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裡的博物館

魚躍龍門圖


梧桐鳳凰圖



朝鮮民畫博物館



不曉得中文有沒有「奧地」這個詞，韓語裡，「奧地」指的是交通不便，遙遠的窮鄉僻壤。聽說我想去位於江原道寧越郡的「朝鮮民畫博物館」，我的韓國友人都說：「奧地！奧地！那裡是大韓民國的奧地啊！」

等到我真的花了十個小時，輾轉換了三趟車，在漆黑蜿蜒的山道上摸索，我的出租車司機，一路嚼著口香糖，快意奔馳的長髮大姐，再也哼不出輕鬆的曲調，我終於領教了「奧地」的滋味。

本以為找當地的司機容易識得路，在距離寧越郡一個多小時車程的提川租了車，黃昏的夕陽還灑著金光。

「朝鮮民畫博物館哪……寧越郡我是去過啦……」她猛踩油門。

世界上大部分的美術館和博物館幾乎都有類似的命運，受到外地遊客的青睞比本地人多一些。為了尋查畫作，我探訪過不少美術館和博物館，在幽深的巷弄裡問路，明明就是「近在眼前」，路人卻搖頭不知，司機大姐的反應，我一點也不擔心。

然而，山裡的夜卻比預想的降臨得迅急，坡度陡峭而綿延，幾回請她放慢車速，看一看告示牌，直到三叉路口，前途茫茫，攔車相問，果然駛過了頭，錯過了一處曲折的轉彎。

「哇！哇！」她費力地把車開上博物館前的坡道，還沒停妥，樹林裡傳來狂烈的狗吠，我一時還猶豫著要不要下車。

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聽見車聲狗吠，步下石梯來，我下車表明來意，詢問了明天開館的時間。

司機大姐載我到一間民宿，民宿主人大嬸從睡夢中醒來，替我開了門。深山野地，附近什麼餐飲店也沒有，向大嬸買了「辛」拉麵，在房裡煮了吃，配著大嬸給的泡菜，寒氣漸消。

這是從事學術工作以來，最為疲憊的一次研究旅行，韓國友人勸過我不必去，類似的作品首爾的博物館也有收藏；美術館的同行也說，那裡太不方便，他也沒去過。我還是千里迢迢來了，不只是為了看畫，還想見識傾全力建立一座私人民間繪畫博物館的意志與力量。

「朝鮮民畫」，顧名思義，是指韓國朝鮮時代的民間繪畫。和文人士大夫抒情寫志的作品相比，民畫簡率質樸，色彩鮮艷，經常用以裝飾屏風和櫥櫃，內容包括山水、花鳥、神話傳說、宗教題材和文字圖象等等，表達百姓祈求趨吉避凶，消災遠禍的心理，充滿了通俗的趣味。

正由於民畫的世俗功能和商品化性質，加上畫家都是名不見經傳，甚至於不詳作者，即使受到提倡欣賞民間藝術的日本美學家柳宗悅(1889-1961)的推崇，促使韓國人在二次大戰後開始關心自己的民間藝術特色，不過受到重視的程度仍然不高──值得為這種沒有「學術市場」，「商業市場」也不廣的畫作，興建一座博物館嗎？

見到文質彬彬的「朝鮮民畫博物館」吳錫煥館長時，我不禁提出了許多好奇的問題，「民畫」固然很俗氣，這位退休公務員的「個人興趣」卻呈現了高雅的品味。

吳館長說，他起初收藏的是奇石，喜愛盆栽和蘭花，不知不覺轉移到民畫，二十多年來，累積了三千多幅畫作、三百多幀冊頁。「將個人藏品展示於大眾」，是吳館長基本的想法，花了三年的時間興建，「朝鮮民畫博物館」於2000年7月29日開館，每年參觀人次大約四萬人。

近八年來，博物館的規模愈來愈大，除了一樓展示十九世紀的民畫，二樓和三樓展出的是現代民畫家的作品，許多都是民畫創作比賽的得獎之作。從一樓依序參觀到三樓，彷彿是一條朝鮮民畫的薪傳長廊。

最為辛苦的，還是經營的問題，一張成人參觀券三千韓圜（將近四新元），一年大約八千萬韓圜的收入，要支付五位工作人員的薪資，以及維護作品與博物館的費用，其實有些吃力。

不過吳館長仍然樂在其中，他提到藏品到海外展覽的經驗，例如和紐約的韓人會合作、和中國河北武強年畫博物館合辦展示會，向世人呈獻韓國的民族美感。韓國籍的聯合國祕書長潘基文也收藏了一幅民畫「十長生」屏風，擺設在辦公大樓裡，象徵了韓國的幸福嚮往。

