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秋千

聽梁文福的音樂專輯「華月心謠」，有如在月光下盪秋千，清風徐來，花影搖曳。隨著旋律，思緒飄向遠方，無邊無際。

《樂記》說：「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文福的藝術創作，無論是文學、歌謠，還是音樂劇，都展現了他「感物」的心聲和華彩。「言之有物」很尋常，難得的是「恰到好處」，不沈重，也不輕浮。

說這張音樂專輯「言之有物」好像有點不對。玖健製作，16首耳熟能詳的文福創作歌曲，由郭勇德指揮，年輕的新加坡華樂團體「鼎藝團」演奏，是一張演奏版的新謠精選集。沒有主唱，不用歌詞，純然的「無言」音樂，把本來文字賦予的歌曲意義，轉化為樂器詮釋音符，使聽者從關注「人聲」，到享受「樂音」。

從「人聲」之美，到「樂音」之情，並不只是抽離歌詞，改編成演奏曲調，讓我們換一種聆賞方式而已。在卡拉OK，我們也處在「歌詞瘖禁」的情況，可是很少人會安安靜靜聽著「配樂」，我們急著唱出歌詞，去「填補」那瘖禁的尷尬，不然就乾脆切換掉那首不熟悉的歌曲。作為陪襯的「配樂」，是抒情或敘事的背景，背景之前，才是主題；沒有文字說明主題，抒情和敘事就不完整。

「華月心謠」裡不依靠文字來說明主題，音樂就是主題；音樂就是抒情或敘事的完整呈現。像禪宗的「不立文字」，「華月心謠」是以樂傳心，以樂傳「感物」的內涵。

研究文學和美術，我的日常生活裡習慣借助語言文字和視覺形象，古典音樂本來沒有歌詞，對我不構成詮釋的困難。抽離歌詞的「華月心謠」，總使我忍不住想跟著哼唱，偏偏不能記得全歌詞，覺得自己面臨「失敗的卡拉OK」的窘境。好幾次，想徹底找出每一首歌的歌詞，沒有歌詞，我不能掌握每一支樂曲。

為何我會產生這種「詮釋的焦慮」呢？我反覆聽著「華月心謠」，逐漸明白自己對語言文字和視覺形象的依賴，已經影響了我的聽覺想像。「華月心謠」不是卡拉OK的伴唱配樂，即使我不能記得全歌詞，一點也不能阻礙我對它的欣賞和喜愛，甚至，我不願被歌詞「引導」我，只想單純聽著、聽著，任音樂帶我去意想不到的時空。

那意想不到的時空，在華樂的縈迴中，可以是很「文化的中國」。不受歷史、地理和政治、社會的圈限，源源不絕汲取古今的文化養分，再成長為創新的作品，回饋於當下。

稱為「文化創意產業」，或是「文化經濟」，文化的「商品化」是世界必然的趨勢。「新謠」加上「華樂」，我想是很巧妙的結合──「(中)華」的音樂傳統，融會「新(加坡)」的地方經驗。用Allen J. Scott在《城市文化經濟學》裡指出的：消費的產品與服務，滲透著「審美屬性」和「文化屬性」。「華樂」的審美和「新謠」的文化，正是合宜傳播於大眾的藝術化商品，也是回應市場需求的有力之作。

在月光下盪秋千，在華樂裡聽新謠，我紛紛擾擾的2011年，如此休止，萬慮澄明。

(2011年12月1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美人燈

我好多好多年沒見到明瑜。
也不記得最後一次是在哪裡見到她。
到新加坡工作後，每次回台灣總是來去匆匆。陸陸續續聽到她患病的消息，知道她力抗病魔，遠赴美國治療。知道她稍微有起色，回到台北靜養。關心明瑜的病情，成為老朋友之間的話題。
我卻不曾去探望她。
我知道明瑜堅強面對身體的磨難，我擔心的是自己看見她受苦的模樣會太脆弱，反而讓她難堪。
唯有默默的遙祝。
唸大學時，明瑜是我的學姐，她的那一屆有好幾位氣質出眾，長髮飄逸，裙裾翩翩的女孩，讓人眼睛為之一亮，讚嘆：「果然是中文系的！」
到了研究所碩士班，才和明瑜熟識，曉得她不只外表古典，內在也富含詩情。我的第一本小說集《踏花歸去》，明瑜寫了書評，名為〈踏花歸去香塵裡〉，其中對我的厚愛，想來慚愧。我自命為「寫作人」的青澀期許，也辜負了明瑜的欣賞。
其實，明瑜的快筆是我望塵莫及的。她可以攤開稿紙就千言萬語，好像那些內容信手拈來全不費工夫。即使是學術文章，她也能文思泉湧，讓我驚訝她的記憶力和組織力。
明瑜和我都為廣播電台寫過文稿，更勝於我的是，她還親自主持節目。我做為來賓，見識過她遊刃有餘地操作機械；訪談過程中的音樂配置，全是她的設計，「三頭六臂」的本領，也是她才華的展現。
有一段期間，明瑜突然以短髮造型出現，宛如民國初年的女大學生。我和其他朋友觀察她好一陣子，才曉得那是她調皮的「變髮」──她把長髮折進腦後根，再隱藏夾起來固定，衣領遮掩，乍看之下，真像是剪了短髮。她能「矇混」住我們，頗為得意；我們平淡無奇的生活，因此有了些許新鮮。
不過明瑜也有不擅長的事，她被父母呵護寵愛，不太熟練日常生活的「鄙事」。她削瘦白皙的手腕，有一次因為要打開瓦斯桶而扭傷，我聽她敘述了半晌，告訴她：「我猜妳轉錯了開關的方向。」
嬌貴又多才多藝，我說：「妳就像《紅樓夢》裡鳳姐說黛玉是個『美人燈』一樣。」明瑜沒有生氣，也不在乎那「美人燈」會「風吹吹就壞了」。
而今，「美人燈」熄了。
好久好久沒有見到明瑜，她的離世，對我仍彷彿是出門遠行。
也許，在某一個我們不知道的空間，重新燃起她的美人燈。

