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季允家門前

 38 Mosque Street, Singapore. 衣若芬攝

被陳育崧先生推尊為"南洋第一報人"、"海國詩宗"的葉季允，曾經任職於《叻報》，擔當首任主筆，前後長達近四十年。在分析《叻報》上廣告的商業運作和行銷策略時，我也談了葉季允的行蹟，對這位畢生奉獻於報業的文人醫士既欽佩又好奇。

同濟醫院明年進入150載，我應邀撰寫文章，首先想到的，還是葉季允。葉季允精通詩文、書畫、篆刻、音律、曆法，還通岐黃之術，開設過永安堂藥店，行醫救人。1901年同濟醫院招考駐院醫師，試題正是出自葉季允。

近日翻閱史料，略有所獲，或可補前賢之見，並修正舊說，與諸同好商量。

葉季允自稱「未冠即輟學，游於報林言論之場，於役《香港中外新報》，爐扇四更。維時崇儀薛君創《叻報》於星洲，謬採虛聲，禮為招致，遂以陸機入活〔若芬按：當為"洛"〕之歲，賦望諸去國之謠，為文字傭者二十餘年。」可知葉季允大約19歲起在《香港中外新報》工作，四年以後，24歲(陸機入洛)時受薛有禮(崇儀)聘請，主掌《叻報》。

《叻報》於1881年12月10日星期六創刊，數日後即被控上法庭，因為沒有事先公告獲准，違反1835年制訂的出版法。後經被告律師援引他例認罪，請求減刑，終於被釋。

1894年，葉季允的三兄葉叔彬陪同母親到新加坡探望葉季允，他在為三兄題畫的文字裡，敘述了家族從祖父開始師法黃公望的繪畫傳統。他的父親、三位兄長皆能畫，且各有所長。

葉季允一面在報館工作，也兼行醫。1900年丘逢甲到新加坡拜訪過葉季允，有詩相贈：

萬里飛騰志未乖，海山蒼莽遣吟懷。他年島國傳流寓，詩屋人尋豆腐街。

如果葉季允的永安堂藥店還兼住家的話，那麼他在1900年底之前就住在俗稱豆腐街的(珍珠街上段，Upper Chin Chew Street，今己不存)。如果不是的話，根據李煥燊在葉季允去世後為他寫的行狀，他行醫的地方是在松栢街(南京街上段，Upper Nankin Street)口大馬路(橋南路，South Bridge Road)。為了專心料理他創辦的《新嘉坡醫學報》，葉季允將藥店頂予他人，1901年搬到模實街38號(今稱摩士街，Mosque Street)，他住在那裡直到終老。

關於葉季允曾經中斷在報館的工作，一般認為是在1906年薛有禮去世之後，我在《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書裡，也採取這個說法，現在應該修訂。薛有禮去世之後，葉季允不是退出《叻報》，相反地，是被薛有禮的公子薛兆熊請回坐鎮。

1902年5月，葉季允有事返回廣東，於是停辦《新嘉坡醫學報》。直到1903年2月，他才回新加坡。1904年葉季允正式離職，專事行醫。1906年9月，葉季允回《叻報》，寫了〈惺噩生緒言〉以明志，其中提到自己「力辭編輯，因託巫彭術與諸君相見，風塵養晦，半紀於茲矣」，可知大約從1901年起，葉季允便以醫學為工作重心。

歷經變法維新、革命建國、軍閥混戰等等中國歷史的關鍵轉化時期，葉季允主持的《叻報》閃亮著從天涯之南回望大陸的目光。

過去我研究古代中國文人，頂多找到他的故居位置殘痕，像是蘇軾在海南島故宅的一塊石碑，為此，我寫了〈我家住在桄榔庵〉(刊於《聯合早報》，2011年1月23日)。研究新加坡早期南來文人，則可以從地址找到他曾經的住處，比如徐悲鴻在芽籠的「江夏堂」，空間的現場感頗令人玩味。

