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遇見的幾位女子(二)：D

D的名字是Deliash，不長，但我總是發不出標準的讀音，她的姓更別提了，一串字母讓我不曉得重音應該擺在哪裡。幸好人與人共處用不著天天指名道姓，我和她在聖彼得堡大學的宿舍倆人同屋，說起話來不必弄懂到底在對誰說話，除非是自言自語。

我後來發現她有時真的會自言自語，不過仔細聽，辨別出不是英語，那麼就不是對我說，便不理會了。

剛到聖彼得堡大學宿舍安頓好，恍恍惚惚熬過一個不肯日落的夜晚。第二天，向好心的櫃台服務員葉琳娜借了電茶壺和臉盆，解決了基本的清潔問題以後，壯起膽子上街去。

去的是俄羅斯博物館。

語言不通，雖然在櫃台遇到一位會說英語的學生，告訴我如何搭車，順著指示前去，還是不得要領，連哪裡是公共汽車站的標誌都弄不清。問了路人，有的說在馬路這邊，有的說相反方向。尋得一個加油站，一位出租車司機正在加油，把在宿舍櫃台寫的「俄羅斯博物館」的俄文字條遞上去。

「700盧布。」司機是個毛髮濃密的彪形大漢。

他以為有生意可做，我想了想，對盧布的幣值儘管沒概念，也能覺察這是敲竹槓。

算了。走到馬路對面，一座看似公車站的亭子。

一個中年男子想要協助，打了電話找他的朋友來。

一輛幾乎快拆殻的破車，男子催促上車，然後說：「500盧布。」

後來曉得一趟巴士頂多20盧布。在國外當冤大頭很有經驗的我，緊守保命第一的原則，上了破車。

俄羅斯博物館果然精采，可惜我睡眠不足，對俄羅斯的歷史文化瞭解極為淺薄，只有看熱鬧的份兒。

晚上回到宿舍，發現房裡有人，我問她：「你幾時到的？」D看著我，說了一兩句俄語，原來不是中國人。

但長相怎麼看都是黑頭髮黃皮膚，俄國的人種真複雜。

於是改用英語溝通。

是蒙古族裔，俄羅斯聯邦的卡爾梅克共和國(Kalmyk)人。

其實我從來沒聽過那個國家，即使D在紙上畫了地圖：裡海，伏爾加河…

他們的祖先，從元朝之後，從蒙古一路向西遷徙。

元朝滅亡之後，我讀過的歷史書裡，就只記得有明代土木堡之變的瓦剌是蒙古人，此後，「蒙古」便從我的概念裡消失，僅留下「外蒙古」(學校教我們那是「國土」的一部分，不承認她是獨立的國家)，還有「內蒙古自治區」。
內外蒙古，緊挨著，哪能曉得，在俄羅斯會有信奉佛教的蒙古人？而且，大部分的人已經只會說俄語？

(回新加坡後查了資料，卡爾梅克的蒙古人就是明代的瓦剌。)

D很有耐心回答我許多的好奇，包括很愚蠢的問題：「你們現在還住在帳篷裡嗎？還騎馬嗎？」

她研究的是古代蒙文和藏文對於佛經翻譯的比較，我只聽得懂這個題目表象的層面，至於內容的複雜與困難，想當然爾，但也一無所知。

「妳去過蒙古嗎？」我問她。

「那是我的一個夢。」D說她去過烏蘭巴托。

「那麼，妳的夢想實現了啊！」我說。

她說：「蒙古是我的夢，我在烏蘭巴托是在夢鄉，回到卡爾梅克，仍然不想醒來。」

我望著她，很想再問：「如今，你是醒了？還是繼續做著夢呢？」

在俄羅斯遇見的幾位女子(一)：葉琳娜

午夜兩點


上午八點



到達聖彼得堡時是午夜十一點，從機場到大學的招待所還一路塞車。

分不清日頭是即將西落，還是剛剛開始翻出魚肚白。亮晃晃的，時間和作息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天空總是晴朗無雲，街上總是車水馬龍。像一個明明不想再愛他的情人，卻死心塌地守候在你窗口。