未來，「朝鮮民畫博物館」還打算把收藏及展覽範圍擴展到越南，營造以韓國、中國、越南為主的民間繪畫天地，這間博物館雖然於韓國的「奧地」，卻有著環抱亞洲、面向世界的雄心。

五月的寧越郡山青水綠，鳥鳴花香，如洗的藍天下，回望韓式古宅的「朝鮮民畫博物館」，我真慶幸自己堅持前來。回去首爾的路程雖然很長，行囊裡的畫冊能夠陪伴我，繼續徜徉在奧地裡的博物館。

《联合早報》(2008年6月22日)

零言碎語

善哉斯言：
聽說四川地震，喜瑪拉雅山因而長高了一公分。永光法師說：那一公分是人骨堆起來的。

事在人為：
一個人要對抗整個體制，那是自不量力。一個人要敢說出和多數人不同的意見，那需要勇氣。

領導：
沒有打敗的士兵，只有打敗的將軍。「一將功成萬骨枯」，將軍的勝利，也是人骨堆起來的。

權力的滋味：
展現權力的方式之一，就是不讓別人好過。

如此這般：
我聽過的一場演講，聽眾問主講人：「今日講題某名詞似有典故原由？」主講人答不出。主持人為他解危，要聽眾回家上網查，學者是不用記得這種小事的。

自主：
敢不聽話，就要有挨罵的心理準備。大人也會挨罵的，小孩如果知道了，也許會開心。

文化奶嘴：
再怎麼努力的吸吮，沒有後繼泉源的話，你那文化奶嘴，畢竟是自欺欺人。

寫著：
當我寫著這些，時間從指端溜走，一朵花開了又謝，我不知自身是開是謝。

比較：
有一位朋友很愛比較。偶爾我拿LV提包，她就說：「我家有更大的。」一群婦人談起孩子，她插不上話，就說起以前養過，死去多年的狗。

最近心情變好的原因：
「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實踐中…

留下：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有的人留下的是珠璣；有的人留下的是垃圾。

因為你需要一首詩：
讓你的淚眼看花從花心裡流出。

藝術可以什麼都不是：
只要敢裝腔作勢。

友情：
你不必向我鞠躬道謝，我也滿心歡喜，感激你讓我的人生，有了重新選擇的餘地。

值得

2008衛塞節



和友人聊到新加坡對知識份子的對待態度。

具體地說，是我所接觸過的媒體、博物館，以及學校，對於學者發表言論和公開演講的對待態度。

有人好奇我應邀在2008年5月2日於新傳媒電視台「早安你好」節目中，談論柏楊的一生成就，拿到了多少車馬費？

這是我第一次在新加坡的電視台露面，先前看舞台劇「天冷就回來」以後，在散場時隨機被採訪的不算，當時有學生為劇團服務，見到老師很興奮，剛好有電視台在採訪，就慫恿我接受訪問。

這次是事先安排過，而且我也老老實實做了準備和「功課」，並且事前和編導溝通過訪問內容，我也提供了以前我在綠島旅行時，拍攝的綠島人權紀念碑上，柏楊作詩的兩張照片。

車馬費是零，出租車來回將近35新元全部是我自付。

事前請教過曾經上過電視台節目的朋友，他的經驗是：不會給出席費，出租車錢由於在電視台時只有去程的收據，所以回程要自己付。電視台在山坡上，要省錢搭公共交通工具很難。

新聞節目是上午七點開始直播，我的訪談片段在新聞節目裡。凌晨五點半起來準備，梳洗出門，依約於七點十分之前到達電視台，天還未明。陰暗中，電視台的燈光特別耀眼。

接待我的助理小姐被通知前來帶領我進入攝影棚，一邊說：「節目已經開始。」

大概是新聞節目，不像我在台灣曾經上過的讀書談話型節目，有造型師打理容貌，我在攝影棚的角落等候，坐上訪談的位置，和男主持人稍做溝通，直播節目就開始了。

大致按照預先設計的問題講述，整個訪談大約十二分鐘。起初我談得比較多，後來看見攝影機上「最後兩分鐘」的字幕，於是關於柏楊1981年訪問新加坡造成的轟動與影響，便草草帶過。所以後來我寫了專文，我想這才是對新加坡民眾和柏楊的讀者有意義的事情。

