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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若芬摄于慕尼黑 |
7月8日,在线上参加林文月老师的纪念会。京都大学的金文京教授寄来他在会上读的追念文字。我才晓得，金教授并不是林文月老师指导的研究生，他们的缘分，起因于德士司机的“乌龙”。
金教授说，1977年或是1978年的春天，他在京都大学读研究所，为了提高华语口语水平，去台湾学习。安顿好住宿，他乘坐德士，要去台湾师大国语中心报名。
车驶进校园，他下车后观望四周，建筑都很宏伟庄重，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走了一会儿，发现文学院的木牌，原来这里是台湾大学！
走进文学院，他在走廊上窥看每个教室上课的情形，注意到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教授在讲课，稍稍犹豫，便悄悄进教室，听女教授谈六朝文学，和她曾经住过的京都种种。从此，金教授天天去台大“偷听”很多课，一个多月过去，即将返回日本，他才向林老师赔罪，说自己不该冒昧听课。林老师一笑置之。
金教授说：“我当时中文再差，也不太可能把师大和台大搞混，那位司机先生为什么开车开到台大，至今还是个谜。”
四十余年的师生情缘，被那位掌握方向盘的司机牵系，“将错就错”的际遇，是偶然，又仿佛注定。
我想起移居新加坡的头几年，对靠左驾驶没有把握，况且拥车证和车价令我闻之却步，既然住在学校宿舍，步行就能到办公室，何必买车？
周末假日，探游岛国，我的许多新加坡知识得力于热情健谈的德士司机：某区有什么美食？某政要人物住在哪里？新加坡为什么要建赌场？组屋生活怎么样？还有旧南洋大学的故事……。
学校在岛国西域，宿舍自成一隅，是德士司机帮我“破壁”，打开我封闭的耳目。然而，也有许多沮丧、失意，甚至愤怒的经验，使我感到每一次乘出租车，都要凭运气。
在还没有移动通信、GPS卫星定位和多元选择德士的年头，住在被司机嫌弃的“One way ticket”地带，在市中心吃喝玩耍大采购以后，我和家人在商场外一边排队一边狂打电话，召不到车。即使排队来了车，司机老大听我说要进“NTU”，便摇手摇头，叫我等下一辆，看看别人愿不愿意载。司机不想一直空车行驶，偏偏偌大的校园好长一段路只有参天雨树，渺无人烟。
孩子好不容易才考上一所愿意“收容”六年级学生的小学，我谢天谢地谢校长，竟然忽略了交通问题。早上7点20分该到学校，最早的巴士开到我们住处附近已经6点半，搭上巴士去地铁站就快要7点，然后乘40分钟地铁到距离学校最近的地铁站……那时，几点了？
于是，每天清晨祈祷，今天容易电话召到德士，愿意驶进天未亮的漆黑校园，来接我的孩子去地铁站。有时时间紧张，干脆直接坐到学校。时间紧张的原因，都是司机在校园迷路，看不清路牌，明明直路可达，司机开过头，身陷浓密森林，我问电话那头的他—在哪里？
“在哪里？”他也问我。
终于，我累了！我和孩子一起上车，送他去学校，我去四马路问观世音菩萨，我们是不是应该搬回台北？没有小六会考的压力；没有每天叫车上学的焦虑；没有前途茫茫的犹豫。
司机听完我诉苦，主动说可以每天6点来接孩子去搭地铁，这样我不用打电话叫车，孩子也不用担心迟到了。我突然热泪盈眶，司机安哥，你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吗？拯救我们！
人生的德士司机，掌控方向盘，载我们去目的地，或是意想不到的处所。如果司机载金教授去台湾师大，他也许不会认识林文月老师。如果没有善心司机主动解除我的烦恼，我也许不会留在新加坡。
那天，善心司机问我，你等下还是要去四马路吗？
“当然！”还没许愿，我就要去还愿！
2023年9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善若水”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