這白夜，搞得我無法入眠。

窗前只是一張蛋殼灰白的羅馬簾，聊勝於無。儘管陽光並不熾烈，室內還是悶不透氣。

沒有熱水可以洗澡。

我猜過了供應熱水的時間。第一晚將就著睡吧。

幾乎每三、四十分鐘就被照著睜開眼，我輾轉面向牆，牆面也是亮的。

真是敗給他了！盡忠職守不肯下班的太陽。

熱水還是流不出來。水龍頭發出被掐住的乾涸低吼。

熬到九點鐘，想招待所的工作人員應該上班了吧，下樓交涉去。

櫃台裡只有一位瘦白的褐髮女子。

她聽到我說的話，眼神底閃著惶恐，淺咖啡色的眼珠子四下轉，口裡喃喃自語。

我再問了一次，她說：「No English…」

聽她猶豫地吐出，我曉得問題來了，我一個俄語單詞也不會說──如果「vodka」不算的話。

我比手劃腳，「洗澡」(上下搓身的動作)、「洗頭髮」(低頭抹髮)，這好理解。「熱水」，啊，「水」是有的，「熱」怎麼表演呢？

不是身體熱，水熱，那個水的熱嘛…

她明白了，在我還沒想到「熱水」的「熱」怎麼形容之前，她說了一大串的話。當然，我一個字也沒聽懂。不過我意識到，沒有熱水，這裡沒有。

好吧，可能必須去公共澡堂。我住過韓國的學生宿舍，夏天學校不供應熱水，不敢洗冷水澡的人，就自費去公共澡堂，以此類推。

「錢」(money，這個字應該懂吧？)花錢去外面(指指建築物外)，有可以洗熱水澡的地方嗎？

她搖搖頭。這下有點麻煩，是「沒有」，還是「沒搞懂妳要做什麼」？
她打開電腦，上網。

我怕她要不理睬我了，自顧自一直重覆用不同的肢體語言發問。

拿出隨身的便條紙，這在語言不通的地方特別重要──用圖畫表達。

她查了電腦網路，在我的便條紙上，寫下一個單字：「teakettle」。

茶壺？

用茶壺燒熱水？可是我房間裡沒有茶壺哇？

沒有。(這裡的「no」必須很明確，不能表示「拒絕」，而是「沒有」)。

「啊…no…」她說：「English…」

她又重覆著「no…」

拿我的房間鑰匙看了看，她走出櫃台，向我招招手，大概要我尾隨她去取茶壺。

我跟著她進了電梯，上樓，出了電梯。

走著走著──咦，這不是我房門前嗎？

由於是從不同的通道進入，沒料到她是要我回房裡。

對了！她是要來檢查我房裡是不是真的沒有茶壺。

我打開門，讓她進來。

「妳看，」我說：「No teakettle。」

順便打開水龍頭讓她知道：「No hot water。」

她點頭表示明白，說了一串俄語。

然後就走了。

我來不及阻止她，她逕自走了。

這可怎麼辦呢？

我倒在床上大大嘆了一口氣。

手機在這裡沒法接通，聯絡不上主辦學術會議的老師。別的與會學者要到今天下午以後才會陸續進住。

我突然想到：是我的房間沒有熱水，還是所有房間都沒有？

這離電梯挺遠的角落邊間，會不會因為管線的緣故，熱水輸送不過來？

正當我翻身坐定，敲門聲響起。

她帶著電茶壺和粉紅色的塑膠臉盆來了。

遞給我。我接下，說：「Thank you!」

「You are welcome.」

乍聽到這麼完整而清楚的英語，難道是她說英語的「開關」一下子打開了？

我再問她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葉琳娜。」

葉琳娜，那不是屠格涅夫小說中的女主角嗎？

「葉琳娜，謝謝妳的幫忙。」

「You are welcome.」葉琳娜說。



此後，我沒有再見過葉琳娜。

聖彼得堡的瓦西里島正在進行管線維護工程，為期半個月，其中有一個星期我住在那島上的大學招待所裡。在資源匱乏與不便的時候，特別感到渴望，儘管靠著葉琳娜借給我的電茶壺和臉盆，我克難地燒水清洗，每天都覺得渾身不對勁。

