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孔廟想起老舍

蟲兒鳥兒一清早便唱起歡迎新歲的歌兒，唱得比什麼音樂都好聽。花兒草兒帶著清香的露珠歡迎這元旦的朝陽。天上沒有一塊愁眉不展的黑雲，也沒有一片無依無靠，孤苦零丁的早霞，只是藍汪汪的捧著一顆滿臉帶笑的太陽。陽光下閃動著各色的旗子，各樣的彩燈，真成了一個錦繡的世界。
──老舍〈小坡的生日〉

1929年老舍結束了五年的倫敦生活，到法國和德國旅遊了三個月後，從馬賽乘船，於10月間抵達新加坡。老舍沒有直接回中國的理由很簡單，阮囊羞澀，只夠買到新加坡的船票。

這是他第二度登上新加坡的土地，前去倫敦的途中，他曾經有過短暫的一日停留。直到1930年2月，老舍任教於新加坡華僑中學，期間寫作了以新加坡為背景的小說〈小坡的生日〉。

「哥哥是父親在大坡開國貨店時生的，所以叫作大坡。小坡自己呢，是父親的鋪子移到小坡後生的。」小說主人翁是個名叫「小坡」的男孩，我來新加坡之前，一直以為「小坡」和他的哥哥「大坡」是由虛擬的地點所命名。後來讀了英培安的《我與我自己的二三事》，坐德士時請教司機，才曉得新加坡真有其地。

小坡度過的暖洋洋南國新年，如今讀來仍然靈動鮮活。2008開春，帶著去年年底在北京孔廟漫步時的悸動，我重新在〈小坡的生日〉和老舍生命抉擇的堅決裡，被歷史的翻覆撞擊得暈眩沈吟。
許久未穿的厚重冬衣幾乎難以抵擋攝氏三度的冷冽，儘管手腕和膝蓋酸痛僵硬，我仍然走進了北京孔廟。

半個月前的一場雪尚未完全消融，人說孔廟特別寒冷，說是陰氣重。

孔子加號碑，進士題名碑，十三經碑林，贔屭馱負著元明清三代的巨碑，在雲霧積壓的空氣裡，觸目皆是歷史陳舊的冰霜，凍結於彼時彼刻。

因著電視劇，劉羅鍋、紀曉嵐家喻戶曉，大清王朝的江山仍在螢光幕上呼風喚雨，劉鏞和紀昀的名字刻在進士題名碑上，確認他們存在時的榮耀。費力辨識的遊客，在磨損得漫漶不清的石面上抹出了位置：「劉鏞 山東諸城人」。

大成門前，台灣沙鹿人實業家楊清欽先生捐刻的「先師孔子行教像」成為眾人攝影留念以示到此一遊的最佳景點。

孔子塑像下堆放了一袋袋的香枝，是哪些虔信的教徒祭祀參拜的誠心？

有的香枝包裝上還印著「孔廟專用」，「許願還願」，「萬事如意」。

什麼時候，天子崇敬孔子的最高聖地，變成了香火鼎盛，金碧輝煌的院落？

什麼時候，不語怪力亂神的孔子，變成了保佑人們闔府平安的神靈，助蔭學子考試順利的文昌帝君？花點「功德金」，「請」一塊宛如日本寺廟裡的繪馬「福牌」，寫上心願，「用行舍藏」的孔子能夠護庇著誰平步青雲呢？
一個中學生模樣的女孩在大殿內孔子神位前頂禮膜拜。她先雙手合十，閉目默禱，然後走到跪墊前伏身屈膝，來個幾乎五體投地式的大禮。她知道拜的是孔子，還是菩薩？

就在這大堂外，一位來自上海的學者告訴我，當他還是二年級的小學生，此地雜草叢生，高及腰間，那時學校停課，他成天和玩伴在這裡捉蛐蛐兒，好奇觀看紅衛兵和群眾批鬥「牛鬼蛇神」。