牛車水濃郁的中秋節氣氛裡，我信步閒逛，有一家老字號的月餅店就在附近。

站在排隊的人龍後面四處張望，心想：待會兒要買什麼口味的月餅呢？

無意間，瞥見店屋的門牌號碼，摩士街，模實街，再過三間鋪子，就是38號，葉季允家呀！

我走到葉季允家故址，三層樓的排屋，一樓是義大利餐廳。朝街對面看去，綠色圍牆內，是街名Mosque所指，1826年興建的詹美回教堂(Masjid Jamae)。葉季允的人生最後二十年，每日欣賞著回教堂的風景，他有什麼感想呢？我拿起手機，留住了我看見的風景。

回家整理照片，葉季允家門前，竟然有兩位印度裔男子朝我打招呼！我噗哧一笑，才想起來──忘了買月餅。

2016年9月24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榴槤的理由

衣若芬攝於樟宜機場

榴槤飄香的季節，我總是快步走過水果攤。

已經不必掩鼻和暫停呼吸，剖開的黃澄澄果肉也有視覺的美感，這「果王」有非常鮮明強烈的個性，讓人不能忽略它的「存在感」。

在台灣看過的榴槤是泰國進口的「金枕頭」，因為外型呈金黃色，大如枕頭。母親挺喜歡吃，聽說熱量高，能補身。

離家出國，才體會了食物的記憶和鄉愁。蚵仔麵線、牛肉麵，午夜夢迴，多想一起身推門出去，就能覓得解饞滿足。而離開新加坡幾天，我也念念不忘南洋的叻沙(laksa)，有時登機前要來一碗；或是甫抵樟宜機場，顧不得回家，就找了店家大快朵頤。

只有榴槤，我不吃。不能說不敢吃，是不想吃，也不想試。

剛到新加坡教書那年，開學後一個多月便將近中秋節。貼心的課程助教送我一個榴槤口味的月餅。我捨不得馬上吃，放在冰箱裡，想等過節時和家人共享。

還沒到中秋節，整個冰箱裡都是濃郁的榴槤味兒。捱到中秋節，我和家人各吃了一口榴槤月餅，便不敢恭維了！榴槤月餅處理掉了，我的冰箱裡卻殘存了好一陣子的氣息記憶。這麼厲害的水果，好威猛，占據你的空間，發散張力呀！

幾年後，教到蘇東坡寫自己第一次吃新鮮荔枝的詩篇〈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東坡那麼平易親切，入鄉隨俗，吃荔枝、吃檳榔、吃野菜，到哪裡都能隨遇而安。我打趣說：哪天我也來模仿東坡，寫「X月X日初食榴槤」。一位男同學聽了，竟然送了一盒榴槤給我。我知道不能帶榴槤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大學裡也沒有市場，真不曉得他怎麼帶到學校的。

榴槤放在辦公室，藏不住，同事來談公務，立即嗅出了！我索性轉送給她，請她和其他同事分享。

「留幾塊給妳吧！」她說。

我搖搖頭，說：「我不吃。」

「老師是不想『流連』在這裡嗎？」學生問過我。

有此一說，在南洋迷上榴槤以後，會「流連」忘返，樂不思家。我呢？為了來日告老還鄉嗎？

我的同事們陸續換了國籍，他們笑著彼此握手說：「很高興我們又成了同胞！」

我經常被問到──換了國籍沒有？

也有關心我的讀者提到我的文學身份定位──妳寫的，是「台灣文學」？還是「新加坡華文文學」？

我的散文〈葉落結霜橋〉和〈風衣〉被選收於世華文學研創會出版的《新華文學大系》中；專書《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獲得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的資助，對於新加坡文友和藝文機構的寬懷容納，我心存感激！在現今身份流動和文化屬性多元的時代，只從本位主義式的國籍去認定和判別作家作品的歸類，難免有失狹隘。

