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書不是拿來讀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圖書館藏武英殿版《康熙字典》

去年在韓國研修，尋訪了首爾幾家舊書店。沒有特別要找的書，只是隨性看看，注意到一個現象──每家舊書店都堆滿了各種字典和辭典。

字典和辭典被當成工具書，除非刻意翻閱，或是發心背誦，很少人會逐頁地讀吧。字典和辭典也要「與時俱進」，每隔數年，便有更新的版本問世。這些被賣到舊書店的工具書，應該不是因為原主人汰舊換新，而是電子數據和網絡提供便利的查詢方式，取代了厚沈沈的紙書。

我問舊書店的主人：「這時代還有人買舊的字典和辭典嗎？」

店主人笑了笑，說：「有啊！為了懷念。」

當一件物品的實際功能被淡化或消失後，讓它繼續留存於世間的，是超越物質的精神意義。因為那裡面有人的因素，而所有的人的生命過程，都是不可取代的。

我的研究工作，使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動輒千年以上歷史的文物。清代學者翁方綱形容他收藏的，南宋施元之、施宿父子以及顧禧合註的蘇東坡詩集，說：「神光佇盼」。我真喜歡這四個字，「神光」就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說的，藝術品的 “aura”，有人翻譯成「靈韻」。「神」和「靈」，聽起來挺玄乎，再想想，有些文物歷經火患水災之劫而不亡，豈不玄哉！

數年前籌辦潘受先生百年紀念研討會時，在華僑中學布置展覽，無意間推開了圖書館的一扇門，看見裡面竟然有一些線裝書。真的剎時被觸動了─怎樣的中學，會有這些古籍呢？回頭想想，我們的大學圖書館還很年輕，恐怕古籍遠不如中學。

南大中文圖書館也是那次活動的展場之一，我告訴一同備展的圖書館阮陽主任我在華僑中學的驚鴻一瞥，阮主任說：「我們也有善本書的，將近三百年前的《康熙字典》。」

我半信半疑，《康熙字典》從1716年刊印以來，有不少重刻和補編本，「明版《康熙字典》」更是古董界的老笑話。我並非輕視阮主任的鑑別能力，而是好奇，是哪位善心人士把這件寶物捐獻出來呢？

北京大學安平秋教授是中國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主任，主持世界漢籍典藏的調研項目，將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的珍貴宋元版漢籍影印出版，貢獻鉅大。得知安教授將帶領工作團隊到新加坡考察，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日本皇家的書都翻過了，新加坡有什麼能入眼呢？」我從日本給阮陽主任打了電話，請安教授看看我們的《康熙字典》吧。

企業家任九皋先生捐贈的《康熙字典》，果然從避皇帝名諱可證明是武英殿版，官刻祖本！慶祝中文系成立十周年的國際漢學研討會，舉辦「學與思：國際漢學家簽名本暨善本書特展」，特別將圖書館的鎮館之寶《康熙字典》呈現觀眾面前，為此，我也做了些功課，稍稍研究了一下這部書。

正如北京大學顧歆藝教授形容的，這部書「開本闊大，行格疏朗，印紙瑩潔，裝幀考究。字體爲仿宋字，舒展圓秀。」至於書的身世，可以考察藏書印。

在〈御製康熙字典序〉那一頁，我仔細判讀了兩枚藏書鈐印，「道鎔近號寄翁」和「任援行印」，就是任道鎔(1823-1906)和任援道(1890-1980)的印章。

任道鎔、任援道和任九皋都是江蘇宜興人。任道鎔平定捻軍，治河有功，還與李鴻章結為兒女親家。任道鎔的族姪任鳳苞（1876-1953）是銀行家和藏書家，任九皋的父親曾在任鳳苞主掌的交通銀行天津分行任職。任援道是任鳳苞的族姪，任九皋的岳父，在任九皋的自傳《一千兩金》中，稱他為「友安將軍」。1948年，曾經任職汪精衛政府的任援道移居香港，為生計從商，這部《康熙字典》從此離開大陸。

也就是說，這部書是任九皋先生妻家的，任先生四歲喪父，自家沒有什麼產業和收藏。

搞糊塗了嗎？圍繞在這部《康熙字典》的人物脈絡。沒關係，總之，有些書不是拿來讀的，是拿來懷念、拿來感受的。8月15日之前，你也來南大中文圖書館體驗看看，有沒有「神光佇盼」。

