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NTU

袁行霈教授墨寶

車子從Jalan Bahar 進入Nanyang Avenue，便是一片濃蔭。葱蓊茂密的熱帶雨林，彷彿走進王家衛導演的「阿飛正傳」尾聲。

幾分鐘後，才見到一隻向我們招手的獅子，歡迎我們進入校園。

幾乎所有知道我在這所大學執教的人，為初來乍到的我指點迷津，都會談起這所大學過去的歷史。

這令我十分驚訝與好奇。

我無法想像，有什麼台灣的出租車司機，會在我說要去「台大」時，聊起「台北帝大」的種種；他們只會問我：「台大？大學？還是醫院？」儘管「台大」(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和我執教的大學，都簡稱NTU。

而這所位於赤道邊緣的NTU，和她不完全對等的中文簡稱「南大」，卻富含了多少意義。

一天晚上，從鬧市回到當時居住的校園宿舍，出租車司機一聽我要去“NTU”，便閃著異樣的目光。我的經驗得知，一些司機不大樂意晚上進大學校園，一來除非乘客熟門熟路，否則偌大的校園很容易像個黑洞，把陌生人吸進去摸不到出口。再來，乘客七轉八拐抵達目的地後，司機自己可能反而好個片刻半晌在樹林間兜旋，回不了「民間」。

我告訴他，進入校區後絕不會讓他迷路，接著便保持沈默，以免惹來這位司機阿伯的不快。

「阿飛正傳」的鏡頭開始轉進，他的背脊竟然微微顫抖起來。自言自語地唸著：「這所大學，當初蓋的時候，我也有份的…。」

我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又聽見他說：「現在變成這個樣子了…。」

我還是保持沈默。雖然隱約曉得了。

付車資時，我刻意避免注視他，匆匆推門而出。

那時，我還在猶豫要不要回台灣。「南大」，這個圖騰似的名字，太深遠，連我這個外地人都被籠罩了。

抱著「也許以後不會特地再來」的心理，我想和家人把島國和周邊著名景點遊一通。於是去了馬六甲。

在鄭和紀念館，「南大」的圖騰又再次撞擊了我。

等著看介紹鄭和下西洋的偶戲表演，工作人員聽我向孩子講鄭和故事，也湊上前來。她是一位中年婦人。

我見她在「旁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感覺上，她應該才算「專家」，我就打住了。

「妳講得很好！還沒講完呢！」她朝我笑著說。

我還沒接腔，她又說：「妳怎麼懂那麼多？妳是老師嗎？」

我只好照實回答：「我是南大中文系的老師。」

「『那個』南大？」她把「那個」兩個字講得特別響亮。

「就是『那個』南大？」她又再「喊」了一次。

這時，其他等著看偶戲表演的遊客紛紛轉過頭來。

「嗯。」我發現眾人的「矚目」，低聲應著。

她繼續高聲問道：「『那個』南大有中文系了呀？」

「嗯。」我還是別太惹人嫌好了。(要不要趕快帶孩子離開？)

「我要叫我女兒去唸！」她斬釘截鐵地說。

「那個南大」究竟怎樣？中文系有什麼內容？這位母親像個對「品牌」忠實的顧客，毫無疑慮。

在「南洋」的歷史和地理語境之外，「南大」又代表什麼呢？

一次學術會議後的晚餐，同桌學者各自談起了「我們南大」。

「我們南大」天南地北，有百年歷史的「南京大學」、天津的「南開大學」、日本名古屋的「南山大學」，以及我。

四個「南大」，三個國家。我們還數著世界其他也簡稱「南大」的學校，笑著說：「南大」比「北大」、「東大」都「族群繁盛」、「幅員廣袤」─好像沒聽說過「西大」？

話雖如此，「我的南大」中文系最早聯合聘請的教授，還是北京大學的袁行霈老師。袁老師為第一和二屆的同學講授「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課餘常和師母在面朝運動場，涼風習習的宿舍練書法。適逢中文系十年慶，我請中文系的國際顧問團教授們賜下勉勵與祝福的話語。袁老師從北京寄來墨寶「止於至善」四個大字，在9月1日於南大中文圖書館展出的「南大中文系十年慶暨駐校作家(蘇童)特展」裡，繼續教誨著我們。