那麼，我為什麼不敞開大口吃榴槤？為什麼不像其他人一樣，權衡利益，改換國籍，在此地真正落地生根？

如同李有成教授和張錦忠教授在離散研究(Diaspora studies)領域指出的，母國和居住國之間，存在著第三空間，那是文化/文學生產的場域。從南洋回望台灣，距離拉長，拓展了我的視野，視野影響了我的觀念。我的「文化難民」的憂心，加上了「文化奶嘴」的思慮，化為自我期許的動力。書寫，成為我的日常，是我在第三空間遊晃的愉悅。

至於榴槤，英國女作家扶霞·鄧洛普(Fuchsia Dunlop)的《魚翅與花椒：英國女孩的中國菜歷險記》裡，提到食物的口感，我想這是外國人接受中國菜的挑戰之一。食材本身的千奇百怪固然讓人瞠目結舌，見到食物，難以想像入口後會和唇齒舌喉接觸生發怎樣的感覺？榴槤是濕軟粘滑？還是柔嫰彈牙？我並不害怕品嚐，可就是不想。

或許，在潛意識裡，透過榴槤，我想試著讓自己做一個敢於拒絕的人。我的教養和成長背景，將我馴化成較為順從的性格。想到拒絕他人的請求和需要，便擔心令他人失望；也因為不懂得如何才是婉轉的回覆，便答應了事。結果，未必事事都能讓對方滿意，而我也吃了苦頭。

於是，我不想吃榴槤，讓隨和的自己有一個練習說「不」的機會。這也是個性強烈的榴槤教我的生存之道吧。

2016年 9月1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為《叻報》點個讚

8月13日下午兩點，配合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舉辦的"無限江山筆底收─新加坡早期中文報業"展覽，我應邀主講"雲煙半世紀：文圖學觀點看《叻報》廣告行銷策略"。

在我的《南洋風華─藝文．廣告．跨界新加坡》書裡，已經研究過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和虎標永安堂藥品在新加坡和東亞日本、台灣、上海等地的報紙廣告。這次為了準備演講，再做了一些探索，發現把《叻報》(1881-1932)放在十九世紀資訊傳播和商業經營的媒體裡觀察，《叻報》真是不得了！堪稱同時代世界漢字報刊的佼佼者，尤其那些如今看來仍符合商品銷售策略的廣告文案，不但有趣，還富有文化氣息、生活動力。

1815年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arrison, 1782-1834）在馬六甲主導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1821)被認為是近代中文報刊之首。其後在1828年，也在馬六甲英華書院出版的有《天下新聞》(又名《普世公報》，The Universal Gazette，1828-1829)，開始用活字鉛印。1833年，《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1838)在廣州發行，1837至1838年移至新加坡。《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主編郭實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又譯為郭士立、郭實臘)在新加坡出版了不少書籍，例如新加坡國家圖書館現藏最早的本地出版華文古籍《全人矩矱》(1836年)就是其中之一。

嚴格說來，《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天下新聞》、《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都是雜誌型的月刊，有宗教服務和知識宣導的性質。1853年香港英華書院出版的《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1853-1856)也屬雜誌型的月刊，稍不同的是，《遐邇貫珍》較多時政要聞，中英文兼俱，而且在1855年設立「布告篇」欄目，接收廣告刊登。

因《中英南京條約》而開放的通商口岸，陸續有傳教士創刊了《中外新報》(寧波，1854-1861)、《六合叢談》(上海，1857-1858)，也是半月刊或月刊。這兩本刊物後來被日本幕府採納為吸收西洋文明和世界大事的管道，翻印成《官板中外新報》、《官板六合叢談(刪定本)》。

還有十天發行一次的刊物，例如韓國的《漢城旬報》(1883-1884)，由負責外事的統理衙門博文局編輯。在日本的廣東人簡敬可為鼓吹憲政維新，創辦《東亞報》(1898)。