後來也曉得果然有付費的公共澡堂，區分男女隔日開放，可惜行程緊湊，沒有空暇去一探「俄羅斯浴」的究竟。

有時到招待所的櫃台洽事，裡頭塞著兩位巨大的婦人，還沒等我說完話，就大聲吼著：「No English!」

我只好摸摸鼻子走人──葉琳娜呢？

退房時，與我同屋的室友想晚點離開，我把電茶壺和臉盆留給她用，請她歸還。

到櫃台交回鑰匙，我解釋先前借的東西必須晚點歸還。

「No English!」兩位巨大的婦人同時又咆哮起來。

「那是葉琳娜借我的。」我說。

希望她們至少聽懂了「葉琳娜」的名字。

《联合早报》(2008年8月10日)

再也不去俄羅斯

莫斯科機場的行李打包生意

嚴密打包如垃圾袋的行李箱


這不是賭氣的話，從俄羅斯歷劫歸來，不只是我，同行十多位都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再也不到俄羅斯了！」

從來沒有一次旅行如此令我身心俱疲，對腳下的異國充滿厭惡，只想早點結束行程，回到安全的地區。

是的，俄羅斯非常不安全，出發之前早有耳聞，海關故意刁難，即使證件齊全，也未必能順利入境，為的是索賄。又講警匪一家，街上遇到臨檢，沒有護照及入出境證明就得挨罰款；而就算該隨身攜帶以示清白的文件都準備了，被「請」去警察局「坐坐」的人，還是免不了花點銀子消災。

這就是災，自從上海來的老師被偷了護照；日本來的老師被扒了電子辭典；韓國來的老師被扯開皮包，錢夾不翼而飛，我更加提心吊膽，慶幸那些倒霉事情都發生在地鐵站，我不搭地鐵。

聽說擁擠雜亂的地鐵站有一告示牌，提醒乘客小心竊賊。看了告示牌，人們難免下意識地隨手確認一下自己的重要財物，等於向竊賊指出了下手的地方。混水摸魚，趁勢圍攻，地鐵站宛如虎口，一隻隻待宰的肥羊來自世界各國，衝著聖彼得堡日不沈落的白夜，興高采烈享受晚上十點半的陽光。出租車很少，巴士路線不明，街道名稱只有俄文，對於自由行動的遊人，唯有依賴地鐵，誰料危機四伏。

還有人在召開國際會議的大學裡，遺失行動電話；或是由於看不懂門上「推」與「拉」的文字，進出大門時反向操作，得罪了俄羅斯老太太，加上語言不通，對方伸手便是打，令人不明究理，一時嚇壞。

美麗端莊的聖彼得堡，靜靜流淌的涅瓦河，「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一邊馳目遊觀，一邊陸續聽聞各種「災情」，我還想：怎麼那麼不巧？「命中率」在同一會場的成員裡怎麼那麼高？

偏偏學校的招待所只有一間小餐廳，販售的食物必須佐以蕃茄醬才有味道，領教過後，每天晚上會議結束，我都反覆思索著：是要「冒險」赴鬧區吃晚飯？還是繼續啃早餐的麵包？又或者，去附近的超級市場買方便麵果腹？

離開聖彼得堡，我其實對此地已經「審美疲勞」。必須到莫斯科轉機，才能飛回新加坡，這一趟聖彼得堡到莫斯科的俄羅斯航空，讓我不客氣地指出：這是個流氓的國家。

我們在莫斯科機場等待提領行李時，便覺得異樣，一批批行李斷斷續續運出，花了一個多小時才取齊，當時只有我們搭乘的一班飛機降落，全部旅客頂多百人，而且飛機就停在航廈門外，竟然輸送速度如此緩慢，不可思議。