(2014年9月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八年後的回答

辦公室窗外

八年前，我無意間朝她的心湖扔進了一顆石子。八年後，漣漪緩緩泛升，一朵出水芙蓉。

2006年8月，我初次登上南大的講台，為中文系第一屆的同學講授唐詩。二年級的他們，褪去了新鮮人的青澀，睜著求知若渴的眼睛，望著我這個陌生人。

既然是唐詩課，我們來「開宗明義」，談談什麼是「詩」吧。

什麼是「詩」？

學生們害羞地低下了頭，全場靜默。

那麼，我來看看誰能回答我。

我打開選課名單，班上有兩位同學的名字裡，有「詩」這個字。

我請她們先後回答。其中一位很俏皮地說：「詩是我個人的襯托。」我說：「敢情妳就是一首詩呀！」笑聲打破了我們彼此間的距離。

八年後，這位已經取得碩士學位，進入職場的同學，用一本詩集回應我。她說始終還在想著：「詩是什麼？」覺得當時的回答太輕率，用她的話說，就是「好廢！」

那一顆沈澱在她心湖底的石子時而翻滾著，她用寫詩來反覆思索。捧著她的詩集稿本《我走在我之上》，讀著她手寫的文字：「謹以此小小詩集作為母系成立十周年及父母紅寶石婚紀念的小小賀禮」，我的心湖也漾起了記憶的波光。

是的，記憶。那天的課堂，我說詩是「記憶」；詩是「技藝」─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記憶，能夠用文字書寫且富有情思，靠的不只是天才，還要「技藝」。我用孫燕姿唱的「眼淚成詩」當例子，告訴同學們「傷口化作玫瑰」才是詩─傷口結痂了，殘餘了疤痕，那是提醒我們的「記憶」。傷口不能化成玫瑰，疤痕也只是疤痕而已。歌詞裡還有「字不醉人人自醉」，這裡的「人」，是詩人，也是讀者。人人未必都能成詩人，但人人都可以當讀者，文章千古事，我們和千年前的唐人以詩相遇。

學生要求我為詩集寫序，我學著她的俏皮，說：「一言難盡哪！」

她說：「老師就寫『一言難盡』四個大字給我好啦！」

的確是一言難盡。用專業的評論來分析這本詩集固然不成問題，我並不願這麼做。對於我，這本詩集是個禮物，重在情意，而非物質內容，我不想客觀對待她。我的「一言難盡」，是她讓我回顧了八年前來到南洋執教的初衷。

我曾經給當年的院長和系上同仁發過一封電郵，談自己決定離開台灣工作崗位的心情，起首寫著：

「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有的人留下的是珠璣；有的人留下的是垃圾。

而我，能留下什麼呢？」

原本的一年教學計畫，在最後一節課同學們的淚光中動搖了。同學們對我說：「老師妳能不能不要走？至少，看著我們第一屆畢業。」

「台灣的學術單位不缺我一位研究人員，如果南洋的華文教育需要我，我願意付出。」本著這樣的信念，我留下了。看著第一屆到今年第六屆的學生畢業，算算有六百多位了。

生活位置座標的轉移，使我張望的方向隨之變化。我視覺經驗裡的「亞洲」，從過去較多接觸的東北亞，拓展到了東南亞，以中國為亞洲文化核心的想法，逐漸加入印度和伊斯蘭文明的元素。反觀我的家鄉台灣，竟然發現：我一直以為台灣屬於「東北亞」，和日本及韓國一系；在別人的眼光中，台灣是位處「東南亞」的。而有趣的是，台灣人一般想到的「東南亞」卻是泰國。

這些觀念落差讓我試著「歸零」，重新學習和認識自己，想著我能留下什麼給南洋？答案現在也許還言之過早。

辦公室面對窗外，就是南洋大學的歷史標誌，陳六使、林語堂、潘受、凌叔華、蘇雪林、王叔珉…多少前輩曾經出入這幢建築，《我走在我之上》的作者也在那裡工作。我不能寫一篇嚴謹的詩集序文，我的「一言難盡」，在面對這幢建築時，有沈重的責任；也有歡快的期許。

 (2014年8月2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文章)

同學愛

2014年8月5日，第6屆畢業生和第10屆新生合影(梁博淵攝影)