周報形式的刊物有：《金山日新錄》(Golden Hills’ News，舊金山，1854)；《唐人新文紙》(The Chinese Advertiser，澳洲Ballarat，1856)；《日昇報》(Jif Sheng, the Rising Sun，新加坡，1858)，這些一星期出版一次的刊物，發行的總時間都不長便停刊。

每天出刊的報紙，有上海《申報》(1872-1949)，《香港中外新報》(前身為《香港船頭貨價紙》，始於1857年，一周三次刊，1873年改為日報)。在《申報》和《香港中外新報》之後創刊的《叻報》，繼承了基本的模式，例如：

一，用所在地名命名報紙

《申報》全名《申江新報》，"申江"即黃浦江，指上海。《香港中外新報》有別於寧波發行的《中外新報》，冠上地名。《叻報》的名字取自新加坡古稱“石叻”，爲馬來語Selat(意指“海峽”)的音譯。

二，每周發行六次，周日停刊，活字印刷

很可能由於《叻報》主編葉季允之前編過《香港中外新報》，於是採取和《香港中外新報》一樣相同的周期。

三，商業化經營

現今可見最早的《叻報》為1887年8月19日，報頭明碼標價：「售價每月一元，每日零售每張五仙」，「凡刊印告白〔若芬按：即廣告〕，第一日每字一仙，第二日以下每字半仙」。並且寫著：

除日報照常刊送外，復不惜工本，從英國採辦釘書裁紙各機器，以待與  各官商刊印書籍單件。並有英國各體活字及各式花邊等，延有西人挑印，工藝甚精。所有中西文字均能刷印，並有石板印字，大小機器均用精工刷印，工緻絕倫。前有文士書寫各體文字，現由上海購到各種書籍出售，其書目另行刊佈，所有各項，價甚相宜。

可見售報收入、廣告獲利，以及承攬印刷業務是《叻報》能夠維持半世紀的重要經濟來源。葉季允曾經表示，在1883年，也就是《叻報》發行的第三年，報館就有盈餘，即使那時每天發行不過350份。《叻報》的成功，實在不容小覷。

《叻報》上的廣告商品，最多的是香煙、酒類和藥物。翻看那些「補腦汁」、「補腎丸」、「自來血」…五花八門的喧嘩，爭說腦、腎、血，哪個是人體最重要的器官和生命力根源，好一片生猛張揚的慾望呀。

2016年 8月1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紀念

曾經發生過的事是不會忘記的，只是想不起來。

父親往生的那天下午，在家裡佈置靈堂之前，母親把父親的遺物作了徹底的清理。

說是徹底，一點也不為過。父親生前生活儉樸，除了登山，沒有別的嗜好，晚年父親膝蓋經常疼痛，醫生說是關節退化，後來日益加劇，出外必須借助輪椅，在家則拄拐杖。

那枝拐杖，還是我新婚旅行時，在香港的「國貨商店」買的。台灣並非沒有販賣好的拐杖，「國貨商店」的商品也未必細緻精良，然而，新婚的我行經「國貨商店」，不免為父親勾起了莫名的鄉愁，與其為父親選購世界名牌的洋貨，不如挑個具有特殊紀念意義的「國貨」，那時父親腿力還行，拐杖不過是登山時用來打草驚蛇，既能撥弄草叢，也可以維持身體的平衡。從「國貨商店」一路提著我的拐杖禮物乘車回旅店，總感到路人好奇的目光，夫婿發現了，說：「別人還以為你是個跛子。」但我不以為意，直到進中正機場的海關，仍舊拐杖不離身，而且愈拿愈順手，更像是個引人同情的殘障人士。

母親把父親的輪椅和衣物捐給慈濟功德會，說是與人「結緣」，空蕩蕩的塑膠衣櫥搖搖欲傾，母親把衣櫥拆了。衣櫥旁邊，是父親執意不肯更新的老舊鐵床，那鐵床一承受重量，便吱呀作響，母親把床上的枕頭和被褥裝進大垃圾袋，一股腦兒把鐵床給支解個精光，搬到戶外。那種「片甲不留」的氣勢，讓我在壓抑喪父之慟的呼吸間，感到另一波無法抵擋的震撼。母親如此迅捷而明快的行動，難道是要把父親在家裡的痕跡一筆勾銷嗎？