助理小姐非常客氣而有禮，她一直代和我接洽而因為當天擔任導播，未能親自與我見面的L小姐致意。指示我如何出門等出租車。

我把去程的出租車收據交給她，便道謝離去。

過了幾天，L小姐來email致謝，詢問如何把車資交給我。

我對新加坡的「規矩」並不了解，反問她：一般是如何處理？

我很少看新加坡的電視節目。在新加坡過了一年多，我才買電視。因為迎接婆婆來小住，年歲已高，行動又不便利的婆婆，在我家徒四壁的居所，我和孩子都出去工作和上學之後，一定悶得發慌。在婆婆光臨的那天下午，我買的電視機送來了，客廳本來「荒涼」的景象，才有所改觀。

受到種種限制，我住的學校房子不能安裝有線電視頻道，我跑了兩家提供有線電視節目的公司，得知「本公司在新加坡的覆蓋率是85巴仙(百分比)，可惜你住的地方，是我們服務不到的15巴仙。」後來打聽到一家選擇性的有線電視措施，不過節目都是CNN、HBO、ESPN等英語頻道，而且收費奇貴，不符我們所需，結果還是只能看無線電視節目。

不是我批評，我的新加坡友人也說，新加坡的電視台的「競爭力」和「進取心」有待改進。例如中文電視台只有一家，除了少數的自製新聞、綜藝、連續劇節目，全部仰仗台灣和韓國等地區輸入。新加坡是亞洲的「輸入國」，飲水和食物由鄰國輸入供給，眾所周知。四面環海，卻沒有漁業；土地平坦，也只有少量的自種蔬菜。以前有養豬畜牧業，現在只有養羊，以羊奶及其乳製品為主，那牧羊場的看板做得挺大，我和孩子坐了出租車前去尋訪，覺得很像木柵動物園的「可愛動物區」。

總之，新加坡住民的物質食糧和精神食糧都是被別人餵養的。這是政府的政策，外來者不必置一詞。但我有時實在難受，比如5月19日「衛塞節」的空度。來到新加坡兩年，今年才弄懂，「衛塞節」不是以前我曉得的4月8日「浴佛節」，而是南傳佛教的系統，以五月的月圓日為釋迦牟尼佛出生、成道和涅槃的日子，是東南亞一帶國家的佛教節日。

衛塞節是公共假期，平時我假期經常「出沒」的圖書館和游泳池都不開放。室溫三十四度，百無聊賴，打開電視，竟然又是「嗚啦啦嗚啦啦」的「大長今」，不知重播了幾次！我也納悶，以我稀罕的「開機率」，為什麼幾乎每回一開機，都有「嗚啦啦嗚啦啦」的「大長今」呢？更別說我看過2001年的台灣製旅遊節目了，不但不是旅遊新知，更是「明日黃花」。

所以，今年過了個鬱悶的衛塞節，看了三十分鐘「嗚啦啦嗚啦啦」的「大長今」，終於向新加坡的電視節目宣告投降。

回到我上電視節目的出租車資，為了搞清楚這裡的電視節目方式，很少開機的我看了兩三天的「早安你好」，每天都有一兩段現場訪談，有的是本地的股票分析師；也有應邀到新加坡開會，被請上節目談視力矯正的香港學者。這些人，都是自掏腰包坐車，大清早摸黑趕著上節目的嗎？

先前我提過去國家級的博物館演講，演講費不清楚的事情，台灣的朋友聽了，說：「他們不懂事。」

「不懂事」，說得真妙。電視台和博物館不是第一天開張，我不是第一位客人，這「不懂事」是怎麼回事呢？

「不懂事」，要說新加坡的文化水平太低，辦事者不曉得如何處理嗎？

這不能一味怪罪這裡西化的程度，我相信即使西方強權國家，比如美國，一定也有一套規矩，應對學者對於公眾的「知識貢獻」。資本主義本來強調的就是「使用者付費」，金錢可以購買一切，包括學問和他人的時間。

我有一種不被尊重的不愉快感覺。

金錢可以衡量一個人的價值，別人付多少錢給你，購買你的學問知識和時間，顯示你在他們心目中的份量和地位。這是在新加坡待久了，被資本主義環境馴養出的觀念。也可能，在台灣被「寵壞」了，把演講和出席電視節目而得到實質的金錢報酬，視為理所當然，以為新加坡只是「行情」和「規矩」不同──沒料到是沒「行情」也沒「規矩」。

