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自掘

大部分的作家都對自己的寫作有所「自覺」；有的作家則是依靠「自掘」寫作。

「自掘」個人的生命經驗、家族史蹟，乃至於朋友的故事，都被當成寫作的題材。有的當事人樂於成為作家筆下的人物，不過好像大多數的當事人都有被作家出賣的厭惡。

有一位女作家還被朋友指責她的作品是在出賣感情和人生，賣完了自己的情史，就賣朋友傾心相訴的祕密。本來，出版品已經是商品了，既然是商品，就有銷售的成績，銷售成績好的，被歸為有價值。有人說：現今社會，能夠賣得出去的東西才是好東西，乏人問津的東西或是「小眾」的品味，就要有被淘汰的風險。自從有了網路購物，我也不得不想怎麼會有人賣這種東西？骨灰、用過的保險套，初夜權…怎麼會有人願意出價買？後來見怪不怪，人也是商品，也有買主投標。

從前有作家或畫家生前默默無聞，死後才逢知音，作品備受青睞，終於聲名大噪。我懷疑當今還有沒有這種機會，還有沒有人肯從故紙堆裡找珍珠？電腦化的時代，恐怕連「故紙堆」都沒有了。

活著的時候不「成名」，死後的榮耀對作者也不曉得有何意義。所以，有的作家是有急切成名的渴望，和一旦成名後的壓力。比如，如何持續保有寫作的動力？如何尋覓源源不絕的題材？如何立足於文壇而不搖？

這是我的疑問：什麼是值得寫的內容？為何而寫？

一位老師提及她養的狗，狗兒聰慧靈敏，趣事不斷，帶給她和家人無限的歡欣。近日狗兒「壽終正寢」，她幾乎柔腸寸斷，飲食無味。談話間，眼角閃著淚光。在座有人提議她寫一篇文章紀念這隻愛犬，老師說：「我的狗不是來entertainment。」對個人極重要的事物，不能以寫作來取悅讀者。但是那位提議寫作的人，卻認為文章是為了紀念，可以和愛狗的讀者分享。

作家除非寫的是歷史題材，難免會流露自我，自掘得深了，有時就是表演加上暴露，想要被人窺看。否則，寫日記就好了。而有的作家連日記也出版，「事無不可對人言」，私事中涉及的他人，也被一併公開了。

「不可和記者及作家結為朋友。」我以前就聽說過。有初識的人知道我寫文章，就問：你寫的都是真的嗎？你會不會寫我？

一度有謠傳我被強暴，原來我寫了一篇小說，女主角「伊」被解讀成是我的自傳。曾經我在報上寫專欄，有位老師看了，說我在「發牢騷」，應該「謹言慎行」。於是「抵抗力」很弱的我，不敢再發表。我工作過的單位，「作家」是帶有輕蔑的貶詞──「他只是個作家」，意指沒學問，甚至沒品行。

也有人認為職業作家是很浪漫很輕鬆的行業，抽著煙，喝著咖啡，文思泉湧，下筆有神。這樣的作家形象，是表示他只要「自掘」就能夠寫作維生嗎？

現今還有一種觀念，認為大膽剖白自我，甚至不顧一切托出「血淋淋」、「慘烈烈」的真相，就是了不起的寫作。作家親身「爆料」，滿足讀者的偷窺慾。我也還不曉得，作家要自掘到什麼程度？作家要不要有分寸？說是模仿日本的「私小說」，但有時我困惑：這「私」(我)是否還是應該視為作品，容許虛擬，容許裝扮？

看了張愛玲的《小團圓》，我的不解更深了。出版社把這本小說宣傳成作家的自傳，而且是坦誠的自傳，最後的遺著，張迷本來不少，果然大為轟動。然而平心而論，這本小說是張愛玲自掘的結果，是她對一段不能善了結的感情的耿耿於懷。

就作品的結構而論，前面一大篇幅寫香港女校的戰時景況拖沓蕪雜，與後段女主角的遭遇銜接得並不自然。最後的結尾收束得突然，大概是改寫過多遍，沒有一氣呵成的連貫。小說中無足輕重的零碎人物和事件太多，以中篇體裁無法容納，因此，讀得讓人不大耐煩。

