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3/30

苦海女神龍



我的朋友寄了一張布袋戲偶「苦海女神龍」的圖片給我。

在最沮喪的時候,感受到了「患難見真情」。

布袋戲是我兒時閩南語的啟蒙老師,雖然被大人責罵「不學好」,大概是戲裡對話太過俚俗;還有學戲偶講話前「哈麥!哈麥!」的滑稽發語詞,一旦講習慣了,很難改掉。

像「苦海女神龍」這樣的角色,帶著流氣和風塵味,我學西卿唱著「無情的太陽,可恨的沙漠…為何淪落江湖?」父親常常生氣。

父親不能完全聽懂閩南語,可是聽到這歌裡有濃濃的東洋味,就覺得這是小日本的遺毒。

我家斜對面,隔著一條巷道,有一家西藥房,店主人喜歡播日本歌,而且還放日本軍歌。戒嚴時代,日本歌曲是被禁的,西藥房老闆的日本情結沒有被警察舉發,我家鄰里大致相安無事。

只是有時候,那些日本歌太大聲了,在我家都能清楚聽見,父親就不高興了。

忘了為什麼,父親曾經叫我去跟西藥房的老闆講,別放那麼大聲。我學來的「轟動武林,驚動萬教」的布袋戲閩南語,恐怕帶著「苦海女神龍」的味道,而且是江湖上強勢威脅的口氣,讓西藥房的老闆飆了幾句髒話。「伊娘」、「你奶奶」,在我家路邊的攤販市場是家常便飯,初中生的我也回罵他,閩南語不夠用了,就罵他「日本鬼子」!

西藥房飄來的日本歌,也有「苦海女神龍」,還是男生唱的,比起西卿,差多了!「苦海女神龍」怎麼可以那麼哀怨?那麼沒種?和西藥房的「日本鬼子」一樣,小白臉一個!

西卿並不是第一個翻唱「苦海女神龍」的歌手,鄧麗君也唱過國語版的。這首歌的閩南語版本來叫「為何命如此」,「苦海女神龍」的角色太紅了,她一出場,就響起這首歌,原來的歌名就不重要了。李翊君唱的「苦海女神龍」很悲情,像在訴苦;西卿唱的「苦海女神龍」很滄桑,有股不甘心的毅力,「吃苦當做吃補」,女俠的氣魄。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苦海女神龍」被加上了「討厭交男子,歡迎女朋友」的歌詞,布袋戲裡「苦海女神龍」和史艷文不是一對情人/夫婦嗎?「苦海女神龍」唱著「我不是小娘子,我就是女妖精」,會讓男人覺得更帶勁,讓女人覺得更新鮮嗎?

「苦海女神龍」,波瀾起伏。謝謝我的朋友,我會加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FjL47M5Ns&feature=related

(這好像不是西卿唱的原版)

2012/03/18

百年一遇,新加坡國寶 潘受










潘受先生是我知道的第一位新加坡書法家。


2006年應邀到南大演講,華裔館「中華語言文化中心」的招牌題字,吸引了我駐足細觀。


端正,儒雅,筆筆有來歷。一看就曉得是「練過幾下子」的。


友人向我簡述了潘受的生平,增加了我的好奇心──印象裡的新加坡,是與國際潮流並駕齊驅,中西文化交融的國家。且不說她「洋派」的一面,單單「華」的部分,也是比較新式與現代感的,這個時代,堅持書法藝術已經不易,何況還能寫作古典詩詞,鳳毛麟角,難怪是「國寶」。


潘受,原名潘國渠,字虛之,1911年生於福建省南安縣。1930年南渡新加坡,歷任《叻報》副刊編輯和中學校長,當過陳嘉庚的祕書,數度陪同陳嘉庚到大陸救賑水災和宣慰抗日軍民。1939年,他填寫的「賣花詞」,傳唱南洋。1942年新加坡淪陷於日軍,潘受讓出了逃往印尼的船票給郁達夫,舉家隨後輾轉經印度、緬甸返回中國,這段事蹟,我曾經寫過〈郁達夫在星洲的最後一夜〉,刊登於2008年12月27日的《聯合早報》專欄。