為歡迎南大中文系第十屆新鮮人，我寫下了這樣的祝語：      
同學少年皆俊彥 
青春作伴樂遊研

意思很簡單，就像我小學一年級的國語課本裡講的：「我們一同讀書，也一同遊戲。」大學老師的本領，難道就是把小學生都懂的簡單的話變得複雜，掉一點兒書袋，加一些文縐縐的詞兒，搞得煞有介事？

說是，也不是。

一個人成年了，多少會對兒時聽來的「教誨」產生懷疑，甚至反感。「大人」總是從利於自身的角度要求小孩子循規蹈矩，省得惹麻煩，因為大人們很清楚，和諧社會的秩序感很重要。「我們一同讀書，也一同遊戲」不是訓詞，只是描述「同學」的狀態，老師通常都會在課文後面口頭加上一句：「所以我們要相親相愛。」

「相親相愛」就是不要吵架、不要打架，是維持兒童和諧社會的秩序。把「相親相愛」的觀念說給大學生聽，學生們笑了，我猜，他們心裡想：「老師把我們當小孩子嗎？」

我說的是：「發揮同學愛。」每一屆的學生都笑，把這句話收錄在「衣語錄」，2013年的第五屆畢業生還衝著這句話，頒給我「最有愛」老師的獎狀。我欣然接受，在課業繁重的講堂上無法好好解釋什麼是「同學愛」，大家如果以為「發揮同學愛」就是「我們一同讀書，也一同遊戲，因此我們要相親相愛」，這當然沒有誤解，不過，大學生的「同學」、大學生的「同學愛」其實別有深義的。

在一般的求學過程裡，只有到了學有專精、分科別系的大學(或理工學院)，我們的「同學」，才是志趣相近的「同道」，也就是志同道合的學習伙伴。由於抉擇了基本的學科類型，吸取了共同的專門知識，我們的未來，也可能從而走向同一目標，成為「同行」。

現代人喜歡講「人脈」，把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友善關係應用在功利方面。有人說，大學時代建立的人脈，就是未來在社會發展的基礎。站在「用」的立場，人脈好像多多益善，愈廣愈佳，這樣「四海之內皆兄弟」，無往不利。再想一想，時下的網絡交友工具，已經能讓我們相識滿天下了，我們為何還要強調「同學」？

把「同學」做為「朋友」的前提，其實是認識真正的自己。了解自我的個性和價值觀，才能幫助我們知道怎樣的「同學」可以成為「朋友」；怎樣的「朋友」，可以成為「知己」。雖然不分日常生活，或是虛擬世界，我們都可能尋求得到知己，「同學」的可貴，是我們擁有共同的真實社會身份，它標誌著人生競爭過程中，我們被篩選出來，並排在下一輪的起跑點上。

互助合作的「同學愛」能夠激勵彼此展現潛能，分享與分擔成長的心情與滋味。相濡以沫的「同學愛」，十年來也成就了幾對相偕終身的佳偶。我常說：「幸福快樂不是蛋糕，分一塊給同學，自己並不會少吃一塊。」由「同學愛」進展到「夫妻情」的人，相信更有體會。

今年南大共九千多位應屆畢業生，畢業典禮共分二十場進行。在第一場畢業典禮尾聲，代表致辭的畢業生談到大學四年級的「畢業製作」(Final Year Project，簡稱FYP) ，他將FYP戲稱為“Find Your Partner”，我不覺莞爾，這就是大學期間的重要「功課」之一呀。

非常巧合且無前例的，今年中文系的畢業典禮和迎新會剛好都在8月5日，送舊迎新，好不熱鬧。上午我對新生說：「各位和南大相連的歷史，就從今天開始。」下午我代表中文系老師宣讀頒授學位名單，見他們一一上台領證書，臉上充滿了榮耀。

在歷史建築華裔館前，我們留下了紀念合影，老師們被新生和畢業生圍繞，一幅「承先啟後」的畫面。

也許今年的新鮮人聽了我再說：「發揮同學愛」，還是會吃吃地笑，但這是我衷心的期盼與祈願。在雲南園的未來歲月，你們會破解我的祝語，原來就是杜甫的兩句詩：「同學少年多不賤」和「青春作伴好還鄉」，望你們結伴同行，在中華文化的心靈原鄉。　

(2014年8月9日，新加坡49歲生日，《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有些書不是拿來讀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圖書館藏武英殿版《康熙字典》