斷斷續續讀了兩個星期，我只有一句話：「張愛玲，可以休矣！」

熟悉她的作品的讀者，都能在這本小說裡找到以前覺得靈動光輝的文句和意象，那些她二十多歲急於出名時的佳作，到了中年時再寫《小團圓》，重複出現到讓人為她感到「沒有進步」的悲哀。二十多歲時的天才可愛，變成中年女性的頑固自負。沒有在愛情的挫敗裡學到人生的教訓，作者的人生知識是從小說中來，在美國墮胎的經驗，驗證的是晚清小說裡的墮胎場景，小說可真是教化大眾呵！

張愛玲必須寫出她的心結，雖然不清楚後來寫作能不能給她救贖以化解心結。一是情愛，一是金錢，談錢說愛，真實得冷酷。並不是說談錢俗氣，而是斤斤計較讓人覺得俗氣，覺得都在圖謀自私，難道沒有別的寫法嗎？

到頭來，什麼人都不值得愛，錢才是保障和安全感。我同情女作家的生活經濟壓力，但是也想，她寫得不夠積極，那樣的寫作怎麼當職業作家？怎麼可能靠寫作糊口呢？

自掘之餘，作家還能寫什麼？張愛玲對自己被讀者當偶像是有所「自覺」的，這自覺或許反而造成她中年以後對寫作裹足不前的障礙。而她的無情自拙，不知道能不能鞏固她的偶像地位。

張愛玲的名言：「出名要趁早。」我想說的是：「趁早出了名，還要把天賜的綵筆好好抓牢。」

司馬遼太郎的畫

在台灣，安藤忠雄是鼎鼎有名的日本建築大師了。參觀安藤忠雄的建築作品，對有些崇拜者來說，有如「朝聖」之旅。

我也佩服安藤忠雄的創意，對形塑空間的巧思，對人在建築物裡，光與影的感官體驗，安藤忠雄有他獨到之處。

也正因為他特殊的風格，到了司馬遼太郎紀念館，親眼「瞻仰」「傳說中」的高大書牆，午後的春陽從房頂斜映進室內，我，迷惘了。

這是建築師高妙智慧的表演，掩蓋過作家的鋒芒。司馬遼太郎兩萬多本藏書的展示，這不是圖書館，而是博物館。

你不能拍照，不能觸摸展覽的書籍。環顧四周，你明白建築師要你仰觀，宛若你崇禮著作家。你站在三層樓高的書牆下，除了自覺輕小如灰塵，還擔心臨時發生大地震，會被厚硬的精裝書迎面打個頭破血流。

進來司馬遼太郎紀念館參觀的人應該不會不知道作家是誰，但很快的，你會忘記作家，只對建築印象深刻。你無法感受歷史小說家的精神，只記得作家好努力，隨便一數，牆上的作家年表顯示，有一年他寫了七本書。一年寫七篇文章都難，何況七本書，你終於承認職業作家非凡人。友人說，作家有個寫作團隊吧。即使那樣，也要日以繼夜不停生產吧。

作家的藏書並沒有罕見的書籍，字典、史料、工具書、地理、語言、風俗與文化，都是一套套乾淨整齊地排列著。作家對異民族的興趣，讓你看見從前沒注意過的題目。這不是率性而為，憑靈感與情緒寫作的人，作家靠的是意志與鑽研，下功夫拼命地寫，一如他文字中的冷靜和理智。

玻璃櫥櫃展覽著司馬遼太郎的畫作，鉛筆或炭筆素描，有的施以水彩淡墨。有的是風景寫生，蘇州、阿姆斯特丹等地作家的旅行筆記。有的從畫冊裡描摹，作家尤其喜歡畫船。還有的是概念式的圖繪， 比如摘取《論語》裡孔子說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畫一艘揚帆待發的船，船上的工作人員賣力地划著槳。