看得出來

研究藝術史，博物館、美術館和藝廊的各種展覽會是我們「做功課」的地方。
碰到特別展示、作品初次公開的盛會，經常和四面八方來的同道友人天涯相遇。
寒暄不過三兩句，心照不宣，趕緊再埋首觀看作品，畢竟機會難得，一睹為快。酒逢知己？等展覽會熄燈，被館員請出去再來痛快。
研究藝術史其實並不那麼「藝術」，也不那麼「審美」，反而更接近技術層面的操演、要具備記憶與歸納整理、排列組織的功夫。尤為切實的，是眼力。和演藝明星靠「祖師爺賞飯吃」一樣，我以為有些藝術史的研究者也有「老天爺賞飯吃」的本事。
頭湊著頭，詳細觀看作品，不免也竊竊交換意見。聽到高明之處，我總把迷惘的目光轉向對方：「你怎麼判斷的？」
「看得出來。」對方的回答讓我啞口無言。
愈簡單，愈玄妙。好一番悟性。
我是在「雲深不知處」？還是要「只緣身在此山中」？
研究者的銳眼的確解決了不少疑案。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北宋「谿山行旅圖」貴為鎮院之寶，但是始終畫家不詳，直到1958年被李霖燦先生發現畫面的右下角有「范寬」二字的簽名，才真相大白。
好幾次我蹲跪著努力要找出芭蕉葉裡隱約的「范寬」落款，隔著玻璃，睜大了眼，甚至拿著微距望遠鏡搜尋，都不見得每次能看得到。
除了肉眼觀察，累積經驗，拜科技進步之賜，用紅外線照射繪畫，能夠顯現畫作的紙絹肌理、筆墨層次和修補痕跡；碳14則運用於考古和陶瓷器鑑定。
傅申教授的大著《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還採納了醫學臨床診斷學和刑事鑑識學的檢驗方式，判別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唐代書法家懷素的〈自敘帖〉並非摹本。傅申教授可以自信地說：「看得出來。」
近來，電腦影像處理技術廣泛運用於藝術史的研究和教學。過去看幻燈片，往往一堂課要安排好幾盒的幻燈片，反覆單張放映作品的許多細節，課前安排，課後收拾，頗為費勁。如今只要打開電腦，接上投影機，把影像檔案取出，便得以調整觀看的比例和局部放大。
十多年前我開始用掃瞄器製作圖象檔，探討作品細部時在電腦上觀察。不過一般儀器的掃瞄解析度畢竟有限，極度放大圖象後出現的粒子彷彿馬賽克，效果不佳。
讀者之中，可有和我一樣，在2002年11月30日到2003年1月6日期間，為了親睹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真面目，在上海博物館外冒雨排著長隊？短短38天，博物館總共湧進了23萬人次，盛況空前。
被保安人員催促著瀏覽行經「清明上河圖」，大多數的觀眾都不免失望─「看不清楚」。數小時的等候，幾分鐘的過眼，只看到黑悠悠的一幅長卷。
不想花旅費和時間的朋友說：「不如看畫冊。」
那是的。拍攝印刷出的畫冊比真蹟清楚得多。
然而，假如大家都只看畫冊，美術館怎樣吸引觀眾呢？
結合電腦影像處理技術於美術館展示，是我在韓國首爾Leeum三星美術館的新鮮觀覽體驗。
Leeum三星美術館以高解析度處理畫作，製成電腦檔案，觀眾在欣賞長卷時，展櫃前方有可觸控的螢幕，點擊拖曳螢幕上的圖象，能夠左右移動畫面；還能選取局部，擴大畫面，以觀看作品細節。觀眾移動和放大的影像，投射在展櫃上方的牆面大螢幕，比畫冊還清楚，而且清楚得令人驚奇。
不愧是和蘋果互別苗頭的三星電子！
一面觀察原作，一面玩遊戲似的觸控螢幕，這科學再現圖象的技術真了不得，若是五十多年前就發明了這玩意兒，李霖燦先生的獨具慧眼可就不足為奇。鑑定檢驗和比對類似作品的藝術史教學研究方法、美術館展示作品的親切度，都被科技實現了。
如果我所研究的作品都能經這般處理，以後我也能自豪地對那些「老天爺賞飯吃」的「銳眼」說：「看得出來。」
我的好一番悟性，將不再是「雲深不知處」，而是瀟灑在「雲端」(cloud system)了。