晚上入住酒店，打開行李箱，赫然發現鎖頭的位置不對，衣物都被翻亂了。詢問他人，遭殃者不少。

同行的十多位，幾乎都被撬開了行李箱，我放在行李箱的新加坡幣被洗劫一空。損失不在金錢，而是對人的信任，以及隨之產生的憤怒與恐懼。

這叫「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街道上、地鐵裡，大家曉得應該保護好個人的財物，怎知道把行李交付航空公司運送，也會被公然打搶呢？

我才恍然大悟，為何機場有專門替人打包行李的生意。那真叫做「打包」，行李箱被塑膠袋層層圍裹，密密實實，只剩下提把和滾輪，乍看之下，以為推車上擺的是垃圾包，就是為了預防被襲擊啊！

也怪我孤陋寡聞，上海來的老師說，在浦東機場出發時就聽聞貴重物品不可放在托運的行李箱，為此，她還考慮要不要為行李上鎖，不上鎖，等於門戶大開，任人奪取；上了鎖，唯恐鎖被毀損，甚至於惹怒賊仔，把行李箱都破壞了。

返程前往機場的途中陷在車陣裡，我焦慮而煩躁，雖然離起飛時間還有六個小時，我迫不及待想要逃出莫斯科，逃出這個流氓之國。

遺物

整理研究室的東西，我考慮著，什麼是「身外之物」。

如果身都沒有了，任何東西，都是「身外之物」。

像是幽魂歸返舊地，我坐在滿室的書籍和雜物中，不能存有眷戀地不斷丟棄。

書籍最好安排，有些交給圖書館，與更多的讀者分享。難的是與我的成長相繫，那些獨一無二的「雜物」。

高行健幾次在文章裡寫到他銷毀母親的相片的事。對過去的自己與親人斷然的割裂，一時或許痛快，日久天長，卻被記憶占去了更大的心理空間。

放置在研究室櫥櫃裡的，竟然是我此生至今所有的回憶，而我，視它們為遺物了。

婚後搬離娘家，進入研究所工作後，有一段期間幾乎半年就得搬一次家。直到有了自己的房子，孩子有天突然問：「我們什麼時候再搬家？我們怎麼不搬家了呢？」

每一次遷移，就要清理出許多人生的廢棄物，有些實在不忍分離的紀念品，就這麼一袋袋、一箱箱地屯積在研究室。當時曾經想：下次它們「重見天日」，是我退休離開，或是亡故之後吧。

閒置在某個角落，即使沒有取出觀看回味，反正「它在那裡」，就覺得心安，覺得隨時任由聽候「召見」，擁有滿足感。

如今，在人生的轉折處告別蝸居十年的研究室，好像提前面對了他年的遺物。為我處理這些東西的人，會是誰呢？我的孩子？我的家人？他們會怎樣對待這些東西？

在我生命途中加入的丈夫和孩子，不會明白為何有那麼多其貌不揚的大小石子，有的裝在肥皂紙盒；有的盛在蓋子幾乎斷裂，難以覆上的塑膠盒裡。不會認識留下那些稚拙的筆跡，說「這個暑假你再不來找我玩，我就再也不理你了」的寄件人。不會注意原來許多課堂的筆記本，零星塗鴉著男男女女的側臉，在詩經的歌詠裡，發洩著我無端的惆悵；在文字學的疑惑裡，暗藏著我的小說節要。

忘了地點的風景照片，記不清名字的「影中人」。連我也不明白，高中三年的課本，除了我熱愛的「國文」，我還保存了「家政」做什麼？

來不及細想與緬懷，朝陽射進研究室的百葉窗時，我就在大肆「清倉」，向紀念、向回憶、向過去的自己，以丟棄做為告別的儀式。

從細胞皮屑到血肉軀幹，我一點一點地在遺物前消解，也想把自己放入垃圾袋，掩埋或是火焚。這世界，非但沒有我的「身外之物」，之於我，也空無一物了。

《联合報》(2008年7月3日)