孔子在川上觀水，水日夜流逝，我以為「逝者如斯夫」的主角應該是流水。司馬遼太郎卻別有所解，把主角設定為與時間之河競爭的人們，那麼，「逝者如斯夫」就不僅止於喟嘆，而是更積極地專注於工作，是作家的人生觀了。

其實，紀念館旁的平房才是司馬遼太郎的舊宅，他的夫人仍住在裡面。靠近花園的一面落地玻璃窗，可以窺看他的書房。周圍的書架、大書桌、藤椅，保留了作家生前寫作的情態。

不曉得日本的讀者如何在司馬遼太郎紀念館懷念他，我記得的，是他寫作志業的精誠專一，就像他畫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天下誰人不識君

2018年1月29日，鄧麗君的65歲冥誕。Google 這樣紀念她。月光下的歌手

唱過上千首華語歌，兩百多首日語歌，獲得了超過十億個掌聲，無論你稱呼她「鄧麗君」，還是「Teresa Teng」，二十世紀的華語流行歌壇，你無法忘卻她的光芒，在她逝世十多年後，仍然幅射著餘暉。

由鄧麗君的故事衍生出了不少文藝作品：在台灣，有平路的小說《何日君再來》。在日本，有平野久美子寫的鄧麗君傳記、根據有田芳生原著拍成的電視劇「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在香港，電影導演許鞍華藉著鄧麗君的歌──「千言萬語」，講述歷史的記憶；陳可辛則以電影「甜蜜蜜」，懷念鄧麗君以及她的時代。

「天下誰人不識君」，起初我這麼認為。

日前去韓國開會，聽聞鄧麗君在韓國的「接受史」，才曉得並非如此。

直到1996年陳可辛執導的「甜蜜蜜」在韓國上映，韓國的群眾才透過電影知道這位「名揚四海」的「亞洲歌姬」，那時，她已經離世。電影的同名主題曲被翻唱成韓語歌，逐漸流行起來。

1970年代，鄧麗君在吉隆坡表演時，就有前去捧場的韓國歌迷，鄧麗君表示自己不懂韓語，感謝歌迷的愛護。那時的韓國歌迷畢竟是罕見的，鄧麗君的歌曲並不普及。

1988年東京音樂節，翁倩玉和陳美齡在串場的對話中，聊起日本歌曲翻譯成華語和翻譯成粵語的例子，有的歌曲還保留了原來的日語情調，有的則完全像本地自創。這些悅耳動聽的歌曲都很受歡迎，「是共通的Asian melody啊！」翁倩玉說。

也許因為是共通的Asian melody，亞洲流行音樂的同質性，讓鄧麗君在日本有發展的空間。有趣的是，即使她演唱的是日語歌，她的身份和形象都還一直是中國式的：中國式的服飾，像旗袍，或是新製的唐裝。和丑角明星志村健搭擋演笑劇，她衝口而出的中國話讓對方錯愕，喜感逗人。

膾炙人口的1985年NHK紅白歌唱大賽，鄧麗君以一襲桃紅色金邊仿唐裝束，梳著古典髪髻，扮演日本家喻戶曉的中國美人楊貴妃，唱著她的成名日語歌曲「愛人」。觀眾們熟悉的語言和曲調，卻帶著異國的情趣，既親切又新鮮，很快吸引了廣泛的注意。

即使演唱日本味十足的演歌，鄧麗君也是時裝打扮，而沒有「入境隨俗」穿上和服。她的中國「本色」，宛如中國情人的幻象，反而為融入日本歌壇提高了知名度，喚起日本歌迷潛意識底，浪漫懷舊的中國符碼。她唱著李香蘭(山口淑子)唱過的「夜來香」、「何日君再來」，那不是失意的滿州國，也不是頹廢的上海灘。鄧麗君不是「中國化」了的日本女子李香蘭，鄧麗君是「Teresa Teng」，洋派的英文名字，時髦的新女性，真正的，被日本薰陶過的，中國人。

