶了吧？都中午了！」

大家七嘴八舌猜這隻雞是怎麼站上屋頂的？羅老師神態自若地說：「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

一隻從陶淵明的詩裡飛來的公雞，成了我對羅老師的最後印象。

(2015年5月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學師生寫悼念冊

「政府能讓人民信服，人民就能有幸福。」來自台灣的記者採訪我，問我「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會是怎樣？

我這樣回答。

3月23日，「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第一天，我如常去學校工作，同事們心照不宣地穿著素色的衣服。天藍地青，前一天下午閃電雷鳴，暴雨滂沱的景象已經一掃而盡。

平靜，平常，這個國家失去了一位從前的領導者，我沒有看見任何一雙疑懼不安的眼睛。

“By law.”

我舉了去年隨意塗鴉地鐵的德國青年被警方跨國追捕，回到新加坡受刑的個案。外國人犯法與本國人同罪，這是一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會。多年前我剛到新加坡，就注意到此地大家喜歡講“By law”，公共標誌也註明 “By law”，十足的法治國家。

然而，依靠法律畢竟只能約束行為，新加坡的「小國意識」和「國民信約」才是基本從精神思想層面形塑「新加坡人」集體認同的重要因素。新加坡政府和百姓直接承認自己的「小」─土地、人口、自然資源…在在令舉國面對生存條件的現實，不敢掉以輕心。1966年就制訂的信約(National Pledge)，四種語言版本，凝聚共同的理念，成為超越宗教和種族的最高原則。

新加坡人給我的總體印象，就是大家都很勤奮。不管是主動還是不得已，大多數的人都是活到老，工作到老，還有一些培訓課程可以促進自我提昇。不像台灣必須度過農業轉型階段，新加坡獨立之初就為打造工商繁榮國家制定方針，幾乎不見像台灣因祖產土地增值致富的「田喬仔」，可以坐享其成。在新加坡，務實是當然的；在台灣，浪漫是美好的。

3月25日，我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學舉行了悼念李光耀先生的儀式，數千師生齊聚在禮堂現場和視頻轉播的教室。校長表達了他在1965年8月9日首次聽到李光耀的名字，以及他領導的新加坡建國的消息。學生代表用「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形容李光耀治國的成就。教務長談到他生為一個甘榜小孩，如何受惠於政府的教育政策，終而成為大學教授；他童年的居處讓位給高速公路，組屋裡舒適的設備讓他與家人過著新式的生活。教務長拭淚，我也禁不住模糊了雙眼。環顧四周，許多西洋面孔的教職人員，我們都是懷著肅穆恭敬的心情，自發前來。

我知道，南洋理工大學的校園前身是南洋大學，李光耀處理南洋大學的是非功過見仁見智，在這樣的「歷史場域」緬懷李光耀，別有感觸。課堂上，略顯疲憊的學生告訴我他們排隊去國會大廈向李光耀的靈柩致哀，「一種參與歷史的存在感」─學生表示，即使花了數小時只能匆匆行禮幾秒鐘。一位學生的父親甚至從國外趕回來，拖著旅行箱直奔入綿長的人龍裡。

新加坡政府的辦事效率，人民群眾的守份得體，從學生對排隊情形的描述中可以想像，這就是我告訴台灣記者的「新加坡人的教養」。新加坡人常自覺文化底蘊不如台灣深厚，但是從這些行為舉止觀察，我還是很肯定這樣的規矩秩序。文化不在逢年過節的張燈結綵放煙花；文化在最普通的生活細節裡。

3月29日，大雨中移靈，在海外交換留學的新加坡學生看著網路直播，說他「與祖國同悲」。李顯龍總理在國葬禮致悼詞說：李光耀先生最後一次住院前夕還在上華語課。我想：李光耀是認真充實地走了完一生，他去世後的哀榮顯示了他的成功。人們遺憾他見不到今年8月9日建國五十周年的慶典，據媒體報導：「五十年來，新加坡人富了100倍，長壽17年，這個國家不超過4%的人民失業，政府從來沒有赤字，總是奪下世界最適宜經商環境的第一名。」我不認為這叫「新加坡奇蹟」，這是新加坡全民努力的成果，新加坡人付出了心血和代價，並非「奇蹟」。歸功於李光耀，還有全民的貢獻。