1949年底,潘受再返新加坡。1950年代,他參與籌辦南洋大學。1955年擔當南洋大學祕書長,協助陳六使收拾首位校長林語堂離開後的殘局,建立師資規模。1958年,潘受被英國殖民政府褫奪公民權,於南洋大學卸職,此後專情於書法和古典詩詞創作。經新加坡書法家協會會長陳聲桂積極爭取,潘受於1983年4月恢復公民身份。1999年,潘受逝世,其後骨灰移靈至澳洲柏斯。


在新加坡的公私單位和藝廊,常可看到潘受的題字和墨寶,建築物有了他的書蹟,彷彿能畫龍點睛,增添了文化藝術的含量。潘受的古典詩詞,充盈著自杜甫、白居易、蘇東坡和龔自珍的養分,置於民國以來的古典詩詞作家行列,毫不遜色。



是什麼動力,促成了潘受的詩書藝術?


潘受的少年時代,正值白話文運動興盛之際,他也寫作新詩。然而過了數年,他「發覺音樂性是一首好詩不可或缺的要素,…於是轉而注意起古典詩詞。」他也注意到,本來寫作新詩的聞一多、郭沫若等人,也都沒有放棄寫古典詩詞,古典詩詞的韻律美感,仍然是讓人吟誦低迴,無法被取代的。於是他轉向醉心於古典文學,和他的書法相輔相成,徜徉於晚清的藝文時空。除了1951年為劉抗和鍾泗濱寫了白話的題畫詩,我們很難再讀到潘受的新詩創作。


無論白話文學創作如何推陳出新,前衛書法如何衝擊東亞書壇,潘受的執著,宛如和潮流格格不入。他把自家宅邸稱為「海外廬」,似乎總帶著異鄉異客的眼光,超然地端視著世界的變化。


但是潘受絕非食古不化的老頑固。他穿著南洋的峇迪襯衫,融於南洋的生活情境,他也重視新穎,了解藝術的動態,只不過他不急躁於求變,那會落於狂怪,反而讓人難以欣賞和理解。


3月31日,由南洋理工大學高等研究所和文學院主辦,陳嘉庚國際學會和華僑中學協辦的「潘受百年紀念研討會暨展覽」將於華僑中學舉行。


參與籌備會議的過程,使我更增益了對潘受的認識。過去聽王羲之教兒子練字的故事,用盡多少缸水;潘受寫字,也是耗費許多紙張,直到滿意為止。


任何行業,必須深耕經營,才能開花結果。潘受留給我們的一千多首詩、三千多幅字,都是不懈怠地自我要求,一筆一劃積累出來的成果。不見風轉舵、不投機取巧,在法度裡創新;在自然中鍛練,這是潘受以作品展示給我們的教誨。


晚年的潘受,受到「國寶」的尊榮。國寶的文化實力灌注於國力,即使我們不會像潘受吟古詩、寫書法,人人都可以學潘受專業敬業、誠懇認真的精神,將潘受的精神納入新加坡精神之中。


百年一遇,認識與不認識潘受先生的人,都歡迎聚會於3月31日的華僑中學。聆聽潘受的故事,珍藏一份詩冊,以及可以容納更多記憶的墨寶。

2012年3月25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2012/03/14

失意忘形



進入構思和寫作學術論文的狀態,失意忘形的窘事又像雨後蔓生的苔蘚,漸漸遮蔽我的腦殼。

和古人打交道,有時宛若躺在棺材裡,蟄伏,冥想。也很想用法術把那殘骨斷骸恢復成人形,問他:「你到底是怎樣?」

喜歡「讀者反應理論」的人,一定覺得我太執著。

我不是想問那些古人到底該怎麼解釋他們的作品。

我想知道,他們到底為什麼可以有那麼多想法?他們的腦袋裡,到底都裝了什麼?為何在探究他們的腦袋時,苔蘚會蔓生遮蔽我的腦殼?