我們做子女的，終於勸阻母親，請她「手下留情」，保留幾件物品讓我們懷想父親，也好擺在靈堂前祭祀，或是火化給父親，比如父親每日必備的手錶、妹妹在北京買來的煙斗，還有那枝拐杖。母親說，父親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身體了無病痛，用不著依靠拐杖；那裡也不需要時間的約束，不必戴手錶；還有，父親早該戒煙了，幹嘛再給他煙斗？

我們七嘴八舌，硬是想極力「搶救」一點父親的遺物。最後，母親終於答應，手錶太破舊，煙斗上布滿煙垢，不宜送人，至於拐杖，還堪使用，為父親再多做一椿善事，與輪椅等東西一併處理。不到半天的功夫，父親永遠離開了我們家，父親的生命軌跡，也永遠離開了我們的視線。

這件事說予我的朋友聽，她覺得不可思議，她的父親往生近十年，母親仍然完好如初地保持父親居室的原樣，如同父親只是暫時遠行。我的母親，是以怎樣的心情，大刀闊斧的決斷力，坦然接受父親已經不在人世的事實呢？

我總以為，人生在世，總該要有些不枉此生的「紀念」──物品、人事、經驗，從小悉心留存朋友的信件和照片，甚至心儀的對象不經意寫的小紙條，都是點滴回憶的雪泥鴻爪，即使長大後，我再也想不起來那人的音容樣貌，甚至再也想不起來那些珍藏的東西放在哪裡，我仍安慰自己，在內心的某個角落，有我不可磨滅的「紀念」。

我的老師葉慶炳先生生前曾經告訴我們，他處理學生寄來的生日卡、教師節卡、賀年卡等郵件的辦法，就是找出那個學生最後一次寄來的卡片，扔掉，保留最新的訊息。他說並非不愛惜學生寫每一張卡片的心意，但是數量太多，尤其是人生階段的異動，老師最好記得最近的情況。我想：葉先生的人生「紀念」是「除舊佈新」，「去蕪存菁」，是「扔掉」的藝術。

婚後過了許多年「無殼蝸牛」的日子，曾經有一段期間，每半年就搬一次家，對於搬家已經習以為常的兒子，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小窩後一年，某日還仰著稚嫩的小臉問我：「我們什麼時候再搬家？」

每一次搬家，都不得不扔掉一些本來認為「棄之可惜」，卻又「留之無用」的雜物，久而久之，母親扔掉父親遺物的「魄力」有時助我當機立斷，減輕搬運的負擔，甚或在顧慮日後搬家的種種麻煩之際，讓非立即必要的雜物減少進入家門的機會。

有人說：「有捨才有得」，言下之意，似乎「捨」是為了「得」，我則不然，我的「捨」，未必為了更多的「得」；我的「棄置」，也並非想要「遺忘」。在父親的遺物幾乎「蕩然無存」的娘家，我們對父親的想念無時或忘，即使失去緬懷的物質依憑，我們與父親共有的記憶，歷久彌新。

2016年 8月 8日，父親節

天空之城

「飛翔」是日本動畫家宮崎駿作品的主要題材和意象。舉凡「魔女宅急便」、「風之谷」、乃至於「最新告別作」「風起」等等，無不有飛翔的畫面。

「宮崎駿靈感的來源？」「宮崎駿取景的地點？」成為「粉絲」好奇及喜愛的話題。「神隱少女」(或譯「千與千尋」)裡畫的掛著紅燈籠的老街是在台灣的九份嗎？「紅豬」裡從飛機上鳥瞰的是亞得里亞海嗎？至於「天空之城」，有人說在英國；有人說在義大利；有人說在南美洲，還有人乾脆把中文地名就冠上「天空之城」──位於希臘中北部的美特歐拉(Meteora)。