去年在韓國研修，尋訪了首爾幾家舊書店。沒有特別要找的書，只是隨性看看，注意到一個現象──每家舊書店都堆滿了各種字典和辭典。

字典和辭典被當成工具書，除非刻意翻閱，或是發心背誦，很少人會逐頁地讀吧。字典和辭典也要「與時俱進」，每隔數年，便有更新的版本問世。這些被賣到舊書店的工具書，應該不是因為原主人汰舊換新，而是電子數據和網絡提供便利的查詢方式，取代了厚沈沈的紙書。

我問舊書店的主人：「這時代還有人買舊的字典和辭典嗎？」

店主人笑了笑，說：「有啊！為了懷念。」

當一件物品的實際功能被淡化或消失後，讓它繼續留存於世間的，是超越物質的精神意義。因為那裡面有人的因素，而所有的人的生命過程，都是不可取代的。

我的研究工作，使我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動輒千年以上歷史的文物。清代學者翁方綱形容他收藏的，南宋施元之、施宿父子以及顧禧合註的蘇東坡詩集，說：「神光佇盼」。我真喜歡這四個字，「神光」就是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說的，藝術品的 “aura”，有人翻譯成「靈韻」。「神」和「靈」，聽起來挺玄乎，再想想，有些文物歷經火患水災之劫而不亡，豈不玄哉！

數年前籌辦潘受先生百年紀念研討會時，在華僑中學布置展覽，無意間推開了圖書館的一扇門，看見裡面竟然有一些線裝書。真的剎時被觸動了─怎樣的中學，會有這些古籍呢？回頭想想，我們的大學圖書館還很年輕，恐怕古籍遠不如中學。

南大中文圖書館也是那次活動的展場之一，我告訴一同備展的圖書館阮陽主任我在華僑中學的驚鴻一瞥，阮主任說：「我們也有善本書的，將近三百年前的《康熙字典》。」

我半信半疑，《康熙字典》從1716年刊印以來，有不少重刻和補編本，「明版《康熙字典》」更是古董界的老笑話。我並非輕視阮主任的鑑別能力，而是好奇，是哪位善心人士把這件寶物捐獻出來呢？

北京大學安平秋教授是中國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委員會主任，主持世界漢籍典藏的調研項目，將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的珍貴宋元版漢籍影印出版，貢獻鉅大。得知安教授將帶領工作團隊到新加坡考察，我的第一個念頭是：「日本皇家的書都翻過了，新加坡有什麼能入眼呢？」我從日本給阮陽主任打了電話，請安教授看看我們的《康熙字典》吧。

企業家任九皋先生捐贈的《康熙字典》，果然從避皇帝名諱可證明是武英殿版，官刻祖本！慶祝中文系成立十周年的國際漢學研討會，舉辦「學與思：國際漢學家簽名本暨善本書特展」，特別將圖書館的鎮館之寶《康熙字典》呈現觀眾面前，為此，我也做了些功課，稍稍研究了一下這部書。

正如北京大學顧歆藝教授形容的，這部書「開本闊大，行格疏朗，印紙瑩潔，裝幀考究。字體爲仿宋字，舒展圓秀。」至於書的身世，可以考察藏書印。

在〈御製康熙字典序〉那一頁，我仔細判讀了兩枚藏書鈐印，「道鎔近號寄翁」和「任援行印」，就是任道鎔(1823-1906)和任援道(1890-1980)的印章。

任道鎔、任援道和任九皋都是江蘇宜興人。任道鎔平定捻軍，治河有功，還與李鴻章結為兒女親家。任道鎔的族姪任鳳苞（1876-1953）是銀行家和藏書家，任九皋的父親曾在任鳳苞主掌的交通銀行天津分行任職。任援道是任鳳苞的族姪，任九皋的岳父，在任九皋的自傳《一千兩金》中，稱他為「友安將軍」。1948年，曾經任職汪精衛政府的任援道移居香港，為生計從商，這部《康熙字典》從此離開大陸。

也就是說，這部書是任九皋先生妻家的，任先生四歲喪父，自家沒有什麼產業和收藏。

搞糊塗了嗎？圍繞在這部《康熙字典》的人物脈絡。沒關係，總之，有些書不是拿來讀的，是拿來懷念、拿來感受的。8月15日之前，你也來南大中文圖書館體驗看看，有沒有「神光佇盼」。