這一次,在和清朝大學者翁方綱拼搏。他的知識和學問比城池還難攻破占有,我站在城外高牆下,望之興嘆。

想繞著城牆走;想偷偷爬上樓頭窺視一眼,然後想當然爾地大放點厥辭。

我也可以放棄,因為他一點也不可愛、不神韻、不性靈,不是情之所繫的我輩中人。

好吧,老翁先生,我有投降的準備。

但是,「失意忘形」並沒有放過我。

打包食物回家當晚餐。家裡有成長中的青少年,我通常都多買一人份。兩個人,三種餐點,不能親自下廚時,至少聊表我買食物的用心。

回到家,一份食物人間蒸發。

還好是我買給自己的那一份。

明明問了店家,我沒檢查,拎了就走。

也可能其實有兩袋,我急著離開,在天際烏雲密布下趕回家。(想著,這就是我正在鑽研的「天際烏雲帖」,蔡襄夢中得句的氛圍嗎?)

這次損失不大。

把支領的錢留在提款機,好像已經不是第一次。

比較危險的一次,是盯著煮咖啡的瓦斯爐火,把前額頭髮燒焦了!

聞到焦味,回過神,第一個念頭竟然是:「頭髮是易燃物。」

然後熄火。

然後想到咖啡還沒煮好,再開火。

然後想到照鏡子…

健忘,被偷去記憶的可怕無情。

「還好我小時候你沒把我遺失掉。」孩子邊嚼邊搖頭。

還好~

不過,真有一回哪!

開車去研究單位上班,先把孩子放在單位附屬的幼稚園。

停車,下車,打開後車門──

天哪!

我忘了把孩子放在車裡了!

全身僵立。

孩子孩子!我的孩子!

孩子還在家裡睡覺嗎?

我衝回車裡,在車門碰然關上的瞬間,想到:


孩子已經念小學,他早上走路上學去了!

2012/02/27

鳳鳴九霄




這一次,鳳飛飛沒有謝幕,沒有和過去幾年的演唱會一樣,在安可聲中再度出現,在歡呼尖叫裡和全場聽眾合唱「祝你幸福」、「好好愛我」、「愛你在心口難開」。


捨不得離去,有時曲終人不散,獻花、遞上土產禮物、爭相握手擊掌、拍照、錄影,千百遍的「我愛你」…竟超過了半個小時。鳳飛飛很有耐心,換上了便服,接受「點歌」,回應聽眾吃消夜的邀請──這一段不在設計範圍,沒有彩排的集體演出,往往是最真情流露的動人時刻。


意外發布的死訊,讓所有期待因病順延的演唱會聽眾永遠等待成空,震驚、悲痛、難以接受。


像神話中的鳳凰飛上了天。《流水年華鳳飛飛》的作者陳建志這麼形容。
2011年在花蓮的學術研討會上初識建志。也許是我那段期間為了裝修房子充滿疲憊的身心挫折感,對人的信賴被現實的惡劣給狠狠打擊,匆匆付了尾款,依約返回台灣,再轉花蓮,清秀的山水裡特別自慚形穢。


會議裡許多新舊朋友都充滿某種理想的、創發的、社會責任感的光芒,即使他們來自不同的專業領域:文學、建築、美學等等。

我覺得自己特別俗氣,這是以往所有研討會的經驗裡未嘗萌生的感受。是因為我徹底馴服於「務實為上」的價值觀了嗎?是因為我被真正的涼風(而非冷氣)、被隱約的星光(而非霓虹燈)包圍而自覺被「物化」得面目可憎嗎?


在學術的「江湖」行走打拼,研討會的飯局是無可避免的「應酬」。可是我好不想和他們應酬,我想交朋友。

一天早餐時適巧和建志同桌,先前別人介紹過,這位是《流水年華鳳飛飛》的作者。我對他說:「同樣這個名字的人很多,我沒能把『大學老師』和這本書聯想在一起。」


這本書融合化繁為簡的文化社會學理論,深入淺出,基本走的是大眾化的路線。即使「本土研究」已經在台灣逐漸受到肯定,要研究一位歌手,並且上昇到「鳳學」,又不能掉書袋,不能學院派,我說:「我佩服你敢寫這樣的書。」