心流

我知道我會離開，遲早。

按下電動車窗，刷卡感應，閘門升起，駛向第一個強制減速突坡，我故意扭開了音響的聲量，任憑車窗大敞。

高高隆出的水泥突坡，曾被譏為「落胎坡」，有必要築得那麼高，讓坐在車裡的孕婦被彈震得險些流產嗎？我沒有減速，繞過那條狹長的突坡，從強制勢力所不及覆蓋的尾端穿行。

這次我回來，是為了離開。

有人說，在研究院區裡要特別小心開車，隨便一擦撞，都是國際級的大學者。賠不起，他們寶貴的玉體和生命。

而我卻從不願意屈從在限定的時速下，在這個人自覺應該高於禮儀規範的環境，小小的使壞輕而易舉，反正也沒多少人理睬你。

頭腦脹痛，我騰出左手揉著太陽穴，一晚沒睡好，掛念著要向提拔我，力促我進研究單位的老師報告，謝謝老師的栽培，很抱歉，我要離開了。

聽過了許多次，入選那天激烈的競爭，有人阻攔，說我個性活潑，不適合待在研究室。我的老師辯駁，說我內向文靜，能潛沈做學問。有人說我喜愛文藝，(我能嗅出「文藝」二字的酸味)，老師說我很用功讀書。

和老師其他能言善道，在餐席上談笑風生的女弟子比起來，我大概真的是屬於內向文靜一類的，經常心不在焉，飯局中一點也不夠投入的「狀況外」姿態，讓其他同桌的老師懷疑我是否冷眼旁觀，準備把眾生群相寫進我的小說。我笑了笑，趕緊舉起酒杯陪罪，覺得自己真有風月氣。

我並非輕視那樣的聚會場合，只是應酬不來，算是沒見過識面吧。一旦要社會化，就顯得太過努力交際。也可能是懶散，很想逃避無心處理的人際關係。

那種人際關係裡，存在著階級與權力的抗衡，我以為接受老師的善意安排是最簡單的方式。直到我年過四十，才敢在老師面前頂撞，對於老師指出我研究方向的調整，表達了寧可堅持走別人不認同的路。

我說：當年老師不願意進研究院，不投注別人認為值得研究的經學，而選擇了被歸為「旁門左道」的範疇，數十年累積的成果，不也開疆闢土，獨樹一幟了嗎？

老師的表情有點驚訝，在眾多女弟子群邊緣的我，向來不大愛爭論，老師在研究所裡開刊物的編輯會議，聽了他人對我研究的批評，特意前來告訴我，提醒我，而我卻不大受教。

兩人座的沙發塞滿老師龐大的身軀，我直言對自己研究工作的興趣和信心，研究室的冷氣機呼呼作響。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雖然我懷著對老師感恩的心，但實在無法抹去那巨大的陰影。

明明不是乖孩子，只因為擔心違反長輩的期望，而多半沈默以對。我不經意流露的違抗本性，是讓我解脫了？還是加緊了約束？

旁人看來，把我推舉進研究單位是老師對我的抬愛，也是我的福氣。率爾離職是我辜負，於是我道歉。

整晚惡夢連連，天明後終於鼓起勇氣，打了電話。

老師起初說：「妳到那裡能做什麼研究？」在我解釋之後，給予了祝福。

「謝謝妳掛電話告訴我。」老師說。

這次我回來，是為了離開。

離開之前，為了那一通稟報的電話，輾轉反側的惡夢令我墜入了最底層的心流，我不曉得怎樣泅泳上了岸，渾身濕透。

「別說我應該放棄　應該睜開眼
我用我的心　去看去感覺
你並不是我　又怎能了解
就算是執迷　就讓我執迷不悔

我不是你們想的如此完美
我承認有時也會辨不清真偽
並非我不願意走出迷堆
只是這一次　這次是自己而不是誰。」

車內放縱著王菲的歌聲，不管是不是「執迷不悔」，這一次，是我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