我的新加坡朋友告訴我，此地的媒體和公共機關可不是這麼想，他們認為是提供你曝光，讓你有知名度的機會。你應該求之不得，哪裡還想伸手向他們索費呢？

怪不得我早就聽聞有些在新加坡的外來華人練得一身「商談」的功夫，對方有所要求，先談價碼再說，一分錢，一分貨。我起初不解，孔老夫子不是早有明訓：「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嗎？孟子老先生也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一五一十地談利益，怎麼是「君子之道」？

不過，我也聽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現今華人知識份子的生財之道各顯乾坤，要說「利用」知識份子恥於談利的「高尚」態度，來獲取免費的饗宴，也未免太揩油了。

我在此公開說出自己的經驗，不怕讀者恥笑，而是深有所感，而且在新加坡幾度被「無厘頭」對待，頗有目睹南洋怪現狀之態，和盤托出，以與讀者「奇景共欣賞」。

比如今年三月應邀在一所初級學院(相當於台灣的高中二到三年級)的亞洲青年團體活動演講，主辦學校承辦老師先說明了演講費，我也得知出資單位包括新加坡的教育部。哪知在演講的前幾天，忽然來email說，由於經費不足，請求演講者把演講費「捐出」，口氣是很委婉，不過我看了email，只有傻眼，無言以對。後來是連繫此事的朋友提醒承辦者，沒有人如此辦活動的，對方才說照舊進行。

話再旁說一枝，在新加坡才領教了email的威力。此地經常一發送，或是一回覆，便是洋洋灑灑一拖拉庫的人，我每每收到與我無干的郵件，看了半天英文信，推敲酌磨，才確定此乃與我無干之垃圾，此類騷擾，令人不勝其煩。

故而我那連繫我去學校演講的友人才會受到波及，可不是我去告狀的！總之，一切照舊。演講過後幾天，送來一張表格，填妥送回。過了一個月，又來一張表格，要我去銀行辦理認證，帶身份證件，證明此轉帳戶頭為我所有。啊，算來又過了一個月，那筆演講費仍然下落不明。

想來，我特別懷念在台灣上節目、開會或演講過後，直接簽收領到的白花花現金，可以從信封袋裡大搖大擺抽出鈔票，吆喝周圍，呼朋引伴去吃喝一頓，以慰解工作的付出。

再往前說，認為我「提供你曝光，讓你有知名度的機會」的想法，我也曾經揣度過。別說我區區十二分鐘的訪談，我聽說有台灣來的學者上新加坡的電視台節目，從總統大選的開票過程到分析選情、預測台灣的政治前途，幾個小時下來，也是分文未得，自嘲「愛新加坡」，「為新加坡服務」去了！

的確有人在媒體打出了知名度，逐漸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具有公信力和說服力，後來經營直銷和保險事業一帆風順的。所以，結論就是：假如以後想在新加坡從事直銷和保險業，可千萬要把握在公眾環境曝光的機會。

以前在大學時請作家和學者來演講，曾經遇過直接詢問演講費，還被告知不要再送那些沒用的杯盤之類東西。不曉得為什麼，那時代辦活動的大學生總愛去「三商百貨」，買些看似典雅又實用的咖啡杯組來做為謝禮，時常受邀的作家和學者，一定家中「杯滿為患」了吧？況且，拿著一大盒易碎的陶瓷器，真的很不方便，如今回顧，也算是自己年輕時的不懂事啊！

今年5月5日，我在學校主動進行了一場演講，談的是徐悲鴻的「愚公移山」和「放下你的鞭子」兩幅名作。我想：如果可以透過教育傳遞文化和審美的訊息，推廣大家去美術館的興趣，我是樂於貢獻棉力的。朋友說：「美術館也會來找你給講座吧？」我直接表示：電視台和美術館都是營利事業，不是慈善機關，我自認不是唯利是圖的人，但我不想再被不尊重地對待，什麼事情值得我當「義工」，志願去做而樂此不疲，我心裡有數。

走進江夏堂

可能是當年徐悲鴻的畫室

 

 

江夏堂祠堂

 

 

江夏堂外觀

1939年1月到1942年1月，徐悲鴻在南洋舉行抗戰賑災義賣畫展，期間還應泰戈爾之邀，去過印度展畫及演說。在新加坡時，徐悲鴻住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新加坡分公司經理黃曼士(1887-1963)的宅邸「江夏堂」，位於芽籠35巷(Lorong 35, Geylang)。黃曼士的兄長黃孟圭（1885-1965）在巴黎接濟過徐悲鴻，並且介紹徐悲鴻前往新加坡，黃曼士與徐悲鴻遂於1925年訂交。