(2014年7月2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

我的博導是院士

2010年從新加坡專程飛回台北，慶賀曾永義老師七十大壽

2013年與石守謙老師及研究團隊赴日本考察，攝於福岡

衣若芬有兩個老師，一位是院士；另一位也是院士。」─7月4日晚上，友人發了一封這樣內容的電郵給我。

一個研究生能得到一位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的悉心關照已經是萬幸，老天眷顧，我擁有兩倍的「萬幸」，兩位博導都為我指點迷津，使我在「摸著石頭過河」的研究過程中不致於踏空。兩位博導近年先後當選學術界最高榮耀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實至名歸，弟子我也沾了餘光。

20多年前，文學與圖像的跨學科研究還是個嶄新的領域。撰寫碩士論文《鄭板橋題畫文學研究》時，曾永義教授便鼓勵我披荊斬棘，大膽開拓。曾老師在戲曲及民俗學方面的創研之功，有目共睹。我拜於「曾門」，老師並不限制我的研究興趣。承蒙老師的廣闊胸懷，任我發展，在我提交論文，開始鬆散之際，要求我報考博士班，繼續深造。

並非「師命難違」，而是想給自己的未來一個嘗試的機會，我硬著頭皮準備筆試和研究計畫口試，僥倖錄取。攻讀博士課程期間，曾老師認為我需要藝術史學科的指導教授，以充分實踐文學與圖像的雙向研究。我向石守謙教授請益，那時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還沒有開設博士班，我便成為石老師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曾門」與「石門」的氣氛不同，兩位老師的性格也迥然。文學和歷史的研究方法差異，我時而徘徊困惑；時而執兩用中，既然選了比別人難走的路，只有下加倍的功夫，讀加倍的書。

台大中文系以「好酒」著名，1980年代末，孔德成、臺靜農諸位先生還在世；林文月、周富美幾位女老師的酒量不遜鬚眉。曾永義老師自封「酒黨黨魁」，強調「黨」字是簡體的「党」─「尚『人』不尚『黑』」。我們師生聚會，曾老師總叫我們「徒兒」，稱女弟子的丈夫「徒夫」。老師常說，要「人間愉快」，愉快地生活、工作。我的一點酒量，算是在餐敘時敬陪末座累積成的吧。曾老師喝酒，即使醺醺然，也從不耽誤正事，第二天清晨還是早起讀書寫作，數十部學術專著和十多本散文集，證明了老師努力的成果，是徒兒的學習典範。

曾老師「飛揚跋扈酒杯中」，灑脫豪邁而不失俠骨柔情。他會為英年早逝的晚輩同事在電話那頭飲泣，也會興致勃勃地要乘坐我的「小綿羊」50CC摩托車！

那天在老師家討論論文後，正要告辭，老師說要去學校，我打算為老師招計程車，老師竟然說不必，我載他去就好。

我可嚇壞了。大塊頭的老師敢坐，我不敢載呢。沒想到老師對我的騎車技術那麼信任，從長興街到台大，我危危顫顫地騎，花了雙倍的時間，手心都流汗了。

嚴謹和藹的石守謙教授是我遇過最愛教學的老師。石老師的研究討論課很少中間休息，更從未「準時下課」。我常想，老師怎麼總是氣定神閒，不喝水、不上洗手間呢？進入石老師的課堂，像是與世隔絕的桃花源，繽紛多彩的盡是學問與思辨。即使大地震來襲，老師也穩坐不亂，等動靜平復後，又繼續討論。老師擔任行政要職，仍堅持教學，晚間上課，不知午夜已至，地鐵巴士之既絕，學生家長還在門外等候著愛女。

「中央研究院院士」不分地域國籍，推崇的是對學術的貢獻，在新加坡也有「中央研究院院士」，例如王賡武教授。

做為院士的學生，唯有用功，以不負師恩。

為慶祝南大中文系成立十年，我主辦了「學與思：國際漢學研討會」，會議邀請曾永義教授擔任主題演講貴賓，適逢曾老師榮膺院士後的第一場演說，意義非凡，歡迎大家共同聆聽。詳情請上南大中文系網頁查詢。

(2014年7月1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上善若水」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