新的一頁歷史正等待被書寫，我不能預測沒有李光耀的新加坡會有什麼變化，至少，維護公平合理的社會，讓大家信服政府的管理而能擁有幸福，是所企盼。

一直很喜歡新加坡國歌的旋律，現在，更願意和所有住在新加坡的人們共勉─Majulah Singapura！前進吧！新加坡。

(2015年4月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毛巾煎餅

朋友從家鄉給我帶來了玉米煎餅。

煎餅捲大葱，正宗的山東吃法，1998年我和妹妹在泰山上吃過一次。黃澄澄的大餅，塗上甜麵醬，捲上大葱，吃起來乾硬老澀。大概是餅皮擱久了，大葱在烈日曝曬下也水份盡失，第一次嚐到先父的家鄉味，怎麼也沒有父親說的辛香甘美。

被朝思暮念的鄉情給美化了吧？煎餅捲大葱，窮苦百姓果腹的粗食，有什麼好滋味呢？

泰山上的煎餅大葱不甚了了，不如買兩根黃瓜啃啃，還能止渴。

從小聽父親說吃「窩窩頭」，我問：「窩窩頭什麼味道？」父親說：「香！」

形容味覺，的確是挺難的。

我只聽說早上起床沒梳洗，頂個「雞窩頭」，沒聽過「窩窩頭」。想像中的「窩窩頭」，就跟「雞窩頭」似的，一團蓬鬆亂糟糟。

父親能手搓饅頭，我央著父親做「窩窩頭」吃，父親說：「窩窩頭是玉米麵做的，台灣沒有玉米麵。」我說：「沒有玉米麵，那就用陽春麵做。」

父親曾經做了三角形的小饅頭，告訴我：「窩窩頭」就是這個樣子。

我吃著蒸熟的饅頭窩窩，發現那底下有個凹陷的洞，我說：「爸你看！」

父親說：「這就是窩窩頭的窩呀！」

窩窩頭為什麼要有個「窩」呢？是因為它有個「窩」，所以才叫窩窩頭嗎？還是，為了符合這個可愛的名字，給它鑽了個窩？

1990年第一次「返回祖國」，在北京王府井買了「艾窩窩」，以為是改良版的「窩窩頭」。千里迢迢帶回台北，父親說：「這不是窩窩頭，這是吃著玩的！」

泰山上的煎餅大葱，對我和妹妹來說，也是吃著玩的，而且，有點不夠好玩。若是那時父親還健在，也許買一點回去，讓他解解饞。

啃大葱和嚼大蒜，是父親經常就飯的習慣，我總不明白那怎麼是「香」，其實是「臭」吧？

我們在台灣，不知道保存了多少父親老家的規矩。小學時我在報紙上練書法，父親有時興起也寫兩筆，他常說：「橫要平，豎要直，心正則筆正。」國中時每星期的「生活周記」要用毛筆寫，抄完了報紙上的「一周大事」，沒東西可寫，我邊看電視邊抄流行歌詞，被父親發現，臭罵一頓，那時，他已經打不動我了。我理直氣壯：「老師也沒在看，把格子填滿就好了！」父親說：「書法不是拿來寫那些狗屁倒灶的內容！」

然後，我爺爺字沒寫好，被曾祖父罰站在雪地裡的故事又出來了。

到了高中，讀了「程門立雪」的事蹟，曉得懷疑那是父親借用典故來著。

之後，喜歡「快雪時晴」四個字。下雪天合該有寫字的故事。

像我這一輩的「外省第二代」，聽著各種各樣吹牛故事長大，我家「本家」親戚是某偉人的乾兒子，給某偉人開飛機，飛機上還載著偉人賢妻的哈巴狗…。真真假假，見怪不怪。前兩年在大陸開會，被問到我與那位親戚的關係，對方說：「那位飛將軍不就是某偉人的乾兒子嗎？」

我一聽，頭皮發麻─那不是我父親那些老頭兒朋友閒扯淡的嗎？

我一點也不失望泰山上的煎餅大葱令我「幻滅」。老實說，自從1990年的初次「震撼」經驗，我告訴父親，雖然那次沒去山東，想必家鄉也好不到哪兒去。父親當時也聽返鄉後回台灣的友人說過種種感觸：「四十年鐵幕，山河變色」。