2008年5月17日，託廣洽法師紀念館館長永光法師之福，現在居住在江夏堂的黃水發先生之夫人王女士，允許我們進入參觀。

王女士說，近日新加坡美術館展出的「徐悲鴻在南洋」畫展，為江夏堂帶來了好奇的遊人，甚至有人入內看到今日江夏堂的景況，在報端批評了一番，使她和家人都很不平。永光法師之前曾經在江夏堂隔鄰的新加坡淨宗學會修法，經常在江夏堂附近散步，是舊識，後來擔任廣洽法師紀念館的工作，雖然也在芽籠一帶，不過很少見面了。見到法師，王女士虔誠地雙手合十，法師說，沒想到大名鼎鼎的徐悲鴻在新加坡住過的地方就近在咫尺。

江夏堂外的招牌，是「南洋黃氏總會」，王女士說他們從馬來西亞太平地區來到新加坡，因黃氏宗親的關係住進江夏堂，負責南洋黃氏總會的工作，一年三至四次，接待來自各地的黃氏後人舉行祭祖的儀式。

這一棟結合西式造型和南洋木格窗的獨立兩層樓建築，四周是廣場空地，如今它的左鄰右舍都是水泥大廈，更顯得與眾不同。入得廳房，大堂正中懸掛著黃孟圭之父黃培松書於1924年（落款「民國十三年」）述其黃姓郡望的匾額「江夏堂」三字，左側則有入閩黃姓祖先宋朝峭山公及其夫人畫像。四壁牆面的照片，都是南洋一帶各地黃氏宗親會的團體合影。

大堂的中式家具有些看來年代久遠，但木質光潤，鑲嵌螺鈿的茶几與座椅精緻華麗，是江夏堂舊物。此外有綠皮沙發及大圓桌、大鏡面等。

穿堂有通往樓上的階梯，穿堂過後是祭祖的祠堂，供桌前是黃姓祖先雲公、歇公和峭山公畫像，兩旁則有牌位。祠堂牆上掛著一排排黃氏名人的遺照，黃曼士以及俗姓黃，也是福建籍的廣洽法師的照片都在其中。黃曼士身著唐裝，手執摺扇，果然是喜好收藏扇面畫，號「百扇齋」主人的風采。

樓下和階梯的地面以彩色磁磚拼貼，顯示當年設計之細巧。樓上則鋪紅漆木板，常年累月行於其上，紅漆大多已經剝落。陳家毅在其〈徐悲鴻與江夏堂〉文中推想，江夏堂二樓突出的部分，即樓下門前車道的上方，有如加蓋的露台部分，便是當年徐悲鴻作畫的畫室。不過王女士及其兩位女兒說，面對那個空間（如今改鋪大片地磚，木板窗戶也換成玻璃和鋁框，是個小客廳）左手邊的房間，才是徐悲鴻的畫室。

王女士還拿出家中的舊相片，她1960年代搬來江夏堂，屋外有四株大樹，樹根腐爛，於是砍掉，改種椰子樹，至今椰影婆婆。永光法師說他們還採食過江夏堂的椰子。現存約攝於1939年，徐悲鴻和黃孟圭、黃曼士及其外孫女在江夏堂外的照片，可以看出建築物外觀變化不大。

我從房間的窗戶望出去，對面正在興建佛教大樓的工地轟轟隆隆，明滅運轉的紅燈映照在窗板上，難以想像近七十年前徐悲鴻會在這個窗角，看到怎樣的南洋風光。

王女士說新加坡政府有意將江夏堂開放民眾參觀，一人收費十五新元。我首先擔心他們全家人的生活必定受到干擾。其實永光法師帶我們去江夏堂時，我也只抱著在門外張望，欣賞建築物的想法，沒料到有緣入內，當然也打攪了他們。幸而他們對出家人很敬重，對我們也很和善。他們住在江夏堂，為南洋黃氏總會工作，等於也是照顧了房子。

本來我和其他談到過江夏堂的人一樣，都認為江夏堂是黃曼士的家產，後來讀到亞洲糖業大亨，香格里拉酒店集團創辦人郭鶴年（1923-）談他收藏徐悲鴻的畫作，以及老舍的文章，才曉得其實不然。