(2014年7月2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我的博導是院士

2010年從新加坡專程飛回台北，慶賀曾永義老師七十大壽

2013年與石守謙老師及研究團隊赴日本考察，攝於福岡

衣若芬有兩個老師，一位是院士；另一位也是院士。」─7月4日晚上，友人發了一封這樣內容的電郵給我。

一個研究生能得到一位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的悉心關照已經是萬幸，老天眷顧，我擁有兩倍的「萬幸」，兩位博導都為我指點迷津，使我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研究過程中不致於踏空。兩位博導近年先後當選學術界最高榮耀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實至名歸，弟子我也沾了餘光。

20多年前，文學與圖像的跨學科研究還是個嶄新的領域。撰寫碩士論文《鄭板橋題畫文學研究》時，曾永義教授便鼓勵我披荊斬棘，大膽開拓。曾老師在戲曲及民俗學方面的創研之功，有目共睹。我拜於「曾門」，老師並不限制我的研究興趣。承蒙老師的廣闊胸懷，任我發展，在我提交論文，開始鬆散之際，要求我報考博士班，繼續深造。

並非「師命難違」，而是想給自己的未來一個嘗試的機會，我硬著頭皮準備筆試和研究計畫口試，僥倖錄取。攻讀博士課程期間，曾老師認為我需要藝術史學科的指導教授，以充分實踐文學與圖像的雙向研究。我向石守謙教授請益，那時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還沒有開設博士班，我便成為石老師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曾門」與「石門」的氣氛不同，兩位老師的性格也迥然。文學和歷史的研究方法差異，我時而徘徊困惑；時而執兩用中，既然選了比別人難走的路，只有下加倍的功夫，讀加倍的書。

台大中文系以「好酒」著名，1980年代末，孔德成、臺靜農諸位先生還在世；林文月、周富美幾位女老師的酒量不遜鬚眉。曾永義老師自封「酒黨黨魁」，強調「黨」字是簡體的「党」─「尚『人』不尚『黑』」。我們師生聚會，曾老師總叫我們「徒兒」，稱女弟子的丈夫「徒夫」。老師常說，要「人間愉快」，愉快地生活、工作。我的一點酒量，算是在餐敘時敬陪末座累積成的吧。曾老師喝酒，即使醺醺然，也從不耽誤正事，第二天清晨還是早起讀書寫作，數十部學術專著和十多本散文集，證明了老師努力的成果，是徒兒的學習典範。

曾老師「飛揚跋扈酒杯中」，灑脫豪邁而不失俠骨柔情。他會為英年早逝的晚輩同事在電話那頭飲泣，也會興致勃勃地要乘坐我的「小綿羊」50CC摩托車！

那天在老師家討論論文後，正要告辭，老師說要去學校，我打算為老師招計程車，老師竟然說不必，我載他去就好。

我可嚇壞了。大塊頭的老師敢坐，我不敢載呢。沒想到老師對我的騎車技術那麼信任，從長興街到台大，我危危顫顫地騎，花了雙倍的時間，手心都流汗了。

嚴謹和藹的石守謙教授是我遇過最愛教學的老師。石老師的研究討論課很少中間休息，更從未「準時下課」。我常想，老師怎麼總是氣定神閒，不喝水、不上洗手間呢？進入石老師的課堂，像是與世隔絕的桃花源，繽紛多彩的盡是學問與思辨。即使大地震來襲，老師也穩坐不亂，等動靜平復後，又繼續討論。老師擔任行政要職，仍堅持教學，晚間上課，不知午夜已至，地鐵巴士之既絕，學生家長還在門外等候著愛女。

「中央研究院院士」不分地域國籍，推崇的是對學術的貢獻，在新加坡也有「中央研究院院士」，例如王賡武教授。

做為院士的學生，唯有用功，以不負師恩。

為慶祝南大中文系成立十年，我主辦了「學與思：國際漢學研討會」，會議邀請曾永義教授擔任主題演講貴賓，適逢曾老師榮膺院士後的第一場演說，意義非凡，歡迎大家共同聆聽。詳情請上南大中文系網頁查詢。

(2014年7月1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