這些特殊的條件卻不適合於1980至1990年代的韓國。鄧麗君無法像在港台及東南亞，透過歌聲勾起人們追憶逝去美好的原鄉時空；也無法如暗中流傳大陸，代表某種自我抒情的解放。鄧麗君不是韓國所欠缺的情調，她在台灣的政治意味，恐怕讓「輸入鄧麗君」也沾染政治色彩。

我並不是要說韓國是否歡迎鄧麗君的歌曲具有多大的議論性，相反地，經由電影和翻唱，展現「後鄧麗君式」的流行，才是更有看頭。

周杰倫打進韓國傳媒市場也是拜電影之賜。2008年，電影「不能說的祕密」在韓國上映，清新的鋼琴音樂在電影原聲帶裡成為最受喜愛的部分。天真的中學生初戀，發生在純樸的淡水小鎮，搭配死生相許的情節，形色與聲光，構成影音效果的美感，這是不是就如翁倩玉所說的：「共通的Asian melody」呢？

文根英、張娜拉等韓國演藝明星，或唱韓語，或唱華語及粵語，都把唱鄧麗君的名曲、仿傚鄧麗君，作為進軍中國大陸的方式之一，她們能否成功，大概是「全球化」與「亞洲化」、「中國化」的另一個例子。

鄧麗君在韓國，還有一項她在世時未曾嘗試過的角色：「華語教師」。她咬字清晰，歌曲節奏舒緩，歌詞平順簡明，可以當作學華語的教材。據統計，南韓4800萬人口，有超過30萬的人學華語；全世界則有超過三千萬的人在學華語。

所以啊，還是可以說：「天下誰人不識君」吧？


(2009年3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壞人

學者遇見壞人是不幸
作家遇見壞人不見得是不幸
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也。

詭異的笑聲

以前我認為人的喜怒哀樂情緒都是天生的。高興時笑，悲傷時哭，能夠無所顧忌，像純真的孩子似的流露渲洩，不但對身心健康，也是一種福氣。

可惜人在成長和社會化的過程中，不得不學會察言觀色，學著陪笑臉、假慈悲，學著控制或轉移自己的情緒。久而久之，會不會忘了「自然而然」的反應到底是什麼呢？

「自然而然」的反應，也許要留在沒有利害關係，不必「應對進退」的狀態下，才能「真情坦率」吧。

比如，當觀眾時。

我見識過最「盡職」的觀眾是韓國人，尤其是女性。電視綜藝歌舞、訪談節目、脫口秀，只要有「現場觀眾」，一點兒也不需要罐頭掌聲和驚嘆、呼喊，甚至於尖叫聲。

她們總是很「吵鬧」。

主持人一出場，一定有熱情喧嘩。演出者說了什麼，一定有「啊～」的回響。

問過我的韓國學生：「你們的電視節目攝影棚觀眾，為什麼老是叫叫嚷嚷的？」

他們認為：觀眾有強烈的反應，才是對演出者的回饋，也是一種禮貌，表達對表演的欣賞。假如觀眾默不作聲，就顯示他們對演出不感興趣，也可能不夠專心。

我錄製電視節目的經驗告訴我，這也許是演出現場的工作人員鼓勵或引導觀眾「起鬨」，以製造氣氛效果的手段。

結果似乎不然。

在韓國看電影，觀眾已經不需要「配合表演」了，他們還是隨著劇情起伏而發出各種聲音。當進行到緊張刺激的情節，觀眾的驚呼，對我來說，比電影還「精采」。

一位日本朋友特別喜歡這種「集體發聲」的看電影過程，覺得過癮，像「Live show」。

尤其是韓語還不大行，不大看得懂，跟著其他觀眾就能掌握劇情。這位日本朋友說，回到日本後，曾經「不小心」在電影院「打擾」到其他觀眾，被投以異樣的目光：「懷念哪！韓國！」