(2011年11月19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屠妖

憂心悄悄
狂張群魔
暗夜流火
明月松濤


～2011年生日

孫中山．雙眼皮

這是我第一次直呼他的「名諱」。過去，我被教育成尊稱他「國父」、「孫中山先生」。書寫時，在尊稱之前要空一格；口述時，要雙腿併攏，立正站好。他是「民族英雄」、「開國偉人」。

雖然我從來不曾崇拜過偶像。

並不是我自視甚高，以為世上沒有人值得當我的偶像。政治人物、文史大師、演藝明星，所有被人嘖嘖頌詠的「可歌可泣」事蹟、才華橫溢的作品、光彩炫人的表演……合乎這些偶像條件的人比比皆是，然而，都距離我非常遙遠。

做為一個遠觀者、瞻仰者，那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物，畢竟對我缺少了真實感。

何況，在我求學階段，他已經化成一座銅像，站在校門口讓我們遠觀和瞻仰，接受我們每個學生的舉手禮。

我讀的女子中學以他命名，理所當然奉行他的理念精神。即使我始終除了為了考試背誦，不能全部明白其中的諄諄教誨、微言大義。

每天早晨，一進校門，必須在他的銅像前停步、立正，行舉手禮，再各自走進教室。有時候趕在早自習的鐘聲響起前，匆匆跑進學校，邊跑邊行舉手禮，便會被軍訓教官叫住，要求重新回來，端端正正完成這一日之始的儀式。

有一天，我又被斥責，要我「好好向 國父敬禮」，眼看我就要被班長登記遲到，我乖乖回到他面前，口裡不情願地發牢騷：「只是座銅像…」

軍訓教官大吼：「妳說什麼！？」

我趕緊閉嘴。收歛態度，直挺挺地敬了禮。等教官說：「禮畢！」我才拔腿「逃離現場」。

回家吃晚飯時，無意間提及這事，父親極為嚴肅地說：「幸好妳的教官沒把妳怎麼樣…。」

在大家都埋首為考進大學苦讀時，被選為畢業生聯合會主席的我，日以繼夜投入畢業紀念冊的編輯和印製工作，在教室外的時間比上課還多。關愛我的老師都勸我別當「烈士」──「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說的是啊！可是老師，「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呢？歷來畢業生聯合會主席為主編畢業紀念冊、籌辦畢業典禮，以致於淪為重考的「高四生」，已經司空見慣了。

為了畢業紀念冊裡校景回顧的專頁，我突發奇想──「何不拍攝禮堂的夜景？」

大部分的同學都沒感受過夜間的校園，尤其那標誌性美輪美奐的建築，在夜色籠罩中，別有風采。

印刷廠的老闆對這個點子很激賞，自告奮勇當攝影師。我稟報校方，獲得批准，就等老天作美，給我一個乾淨明澈的夜空。

拍攝前，我把禮堂外的投射燈全打開，和印刷廠老闆從黃昏開始拍照。在那個沒有數位相機的時代，我們拍的是幻燈片。說是「瘋狂謀殺底片」，不計成本地「大出血」，只想留下一千多個日子裡最美的瞬間。

兩人拍得不亦樂乎，直到消耗光所有的底片，該「收工」了。

等我走進禮堂，興奮感漸漸消褪──建築裡只有戶外投射燈折回的稀微光線。

我摸黑穿過走道，經過數百個座位，手腳並用爬上舞台，撥開厚沈沈的絲絨落地長幔──有一對眼睛正瞪著我！
他留著八字鬍鬚，抿著似笑非笑的嘴，好深好深的雙眼皮…

通常他的相片被高懸在舞台背景上，那晚，不知為何，他被矗立在布幕後的地板上。

雖然在課本、在各種公共場合，甚至在鈔票上都能看到他，我可從來沒發現，他有好深好深的雙眼皮。

而且，我也才注意到，這是一張好大好大的「遺照」。

他的眼神，彷彿要說什麼我聽不懂的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我反射似的，要把手舉起來，立正站好…。


辛亥革命百年，記我和孫中山的首度「正眼相見」。

正視他，才曉得「敬畏」有時源於「不明究理」。真相，有時簡單得讓自己覺得可笑。

百年後，革命成功了嗎？

(2011年10月16日，新加坡「聯合早報」)