脖子被掛上名字和罪狀牌子的「反革命份子」遭到辱罵和毆打，鮮血從傷口滲出流下，低垂著頭，口水直淌到地面。

這些受盡凌虐的人當中，也有作家老舍吧？

1966年8 月23日，紅衛兵打著「破四舊」的口號，在孔廟大院中焚燒戲服和道具，老舍和一些文聯的作家被令在酷暑天跪在火堆的四周，一面慘遭皮帶和棍棒的毒打。老舍頭破血流，額上用戲服的水袖包紮，被載回北京文聯繼續批鬥。紅衛兵要給他戴上「牛鬼蛇神」的牌子，老舍不服氣，搶過牌子，正好扔到紅衛兵的頭上，成了「現行反革命份子」，一陣亂打隨即上身。第二天，不堪身心折磨的老舍在太平湖投水自盡。

這是根據老舍的兒子舒乙所記以及傅光明《口述歷史下的老舍之死》歸納出的老舍生前最後兩天片斷。其中的許多細節都已經無法拼湊，甚至即使調查採訪了相關人士，彼此的記憶竟然有很大的出入，真相如何，莫衷一是。

老舍在〈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中形容新加坡：「這個地方的情調是熱與軟，它使人從心中覺到不應當作甚麼。」臨終前的老舍假使匆匆回顧他的一生，在新加坡的五個月也許不算什麼。走在靜寂淒清的北京孔廟，1966年8 月的大火，已經把「四舊」燒得灰飛煙滅了嗎？而今，春風吹又生的，難道是歷史給人類開的大玩笑？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年1月20日

書到用時方恨少

親愛的k

你曉得我不熱愛買書，曾經幾次笑我：就這麼一點書，像是博士嗎？

從前還算是「文藝作家」的時代，有報社製作了「作家的書房」的專題，考慮要採訪我的書房。

我說：「我沒有書房。」

沒有只當書房的房間，化妝檯上琳瑯滿目，比書桌還豐富，書架也不可觀。蔓延到床上的書，不過是喜歡躺著看書的壞習慣使然。我沒有資格讓人報導「作家的書房」，頂多是見不得人，不便公開的「閨房」罷了。

不愛買書，不表示不愛讀書，博士學位當然不是拿假的，可真是拼了點力氣完成。何況，愛買書的人把書當寶貝收藏，也有人束之高閣，當室內布景觀賞的。

如今想想，不能理直氣壯說自己是「愛書人」，一個原因是經濟條件不允許，喜歡看的書太多，總不能全部買來，既然不願「顧此失彼」，乾脆能省則省。實在感謝小時候台北重慶南路上那些櫛比鱗次的書店，大大方方讓人「看白書」，老闆不但不會像現在新加坡的書店動輒把書密封起來，好像那裡頭有「兒童不宜」的內容似的，而且還任憑你從天明看到夜色昏黑。

這裡我真要再發點牢騷，不明白新加坡的書店是以什麼標準密封書籍。以前我真的認為是為了保護兒童和青少年，限制翻閱，後來台北有些便利商店把漫畫書也用透明塑膠紙封住，想來是因為漫畫很快可以看完，妨礙銷售。新加坡的書店密封書之多，讓人驚訝(不能說「大開眼界」，看不到)。有些很專業的書，光憑書名就令人卻步，恐怕好奇翻閱的人都很少，還煞有介事地包裝整齊，嚴如供品。我猜店家是以價格歸類，比如前幾星期在書店看到一本談北宋制度史的書，中國進口，原價不知多少(被貼住了)，此間標售七十多元新幣。七十多新元的中國書，而且還是平裝本，不是彩色銅版紙印製，果然是「高貴」啊！真想偷窺一下，究竟內在有何神聖。

在台北「看白書」，遇到精采的內容，我見過有人當場抄錄。不過我臉皮比較薄，覺得老闆讓人白看他的書，已經功德無量，不好太把書店當圖書館。於是就努力記住，久而久之，也小有所獲。

說到圖書館，是養成我愛書又不必買書的另一個道場。小學生的我，每星期六下午去位於台北八德路上的圖書館聽「林姐姐講故事」。在等待「林姐姐」的時候，陸陸續續把整部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看完，那些精美的彩圖令我愛不釋手，有時也依樣塗鴉。