拿出乘坐飛機來南洋的玉米煎餅，向孩子說：「這是我們今天的晚餐，你爺爺故鄉的名產。」

孩子很好奇，眼睛睜得大大的，翻看著煎餅的紙袋。

這裡沒有山東大葱，也沒有宜蘭的三星葱，就炒一點里肌肉，配生小黃瓜絲，包捲著將就吃吧。

剪開塑膠袋，攤開煎餅──怎麼那麼大？比泰山上賣的大得多！

不能全部攤開，隨便把配菜裹進餅裡。

「好硬！」孩子說：「跟吃毛巾一樣！」

我們都噗嗤笑出來，那不是相聲裡的段子嗎？四郎返鄉探親，族人見他老淚縱橫，遞上毛巾。四郎淚眼模糊，瞧黃澄澄一片，說：「謝謝！我不想吃餅！」

孩子來不及聽爺爺說的煎餅大葱故事，讓相聲教了他中國的點滴。

毛巾煎餅，哈哈，我笑出了淚光。仔細慢慢咀嚼，愈嚼還愈有味的。

(2015年3月2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燒了我也要讀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江戶鈔本《皇華集》

米黃色的硬紙板外函乾乾淨淨，從櫃台捧了四函回到座位。閱覽室只有我和左側走道旁邊另一條長桌的兩位中年男士，他們各自看著書，好像彼此認識的樣子，但並沒有交談。既然閱覽室的空位還有一些，我便把兩函書擺到右手邊座位的長桌上。

「すみません(對不起)。」我自言自語，一邊把上下疊的兩函書分開平放。說完，意識到自己的舉動，覺得有點可笑。不過，一般日本人也常會這樣吧。占用了理應是別人的位子，即使目前沒有人用；也不是說給我背後的管理員聽，就是表達自己知道占用的行為不妥，說了感到心安吧。

書函上，貼著長條白紙，工整的書法寫著「皇華集」，下面是編號。我拉開第一函的上下插梢，打開書函─怎麼？

怎麼是這樣？

一落五冊的線裝書，封面被薰黑得模糊。我一冊冊分開，每一冊封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薰痕和水印，有的還被燒破了。

這是，劫後餘生哪！

我想去問管理員怎麼回事。外觀裝幀得簡潔樸素，裡面竟然是火患後的傷體。我緩緩坐下，前一秒鐘開書的好奇興奮心情突然像被人從後腦勺打了一記悶拳，眼冒金星。

我想，管理員很可能不曉得這套書的狀況這麼糟，屬於「殘本」，應該要禁止借出了。念頭又一轉，倘若我前去「自首」，說翻動了這「貴物」，我就不能再看這套書，我坐著紅眼飛機天亮降臨東京，在這個「國立公文書館」門口等待開門，不就是為了一睹這套書的真面目嗎？只是沒想到，這「素顏相見」未免太驚人…。

於是，我摸一摸後腦勺，戴起口罩，翻開第一冊第一頁。〈雪霽登樓賦〉：「余與黃門司馬先生奉使朝鮮…」右上角是「日本政府圖書」，右下角是「淺草文庫」的紅色印章。

隔著展櫃的玻璃，我仔細端詳過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南宋李生「瀟湘臥遊圖」的薰痕，那是1923年日本關東大地震的災害，同時「罹難」的，還有現在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蘇軾「寒食帖」。也從圖像上研究過清代翁方綱舊藏的南宋版本東坡詩集，那套書有的部分甚至被燒去了大半。可是，我從未親手接觸過這脆弱的傷患，它很輕，很薄，卻又堅實厚重。

《皇華集》是明朝出使朝鮮的文臣和接待他們的朝鮮官員寫的詩文集。從十五世紀中葉到十七世紀中葉，共有39位明朝人和300多位朝鮮人參與了這項文學外交的活動，留下了兩百多篇散文和六千多首詩歌。透過這套書，我們可以知道那時文學是維持東亞天下政治秩序的重要媒介。

我翻閱的這套《皇華集》很特別，是世上罕見的手鈔本，是江戶幕府直轄的最高教學機構「昌平坂學問所」的舊藏。「昌平坂學問所」後來歸文部省管轄，因此有那兩個藏書朱印。本來是朝鮮宮廷出版的《皇華集》，日本不容易得到，於是19世紀的日本讀書人就手抄，而且從筆跡看來，這套書由不同的人抄，有的人心平氣和，字體端莊；有的人心浮氣躁，筆法走樣。

不但1846年的那場東京大火燬損了這套書，貪吃的蠹魚也沒有放過它，留下了條條蛀洞。我一頁頁翻著，小心翼翼，還是免不了有黑灰殘屑飄落。

黃孟文的小說〈焚書〉情節交錯在心田，不再被需要的華文書籍走入命運的終點，那熊熊烈焰燒出了作家的嘆息涕泣，也彷彿將主人翁火化了。

發覺疲累時，已經近下午五點。中飯沒吃，沒感到餓，就是口渴，被幾場大火燒得唇乾舌躁。

薄暮中走進一家餐館，牆上是復刻1937年版「大吟釀」的海報。

中國人都曉得1937年7月7日的意義。有的東西可以「復刻」，代代相傳；有的東西一旦破壞，萬劫不復。

我把筆記本裡偶然夾住的那些19世紀的黑灰殘屑倒進「大吟釀」裡，一飲而盡。

2015年3月7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Emily的抽屜

“這個世界上，先有了創作文學的衣若芬，然後才有了研究學術的衣若芬，而無論是創作文學或是研究學術，我都在不斷的嘗試發現自我與解答困惑，探觸宇宙人生的無盡之謎。”