日本電視節目裡的觀眾也並非一語不發，他們經常表達的是「咦～」，「誒～」的訝異聲。受到這訝異聲的鼓舞和啟動，演出者便接著揭開「謎底」，然後「賓主盡歡」。

台灣和大陸的觀眾比較折衷於韓國和日本，有時含蓄；有時開朗，和觀眾的年齡層有點關係，我想。

在新加坡，幾次看現場表演和看電影，觀眾都出現過令我好奇的詭異笑聲。
2006年我到新加坡不久，朋友請我去看曹禺的話劇「雷雨」。當兄妹亂倫相愛的真相大白時，現場冒出了笑聲。

因為顯然不是一兩人的笑聲，我覺得很特別。第二天，我問請我去看戲的朋友。

當時不清楚新加坡觀眾的中文程度，但是現場有英文字幕，應該不至於誤會劇情。那麼，可能是觀眾有意對演出保持冷靜的疏離感，以免被劇情所煽染？

「他們可能沒妳想的那樣有自覺。」朋友說。

然而他也不明白為何觀眾會在明明很感人，或是很悲傷的情節中笑出聲來。

為了讓學生對文學文本有概括性的認識，我經常必須使用一些視覺性的材料作為教學的輔助。這一群「八十後」的學生，大部分是靠眼睛，而不是靠耳朵獲取知識。課堂裡只聽我唱獨角戲，等待「觀眾」反應時總是冷場，司空見慣。我也能體諒。

全班不到十分之一的學生讀過全本的《紅樓夢》，這是中文系的學生，我自感責任非同小可。

但是不可能把課程都拿來教《紅樓夢》，沒聽過《西廂記》，不曉得牛郎織女故事的，也大有人在。

於是，最方便的法門，就是看影片版的《紅樓夢》，好歹要曉得寶玉是個男子，黛玉是什麼形象。

那天看的是黃梅調電影，順便讓沒聽過「黃梅調」的學生見識一下。

詭異的笑聲，在寶玉發現黛玉困情而死，踉踉蹌蹌趕往靈堂時，出現了。

螢幕上是呼天搶地，痛徹心扉的一唱三嘆，教室裡是冷洌的空氣，回盪著笑聲。

我忍不住問學生：「有那麼好笑嗎？」

學生不置可否。

問他們為什麼笑。

學生也答不上話。

明明是大悲劇，大悽慘的。

日本人也是很愛笑得詭異的民族。愉悅時笑，尷尬時笑，不小心犯錯時笑，連道歉時也會擠出笑容。

不明所以的外國人會被這種無所不笑的莫測高深弄糊塗。

漫畫《蠟筆小新》裡，小新打敗敵人的主意之一，就是餵他們吃「笑菇」，據說吃了「笑菇」這種毒蕈會大笑不止。不然還可以放很多「冷笑話」，把敵人凍死！

經典的大和民族式笑功。

中國人只曉得「伸手不打笑臉人」，難以探究這「笑臉人」所笑何來。

新加坡觀眾倒不是這麼懂得運用以笑聲掩飾，以笑容化解，我猜。有時我連「職業性的笑臉」都很難看到。

好幾次，我聽人說：「新加坡人很壓抑。」我的新加坡朋友也說過：「新加坡人很壓抑。」

連續兩年，我在怡豐城商場度過除夕。迎接新的一年的歌舞晚會，賣力表演的藝人一直鼓譟大家「scream! scream!」觀眾並非沒有熱情，可能是不習慣這種狂烈方式。

離開商場時，偶爾聽見一兩聲長嘯和口哨，新年嘛！百無禁忌。只有那時，我才聽見新加坡人的「發洩」。

實踐劇場的音樂劇「天冷就回來」是很受歡迎的作品，內容有著新加坡人切身的成長背景和感受，觀眾席不時傳來吸鼻子的聲音。當其中一位劇中人物顯露了他是同性戀者，笑聲，穿過哽咽，揚開了。

這次看「寶島一村」，帶著做包子手藝的老奶奶把絕活教給了隔壁的本省太太，後來客死異鄉，老奶奶的死訊裡，觀眾的笑聲又漫延出來了。

詭異。

我只能說「詭異」。

也許，這詭異的笑聲就是新加坡的祕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