除了市立圖書館，還有一個要感恩的地方，是行天宮圖書館。我至今只要聞到薄荷棒的氣味，就會勾起中學時在行天宮圖書館和睡神搏鬥的回憶。不只在那裡讀書準備考試，還借閒書看看，調適緊張的心情。圖書館也有一些學術專業的書籍，就私人圖書館而言，規模不小；就宗教團體辦的圖書館而言，視野寬大，欽佩欽佩！

在江國香織和辻仁成合著的《冷靜與熱清之間》裡，女主角喜歡去圖書館借書，而不要擁有書。我一邊讀，一邊想：是啊！是啊！我就是這種人呢！

為什麼一定要擁有才能安心，才能快樂呢？把書買回家，沒有了借書期限的壓力，對於我這種懶散個性的人，正是「以後再讀」的絕佳藉口。書的最好歸宿應該是圖書館，讓想翻閱的人隨便看，而且有編號，有人專門管理，書的位置和出入都有記錄。

1990年首次去大陸，開始尋幽訪勝和採購書籍之旅。花了好多時間逛書店，好多銀子買書，好大力氣搬書、寄書，那時大陸的書價格便宜，(怎能想到十多年後，有一本七十多新元的地位！)我們總興奮地當起買書的大亨，感嘆著有錢買書，可惜沒錢買書房，成箱成箱的書漂洋過海寄到台灣，偏偏棲身之處窄小逼仄。

在研究單位工作，更是認為圖書館有責任提供最便捷的研究資源，而且果真也不負所託，買書和編目、上架都很有系統。我逐漸鬆懈，畢竟書商供應的書目和採購的效率比我個人到處打游擊強，況且研究室的空間有限，經常發生找不著明明擁有的書，只好臨時去圖書館借來的情況。早知如此，何必讓書籍淹沒我呢？不過當慣了買書大亨，尤其大陸的出版品有些物以稀為貴，難免還是猶豫要不要「出手」。學術研究人員吝惜買書，還是有點兒說不過去啊！

新加坡早被譏評為文化沙漠，先不管是否汙衊或偏見，市面上名為「書局」，文具倒比書多的「書店」比比皆是。考試用書和食譜、算命的書又占銷售書之大宗。就看書店對「名貴」書之小心翼翼，雖說可以把書拿去櫃台請店員拆封，萬一只看不買，不曉得會不會遭來白眼。早期在大陸買書，書平鋪在玻璃櫃裡，請店員取出，都會被問：「要買嗎？」言下之意，不買就不給看。近年來書店的服務態度大有改善，書價漲了，商品化了，不過買起書來舒服多了，這算不算一分錢，一分貨，一分服務呢？

出門在外，一切從簡，我只帶了少量的書來新加坡，每次返台「補貨」，到了要寫研究論文時，真的是「書到用時方恨少」了。學校的圖書館雖然日漸進步，藏書仍然遠遠不夠，極需向外求助。國家圖書館有丹下健三設計的宏偉硬體，無奈中文書竟然以中醫養生和中國的年鑑報告為收藏重點，令人好生失望！雖說有些不在書架上的「好書」另有地點保管，但是不能外借。公營的圖書館，外國人辦一張借書證一年為期是二十新元，如今要漲到四十多新元，所費不貲。過去一年憑著一張借書證，母子倆主要在三家圖書館看小說和漫畫，書蠻舊，幸好此地年輕人不喜華文書，我們反而「乘虛而入」，消磨不少時光。

專業的圖書館應該去國立大學，這所大學的圖書館是我遇過門檻最高的地方。一張入場證就是189新元，連該校的校友也要收136.5新元，圖書館在新加坡可不是公益事業，再說，新加坡有什麼公益事業呢？沒看到電視頻道老是播製慈善捐款晚會嗎？打電話捐款也要付給電話公司「手續費」，愛心是有代價的。

於是，為了作研究，拜託學生去國立大學借書。其中一本是1959年出版，郭沫若的《蔡文姬》，書裡的藏書章是1961年南洋大學圖書館，是後來被關閉後兩校合併，圖書館的收藏也併入了。