這不是隨便的恭維,也不是吹捧他的書有多棒。我是以「學術中人」的功利心來衡量。花五年時間蒐集資料,採訪「鳳迷」,不是對「傳主」作口述歷史式的問答;也不是標準的「文化研究」架勢,說這本書通俗,有點看輕;說它高雅,又有點嚴肅。最關鍵的是,耗費精力和時間的書寫,於晉級升等無補,而且有過切身經驗的我,深知反而可能有害他的「學術專業地位」。

建志說了他的想法,一如他在《流水年華鳳飛飛》裡的告白,在人生低潮,青黃不接的關口,那千錘百鍊的歌聲,給了他力量。

這是一本不能不寫的書。我曉得。並且羨慕他找到了支持的力量。

他的眼睛一亮,興高采烈,一掃早晨的惺忪。

「半路殺出的鳳迷」,把自己的心路歷程融鑄進一本書裡,他剖析,他論述,他反躬自省。

曾幾何時,我們要求的「學術客觀」,讓我們把研究對象當成「客體」,要「劃清界線」,認為帶著距離甚至疏離的觀察視角,可以不致於「淪為」主觀。認為「主觀」便等同於偏見,或是「先入為主的成見」。

尤其是人文學科,別投射太多個人的「借古諷今」、「寄託情志」,那樣太不理智。

要超脫,要宏觀,要冷眼漠對。

「學術的語言不是文藝腔。」

幸好建志也不把《流水年華鳳飛飛》定位為學術著作(他在任職單位的著作目錄裡好像也沒列出這本書)。

近日無意間在幾個談話性節目裡看見建志。不奇怪,應鳳飛飛猝然往生的大新聞,主持人半開玩笑說,《流水年華鳳飛飛》會大賣。

建志還是一慣不急不徐的語氣。結果凡是我看到的節目,只有一次他堅持說:「讓我把話說完…」,其他的節目,他完全不敵喳喳呼呼的其他「特別來賓」。而那些能言善道的「名嘴」,翻來覆去說的都是那一套內容:貧女奮鬥發跡為國民天后的偉大一生。

有一次,我幾乎要對著電視大罵了!

建志比較鄧麗君和鳳飛飛,認為有三點不同,一是鄧麗君沒來得及做母親,沒能像鳳飛飛發展出慈愛的歌聲。一位來賓馬上「搶劫」了建志的話,說鄧麗君和鳳飛飛都是天后,是不能比,也不應該比的。她似乎有責備建志,怕鄧麗君被鳳飛飛比下去的意思。

兩位歌手各有特色,各有長處,我在「天下誰人不識君」的那篇文章裡,談過亞洲「後鄧麗君式」的流行。不必由於各有千秋而迴避比較啊!

不曉得在節目裡,建志有沒有把另外兩點講完,至少我沒看見。

建志,另外兩點是什麼呢?很想知道。

研究消費流行文化的學者,被媒體消費了。

沒有告別式,沒有紀念會,鳳飛飛就這樣隨彩虹消逝於雲間了。

這樣,真的比較不打擾大家嗎?真的就很低調嗎?

有一種未完成的感覺。

如果鳳飛飛是台灣人(或包括許多世界華人)的共同記憶,沒有集體的某種形式,硬生生要大家為各自的生命歷程和鳳飛飛的連繫畫上休止符,可能更難釋懷吧?

至少,我是這麼覺得。

這是我的牽掛。

幕落了,掌聲不止,安可聲裡,等待的那人再不會來。


《流水年華鳳飛飛》大概是建志非寫不可的書,本文是我非寫不可的文章。紀念,以及感謝。



思往日兮不可再,鳳鳴兮九霄。

2012/02/26

新華文學有個家










去年聽新加坡文藝協會會長駱明先生演講時,得知醞釀多年的新加坡華文文學館(簡稱「新華文學館」)已有眉目,為之欣喜。在駱明先生榮獲「南洋文學獎」的頒獎典禮上,催生「新華文學館」大有進展的消息,又令我更為期待。