江夏堂是黃氏宗親會物業，黃曼士本來住在牛車水的武吉巴梳路(Bukit Pasoh)，老舍於1929年底到新加坡時，曾經由人介紹認識黃曼士，想請黃曼士安排工作，不過那時沒有合適的工作機會。在〈還想著它〉一文中，老舍提到了這件事，當時黃曼士便是住在武吉巴梳路。

根據郭鶴年的回憶，黃曼士大約於1937年遷居芽籠。1963年黃曼士病危，唯恐寡居的獨生女兒黃奕超和她的四個子女必須搬出宗親會館，提出以家藏的徐悲鴻書畫為交換代價，請求郭鶴年讓他的後人住在黃仲涵園（Oei Tiong Ham Park）郭的舊宅。黃仲涵園位於荷蘭路(Holland Road)，正如王女士所述，黃曼士的女兒有時還從荷蘭路回到江夏堂取走一些東西。郭鶴年則接收了當年黃曼士擁有的多數徐悲鴻作品。

如今，江夏堂除了一幅徐悲鴻為黃曼士繪的畫像，沒有遺留徐悲鴻住過的痕跡。那幅畫像，還是歐陽興義等研究徐悲鴻的學者在江夏堂大廳角落發掘出的，王女士說，那些人不說，誰也不曉得畫像有多麼珍貴重要，任其廢置。

回家後，找出了王女士談到，對他們很不公平的文章，是2008年5月12日《聯合早報》上，新加坡作家何華寫的〈徐悲鴻的女人和麻雀〉，內容有一段說：「在星洲的日子，徐悲鴻住在至交黃曼士的家——江夏堂，老房子還在，位於芽籠35巷，我去尋過，整幢建築徒有其表，十分敗落，除了『江夏堂』的匾額還掛在大廳，其他蕩然無存。二樓住了一戶人家，走道昏暗，室內雜亂，氣象慘澹。」

王女士說，那塊「江夏堂」的匾額還是她從屋後棄物裡找到，覺得應該不是普通垃圾，特別整理後掛上的。說他們「十分敗落」、「氣象慘澹」，的確令他們氣憤不滿。然而，我也注意到，作家在文末說到「和江夏堂一箭之遙的芽籠31巷」，那裡有現今新加坡重量級的畫家藝術館，與江夏堂風貌迥然，「兩相對照，不必多言」，頗有盡在不言中的感慨。

那不僅是對江夏堂，也是對被遺忘於蒙塵角落的歷史的感慨。

後記：江夏堂於2018年拆除，新建成8層樓的大樓，2021年竣工

扒糞的文史研究

大概是我讀書太少，最近五六年來，才發覺文史學界暗自蠢動著一股「扒糞」之臭風。
文史研究者以資料為寶物，獲得第一手的日記和書信固然重要，但是大張旗鼓地掀人底，揭人謎，津津樂道的做法，直逼八卦刊物報導，我實在不敢恭維。
尤其似乎是「有志一同」，扒糞的對象近年集中於胡適。據我所知，日本、美國、台灣都有嚴謹的學術論著或是業餘的「素人」作品，陸續「出土」胡適「不可告人」的祕密資料。基於我對他們的不欣賞，這裡我不想談他們的名字和出版物。
胡適寫《四十自述》，公開自己的日記，以史學家的姿態減免後來研究者挖掘他的資料之苦，事實證明，用處不大，人們還是認為言外有意，弦外有音，仍有見不得天日的胡適值得一探。
說穿了，不只是針對胡適，這些美其名為「還原歷史真相」的文章，不過都在男女關係上打轉。
胡適一生只有一位妻子江冬秀女士，兩人性格與愛好迥異其趣是眾所周知的事。掀底揭謎的「歷史真相」說胡適也會「搞曖昧」，也會「生邪念」，而且中外女性通吃，在他「守身律己」的形象上大灑「汙點」，這能證明什麼呢？
證明他也是個有血性的男人，他不是聖人，他有心動的妄念，沒有行動的膽量。
So what?
我的意思不是非得為前人避諱，而是認為學者也應該有寬厚為懷的職業道德，「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倘使研究對象的「風月情事」與學術無關，發表出來，是不是只為了滿足個人的偷窺慾呢？
話又說回來，什麼是與「學術」有關，在「學術」掛帥，卻又影響力薄弱的今日，真有點講不清楚了。
也許可以這麼想：「學術」就是那池「春水」吧。有的人眼前是一汪澄碧；有的人喜歡攪和爛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