如果有好的圖書館，像我這樣的人可以節省多少居家空間？最近發現住處的書籍愈來愈多，書架已經容納不下，原來是圖書館不敷使用，不得不去書店找，能買得到就萬倖，應該感謝店家進口了這本書，還顧得了價錢嗎？

德國來的朋友到此地教書，租的房子家俱一應俱全，就是沒有書架。他說跑了好多地方買不到書架，恍然大悟新加坡人家裡可以沒有書架的。

送書給朋友或同行不如送給圖書館，要緊是開放的圖書館，便於讀者閱覽。我曾經在圖書館借到作者贈送給捐書者的書，上頭的簽名墨痕猶新。我送給老師的第一本小說集現在在牛津大學的圖書館，能被老師看重而躋身牛津大學中國學術研究所圖書館的藏書之列，我是深覺榮幸，並滿懷感激的。

和家裡人說過幾回，以後我死了，或者不必到那時，退休了，不再做學術研究，孩子如果沒興趣讀，我就把書全部捐給圖書館。近年來也有些學者如此處理，書也好，金錢也好，都是身外之物，書的最大幸運就是有欣賞它的讀者，而讀者最好的智慧泉源，還是圖書館。

受寒

親愛的k

孩子又受寒了。

沒錯，受寒，在新加坡。

熱帶島國倚賴冷氣機維持室內的舒適，但是冷氣之強，不穿長袖或外套難以抵禦。

無法適應的是，還找不到冷氣的「平均溫度」，有的地方平和；有的地方簡直嚴酷，唯一能做的，就是出門得帶著防寒衣物。

有人從街上行人的穿著判斷他們是白領或是藍領階級：穿長袖的坐辦公室；穿短袖的曬太陽。

巴士和MRT等公共交通工具上空調的隨性最為可惡。有時幾乎連送風也沒有，密閉空間裡盡是人們呼出的二氧化碳，尤其是擁擠的車廂，總讓我想起魯迅說的鐵屋子的故事，好幾次想棄車逃離。至於那「凍人」的時候，毛細孔直豎，經常後悔入境隨俗穿著涼鞋，腳趾頭還沒「本土化」，怎麼縮，也縮不進那幾條皮面下，受不到保護。

教室也是傳播病媒的絕佳環境。很多教室連窗戶都沒有，完全憑藉中央空調。萬一停電了，恐怕不單單是依靠電腦投影的教學停擺，大家都會悶得受不了。室外是34度的暑天，進入清涼的24度環境，頓時舒緩了渾身的熱汗，往往馬上就「開機」上課，到了一個鐘頭後的休息時間，才意識到汗水自然吹乾揮散。大講堂教室可容納兩百多學生，集體自然吹乾揮散的汗水沈積於四周，變成如臭腳丫的噁心酸味。我曾經帶了香水去教室噴灑，學生們好開心，連男同學都嚷著：「老師這裡多噴一點！」

不曉得學校的空調設備有沒有定期清理，不是有什麼病症就是從冷氣的運轉中循環傳播的嗎？即使是一兩位學生感冒，一次兩個小時的課下來，我也彷彿受到感染，頭痛發燒，喉嚨不適。只要有空檔，休息時間我盡量回到「正常」的空氣中，熱哄哄也無所謂。

有一次我穿了長袖外套還是擋不住寒氣逼人，穿了絲襪的雙腿竟然微微發抖，到後來連說話都唇齒打戰了！看著學生們，平時就覺得他們比我耐寒，冷氣房裡照樣只穿露肩背心和短褲拖鞋。那天他們搓揉雙臂，直呼「好冷！」本來我還開玩笑說：終於明白新加坡的皮草和羽絨衣要賣給誰？在哪兒穿？後來發現情況不妙，已經有人頻頻擤鼻涕。一位男同學說：可以打電話給負責單位，請他們來調節溫度。

不久，一位馬來族的男士來了，問是否打過電話要求服務，我在他的工作表上簽了名，他打開教室牆上的一個盒子，把氣溫調高了一些。我們在他走後，議論以後可不可以自己打開盒子調冷氣。