雖然不是以新華文學為研究專業,來到新加坡多年,南洋的文化、歷史、文學和藝術一直是我藉以認識這個國家的重要渠道。今天的新聞,明日的歷史;過去的因,現在的果,要了解新加坡,適應新生活,鑑往即使不能知來,至少能夠呈現當下。

讀著文字,欣賞著影音圖象,學者的職業病不免犯起,想對某些現象、某些課題追根究底。五年前,網路上有關南洋研究的內容不多;我執教的大學中文圖書館剛剛成立不久,正在努力增益中。國家圖書館的藏書豐富,不過不能涵括早期的學術刊物、學位論文。我到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才曉得該館並不像我校的圖書館對外開放,讀者可以自由進出。我不是該校的校友,也不是訪問學者,拿著大學的工作證和外國人的身份,被允許進去參觀。


那是一座礦山。我在國立大學的中文圖書部和東南亞特藏室開了眼界,我未曾接觸過的南洋研究頗為新鮮有趣。換了觀看的位置和眼光,發覺「中文」(當時還不習慣用「華文」一詞)的書寫,在我的知識版圖上其實有一大塊空白,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


兩校圖書館彼此可以申請「館際互借」,不過對我這個純粹出於好奇心,想隨意翻閱涉獵的讀者並不完全適用──連基本的作者和書名都不清楚,很難明確曉得要借的是什麼書,也不好過於頻繁地請圖書館工作人員為我的「娛樂」服務。


於是,帶著「補做功課」的心態,辦了一年近兩百新元的國大圖書館閱覽證,便於進出和借書,把悠遊「海外華文文學」當成教學和研究餘暇的「出國(軌)旅行」。

在圖書館閒晃,隨手翻讀的結果,我寫出了〈南洋大學時期的淩叔華與新舊體詩之爭〉、《叻報》上香煙廣告等論文。我想:如果有一座較為集中收藏本地文學作品的圖書館,那該有多好!


從新加坡友人處聽過一些本地收藏家藝術品「走寶」,「流失」國外的事情,無論是無可奈何的「走寶」,還是刻意的「流失」,都是本地的損失。藝術品之外,圖書出版物的損失也很嚴重,「走寶」、「流失」於他鄉就罷了,扔進垃圾堆,灰飛煙滅者不知凡幾。

搶救、蒐集、整理、保存、展示…「新華文學館」的工作繁複,責任重大,相信篳路藍縷,一定困難重重。


當我帶領研究生來到終於成立的「新華文學館」,除了對擘畫籌建者、對捐贈書籍者的感謝,還有深深的感動!

接待我們的胡春來先生也是一位作家,他告訴我們,捐贈新華文學作品上百本,乃至上千本者,大有人在。書架上、橱櫃裡,從1950年代以來的文學出版物,依時代、類型和作家分別擺放,井然有序,一目瞭然。
近年來,以在美國的華裔學者為首,例如王德威、史書美教授倡議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概念,力圖突破「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的架構,強調用語言做為界定文學寫作的範圍,而不是中國與海外、中央與邊陲的畫分。


「華語語系文學」的說法,有吸納所有華文書寫,不論作者的種族和國籍,排除「大中國」本位主義的用意。如此一來,寫華文詩的韓國人許世旭、法國籍的高行健,無論持什麼護照、住什麼地方,都可以稱為華文作家。
其實,過去「中國文學史」裡並沒有忽略元朝的回族(一說蒙古族)詩人薩都剌,王國維推崇的清代滿族詞人納蘭性德也沒有被邊緣化,只要是優秀的作品,作家的出身背景不是寫作文學史考慮的第一因素。至於怎麼稱呼,如何分類,往往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不管是「華語語系文學」,或是「海外華文文學」,學者的思考論辯,正顯示世界各地華族與非華族作者用華文寫作的蓬勃和多元。在此氣象萬千的寫作歷史中,新加坡沒有缺席,這是「新華文學館」的意義。


新華文學有個家,樓下窗外,是涓涓的芽籠河,波光粼粼。祝願新華文學的寫作,也如河流,源源不絕,風光無限。

(2012年2月2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