我在曾經任職的台灣學術機構網頁個人簡介裡，如此介紹過自己。有同行問我：「為什麼要強調妳原先是搞創作的？」言下之意，我猜，有兩層想法：一，中文系出身的，誰不會舞文弄墨呢？沒必要「自誇」。二，既然靠研究學術吃飯，不值得提自己過去的作家經歷。況且，很可能被認為不專業而受輕視。

是的。在取得博士學位之際，我已經出版了小說《踏花歸去》、極短篇小說《衣若芬極短篇》、散文《青春祭》。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受老師鼓勵投稿學校刊物，一路寫到博士論文完成，除了時間不能好好分配，我還未認真想過「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會有什麼衝突。

後來我得知自己進學術機構的審查過程，有評審說：「衣若芬是作家。」質疑我是否夠資格成為專職的學術研究者。我任職後，主管提醒我：「這裡不是培養作家的地方，研究室裡寫的是學術論文。」我點點頭。

我很認份地想把研究工作做好，文學創作是能做不能說的偷情。像美國女詩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把詩文祕藏在抽屜裡，我的抽屜裡塞了滿足私慾的文字。我沒有違背對主管的承諾，在研究室寫作讓人心虛不寧。窗外的台北南港四分溪時有白鷺鷥掠過，很容易讓人聯想「西塞山前白鷺飛」的愜意。「那裡的圖書館是天堂。」一位美國學者向我回憶道。我卻偏要從桃花源轉向滾滾紅塵，飽啖人間煙火。

回家和小孩玩「比賽誰先睡著」的遊戲，先贏了的孩子半夜醒來，問我：「妳今天不乖嗎？被老師罰寫很多功課嗎？」我親親他的小臉，說：「我就是老師呀！我寫的是我的功課。」

這是對學術工作零加分的功課，在職場和家庭的隙縫裡，可還容得下寫作的空間？為什麼明明很累了，我的腦子還不能不去想寫作？寫著寫著，卻不敢發表，怕被指責「不務正業」。Emily的抽屜裡，滿是禁錮與釋放的矛盾─早過了文藝少女的做夢年齡，妳的人生還幻想什麼？

一天，我的妹妹寄來電郵，題目是「筆中精靈」。她說：「關於寫作，我們身邊俗人真多，我想你比我還不在意他們眼光。才不要讓這些俗人牽制我們的生活品質與生命規劃。寫不寫都有人會閒言閒語。鍾理和窮到老婆得到山上偷林務局的木材去賣，他還是照寫。鄧雨賢連上廁所都在想他的樂曲。上帝賦予人天生的才華，就不會或不能讓這些才華休息。」

我含淚讀著她的文字，我知道，我的筆不必、不該、不能、更不願停了。

2006年，我的人生有了未料的轉折，飛到了南洋島國新加坡。隔年，《聯合早報》找我寫專欄，等於督促我把寫作放在生活裡必須的位置。隨著《聯合早報》網路版在大陸的眾多點閱，我的文章在網路上被多次轉貼，一些讀者向我探聽是否在學術論著之外，也在大陸出版散文集。

機會在加拿大溫哥華機場降臨。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當面告訴我，2014年「南大」中文系慶祝百年，他打算策畫學者隨筆叢刊；我任教的南洋理工大學也簡稱「南大」，同年滿10歲。我們一邊等著飛往維多利亞的航班，交談著對兩所「南大」的深情。

於是張伯偉教授的《讀南大中文系的人》，以及我的《Emily的抽屜》便成為向兩所「南大」中文系祝賀的獻禮。

在等待《Emily的抽屜》出版審查的過程中，台灣二魚出版社也向我邀約出書，我挑選有關東亞行旅、文化觀察的文章，輯為《感觀東亞》一書。沒想到《感觀東亞》後來居前，率先面世。不期而然，2014年我出版了兩本散文集，在海峽兩岸。

現在，Emily的抽屜打開了一些，歡迎各位來一窺抽屜裡，一個徘徊女子的喜怒哀樂。

(2015年2月21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