第二個星期，又在那間教室飽嚐冷酷的威力，我和學生們商量，還是逆來順受吧。萬一自作聰明打開盒子調冷氣，弄巧成拙可不好，我在新加坡是十分膽小怕事的。也不可能每星期上課都打電話給那位馬來大哥，服務總有限度的吧？

「把你們最保暖的衣服穿來，」我說：「想像唐代邊塞詩裡形容的『風頭如刀面如割』吧！」

孩子學校的巴士和教室冷氣也是一樣力道十足。我給孩子準備了運動夾克，孩子常嫌麻煩不想帶，自詡為北國男兒不怕冷。然則孩子在戶外的活動量大，動輒汗流浹背，休息時猛灌冰水，身體和室內的溫差更容易受寒。

「好像被人把頭用力擠壓捏住一樣」的頭痛，發燒超過38度，裹在兩條被子裡打滾，孩子直說：「新加坡怎麼這麼冷？」

把晚餐和藥一股腦兒全吐光之後，孩子病厭厭地說：「我再也不要吹冷氣了！」

偏執

親愛的k

至今我仍沒有從購物的焦慮中完全解脫。一年多了呢！你說。

是啊。我在新加坡徹底發覺了自己對於物質的倚賴，近乎偏執，對於「怎麼可能買不到」的東西產生強烈的慾望，終於導致怨念。

「那個東西對你很重要嗎？」新加坡友人問。

比如突然想做菜脯蛋，買不到菜脯；突然想煎白帶魚，超級市場內死活就是沒有。問收銀台皮蛋放在哪裡，從他指的方向遍尋不著，再去確認，他說：「那裡沒有，就是沒有了。」

有人告訴我，應該去組屋區內的傳統市場(叫做「巴剎」)買。不過巴剎通常只在上午營業，懶得頂著太陽去採購。這是在台灣被寵壞了的消費習慣，乾淨明亮的櫥櫃，一覽無遺的菜色，物品的分類有它的規律，我不會在冷凍食品的冰箱旁邊看見洗髮精。

結果，嘴饞得把想吃的食物在腦海裡不斷擴大、擴大，簡直是自虐式的精神折磨。明明不能說「很重要」，「非吃不可」的東西，變成了海味山珍；從前一年難得吃幾次的水果，像是枇杷、釋迦，變成了王母娘娘的仙桃。

我想，是內心的空虛和不安，讓我不願意接受「華人為多」的社會也有欠缺食材的事實，而且偏偏是最具有「認同」意義的飲食。只要知道那些食物存在，不吃也讓我放心，宛如「以備不時之須」的穩妥。

孩子說我來新加坡之後，味口變好，吃得比從前多了。

是我心情開朗了嗎？

還是，食物填補了我茫然的心理呢？

吃得多，實則並沒有得到精神的滿足。我的理由是：家裡沒有微波爐，不方便吃隔頓的食物，能吃得下肚的，就都裝進去。

還有，這裡買東西、外食都沒有台灣那麼多選擇性，尤其是餐館，而非大眾食堂或小販飲食中心，菜單上的價格和結帳時的單據總價不同，百分之十的服務費，百分之七的消費稅，再加上無預期的，濕紙巾要收費、飲水也要收費。普普通通的餐館，一頓飯吃下來，「奢侈！」孩子說。

奢侈就奢侈吧。你能怎麼辦？吃是一種心理需求，這也是我在此間的覺悟。

從前很少把在餐館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帶走，嫌麻煩，而且總覺得帶回家重新溫熱了，也沒有在餐館吃的新鮮美味。如今有了匱乏的憂患意識，一粥一飯都是島外進口，來處不易，看在它昂貴的身價，也不應該隨便浪費。把奢侈的食物以節儉的心態對待，能吃便吃，吃不完再打包，即使麻煩也勉力為之，這算不算一種平衡呢？