美特歐拉在希臘文裡是「浮在半空中」。從雅典坐了五個小時的火車到達美特歐拉的小鎮卡拉巴卡(Kalabaka)，一出車站，果然就被迎面的建築後的巨石給驚震住了。像是從地底長出的奇大巨岩，在鎮上舉頭可見，而那「浮在半空中」的，是14世紀以來陸續興建的東正教修道院。

11世紀時，就有修行者在美特歐拉的岩壁洞窟裡隱遁，後來形成修道群體。14世紀中葉，塞爾維亞人占領了希臘北部，一些東正教修士向南遷徙，他們在美特歐拉海拔200到600公尺不等的石岩頂端，靠著繩索編成的籃筐垂吊運送人員和物資，眾志成城，興建了十多處修道院。

崔巍的峭壁上的修道院，並不是「空中樓閣」，而是遺世獨立，靜心虔誠信仰，宛如接近天堂的所在。17世紀逐漸衰落且甚至為人淡忘的美特歐拉，在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自然與文化雙重遺產之後，開放了六個修道院讓人們參觀和參拜。

登上蜿蜒崎嶇的石階，稍稍喘息，穿著牛仔褲的我被要求圍上長裙才能購票入內。在雅典觀察過東正教信徒的參拜儀式，覺得和佛教略有相似。捐「香油錢」、點蠟燭、祈禱、執念珠，連耶穌基督屈指的樣子也像釋迦牟尼佛的說法手印，不過耶穌基督屈的是無名指。信徒買了聖物，也會放在聖像前空中旋繞，好像佛教徒「過香爐」。看到修道院懸掛敲擊的諾亞方舟故事的木板，也讓我聯想到寺廟的木魚板。

只能說，我對東正教的知識還太膚淺，但是能感染到信徒的誠心頂禮，他們隔著玻璃櫃親吻聖像和聖者的遺骨匧；伸三隻手指畫十字，不只畫到胸前，還畫到地面。滿壁直達天花板的聖經故事繪，常出現的是聖喬治屠龍、耶穌受難主題的畫作，雖非出自名家之手，畫風也不算寫實，但是傳意達情，令人動容。

宮崎駿的「天空之城」是對格列佛遊記裡拉普達（Laputa）王國的現代想像，思索科技與人慾的發達與崩壞。拉普達在濃厚的白雲之外，一般人眼不見不信。經過海盜和軍隊的爭戰，奪回飛行石的拉普達王族少女和普通百姓少年一起昇空，是打算徹底瓦解「天空之城」吧？

而美特歐拉的晴天藍得透明，小鎮居民怡然生活於高聳的巨岩下，偶爾還能看到幾隻野生的白山羊在修道院下的洞穴裡休息，聖與俗、人與物，相安無事。拉普達被毀滅了，或許才能返璞歸真。

站在美特歐拉的絕頂凌虛御風，久石讓的「天空之城」動畫配樂和現場很搭。飛翔，真是好浪漫好愜意的夢想。

三個山城日夜，把美特歐拉盡情「吃」進眼波腦海，走回卡拉巴卡火車站途中，為了確認方向，朝一扇大敞的窗戶內探頭，一群年輕人圍坐著談笑。一位中年女士熱情地招喚我和友人進入屋裡。她是位英語補習班的主任，正和學生慶祝順利升上大學。

我們獻上祝賀，由於還有幾位友人已經在火車站等待，不敢多逗留。帶著女士贈送的披薩和無酒精啤酒趕去會合，友人們也收到了出租車司機給的櫻桃，都說要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遊客回雅典的五個小時車程吃吃喝喝解解悶。

我們怎麼會悶呢？才想到什麼美特歐拉的「羽化登仙」，這人間情味，還是聽徐志摩的話好了──「我再不想成仙，蓬萊不是我的份；我只要這地面，情願安分的做人。

2016年7月30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