前幾天在一個標榜「台式牛肉麵」的餐館，吃到比想像中美味十倍，離台灣風味只差十分的「台式牛肉麵」，生平第一回，把吃不完的水餃打包，真是到了克勤克儉的境界。

喝第一口湯，孩子學日本動畫的語氣說：「好令人懷念！」要我也喝一口牛肉麵湯，問我：「有沒有家鄉的味道？」

我說：「不錯。」

對於我這麼吝於讚美，孩子頗不以為然。說：「好吃就是好吃，媽媽不要只講『不錯』，這是新加坡最好吃的台灣牛肉麵！」

我點點頭。湯頭是不錯，新加坡的中式菜總帶點甜，是糖和味精調出來的人工甘味。嚼勁十足的麵條，才是教我「驚豔」，真的是手工桿製，紮紮實實。

接下來的水餃，著實有「媽媽的味道」了。好多年沒有吃過手工桿皮包的水餃，媽媽以前也經常做，年歲大了，我們幾個子女各自婚嫁，聚在一起吃飯時，總想著給我們張羅大魚大菜，水餃是匆忙時應急的食物，媽媽說：「你們小時候吃夠了吧！」

有時不依，不想讓媽媽為招呼我們吃頓好飯太操勞，就半堅持要吃水餃。又怕媽媽桿皮太費力，就乾脆買現成的水餃皮，過年祭祖時也湊合著包「機械皮」的水餃了。

孩子有幸，還趕得上外婆親手桿水餃皮的年代。為了省事，家裡包的水餃、包子個頭總是很大，皮厚餡料足，吃兩個包子就夠撐的了。孩子上幼稚園時，一天傍晚去接他回家，老師說，中飯時孩子和她爭辯今天吃的不是水餃，是餛飩，「水餃沒有這樣小小瘦瘦的！」孩子理直氣壯。有了外婆家美味的水餃，我們在餐館從來不會點吃水餃，難怪他沒見過「市面」。後來去山東，見到一籠四個的大蒸餃，才曉得爸爸傳授給媽媽的，貨真價實是山東品項，並不是媽媽偷懶，不願多包幾個秀氣的水餃，也不是擔心我們吃得少，故意把一隻隻餃子塞得密密嚴嚴啊！

在新加坡買到的冷凍水餃，其脆弱與不堪一煮，比台灣的餛飩還不如。第一回合，吃著滿鍋皮開肉綻，湯水裡雜著碎菜的東西，心裡作噁，硬著喉嚨吞下。第二次煮冷凍水餃之前，再三看包裝袋確認，沒錯，寫的是水餃；沒錯，烹煮方式一樣。這回不願意再勉強自己了，整鍋連剩餘的生水餃通通倒掉！

吃得到手工桿製的水餃，即使一個要價新台幣二十元以上，我也甘願了。那天下午，先是吃了一次點心，三片炸魚和馬鈴薯條組合成一道，菜單上是十八新元，完稅後超過二十一新元，折合新台幣超過四百元。看見那道菜的窮酸相，孩子說：「幸虧沒有點飲料。」聽著真使人心疼。先前有太多次「被搶劫」感覺的飲食經驗，孩子也變得要精明計較了。在新加坡的餐館不能只看菜單的價錢，一份食物的份量在菜單上是看不到的。我們還在組屋區的食攤被騙，菜單上的照片比端上桌的盤子大一倍，到現在還沒弄清楚論斤兩賣的海鮮是不是公斤制。

因為吃過「又被搶錢」的下午點心，晚餐的「台式牛肉麵」已經心滿意足，等到一份八個，個個實在的水餃擺在眼前，我們驚喜讚嘆，努力加努力，還是剩下兩個。

「能不能打包？」孩子問。

包兩個吃剩的水餃？我竟然「落魄」至此？

論價錢，不到新台幣五十元；既然是換了一趟MRT才到了此地，念它品質優異，厚起臉皮請店員打包吧。

「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我對食物的偏執，唯有以白居易的詩聊以自慰。學著清心寡慾吧，別淨想著彩雲琉璃，要安於當下的尋常滋味。

建國之前

幾年前就讀過《圓切線》，知道是新加坡一些青年知識份子組成的團體「圓切線 The Tangent」的刊物，也從中窺見了新加坡的社會議題和論述觀點。

這是第一次參加「圓切線」的論壇，主題是「逍遙遊：1945年至1965年的中學生活與課餘活動」。配合這個主題，圓切線以兩年的時間募集，籌辦了相關文物書籍、圖象史料的展覽會。展覽會中，還呈現了新民中學、中正中學、萊佛士女中等幾所華文學校和英文學校的學生們為回溯或重建校史所作的專題計畫成果，並且播放訪問校友錄製口述歷史的影像。

1945年到1965年，正是二次大戰後，新加坡逐漸脫離英國殖民統治，到獨立於馬來亞聯邦之間的過渡時期。

說是「過渡時期」，當然是後見之明。當時的人們，恐怕很難想像這個島嶼有一天會建立成一個國家，並且日後在世界上具有一席之地。

百廢待舉的戰後新加坡，文化上卻並不蕭條。在文化認同徘徊於英國、中國與馬來亞的歷史交會點上，透過「逍遙遊」的策展，讓我們看見中學生參與「運動」的各種形態──體育競技、民間識字教育、社會政治事件、休閒娛樂…這些「運動」源出於熱烈的青春之心，是曾經走過那時代人們的記憶，也是新加坡的歷史片段。

剛好不久之前在新加坡美術館觀看了「從文字到圖畫：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的藝術」（From Words to Pictures: Art during the Emergency），使我對於建國之前的新加坡藝文產生了更多的好奇。

首先是展覽的名稱「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是我未曾聽過的專有名詞。我對新加坡的歷史所知有限，只能從統治者的國家與身份區分歷史發展的進程，細部的內容便很模糊。原來「馬來亞緊急狀態時期」（The Malayan Emergency）是指1948年至1960年，隨著戰後反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的興起，為控制及消滅馬來亞共產黨，英國政府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法令時期，也可以說是白色恐怖時期。

頒布緊急法令的具體導火線是1948年6月16日馬來亞共產黨(簡稱「馬共」)在橡膠園殺害了五個人，其中三位是歐洲人，使得殖民者英國政府認為馬共在公然挑釁，企圖以暴力奪取政權，因此宣布馬來亞進入緊急法令時期。

1948年進入馬來亞聯邦的新加坡也在緊急法令的統轄範圍內。美術館展出的畫作、雕塑和出版品、訪談影音等等，都指向當時不分族群共同構築「馬來亞之夢」(依據展覽文案用語)的理想。

雖然展覽文案中沒有明確指出，我的感覺是：藝術家的「馬來亞之夢」其實有兩種不同的表現方式，一是傾向於傳達南洋地方景觀，被稱為「南洋畫派」的唯美浪漫情調，例如劉抗、鍾泗賓的作品。另一則是1956年註冊的「赤道藝術研究會」(簡稱「赤藝」)，以寫實的筆法描繪社會時事題材，例如賴桂芳圖繪勿洛地區水患，全民齊力救災的「勿洛災民開溝自救」、蔡名智的「上國語課」(1959)畫出了華人認真學習國語(馬來語)的情形。

不知道我的猜測對不對，「赤藝」強調社會寫實的藝術主張，以及「赤」字予人的社會主義聯想，是否是導致其於1972年被撤銷註冊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南洋畫派」的畫家們並非沒有社會事件主題的作品。展場的活動看板便是以劉抗的「Bukit Ho Swee – After the Fire 」(河水山大火)為代表。不過作品的繫年有誤，我查了一下，河水山大火事件是在1961年，不是1951年。

總之，建國之前的新加坡文化藝術還有很多我知識不足，有興趣探索的地方。新加坡美術館和圓切線的展覽是一個使我學習良多的開端。

我特別感謝圓切線成員的努力奉獻，讓我感受到關懷文化的熱切心火並沒有熄滅。在新加坡管理大學的展覽會場，聽見年長人士經由參觀親身經歷的時代剪影，連繫起彼此的記憶，建國之前「彷彿生存於不同國度」的英校生與華校生，於四五十年後，有了共同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